解读中国人的“年关”压力

解读中国人的“年关”压力（精选4篇）

篇1：解读中国人的“年关”压力

每年的第一个月，元旦、春节接踵而来，节日本是亲朋团聚、休闲放松的好日子，可是从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中国人的“年关”压力普遍存在。

不只是欠债人要过“年关”，其实全社会都要过“年关”，只不过大家对“年关”压力有点儿视而不见。让我们先看看事实：

每年春节前后，都有上亿人口的大流动，这种大流动对流动者本人和周围有关联的人们，以及交通、社会管理乃至国家决策机构都构成了巨大压力，这是举家团聚、举国大流动带来的社会性压力。

每年春节前后，公安机关和媒体都会提醒公众注意加强人身财产安全保护措施，这是过年让全体人民都能感受到的安全压力。

为了过节我们还要做很多准备，这些准备也是压力。例如，人们要购买车票、船票或机票，要筹备回家的资金;打工族不知道能不能按时拿到辛劳一年的血汗钱，担心年后能否回到现单位工作;节日使那些没有男友或女友的大龄青年面临尴尬，网上曾有人出钱“租”男友或女友回家过年……

上述种种“应激源”都来源于过节，从这个角度讲，“年关”压力是一种客观存在。

面对应激源或应激事件，大家都会对其进行认知评价，同时会出现情绪反应、生理反应和行为反应。应激反应一般分三个阶段：一、警戒反应期，体内的防御能力被唤起，或者准备“战斗”，或者准备“逃避”。二、抵抗期，进一步适应应激事件，对应激源的抵抗增强，应激反应可能到此结束。三、衰竭期，如果长久持续的无法从压力中走出来，就可能出现过度的、不适当的行为反应。

应激反应会不会在第二阶段顺利结束，关键在于对压力的评价或觉察。这种评价或觉察可以是双重的，第一步，可以认识到应激事件与自己不相干或认识到对自己有积极意义，这就不会出现不利的应激反应。也可能认为会对自己带来损害或损失，这时进入第二步认知，即对应激的潜在对策和自己应对手段的认知，

若对自己的应对手段充满信心，就不会体验到应激。如果自认倒霉，降低期望值，绕道开溜，应激反应的程度也会相应减轻，有可能避免进入衰竭期。这样的认知评价，有利于对信息的正确评价及应对能力的发挥，属于积极的应激反应。相反，将会妨碍正确判断及积极应对的选择，会出现过度唤醒，过度的情绪唤起或低落，认知能力降低，自我概念模糊，进入消极的应激反应，这对己、对人、对社会都是不利的。

有效化解压力是良好适应的表现，而良好的适应是从正确或恰当的认知评价开始的。有学者提出了情绪指数公式：

情绪指数=现实实现数÷内心期望值

情绪指数越大越理想，例如你希望考100分，实际考了60分，那你的情绪指数是0.6;如果你希望考60分，结果考了60分，你的情绪指数是1;如果你希望考60分，结果考了100分，那你的情绪指数是1.67。主动降低期望值，可以有效减少情绪紧张，有利于应对压力。

面对压力，明智的办法是降低内心期望值以提高自己的情绪指数，培养灵活应变的能力和乐观豁达的性格，在困境中逐步升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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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是一种感受。当你面对不能处理或可能破坏生活和谐的刺激事件时，便会感到不安，这种感受就是压力。那些让你感到不安的刺激事件被称为压力源，压力源可以来自自身，例如个人的心理困扰、心理冲突等。而更多的压力源来自外界，如重大生活事件，突发或灾难事件，日常生活困扰，社会事件。

感受到压力是一种身心过程，当你遇到压力源时，便会认知或觉察到威胁，随后出现焦虑反应或紧张情绪。这时的焦虑反应或紧张情绪可能在言行中表达出来，也可能暂时不表露。

人天生会设法化解压力，化解压力的过程就是适应的过程。适应就是改变自己或改变环境，以便与他人或周围环境关系协调。当自己的需要得以满足，或困境得以摆脱，紧张情绪就会消除。需要强调的是，改变自己和改变环境的方法必须是社会认可的，否则必然引发新的，甚至更严重的压力。

