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纠纷代理词

合同纠纷代理词（精选6篇）

篇1：合同纠纷代理词

代理意见

尊敬的审判长：

*****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原告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冯**、周**诉蔡**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原告的代理人参与本案的诉讼，经过今天的庭审举证、质证和法庭调查，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代理意见：

一、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房屋产权买卖协议书》主要条款具备，当事人、标的、价款、交易时间明确。该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我国法律，已经双方签字，且被告已将房屋及其房产证、土地使用权证交付给了原告，并且原告从2002年入住该房屋至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56条明确规定，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故，该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该地产系原告所有

原被告之前签订的《房屋产权买卖协议书》合法有效，被告向原告交付了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同时也向原告实际交付了该房屋；原告向被告支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该房屋长达十几年。且本案房屋买卖合同中，明确“此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在未办理产权过户前，乙方对该房享有私有全产权（使用权处理权）”。所以该房屋系原告所有。

三、被告应为原告办理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属于买卖合同的一种，其出卖人转移房屋的所有权于买受人，是房屋买卖合同的主要特征之一。原告向被告支付购房款，被告向原告交付房屋和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就是卖方转移房屋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被告应当诚实守信，为原告办理房屋产权及土地使用权过户登记手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5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尚未按原协议转移，一方翻悔并无正当理由，协议又能够履行的，应当继续履行”。原告

在十年多的时间内对该房一直进行合法的占有、使用，但是现在被告反悔并无正当理由，协议又能够履行，应当继续履行。

对于合法有效的房屋买卖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着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

故，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将该房屋产权及其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

四、被告主张以原告向其交付一套房屋为条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主张的该条件没有事实依据，也未提出相应证据支持其主张，原告不予认可。

五、被告以原告要求配合办理过户手续的诉求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对当前民事审判难点的意见》中，关于交房、办证与诉讼时效问题，民一庭倾向性意见第二条指出：出卖人已经将房屋交付于买受人，买受人亦已实现对房屋的占有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转移房屋所有权、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请求权具有物权性质，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的事实符合上述情形，原被告双方在签订合同后完成了房屋的交付手续，原告的请求具有物权性质，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2、房产权属登记是房产产权管理的主要行政手段，也是依法确认房地产所有权的法定手续，协助产权人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是一种法律义务，不受时间限制。

3、从合同的主从义务来看，在主给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的情况下，从给付义务不得单独适用诉讼时效。房屋买卖合同中，被告的主给付义务是交房，过户仅是对原告物权的确认，在房屋已交付的情况下，被告不能再适用诉讼时效对过户义务抗辩。

综上, 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被告不予配合办理过户手续，于法无据，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判，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上代理意见，诚望法庭予以采纳。

委托代理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4年6月9日

篇2：合同纠纷代理词

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接受申请人王育林的委托指派我参加今天的仲裁庭开庭活动。通过开庭前本代理人对案件细致的调查了解和刚刚进行完的庭审活动，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以供参考：

一、保险合同中第八条免责条款未明确说明不发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不应免责

《保险法》第十七条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双方签订的交强险保险合同中第八条中约定“死亡赔偿限额负责赔偿：……、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保险公司在该格式条款中规定仅仅为法院判决或调解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方才在理赔范围内，而免除了保险公司对于其他方式达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理赔责任。免责条款的范围不仅应包含免除任何方式确定的保险公司责任的相应条款，也应包含免除部分方式确定的保险公司责任的相应条款。因此对于本保险合同中第八条的格式条款免除了保险公司对于法院判决或调解以外的其他方式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理赔责任。对此条款保险公司应在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时，应该对条款的概念、性质、法律后果等进行明确说明。但实际上保险公司在双方签订合同时未对该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因此该条款未产生法律效力。那么保险公司对于王育林支付的赔偿款中交警部门调解方式达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则应进行全额理赔。

二、保险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存在重大过错

1、安邦保险公司在双方保险合同签订之前积极的收取保险费用，但对于保险条款却并未依法向王育林进行一般说明和明确说明。导致了王育林对本案保险合同第八条的错误理解。交强险保险合同中第八条中约定“死亡赔偿限额负责赔偿：……、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对于非法律专业的一般普通人员来说，该条款中涉及到了“调解”一词且在该词前排列的是“或者”而并非“法院”，那么很容易导致一般人员理解为法院判决或是任何形式的调解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都可以得到理赔。因为安邦保险公司的未尽到对合同条款进行说明的义务，导致王育林采取了交警部门调解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而安邦保险公司对此不予理赔，则是其自身过程造成，因此安邦保险公司应对王育林支付的赔偿金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全额理赔。

