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中国反腐形势的政策性建议

对当前中国反腐形势的政策性建议（精选6篇）

篇1：对当前中国反腐形势的政策性建议

对当前中国反腐形势的政策性建议

当前反腐败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大敌。在当今中国，最有可能葬送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最有可能延误现代化进程的就是腐败。认识反腐败的形势，提出有效的反腐败对策，是中国政府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

一、深入调研，找准反腐倡廉教育中存在根源性问题

多年来，笔者结合工作实际，通过深入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中调研，认为当前反腐倡廉教育中还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一）反腐倡廉教育存在不平衡性。

作为石油生产主业单位，主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完成油气生产任务为目标，因此，在反腐倡廉宣教工作中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一是重生产，轻教育。一些单位和部门对反腐倡廉教育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弱化，总认为生产任务才是“硬指标”，看得见、抓得着、来得实、易出政绩，而把反腐倡廉教育当成“软任务”，导致宣教工作成“虚工作”；二是重形式，轻实效。部分单位部门为了应付考核做些表面文章，结果是兢兢业业搞形式，认认真真走过场，轰轰烈烈喊口号，匆匆忙忙就收兵，教者无意，学者无心，教育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的；三是重短效，轻长效。反腐倡廉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过程上具有持久性、连续性,然而有些单位的领导及教育组织者都缺乏这种一贯性精神。往往是上级要求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将反腐倡廉教育融入日常工作中，建立长效机制予以持续培育，导致教育工作呈现“昙花”现象。

（二）反腐倡廉教育存在盲目性。

在反腐倡廉教育过程中，受受教育对象所处工作岗位、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思想认识水平因素影响，因而所引发的问题，出现的苗头性倾向以及思想根源也皆有不同，然教育者却盲目施教，采用“一刀切”、“一锅煮”教育方式，从而导致了反腐倡廉宣教工作出现的一些盲目性。一是教育对象不明确。存在不分对象、不分主次的问题，未能针对教育对象的不同情况因人施教，导致感化力、渗透力减弱；二是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在教育过程中不能根据实际存在的主要问题确定教育内容，仓促上阵，抓到什么学什么，结果是教来教去，与实际脱节，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三是教育创新出现误区。为创新而创新，常出招，无实招，导致创新工作是“旧瓶装新酒”，宣教工作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二、对症下药，增强反腐倡廉教育实效性 提高反腐倡廉教育的效果，既要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更要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为手段，致力于员工喜闻乐见的教育载体，为广大党员干部营造一个和谐宽松、寓教于乐的教育氛围。为取得反腐倡廉教育的实效，应着力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更新教育观念，教育对象要有导向性 反腐倡廉教育工作是关于思想改造的工作，必须在分析干部职工思想现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根据不同对象，因人施教，开展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教育，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要明确领导干部是反腐倡廉教育重点对象。把反腐倡廉教育贯穿于领导干部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各个方面，坚持教育与管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督促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使领导干部思想受到触动，觉悟得到提高，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拒腐防变防线；二要突出党员干部在反腐倡廉中的率先垂范作用。教育只是手段和方式，保持清正廉洁才是目的。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就是让党员干部认识反腐倡廉的重要性，自觉抵制和反对各种腐败行为，做到知行合一，终身践行。三要做好一般群众的宣传教育。常言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一支重要的监督力量。党员干部的一些不良思想苗头及不廉行为取向，身边的职工、家人及朋友最容易察觉到，对于及时警醒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腐阵线有着独特的作用。中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强调，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抓住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符合反腐倡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二）突出教育重点，教育内容要有针对性 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如果内容空泛、流于形式，不能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就很难为被教育者接受，因此，在教育中，应坚持做到“四个”结合，不断增强反腐倡廉教育内容的针对性。一要结合石油企业工作特点，自觉把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放到重点工作中去把握，并延伸到各层面，对发现的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及时教育、提前防范，为构建和谐油田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二要结合油田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开展工作，及时发现问题，着力解决问题，切实发挥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三要结合岗位和员工思想实际，对党员干部及职工群众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四要结合廉洁文化建设活动开展工作。把反腐倡廉教育与廉洁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切实抓好廉洁文化进班子、进机关、进基层、进合同、进家庭创建活动,大力营造人人崇廉、思廉、爱廉、守廉的良好氛围，达到“文化而润其内，廉洁固其本”的效果。

（三）创新教育方法，教育方式要有实效性

创新教育形式，丰富教育载体，使反腐倡廉教育的触角伸入到工作的各个角落，融入到干部职工及其家庭日常生活各个领域，营造“崇尚廉洁”、“褒扬廉洁”、“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氛围，才能彰显廉洁文化的生机活力。一是创新教育形式，不断丰富宣传教育载体。宣传教育工作切实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如举办一次廉洁从业演讲、撰写一条廉洁从业座右铭、设计一则廉洁公益广告、编创一组倡廉歌曲、讲一堂廉政党课、进行一次廉洁从业宣誓、举办一场反腐倡廉文艺晚会、创建一批廉洁文化教育基地等，选择好的廉洁教育载体，把上级的部署与本单位的实际融合在一起进行教育，把教育搞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这样才能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效果。二是创新教育内容，增强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宣传教育的内容只要切中时弊，抓住要害，就能使党员干部觉得耳目一新，坐得下听得进，因而，反腐倡廉教育必须紧跟形势，把握重点，不断丰富教育内容。三是方法要创新，扩大宣传教育范畴。要着力找准结合点，将反腐倡廉教育同党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与惩防体系建设相结合、与企业文化建设、与“比学赶帮超”活动相结合，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好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活动，从而不断提高党员干部受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教育效果。

（四）强化教育效果，教育制度要有持久性

反腐倡廉教育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也是一项常抓常新的工作。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境界的提高是一个潜移默化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仅仅靠某一阶段的教育就终身管用，而是需要通过各种媒体、工具、阵地持续性地进行传播、渗透和感召，要经常不断、坚持不懈地开展，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地进行，循循善诱、入情入理地教育来奠定基础，靠不断的社会实践来提升觉悟。因此，对教育在反腐倡廉中的基础性地位和特殊功能，应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要处理好长期性和阶段性的关系，既立足于当前，更着眼于长远，切实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来实施，作为一项持久的工程来建设，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拒腐防变。而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要想实现其持久性、实效性，单靠一两个部门孤军奋战很难奏效，必须靠有效的制度作保证。因此，要夯实反腐倡廉教育的基础，还必须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重要内容纳入考核检查，建立科学合理的责任机制、考评机制及公开公示制度，不断改进反腐倡廉教育考核评价方法，建立完善反腐倡廉教育工作责任体系，实行领导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同时充分发挥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作用，变纪检监察部门单独抓为各部门通力合作、齐抓共管，促使反腐倡廉教育经常化、制度化。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自觉增强拒腐防变的自律意识，为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思想保证。

篇2：对当前中国反腐形势的政策性建议

自20世纪30年代，首次恐怖主义劫机事件发生以后，国际社会开始直面国际恐怖主义的暴行，并积极采取措施予以惩治。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性质和手段也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态势。

透过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可见，现代社会的恐怖活动已从绑架、暗杀、劫机、扣留人质等小规模袭击，发展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并拥有现代化手段的大规模攻击模式。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组织和宗教极端势力也在不时地制造各种恐怖事件，破坏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恐怖行为的实施方式、方法不断变换，犯罪手段从最早的恐怖暗杀逐渐发展为劫持航空器、绑架、毒气、爆炸、利用电子或有线通讯系统以及网络实施犯罪，甚至是核领域的犯罪。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造成的破坏和威胁，国际社会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打击和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共识，而且大有加强国际合作的趋势。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类型主要有四类：

1、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主要是指为实现民族独立、自治权或因为种族歧视和种族矛盾而引起的恐怖主义，如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宗教型恐怖主义。这类恐怖主义往往带有狂热的宗教信仰，或者因为宗教矛盾激化而采取极端暴力的手段，如“穆斯林兄弟会”和哈马斯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

3、极端恐怖主义，主要是指极“左”派和极右派恐怖主义。这类恐怖主义在极端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往往采取暴力手段对待意识形态上持不同政见者，如德国的新法西斯组织和意大利的“红色旅”。

4、国家恐怖主义。这类恐怖主义或多或少地受到某国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如本·拉登领导的恐怖组织曾受到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支持。

纵观20世纪以来的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近期的恐怖主义活动，我们可以归纳出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恐怖主义活动日趋国际化；恐怖主义分子的装备和作案工具日益高科技化；恐怖主义分子的手段极为残酷；恐怖主义活动的国家背景日益突出；恐怖主义具有恐吓、要挟社会的目的。

当前国际社会对会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惩治大多还停留在案后刑事处罚的特殊预防阶段，在恐怖主义犯罪制造令人震惊的惨剧之后发出慰问与声援。这使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感到国际刑法的滞后性。此外，对恐怖主义犯罪采取武装镇压并不是国际社会提倡的惩治策略，无论是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爆炸、袭击等，还是依靠武力惩治国际恐怖犯罪分子的“战争”，都与联合国要求的最终目标背道而驰。从事实上看，无论是邪恶的袭击，还是正义的自卫，受到伤害的总是那些易受攻击的和毫无戒备的平民。

