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人员检讨书

服刑人员检讨书（通用8篇）

篇1：服刑人员检讨书

篇一：公司员工违规检讨书痛心之过 深刻检讨 ——公司员工违规检讨书

尊敬的部门领导：

7月19日一上班，我就受到领导问责，因为被公司领导查出自作主张，假冒领导在请假条上签了字。原本以为这事算不上什么，但经过反复思量，整个人从上午到现在一直沉浸在不安之中，我觉得，事件的发生，有违公司制度的执行，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一名行政人员，本应带头遵守公司各项规章，但自己主动犯错，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并且深怀愧疚之心。记得2010年进入公司时，我满怀信心和激情。一晃4年过去了，4年来，自己每天都在和身边的同事努力工作，也从没有过如此念想，没想到如今自己做出了这样的糊涂事来。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身怀有孕，经常要到医院作例行检查，有时不得不请假。公司已经不让我请病假了，都让我请事假。但公司请假原则是，先发邮件请假，然后分管经理一个月左右回上海一次，需要补单子。因为领导来的很匆忙，我也没有及时准备好单子，就拿了事前请假的单子给领导签字了。后来人事催我要请假单子，我就冒充领导签了几个字。本事件发生之后，我对事件的发生进行了认真的、深层次的分析，查找出了问题发生的原因。在我所工作的行政岗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不是表面上的一次简单的违规，而是思想随意造成的，在此，向公司

领导做出深刻的检讨，并愿意接受公司领导对我的处理。本人以为，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作要求不严。在日常工作中，没有严格地执行公司各项规定，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到了日常的本职工作之中，放松了甚至忽略了日常行为规范的严格要求。

二是责任心不足。单位纪律和作息制度，是我们每个员工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而我总觉得工作时间办自己的一点点小事算不了什么，这样的心态充分暴露出我得过且过、散漫敷衍的不负责心理，万万要不得。

三是没有预计后果。看似一个人在违纪，殊不知在同事中间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假如我一个人带了头，有可能造成别人的效仿，影响单位的纪律。通过本次事件的发生，使我更清楚的认识到，每一名员工的行为，不仅仅代表着个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代表着我们公司的形象，发生了违法违纪事件，受损的是我们公司。社会上的人会认为我们的管理有多乱，员工的素质有多差，以至于受屋及乌，对我们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可以说，这种事情的发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满锅汤。同时，我还认识到，日常的工作不仅仅是经营目标的实现，还包括员工的思想工作。通过这一次事件，使我更加认识到了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没有教育，员工就没有好的思想和好的作风，就容易发生违规违纪事件。

面对错误，我决心彻底改正，为了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类似违纪事

件，我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好以下几点，在此，特向领导作如下深刻检讨和承诺。第一，我必须彻底改正这种违规行为，以后不论大事小事，凡领导分管的事就必须做到请示汇报，经领导同意再认真实施，不得擅自作为。

第二，我必须就此次错误向领导做出深刻检讨与道歉，向全体同事表示深深的歉意，并且现身说法，提高大家的守纪意识，以我为鉴，下不为例，自觉接受全体人员的监督。

第三，我必须倍加珍惜工作，爱岗敬业，勤奋努力，将功补过。最后，我恳请领导与单位同事的原谅。总之，在日常工作中，思想上要与公司保持一致，要不断努力，不能丢失自我，忘记了根本。最后，我恳请组织上监督我今后的一言一行！

以上是我的检讨和思想汇报，不当之处，请领导批评。针对本次事件，我愿意接受公司的任何处理。检讨人：xxx 2013年7月19日篇二：工作违纪万能检讨书 检 讨 书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对不起！

今天,我满怀愧疚和懊悔写下这份检讨书,以表达我对违反纪律行为的忏悔之心。对因我个人行为给各位领导和单位造成的困扰，深感抱歉。通过这件事，我感到这虽然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但同时也是长期以来对自己放松要求的必然后果。经过反思，我对自己的这种行为感到深深的愧疚，更重要的是感到对不起领导和大家对我的信任，愧对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关心，给单位抹了黑！首先，我绝对不应该在上班时间在单位工作电脑上做工作不相干的事，在单位内部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给部门同事带来了污点，给部门领导带来了困扰，我深感抱歉。唯有深刻检讨、认真反省、严于律己、谨记前车之鉴、绝不重蹈覆辙，以表内心万般悔意。本次违反纪律的行为根源于自身观念薄弱，未能真正树立服务意识，未能恪守机关劳动纪律。由于平时疏于对作风建设相关文件学习，思想上对机关作风建设未能认识到位，直接导致行动上不能跟进，以至于虽然自身在日常工作中已有违反作风建设要求和工作纪律的行为，而自身却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最终导致出现大问题。这与本人作风建设思想认识不到位以及疏于政治学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本人将认真补习相关知识，提升思想认识，恪守工作纪律，杜绝类似行为的出现。

其次，本次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反映出本人个人控制能力较差，客观上体现出自身综合素质有待提高。一个合格的工作人员能严格划分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行为区别，工作时间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不受其他的影响。通过本次违纪行为，充分反映出本人在自控能力上存在问题，未能严格划分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行为区别，将业余时间的习惯带入工作时间，这是导致违纪行为出现的重要原因。本人将提高自身修养，坚决做到公私分明，实现业余时间和工作时间角色的良好转换，避免因角色转换不到位而导致的不良现象。

再次，本次违反工作纪律行为体现出本人集体观念较差、全局意识较差。在日常工作中，本人并未真正意识到个人行为其实是代表我局整体形象。本次违纪行为的后果，使我清醒的认识到，个人行为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全局干部职工和我局整体形象，我个人的不良行为已严重损害全局同事和单位的声誉，严重损害我局全体工作人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在以后工作中，本人必当注重提升集体意识和团队意识，将集体荣誉牢记心中，避免因个人问题损害集体荣誉的行为发生。

