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权保障的案例分析

就业权保障的案例分析（精选6篇）

篇1：就业权保障的案例分析

关于就业权保障的案例分析

，河北姑娘李某来京，受聘于中友百货任导购，后升任领班。10月，中友百货的资方要求该商场内所有导购人员必须具备“35岁以下，北京市城镇户口”的条件。于是，外地户口的纷纷购买假身份证蒙混过关。李某也在海淀区万寿路地铁口附近，向一名制售假证人员提供了自己的照片和虚假信息，花600元让其为自己伪造了北京市居民身份证明一张，北京市户口簿一本，高中毕业证书一本。

6月15日，李某被例行盘查的西单商场派出所民警发现涉嫌伪造居民身份证罪，随后被羁押。在交待了违法事实后，被取保候审。

209月26日，李某与其他三名同事一同在西城法院接受审判。候审时她们情绪很轻松，显然以为没什么大事。

法院认为，检察机关指控李某等涉嫌伪造居民身份证件罪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均成立。刑法第280条规定：“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据此，法院处理李某有期徒刑10个月。

按语：西单中友百货商场20制定了聘用导购“限35岁以下北京市城镇户口”的规定后，一些导购为了达到这个要求，纷纷购买假身份证蒙混过关。截至到昨天，被立案审查的25名购买了假身份证的导购，已有24名被西城法院以伪造身份证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6至1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或拘役。

又：昨天下午，记者从中友百货人力资源部获悉，该商场目前已经取消“限35岁以下，北京市城镇户口”录用规定。不过，记者还了解到，类似的规定在许多单位依然存在。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案例所反映的现象在全国普遍存在。李某等人购买假证的行为是违反法律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且不说法院对此案适用的罪名错误，她们为什么这样做?用人单位作出的规定是否合理、是否合法?更是我们应当深思的问题。

我们不能否认或是原谅李某等人买假的行为，因为刺激行为人产生行为动机的因素一般来说不能成为刑法上免责的事由，即使成立刑法上的免责事由，也不能免除其应当承担的治安处罚之责任。但是，从法理上讲，一个罪名的成立必须符合法定要件。我国刑法上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的客观要件要求行为人具备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伪造”是无身份证制作权的人员之作虚假的居民身份证：“变造”，指用涂改、擦消、拼接等方法，在真的居民身份证上进行变更，改变姓名、年龄等事项内容。由此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李某等人购买的行为未被包含于其中，认定其行为构成伪造、变造身份证罪显然不当。同理，她们的行为当然也不能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她们实施的是非法购买假身份证和假户口簿的行为。假户口簿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在刑法理论上也存在争议。即便可以认为户口簿属于国家机关证件，她们的行为也只能认定为买卖假的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和买卖假身份证的行为。这两种行为在刑法中没有被明确规定为犯罪，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对她们定罪量刑。有的地方法院把购买假证的行为解释为伪造行为的共犯，这在刑法理论上也难找到依据。因为当事人一方的故意内容是“卖出”而“赚钱”，另一方的故意内容是“付钱”而“买入”，故意的内容的指向相反，成对合关系而不是相同关系，这正如商品买卖，交易的双方各行其是，不存在“共同做生意”问题。退一步说，即便可以认定买卖假证的当事人具有共同“犯罪故意”，那么，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也不应当追究李某们的刑事责任。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一般人能期待行为人作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有期待可能，则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应当免除其刑事责任。1具体到本案中来，在李某等人面临失业危险的情形下，期待她作出合法行为即不去买假身份证和假户口簿，可以说是强人所难，而“法律不能强人所难”的格言2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的关怀，正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存在的`基础和免除无期待可能性者的刑事责任的终极原因。所以，对李某们以此种身陷困境的情况，应该予以充分考虑。笔者认为，对李某们的违法行为，作出治安处罚是必要的也是应当的，但作出刑事追究，很难说具有正当性。以上是从刑法规定作出的实然性分析。

就中友百货商场的规定来讲，值得研究的是，其内容是否与我国宪法和劳动法相冲突。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由于法律固有的高度抽象性，仅仅从上述规定来看，我们很难对上述问题作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坚持平等就业的原则，即劳动者只要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用人单位就应当为其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并且坚持同工同酬。应该说，这一原则的主要方面是用人单位必须平等地向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并且在劳动者符合录用条件时-仅指劳动者具备必要的劳动能力及劳动技能和不具备某些否定性条件时，用人单位应当在符合劳动者本人愿意的前提下，与之订立劳动合同。用人单位的决策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有相当数量的权力决策和行为是与宪法权利相冲突的，是有悖于人民利益和人民权利实现的，为人民所痛恶的充斥于社会中的土政策的大量存在就是例证。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认真考察一下，在我们社会中，究竟有多少权力性政策和行为是同宪法权利相吻合的，又有多少权力性决策和行为是同宪法权利相冲突的。这实在是一个需要法学界、法律界认真考虑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公民的就业实际上受到居住地域和身份的双重限制。农村居民只能种田耕地，城市居民不能下地干活(除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上山下乡”以外)。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人为的禁锢，大量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少数城市居民也能到乡村开办实业或从事农业生产，但禁锢尚未彻底消除。城乡居民身份的差别带来的福利、求学、就业等权利的差别仍然是悬殊的，大量单位关于“就业必须具有本地城市户口”的规定、一些政府官员关于在城市“划出区域让外来人员集中居住以便于统一管理”的主张和个别城市部分市民“不要让打工者乘座公交车”的呼吁就是明证。

上述禁锢的解冻是市场经济观念影响的结果，而禁锢的固守则是宪法观念缺失的结果。国家乃举国公民之国，公民乃一国之公民而非某一省市、某一城市之公民;国家的任何城市不是某一省市居民的城市而是全国人民的城市(特别行政区是历史和政治原因造成的例外);首都是全国公民的圣地。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到自己向往的城市居住、生活、学习和工作，适者生存，不适者离开。这是现代宪政应当树立的与就业权利的实现相适应的理念。只有在这样的理念的引导下制定的制度，才能保障公民流动-实际上就是迁徙的自由和劳动权利-实际上也是义务的实现。没有这样的理念，公民的平等就无从谈起，“制度”逼人违法犯罪的现象就无法消除。

历史上争论多年的利与义的矛盾问题，实际上是各种利益的协调问题。舍身取义，就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利益、更根本的利益，如民族的利益、阶级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使个人局部的利益、暂时的利

益、非根本性的利益服从一个更大的整体利益、长远的利益、根本利益，这就是“义”。宪政的利益和宪法权利，可以归结为“义”或“正义”，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实际上即“利”或“效益”。关于正义和效益的协调问题，实际上可还原为利益与利益的协调问题。法调节利益关系的矛盾，实质上也就是调节并缓和了法与正义的矛盾。但调节的结果，应当是“利”或“效益”得到满足，“义”或“正义”得到伸张。换言之，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取消就业身份与地域的限制，绝不会妨害市场主体获得应有的效益，同时又有效保障了公民权利的实现。这是从法律的应然性作出的分析。

从法的实施效果和法的引导功能上讲，“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又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它并不在受这法律约束的人们的一般福利范围之外作出规定。”3也就是说，法律应该保护和引导人民追求正当权益。而本案的处理，在实实在在伤害了李某们的利益的同时，很难说能引导人民作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它传递的信息无非是：“想在城市就业吗?先合法取得城市户口和城市居民身份证吧!”而这恰恰是强人所难。因此，法在此类案件中的适用效果说明，谴责并引导用人单位彻底撤除违反宪法的藩篱，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