因此，国际社会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公正、合理地解决地区冲突，并大力解决发展问题。惟有如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成效，才有可能彻底地遏制国际恐怖主义犯罪。

浅谈我对当前形势下中国高压反腐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旗帜鲜明、态度坚定、领导有力。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地抓，坚决纠正“四风”。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一方面，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比较，人类还没有找到持久廉洁的“药方”。腐败伴随人类几千年，尽管各国各地区都在探索和努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可以保证已根绝了腐败。腐败现象仍存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即便在国际机构和一些被公认为比较廉洁的国家，每年仍不断发生腐败丑闻，这些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均承认查出的腐败仅是冰山一角，对腐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放松懈怠。

另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期往往是腐败易发多发期，腐败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北欧国家等，都经历过腐败猖獗的时期，这些国家进入相对比较廉洁的时期是在最近几十年。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国家的腐败治理才见到明显成效。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阶段，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诱发了令人头疼的腐败问题。不过与半个世纪前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成就和腐败控制效果要好得多。中国用30多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的历程，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生活大幅改善，腐败控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程度。

另外，要听到西方国家客观称赞中国反腐败的成效很难。因为国际政治和经济评价的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话语权。西方国家很少对中国说鼓劲的话，尤其是极为敏感的反腐败。总部设在德国的透明国际是专门从事反腐败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影响较大。从其最近发布的数据来看，就全世界范围而言，中国的廉洁程度在中等以上。

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明显。多数干部群众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以往相比有好转，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有力度，身边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有明显改进或有所改进。

然而，当前反腐败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经济正处于并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人民的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社会思想文化道德整体水平仍有待提升，反腐败仍然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建设的制约，短期内会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矛盾。公职人员队伍管理相对过于宽松，以及公职人员激励和压力机制不足等都是政府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

篇3：对当前中国反腐形势的政策性建议

1 产业安全和油料产业安全的含义

产业安全的概念来源于国际贸易领域。产业安全是指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定产业在国际竞争中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威胁或破坏,能够保持独立的产业地位和产业竞争优势,从而具有持续生存与持续发展的能力,保证本国的产业权益在国际竞争中不受侵害。产业安全的核心就是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安全的保障就是国家对产业具有预控力[1]。

油料产业是一个产业链较长的产业。从狭义角度来讲,油料产业主要是指以油料为中心的,包含种植、生产、加工、销售、贸易等的多元性主体产业,即油料种植业、油料加工业(主要是压榨业)、油料加工品的销售、油料及其加工品(即油料油脂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等主体产业。从广义上来讲,油料产业不仅包括这些主体产业,还包括与其关联的其他产业,如养殖业、餐饮业、食品加工业等。

油料产业安全就是油料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家预控力,在国际竞争中不会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威胁或破坏,能够保持独立的产业地位和产业竞争优势,从而具有持续生存与持续发展的能力,保证本国的产业权益在国际竞争中不受侵害,保证国内消费者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能够持续获得安全健康的油脂油料产品及其关联产品。

2 油脂油料产品进口依存度过高的表现和风险

2.1 进口依存度过高的表现

我国进口的油脂油料产品主要是大豆、油菜籽、棕榈油、豆油和菜籽油。中国是大豆和豆油的全球第一大进口国;第二大棕榈油进口国;从基本不进口菜籽和菜籽油,逐渐成为全球第二大菜籽和菜籽油进口国。中国大豆进口量占全球进口总量50%以上;豆油、棕榈油、棕仁油、油菜籽、菜籽油进口量占全球进口总量均在20%左右。2010年我国大豆进口量创历史新高,达到5480万t,油菜籽进口量为160万t,我国这两种油料进口量合计约占全球油料贸易量的50%;2010年我国进口食用植物油826万t,约占全球食用植物油贸易量的14%。

进口依存度主要反映国内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对进口的依赖程度,用进口量与国内消费量之比来表示。近5年来,我国油料的进口依存度基本上保持上升的趋势,从2006年的34.8%上升到2009年的51%,也就是国内消费的油料当中由1/3需要进口增加到有1/2来自于进口。这主要是由于大豆的进口依存度迅速上升,从2006年的62.3%上升到2009年的84.7%。从2007年开始,大豆的进口依存度都一直保持在75%以上。近5年油菜籽的进口依存度波动较大,最低的2010年只有6.3%,最高的2008年达到22.1%(表1)。

注:本表数据是根据美国农业部网站(http://www.fas.usda.gov/psdonline/psd Query.aspx)计算出来的。其中,植物油的进口依存度是将进口大豆和油菜籽分别折算成豆油和菜籽油,再加上进口植物油计算出来的;豆油的进口依存度是将进口大豆按照18%的出油率折算成豆油,再加上进口豆油计算出来的;菜籽油的进口依存度是将进口油菜籽按照36%的出油率折算出菜籽油,再加上进口菜籽油计算出来的。

将进口大豆和油菜籽折算成植物油以后,植物油的进口依存度基本上在65%以上,最高达到73.8%。由于我国不生产棕榈油,国内消费的棕榈油都来自进口,但是由于国内库存的变化,进口依存度会在100%上下波动。豆油的进口依存度基本上在95%以上,由于2008年国内库存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一倍,进口依存度达到104.3%。近5年菜籽油的进口依存度波动较大,从15%上升到30%。由于2008年油菜籽进口量猛增到303万t,菜籽油的进口依存度达到最高的31.8%。

如果将油料产品进口依存度为40%设定为产业安全水平,总体上看,由于油料和植物油进口依存度都超过了40%,我国油料产业处于不安全状态。而引起这种产业不安全的具体产品则是大豆、棕榈油和豆油。虽然油菜籽和菜籽油的进口依存度还没有超过40%,但是其波动较大,值得警惕。

2.2 进口依存度过高的风险

(1)价格风险。

进口产品价格主要受到出口国产品价格和国际运费的影响。由于油料产品是制造生物柴油的重要来源,油料产品价格就和国际能源价格紧密联系。同时,国际运费也和石油价格密切相关。再加上国际资本热衷于对大宗农产品的炒作,国际油料产品价格波动频繁。

2000-2010年这10年,大豆和油菜籽的国际价格波动越来越频繁,幅度也越来越大。前五年基本上在200-300美元/t上下波动,后5年价格波动剧烈。2007年大豆和油菜籽的价格分别比上一年上涨了71%和72%,是这十年中增幅最大的。2008年跌幅分别为19%和39%,其中,油菜籽创下10年当中的最大跌幅。植物油的国际价格波动与油料基本一致,前5年基本上是缓慢上升,分别在2007年和2008年度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最大涨幅和最大跌幅,2010年度价格又迅速回升(表2)。

注:美国农业部网站《油料:世界市场与贸易》(Oilseeds:World Market and Trade)。

相关研究证明,国内外油料及其相关产品市场是整合的,尤其是大豆和豆油的国际市场价格变化领先于国内价格,国际市场价格变动是国内价格变动的格兰杰原因[2]。进口依存度过高就会使得国际价格通过进口油脂油料产品价格轻易、快速的传导到国内,从而加剧国内油脂油料产品及其相关产品价格波动的频率和幅度,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一方面,农民无法保证有稳定的种植收益,就会降低种植积极性;另一方面,本土加工企业也会由于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而增加经营风险,影响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

(2)可获得性风险。

由于我国油料产品主要来源于国际市场的供应,这就需要对国际市场供应的保障程度进行分析。虽然全球变暖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部分主产国因灾导致油料大量减产,会降低我国对国际油料产品的可获得性。但鉴于自然灾害发生的随机性和不可控性,这里不对此进行分析。

当前影响国际油料油脂供应的主要人为因素就是以植物油为原料生产生物柴油。美国、欧盟、巴西和阿根廷强制推行生物能源法案,全球经济复苏推高油价,使得生物燃料生产激增。据测算,当石油价格高于50美元/桶时,生物柴油生产就是有利可图的。全球生物柴油产量2000年不足10亿L,2010年则达到190亿L。2002年以来,以生物柴油为主的世界工业用植物油消费量年均增长22.1%。其中,2006年消费量占到了世界植物油总产量的12.7%。我国油料产品的进口来源国基本上都在使用植物油制造生物柴油。全球主要用植物油生产生物柴油的生产国和地区,包括欧盟、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分别占到全球生物柴油总产量的60%、11%、8%和7.6%。其中,美国、巴西、阿根廷是我国大豆和豆油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他们主要用豆油生产生物柴油。虽然欧盟不是中国油料产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地,但它却是我国油料产品进口的最大竞争者。欧盟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油料第二大进口地区,是全球植物油和饼粕的最大进口地区。欧盟生产生物柴油的主要原料是菜籽油。我国棕榈油的进口量来源地马来西亚和印尼全部用棕榈油生产生物柴油。