2、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应体现在保险合同签订时，同时应贯穿于整个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在本案中交通事故发生后，王育林就积极向安邦保险公司保险报案，要求进行勘察处理。后投保车辆及司乘人员被赶到的上百村民围困并扣押长达6天5夜要求赔偿，在长冶市公安局和交警支队共同配合行动下才把人质从车内解救出来。王育林在被解救后积极和安邦保险公司人员联系，并告知了其司乘人员几人和投保车辆被村民扣押要求赔偿的情况，同时告知了交警部门正准备对该案进行调解。安邦保险公司人员在已知晓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王育林等人连同车辆遭受非法长时间扣押的事实后，对于专业从事车辆保险工作的人员来说应该完全能预见到死者家属会要求进行精神损失赔偿。而对于交警部门调解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其保险公司却可以不予理赔。对此，王育林在交警部门调解前和其联系时就应尽诚实告知的义务，让王育林知晓交警部门调解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可能无法得到正常的理赔。但安邦保险公司人员却对于王育林的通知不予理会，也未进行任何方面的保险告知。因此安邦保险公司对于王育林采取的交警部门调解方式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在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范围内存在严重的过错。从公平原则的教的，安邦保险公司也应对王育林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理赔。

三、精神损害赔偿应在物质损害赔偿前进行全额理赔

1、本案交通事故中王育林共向死者家属赔偿了死亡赔偿金、医疗费(即停尸费)、住宿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6万元。根据事故地点山四省统计部门公布数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托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可以计算出本案中死者的死亡赔偿金为81940元、丧葬费12914元(山西统计部门公布数据：农村农村人均纯收入为4097.2元、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5825元)。即王育林支付的赔偿金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停尸费住宿费总计65146元。

2、交强险是国家为保障第三人利益而设立的第一个强制性保险。最高人民法院于年月日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如果同时存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时，由保险公司先行在交强险范围内进行理赔，对于超过保险金额的不足部分再在商业三者险种予以理赔。因此本案应先进行交强险的赔付。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安徽省高院回复的《交强险中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问题的复函》中明确说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所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在强制责任保险限额中的赔偿次序，请求权人有权选择。请求权人选择优先赔偿精神损害，对物质损害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因此本案中安邦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保险责任范围内对王育林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赔偿，然后对于其他部分则在交强险剩余限额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予以赔付。王育林购买的交强险中死亡伤残限额为11万元、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为15万元，因此安邦保险对于王育林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停尸费等65146元应先行在交强险种予以理赔，然后对于剩下的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则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剩余额度和商业三者险种予以全额赔付。

代理人：曾理

篇3：合同纠纷代理词

自己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代理被代理人与自己进行民事行为。在自己代理合同中, 代理人同时为合同关系中的代理人和相对人 (或第三人) , 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实际上由同一个人作出。

对于自己代理合同, 1981年制定的《经济合同法》第7条有过规定:“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或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代理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无效。”但该法在1997年《合同法》出台后已经废止。《民法通则》在第4章“代理”一节中对代理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 但对自己代理合同没有规定。而《合同法》虽然对无权代理、但超越代理权代理、代理权终止后代理、表见代理等制度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但对于自己代理同样未作规定。因而, 对于自己代理合同的效力, 有必要作一分析。

依《合同法》的规定,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在本质上是一种合意, 是一种发生民法上效果的合意。合同的成立意味着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一般而言, 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要件:第一, 合同订立主体存在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合同订立主体是指实际订立合同的人, 他们既可以是合同当事人, 也可以是合同当事人的代理人。合同必须存在两个利益不同的订约主体, 合同必须具有双方当事人, 只有一方当事人根本不能成立合同。第二, 合同当事人对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成立的根本标志在于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 即达成合意。这首先要求当事人作出了订约的意思表示, 同时通过要约和承诺达成了合意。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 合同即可成立。第三, 合同的成立, 应当具备要约和承诺阶段。《合同法》第13条规定, “当事人订立合同, 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和承诺是合同成立的基本规则, 也是合同成立必须经过的两个阶段。合同从当事人之间的交涉开始, 由合同要约和对此的承诺达成一致而成立。如果合同没有经过承诺, 而只是停留在要约阶段, 则合同根本未成立。

