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关系转移证明

组织关系转移证明（通用14篇）

篇1：组织关系转移证明

组织关系转移证明

如城镇党委：

兹介绍 胡文友 同志系中共正式党员，由我企去如城陆桥村党支部，党费已缴至2011年12月，请接转组织关系。

中共江苏英田集团委员会

2013年2月4日

篇2：组织关系转移证明

曲靖交通集团党委工作部：

兹有党支部、党员、民族、籍贯、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年月，入党时间。身份证号，因原因组织关系转。

党费交至日期。

党支部

篇3：组织关系转移证明

基于此, 本文以珠三角地区企业为调查对象, 以参与技术转移的企业如何通过促进合作伙伴之间的技术转移并结合企业自身的知识整合能力, 增强企业的知识储备, 进而建立起企业组织持久的竞争优势, 并促进技术转移绩效的提升为研究主题进行实证研究, 弥补技术转移相关研究的不足, 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 并为企业实践提供指导。

1 理论与假设

1.1 组织学习与知识整合

新知识必须通过整合融入现有知识结构中才能发挥作用, 知识整合就是将个别知识系统化, 或是将集合起来的知识内化到组织成员的心智系统中。Garud (1994) 认为组织欲强化本身的能力, 除积极吸收外界信息外, 还要有整合知识的能力, 但这种整合能力主要取决于组织是否有效搜集信息以及是否有效地在组织内各部门间扩散信息。Grant (1996) 指出, 在知识整合过程中, 公司所拥有的相关知识存量越多, 就越能将知识以共同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 从而促成知识的整合应用。成功的企业往往能将所拥有的相关资源或能力作出最有效的整合,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组织学习对知识整合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

1.2 组织学习、知识整合与组织知识

Cohen & Levinthal (1990) 认为技术转移并非完全照搬技术供方所转移的技术, 而是在转移的过程中隐含着组织通过外部知识来创造组织知识。因此, 组织需要有吸收能力, 即“组织能辨识有价值的外部知识, 并应用于商品化的能力”。 Makhija & Ganesh (1997) , Dyer & Singh (1998) 认为组织吸收能力越强则越能消化吸收对手的知识并增强本身的学习能力。Nonaka (2000) 等则认为组织知识要完整的呈现, 必须经过个人、团体各个层次分享知识, 再由组织层次进一步整合, 故组织的角色并不只在于创造知识, 最根本在于取得各方的专业知识, 并加以整合, 因此, 从组织学习的角度看, “知识取得”是组织学习的第一步骤。不难推出, 当企业对外连接越广泛, 所取得的知识也越多, 若组织有很强的吸收能力及整合能力, 将有助于组织持续性的进行学习。此外, Lorenzoni & Lipparini (1999) 认为当组织间建立信任关系及追求的目标一致时, 知识交换程度越高, 则越需要通过组织的吸收能力以辨别组织有价值的知识, 并进一步整合内化为企业组织的知识。由此可见, 吸收能力与知识整合对组织知识有正面的影响, 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吸收能力对组织知识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

H2b:知识整合对组织知识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

1.3 吸收能力、知识整合与技术转移绩效

近年来, 一些研究动态能力的知识基础理论学者, 如Grant (1996) 、Teece (1997) 等都十分强调知识整合能力有助于知识创造绩效的提高。Tsai (2001) 将Cohen&Levinthal吸收能力的观点应用于组织内各单位创新及绩效的研究中, 认为吸收能力显著的提高各单位创新达成率 (新产品上市数/总计划产品数) 及收益率 (实际收益/预计收益) 。Lee等 (2001) 则以韩国的Technology-based ventures (TBVS) 为研究对象, 探讨这些TVBS的经营绩效, 实证结果指出, 包含技术相关的吸收能力及知识整合 (组织学习能力) 是TVBS绩效提升的充分必要条件, 该结论的意思是指, 若缺乏足够的吸收能力, 则企业的技术转移绩效将大打折扣, 因此, 企业应加强吸收能力与知识整合能力的培育。基于上述研究,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吸收能力对技术转移的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

H3b:整合能力对技术转移的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

1.4 组织知识与技术转移绩效

组织间知识分享即知识创造的过程, 组织通过此过程来积累知识。Nonaka等人 (2000) 根据内隐知识与外显知识转化的过程将知识资产分为四种类型:经验型知识资产、概念型知识资产、系统型知识资产和惯例型知识资产。King & Zeithaml (2001) 从其研究中发现通过个人内隐知识的传递, 进而由内隐知识及外显知识的转换, 逐渐内化为组织知识, 这种知识即为组织内部高度隐性的知识, 此种类型的知识具有高度的“因果模糊”性和难以模仿的特质, 将会提升组织绩效。邱志芳 (2002) 认为组织知识的潜在价值需要展现在预期的绩效上, 因此当组织有效接收外部知识并运用良好的吸收能力与知识整合能力转化为内部知识, 将会产生相当程度的技术转移绩效, 包括成本绩效, 市场绩效、技术独特性与创新绩效。综上有关组织知识与转移绩效的关系研究, 可发现, 组织知识是提升企业技术转移绩效的关键因素,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组织知识对技术转移的绩效有直接的正面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框架

本文以前人的研究成果、前期的个案访谈以及小组讨论为基础, 确定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因本研究主要探讨组织学习、知识整合与组织知识与技术转移绩效之间的关系, 故本架构的自变量为吸收能力与知识整合, 组织知识为中介变量, 技术转移绩效则为因变量。