同时,生物乙醇的生产也会对我国油料产品的可获得性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生产生物乙醇的原料玉米、甘蔗是和大豆争地的农作物,一旦扩大玉米、甘蔗的种植面积,就会减少油料种植,从而降低了国际市场的油料供应能力。

(3)食品安全风险。

我国进口油料产品的食品安全风险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转基因油料及其加工品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危害,这种危害包括食用转基因植物油带来的直接危害和食用转基因饼粕饲养的动物产品产生的间接危害;二是低价棕榈油抢占其他食用油市场,而其过高的饱和脂肪酸含量不利于人体健康。

从目前国外的研究成果看,转基因油料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一是可能对人体产生过敏反应;二是转基因大豆及其产品可能会影响人体健康和内部系统;三是转基因食品可能会使人体对抗生素产生抗性;四是转基因食品可能引起跨物种感染,使人类感染动物的疾病,带来严重灾难;五是转基因大豆中存在未知DNA,可能带来新的不安全[3]。另外,中国大量进口的棕榈油成为除豆油外的第二大消费食用油。由于棕榈油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是所有食用油当中最高的,超过50%,营养价值也最低,长期食用会造成人体血清饱和脂肪酸摄入过量,导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升高,从而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它的长期食用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

3 油料产业加工流通环节外资高度垄断

3.1 外资高度垄断的表现

目前,跨国粮商在我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已参股控股64家,占总股本的66%;垄断着我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其豆油加工能力占国内总能力的60%以上。除压榨和精炼环节外,外资还进入更下游的环节,包括小包装食用油、专用油脂等。目前外资参股或独资的大豆加工企业占领国内市场份额的85%。外企丰益集团已占据国内小包装食用植物油市场50%以上,旗下有金龙鱼、元宝、口福等10多个品牌。另外,外资集团正在逐步将产业链条延伸至我国饲料企业,企图控制豆粕等蛋白质饲料原料。在控制了我国的大豆加工业之后,近年来外资企业正逐步向油菜籽和花生等其他油脂加工业领域渗透。其中,新加坡丰益国际有限公司现有油菜籽加工企业7家,年加工能力已经达到144万t,在行业内遥遥领先。同时,新加坡丰益国际还在快速扩张。

3.2 外资高度垄断的危害

很多国外学者研究发现,跨国并购导致的外资对东道国某个产业的控制程度增强是不利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并购方对市场控制能力不断增强,容易引起一定的垄断,阻碍竞争,甚至会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使得东道国经济成为“截断”或“空洞”的经济[4]。

(1)外资控制对油料产业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对食用油市场价格的调控能力减弱。

相关研究证明,如果一个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30%以上,就可以左右市场价格,形成垄断。作为生活必需品,食用油的需求是刚性的。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可随意提高价格,在销售上却不受太大影响。国家要想控制食用油价格上涨就十分困难。

(2)外资在油料加工流通环节的高度垄断也会造成外资对整个油料产业链的控制。

由于控制了油料产业链中间的加工企业,便拥有了选择油料进货渠道的权利,也就控制了油料产业链的上游环节——种植业;由于掌控了油料加工品的销售流通环节,自然也就间接控制了油料产业链下游的养殖业、食品加工业等各个环节。一旦外资控制了整个油料产业链,我国就彻底失去了对油料产业的控制力、调控力和发展力,油料产业将处于完全不安全的状态。

从长期来看,由于外资的资本实力雄厚,建设的油料加工厂规模较大,提高了我国油料加工业的行业规模水平。而行业规模决定进入壁垒,进入壁垒高会形成先入者的垄断。这样就提高了我国油料产业的进入壁垒,进一步巩固了外资的垄断地位。

4 油料种植的生产水平较低

4.1 农民生产油料的积极性不高,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下降

近年来,我国大豆、油菜、花生等油料作物生产呈现出一定的萎缩态势,油农收入、种植愿望、种植面积出现“三下滑”。大豆、油菜和花生的种植面积在2000-2005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油菜和花生在2007年都降到最低值,分别为564万hm2和394万hm2。2009年开始,大豆种植面积下降,油菜和花生面积上升。2010年大豆种植面积下降到800万hm2,油菜和花生种植面积分别上升到737万hm2和453万hm2。2010年大豆、油菜、花生相比这期间最高种植面积分别减少了415万hm2、12万hm2、53万hm2(表3)。

注:国家统计局。

大豆、油菜籽和花生产量不断波动。2010年大豆产量为1500万t,相比2004年的最高值1740万t,减少了240万t;2010年油菜籽产量为1308万t,相比2009年的最高值1366万t,减少了58万t;2010年花生产量为1564万t,为10年来最高产量。总体来看,近两年大豆和油菜籽产量呈现减少趋势,花生产量有所增加(表3)。

农民生产油料的积极性不高,主要是由于经济效益较低引起的。我国大豆和油菜产量主要是受预期收益以及与相关农作物的比较收益的影响,油料产品的价格是影响产量的主要因素[5]。大豆的种植收益没有水稻和玉米高。2002-2009年,除了2002年和2003年,其他6年大豆的单位面积净利润都低于水稻和玉米(只有2008年大豆高于玉米)。2009年,大豆的净利润只有1620元/hm2,远低于水稻的3765元/hm2和玉米的2625元/hm2。

相比小麦,油菜籽的单位面积净利润波动较大,2008年高达4620元/hm2,2009年就猛跌到645元/hm2。除了2003年、2007年和2008年,其他5年油菜籽的单位面积净利润均低于小麦。2009年油菜籽净利润为645元/hm2,远低于小麦的2250元/hm2。油菜籽种植收益不稳定,再加上收益不如小麦,农民纷纷改种小麦。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油料种植成本稳步上升,远大于同期价格的上涨幅度。未来,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土地资源的持续匮乏以及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升,油料的种植成本还将稳步上涨,将进一步降低油料种植收益和农民种植油料作物的积极性。

4.2 我国油料的国际竞争力较低

我国油料的国际竞争力较低主要体现在:一是由单产低导致的生产效率缺乏竞争力;二是由出油率低、水杂高导致的质量缺乏竞争力。我国大豆生产技术与先进国家存在着较大差距。正是由于技术进步缓慢,2002年以来我国大豆单产始终在1.65t/hm2上下徘徊,远低于美国3t/hm2。国产大豆的出油率在16%-17%之间,低于进口大豆18%-21%的出油率。同时国产大豆的水杂也高于进口大豆2个百分点左右。国内油菜籽的单产比欧盟低1.35 t/hm2,出油率低于进口油菜籽7个百分点左右,水杂高于进口油菜籽3个百分点。由于质量差异,按照当前价格水平,进口油菜籽与国产油菜籽存在600元/t的溢价,国内加工企业更加倾向于选择进口油菜籽。

4.3 资源环境约束较大

当前我国油料生产受到较大的资源环境约束:一是土地资源。我们只有12133万hm2的耕地,折成农作物播种面积约为每年15667万hm2。除了必须保证的粮食生产面积11000万hm2,还有蔬菜、棉花、糖料等经济作物就要占3333万hm2,油料生产只有1333万hm2可用。二是水资源。正常年景下我国人均水资源为2200 m3,只相当于全球人均水平的28%。三是生态环境。一方面是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滥用农药和化肥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农业COD排放占全国COD排放的40%多;另一方面,近年来极端性气候灾害明显增加。这都降低了我国油料生产的可持续性。

由于当前我国大豆和油菜籽的油料国际竞争力不强,相对收益较低,农民种植油料的积极性下降,再加上资源环境约束加大,我国油料生产的形势日趋严峻,进口油料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也将持续,我国对进口的依赖性也将越来越大。长此以往,我国将失去对油脂油料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油料产业安全将无从保障。

5 提高我国油料产业安全水平的政策建议

油料产业就是从油料生产、加工到销售、贸易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多元性主体产业。我国油脂油料产品进口依存度过高,加工和销售领域受外资控制程度高,油料生产水平较低,使得国内油脂油料产品价格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和外资控制,国家对油脂油料市场价格的调控能力减弱;国内油脂油料产品的市场供应也无法在数量上和安全性上得到保障。从产业安全的衡量标准——本国对某一产业具有控制力、调整力、竞争力和发展力,来衡量我国油料产业安全,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对油料产业的控制力和调整力低下,油料产业并不具有竞争力和发展力,油料产业安全程度低。在当前我国全面开放油脂油料市场的情况下,想要通过提高关税限制进口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苦练内功,提高我国油料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5.1 在种植生产环节提高油料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对大豆、油菜、花生的种植区域进行合理调整,根据各种植区域的自然生态特点选择生产方向,明确主栽品种,扩大区域种植规模。[6]充分利用WTO“绿箱”政策条款,增加对油料生产的支持。加强水利、道路、仓储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培育良种、提高种植技术和机械化水平,提高油料的单产和出油率。提高种植补贴水平,提高油料种植收益。将保护价收购政策改为为差价补贴政策,以稳定油料种植收益。

5.2 在油料加工环节提高本土企业的竞争力

鼓励企业之间强强联合,延长产业链。鼓励“企业+协会+农户”的合作组织经营模式,提升油料产业化水平,加强油料种植户抵御风险能力[7]。在当前豆油、菜籽油加工产能普遍过剩的形势下,应加强对整个行业的新增产能进行控制,尤其是控制小规模产能的增加。严格执行外资投资管理条例,加强对外商投资油料产业的规范和管理。

5.3 降低对油料油脂产品的进口依赖程度

扩大进口来源地范围。到国外建立生产基地,建立全球进口供应链。运用非关税贸易壁垒适当控制进口,加强对油脂油料产品的进口检疫。加强国内转基因产品的标识制度,大力宣传非转基因食用油的安全性,推行健康的油脂消费理念,鼓励居民合理控制油脂摄入量。

5.4 建立油料产业安全评估机制

农业部、商务部等相关部门可以联合建立专门机构,积极开展油料产业竞争力调查、产业安全评估和产业损害预警工作,及时发现问题,为开展贸易救济提供政策依据。大力扶持油脂油料行业协会的建设,发挥本土企业维护本国产业安全的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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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余建斌,乔娟,乔颖丽.进口冲击下的中国大豆产业发展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26(3):213-216.