压力并不总是坏事，适度的压力可以使我们保持恰当的应激状态，提升应付内外变化的能力。

篇2：检视中国企业的年关心情

2005年中国企业运行如何？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44.4%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经营状况“良好”，42.6%认为“一般”，13%认为“不佳”，认为“良好”的比认为“不佳”的多31.4个百分点。但不同类型的企业景气状况呈现较大差异。

从不同规模看

大型企业好于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比认为“不佳”的多48.1个百分点。同比，中型企业为33.3个百分点，小型企业为22.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越是规模小的企业，在调控中的2005年里日子越艰难。

但我们也注意到：如果纵向比较，在经历了2004年宏观调控第一年的巨大冲击后，小企业利用自身灵活优势，在2005年适应、调整得更快，取得了比2004年要好的成绩，同比分别较2004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大企业次之（提高了2.6个百分比）。而中型企业或许因为既没有小企业的灵敏，也没有大企业的规模，因而在2005年显得相形见绌，比2004年更加恶化（又下降了2.8个百分点）。（见表1）

从不同经济类型看 今年的外资企业经营状况明显好于内资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比认为“不佳”的多42.4个百分点，比内资企业平均多10个百分点以上。

从不同行业看

采掘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在各行业中可谓双星闪耀（认为“良好”比认为“不佳”的分别多出高达68.3个百分点和52.3个百分点）。其中尤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迅速崛起值得人们关注，它或许预示着社会需求正在发生大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寻求利用外部专业资源来使得自身能够更加专注、效率能够更高，而不再追求自己拥有多方面的资源与能力。

与此相反，房地产企业当前经营状况“意料之中”地明显差于2004年，以上同比较2004年的结果分别少14.7个百分点（见表2）。另外，钢铁行业的同比也由2004年的52.6个百分点迅速滑落为目前的25.4个百分点。

从产销形势看

近半数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的生产（服务）量、销售量增加，比认为减少的分别多29和26.7个百分点，与2004年同期的调查结果大体相同，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见表3、4）。

从库存情况看 72.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库存“正常”，13.9%认为“高于正常水平”，13.8%认为“低于正常水平”，与2004年的情况基本相同（见表5）。

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在2005年的库存情况（认为高于正常的比低于正常的多9.1个百分点）相比其它类型企业是最高的，相对于2004年（同比为－6.3个百分点）出现了恶性逆转，而且相差了近15个百分点。

此时，我们再回溯以上生产和销售数据的同比会发现：相对2004年，上市公司中在2005年生产增长的比例比较稳定的情况下，销售增长的比例却在下滑（比2004年减少了近8个百分点）。从生产、销售、库存这三组关系密切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理应作为优秀企业代表的上市公司，从自身纵向发展看却存在隐忧。

而相对于2004年，另一对有趣的反差来自国企与私企。不论是生产、销售还是库存，国企同比均呈“萎缩”之势，而私企则正好相反。

从产品价格看

近四成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价格下跌，比认为价格上升的比重高14.2个百分点，明显高于2004年2.5个百分点的水平。这一方面反映市场竞争的激烈，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市场的需求并不乐观。

此外，我们注意到：越是面临充分市场竞争的企业，如东部企业（同比为－17.5个百分点，低于西部12.4个百分点）、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及外企，其降价的压力就越大（见表6）。从行业上看也是如此。如：IT业（认为降价的比认为涨价的高出57.2个百分点）、制造业（同比为20.9个百分点）。而越是垄断性产业则销售价格上升越明显，如：房地产（认为涨价的比认为降价的高出35.3个百分点）、各类能源供应业、采掘业。

从盈利情况看

在成本普遍上升、价格下跌面扩大的挤压下，企业今年的盈利情况受到一定的影响：接近一半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盈利“低于正常水平”，比认为“好于正常水平”的多40个百分点（见表7）。

其中，值得担忧的是：日益作为中国经济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今年盈利“低于正常”的比例都超过了半数，分别为54.3%和51.9%。看来，“扩张”与“盈利”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协调，仍是中小企业与私营企业需要加以思索的一大课题。

从现状满意程度看

45.3%的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现状表示“满意”；29.9%认为企业发展情况“一般”；24.8%表示“不满意”。表示“满意”的比表示“不满意”的多20个百分点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经济类型企业里，外资企业对自身的经营满意度最高（54.3%）、不满意度最低（17.9%）；而内资企业在满意度相近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不满意度（30.8%）要明显高于私营企业（20.5%）。可见，在普遍认为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冲击更大的情况下，机制僵化的国企的“痛苦指数”却要高于民企。