2.2 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中国珠三角地区, 面对高度竞争、变化激烈及不确定性高的经营环境, 这一地区的企业在技术转移方面较其它地区的企业有更好的表现。本研究共发出问卷300份, 收回117份, 其中填答不全的无效问卷15份, 有效问卷102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34%。调查时间为2007年9月至2007年11月。样本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占96%以上, 而且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布较均匀。受访公司的成立时间的分布大致呈正态分布, 而且1000人以上的企业占了较大的比重。在公司中具有中高级职位的受访者在68%以上, 而且90%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本研究问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2.3 样本的信度与效度

本文以Cronbach’s α系数来检验变量的信度, 见表1各因素及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值都在可接受的范围。这表示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在效度检验方面, 由于本研究所使用问卷项目全部来自过去的文献, 很多学者都曾使用这些量表测量相关变量, 本研究在最终确认问卷之前, 通过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预试并修正问卷的部分提法、内容, 因此问卷具有相当的内容效度, 也应该能够符合构建效度的要求。但考虑到跨文化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仍以验证性因素来验证各量表的建构效度, 各指标CFI、GFI、RMR及RMSEA都能达到要求。

3 研究结果

本研究样本中各变量的信度、收敛效度及区别效度均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所以以单一衡量指标取代多重衡量指标应是可行的。因此, 本文在组织学习、知识整合以及组织知识、技术转移绩效的衡量模式上, 以第一级各因素的衡量题项得分的均值作为该因素的值, 再由第一级因素作为第二级变量的多重衡量指标。如吸收能力为潜在变量时, 其观测变量为辨识能力、取得能力两个因素等, 这样可以有效地缩减衡量指标的数目。接下来我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 分析这些变量整体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统计软件使用AMOS4.01。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2 所示, 潜在变量 (Latent Construct) 以椭圆形来表示, 观测变量 (Observed Variable) 以矩形来表示。

3.1 整体理论模型的检验

如何检验结构方程模型?不同学者使用的检验指标不完全一致。林义屏 (2001) 、Bagozzi & Yi (1988) 认为必须从基本的拟合标准、模型内在结构拟合度以及整体模型拟合度三方面来衡量整体理论模型是否合适。

(1) 基本的拟合标准:

该标准是用来检测模式的误差、辨认问题或输入是否有误, 这可从衡量指标的衡量误差是否有负值, 以及因素负荷量是否太低 (低于0.5) 或太高 (高于0.95) , 并且是否都达到显著水平来加以衡量。如表3所示, 本文各指标的衡量误差都为正值, 各个潜在因素衡量指标的因素负荷量均处于0.5至0.95之间, 而且均达到显著水平。由此可知, 我们提出的理论模型基本符合基本拟合标准。

注:χ2=67.193, d.f.=66, GFI=0.914, RMR=0.035, RMSEA=0.064, AGFI=0.902, NFI=0.908, CFI=0.964, PNFI=0.713, PGFI=0.562, AIC=121.097, χ2/d.f. =1.533, *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2) 整体模型拟合度:

该指标是用来检验整个模型与观察数据的拟合程度。这方面的适合度衡量标准有三种类型:绝对拟合指数、增量拟合指数以及简约拟合指数。各个指标均达了可接受的范围, 我们可以判断本研究理论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 模型是合适的, 可以用以检验相应的假设。

3.2 假设的验证

根据统计结果的分析, 我们得到了表4所示的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与假设验证情况。

可见, H1、H2b、H3a、H3b、H4都获得了支持, H2a则没有获得支持。即, 组织学习对知识整合有显著的直接正相关关系, 组织学习对组织知识没有显著的直接正相关关系, 组织学习对技术转移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相关关系, 知识整合对企业组织知识有显著的直接正相关关系, 知识整合对技术转移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相关关系, 组织知识对技术转移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相关关系 (见图3) 。从路径系数中, 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组织学习与知识整合对技术转移绩效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相对于组织知识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要弱得多, 即企业若能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 将外部技术转化为企业组织自身的知识, 对技术转移的绩效必将产生更大的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探讨及个案访谈来构建研究模型, 选择我国珠三角地区102家高科技企业作为实证对象, 以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方法探讨组织学习、知识整合对组织知识与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 组织学习对知识整合有显著的直接正相关关系; (2) 组织学习对组织知识没有显著的直接正相关关系; (3) 知识整合对组织知识有显著的直接正相关关系; (4) 组织学习对技术转移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相关关系; (5) 知识整合对技术转移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相关关系; (6) 组织知识对技术转移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相关关系。同时, 从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虽然组织学习与知识整合对技术转移绩效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相对于组织知识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要弱得多, 即通过组织知识这个中介变量来实现对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更为重要。本文的结果对于组织学习、知识整合相关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技术转移在推动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转移是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环节。本研究基于组织学习理论, 认为培育一定程度的组织学习能力, 并将所获得的知识进行整合, 将有助于组织知识与技术转移绩效的提升。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证明了这种关系。

关键词：组织学习,知识整合,技术能力,技术转移绩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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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组织关系转移证明

关键词：线段；转移；桥梁；关系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7-073-01

在几何问题的证明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要证明两条线段相等的情形。然而很多时候，要证明的这两条线段相等的迹象并不是十分明显，甚至看上去连一点关联都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我们就要想到是否可以先证明它们都与另外一条线段相等，把这条线段作为连接它们相等关系的“桥梁”。这其实就是把这两条线段进行了位置或关系的“转移”的一种解题技巧。例如：

例1、已知：如图1，AD是△ABC的中线，BE交AC于E，交AD于F，且AE=EF.

求证：AC=BF.