1参见马克昌著：《比较刑法原理》，49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2参见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227页，法律出版社，。

3参见[美]洛克著：《政府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6页。

篇2：就业权保障的案例分析

【内容摘要】当今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衍生其他农民工问题的基础。本文对近年来有关农民工就业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内容包括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状况、造成农民工就业权保障缺失的主要原因以及如何保障农民工就业权等方面。

【关键词】农民工 就业 权益缺失 保障措施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和渴望摆脱贫穷的失地农民,为了寻找就业机会而涌向城市所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庞大群体。当今社会谈及农民工问题，实质就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而就业问题也是衍生其他农民工问题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农民工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农民工问题的解决，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对农民工就业权保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综述，其内容主要包括：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状况、造成农民工就业权保障缺失的主要原因、保障农民工就业权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保障农民工就业权等方面。

一 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状况：

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这里的“劳动的权利”,实质上就是劳动就业权。劳动就业权,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职业的权利。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平等就业权利,但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就业和择业的权利。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公民在就业和职业方面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我国《宪法》的应有之义。法律保护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利,使每个劳动者都能有平等的机会去竞争工作岗位。在我国尤其要淡化户籍等因素对就业的影响,突出对农村劳动力平等就业权的保护。

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利,是指农民工与非农工在就业地位、就业机会、就业条件上的平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就业机会平等。它是实现就业平等权的重要前提,贯穿于招工、录用标准、劳动环境、工作要求、工资待遇等就业的各个环节之中,亦即涵盖了就业待遇平等、就业安全保障平等等相关权利的平等。笔者通过对学者们对农民工就业基本状况的梳理,将目前我国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现状概括为以下几点:

1.就业机会少。

地方性的政策歧视导致农民工就业准入门槛畸高。罗正月等学者指出我国的部分城市出台的一些地方政策,通过设立行业及工种限制,硬性规定农民工的比例,限制或排斥农民工,同时对农民工征收较多的务工管理费,增加农民工的务工成本,以此抬高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准入门槛。

2.就业待遇的不平等。

(1)工资低廉。

罗月正等学者认为劳动报酬权是劳动者最重要及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它是劳动者及家属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活命钱”。但现实中农民工艰辛劳动时常不能换来应得的报酬。深圳市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天22.3元,但大部分企业是16-18元, 90%的企业达不到每月484元的最低标准。另据调查, 2003年至2006年,在各级政府干预下,农民工人均月工资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但由于起点较低,人均月工资绝对数额仍低于其他行业。

(2)工时报酬违规突出。

吴义太等学者指出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 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用人单位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特殊情况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并且每月不得超过36 小时。可大量农民工超负荷劳动，长时间加班非常普遍，甚至有的行业已经出现了农民工“过劳死”现象。部分城市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杨鹏程,陆丽芳进行调查指出,深圳的多数工厂,农民工每月工作在26天以上,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在11小时左右,有时甚至连续工作12小时以上。农民工工资有的不符合我国有关最低工资规定的标准。有些用人单位没有按月支付农民工工资，而是一年一结，有的单位连一年一结也做不到,拖欠工资的现象十分严重。建设部副部长黄卫在今年1月26日在全国清理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电视电话会议上说,自2004年启动清欠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工作以来,截至今年1月19日,三年各地已偿付建设领域历史拖欠工程款1834亿元,清理历史旧欠达到预期目标这个正面报道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程度。另外，随意克扣工资,“罚款”依然存在，有的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工作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并用克扣工资、“罚款”等方式来保证这一不平等合约的实

现。

(3)同工不同酬。

徐结理等学者认为农民工大多以临时工的身份工作,劳动报酬远远少于固定工或城市工人,一般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临时工的工资为以城市居民为代表的正式工的工资的一半。如城市家政钟点工,城市工人每小时20元,农民工却只有10元。

3.就业安全保障的不到位。(1)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强度超标。

表现在:一是工作环境恶劣。现实中,许多企业着眼于眼前利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注意改善工作环境,不为农民工配发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导致农民工职业病发病率高,因工作接触有毒物品而中毒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二是劳动强度过大。一些用人单位把农民工当成赚钱的机器,重活、累活、脏活、险活等城市工人不愿从事的工种,都是农民工完成。农民工往往要完成城市工人难以完成的定额。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

(2)事实劳动仍然存在,农民工与雇主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吴义太,罗正月等学者提出从就业运行过程的安全保障来看，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为劳动者提供相对稳定的工作，不得随意修改劳动合同条款或终止劳动合同，解雇劳动者。可在我国的劳动就业实践中，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没有一个正式的身份,在许多城市中被视为流动人口和城市的边缘群体,在劳动用工关系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用人单位为了规避《劳动法》规定的应对劳动者承担的各项义务以降低用工成本,达到对农民工使用价值的最大攫取,而往往不愿与农民工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农民工没有能够真正意识到订立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为了抓住就业的机会，也往往被迫放弃订立书面合同的权利，这就使得大量农民工与其用人单位存在着事实劳动关系。目前我国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57.1%,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检查劳动法执行情况时发现，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劳动

合同签订率竟不到20%。

(3)就业安全保障缺失。

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是世界各国政府采取的旨在保证就业安全的保障措施。在我国现阶段,就业保险具有明显的歧视性,大多数城镇市民享有劳动就业保障;相反,大多数农民则无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就业保障。农民工无法享受到基本社会保障。目前,农民工普遍游离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城市劳动者普遍参加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基本与农民工无缘,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也很少。农民工对工伤、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的迫切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农民工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只能得到细微补偿或治疗。目前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为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更低, 分别为2.9%、3.1%和5.6%。农民工一旦出事,很难得到应有的补偿,生活往往陷入困境。

4.就业服务的不平等。

(1)公共就业服务政策的不平等。

地方在公共就业服务上多执行先本地后外地,先城市后农村的歧视性政策,一些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由于政策约束或力量所限就不开展对外来民工的就业服务,甚至承接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对农民工只收费不服务。某些地方政府虽然已开展对外来农民工的职业指导和介绍

业务,但服务效果难以满意。(2)就业补贴制度的不平等。

近两年,中央政府对农民工的就业补贴进行了一些制度安排。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实施“阳光工程”,对培训农民工人均补贴100元;要求城市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免费向农民工开放,提供就业信息、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免费服务经费纳入地方各级财政预算。然而,即使在已启动的农民工培训和职业介绍与信息咨询方面,对农民工的财政支持额度仍是远低于对城市劳动者。如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开展“131”就业服务(一次免费或部分免费职业培训,三次免费职业介绍, 一次免费的职业指导),提供小额贷款、税费减免、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托底安置等补贴政策,而这些优惠政

策农民工是享受不到的。

二.造成农民工就业权保障缺失的主要原因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现象,在不合理的农民工制度下,农民工受到诸多不平等待遇,无法享受全面公平的就业权益。笔者对我国学者对该问题的探讨,总结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就业权益

缺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农民工面临较强的制度排斥。我国城乡分治、户籍管理等制度改革的滞后是造成农民工就业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制度根源。20 世纪70 年代末期,我国开始改革开放,逐步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农民离开了土地到城里打工,城乡不平等的户籍制度受到冲击,呈现出不断松动的趋势。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加快,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已全面放开。但作为吸纳进城农民就业主渠道的大中城市的户籍管理仍比较严格。对广大低收入的进城农民而言,城市的户籍门槛仍高不可越,进城农民很难融入城市,每年被迫支付大量资金,往返于农村和城市。农民工与市民在地位身份就业住房补贴福利劳保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不平等,给他们在吃住就业加薪子女学习上都造成了许多困难,这些都加大了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成本和风险。