2006年中国企业前景怎样？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未来，33.9%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企业经营状况将“好转”，比认为“恶化”的多25.5个百分点。

从不同经济类型看

民营企业对未来预期更乐观一些，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29.8个百分点，这一数字比国企则多12.8个百分点。尤其是私营企业，对未来的乐观程度更高一些，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39.1个百分点（见表8）。

从不同行业看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及制造业中的食品、服装、化工、医药、橡胶、塑料、电子等行业的预期比较乐观，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30个百分点以上。

当前企业最关注哪些改革？

当请企业经营者提出当前最紧迫的三项改革时，2/3以上的企业经营者首选政府职能转变，表明企业经营者对政府职能转变在当前改革中的关键作用寄予很大期望。企业经营者认为其它几项紧迫的改革依次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37.5%）、金融体制改革（32%）、垄断性行业改革（30.9%）、财税体制改革（30.2%）、产权制度改革（25.7%）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25.3%）。（见表9）

与2004年调查结果相比，“垄断性行业改革”的紧迫性上升了10.7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经营者对打破垄断的迫切期待。从不同经济类型看，民营企业更关注“金融体制改革”，认为其具有紧迫性的比重近四成，比国有企业多24.5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则更关注“产权制度改革”，认为其具有紧迫性的比重高达42.3%，比民营企业多25.6个百分点。

篇3：中国高档年货年关惨淡

餐饮行业跌得最惨

“头茬草莓，每斤采摘价现在仅35元，还额外赠送新鲜西红柿”，北京市昌平区的农户高峰，对看着快要成熟却销量不佳的草莓，不仅将采摘价格一降再降，甚至推出了“买草莓送蔬菜”的优惠。

“去年春节前草莓70元一斤，都供不应求啊！”高峰对记者说，感叹着去年与今年草莓价格的“冰火两重天”。

和高峰有着同样烦恼的，还有农户李女士。她抱怨道：“以往的销售主要靠政府大规模团购，根本不用费心销路问题。4斤装的礼盒，装满一卡车就直接运走，精品‘红颜’（草莓的一个品种）轻轻松松就能卖到120元一斤。”

而如今，政治风气变了，越来越严的公款消费禁令，让高峰和李女士这样的草莓种植大户，遭遇到近年来从未有过的销售“寒冬”。

一纸通知，刹住的还有公款购买挂历之风。

浙江义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挂历、年画的集中生产地。当地一名台历加工厂老板龚女士对北京一家媒体的记者说：“往年这个时候正是销售旺季，今年的销量却出现暴跌，一片惨淡。”“银行的、政府机构的，都退了，中央的禁令引发了这个退单潮。”龚女士说，“许多台历、挂历都印着客户单位的抬头，退单之后，就成了一堆没人要的废纸。”

据当地媒体统计，“禁令”使得义乌的年画、挂历销量暴跌四成。

英国路透社评论称，中国政府反贪污浪费的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几乎所有靠公款支撑的消费行业，都受到打击。而这之中，受冲击最大的，是高档餐饮行业。

根据中国烹饪协会的统计，2013年的前3个季度，年营业额200万元以上的高档餐厅，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营收负增长。一些高端餐饮企业的营业额，同比下降七成以上。

“过分依赖公款消费，所以跌得很惨。”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高价酒水风光不再

据报道，高档酒类是中国政府廉政规定的另一个“受害者”，不论是“国”字头的白酒，还是“高富帅”的洋酒，都受到冲击。

在上海外高桥地区做酒类生意的王先生表示，原先占到销售额四成的公款订单现已基本终结。他说：“近期看不到好转迹象，我们已重新定位消费人群，调整销售渠道，改做中低档酒了”。

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酒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交际角色”。路透社指出，高价酒水、高档海产品等上等年货，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软贿赂”的方式。

而这两种“厚礼”，现在都遭遇逆势，价格不断下跌。质量上乘的鲍鱼和海参，市场售价只有去年的一半。

据报道，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大部分基层公务员的“额外好处”都在变少，习近平主席在治理官员贪污腐败上的努力，已初见成效。

2014年1月16日，胡润研究院在上海发布《2014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富豪平均消费比上一年下降15%；而在送礼方面的支出，竞比2012年大幅减少25%。