分析：欲证AC=BF，如果按照我们常规的思路，只须证明AC、BF所在的两个三角形全等即可.然而我们由图上可以看出，图中显然没有含有AC、BF的两个全等三角形，即AC、BF看不出有任何联系。但如果我们利用作辅助线的方法，把BF进行一下“转移”，即作CH∥BF，且与AD的延长线交于点H，这时就有△BDF≌△CDH，于是可得BF=CH，这时我们便很容易发现AC与CH都是△ACH的两条边，我们只需证明△ACH是等腰三角形，即证明AC=CH，这样，我们便把明明没有任何关联的两条线段BF与AC通过“转移”变成互相有关联的两条线段了，即是把BF“转移”成为CH，再通过CH这一“桥梁”，从而达到我们证明的目的.具体证法如下：

篇5：工资关系转移证明

兹有

同志，身份证号：

，系我单位工作人员，工龄为

年。现因到

就读

专业硕士研究生，特转出工资关系。其工作时间为：______________（年月）至______________（年月），特此证明。

填发单位盖章:

篇6：失业保险关系转移证明（共）

兹有本单位职工，身份证号码为，个人编号为因工作需要，经本人同意需将其失业保险关系由 转移至参保起止时间为年月至年月。

转出单位（签章）就业服务中心（签章）

经办人：审核人：

篇7：转移证丢失补办证明

证
韩村河镇社保所： 现有我村村民： 李春秋 牛春莲 吕爱玲 曹晓翠 曹秀丽 女 女 女 女 女

明

***840 ***824 ***847 ***828 ***843

因转移就业证丢失，申请补办，请给予办理，特此证明。

房山区韩村河镇七贤村 2010 年 8 月 30 日

篇8：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完善个人账户制度, 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 确保参保人权益, 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 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加快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 建立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 改进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监管机制。补白500字。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篇9：权力转移与组织变革

不论对权力持何种观点，毫无疑问，权力是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重要因素。正如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 · 诺斯（Douglass C. North）所指出的，离开了权力，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变革将无从解释。在传统社会，权力的作用绝不仅限于获得财富，它能支配一切。所以，在中国曾经有过“拥有权力就拥有了一切，丧失权力也就丧失了一切”的说法。至今，还有掌握权力的人声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充分显示了权力的威力和傲慢。这里所说的权力，最重要的来源是暴力。出于畏惧，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有人惧怕权力，想方设法远离权力，但更多的人则努力争取权力，甚至以身家性命为赌注参与权力的角逐。

权力的来源：暴力、财力、脑力

资本主义的诞生，使权力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曾经不无深刻地指出，同中世纪相比，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进步之处在于权力开始受到限制，它不能再随意支配一切，尤其是不能随意支配资本，相反，资本倒有反过来支配权力的趋势。马克思的论述，道出了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财富。

托夫勒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他认为，权力的来源不是一个，而是三个——暴力、财力、脑力，三者互相影响，互相支撑，构成了“权力金三角”。托夫勒对于权力的论述，在三次浪潮的文明演变框架中展开。

在第一次浪潮也就是农业社会中，权力主要奠基在赤裸裸的暴力之上。只要一个人的力量足够强大，就能够迫使他人服从；只要一个集团的势力足够壮大，就能够奴役其他团体；只要一个国家的军队战无不胜，就可以“南面而王”，成为天下共主。因此，上至国家，下至个人，获取并维持强大的暴力是生存的不二法门。不可否认，在第一次浪潮中，也存在因拥有财富或者知识而获取权力的事例，如商人、祭司等，但是通过这两种途径得到的权力，基础并不牢固，很容易得而复失，所以必须同暴力结合才能形成稳定结构。

在第二次浪潮也就是工业社会中，权力主要奠基在财富的基础上。托夫勒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赤裸裸的暴力逐渐为人不齿，以财富为外在特征的资本逐渐成为权力的主要来源。他以“短颈、粗眉、大胡须和大鼻子的银行家”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为工业社会拥有权力的典型代表。托夫勒指出，1912年，摩根已经控制了“三四家大银行、三家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十条铁路，还加上美国钢铁、通用电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西部联盟和国际收割机公司”，从而被《福布斯》杂志的创始人B.福布斯（Bertie Charles Forbes）称为“新世界金融领域的摩西”。因为拥有巨大的财富，所以摩根能够大力投资文化教育事业，并获得公众认同。连当时的罗马天主教皇庇护十世（Pope Pius X，1904.8.9～1914.8.20任教皇）也曾向新闻界宣称：“他是一位伟大而善良的人。”但在新闻记者那儿，摩根被描绘成一个“醉心于财富和权势，向股票市场、厂长经理、法院、政府和各个国家发号施令的金融恶霸”。不过，根据托夫勒的分析，在摩根的权力构成中，财富是最主要的，其次才是知识和暴力。

随着第三次浪潮的推进，权力再次发生了转移。工业社会的运行，立足于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对第三次浪潮文明而言，由于技术的进步，不可再生的资源不再是限制因素，人们可以凭借高新技术发现并开发可持续的新资源，所以，第三次浪潮的关键，不在于有限的资源，而在于无限的知识。由于知识分散在千千万万人的头脑中，所以，知识员工成为第三次浪潮中的权力拥有者。在第二次浪潮中，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工业国的企业往往在落后国家大力投资，以获取成本和资源优势。而在第三次浪潮中，知识是“终极替代品”，企业依赖知识参与市场竞争，并为此掀起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战”。然而，由于文化教育的相对落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资源相对欠缺，这就基本上抵消了他们在工业社会中赖以立足的成本和资源优势，致使这些国家吸引外资的难度加大。知识的运用，不仅在经济中，甚至在战争中也表现出了新的作用，美国等国家在局部战争中能够获得压倒性的优势，靠的就是知识引发的权力转移，由此而使战争的方式发生变化，大规模杀伤敌方已成过去，“不流血的战争”开始成为新的追求目标。

自古以来，都是有权力的人控制无权力的人。权力发生转移，自然导致权力的主客体之间发生相应的变化。工业社会拥有权力的人，有可能将逐渐丧失权力；原来没有权力的人，也有可能将获得权力。同样，维护工业社会权力关系的组织，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动，以适应权力转移的现实。