篇4：对当前中国反腐形势的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1）03-0037-05

2010年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之年，也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一年来，经济增长高位回调，宏观经济保持了回稳向好的基本态势，经济运行整体上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但这并不等同于中国经济已根本好转，特别是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物价水平开始上涨，资产泡沫化风险与日俱增，通货膨胀压力日益加大。这就使中国2011年的宏观经济运行面临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做好全年的经济工作、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对于实施“十二五”规划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要全面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正确认识和把握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风险和压力，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在防泡沫、抑通胀的基础上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逐步实现经济政策由应对危机型向常规型的平稳过渡，争取“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实现开门红。

一、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

总的来看，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高位回调后逐步趋于平稳，宏观经济保持了回稳向好的基本态势，经济运行正在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

（一）经济增长持续回调，内在增长逐步趋于平稳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到严重影响，实体经济增长明显下滑。从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增长率来看，200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尚处在略高于10％的位势，而到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则分别下降到9％和6.8％，到2009年第一季度更下降到6.2％的谷底。但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扭转了下滑趋势并逐季回升，第二、三、四季度分别增长7.9％、9.1％和10.7％。2010年以来，经济增长继续走高，第一季度达到11.9％的高位，之后开始持续回落，第二、三、四季度分别增长10.3％、9.6％和9.8％，全年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前高后低态势，但仍达10.3％的较高增长水平（见图1）。

从季度调整GDP环比增长率来看，2010年第三季度增长率为9.1％，显著高于第二季度7.8％的增长率，这也改变了GDP环比增长5个季度连续下滑的局面。从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0年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从14.1％降至7.8％。第三季度的环比增长率止降回升虽然不能准确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走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经济运行开始出现了趋势性变化。从2011年来看，短期内经济增长虽然可能出现小幅波动，但全年经济运行将进一步趋于平稳，经济增长率预计可保持在9.5％左右，较去年略有回调，但仍处于稳定增长水平。这一增长率水平也与中国目前潜在增长水平基本相适应。

（二）消费持续增长，投资、出口增长放缓，三大需求趋向协调

如图2所示，2010年，消费增长保持稳定，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 554亿元，比上年增长1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4.8%。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33 689亿元，增长18.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0 865亿元，增长16.1%。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 140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增速比上年回落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5%。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41 415亿元，增长24.5%，回落5.9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36 725亿元，增长19.7%，回落7.6个百分点。全年进出口总额29 7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7%。其中，出口15 779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 948亿美元，增长38.7%。进出口相抵，顺差为1 83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6.4%。

从2010年全年来看，需求结构与上年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投资贡献率较上年大幅下降；出口的贡献率则由负转正，对2010年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消费的贡献率较为稳定，比上年略有下降。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三）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在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以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等产业为重点的50个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一大批重大装备、核心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制成功，科技对经济发展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加快。

二、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管理通货膨胀的任务艰巨

2008年底开始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导致2009年9.6万亿元和2010年前9个月6.3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使M1、M2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和CPI上涨率，形成了相当强的通胀压力，突出表现在房地产价格的飚升上，2009年房价上涨率达25.1％，2010年以来同比上涨也一直在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与此同时，CPI涨幅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逐月提高，7月份上涨3.3％后，8月份上涨3.5％，9月份上涨3.6％，10月份上涨4.4％，11月份上涨5.1％，12月份上涨4.6％（见图3）。预计2011年上半年仍可能维持在5％左右的高位。尽管这还属于温和通货膨胀的范围，但因当前居民收入差距很大，3％以上的CPI上涨率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比过去会更大，因此反应会比以前强烈得多。

这轮物价上涨和过去一样，主要是由食品类价格上涨推动的，当然也同劳动力工资成本上升、能源资源产品在改革过程中价格上涨有关，而这些都是在今后一段时期一直会起作用的因素。另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通货膨胀的发展势头也会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重大影响。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预计2011年中国仍将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抑制通货膨胀的任务相当艰巨。

（二）就业形势依然面临较大压力

2010年，中国就业形势逐步向好，岗位供求回升明显，但结构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受总量和结构因素的影响，预计2011年就业形势将在总体向好的同时，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将继续存在。一是新增就业岗位的压力将继续加大。“十一五”时期已经开始凸显的城市化加速、产业转型等因素，将会在2011年表现得更加突出。依据现有生产力水平估算，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存量还有1.2亿人需要转移就业，城市化建设的加快会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按照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 000万农村劳动力，现有存量转移出来还需12年时间。同时，人口的城市化并不等于城镇就业的充分与稳定，2011年大学毕业生数量将达到峰值，约758万人。目前，中国约有60％的新增就业岗位由非规范性就业领域提供，很不稳定，2011年新增就业岗位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二是就业结构性问题将更加突出。由于相当数量的劳动者职业技能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不同地区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春季农民工招工难与秋季大学生就业难、部分企业“招工难”与求职者“就业难”并存的现象仍将继续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新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将会加剧，解决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大。

（三）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

目前，中国已有近20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却很少；在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尚不到10％。由于中国出口产品中的相当部分是贴牌产品，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很低，导致利润大量流失。据统计，在中国出口的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品中，外国公司获得授权的专利数高达90％以上。目前，中国还仅是“制造大国”而远非“制造强国”，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尚需付出巨大努力。与此同时，中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比较严重，而淘汰落后产能和兼并重组又面临就业压力大、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制约。据悉，目前中国24个工业行业中已有21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其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6个行业是重点。不仅一些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而且一些新兴产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倾向。

（四）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风险不容忽视

经济决定财政，受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影响，2011年中国财政形势也比较复杂。与经济增长降中趋稳的基本态势相一致，预计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也将在继续回调中逐步趋于平稳，但财政支出将刚性增长，财政收支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从收入方面来看，由于2010年收入基数较高，加上外贸进出口形势严峻、车市将逐步降温等，对2010年财政增收贡献较大的税种收入增长会明显放缓。同时，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调整增值税征收范围、继续对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等，都会减少收入。因此，2011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有所回落。从支出方面来看，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完成在建项目，加强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推进教育、医药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改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应对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加之2010年财政支出基数较高，导致2011年财政支出压力依然很大，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同时，财政风险不容忽视。中国2009年财政赤字安排9 500亿元，已经接近3％的国际警戒线，国债发行余额占GDP的20％；2010年财政赤字预算安排为8 500亿元。另外，地方债务问题也不容忽视。2009年初，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简称“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此文件一出台，各地的地方融资呈几何级数的爆发式增长。由于政府融资平台是政府为了筹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而发起设立的，所以贷款的偿还还需要依靠地方财政，即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偿还的关键。资料显示，2009年末的7.38万亿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总量中的50％有足额土地抵押，其余均为无抵押担保或资本金不足的项目。银监会最近披露，目前占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额27％的约2万亿元的贷款项目，可以偿还本息；约占50％的4万亿元左右地方贷款存在第一还款源不足问题，属于可疑类贷款；占23％比重的地方负债存在严重风险隐患，简易匡算其风险敞口达1.76万亿元，即大约70％贷款需要土地开发权、地方政府财政安排等第二还款来源的安排。2009年底，有统计数据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山西、河南、贵州、宁夏的平台贷款债务率低于60％，有10个省市超过了100％，一些地方高达150％，个别县市甚至超过400％。

（五）资源环境的约束进一步增强

在“十一五”高速发展后，目前各地普遍面临着建设用地不足、污染排放高、环境损害严重等资源环境屏障。预计从“十二五”开始，国家将实行更加严格的土地使用政策和污染排放标准，限制排放的污染物种也会增加。因此，一些地区的发展空间和排放空间将进一步受到压缩。