2.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导致农民工就业权益受侵害。现行的有些劳动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如《劳动法》中有关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工资的内容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办法,可操作性差,使得劳动监察部门对于具体的案例处理很为棘手,这就给一些用人单位留下了可乘之机。另外,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能力不足。如我国《劳动监察规定》在1993年已经颁布,该法明确规定了劳动监察的主题,内容,权限,如果严格执行,何以出现那么多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3.城市政府对农民工就业服务的缺位。

对劳动力流入地而言,农民工是当地的建设者和纳税人,但农民工得到的服务却很有限。一些大城市虽然根据国家规定,基本取消了对农民工就业的政策限制,但为保障城市人口就业,一些城市政府硬性规定企业使用农民工的比例,限制用人单位使用外地工,限制外来劳动力的就业。一些地方要求农民工办理多种证件,除身份证外,农民工进城先要办暂住证、就业证、健康证等各种各样的证件,一个证要几十元,一年一个农民工为办证就得交几百元。城市管理部门向进城农民工收取管理费的积极性很高,但提供的就业服务却十分有限。

4.农民工就业市场发展滞后。

进城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难题,而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在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农民工的单位非常少,农民工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同时,一些用工单位不讲诚信,不遵守等价交换原则,使不少农民工辛辛苦苦一年而一无所获。还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下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外需减缓和宏观调控，而直接造成的出口缩减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我国很多出口制造企业以压低生产要素、压低价格赢得国际竞争，劳动力价格被一压再压，且部分企业特别是对外出口的制造型企业用工需求减少，进入市场求职的失业人员增多，这对农民工就业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5.农民工知识技术水平欠缺。

从国家统计局2008年公布的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可知，至2006 年末，当年外出务工的1.3 亿农村外出劳动力中，绝大多数仅有初中文化程度；其次为小学文化程度；接受高中教育者仅占8.7％；此外还有1.2％是文盲。农村基础教育落后的同时，职业教育更为缺乏。因此，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选择余地十分有限，只能进入制造业、建筑、运输、煤炭采掘、环卫、餐饮等对文化程度和技能要求不高的行业。绝大部分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低,法律意识淡薄,就业权益的自我保障能力低下。同时,农民工外出打工基本处于自发流动状态,接受技术培训的比例很低,就业能力无法得到有效提高。

三.如何保障农民工就业权

我国学者们通过对农民工就业相关问题的研究,在运用理论知识进行分析的同时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许多可行的解决措施,笔者在此将诸位学者提出的建议进行归纳:

1.从法律的角度

(1)罗正月学者认为应当加紧制定相关配套法规,推进就业促进法的贯彻实施．我国《劳动法》第12条明确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我们由此可看出,我国《劳动法》所定义的就业歧视仅仅包括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四种情况,并不包括基于社会出身等原因而进行的歧视,这样就将现实中农民工的就业歧视排除在法定的就业歧视以外,使得我国的反就业歧视缺少法律依据,显得底气不足。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就业促进法》的颁布,是继刚刚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之后,我国劳动保障法制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对于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就业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就业促进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与现行《劳动法》相比较,在反就业歧视、促进公平就业方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上所述内容,表明了新的就业促进法为管制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行为制定了法律依据。现在关键问题是要加紧制定相关配套法规,推进就业促进法的贯彻实施。严格执行依法用工制度就是对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最好保护。为此，学者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及时清理带有歧视色彩的地方立法。有的地方政府出于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出台了一些侵害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法规、规章或政策，我们必须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的规定及时予以清理。二是严格执行劳动基准制度。这就要求用人单位在农民工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最低工资、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必须严格执行现行的劳动基准制度。三是全面建立以劳动合同管理为基础的劳动用工备案制度。《劳动合同法》第7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我们除了要求用人单位将其与农民工签订（续订）、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等情况进行登记外，还应当要求用人单位将录用农民工或与农民工解除劳动关系等情况到当地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

办理备案登记。

(2)尽快出台中国的《社会保险法》。将现有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的零星分散规定,集中在统一的《社会保险法》之中,明确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法的保障对象,以实现受伤者及其家属在受到职业伤害时能得到补偿。完善《工伤支付条例》。作为具体规定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条例》在总则中仅在第1条规定了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但并未规定具体的职业康复制度内容,仅规定康复性治疗的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因此,在即将制定的《社会保险法》中必须对此作硬性规定。

(3)完善劳动司法制度，从司法程序上保护公民的劳动就业权有权利就有司法救济，没有司法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我国公民劳动就业权的司法保护在程序上包括非诉讼程序和诉讼程序。为了张扬非诉讼程序快速解决劳动争端，保护公民的劳动就业权，我国制定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诉讼程序可以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宪法诉讼及构建独立的劳动诉讼四个方面来考虑构建完整的公民劳动就业权的司法保障机制。

2.从政府的角度

杨鹏程, 陆丽芳等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增加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政府部门应转变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服务理念,对进城农民工一视同仁,坚决取消针对进城农民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并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城市应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大投资力度与科学的规划,加强城市住宅设施、能源设施、资源设施、交通设施、通讯设施、教育文化卫生设施、环境设施等建设,改善城市综合环境,提高城市的容纳和服务能力。考虑到农民工收入普遍较低的状况,政府可在市区专门为农民工修建一些廉租房,降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要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就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邵霖学者提出应当统一农民工就业管理, 努力加强与农民工输入地的协作, 尽量促进农民工的有序流动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 确保农民工就业工作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实施, 加大财政投入,集中政府分散的就业扶持经费, 发挥其最大效应。对于一些农民工需求量较大的地区, 农民工输出地的政府应与输入地政府和企业共同配合、协助, 健全“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 这样既可以提高就业率, 又可以为企业找到适合的劳动人员。不仅避免了农民工流动的盲目性,增加了就业机会, 又解决了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问题。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应结合实际，循序渐进的进行。一是将城镇落户条件由户籍限制改为条件限制。凡是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公民，均可按照本人意愿申请该城市户口。二是逐渐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教育、就业、住房、养老、医疗等各种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还户籍制度只是用来证明公民身份和满足社会管理的本来功能。三是赋予公民的自由迁徙权。自由迁徙权是一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是消除城乡差别和实现农民工平

等就业的良好路径。

3.从市场的角度

改善农民工就业的市场环境。政府要积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工提供有效的就业信息服务。正规劳动力市场要降低进入门槛,提高服务质量,减少农民工和用工单位的交易成本,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架设便利的选择通道。同时,要引导自发劳务市场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进入成本低和交易成本小等优势,使其与正规劳动力市场相互补充,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政府的相关部门要健全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信息服务网络,为农民工提供准确的就业信息,帮助农民工解决就业信息不对称问题。各级政府要规范用工单位的行为,完善企业工资支付监控、欠薪预警和劳动合同管理等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对那些坑害农民工的“黑中介”,政府要坚决

打击,严惩不贷。4.从农民自身的角度

增强农民工就业能力。增强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对保障农民工就业权益至关重要。流出地政府应大力发展农村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部门应通过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为农民工创造各种职业培训机会。要发挥政府、企业、中介组织等各方面力量,根据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企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培训农民工,促进劳动力供需衔接,形成畅通的劳动力供需链,不断拓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渠道。是引导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切实维护农民工在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十一届一次会议的代表中首次有3 名农民工代表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和就业能力对于暂时没有找到工作岗位的农民工朋友，目前各地政府和企业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培训，农民工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培训项目，积极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活动，提高自身素质和就业能力。从这种意义上讲，今天的培训，是为以后更好的就业做好充分的，使自己由人力资源变为人力资本，提高自己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篇3：论残疾人就业权的法律保障