为何富豪在总消费量和送礼方面会有如此变化？胡润给出的原因中，就包括中国政府开展的反腐倡廉，以及大经济面的增长放缓。胡润称，中国政府遏制送礼的不正之风，导致如今许多中国富豪购买奢侈品只是为了自用，而非为了送礼。

“个别单位搞起变通”

报道称，虽然中央政令非常严苛，但有些单位在落实和执行的过程中，还是搞起了“变通”。

一名正忙于年关打点关系的企业经理对记者说：“虽然风声很紧，但我们对政府主管部门的公关费用还是不能少的。要维护企业的竞争力，不疏通和政府的关系哪行啊？”

“现在与我们打交道的官员都非常谨慎，宴请时首先要确认没有外人参加。另外，不再去五星级酒店那样惹眼的地方，宴请往往改在地点较为偏僻、低调、但档次并不低的酒店会所。”他说，“虽然不再喝高价名酒，但我们直接从酒厂拿原浆酒，味道更特别。”

商人与官员之间通过更私密的方式来沟通。而在党政机关内部，外地官员“跑部进京”的现象，也依旧存在。

东部某地级市“驻京办”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最近一段时间，市里领导来北京次数明显增加，虽大都有“经贸洽谈”、“招商签约”之名，但主要任务还是对相关部委进行“攻关”，或为了加快项目审批速度，或为了落实资金拨付。

“饭局必不可少，但会安排在一些僻静的地方，好避人耳目。根据不同情况，还要塞一些红包，有时侯是现金，有时候是卡。”这位负责人对记者讲道，“单位有些该喝的时候还是喝，弄些其他的票转换转换，以防有人来查。”

烟酒不让送，电子礼品卡走俏

送礼变通的办法中，还包括一些名为“电子礼品卡”的商品。它们现在正成为公司、企业送礼的新选择，销售非常火爆。

在京东商城、天猫等网络交易平台上，涉及电子礼品卡的条目多达十多万条。买家给出的评价分都很高：在评论栏中，出现较多的是“发票随便开’、‘新的送礼神器”等词汇。

一家位于北京海淀区的礼品卡销售网站的林姓工作人员向笔者介绍：‘这种卡片不记名，面值从50元到几万元不等。如果要购买，请先选择礼品的档次并付款，同时留下收礼人地址。网站会把这张带有账号密码的礼品册寄给收礼人，收礼一方通过密码登录网站，自行选择，之后货物就会快递送达。”这位销售人员补充说：“现在请客送礼风险太大，送礼品册就比较安全。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面有金额，收礼人选定后，礼品就可快递到家，非常隐蔽。”

从买礼品到送礼品，双方都无需见面，也没有实物依据，方便快捷又规避了风险，这些“优点”让电子礼品卡的销路一直很好。销售人员还透露：‘临近过年，有很多企业买礼品册送给机关人员，价码都很高。”

与艺术品有关的腐败——“雅贿”

“每年的中秋和春节期间，各省官员大批进京，导致北京本已不畅通的道路更加拥堵，这都是为了给政府高官送上名烟名酒、艺术品等各色礼物。”美国《纽约时报》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而这种送礼文化，也推动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繁荣。”

艺术品如何煞费苦心地被用于行贿计划中？《纽约时报》披露，商人给官员赠送一件艺术品，真品赝品都可以。接着，官员会收到一个关于如何把艺术品拿去拍卖的说明。在拍卖现场，商人花高价再把艺术品买走。由此，商人把艺术品作为贿赂的一个载体，处心积虑的让官员得到一大笔钱。

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的策展人张品杰说：“与送现金不同，艺术品的拍卖流通中，‘交易’不那么明显。”

一位业内专家对《纽约时报》说：“艺术品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因为送礼人总会花大价钱把它再买走。如果行贿行为暴露，赝品的价值小，惩罚还会更轻。这种合理变现的方法，可谓一举两得。”

“用艺术品向政府行贿的方式，在中国已经很普遍，中国人甚至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与艺术品有关的腐败，叫做‘雅贿’。”《纽约时报》评论称。

“时下有很多反腐倡廉的禁令颁布。‘雅贿’的盛行，是一些官员在故意利用制度建设的缺陷，混淆‘正常爱好’与‘收受贿赂’的界线。”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