三、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一）改进和完善宏观调控首先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宏观调控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应该相辅相成。一方面，政府宏观调控不是为了替代市场机制，而是为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作用的充分发挥也依赖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无论是政府公共投资还是政府公共消费，其政策设计着力点都应当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引导社会资本、民间消费的跟进，而不是“挤出”民间投资与民间消费。当前，中国之所以对直接的行政性调控倚重较深，主要是因为一些体制性障碍使得间接的市场化调控政策传导机制不畅所致：第一，由于微观经济基础改革不到位，仍以大量的国有企业为主，无法自觉接受政策信号的反馈；第二，由于商业银行改革滞后，无法完全自主决定贷款方向和价格来有效传导政策信号；第三，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从而无法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政策工具，提供有效的政策信号。上述体制性障碍如果与行政性调控相互强化，可能使宏观调控长期锁定在低效率状态。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加快调整和完善宏观调控，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特别是减弱经济增长与波动中的政府性驱动，降低对行政调控的依赖，更多发挥市场化调控的作用。要不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非公有制经济给予更多的发展机会，鼓励民营经济做大做强，慎防出现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名不断扩大国有经济比重的趋势。

（二）宏观调控要从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供给管理为主，正确处理好总量与结构的关系

多年来，中国宏观调控一直面临着两难选择：是为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牺牲结构调整的目标，还是为了未来增长的协调、可持续而宁愿容忍较低的经济增速。换句话说，是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来适应较低的增长率，还是推高经济增长率来迁就不平衡的、扭曲的经济结构。面对两难所作的抉择，将最终决定未来宏观调控的方向。笔者认为，从可持续发展目标来看，结构调整既是当前的紧迫任务，也应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宏观调控不变的主线。

从目前来看，中国结构性失衡问题非常突出，需求管理局限性已明显显现，亟需通过供给面的管理推进结构调整。例如，扩大内需仅仅依靠需求是不够的。扩大内需的核心是扩大消费需求，而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不调整，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结构不转变，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也就是说，扩大内需不单纯是需求管理，还要依靠供给管理。因此，政府应降低微观主体对需求扩张政策的严重依赖，积极发挥供给政策的激励，着眼于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时下的重点是：第一，调整结构应该从优化投资结构入手，进而带动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调整。第二，推进价格和财税改革，提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激励机制。结构调整尽管需要政府的引导，但更重要的是依赖市场机制，特别是要素价格与财税改革，因为只有资源、能源价格合理了，资源税、环境税到位了，才真正有利于节能减排；只有劳动力、资金成本不再被压低，才会激励企业注重研发和技术创新；只有稳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才会使地方彻底改变只注重规模扩张与工业发展的状况，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转移。第三，打破垄断，增加有效供给。当前经济运行中，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供应短缺。因此，要彻底打破垄断，加强竞争，淘汰落后产能，增加有效供给。

（三）2011年宏观调控政策的着力点

1．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稳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新增4万亿元“一揽子刺激计划”经过两年的实施2011年已接近尾声，在中国经济内在增长动力依然不强以及世界经济复苏较为缓慢的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不宜一次性彻底退出，而应把握好退出的节奏和力度。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仍要保持一定的刺激力度。一是继续加大对农田水利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以及节能环保等方面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应重点增加对中小河流治理和中小型水利设施除险加固以及生态方面的投入。二是继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特别是保障性住房、教育和医疗卫生、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投入，减轻城乡居民负担，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即期消费能力。三是加大财政科技投入，推动自主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支持节能减排，加快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推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四是改革和完善财税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

2． 加快财税改革步伐，推进自主创新，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当前，中国是以间接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在内的流转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在城市化率将近50％时，税收结构调整是最为重要的改革举措，应积极向直接税、间接税共同发展的体制转变，通过增加直接税把居民纳税（个人所得税、不动产税等）与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支出相联系，而不能把所有的社会保障支出都压在企业身上。因此，要加快推进财税改革，增加直接税，对企业适当减税，为企业创新、节能减排、加速折旧和更新改造减轻负担，鼓励企业创新和激励企业向绿色方向发展。同时，要着眼于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一方面，减轻不合理的税费负担，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加大对民生等经济社会薄弱环节支持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逐步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另一方面，加大对再分配领域调节力度，改革个人所得税，健全财产税体系，对不同收入群体实行差别化的消费政策，加大对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领域投入力度，完善流通体系，拓展消费实现渠道，培育以政府消费带动居民消费的良性循环机制。

3． 调整货币政策，激发经济活力，调节通胀预期。2011年，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稳健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的灵活操作调节货币流动性，适应经济对信贷资金的需求。二是鉴于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依然比较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货币政策要积极发挥调控作用，在价格水平上升超出预期时，适时调整利率，以调节通胀预期，缓解价格上涨压力。三是在稳步推进原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的同时，探索建立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如中小企业发展银行，以资金投入、政策引导等方式，切实发挥政府支持、帮助中小企业获取外源融资的作用，推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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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岩云

责任校对：马 斌

Analysis of China's Current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and Policy Proposals

Yu Changge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situation in 2011 will take on the typical "double-face" features. Though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hort term may fluctuate at small ranges, the economy during the whole year will get more stable and the growth rate is expected to be at about 9.5%, a stable growth.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and conflicts in the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macroeconomic policies. Firstly, the market reform has to be put forward so as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macro control. Secondly, the macro control shall shift from demand management to supply management so as to accelerate the structure adjustment. Finally, the financial policies need to maintain some stimulation and the focus of the monetary policy shall be on how to help enterprises to recover and enhance the productivity, bring about the economic vigor and guide the expected inflation.

篇5：对当前中国反腐形势的政策性建议

2006年12月29日 14:25:04 来源：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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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向农村倾斜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不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管理不善是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障碍。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使公共产品惠及全体农村居民。

1、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山西省将组织实施以“四化四改”为重点的人居环境治理工程。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四化四改”工程的投入，确保村庄治理取得成效。要创新机制，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投向村庄治理，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家兴建农村公益事业，发动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建设美好家园。要继续实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工程，加大农村客运网络化建设，按照建管并重的原则，逐步把农村公路等公益性基础设施纳入国家支持范围。要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重点解决高氟水、高砷水、污染水及苦咸水等饮用水不达标问题，加大集中连片供水工程建设和对现有供水工程的改造，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饮水工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和完善采矿、水电等企业的环境恢复治理责任机制，从水电和矿产资源的开发收益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所在地区的生态治理、植被恢复工作。要进一步增加农村沼气投资，加快农村能源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普及户用沼气，支持养殖场建设大中型沼气池，以沼气建设带动农村“改厨、改圈、改厕”。

2、进一步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大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要以乡（镇）卫生院建设为重点，巩固和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坚持集体、个人举办和政府资助相结合，建设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健康需要的村卫生所。要设立农村医疗卫生培养专项经费，加强对农村现有卫生人员的培训力度。要发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医疗卫生资源优势，制定鼓励城市医务人员和医药卫生类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从事医务工作的政策。积极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在注重大病医疗保障的同时，补偿部分门诊费用。加大对医疗救助的支持力度，使农民看得起病，用得起药。支持建立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提升农村卫生院医疗水平，开展免费预防及卫生教育，确保新型合作医疗参保人员享受免疫接种、早期疾病检查和常规体检等服务。

3、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农民文化生活。要增加农村文化发展的财政投入，全面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建立布局合理的县乡村户四级文化网络体系。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加强乡（镇）文化站、图书馆和村文化室建设。大力发展民办公助文化大院、文化专业户、农民书屋、农民个体放映队和民间剧团。充分发挥城市文化资源优势，鼓励城市演出团体下乡演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4、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特困群体救助制度，争取尽快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并逐步提高救助标准。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并与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衔接，将全省农村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全部纳入救助范围。不断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增加供养资金，提高供养标准，创新供养模式，逐步使全省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达到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积极稳妥地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加大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支持力度，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五）实施向农村倾斜的教育科技政策，提高农村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

广大农业劳动者是农业科学技术的直接应用者。农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接受和应用的能力与程度，直接关系到农业技术输入的效果和质量。因此，要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整而有效地输入到千千万万个农业劳动者的生产实践中，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必须十分重视和加强农村教育科技工作，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和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尽快改变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的状况。要通过政策的力量改变目前农村资金和人才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状况，实现城市科技教育向农村倾斜。

1、整合教育资源，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学龄儿童减少；城镇化建设加快，迁入城镇生活的农户增多。这些情况导致相当一部分村庄生源大幅减少，农村基础教育资源整合势在必行。因此，要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进一步搞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积极建设标准化的寄宿制学校。大力实施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促进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的辐射。实施农村教师队伍素质工程，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实施鼓励优秀大学毕业生赴农村支教政策，提高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实行城乡教师轮岗制度，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实施“两免一补”力度，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为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深化农业高等教育改革，大力培养面向农村的全科复合型人才。农业高等教育要面向农村、面向生产一线、面向科技普及，改革专业设置，整合院系资源，拓宽专业覆盖面，将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方向从高精尖转向宽领域，培养一大批熟悉农业主要专业知识的全科复合型人才。要改革农业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于农业技术普及型人才的培养，其培养费用应由国家财政全额承担。对于学成后回乡从事农业科技推广普及工作的人员，可由国家财政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鼓励他们在农村创业。