1 残疾人就业权的法律属性

残疾人就业权是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与劳动行为能力, 并且有劳动愿望的残疾人, 依法从事有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劳动的权利。残疾人就业权是残疾人所享有的基本人权,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第27条规定, “缔约国确认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工作权, 包括有机会在开放、具有包容性和对残疾人不构成障碍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中, 为谋生自由选择或接受工作的权利。”从残疾人就业权的法律属性来看, 首先, 残疾人的就业权是一种合理受益权。其义务主体是国家, 要求国家在残疾人寻找劳动就业机会时或者不能进行正常劳动时, 国家应提供或协调残疾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就是说, 国家有责任给残疾人创造就业的机会, 并且对残疾人失业时提供经济救济。

其次, 残疾人的就业权是一种就业平等权。尽管残疾人在生理上有着缺陷, 但作为“人”, 只要具有劳动能力, 就不应因残疾而丧失劳动权利。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明确规定, “在一切形式就业的一切事项上, 包括在征聘、雇用和就业条件、继续就业、职业提升以及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条件方面, 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从各国立法来看, 均立法禁止就业歧视以保证残疾人的平等就业权。印度宪法要求联邦和各邦“采取一切措施恢复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 克服他们引起嘲笑的缺陷, 纠正把他们置于可怜和依赖境地的医疗环境和残疾人探视措施。”并通过1948年《工厂法案》、《工人伤残赔偿法案》, 1959年的《空缺职位交换强制告知法案》等法案做出了具体规定。美国《残疾人法》规定, “禁止对残疾人施加雇佣歧视, 雇主必须为有身体或精神局限的人提供适当的条件, 除非提供这些条件对该企业是一种过分的难题。”不受歧视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 我国《残疾人保障法》明确规定, “在职工的招用、聘用、转正、晋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生活福利、劳动保险等方面, 不得歧视残疾人。”

再次, 残疾人的就业权是一种社会扶助权。由于残疾人生理缺陷所造成的生理条件的限制, 导致残疾人与健全人在劳动市场的竞争中天然处于弱势地位, “缩小以至拉平他们在出发点方面的差距”是国家和社会应尽义务。处于实质公平的要求, 国家不仅要从形式上为残疾人提供平等就业机会, 更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对残疾人就业权利进行倾斜保护。然而, 从实际来看, 要真正实现残疾人的就业权并非易事, 残疾人的“残疾”这一事实以及由此导致的受教育水平较低是限制残疾人实现就业权的最主要原因。残疾人在实现就业权方面比健全人面临更多的困难, 需要法律做出倾斜性规定, 以从实质上保障这一权利的实现。瑞典规定, “保护性的工场计划不仅给那些并不需要太多支持的残疾人提供有酬工作, 而且还继续给那些在开放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的残疾人提供政府的财政资助。”我国《残疾人保障法》也明确规定:“国家采取辅助方法和扶持措施, 对残疾人给予特别扶助, 减轻或者消除残疾影响和外界障碍, 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实现。”要求通过多渠道、多形式为残疾人就业提供优惠政策和扶持保护措施。

2 我国残疾人就业权法律保障的现状透视

尽管我国残疾人在就业权方面的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但总体来看, 形势仍然严峻, 截至2006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 我国的残疾人口已经达到了8296万, 残疾人占总人口的6.34%, 2012年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经达到8500万人, 从残疾人就业情况来看, “当前残疾人的就业率只是非残疾人的一半左右, 平均工资也只有非残疾人的一半左右;在未解决温饱问题的绝对贫困人口中, 约有42%为残疾人, 在相对贫困人口中, 残疾人约占1/3。”法律保障是实现残疾人就业权的最重要手段, 从残疾人就业权法律保障的现状来看, 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缺陷:

一是残疾人就业权立法存在结构性缺陷。从现行立法来看, 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的立法从效力层级来看涉及宪法、一般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基本建立起了涉及残疾人权益保障的系统立法体系。但上述立法从残疾人就业权保障的实际来看, 在立法内容方面仍然存在缺失, 主要表现为就业歧视、就业服务和失业保险方面的立法欠完善。首先, 残疾人就业的最主要障碍是对残疾人就业的歧视, 尽管我国立法对反残疾人就业歧视做出了规定, 但现行规定多为宣言式、口号式条文, 缺乏对就业歧视内涵、判断标准、举证责任、救济途径等问题的明确规定, 因而难以操作。其次, 在劳动力市场中, 完善的劳动服务体系对于劳动者而言极其重要, 现行《劳动法》等的规定多为原则性规定, 对残疾人的职业指导与职业介绍没有做出特别规定, 也没有残疾人就业服务的机构的责任规定, 不能满足残疾人就业需要。残疾人的就业服务相对于健全人来说, 更具特殊性, 也是残疾人能否实现就业的关键性要素。再次, 由于残疾人就业较健全人来看, 更缺乏稳定性, 更易因工作条件、工作环境等的变化而导致失业, 而从现行立法来看, 现有立法基本没有对残疾人失业保险的专门性立法。

二是残疾人就业权法律实施机制薄弱。从现行立法来看, 残疾人就业权在实施方面, 首先是缺乏专门性的实施机构, 《残疾人就业条例》规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其地方组织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为提供就业服务的职责主体。但残疾人联合会是人民团体, 不是行政机关, 缺乏行政执法的权力。残疾人职业培训是政府的职能行为, 不能仅仅依靠市场自发进行。其次是缺乏完善的监督和评估机制, 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残疾人就业政策监督和评估体系, 缺乏有效的对用人单位的考察、评估机制。再次是缺乏完善的法律纠纷解决机制。虽然法律禁止就业中的残疾歧视, 但我国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并不包括就业歧视, 这导致当残疾歧视实际发生时, 残疾人难以获得救济渠道。

3 我国残疾人就业权法律保障制度的完善

3.1 完善残疾人就业权法律保障的立法体系

一是要制定《残疾人反就业歧视法》。所谓歧视, 按照《现代汉语字典》的解释就是以不平等的眼光对待。许多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反歧视法, 有的国家还专门统一了反歧视法的规定。比如有残疾反歧视法、性别反歧视法、种族反歧视法等等。而我国虽然有许多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呼吁国家制订出台《残疾人反就业歧视法》, 并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目前却没有制定出台这部法律。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制定出台《残疾人反就业歧视法》正当其时, 从《残疾人反就业歧视法》的主要内容来看, 主要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明确残疾人反就业歧视的立法目的、残疾人反就业歧视的内涵外延等进行明确规定, 充分体现立法所追求的实质公平目的。二是明确规定残疾人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及其例外情形, 为被告抗辩权提供法律依据。三是明确残疾人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制度。由于相对于用工单位和企业而言, 残疾人处于弱势地位, 因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证据认定成为反就业歧视案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四是建立反就业歧视的责任追究机制和机构的设立。通过明确就业歧视的责任追究机制和机构来执行和落实残疾人反就业歧视法的实施。五是建立与完善对受害人的救济制度以及法律责任。对现行的《残疾人保障法》进行完善, 完善对受害人的救济制度。