托夫勒认为，同工业社会权力关系相匹配的组织是层级分明的官僚制。理论上讲，官僚制的分工、层级化、专业化、部门化、书面化、服从规则等特点，有助于迅速执行决策，提高效率。然而，官僚制的理论优点，在迅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越来越不现实。人们对官僚制的批评，往往集中在过度理性化、压抑人性等方面，同时却往往认为，官僚制哪怕缺点再多，总归能够“使火车正点”。对于这类说法，托夫勒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批判，而是以现实中官僚体系极端低效的事实加以反驳。他认为，现实中最接近韦伯官僚制理想范型的例子，就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和高度集中的苏联计划体制，然而，实践说明，现实中的官僚制，不仅没有韦伯想象得高效，甚至也从来没有使火车正点，反而成为极端低效率的典型。

那么，理论上高效的官僚制为什么到了现实中就扭曲变形了呢？实际上，这与官僚制的理论前提有关，韦伯勾勒出的官僚制模型，建立于决策同执行分离的基础上，决策者发布命令，执行者犹如机器的齿轮。在官僚制机器运转过程中，齿轮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行动。人毕竟不是齿轮，随着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官僚制的前提假设越来越脱离实际，导致的后果就是活跃的自主精神同刻板的官僚体系不相容，所以组织成员的积极性荡然无存。不仅如此，任何人作出决策，都需要相应的信息。官僚制下的信息难以在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再英明的决策者，一旦遇到信息屏蔽或者被虚假信息包围，也必然作出常人难以理解的愚蠢决策。许多精明的领导人干蠢事，往往同信息受阻和扭曲有关。另外，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变迁的速度不断加快，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成为常见现象，而在官僚制的决策分工体制下，非例行性决策需要上级拍板，高层决策者的负担不断增加，在重大决策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少，决策质量无可挽回地下降。这些，都使官僚制收不到预期成效。

在托夫勒看来，官僚制的顺利运行依赖于以下两个条件：“来自本领域的大量而精确的反馈；所要求的决策类型相对一样。”但社会的发展使这两个条件越来越不现实，于是，组织变革提上日程。既然第三次浪潮的权力依赖于知识，那么新型组织必然要围绕着知识进行构建。随着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原来被少数精英分子掌握的知识，越来越被普通大众知晓。托夫勒认为，既然组织外部成员和普通员工能够掌握必要的知识，那么权力就应该随之而进行重新分配，将组织的部分职能以出售、委托、外包等形式向外转移，同时在组织内部进行分权、授权，鼓励创新，打破官僚体系下层层限制、事事审批的约束，走向灵活与自主型组织。

和官僚制相对的新型组织

与标准的官僚制组织模式相对，托夫勒描述了如下几种新型组织。

“收放自如的组织”（也翻译为“脉动机构”）：这类组织的典型代表是美国人口普查局。当需要进行人口普查时，该组织的成员会增至40万人，人口普查结束后，成员数量则自动降为7000人。该类组织根据员工数量的增减，收放内部权力，从而有效地完成组织任务。托夫勒认为，“事实上今天美国企业界最流行的组织形态是项目小组，即《未来的冲击》所说的临时机构（ad-hocracy），这只是收放自如组织的一种变形。因为真的收放自如组织是不断重复收放，但一个项目小组一次只负责一件事。他们结合、工作，然后解散，所以只是收放一次的组织。”需要说明的是，组织的收放，不仅指规模，还包括分散管理和集中管理，其实质在于，根据知识和权力的分布，随时调整组织的信息沟通结构，适应现实需要。

“两面组织”：顾名思义，两面的组织要求根据不同情况而采用不同的运作形式。“收放自如的单位，是随时间不同而忽大忽小，而‘两面组织’，则是依需要在‘由上而下法令指挥’或‘平等相处’两种状况当中作调整。”以著名的英国皇家空降特勤队（SAS）为例，在操练场上，该组织强调绝对服从，铁的纪律，所有成员必须严格遵守上司和下属之间的尊卑关系。然而，在执行任务时，“相同的一组人却会有完全不同的行为，阶级、排名和特权都因工作场所不同而必须完全改变”。对于企业来说，这种表现出严格的等级制和平等自治两面的组织将会得到人们的青睐。由于社会变动加速，企业会遇到越来越多的突发情况甚至危机。同一个企业在常态下的管理和危机中的管理，就需要这种两面组织。不同的形势会要求企业具备不同的行为模式，所以，“危机管理”呼唤两面组织。托夫勒强调，危机管理能否成功，“全看它是否能取得信息，并控制沟通”。

“棋盘式组织”：该组织类似于二战后奥地利政府和美国加州的日本银行。托夫勒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建立起了两党制，社会党和保守党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然而，同英美的两党制不同，在奥地利无论哪一党执政，“都必须延请一个反对党党员担任副手，从首相一路下来到每个机关都如此。这一交叉制度保证每个国营企业、银行、保险公司，甚至中学和大学中，‘红色’的社会党和‘黑色’的保守党形成交替。”加州的日本银行则让“日本和美国员工交错担任每个层级的主管”，以保证东京总部不但能从高层，而且能从每个层次都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日本人的信息。这种棋盘式组织的目的在于通过吸收对方人员，使组织的各个层级及时掌握各种情况和各派意见，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决策失误。

“钦差大臣式的组织”（也翻译为“政委机构”）：托夫勒以苏联军队体制为例来说明这种组织。在苏联军队中，除各级军事指挥官之外，各级还专门设立政委一职。他认为，这种体制具备两条信息传播渠道：指挥官的军事体制渠道和政委的共产党体制渠道，两种渠道有助于传递不同的信息，提高决策质量和速度。托夫勒强调说，不要以为这种组织是共产党的专利，实际上在企业中也已经较为常见，在现代各种组织中，高层决策者往往在各层级安插“心腹”，目的就在于及时获知准确、真实的信息，把握组织的动态，同时利用“政委”规避官僚结构，保证高层对企业的控制。