依据自己代理合同的基本特征, 对照合同的上述基本成立要件, 可以看出, 自己代理合同实际不具备成立的条件。

第一, 自己代理合同没有两个以上的合同订立主体。自己代理合同在形式上合同当事人有两人, 但由于代理人既是合同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又是另一方当事人, 合同事实上只有代理人一个订立主体, 根本不存在两个利益不同的订立主体。

第二, 自己代理合同不具备合意。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或合致为合意, 而在自己代理合同中, 只有代理人自己的一个意思表示, 不存在两个意思表示, 也就谈不上合意。

第三, 自己代理合同不具备要约和承诺的完整阶段。自己代理合同, 只有代理人作出的意思表示, 无论这个意思表示是代表被代理人作出, 还是代理人本身的意思表示, 都只是一个意思表示, 而这一个意思表示只能视为要约。只有要约, 没有承诺, 合同不能成立。

因此, 自己代理合同违背了代理的本质特征, 并不具备成立要件, 当然是自始无效。有相当部分人主张, 自己代理合同应为效力待定合同, 该合同若事后得到被代理人的追认, 其法律后果归属于被代理人, 应为有效。事实上, 所谓“被代理人事后追认”, 其实质应当是被代理人对于代理人自己的要约所做的承诺。这时的合同, 已经是两个利益不同的订约主体所达成的合意, 完全具备了合同成立的要件。虽然, 被代理人意思表示的内容还是一样, 但却是由自己亲自作出的, 被代理人追认后的合同, 已不再具备自己代理合同的特征, 同先前的自己代理合同有着本质的区别, 其实质已是双方新成立的合同。

根据上述对于自己代理合同的分析, 房屋登记实务中, 对于属于自己代理情形的房屋买卖合同, 登记机构应当采取以下处理方式。

第一, 父母通过房屋买卖的方式将自己名下的房产转移给未成年子女, 父母本身为出让人, 而同时又是未成年子女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中的的法定代理人。此类登记申请, 登记机构应当不予受理。

第二, 房屋所有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售房屋, 代理人自己作为该房屋的买受人, 直接申请登记的, 登记机构应告知其不符合受理要求, 并告知其应通知委托人亲自到场作出意思表示或另行提交委托人认可受托人为买受人的书面证据。委托人到场重新作出意思表示或另行提交委托人认可受托人为买受人的书面证据, 登记机构可以受理登记;否则, 登记机构同样应不予受理。

篇4：合同纠纷代理词

江阴丽尔雅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下称丽尔雅公司)为履行其与韩国然宇公司的信用证结算的FOB合同,于2007年1月24日以传真形式向上海风航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下称风航公司)发出订舱通知。该通知单载明:出运货物为棉制针织女式运动套装;托运人为丽尔雅公司;收货人凭韩国工业银行指示;通知人为韩国然宇公司;目的港韩国釜山;运费到付。1月27日,货物装箱后,风航公司安排车辆将三票集装箱服装接运至上港十四区堆场。1月29日,风航公司代丽尔雅公司进行报关,报关单载明货物价值259084.80美元。

1月30日,风航公司给丽尔雅公司签发了抬头为H.O.S.T CO.,LTD 的三票货物提单,均载明托运人为丽尔雅公司;收货人凭韩国工业银行指示;通知人为韩国然宇公司;承运船舶为“天顺”轮;装货港中国上海;目的港韩国釜山;运费到付;WOOIN公司为承运人以及货物唛头等内容。同日,风航公司以自己为托运人将涉案货物交由“天顺”轮运输,并取得了上海振华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代东进运输有限公司签发的三票货物正本提单。三票货物提单载明托运人为风航公司;收货人为WOOIN公司;承运船舶为“天顺”轮;装货港中国上海;目的港韩国釜山;付费到付以及货物唛头等内容。

1月31日,风航公司向丽尔雅收取了订舱费、装船费(THC)、码头操作费、报关费、运输费等共计8495元,并出具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专用发票。2月5日,丽尔雅公司将上述费用电汇给迈得公司。

因信用证结算失败,三票货物提单被银行退回丽尔雅公司。4月23日,丽尔雅公司向风航公司发函查询货物去向,要求风航公司保全货物,将货物返运。后确认货物被风航公司韩国代理即WOOIN公司电放至美国,风航公司未履行保全货物的承诺,丽尔雅公司没有取得风航公司返运的涉案货物,也未收到然宇公司支付的贸易货款。