二是完善残疾人就业服务法律制度。首先应从法律上明确就业服务的对象、内容和重点。残疾人虽然生理上存在缺陷, 但某一方面却具正常人所不具有的优势。比如, 盲人的触觉比正常人灵敏, 聋哑人能抗拒正常人无法抗拒噪音, 下肢瘫痪的残疾人比正常人耐坐等。所以在开办技能培训时, 培训的内容不能千篇一律, 应根据残疾人的生理特点, 注重发挥他们自身的优势, 结合社会的需要, 开办不同的培训班。只有这样, 才能达到为残疾人就业服务的目的。其次, 要建立专门的职业指导机构。帮助残疾人正确认识自己, 树立生存信心, 鼓足生活勇气。勇于直视困难, 面对挑战, 发挥自身的优势, 从事能够胜任的工作, 实现人生价值。再次, 要加大对残疾人教育的投入, 大力发展残疾人就业前教育, 全面提高残疾人各项素质和就业能力, 为解决残疾人就业创造有利条件。复次, 要进一步完善职业供求信息制度, 各级劳动部门、残联和其他社团组织要建立残疾人就业信息库, 实际岗位与残疾人的有效匹配。最后, 还要建立相关的考核和监督责任制度, 以确保残疾人就业能够真正得到落实。

三是要完善残疾人失业保险法律制度。残疾人失业保险, 是对残疾人下岗后重新寻找工作岗位过程中进行救济的一项重要措施。完善残疾人失业保险法律制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扩大残疾人失业保险对象范围。目前失业保险的对象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残疾职工, 应将其扩展到所有残疾人劳动者。不论他们在何种性质的企业工作, 都能享受残疾人失业保险提供的帮助。二是适当延长失业保险金的期限。目前我国一般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期限最多是24个月, 考虑到残疾人就业比健全人难这一特殊情况, 对残疾人失业保险金的发放应比健全人的发放期限延长6-9个月或者更长。三是失业救济标准应结合残疾人实际生活。目前, 国家虽然对残疾人很关心, 但绝大部分残疾人的生活比正常人要困难得多, 加上残疾人的康复医疗支出和特殊用品用具的支出 (如购买轮椅、拐杖、假肢、助听器、导盲用具等生活必需的支出) , 生活将更加困难。因此, 失业保险法应根据残疾人的具体情况, 制定出合理的救济标准, 以确保残疾人的正常生活。

3.2 完善残疾人就业权保障实施机制

残疾人就业权法律保障的实施机制主要指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的各种组织机构和运行系统。要完善残疾人就业权法律的实施机制, 当前有四个方面要特别重视。一是要强化残疾人就业权保障的制度建设。首先要完善立法制度, 明确责任主体, 规范强制措施, 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确保法律实施。其次, 要加强执行人员的素质培训, 以此带动全社会遵守残疾就业权保障法的有关规定。与此同时, 还要提高执行机构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再次, 加强执法机构建设, 避免因责任主体不明, 使责任没法落到实处。最后, 健全执法机构之间互相协调的机制。残疾人就业权法律保障制度的落实涉及很多执法机构, 它们的协调决定着实效。协调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良好的解决, 就会导致问题解决的最佳时间被延误, 残疾人就业权受到损害。

二是完善残疾人就业权的纠纷解决机制。由于我国劳动关系的日益复杂和多样, 现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尽管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做出了比较系统的规定, 但在有效保护残疾人就业权益方面仍然存在缺陷, 当前应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纠纷解决机制, 明确“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明确规定违法种类以及相关的违法责任, 建立区域性、行业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 加大对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力度, 探索市场经济下调解工作的新形式和新途径。考虑到残疾人群体的特殊性以及生理方面的障碍性, 为保障他们诉讼权利的实现应建立残疾人特别诉讼制度。这一特别诉讼制度主要包含诉讼费相对减免制度, 诉讼代理服务制度, 手语翻译制度, 审理不公开制度, 单独羁押制度等主要内容。

三是强化工会对劳动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制。工会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机构, 工会应建立比较完备的劳动法律监督机制, 加强对用人单位劳动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 加强劳动法律监督员队伍建设, 提高其劳动法律监督意识。同时, 各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和工会组织联合制定具体的措施和办法, 对残疾人就业权法律保障监督体系进行完善, 不断探索新形式和新途径使劳动保障监察与工会劳动保障法律监督之间更好的协调配合, 全面贯彻执行就业权保障法律法规。

四是加强部门间协调合作体系制度建设。残疾人就业是一项具有较强综合性的公共事业, 各级残疾人联合会是具体实施者, 但这一公共事业离不开各级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为此, 必须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及相应的权能, 进一步完善有关管理配套措施, 确保政策落实。各级残疾人联合会还可连同工商、劳动部门对各单位安置的残疾人情况进行督查, 对安排残疾人不达标的单位不予年检, 对安排残疾人的单位违反劳动法的行为, 劳动行政部门应及时有效的帮助残疾人维权。对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缴, 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应积极协调财政部门代扣或税务部门代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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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就业权保障的案例分析

关于平等就业权，我国劳动法学界的学者们一般将其解读为禁止就业歧视，或平等的获得就业机会的权利。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相对狭隘。因为一方面，权利的平等应该体现于权利从生成到实现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平等又是一个含义十分宽泛的概念。因此，在进行理论研究前，应先对“平等就业权”这个基础性的概念进行界定。

（1）从平等的内涵来分析

1.就业形式上的平等：首先平等就业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指公民不分其性别、种族、血统、年龄、宗教、信仰等，都能够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与其他相关的就业权利，包括平等的待遇、职业培训、晋升和工作条件的权利等。

2.就业实质上的平等：该项权利强调应消除先决条件的不平等因素对个人就业的不正常影响，为每个成员提供一种平等竞争的环境。强调不同情况应不同对待，允许对弱势群体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

（2）从平等的指涉领域——过程视角分析

1.就业起点的平等权：在劳动就业领域，起点平等则意味着每一个劳动者都有自由竞争某一个岗位的同等机会和权利，所有岗位都对所有劳动者平等开放。起点平等还体现在社会竞争的外部条件以及社会主体自身发展条件的获得上。

2.就业过程的平等权：在劳动就业领域，过程平等意味着有关就业的各种规则的制定要体现平等的理念和原则，其实施过程要平等。尤其是正式规则，即一定的法的体系要平等。因此就业正式规则的平等（不少学者称之为制度性就业平等行为）问题，是典型的、最有代表性的就业平等问题。

3.就业结果的平等权：就业结果平等即指因就业而产生的利益在分配上的平等，主要指就业待遇的平等，包括薪酬的支付，就业条件或就业安全保护，以及公共机构提供的就业服务等。

二、《就业促进法》对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进步之处

《就业促进法》以“倡导公平就业，反对就业歧视”为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立法对当前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的积极回应，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营造了大环境。

1.保护农民工形式上的平等就业权

纵观《就业促进法》不少条款，勾勒出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大轮廓，换句话说它将平等就业权作为一项原则固定下来。该法第一章第3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别、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第8条在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有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义务。第三章作为专章规定了“公平就业”，其中第26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

2.保护农民工实质上的平等就业权

实质的平等权要求法律保护因“不合理因素”而导致就业地位处于弱势的劳动者。

《就业促进法》中不少条文针对农民工立项，如第31条：“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第33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逐步完善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通过政府的统筹安排可以避免农民工外出打工时的盲目流性，也有利于为其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就业环境。第50条专门提出为农村劳动者提供就业培训，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这为农民工转移创造了条件。

3.在就业起点平等权上保护农民工平等就业权

要实现平等就业权，首先要求起点的平等。起点的平等一方面要求所有职业和岗位都对所有劳动者平等开放，同时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要求劳动者受教育培训的权利要平等。