3、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农村基础教育要逐步向职业教育倾斜，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比重，加快农村职业教育的步伐。要结合各地农村经济和资源特点，不断完善和拓宽农村职业教育的专业和内容。要改变农村职业教育中忽视第一产业的倾向，使一、二、三产业，农林牧、种养加管等各科专业得到全面协调发展，尽快造就和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

4、建立新型农村人才激励机制。一是营造有利于农村人才成长发展的宽松环境。贯彻落实“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努力建立健全一套“好中选优、灵活实用”的选拔机制，促使优秀乡土人才脱颖而出。二是健全农村后备人才培育机制。要充分发挥农村党校、实用技术培训学校、电教网络等阵地作用，每年定期组织集中培训，进行政策、实用科技知识的理论辅导，与外界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到发达地区和先进企业参观学习，积极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加快乡土人才知识更新步伐。三是健全农村人才激励机制。在信息、资金、生产用地、生产品种、生产技术等方面给予政策、资金和技术扶持，鼓励乡土人才自主创业，积极发挥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建立鼓励城市涉农科技人才、各类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工作的人才政策机制，用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完善农村“引智工程”，为繁荣农村经济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人才保障。

二、农村问题的成因解析

（一）政府和农民对市场仍不适应，龙头企业和中介组织发展滞后

农产品过剩问题的发生，既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问题，也有政府和农民对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适应的问题。从认识上来分析，由于我们是从短缺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不管是政府还是农民，都认为“有”总比“无”好，“多”总比“少”强，都有一种增加生产的冲动。从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来分析，农产品市场放开后，农民和政府都有一个适应阶段。对于农民来说，过去种地从来不用考虑“卖”的问题。反正产多产少统统按保护价卖给国家。现在多数农产品过剩，让农民什么赚钱种什么，农民却无所适从。在遭受了多少次“卖难”的困扰后，许多农民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慨，那就是：“谁能告诉我们种什么赚钱？”从而在种植业、养殖业结构的安排上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根据上年的行情决定下年的生产，而不是根据农产品上市时的预期决定生产，信息滞后。这种滞后的市场导向导致农民生产什么，什么卖不了，陷入“一哄而起，一哄而下”的怪圈；另一种情况是跟着别人种，相当一部分农民看到别人生产什么赚了钱，自己赶快跟着来，结果先生产的发了财，后生产的卖不出去。从政府来说，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越位”，不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随意侵犯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干涉农民对产品的处置权，其实质仍然是搞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另一种情况是“不到位”，或者说撒手不管，听任市场一只手发挥作用，政府在市场作用下作为有限。其实质是没有发挥好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作用和对市场主体的服务作用。特别是农产品市场放开后，市场经济组织发展滞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适应，产前产后服务工作跟不上。这既是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又是政府应当通过调控努力减少的问题。

（二）生产规模小，就业渠道窄

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每一个劳动力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资源十分有限，生产经营规模狭小。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山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经过几次反复。上世纪80年代，由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转移到乡镇企业中。1985年，全省农业劳动者数量减少到575.9万人，比1980年减少80.63万人。从2003起，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入企业、城镇工作的农村劳动力增多，山西省农业劳动者数量又一次出现了下降趋势。其中2003年比2002年减少12.34万人，2004年比2003年减少5.46万人，2005年比2004年减少3.3万人。尽管出现了良好势头，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基数庞大，仍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等待转移，平均到每一农村劳动力头上的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仍十分有限。按641.8万第一产业劳动者计，2005年平均每一劳动力拥有的农作物种植面积仅有8.9亩。当年每一劳动者生产粮食1524公斤，生产棉花16公斤，生产油料33公斤，生产蔬菜1405公斤，生产肉类141公斤。这样的生产规模，即使加上其他农副产品，平均每一从事第一产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也仅有3500元左右，仅及2005年全省职工年工资量的22.6%。

由于庞大的人口和从业人员滞留于一产中，三次产业劳均创造价值严重失衡。2005年，山西省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62.4亿元、2353.2亿元和1563.9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为6.3：56.3：37.4。而从事一、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分别为641.8万人、385.7万人和472.7万人，从事三次产业的劳动者之比为42.8：25.7：31.5。也就是说，第一产业用占42.8%的劳动者创造了6.3%的增加值，三次产业劳均创造价值之比为1：15：8。

第一产业增加值不仅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低，而且发展速度也远远慢于二、三产业。2005年同2000年相比，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5.8%、174.1%和93.7%，年均递增速度分别为7.8%、22.3%和14.1%。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由2000年的9.7：46.5：43.8调整为6.3：56.3：37.4。与此同时，三次产业从业人员之比则由47.6：25.4：27.0调整为42.8：25.7：31.5。5年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35.1%，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下降10%。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明显落后于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劳动者数量占全部劳动者数量的比重的下降速度明显滞后于农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下降速度，这种情况决定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必然落后于城镇居民。

（三）工业挤压农业、资金和人才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现象影响农业和农村发展 煤炭工业对山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山西每挖１吨煤损耗２．４８吨的水资源。每年挖５亿吨煤，使１２亿立方米的水资源受到破坏。从而造成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农业灌溉用水减少，人畜饮水困难，农业发展空间遭受严重挤压。据统计，山西采煤对水资源的破坏面积已达２０３５２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１３％。其中，严重破坏区面积占全省面积的１．７％；一般破坏区面积占全省面积的６．５％，影响区面积占全省面积的４．９％。水资源的严重破坏，造成山西有效灌溉面积大幅度减少。2005年，全省有效灌溉面积仅有1633万亩，比1995年的1803万亩减少9.4%。采煤不仅破坏了农业生产条件，对农民生活也造成了严重影响。山西省大部分农村人畜吃水靠煤系裂隙水，而煤矿开采恰好破坏了该层段的含水层。据统计，全省由于采煤排水引起矿区水位下降，导致泉水流量下降或断流，导致近６００万人以及几十万头大牲畜饮水严重困难。此外，由于煤炭开采，山西省地下采空区已达2万多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七分之一，部分地面塌陷严重；已经发生地质灾害的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灾害范围波及1900多个自然村的95万人。

农民供养人才、城市使用人才，农村资金和人才双流失现象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高考的大幅度扩招，近年来山西省每年进入高等学校升造的学生已达16万人以上，其中有半数以上来自农村。按每生每年一万元计，这些学生每年的学费、生活费高达8亿元，这些费用全部来自农村，但要在城市消费，支持了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却造成了农村的资金流失。这也是造成农民购卖力不强、农村市场难以激活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留在了城镇，为城镇建设做出了贡献，却造成了农村的人才流失。

（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滞缓

山西农产品加工转化仍处于初级阶段。具体表现为龙头企业总体规模偏小，产品质量档次不高，名牌企业和品牌产品少，生产基地标准化程度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农畜产品加工水平低，精深加工比重小，与山西省丰富的物种资源很不相称。2004年山西省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0.74：1，低于全国1.2：

1、发达国家3：1至4：1的水平；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只有28％，低于全国40％左右、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山西省农畜产品品牌中中国驰名商标只有2个，而内蒙古就有11个。2005年山西省“1311”规划中建成投产的86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12亿元，仅及内蒙伊利集团主营业务收入的92%。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速度慢，生产规模小，严重影响了种植业、畜牧业结构的调整，山西省农业结构调整始终迈不出大的步伐。尽管种粮效益偏低，但粮食面积占农作物总面积的比重一直在80%左右徘徊。1990年山西省粮经种植比例为81.9：18.1，2006年为81.7：18.3。期间，河北省的粮经种植比例从1990年的77.7：22.3调整为2005年的71：29；内蒙古从82：18调整为70.4：29.6；河南省从78.4：21.6调整为65.7：34.3。从横向比较可以看出，山西省种植业结构调整速度远远慢于周边省份。

粮食种植面积高度稳定，虽然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但也是广大农民一种无奈的选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蔬菜生产作为山西省农民收入的增长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21世纪最初几年，蔬菜生产达到顶峰。2003年，全省蔬菜种植面积达到创纪录的417.8万亩，比1990年的165.9万亩增长1.5倍，年均递增7.4%。同期蔬菜总产从347万吨增长到1072万吨，12年增长2.09倍，年均递增9.9%。随着蔬菜种植规模的持续扩张和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产销矛盾开始出现，蔬菜价格波动加剧。从2004年起，山西省蔬菜生产开始了调整。当年全省蔬菜种植面积减少到373万亩，比2003年减少44.8万亩，2005年减少到367.4万亩。今年山西省蔬菜种植面积继续下降，为364.8万亩，预计总产为850万吨，减产5%以上。

蔬菜面积减少，种植结构复归，表面上看只是农作物内部结构的此增彼减。其实，某种农作物播种面积每一次大的减少，都饱含着许许多多农民辛酸的泪水，是他们遭受增产不增收、甚至增产减收损失后一种无奈的选择。