丽尔雅公司涉案货物的信用证第47A条中运输条款记载,货物运输由韩国WOOIN公司负责。事后查证,WOOIN公司在我国交通部门没有办理无船承运人登记和提单登记,没有缴纳保证金,属非法经营。为此,丽尔雅公司向武汉海事法院提出诉讼,要求风航公司赔偿货款损失259084.80美元,退税损失28787.20美元,折合人民币2250288元(按起诉时汇率折算),并承担诉讼费用。武汉海事法院审判认定:没有证据证明WOOIN公司系风航公司所选定,风航公司在提单流转过程中也没有存在失误,但风航公司与丽尔雅公司毕竟存在有偿代理法律关系,风航公司未尽善意管理人之义务就有关重要事项对丽尔雅公司进行必要提醒和报告,存在一定过错。因此酌情判令风航公司承担40万元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480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29800元,由丽尔雅公司负担24503元,风航公司负担5297元。

二、原因分析

此案中,WOOIN公司卷走了货物,然宇公司也有合谋的嫌疑。丽尔雅公司收款未成、货物失控,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其接受FOB合同、带有“软条款”的信用证及“影子”承运人的无船承运人提单所造成的风险结果。

1.丽尔雅公司对FOB合同风险认识不够。在FOB术语下,买方办理租船或订舱手续,并支付有关运费或租金。在杂货班轮运输中,在装运港办理此类手续,卖方比买方更为方便。因此,在买方的请求下,卖方可以协助办理此类事项。但即使是卖方协办订舱手续,通常承运人还是买方指定的,因为买方支付运费。承运人对货主而言非常重要,因为他在货物装船后就对货物有直接占有权,即使货主手中握有物权凭证——海运提单,但毕竟货在船上,已经离开了货主的直接控制,货主在拥有货物所有权的同时,却对货物只能拥有间接占有权。因此,当买方指定信誉不好,没实力的承运人,如果出现该承运人自己卷走货物或与买方串通无单放货,则货主就会遭受损失。这种情况下打跨国官司结果往往执行难,对方可能本就是没实力的皮包公司或即使有些财产也早就财产转移甚至申请破产保护了。本案中丽尔雅公司对买方指定的承运人WOOIN公司既不了解也没有调查核实,轻易接受FOB合同,导致货物失控。

2.丽尔雅公司忽视了“软条款”的审查。丽尔雅公司在没有对WOOIN公司作为承运人提出异议的前提下,如果能严格审证,发现信用证中的“软条款”并要求对方改证的话,即使对方拒绝改证,至少货物还在手中。可惜的是,丽尔雅公司没有做到,“软条款”的设置让信用证的银行信用化为乌有,导致了收款落空。

3.丽尔雅公司没有对运输代理行提单的风险足够重视。此案中WOOIN公司作为承运人向丽尔雅公司签发了提单,但由于WOOIN公司并不拥有或掌握运输工具,它只能通过与拥有运输工具的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由他人实际完成运输。因此,WOOIN公司这个承运人只是个契约承运人,或称无船承运人。它以承运人的身份向货主(丽尔雅公司)揽货,接受货主的委托,签发运输代理行提单,简称货代单(House B/L,简称H B/L),实务中称为分单;另一方面,WOOIN公司委托它在装运港的代理——上海分航公司在分单的基础上,以托运人名义向实际承运人(东进运输有限公司)订舱,得到的船东提单(M B/L)在实务中也叫主单。按货代单的操作流程,本案的主单应由装运港货代(风航公司)寄给它在目的港的代理(WOOIN公司),分单则由货主(丽尔雅公司)背书后流转给买方(然宇公司)。正常情况下,然宇公司在支付对价取得分单后,凭分单向WOOIN公司换取主单,然后凭主单在实际承运人(东进运输有限公司)或其代理处换取提货单(D/O)报关提货。由此可见,实际承运人不向货代单的持有人交货,而向持有主单(M B/L)的货代公司交货,所以无船承运人的信誉对货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像信誉差的实际承运人一样,自己卷走货物或和买方串通无单放货。情况更糟的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货物运输欺诈,追究签发货代单的货运公司责任的时候,它显然不像实力雄厚的船东那样有能力负责。为了保障接受货代单的货主的权益,我国规定只有取得无船承运人资格,在交通部进行注册和提单登记并缴纳80万保证金后,货代才能在我国合法开展无船承运人业务,签发H B/L。本案中WOOIN公司在我国属非法经营,提单无效,托运人丽尔雅公司的权益自然得不到法律保障。