《就业促进法》第20条规定：“国家实行城乡统筹的就业政策，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这项规定保障了农民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制度，包括平等的就业起点，同时本身也体现了对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

为保障就业机会的平等，《就业促进法》作了特别规定，第31条：“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

三、《就业促进法》在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上的障碍分析

1.对于重要法律概念界定的欠缺，不利于法律保障

法律概念的准确、规范与表述的严谨程度是法律明确化和专业性程度的标志之一。就就业领域而言，对于平等就业以及相关概念的清晰界定也就成为《就业促进法》平等就业保障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条件之一。然而，在《就业促进法》中，对于“平等就业”的界定却存在着界定不清、范围狭小的缺陷。从《就业促进法》条文来看，所谓“平等就业”实际仅限于反就业歧视和对特殊群体的就业援助两个方面。然而，平等就业还应包含其他内容。如就业机会的平等、就业待遇的平等等内容。另外该法31条对农村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的保障界定为：与城镇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反对对农村劳动者就业设置歧视性障碍。同样，前文也探讨过，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是不止包括这两方面的。由此可见，《就业促进法》对于平等就业的理解比较狭隘。

2.在保障就业平等方面，操作性及实用性不强

明确的、具有操作性的规范就是实现法律对平等就业保障功能的必要条件。然而《就业促进法》有关平等就业的条文规定却存在着明显的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部分法律条文表述过于原则

《就业促进法》第25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再如第22条等，这些规定无疑是保障农民工平等就业的重要措施，但其内容因缺少具体制度的支撑而变成了一种宣示性的表述。在实践中所能发挥作用必将大打折扣。

其二：部分条款在操作性上明显不足

《就业促进法》第50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和引导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者参加技能培训，鼓励各类培训机构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者提供技能培训，增强其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这缺乏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详细规定。虽然《就业促进法》明确了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并鼓励各类机构提供相关的培训.但需注意这仅仅是一种“鼓励”的态度，培训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和类机构自愿性的援助。

其三：关于实施就业歧视的权利救济，实用性不强

《就业促进法》第62条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缺少有关就业歧视举证责任的特殊性规定。为了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利益，各国有关就业歧视的法律法规都对就业歧视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做了特殊规定。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根据《就业促进法》现有法律规定，如果劳动者提起就业歧视诉讼，他必须举证证明，否则他将会败诉。显然，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时很难找到相关证据，让他们承担的举证责任等于宣告他们败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法律救济。”

3.在保障平等就业上，部分法律责任缺位或处罚力度不足

为实现法律的规范作用，要求具备严密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然而在《就业促进法》保障平等就业中，在规范主体的义务的同时，却没有对违反这种义务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确，使法律规范自身的逻辑结构不完整。第25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实施就业歧视，第31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但是，对于实施了歧视行为的用人单位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在该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这种法律责任缺失的状态无疑将降低就业公平保障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不利于法律规范的实施。

篇5：就业权保障的案例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乡镇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失地农民日益增多，如何让安置失地农民成了重中之重的问题。就此，我们对许昌县尚集镇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发现，尚集镇失地农民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就业方面，相关部门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去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对征地后社会保障工作的相关宣传不到位。

许昌县尚集镇总人口6.25万人，共有26个村庄，8976户，现在被征地的村庄有22个，约7805户。耕地面积3466.67公顷，人均耕地1.26亩。尚集镇位于许昌市区北部，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40份，有效问卷324份，回收率85%，有效回答率95.3%。

应答对象中的年龄在21-35岁的占33%，36-55岁者占40%，56-70岁的占27%。文化水平以初高中为主，初中文化占42.5%，高中文化占27.5%。家庭劳动力以2个为主动力家庭占57.3%,三个劳动力的家庭占23.2%。

一 问卷调查的基本分析男女比例

男：173，53%，女：151人，47%。被征土地占原来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尚集镇失地农民中土地全部被征收的约有1155户，四分之一土地被征收的约有3325户，三分之一土地被征收的约有3325户，其余的为二分之一土地被征收的约有54户。土地都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征用的调查数据显示，61%的失地农民都是被政府强制征用，4%是与用地单位直接协商，35%是政府出面协商。被调查的失地农民共失地991.7亩，则估计尚集镇失地农民共失地23891.105亩。失地后农民的生活水平

失地后农民总体生活水平持平或下降，原因主要是土地征用前，农民家庭食品消费如粮、菜主要靠自给自足，生活成本较低，现在基本上靠从市场购入，随着物价上涨，导致了生活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增长。据了解，有些失地农民利用了土地补偿金自主创业，生活基本稳定或者有所提高。还有一些失地农民失地前主

要依靠农业生产保障生活，现在土地被征收，来源被切断，有无其他措施，所以直接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详见下图：

二 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失地后有关部门为失地农民就业提供什么帮助

由统计信息可知(参见下图)，相关部门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去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在相当小的一部分就业安置农民中，原来安置的工作岗位，短时间内下岗，农民全部以自谋职业为生。据调查显示，失地后农民基本上和以前的生活状况一样，绝大多数都是继续外出打工，一些有技能的农民依靠自己的在家从事非农工作。约有33.3%的失地农民对自己现在的工作状况表示一般满意，33.6%的失地农民不太满意，只有1.54%的失地农民对现在的状况比较满意。

下表1显示了64%的失地农民认为政府非常有必要为其提供免费就业培训，18.6%的失地农民认为比较有必要，4.7%的失地农民认为不太必要，6.2%的失地农民认为安全没必要。由此可见，绝大部分失地农民还是希望政府提供一定的就业培训，一直以来，农民都是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相对落后的群体。失地后，政府理应为他们增设培训辅导及就业引导，在土地需求越来越大的社会背景下，这不仅顺应了广大农民的需求，也是现今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表

1非常有必要 比较有必要 0.6

40.186

一般 0.06

5不太必要 0.047

完全没必要 0.06失地后，农民希望的就业安排形式

失地后，虽然有大量补偿金，但是也只有12.54%的失地农民不愿意工作了，绝大多数希望被征地单位吸收为职工或政府安排到职业。对于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都是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涉及到国土资源、财政、以及城市规划等相关部门。这就需要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详细统计数据见下图：

三 社会保障问题

据调查显示，只有23.5%的失地农民有领取过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现金补助，政府为失地农民提供的保障措施也只是提供一次性的土地补偿金和部分低保，而且补偿金的落实情况也不容乐观。只有16.88%被完全落实，21.25%落实一半以上，13.13%是完全没有落实。政府对征地后社会保障工作的相关宣传

失地前，大多数农民不清楚失地后享受什么社会保障，也没有意识去了解。失地后，社会保障工作不到位，低保覆盖面较低。一部分原因是社会保障工作在农村开展的较慢，普及面较窄，农民自我保护意识低，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等不甚了解。一开始许多农民只是在等征地单位或政府主动给与，希望政府帮助他们参加诸如上类的社会保障。

2社会保障工作未得到落实，会用什么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对于面朝黄土的农民，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脊梁，倘若土地失去，合法权益有没有得到相应保障，他们又该如何面对呢？调查显示，20.5%的失地农民会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5.8%选择保持沉默，39.4%选择从众，0.25%选择使用暴力，其余的则选择通过相关部门来调解。四 总结与建议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尚集镇失地农民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就业方面，相关部门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去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对征地后社会保障工作的相关宣传不到位。