“分封疆土的组织”（也翻译为“官僚-贵族机构”）：在整体官僚制框架下，保存有类似于西欧封建领主制的组织结构。历史上的分封制，各级领主在封邑享有各项大权，国王不干预其内部事务，“垂拱而天下治”。在美国，“封建制度残存至今最好的例证是在大学里，每个系都是一块诸侯领地”。各系的内部事务，如招聘、晋升、考核，甚至财务，都由本系的教授决定，校方无权染指。然而，就学校组织的整体来说，又属于官僚制结构。该类组织的另一典型是美国国会。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每位议员都代表部分选民（参议员代表以州为单位的选民，众议院代表以选区为单位的选民），在互不重叠的选区内，每位议员都全权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责。托夫勒认为，这种组织的产生往往是官僚制信息不畅的负面后果。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决策者对各级“诸侯”层层授权，就能够充分利用他们掌握的知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然而，如何做到“放”不导致分裂，“收”不造成窒息，其中的“度”该如何把握，这是该类组织的决策者面临的关键问题。相形之下，美国的大型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公司，甚至包括国家的各军兵种，都有这种比较成熟的诸侯式结构。

“放牛吃草组织”（也翻译为“竞技机构”）：常规的组织体制，能够有效应对例行性事务，但却难以解决模糊性、创新性问题。如果试图用常规体制解决这类问题，往往造成两种不良后果：一是各部门之间互相踢皮球，二是问题被扭曲、被掩盖。托夫勒认为，应该在正常的组织体制之外，成立“放牛吃草小组”，给予他们充分授权和必要的资源，允许他们选择合适的工作和组织管理方式，即通常所说的团队。在目前的条件下，为充分激发组织成员的热情，团队已成为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的热点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这类组织所需要的充分授权绝非放任自流，高绩效和大权限是该类组织的一体两面，两者不可偏废。IBM和NEC在研发个人电脑时，就采取了这种结构，苹果、惠普也是采用这种结构的典范。对于这种结构在创新中的积极作用，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有很好的说明。

“自发性组织”：这是在现代电子网络条件下形成的新组织形式。同“放牛吃草组织”相比，前者还有高层交待的任务，而后者完全自发。自发性组织的成立、运作、退出全凭自愿，没有指派的领导，更没有事先制定的章程，组织的发起源于网络沟通中产生了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成员资源聚集，自觉贡献相关知识，以求妥善解决问题。由于自发性组织成员依靠互联网进行联系，所以现实的组织和等级、部门界限不能对其造成任何障碍。托夫勒认为，在合适的条件下，这类组织很可能会产生“一连串的创新”。随着电子网络的发展完善，这类自发性组织将会越来越多。

新型组织的特征

纵观上述所有新型组织，具备三个共同特征。

首先，同僵化的官僚体制相比，它们是弹性组织，根据形势、知识、问题的不同而随时改变组织内部的权力配置。在弹性组织中，每一位成员都是各自领域的权威，哪一部分知识最关键，其掌握者就拥有相应的权力。“权力转移非常频繁而且容易，只要新环境需要新技术，权力就会很快易手。”需要说明的是，托夫勒对弹性组织的论述，“并不是鼓吹要完全没有结构，而是鼓励企业在转型时，不要再当一群驴子，而变成由一只老虎、一群食人鱼、几头小驴和一大群采集信息花蜜的蜜蜂组成的一支队伍”。因此，官僚制并没有被一概取消，而是依然存在于它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内。不过，在死守官僚制教条的人看来，这种弹性组织不啻是“乌合之众”。总经理的部下，很有可能包括了敢于抗命的诸侯领主、肩负另种使命的钦差大臣、表现欲望强烈的歌剧女优、不哼不哈的技术专家、喋喋不休的街头牧师、说一不二的霸道家长。权力的走向表现得动荡、复杂、模糊不清。而正是这种灵活性公司，有利于拆解当今的不确定性。

其次，官僚制强调上下级之间的命令服从关系，而弹性组织则往往强调成员、部门之间的平行关系。弹性组织内的权力立足于知识，由于存在知识分工，每个人不可能掌握解决问题的所有知识，只有彼此合作，才能做到人尽其才。托夫勒强调，在弹性组织中，往往只有很少的层级甚至完全没有层级，成员之间的平行关系“是很有适应性的，能随情况的改变而随时改组”。网络向水平延伸扩展，而不是垂直纵向发挥。它兼具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不同结构，可以同时容纳官僚制和团队制。这种组织有利于知识创造，有利于打击恐怖主义，而不利于控制核弹头。

再次，官僚体制的成员犹如机器零部件，可以随时更换，弹性组织的成员则是一个个禀赋、性格和知识各异的人，具备很高的不可替换性。托夫勒认为，虽然工业社会的工人享有集体谈判权，使资本权力受到一定制衡。但是，“通常工作所需的技巧很少，所以任何人只要训练几分钟就可上手。哪个工人来都一样。总有一群‘失业的大军’随时等着接任何工作”。工人的可替换性，是他们在权力面前呈现弱势的“最基本的原因”。在信息社会，随着知识的普及，劳动者因为拥有知识而成为权力享有者。由于不同个人掌握的知识和自身特长均不同，所以，“知识型的劳工越来越不可替换，每个知识型劳工使用工具的方式都不同，就像工程师用电脑的方式都不一样，或者像营销专家分析市场的方式也不一样”。另外，由于信息社会的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组织不得不加大对成员的培训力度，从而一方面更新了个人的知识储备，增加了个人同组织谈判的筹码；另一方面员工一旦离职，组织对成员的所有培训投资都将无法收回，导致组织对员工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这种组织存在着控制上的局限性，甚至有可能出现知识员工对上层经理的反控制。