篇4：解读压力测试

近日,美国财政部推出的新一轮救市计划中,将压力测试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压力测试结果,决定对各大型银行的注资方案。美国此次救市之举,给中国银行业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带来一份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搭建全面压力测试体系,或成为国内银行业的当务之急。

第二轮救市的创新

为拯救本次金融危机中风雨飘摇的美国金融体系,两届美国政府均坚定地出台了救市计划。然而,首轮救市计划的效果并不理想,未能充分考虑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以及宏观经济下行对银行资产质量持续恶化的影响,以致注入金融体系的资本迅速损耗,进一步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

有鉴于此,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以资本援助方案(The Capital Assistance Program, CAP)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金融救援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风险加权资产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19家主要银行均将接受压力测试,美国政府将依据测试结果决定其援助方案。

本轮资本援助计划中的压力测试方案,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美国货币监理署和储蓄机构监管局统一制定,并由上述监管当局与19家银行联合开展测试。该方案设计了两套假设情景:一是按照对经济普遍预期的基准线(baseline)假设情景——美国经济今年萎缩2%,失业率为8.4%,Case-Shiller住房价格指数下跌14%,明年经济增长2.1%,失业率为8.8%;二是按照经济较严重衰退的逆境(more adverse)假设情景——美国经济今年萎缩3.3%,失业率为8.9%,Case-Shiller住房价格指数下跌22%,明年经济增长0.5%,失业率为10.3%。

通过该方案的压力测试,美国财政部可对各大银行在上述两种不同程度经济衰退情景下的资本需求作出评估,并借以判断哪些银行适于首先求助于私人资本,哪些银行因无法从私人渠道筹措到资金,而需要政府提供“暂时性资金缓冲”。

在救援计划中引入压力测试,是本轮计划的一大创新。本轮资本援助计划中,以基于宏观经济继续下滑为假设情景,对银行资本的未来需求进行压力测试,采用了压力测试的前瞻性理念,是通过压力测试加强金融体系极值风险管理能力的有益探索和重大推进。通过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应用,压力测试工具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何为压力测试

对于国内不少银行业人士来说,压力测试还是一个新名词。通过考察工程领域的例子,有助于理解压力测试的概念。桥梁设计领域中,经常使用压力测试来判定,超过荷载多大程度以后,桥梁会倒塌,进而分析桥梁结构中导致倒塌的薄弱环节在哪里。

在金融领域,压力测试指的是分析、评估金融体系或者金融机构资产组合在比较极端的宏观经济、市场波动等情况下所受的影响,并根据测试结果采取应对措施的过程。

一般来说,金融领域的压力测试包含以下几大步骤:(1)确定测试对象,即进行压力测试的机构和资产/负债组合,比如某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2)识别影响该组合的主要风险因子,比如房价;(3)设计压力情景,比如房价下跌的幅度;(4)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计算压力情景下测试对象相关指标的变动结果;(5)根据上述结果,判定组合/体系中的弱点环节,并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政策响应和反馈,如可针对某类可能出现的风险,制定应急预案。

首先,压力测试是金融稳定性评估的重要工具。在总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于1999年5月联合推出了“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简称FSAP),通过压力测试、金融稳健指标、标准与准则评估三个分析工具,对成员国和其他经济体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评估和监测,其中最为核心的工具即为压力测试。目前,FSAP已成为被广泛接受的金融稳定评估框架,它也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对成员国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也在积极推进相关工作。2008年初,温家宝总理接见IMF总裁卡恩时,表达了中国加入FSAP的意愿。

其次,压力测试在监管机构评估监管资本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在2004年发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巴塞尔委员会对商业银行开展压力测试作出了相关规定。新资本协议的第一支柱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对相关风险参数进行压力测试,第二支柱要求商业银行进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ICAAP)时,要进行前瞻性的压力测试,以识别可能对银行产生不利影响的事件或变化出现时需银行进一步增加的资本,银行和监管当局利用压力测试结果,分析、确保银行持有一定量超额资本。《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对压力测试的规定,代表了监管机构使用压力测试工具评估监管资本要求,来促进银行审慎经营的观点和态度。

再次,压力测试已成为银行评估业务、资产组合在极值风险下表现的重要工具。银行业最早将压力测试用于市场风险管理领域,用于分析投资组合在极端市场情况(如市场出现巨幅下跌)下可能面临的损失。风险价值(VaR)是在一定置信度(如99%)下管理市场风险的有效工具,但在识别和计量置信度之外的分布于“尾部”的风险时,就需要使用压力测试工具。压力测试和日常风险管理工具之间具有互补性。近年来,银行业逐步将压力测试应用到分析极端条件下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操作风险等领域。