（五）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滞后

从总体上看，目前山西省多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社会事业发展水平还较低，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必然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加大了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成本。其主要表现为：医疗条件差，医疗水平低，农民生一场大病往往意味着返贫，许多农民只能是“小病扛着，大病等着”，往往小病扛成大病，大病造成贫困。教育资源整合造成无校村增多，农民孩子上学难。许多农民家庭为了不影响孩子上学，有的举家外迁，有的家长陪读，既影响生产，又影响生活，加大了教育成本。绝大多数的村没有固定的文化场所，缺乏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弱势群体保障体系不健全。

村级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级组织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部分没有集体经济收入的村，连正常的办公费用都难以维持，其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也随之减弱。农村法制建设比较落后，农民的法治意识不够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农村公共区域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清，管理混乱。当前的农村，住宅的处置权和承包地的使用权比较清晰，这是广大农民受益最多，也最愿意投入人财物力经营管理的场所。在除此之外的其他区域，如街道、河流、山坡、小流域等公共区域，由于产权不清，管理措施跟不上，有的乱堆乱放，有的乱垦乱牧，成为影响农村村容村貌的死角和滋生不文明行为的土壤，有的甚至成为影响农村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

三、解决农村问题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提供制度支持

导致城乡难以协调发展、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根本的还是制度和体制上的原因，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因此，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以“敢为中西部先”的精神，率先打破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樊篱。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我国建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采取了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农业成为筹集工业化资金的主渠道。这种向工业倾斜的政策从全局和整体看是必要的、有效的，问题是延续时间过长，使本来就落后的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不仅如此，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体制，还使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实际上被排除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之外。由于实行农村农业人口与城镇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得到逐步改善，但农业和农村在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社会地位等方面仍不平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未从根本上改变，因而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和城乡发展失衡的局面没有扭转，城乡差距依然悬殊。因此，只有按照“两个趋向”的要求，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政策、就业政策、公共财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消除导致城乡分割的体制性、制度性障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真正实现城乡和谐发展。这方面山西省已出台了相关政策。《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晋发[2005]18号）中明确提出，要“在全省范围内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及其他性质的户口类别，以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统称居民户口。取消”农转非“指标控制，放宽户口迁移政策，促进农民向城镇有序转移。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稳定收入的，可以在当地办理落户手续，并依法享受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选择有条件的市、县（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关键是要抓好落实，争取在试点的基础上尽快在全省推开。

（二）实施向农村倾斜的产业政策，促进农村产业升级

缩小城乡差距、协调城乡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使更多的农民变为产业工人，通过减少农民而富裕农民，使城乡居民共同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要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最关键的是大力发展县域的二、三产业，丰富县域的产业层次，为农民从事二、三产业搭建平台，这是发展县域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1、通过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引深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开拓农业增产增效增收的空间。通过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工商企业从事农业领域的开发，支持发展农业专业大户、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组织，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的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进一步抓好雁门关生态畜牧经济区、东西两山杂粮干果区、中南部果菜区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和畜产品加工业。全面落实国家、省扶持重点龙头企业的有关政策，增加对列入“百龙”调产项目龙头企业的资金投入。省有关部门要优先推荐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加工骨干企业上市融资。

2、通过农村工业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要坚持把新型工业化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围绕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重要发展的七大支柱产业，全面提高县域工业发展水平，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针对山西省多数县（市）属于资源型经济的特点，进一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注重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把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作为县域工业发展的重要目标，积极发展资源深加工型、劳动密集型、农畜产品加工型、科技应用型及与其相配套的工业企业和产业集群。省有关部门安排科技研发资金、技改贴息资金、新产品开发资金等，要重点向县域工业倾斜。

3、通过农村城镇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充分发挥小城镇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带动作用，重点建设好县城和有发展潜力的建制镇。科学制定城镇规划，准确把握功能定位，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小城镇和支柱产业。加强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增强小城镇对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要通过资金、税收等优惠政策积极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小城镇集中，促进非农产业和人口向城镇集聚。

4、通过发展特色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各县（市）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形成优势明显、规模较大、特色鲜明的区域特色产业，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支柱”的产业格局。坚持特色产业多元化和优势产业优先发展的原则，每个县（市）都要确立主导产业，尤其是生态、农业、商贸、旅游基础较好的县（市），更要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充分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提升农业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要集中生产要素，加大投入，尽快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延长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次。把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建设和县乡财源建设结合起来，提高主导产业的质量和效益。

5、通过发展民营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使其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要培育和发展一大批农民企业家队伍，对于通过资源开发积累了一定资金实力的煤焦企业主，要加强引导和服务，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导他们进行二次创业，鼓励他们在当地发展旅游、商贸和农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尽可能减少资金外流。鼓励和吸引外出打工富裕起来的人员回乡创业，给他们创造良好环境，搭建发展平台，进一步激发广大城乡居民积极创业的热情，形成全民创业、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三）实施向农业倾斜的财政政策，推动农业生产健康发展

财政支农是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一种常规手段。但由于1993年分税制改革并未重新划分和明确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对农业投入的比例和具体职责，因而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稳定的财政支农投资体制。在农业投入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上缺乏相关法律和制度建设。比如，农业信贷资金使用非农化，缺乏对农业投入的监督约束机制等。由于农业投资体制不合理，农业投入总量增长缓慢，有的年份呈下降趋势。为此，必须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优化财政支农结构。

1、大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牢固的农业生产保障体系。山西省农业生产条件先天不足，旱地多，水地少；山地多，川地少；薄地多，肥地少。农作物单产水平低，受自然气候影响大，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有着很大的潜力。但由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外部性和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个体农户缺乏投资意愿。要从根本上改善山西省的农业生产条件，必须加大财政投入，用好财政投资，伴随新农村建设的步伐，逐步提高全省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继续重点支持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基础上，还要继续加大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型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改造中低产田、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农村路桥建设、河道清淤疏浚、草危房改造、农村电网建设等等。结合生态农业发展思路，加大农村水土保持、农田林网建设等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把生态工程建设同农业产业开发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近期要启动并实施好2000万亩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工程，抓紧建设引黄北线及大型水库等重点水利工程，加快推广节水灌溉和旱作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用水利用率。加大对农机户购机补贴力度，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加快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农机装备结构，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2、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确保财政用于农业科技方面的资金增长幅度高于财政支农资金的增长幅度，保证一定的科技支农资金规模。一是继续支持农业三项工程体系建设，包括农业新品种的引进、农业新技术的运用和推广以及农业新知识的更新和普及。二是支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建设，发挥其对农民的典型示范效应。三是支持农产品标准化体系、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建设，以提高农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四是加强农业科研工作以及各项农业科技培训事业的投入，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3、支持涉农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信息化。首先，财政要辟出专项资金用于培植各种类型的服务组织，提供农（林）业防病、防虫、防火等公益农技服务以及农产品质量标准检测，并逐步实现服务组织的市场化运作。其次，要完善农业信息体系建设，特别要强化价格信息服务。一方面，可以由政府支持建立信息咨询服务机构（如农业信息网络），为农民提供农产品现价预报和远期价格预报，实现以价格手段引导农民自觉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积极培训农民经纪人并完善农民经纪人队伍，通过他们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产品销售。第三，要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市场主体，促进农产品流通的完全市场化。

4、建立农业防灾减灾体系，提高农业预防自然灾害的应变能力。农业是集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于一体的弱质产业，有必要支持建立面向农业生产者的自然灾害救助机制，尝试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由政府对特定农产品进行强制性保险，由保险公司负责建立农业灾害的预警系统，提高农业预防自然灾害的应变能力。对于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基金可由政府财政补贴和农户投保费组成，并对其经营管理费用和保险费给予财政补贴，以及实行免税待遇。

5、不断完善农业生产补贴体系。山西省农业补贴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在农业补贴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补贴水平还比较低，补贴的结构还不够合理，有些不适宜种植补贴作物的地区难以享受补贴，补贴政策有失公允。因此，要想提高补贴效益，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体系，抓住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机遇，调整农业补贴方向，将农业补贴的重点由农产品生产供给型转向增加农民收入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要体现保障粮食安全、稳定农民收入的政策目标。要逐步增加补贴金额，扩大补贴范围，从补贴粮食作物扩展到补贴经济作物，从补贴种植业生产扩展到补贴畜牧业、林果业，通过补贴体现政府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意向，通过补贴激发农户推广使用新品种、新技术的热情，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质量安全水平，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四）实施向农村倾斜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不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管理不善是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障碍。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使公共产品惠及全体农村居民。

1、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山西省将组织实施以“四化四改”为重点的人居环境治理工程。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四化四改”工程的投入，确保村庄治理取得成效。要创新机制，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投向村庄治理，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家兴建农村公益事业，发动农民通过辛勤劳动建设美好家园。要继续实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工程，加大农村客运网络化建设，按照建管并重的原则，逐步把农村公路等公益性基础设施纳入国家支持范围。要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重点解决高氟水、高砷水、污染水及苦咸水等饮用水不达标问题，加大集中连片供水工程建设和对现有供水工程的改造，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饮水工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和完善采矿、水电等企业的环境恢复治理责任机制，从水电和矿产资源的开发收益中，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所在地区的生态治理、植被恢复工作。要进一步增加农村沼气投资，加快农村能源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普及户用沼气，支持养殖场建设大中型沼气池，以沼气建设带动农村“改厨、改圈、改厕”。