篇10：公积金转移证明-

XXX公司:

原贵公司员工XXX已在我公司入职,请协助将其住房公积金关系转入我公司。相关账户信息附后。特此证明。

个人公积金账户信息

姓名:XXXX

身份证号:XXXXXXXXXXXX

开户行：XXXXXX

账号：XXXXXXX

公司公积金账户信息

开户名：XXXXXXXXXX

开户行:XXXXXXX

账号：XXXXXXX

联系人:XXX联系电话:XXXXXXX

XXXXX公司

篇11：住房公积金转移证明

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核心：

兹有原我单位员工XX因离职，需办理公积金转移。账户信息如下：

单位公积金账户：

开户行：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华门支行 账户名称：XXXXXXX有限公司 单位帐号：XXXXXXX 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 烦请贵核心给予办理有关住房公积金事宜。

篇12：公积金转移用 工作证明

兹有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于2012年5月15日入职。

单位名称：亿尔多建筑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单位公积金帐号：XXXXXXXXXXXXX

单位开户行：XXXXXXXXXXXXXXXXXXXXXXX

亿尔多建筑材料（天津）有限公司

篇13：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新探

一、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现阶段,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实行地方统筹, 于是就有了各统筹区域间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问题。从已有的养老保险转移制度看,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以在不同统筹区域转移。但在实际操作中, 这种转移并不顺畅。很多流动就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的问题比较突出,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调动人员可转移, 自我流动人员难以转移。目前, 少数经组织、人事、劳动保障部门批准调动工作的, 尚可顺利转移接续社会保险关系, 但大多数跨省流动就业职工, 尤其是流动到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的无法转移接续, 往往从原参保地转出来容易, 但到新参保地却接续不上。这部分群体主要包括:破产企业的职工、企业改制后与原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的人员、再就业服务中心期满或关闭后出“中心”的人员、原工作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的制度内人员、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后的职工、从机关事业单位流动到企业的职工、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进城农民工等。

第二, 各统筹区各自为政, 操作办法、口径不统一, 对接困难。目前, 我国养老保险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市县统筹, 统筹层次低, 且基本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未实现全国联网,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相关信息只能通过人工传递, 效率低下且有可能导致部分信息的失真、失事。执行中各地之间缺少统一的转移接续业务经办规程、操作口径和相关信息表式清单, 转出地开具的转移手续所包含的信息有时往往满足不了转入地接续关系的需要, 补建养老保险账户造成困难。此外, 劳动者在不同统筹区之间流动时, 手续复杂繁琐, 要经过组织、人事、劳动部门批准, 这无疑给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增加了“交易成本”。

第三, 基本养老保险跨区缴费年限不能衔接。此前政策只对经过组织、人事、劳动部门批准调动工作单位的人员连续工龄有明确规定, 对无组织关系流动人员原有的连续工龄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 不同统筹地区的缴费年限不能直接叠加。特别是, 部分地区对流动人员转移后在原参保地的视同缴费年限不予认可。这对于流动人员尤其是“中人”来说, 其原有的权益无法兑现, 转移遇到困难。这两种现状不但严重弱化了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 而且严重阻碍了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正常流动和合理配置, 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二、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的原因分析

中国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既有自身制度设计的原因, 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

第一, 制度设计上的原因。一方面, 制度设计超前造成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从制度本身看, 此前只转移个人账户的政策设计, 是以全国统筹为基础, 以各地均衡发展为依据, 以基金可承载为前提的。而从目前实际看, 我国还未真正实现省级统筹, 市县级政府仍是大多数省份养老保险管理工作的承载主体。各统筹区养老保险基金独立核算, 当统筹基金出现入不敷出时, 当地财政负责兜底。这就使得在转移职工养老保险关系时, 只转移个人账户基金部分, 不转移企业缴纳的统筹基金部分的规定必然会令转入地难以承受。这种设计超越了我国养老保险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 从而导致转移政策客观上难以执行。

另一方面, 多种养老保险制度分轨运行导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困难绝不仅仅是因为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 更重要的在于不同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分轨运行, 互不衔接。目前我国存在多种养老保险制度, 最主要的有三种: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面向不同的群体, 相互之间无法衔接。从长远来看, 不同制度之间分轨运行、互不衔接将成为阻碍养老保险关系转移乃至制约养老保险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 现行财政体制的制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逐步形成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 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之前, 以这一体制为基础的全国性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从表面上看,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转移的仅仅是资金和信息。实际上, 转移的真正内容是权益。缴费年限、视同缴费年限、个人账户资金等等只是养老保险权益的表现形式。当转移发生时, 各地区间的利益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各地政府对劳动者的养老保险责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我国当前多数地区实行“市县级统筹+省级调剂金”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的情况下, 各统筹单位独立核算基金, 当地政府对本统筹范围内的基金缺口兜底, 独自承担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责任。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就意味着保险责任的转嫁, 转入地要承担起转移人员未来的养老金支付无限责任。而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积累都不多、养老金发放压力较大, 各地势必会考虑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和转出对当地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 必然会对不利于当地基金平衡的做法进行阻碍, 设置门槛。