三、教训与预防措施

1.争取由我方指定承运人并办理订舱手续。这在C组术语合同中没有问题,CFR、CIF、CPT、CIP合同就应由卖方负责订立运输合同并支付运费。

2.如果出于各种因素考虑选择FOB、FCA价格条件,可采取以下措施自我保护。先要尽量据理力争承运人由我方指定,F组术语买方的义务之一是自付费用订立运输合同,但没有规定运输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承运人必须由买方指定。如果争取不到,承运人还是买方指定了,则必须调查核实承运人的信誉和实力情况,不能因为所谓的运费便宜而答应买方选择自己不了解的承运人。调查的渠道有:

(1)对世界知名的船公司应作为常识知晓。如MSK马斯基海陆、MSC地中海、EMC常荣、CMA达飞、APL美国总统、HANJIN韩国韩进、NYK日本邮船、OOCL东方海外、KLN川崎汽船、ZIM以星、MOL商船三井、HLD赫伯罗特、CSAV北欧亚、YML阳明、HAMBURG SUD汉堡南方、HMM现代商船这些船公司实力雄厚可以放心。(2)中国国际海运网 锦程物流网、班轮公会这些专业网站上有关于海运公司的评价,可供调查用。(3)如果是无船承运人,则必须向交通部核实其是否注册登记。如果无船承运人是菲亚塔(FIATA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成员,则表明它实力雄厚,与国外的代理也有很多合作,可以放心。至于如何辨别承运人是实际承运人还是无船承运人,首先可以向买方询问,要求其提供该承运人的资料或网站。如果该承运人的业务包括兼办货物报关、货物交接、短程拖运,货物转运和分拨、订舱及各种不同运输方式代理,则它就是无船承运人。其次,看提单右上角抬头。船公司提单多是船公司(***shipping line),而货代提单是货代名(**logistic corp, ***forwarder ),如果是菲亚塔成员,则多数会在提单上标注。最后,货代单上往往有for delivery ,pls contact的字样,以便买方联系目的港货代换单。

篇5：保证合同纠纷代理词

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姚旭伟的委托，指派何高峰律师、周军渠实习律师担任宣XX诉姚XX民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一审的诉讼代理人。现根据庭审质证和认证的证据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围绕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告作为出借人没有履行款项的出借义务，被告作为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

1、本案讼争款项的实际所有权人是楼XX，而非原告宣哲琼;原告并没有按《借条》约定以现金方式出借30万元给主债务人陈XX。

本案中，虽原、被告及主债务人陈XX于12月11日签订了《借条》。《借条》约定：原告作为出借人向主债务人陈XX出借人民币30万元，并以现金方式支付。这是本案的一个基本事实。但从庭审调查及原告的陈述可以证明，原告没有依约以现金方式出借给债务人陈XX款项，即原告并没有履行《借条》约定的以现金方式出借30万元款项的出借义务，故《借条》作为民间借贷合同并没有得到实际履行。

相反，依照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定的一个客观事实是：月11日案外人楼XX通过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以转帐的形式，向案外人(主债务人)划入现金30万元人民币。

关于案外人楼XX划款的性质问题，虽依据主债务人陈云义在法院的询问笔录陈述，其认为该款项属借款。但由于原告拒不同意陈XX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活动，陈XX无法就该笔款项的性质在庭审时作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无法就其所作的解释和说明提供证据和接受原、被告的质询;又，案外人楼XX又未能出庭作证。故就通过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以转帐的形式划转的30万元款项，由于转出户和转入户均未出庭，且均非本案的诉讼主体，该款项的性质、用途无从考证，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即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

打个比方，该款项非唯一指向系案外人之间的借款，即不能排除系案外人楼XX和陈XX之间的正常货物买卖款项或其它合同性质的款项!