调查过程中，失地农民补充了一些关于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的建议。(1)土地补偿金尽快落实，青苗补偿费能适当提高。(2)60岁以上的老人能够全部无条件的享受低保。

(3)失地后，就业保障应该引起政府重视。有些农民失地后无工作，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应为农民提供招聘信息或一些就业培训。

(4)希望尽快落实社区建设。在拆迁前解决好住房问题，没有房子就是没有家这也是现在很多人的观点。

篇6：就业权保障的案例分析

（作者：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 张宝印）

摘要：本文着重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调研，从青年农民工的个人自身状况到学习状况、生活状况，工作带来的思想变化状况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社会的利处与敝处的两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一个对于青年农民工的管理引导重视的方向性意见。

关键词：青年农民工 就业 生活 社会保障 分析

一、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分析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上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 我国农民工就业的压力日益增大, 就业质量问题也日益突出。在这一历史性的进程中, 作为农民工中主力军的青年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就业主体之一。但是，在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下, 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问题往往被数量问题所掩盖, 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就业乃民生之本, 就业规模的扩大与就业质量的提升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从现实看, 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直接影响着其生存境遇和对主流社会的心理认同, 进而影响到其社会公平感和生存道德;从长远看,这更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中国城市化的质量。因此,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加强政府引导, 完善市场就业机制, 扩大就业规模, 改善就业结构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 完善和 1

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 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必须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以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局面。因此, 在当前就业压力异常严峻的新形势下, 不仅迫切需要深化对青年农民工就业行为与过程的研究, 对其就业质量的基本状况及影响因素展开深入的探讨也是十分必要的。

作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主力军, 青年农民工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来源, 代表着未来中国产业工人的发展方向。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结构化进程中,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 青年农民工积聚于低端劳动力市场和就业质量偏低的问题将日益突出, 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层影响也将进一步凸显。

1.深化对青年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问题的研究, 剖析其现实生存境遇和对主流社会的心理认同, 有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社会稳定的基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指出, 在我国今天的就业领域内, 有两大现象值得关注: 一是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质量有所下降;二是劳资纠纷、劳动争议大量增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 的增长速度, 屈服于资本强权, 人为地制造了一种不利于劳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劳工迫于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短缺的压力,可能会接受这个现实, 但是内心的不满情绪会增长。如果这种状况 2

持续下去, 随着劳资矛盾的不断尖锐, 一遇风吹草动, 或者因为某个极端事件, 将会造成大规模的旨在维护劳工权益的群体性事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金英杰认为,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制度的改革, 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 但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冲击了劳动者的职业稳定性。面对改革的压力和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压力, 劳动者怕失业, 怕被精简下岗, 怕被竞争淘汰, 为此而焦虑不安。此种心态会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

2.深化对青年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问题的研究, 揭示其现实生存状态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有利于人们更深刻地洞察城市化问题的实质。就业质量与城市化的质量密切相关。大规模城市化是当前的重大战略。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定居以及跨省、跨大区域的人口流动是人口及社会经济再布局的过程, 实际上代表了我国未来人口分布的趋势。这个过程的顺利进行, 有利于保持我国劳动密集型工业的竞争优势, 有利于生产要素的空间配臵的合理化。在此过程中, 城市化的质量常常被忽视。已经有相当部分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事实上已经成为城市市民, 但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社会, 生活水平低, 没有安全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在城市扎根。表面看来, 户籍制度限制、社会保障不健全、城市居住、子女教育的高成本等, 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但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务工者的报酬偏低,负担不了城市生活的成本, 只能在城内城外反复徘徊, 客观上增加了城镇就业的紧张局面。提高劳动者的平均报酬水平, 必然要求提高城市就业质 3

量。可见, 城市就业质量是影响城市化质量的关键因素。

3.深化对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的研究, 探讨其解决之道, 能够为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提供咨询依据。

近期看来, 在设法保持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的前提下, 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城乡差距迅速扩大的态势, 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选择。由数量庞大、劳动技能低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城镇职工冗员与有限的城镇就业机会所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 是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障碍。城镇就业难题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 它不仅关系着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而且对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的实现有着重大影响。统筹城乡发展, 城镇就业问题首当其冲, 而提升就业质量则是关键之举。

综合看来,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弹性确实有下降的趋势, 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大规模重组导致的职工下岗, 另一方面也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下降有必然的联系, 因此这种下降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由于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规模释放劳动力的过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完成, 没有特别强的理由去相信较低的就业弹性将会一直保持下去。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宏观经济至少在中期水平上持续走强的预期明朗, 城镇就业扩容前景并不悲观。目前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主导思想不应放在片面追求扩大就业规模上, 解决城镇就业问题更需要在提高就业质量上做文章。较高的就业质量是扩大城镇就业容量的基础。在城镇就业领域, 与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相对应的是, 有诸多的岗位缺乏 4

胜任者, 例如越来越多的天价技工天价保姆的案例见诸报端。这些案例说明城镇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结构性矛盾仍旧突出, 并非纯粹规模问题。相对较低的劳动技能使得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失业者难以获得高质量的工作, 大量低素质劳动者拥挤在低端劳动力市场, 使之完全成为买方市场, 最激烈的就业竞争就发生在这里。

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 雇主能够轻易地通过压低或克扣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和逃避劳动保险等获得超额利润, 企业部分地丧失了提高研发能力和企业技术水平的动力;另一方面, 低水平报酬严重制约着劳动者通过培训提高技能的能力, 使其在激烈竞争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朝不保夕, 只能听任雇主的摆弄, 甚至协助雇主规避政府劳动监察部门的监督。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 形成低端劳动力市场的恶性循环。只有打破这个循环, 把重点放在提高劳动者的技能上, 缓解低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 政府部门扩大就业容量的愿望才能实现。因此, 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 探讨青年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现状、问题与解决之道, 对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无疑具有现实的政策咨询意义。

二、青年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分析

青年农民工这个规模庞大、为城市繁荣和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社会群体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弱势状态。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面临着重重困境, 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1.生存困境。从整体来看, 进城农民工的生存水平与质量处 5

在城市社会的底层。收入方面, 农民工的工资主要是维持其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 用于维持家属生存和自身发展的部分比例很小。农民工的消费主要是用于吃、住、行等方面的基本生活必需消费, 日常消费中的恩格尔系数很高, 饮食非常简单, 生活费用低。据调查, 南京市农民工平均每月的伙食开支仅为201.48 元，平均每天不足7 元。农民工的住宿条件也非常差多是住在集体宿舍、工棚里, 或是在城市郊区合伙租赁民房, 住房拥挤, 卫生状况令人堪忧, 基本生活设施也不健全。

2.心理困境。一是与城市居民相比, 他们在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工作经验、社会交往等方面都处于劣势, 普遍产生失落感;二是被排斥在医疗保险、社会保障、职业培训、子女教育等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之外, 产生“匕等公民” 的自卑心理;三是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以及文化差异而导致交往的不适应,焦虑心理比较严重；四是基于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初级关系网络使他们产生封闭心理；五是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异常艰难,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 缺乏安全感；六是他们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却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获得同等待遇, 因而产生不平衡感；七是由于对乡土社会的依恋以及在城市所处的边缘地位而产生了过客心理。

3.交往困境。由于低下的经济社会地位以及遭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身份偏见与歧视,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需要, 缺乏实质性的交流与互动, 交往对象主要是基于亲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网络, 从而导致农民工阶层内部成员 6

文化的同质性、交往的内倾性、生活方式的趋同性。交往的困境抑制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和社会的融合, 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生活对他们来说还很遥远。