第三, 户籍制度的影响。我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发端于国企配套改革, 养老保险制度与户籍制度联系紧密。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东西部二元结构的约束下, 带有明显的国企的烙印, 不适合只能选择非正规部门大规模流动人口和城镇灵活就业的人口。一般情况下, 多数劳动者都是在户籍所在地参保, 这里除了有原人事劳动管理规定外, 还有便于社会保险的属地管理的需求。按照国家政策, 养老保险关系只要是往本人城镇户口所在地转移, 全国各地都能办理, 但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沿海发达省份均以是否有本地户籍作为转移的唯一条件, 没有当地户口是绝对不能转移的, 就是省内各统筹地区之间也不能转移。这种养老保险与户籍挂钩的管理办法, 使保险关系转移遇到障碍, 有户籍的可以转入, 无户籍的则不能转入, 这对于养老保险关系接续极为不利。

三、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两方面的分析以及《暂行办法》对于转移基金份额、跨地区缴费年限、农民工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规定, 可以看出:《暂行办法》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制度公平, 恢复了法定的养老权益;将劳动关系和养老关系相分离的做法, 弱化了户籍制度的制约;有利于保护了农民工的个人合法权益, 规避了为为农民工单独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而形成碎片化的状况;还有利于平衡各地政府之间的利益, 促使他们加强政策执行力度。但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 要彻底地解决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这个问题, 光靠《暂行办法》还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 加快养老保险立法, 加强基金监管。一方面, 我国目前尚未有一部统一的社会保障法, 社会保障方面临时性的条例、规章多于法律、法规, 这不利于维护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权威性和发展的稳定性。应该加快出台覆盖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法》, 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确定社会保险全国统筹的实施路径及接续办法, 确保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平、合理和有效, 使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切实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另一方面, 按照《暂行办法》规定:由最后参保地汇总统一发放养老金。这将会牵涉到最后参保地与参保人参加的此前多个参保地之间的沟通, 为防止各参保地推卸责任, 拖欠资金, 应该在现有机构设置上, 增设全国养老金结算划转监督机构或职能, 专门受理、解决资金拖欠、截留问题, 制定相应具体措施, 完善各参保地与参保人之间、参保地与参保地之间的对账机制, 以起到中枢督促的作用。

第二,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提高统筹层次。一是要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实现城镇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以及被征地农民保障制度相互衔接。在各地试点的基础上, 尽快建立统一的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同时, 要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职工只是工作性质、岗位的差异, 收入分配的资金来源渠道与方式的差异, 就养老风险的程度和化解来说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 在模式上,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应该与企业保持一致, 实行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二是要提高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统筹层次的高低不仅与抗风险能力紧密相关, 统筹层次越高, 抗风险能力越强;还和流动性高度相关, 统筹层次越高, 流动性也越强;同时, 统筹层次越高, 越有利于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社会保障风险的分散, 越有利于体现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的涵义。针对我国目前统筹层次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应该先切实实现省级统筹, 再逐步发展到全国统筹。全国统筹符合现代社会保障的基本涵义和发展趋势, 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理想模式。

第三, 明确政府间责任, 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在我国目前统筹层次不高的情况下, 既要保护参保人的养老权益, 又要使其不产生逆向选择动机, 向养老待遇高的地区有目的的转移。其关键在于实现各地利益与责任的均衡或各自责任的厘清, 可依据“谁受益, 谁担责”的原则来确定各参保地的养老责任, 即应由各参保地承担参保人在本统筹区进行缴费时段的基础养老金及其以后的调待资金支付责任。然后按人本化原则, 由最后参保地负责与各参保地沟通, 办理退休手续, 进行养老资金的汇总统一发放。同时, 地区之间应建立起正常的转移沟通协调机制, 明确转接双方业务沟通协调的责任。这种机制应该是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与财政体系的有机结合。由于现行制度存在的缺陷, 基本养老保险体系自身难以完成这种利益的协调, 所以, 除了要有养老保险体系内的协调, 还要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在外部进行协调。在严格控制各地养老金标准的前提下, 明确中央财政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责任。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主要用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以及中央政府提出的养老金待遇提高所需基金。

第四, 建立全国统一信息平台, 提高转移接续效率。一方面, 应该尽快加大金保工程的统一力度, 在全国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险信息平台系统, 让每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到这个系统之内。首先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省、市级中心数据库, 实现省、市、县三级或两级业务联网, 然后在此基础上, 最终实现全国联网和数据共享。逐步实现养老保险关系信息在地市间、省市间, 乃至全国范围的联网和信息共享, 通过数据交换和对比, 解决省内重复参保、多重账户的问题。另一方面,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要提高转移接续效率, 简化转移手续。首先, 各地社保经办机构应大力推进规范化、信息化建设。为社保经办系统制定一套管理标准:明确服务对象, 提高服务质量, 考核服务绩效。其次, 要切实完善关系转移的基础工作, 规范、统一关系转移的操作程序和相关办法, 倡导各地尽快实现各种社保表、单或卡的格式统一、口径统一、标准统一, 明确职责, 减少环节, 方便办理。三是以“金保工程”为依托, 为参保人以身份证为依据建立“一卡通”。记载职工的基本信息、参保缴费信息等, 个人账户金额存储在卡中, 卡随人走, 真正实现养老保险关系随身携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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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兰芬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办法的思考[J]商业时代2009 (3)

[3]王小春, 梁永郭, 刘萍关于我国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的探讨[J]商业时代2009 (3)

[4]陈仰东保障合法权益兼顾各方利益——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J]中国社会保障2009 (3)

[5]姜敏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题求解[J]山东劳动保障2009 (1)

篇14：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思考

关键词:养老保险;转移;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136(2010)11-0110-02

1 流动人口养老保险转续难问题显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绝对数量在不断增长,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在外打工的流动人口数从1980年的200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2.3亿人,目前占到总人口的18%,这也成为我国的一个特殊国情。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已经对原有的户籍制度带来了巨大冲击,而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保制度此时也暴露出在制度设计上的一些缺陷。