2、本案的两个主要证据---《借条》和《银行划转票据》系两个独立的合同，双方之间互相独立，并不重叠。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合同的形式可以是多种的，包括书面形式和其它形式，而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合同书、数据电文等可以有形表现出来所载内容的形式。本案中即存在两份合同，一份是《借条》，以合同书形式签订确认;一份是银行的划转票据，以客户回单联的形式确定。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无论是借款合同或是其它民事合同，均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借条》的合同主体是原告、陈XX与被告，它们之间是借款担保合同关系;而《银行票据》的合同主体是案外人楼XX和陈XX，它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尚不能确定。由于两份合同关系、合同主体均不一致，两者之间互相独立、并不重叠。

退一步讲，如果按原告的说法，银行票据系《借条》的履行方式，那么如何解释票据中转出户名的不一致呢?如何解释借款方式从现金方式变更为银行划转的不一致呢?

再退一步讲，如果按原告的角落解释，该款项系原告通过或委托楼XX的帐户来履行出借义务。那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借款的主体就变更成了楼XX而非原告了，即原告委托(或通过)楼XX出借30万元给案外人陈云义，那么本案的合同性质是委托贷款合同，而非借款合同。其主体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而且由于合同性质从借款协议变更成委托代款协议，被告作为保证人自然不再承担原借款协议中的保证人责任。

另外，通过或委托案外人履行借款义务其合同主体的确定，到目前为止的法律依据只有是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认为原告即是借款主体没有法律支持。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被告对原告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并提供证据足以证明债权凭证的持有人并非债权人或债权受让人的，可以驳回起诉。本案有充足证据证明款项并非原告所有和原告出借，故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3、案外人楼XX对于其银行卡及卡内的款项享有完全所有权，不存在由原告代持或原告委托楼金亚代持的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65条规定：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账户;凡在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单位，应当凭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申领单位卡;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2点规定：严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个人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货币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

通过上述法律，清晰地指出持卡人的定义以及持卡人对卡及卡内款项所有权的确定。且不说该款项与原告之间的关系，即使按原告的说法该款项系原告通过楼XX卡内转款，其行为亦是原告与楼XX之间的关系，与被告无关。

综合以上，代理人认为从本案可以确定的两个基本法律事实：案外人楼XX在其帐内划转30万元给案外人主债务人陈XX;原告与案外人主债务人陈云义、被告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以现金方式出借30万元。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两者之间不存在关联，而原告未能提供有效的两者之间存在关联且存在重叠的证据。又，原告拒绝案外人陈XX出庭，也没有在规定时限内要求案外人楼XX出庭，故其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故此，代理人认为：原告与主债务人陈XX之间借贷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本案被告不承担保证责任。

二、本案中原告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损害保证人利益，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1、本案中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故意在利息及利息支付方式上对保证人予以隐瞒，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名义利息与实际利息相差4倍，而利息支付方式是在借款款项中直接划扣。

在法庭调查阶段，贵院出示了对本案主债务人陈云义所作的两次谈话笔录。在该两次谈话笔录中，主债务人陈XX均陈述当陈XX得到从案外人楼XX账户的款项后，立即取出0万元，将其中的18000元作为利息交予原告，原告没有出具收据。

《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为月息1.5%，基本符合保证人所在地当时的融资利息;《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支付方式为到期本息，也是符合一般的民间借贷惯例。但从谈话笔录中反映，原告与主债务人之间的实际借款利息高达月息6%，则远远超出，远远超出了保证人所在地当时的融资成本，是银行贷款利率的近12倍!而且利息的支付方式，竟又是在出借款项中直接予以扣除!

国务院于1981年5月8日就颁布《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农村借贷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明确规定“必须严格区别个人之间的正常借贷与农村高利贷活动。” 民间借贷是属于互助性质的行为，其利息一般不高;而高利贷的放贷则是利息畸高，远超出银行利息四倍。高利贷作为旧社会的产物一直受政策打击被人民诟骂，如果被告知道原告与主债务人之间的利息是月息6%，是绝对不会提供保证担保的。而通过《谈话笔录》，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月息6%是主合同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为欺骗保证人故意在借条中写明为月息1.5%,但在交付借款中主合同当事人又心照不宣地履行的月息6%的约定,且在交付出借款项时即一次性予以扣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0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规定，即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2、本案中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在实际款项需要人上对保证人予以隐瞒，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

同样是在贵院出示的对本案主债务人陈XX所作的两次谈话�事迹髡袢顺耎X均陈述款项的实际需要人并非主债务人陈XX而系他人，即陈XX系代他人向原告借款，而原告对此显然也是知情的。然而这些，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却故意对保证人予以隐瞒，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对此，依据前款论述，保证人依法亦不应承担责任。