4.身份认同困境。农民工在职业上实现了角色转变的同时却无法通过自身的能力实现身份的转变, 出现了角色转变与身份转变相分离的局面。青年农民工作为农村中的精英, 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向往着城市生活, 积极主动地适应城市的工作、生活方式, 他们不再认同农村的社会和生活, 不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 希望成为城市中的一员。然而，制度安排的惯性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 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城市居民也对他们普遍地存在着偏见和歧视,他们无法得到城市社会和居民对其社会身份的认同, 这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困惑, 常常发出“我到底是什么人”的疑问。

5.自身素质困境。与城市居民相比, 农民工的素质显得明显的不足,从而造成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 不利于就业, 由于文化水平低, 农民工在城市大都从事累、脏、差、险的职业, 体力劳动付出很大, 获得的报酬低;º

不利于维护自身权益, 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一些农民工不知道怎样通过法律渠道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不利于融人城市文明, 由于文化知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语言表达等方式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异, 因而难以被城市居民 7

从心里上去接纳;不利于观念的转变, 不少农民工存在保守和安于现状的心里, 缺乏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和市场观念, 难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

三、青年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

青年农民工是传统的户籍制度与自由的市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从职业角度讲，他们是工人，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这种职业身份与户籍身份的矛盾使他们并没有同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真正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和主流生活，而是演变成为一个日益被边缘化的新弱势群体。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以他们的辛劳和智慧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有关农民工问题的文件即充分肯定了农民工的作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同时该通知也要求各地政府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权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群体所渴求的正当权益却屡遭忽视甚至漠视，由此引发的劳资冲突、自杀等种种社会问题，日渐形成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消极因素。具体而言，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缺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城市农民工由于其身份长期得不到改变，没有城市户口，因而在劳动就业时，只能无奈地进人收入低、工作环境差、福利差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劳动和社会保 8

障部课题组在其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指出：《劳动法》虽然规定在工厂上班的工人每周最长的时间不超过44个小时，但是很多用人单位完全无视这一点，擅自延长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每天长达10 个小时以上。并且劳动强度很大，单位的重活、脏活、累活、难活、险活都是农民工全部包揽，长时间超负荷劳动极大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一些雇佣农民工的单位劳动安全保护措施简陋，甚至根本没有劳动安全保护措施，经常发生劳动安全事故，对农民工的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工资待遇低、随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情况严重。福建、广东、浙江都是民营经济起步比较早的省份，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民工的薪酬水平没能得到同步地推进，与民工希望工资不断上涨的预期相违背。就最低工资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的福建莆田市、泉州市的最低工资是350元；就工资的增长而言，有关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12年来外来务工人员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更为严重的是，不少企业仍然存在拖欠和克扣工资的现象。不少在东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反映，所在城市虽然企业众多，但普遍存在以下现象：进厂就扣押身份证和一个月以上的工资，如果对工作不满意，也难于离职。此外，工作时间长，没有休息日，许多企业的工人加班领不到加班费，每月工资仅几百元，且只是先发生活费，其余的到年终才结算。

3.企业用工管理不规范。由于农民工大部分在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就业，企业主为减少企业成本，通常以口头协议代替书面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比较普遍，发生劳动纠纷后，调查取证比较困难。据统计，2004年全国劳动合同平均签订率为57.1%私营企业签订率仅为30.5%。

4.生产生活无保障。城市职工普遍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5大保险，农民工则不享受任何保险待遇，完全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调查显示，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如此低的社会各种保险的参保率，给当前和未来的工作、生活、社会稳定都留下了较大的隐患。农民工在城市无论奉献了多少年，终归是农民，难于真正融入城市。

四、结论和建议

1.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第一，在普通教育层面，国家的财政开支应对农村有所倾斜，改善农村的教育设备，增强农村教师的师资力量。第二，农民工进城后，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阅览室等应向农民工开放，让他们丰富自己的生活信息来源，扩大知识视野和提高文化素质。第三，重视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一方面输入地政府应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从促进城乡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本地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组织本地农民工的外出技能培训工作，输入地政府也应着眼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潜力，以常住居民户口登记为原则，将农民工纳入培训管理范围之 10

内。另一方面，企业可以从签订劳动合同的服务期限和提高待遇入手，稳定农民工的流动性，加强他们的培训工作。同时，个人也应从长远目标考虑，克服种种障碍，努力参加相关培训，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综合竞争素质。

2.必须立即启动农民工社会触入工程。目前应立即着手开展的工作主要有: 第一, 尽快打破阻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体制障碍。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弱化现行户籍管理体制。应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精神 进一步推进户籍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逐步、分层次、有条件地降低以至取消农民下落户门槛。同时, 加快降低或取消户籍与就业、购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资格、权利的关联, 减弱现行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发展的限制。其次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就业管理体制。农民工主要流人地区, 在实行和逐步完善区域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 尽快建立实施城乡统筹、户籍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一体的劳动就业制度, 真正取消对农民的就业限制。

第二, 努力改善对农民工社会融人的管理与服务。在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教育公平权利方面, 不仅要给予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一样的就近入学的待遇, 而且应根据农民工家庭的实际状况, 在收费、贫困生救助等方面适当予以照顾。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 要加强对各种违法、违轨行为的查处力度, 制止、打击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 通过对农民工提供法律政 11

策咨询以及法律援助等途径, 帮助农民工维权;在管理与服务机制改造方面, 要积极探索相关制度规范的调整、完善, 尽快制订出系统的以对农民工服务和帮助为重点、辅以必要管理的制度规范体系, 形成以服务带动管理、以管理促进服务、以服务管理推进社会融人的运行机制。

第三, 切实解决农民工社会融人的资金保障问题。资金不足是农民工社会融人工作有效开展的重大障碍, 鉴于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影响的广泛性、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以及较长时间内的持续性, 有必要从现在起将与农民工相关的重要开支列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财政预算, 提高相关工作的资金保障程度。尤其是农民工翰人地, 获取了农民工带来的数盘可观的剩余劳动价值.更应随着财力的增加拿出逐渐增多的资金回馈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农民工。

3.不断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应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险范畴中。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先做好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因为这两者直接关系到农民工的生存和劳动力的恢复再生。政府还可以考虑建立相应的社会救济制度，当农民工遭遇天灾人祸时给予紧急救济，当他们处于失业时，给予贫困救助，当他们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给予法律援助，以有效地解除其后顾之忧。2005年4月，建设部在发布的《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城镇单位聘用的进城务 12

工人员、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可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这意味着农民工今后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这无疑使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非常直接地回应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

规范劳动关系。企业是农民工的劳动场所，也是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最直接、最主要的环节。政府要按照现行法规，从加强规范用工入手，要求所有用工单位都必须签订合同，并加大对欠薪及劳动卫生条件的监督检查力度。对损害农民工权益的单位，要责令其进行赔偿，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严肃处理。要制订适合农民工就业特点的劳动合同文本，重点督促、指导使用农民工较集中的建筑、餐饮、加工等行业的用人单位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创新工会组织形式，健全利益表达机制，保持顺畅的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资强劳弱是市场经济中一种普遍的现象，由于掌握的资源很少，农民工尽管人数众多，但在公共决策中缺乏话语权，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健全利益表达机制，例如社会舆论的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等，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在农民工中建立工会组织不仅可以维护农民工最基本的合法权益，而且能使工会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助推器”。

参考文献：

[ 1] 马庆发.提升就业质量: 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视角[J].教育与职业, 2004,(12): 6-7.[ 2]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