2、进一步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大力发展农村卫生事业。要以乡（镇）卫生院建设为重点，巩固和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坚持集体、个人举办和政府资助相结合，建设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健康需要的村卫生所。要设立农村医疗卫生培养专项经费，加强对农村现有卫生人员的培训力度。要发挥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医疗卫生资源优势，制定鼓励城市医务人员和医药卫生类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从事医务工作的政策。积极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在注重大病医疗保障的同时，补偿部分门诊费用。加大对医疗救助的支持力度，使农民看得起病，用得起药。支持建立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提升农村卫生院医疗水平，开展免费预防及卫生教育，确保新型合作医疗参保人员享受免疫接种、早期疾病检查和常规体检等服务。

3、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农民文化生活。要增加农村文化发展的财政投入，全面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建立布局合理的县乡村户四级文化网络体系。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加强乡（镇）文化站、图书馆和村文化室建设。大力发展民办公助文化大院、文化专业户、农民书屋、农民个体放映队和民间剧团。充分发挥城市文化资源优势，鼓励城市演出团体下乡演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4、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特困群体救助制度，争取尽快实现应保尽保的目标，并逐步提高救助标准。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并与医疗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衔接，将全省农村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全部纳入救助范围。不断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增加供养资金，提高供养标准，创新供养模式，逐步使全省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达到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积极稳妥地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加大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支持力度，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五）实施向农村倾斜的教育科技政策，提高农村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 广大农业劳动者是农业科学技术的直接应用者。农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接受和应用的能力与程度，直接关系到农业技术输入的效果和质量。因此，要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完整而有效地输入到千千万万个农业劳动者的生产实践中，转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必须十分重视和加强农村教育科技工作，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和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尽快改变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的状况。要通过政策的力量改变目前农村资金和人才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状况，实现城市科技教育向农村倾斜。

1、整合教育资源，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学龄儿童减少；城镇化建设加快，迁入城镇生活的农户增多。这些情况导致相当一部分村庄生源大幅减少，农村基础教育资源整合势在必行。因此，要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进一步搞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积极建设标准化的寄宿制学校。大力实施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促进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的辐射。实施农村教师队伍素质工程，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实施鼓励优秀大学毕业生赴农村支教政策，提高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实行城乡教师轮岗制度，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实施“两免一补”力度，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为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2、深化农业高等教育改革，大力培养面向农村的全科复合型人才。农业高等教育要面向农村、面向生产一线、面向科技普及，改革专业设置，整合院系资源，拓宽专业覆盖面，将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方向从高精尖转向宽领域，培养一大批熟悉农业主要专业知识的全科复合型人才。要改革农业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对于农业技术普及型人才的培养，其培养费用应由国家财政全额承担。对于学成后回乡从事农业科技推广普及工作的人员，可由国家财政发给一定的生活补贴，鼓励他们在农村创业。

3、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农村基础教育要逐步向职业教育倾斜，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比重，加快农村职业教育的步伐。要结合各地农村经济和资源特点，不断完善和拓宽农村职业教育的专业和内容。要改变农村职业教育中忽视第一产业的倾向，使一、二、三产业，农林牧、种养加管等各科专业得到全面协调发展，尽快造就和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

篇6：当前信贷形势与政策建议

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5.89万亿元，同比增长22.9%.广义货币m2余额20.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两者分别为1996年和1997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值。贷款的快速增长是否会带来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回答此问题，必须对上半年信贷迅猛增长的原因有个基本分析。综合目前可获得的资料，我们认为，自去年8月份以来信贷迅猛增长的原因是：

第一季度gdp增长9.9%，4、5月份的“非典”短期内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整体经济增长态势不会有显著影响，对全年的影响不大。其中的一些“暂缓消费”会在下半年得到补偿。各方面体制改革，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释放的投资增长的发展势头仍不减。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7%，创1995年年中以来最高水平。进出口前5个月累计增长近40%.这是推动上半年贷款迅猛增长的基本因素。

（二）各地方政府完成换届后投资增长势头加快

有关数据表明，去年下半年以来，贷款扩张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时提速，其中机场、地铁、公路、桥梁、电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投资扩张的势头尤其明显。这一发展势头在时间上与地方各级政府换届大体一致，在投资方向上所影响的部门夏斌 高善文 陈道富也主要与地方各级政府行为有关。一度被关闭的“五小企业”出现死灰复燃苗头。在某些地区，有些新开工的行业结构基本雷同，出现部分重复建设，促使贷款迅速增长。

（三）国际经济增长放慢，利率不断趋低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大量资本流入

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项长期维持巨额负值，在1999年甚至达到接近150亿美元的水平。但是2002年该误差项却首次出现巨额正值，达到近80亿美元的水平，如此显著的逆转很难说完全是靠加强外汇管理带来的。与此同时，出口企业的结汇率上升到远高于历史平均值的水平，金融机构的国外净资产呈现明显的回流势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人也达到历史新高。这些因素都表明各种形式的外资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中国，推动着我国的经济扩张。

（四）商业银行近期贷款运行新特点对贷款迅猛增长的推动

在商业银行经营观念合理转变加强营销管理的同时，出现了以下新情况：一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许多基层行迫于上级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压力，有的在悄悄改变策略，通过加快贷款的发放来降低不良贷款率。这些贷款主要是有政府背景或有政府担保的长期贷款，期限长，基层银行不但忧其有风险。二是四大银行过去害怕向中小企业贷款，现在票据市场发展起来后，中小企业贷款和一些规模较小的项目贷款先由广大中小银行进行票据承兑贴现，然后由中小银行向四大银行进行转贴现，贷款风险首先由中小银行扛着，减少了四大银行对贷款风险的忧虑，因此出现了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三是贷款转卖市场的兴起以及其他金融创新的有力推进，使贷款周转速度加快。四是一些银行在内部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扩大基层行权限，下调系统内上存资金利率，鼓励基层行积极、稳妥放贷。

当然，也不排除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为了在考核中取得好成绩，事先与客户达成协议，考核前放贷款，过几天收回贷款。从账面看，贷款、存款都有增加，出现贷款在月末、季末快速增长，月初、季度初又迅速回落的现象。

对信贷形势的基本判断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总体上说是基本良好的。“非典”疫情的短期存在并不会改变中国广阔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基本优势，外资流人是由其长期发展战略和中国的相对优势决定的，不会因为短期因素冲击而改变，投资增长势头不减，人民币汇率仍保持稳定。

因此我们预测，全年经济增长应该在8%-8.5%之间。由此进一步判断，鉴于1996年以来实际贷款增长率比理想贷款增长率年均大约低6个百分点的反弹，自去年8月份以来贷款的迅猛增长，其中有房地产投资和部分重复建设等结构性的不合理因素，但基本增长态势是合理的。鉴于1986、1992年信贷过热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的教训，对一年来的贷款迅猛增长要予以充分关注，但不至于担忧马上会引起像那个时期的严重通货膨胀，更不要简单地对当前经济下“过热”的结论。通过计量分析我们预测，今年的全年贷款增长速度理想目标为 18%左右，明年的经济增长大约在9.3%左右。如果今年全年贷款增长超过23%，则200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急剧升到10%甚至更高的水平，经济有可能出现过热的迹象。目前的对策是，不要过早地对信贷总量进行过于严格的调控，应该力争在结构政策上进行调控。

为什么当前的信贷增长还不至于马上引起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的严重通货膨胀呢？其基本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与以往已很不一样。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0%，绝大多数贸易品的价格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减速和贸易品价格普遍下滑的条件下，我国贸易品价格出现飞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同时由于存在强劲的外资流人和目前高达3400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即使国内出现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局面，我们也完全有足够的财力通过扩大进口平抑物价，这就是说约束经济高速扩张的资源跟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进口来解除。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扩张的压力主要集中在非贸易部门，例如电力、道路、房地产等。由于这些部门的产品无法进口，在需求扩张的作用下其价格将出现一定程度上升。但由于上述庞大的贸易部门的价格基本维持稳定，因此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将得到明显的约束。

若进一步分析，非贸易部门价格上升将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资源逐步向该部门转移，从而纠正人民币低估条件下长期形成的贸易部门过度扩张的局面。二是总体价格水平有所上升，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在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的条件下形成人民币实际汇率逐步升值的局面，从而可纠正人民币低估对国际收支和货币政策的压力。同时轻微的通货膨胀还有助于银行清理坏账。这就是说，由于现在的经济环境同1986年和1992年时很不一样，信贷快速扩张和经济过热的后果也就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如果非贸易品价格过快上升仍然可能造成严重问题，这包括总体价格的过快上升、经济泡沫的出现和对低收入居民生活的严重影响等。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预调、微调对策。

有关政策建议

（一）继续选择稳定汇率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