三、本案原告存在擅自修改借条，其行为性质恶劣并进而影响其陈述的真实性

本案的主要证据《借条》，原告存在故意修改的情况。原告故意在《借条》第7行空格上15%和600字样，以图要求增加主债务人和担保人的责任。但这些事后添加痕迹明显，这充分反映了原告的非诚信和谎骗的事实。

首先，从《借条》文意理解，原告填写15%空格内应填写原告的名字，即借款人和担保人共同赔偿原告损失费，而不是借款人和担保人共同赔偿15%损失费;

其次，损失费每天600元的计算，是从主合同双方当事人事先隐瞒保证人约定的月息6%计算得出的，即每天的利息为：30万*6%/30 = 600元;

另外，该原告故意填写也为原告解释不清的诉讼请求所印证。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审判员的三次要求释明下，仍不能解释清楚，最后竟提出按每天450元计算利息。于此，也可以反映出原告故意填写及与真实情况的相悖性。

最后，该故意修改填写也为贵院向主债务人所作的两份笔录加以印证。在该两份笔录中，主债务人陈云义均陈述该第7行原先为空白，系原告事后添加。

四、本案原告所举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原告主张，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责任。

原告向法庭所提供的主要证据---《借条》及《银行划转单》，在前节已有论述，故不再复述。代理人认为两者系互相独立，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证明原告已履行出借款项的事实。

原告向法庭提供另一组证据是楼XX的身份证明、与原告之间母女关系以及楼XX的证人证言。代理人认为上述证据虽能证明原告与案外人楼XX之间的身份关系，但恰恰证明原告与案外人楼XX之间的人格独立，即原告不能代表楼XX，楼XX与陈XX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楼XX的证人证言，由于原告未申请证人出庭，无从考证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从另一层面，原告明知楼XX对于本案调查事实的重要性，却未在法律规定时限内申请出庭，其目的亦让人怀疑?

原告向法庭提供的另一组证据是所谓的银行证明和银行卡。对此代理人认为这些证据显然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尤其是银行证明。所谓的银行证明，没有单位公章和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银行卡，则只能证明款项系该卡划转，而卡的评估为案外人楼XX。

特别提请法庭注意的是，被告多次向法院申请追加主债务人陈XX为本案被告，法院亦多次向原告释明，希望通过追加被告的方式来查明本案事实情况，但原告一直拒不同意追加主债务人为本案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以及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代理人认为主债务人在法院里的调查笔录内容，应该作为本案的事实加以认定，且代理人有合理理由怀疑，在本案中存在原告与主债务人恶意串通，在违背保证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促使保证人做出保证的情形。

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原告并未履行借款合同中的出借义务，且存在着原告与主债务人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行为，故作为保证人的被告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原告诉请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诉讼主张和诉讼目的。故请求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之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重视并予以采纳。

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

何高峰、周军渠

篇6：借贷合同纠纷代理词

******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魏某XX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与孙某XX借贷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现在法庭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法律，就争议焦点问题，提出如下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两笔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魏某XX无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第一次庭审中，被告吴某XX承认其与原告已明确约定本案债务由被告吴某XX个人偿还，只是现在苦于缺乏还债能力。结合20**年被告吴某XX、魏某XX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内未提及本案借款，也没有约定双方有共同债务，可见，被告魏某XX对涉案借款不知情，依法也无需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假设被告吴某XX与原告没有约定本案债务为其个人债务，被告魏某XX也无需承担本案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原告代理人援引最高院的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直接认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一切债务，均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应仅停留在简单机械的字面解释上，否则任意扩大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加重非举债夫妻一方的义务，违背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无法体现公平正义，也明显不符合立法精神，且极易诱发社会道德风险，引诱当事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侵占或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

财产或权益。因此对该司法解释理解时，应回归立法，忠于立法，采用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我国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可见，“为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为夫妻共同生活”应考虑主、客观两个标准判断：第一，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第二，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若不符合此两个判断标准即不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婚姻法解释二是对婚姻法第41条的解释与细化，不能脱离婚姻法第41条的基础，也就是说，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适用，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为前提，即只有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才能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不是任何性质的债务都可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最高院吴****法官分别在《人民司法》第7期、第1期发表《有关婚姻家庭案件的问题探讨》、《当前婚姻家庭案件中的疑难问题探析》以及在其负责具体起草的婚姻法解释三中，都采用不能直接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观点。浙江省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9条也规定“„„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可见，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是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已是当前主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