金融危机的教训

近日,高盛公司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专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在总结本次金融危机的七大教训时提出,针对当前金融危机中各金融机构的糟糕表现,金融行业应当开展更多的情景模拟分析和压力测试。

按照我们的理解,压力测试的应用分成三个层次。首先,压力测试是管理工具。与风险价值、评级模型等日常风险管理工具不同,压力测试是分析、管理极值风险的一种工具。进一步,压力测试是一种管理理念,一种思维方式。任何金融机构都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中运作的,当社会经济环境出现极端情况时,金融机构会如何表现?压力测试给银行家们提供了一种条件假设的思维模式。

更深一层,金融机构应构建全面压力测试体系,以积极管理极值风险。一个全面的压力测试体系,不仅包含压力测试的各类计量工具,同时也应包含一整套应对极值风险的政策、制度、流程和预案,并须将压力测试的理念深植于每位组织成员以及日常经营管理流程中。该体系与常态风险管理体系相辅相成,共同搭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回顾本轮金融危机,尽管很多机构在部分领域采用了压力测试工具,来评估部分业务的极值风险,但并未将压力测试所代表的极值风险管理理念纳入整个组织中,也未将极端情况可能造成的危害的评估、决策、反馈机制纳入业务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国际金融组织、监管机构以及银行业均开始对现有的风险管理、压力测试和监管体系进行重新审视。

2009年1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征求意见稿。该文件是巴塞尔委员会首次发布的专门的压力测试监管文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银行和监管机构的压力测试要求。文件要求银行开展覆盖全行范围内各类风险和各个业务领域的压力测试,提供一个全行全面风险的整体法人的情况,以便促进风险识别和控制,弥补其他风险管理工具的不足。文件认为,压力测试应成为银行治理结构、风险管理和风险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压力测试相关分析结果需要应用于管理层决策,包括董事会和高管层作出的战略性业务决策,文件特别强调董事会和高管层参与对压力测试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

如果新资本协议的压力测试监管文件在2004年就开始实施,如果银行家们通过压力测试,提前看到了房价大跌的压力情景下的可怕景象,也许此次金融危机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深,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

他山之石

在本轮危机中,国内银行业损失较少。但幸运不等于高明,与国外“落水”的同业相比,国内银行业的整体风险管理和压力测试水平依然是落后的。从把压力测试作为风险管理工具、压力测试理念的渗透、构建全面压力测试体系三个层次看,国内银行业大部分还开始于第一层次,还处在将压力测试作为风险管理工具进行研究探索的阶段,仅有建行、工行等少数大型商业银行较为全面地开展了各种资产组合的压力测试,并开始着手构建全面压力测试体系。例如,建设银行从2005年开始,开展涵盖全行信贷资产的宏观压力测试,2007年-2008年又专门开展了房地产市场下滑、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宏观经济下滑等极端情景的压力测试,制定了压力测试管理办法,搭建了全面压力测试体系的初步的制度框架。

与此同时,中国银监会也在大力推动压力测试在银行业的应用。2007年12月,银监会正式发布了《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要求商业银行根据各行业务发展情况和风险管理水平,制定各行的压力测试方案,从而在监管层面,首次对商业银行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压力测试的要求,在制度上保障、规范了商业银行压力测试体系的开展与运作。此后,银监会通过组织商业银行开展有针对性的压力测试项目、国际金融组织专家技术援助项目等多方面工作,将中国银行业对压力测试的研究和应用整体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对完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次金融危机给国内银行业提供了难得的极值风险案例,国内银行业应当以此为契机,及时研究总结国内外风险管理体系的不足,及时制定相应的压力测试管理政策和制度,组建压力测试人才团队,搭建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包括数据基础、系统基础、计量工具基础),构建全面压力测试体系,从而为积极管理极值风险、打造中国银行业百年老店奠定基础。

国内银行业的监管者更应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一方面可加大国内外业界交流,加快压力测试理念的传播与应用;同时,也进一步深化银行业对压力测试的应用,强化对银行创新产品的压力测试要求,将压力测试与现有监管体系有机结合,有效保障金融体系稳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