按照劳动部1996年、1997年制定的有关政策,职工跨统筹范围流动时,只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资金,不转移社会统筹基金。按照劳动保障部2001年有关政策,农民合同制工人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重新就业的,应接续或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也可根据本人申请,将其账户中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随着强制参保的力度不断加大,这一政策缺陷就导致,一旦流动人口工作地点转变,在打工时缴纳的养老金中统筹部分就留在了原工作地,工龄也得重新计算。为了保全自己的个人账户资金,农民工不得不选择退保的极端做法,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流动人口一般来自不发达地区,其户籍所在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般没有建立,已建立的也很不健全,一旦他们离开原来工作的城市,其养老保险关系难以转回原籍。这样就造成了农民工“只参保,不受益”的现象,即社保制度的便携性缺陷,造成流动人口养老金损失部分称为“便携性损失”。

庞大的流动人口对我国城市化建设带来了贡献,但是,当户籍作为社保制度设计中的一个因素时,这个庞大的群体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本就不高的情况下,社保制度的缺陷使得他们更加成为城市边缘的另类人群,这一问题也增加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困难程度,同时为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2 暂行办法的推行

2009年12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上决定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办法主要内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人员,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可在跨省就业时随同转移,在转移个人账户储存额的同时,还转移部分单位缴费,参保人员在各地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累计计算,对农民工一视同仁。这一办法对于更好地保障流动就业人群的权益,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3 暂行办法的深远意义

介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社保制度显现出便携性损失、覆盖面狭小、制度碎片化等缺陷,《暂行办法》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3个缺陷,为推进社保制度改革注入一剂“强心针”。

第一,《暂行办法》的推行解决了常年来的“便携性损失”顽疾,保障了流动人口的合法社保权益,确保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受相同待遇,强化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险的转续解决了社保制度长期处于地区分割状态问题,使这个特殊群体的另类地位得到缓解,增强了社会对农民工的接受和融合程度,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团结。

第二,《暂行办法》的推行解决了扩大覆盖面难的制度性障碍,有利于扩大社保覆盖面。一直以来流动人口和非正规部门的社保问题就是社保覆盖面扩展难的主要问题,社保制度的缺陷使得流动人口的参保没有积极性,甚至激化为参保的农民工不得不选择退保来弥补自己的损失,而流动人口的数量巨大也使得社保的覆盖面长期扩展难,这次办法的推行使得社保制度为流动人口敞开大门,提高了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积极性,为达到国家提出的社保覆盖面目标迈出了一大步。

第三,《暂行办法》的推行统一了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制度,避免社保制度碎片化的缺陷。流动人员离开就业地时,由社保经办机构发给参保缴费凭证;在新就业地参保,只需提出转续关系的书面申请,转入和转出地社保经办机构为其协调办理审核、确认和跨地区转续手续。这就意味着,流动人口工作转移时,只需带走一纸手续,且细化办法规定办理日期不会超过45天。办法的推行简化了农民工参保的制度复杂性,既满足了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也维护了社保制度的长期利益,达到双赢局面。

第四,《暂行办法》的推行提高了流动人口的总体收入,减少了企业用工的行政成本,有利于经济增长,为健康的全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政策方便。农民工群体是改革开放以来备受关注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的收入分配和社保状况一直是社会的焦点,办法的推行提高了农民工的总体收入,增强了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水平和自信心,解决了农民工群体放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民工群体更好的自我发展。良好的社会流动性也体现了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这样,增加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人们的就业途径,提高了人们对生活的预期、稀释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第五,《暂行办法》的推行加速了城镇化发展,使得农民工的农转居,进城落户有了打破户籍制度限制的动力。中央经济会议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推进城镇化和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的精神,此次办法的推行方便了介于城乡两个社保制度之间农民工的待遇水平确定和转续,有利于农民工进城落户定居,加速城镇化发展。

4 暂行办法的深层思考

暂行办法的出台意义深远,但由于养老保险关系转接的复杂性、敏感性,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统筹差异过大,管理体制尚未完全理顺,劳动者个体职业经历、收入水平的差异性,资金转出和转入地经济水平的差异性,地區间利益调整的不平衡性等,这项工作的政策、管理、技术等方面都面临很大的挑战。

政策出台以来,“不得退保”的规定在少数地方引起短暂的退保潮,统筹基金只转12%也引起一部分人的质疑,参保人员对养老保险关系转接的满意度目前仍然很难评估,这需要更长的政策磨合,为此,应当更加积极地探索,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努力完善制度的不足。

首先,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将遇到很多新问题、新情况,这需要更快地完善政策实施细则,各级社保部门应制定周密的方案,一线工作人员更应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对政策内容深刻理解,面对实际操作中的问题要周到服务、详细解释、强化宣传、增进理解。对于农民工的退保意愿更应耐心解释,不能简单处理。

其次,养老保险关系的真正顺畅转接,取决于养老保险制度化改革。随着更多新问题的出现,只有加快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改革步伐,才能真正为科学解决养老保险关系转接创造条件,而我们要看到在我国社保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国外的经验也不是完全适合我国的复杂国情,可以预见,我国养老保险改革和制度构建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现,必须加大社保机构基层管理平台、信息技术平台的建设,努力提高政策执行水平和服务水平。

5 结束语

养老保险转续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要实现全国统筹的终极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项工程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甚至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我们要积极面对转接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暂行办法》推行后的热潮下,加快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推进。

Old-age Insurance Relations Shift Ponder

Tian Yu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guarantees the system in the lateral economic ties foundation’s cities society, causes the old-age insurance to be unable along with the undertake transfer of personnel to shift, this became society guarantees a system’s big flaw,old-age insurance shift means carrying out has solved this system stubborn illness, for the maintenance transient population’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the maintenance society guaranteed system’s fairness,maintained the society stable and the unity, the advancement society guarantees the system reform to make great strides forward very important one st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