最后，本次违反工作纪律行为在同事们中间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有可能影响我单位整体的纪律性。本人作为市局科室工作人员，未能在遵守工作纪律方面为基层工作人员做出表率，反而成为违反工作纪律的始作俑者，产生的不良影响可想而知，对此造成的不良后果由衷表示歉意。

本次违反工作纪律行为，暴露出本人在思想、工作、学习方面很多问题，本人将全面思考认真总结，将本次检讨作为提升自己的契机，努力寻找、发现和弥补自身不足，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全力做好本职工作。通过自身的积极努力，积极弥补因自身行为对单位整体形象的损害。同时希望各级领导和同事予以监督，促进本人更快进步。

最后，本人再次为个人的不良行为对全体同事、各级领导及单位整体形象造成的损害表示深深的歉意！

检讨人：杨帆

2014年 4月10日篇三：窗口工作人员违纪检讨书 工作违纪检讨书 尊敬的局领导：

经过领导的批评教育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认为造成这次违纪行为的主要原因是个人思想麻痹，作风松懈，纪律责任感缺失，也是我对自己放松要求，工作作风涣散的恶果，这次事件给局里的工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我相当后悔和自责，如果继续放纵纪律的缺失和作风的涣散，导致的后果将更加严重，在此，我对领导的批评教育表示内心的感谢，并保证： 1.加强机关行政效能作风学习，提高认识，转变作风。服务大厅作为政府机构服务窗口，作为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连心桥，窗口工作人员更应该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以后我要加强行政效能规章制度学习，严守工作纪律，热情高效地为群众服务，做一名合格的窗口工作人员。

2.由于此次违纪行为给局里各项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要更加勤勉的工作，认真做好责任分工和领导交办的临时任务，多和领导、同事沟通，以实际的工作成绩来表示自己的觉醒，弥补自己的过失，以加倍努力的工作来为局里做出积极的贡献。

3.对于已经发生的错误我还要继续深刻反省，深入总结，狠抓落实，改正错误，把自己的教训和经验分享给同事，避免他们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也请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继续加强监督，帮助我改正缺点，使我取得更大的进步。

检讨人： 检讨日期：

篇2：服刑人员检讨书

心理咨询师论文

（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论文类型：案例分析

论文题目： 一例男性服刑人员严重心理问题的心理咨询案例报告姓

名： 韩一飞

身份证号： ***957

所在省市： 云南开远

所在单位：云南省小龙潭监狱第三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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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男性服刑人员严重心理问题的心理咨询案例

报告

云南省小龙潭监狱第三分监狱 韩一飞

【摘要】摘要:本案例报告是针对一名严重心理问题的服刑人员,因为认为自己母亲的病逝是由自己的犯罪而导致，从而产生了焦虑、烦躁、睡眠差等症状，最近三个多月以来，求助者自卑自责、极少与其他服刑人员讲话，生产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服装加工产品返工率达15%-20%。为了帮助其解决情绪困扰和错误的认知，制定了详实的咨询方案，在咨询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咨询关系，运用合理情绪疗法，进行了五次咨询，取得了较好效果。

关键词：合理情绪疗法、严重心理问题、焦虑、抑郁 1.一般资料 1.1人口学资料

求助者，沙某，男，27岁，汉族，初中学历，未婚，云南建水人，因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死缓（限制减刑）。现在云南省小龙潭监狱服刑。

1.2个人成长史

求助者从小生长在一个农民家庭，父母均以务农为生，八岁时父母离异。自己为家中独子，读书期间学习成绩不好，经常打架，母亲对其的管教也比较严，但是该求助者经常是阳奉阴违，不听管教。初中毕业以后，长期在家务农，但经常与村里一些无业游民喝酒，时常打架闹事，并逐渐沾染上毒瘾。2012年与同村四名毒友到边境购买毒品，在昆明火车站被查获，被判处死缓限制减刑。在看守所时，其母亲因肺癌去世，直到三个月前求助者才得知此事后，一直认为母亲是被自己犯罪一事刺激，而生病去世，因此一直怀有较深内疚感。入监后，寡言少语，一提及其母亲和犯罪一事，表现出较焦躁情绪。虽然身强体壮，但生产经常不能完成任务，返工率较高，时常找借口调整号室或岗位。

1.3精神状态

求助者衣着整齐，情绪低落，低垂着头，一副漫不经心，注意力不集中的样子，一直玩弄手指。思维逻辑条理清晰，自知力正常，但一谈及其母亲和其犯罪的事情时就表现出较为焦躁、痛苦。

1.4身体状态

求助者身体健康，无重大病史，家庭无精神病史。入监体检未发现有器质性病变。1.5社会功能

只与少数几个罪犯有来往，时常找借口提出换号室和岗位要求。虽然能正常参加劳动改造，但劳动任务经常无法完成，返工率较高。

1.6心理测验

（1）通过使用SCL-90自评量表进行测试，各因子分如下：

躯体化 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疾病 其他 1.8 1.4 2.5 2.4 3.3 2.0 1.4 2.1 1.6 1.5 从测试的数据显示，该求助者呈现阳性的症状的因子项目是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和偏执，其中焦虑、人际关系敏感、偏执、抑郁较为突出。

焦虑自评量表（SAS）粗分53分（标准分66分）抑郁自评量表（SDS）粗分48分（标准分60分）2求助者主诉和个人陈述

2.1主诉：情绪低落，紧张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心慌头痛，食欲差，伴睡眠障碍三月余。

2.2个人陈述：8岁时父母亲离异，是母亲抚养自己长大。三年前，我开始吸毒，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从小就记得母亲有肺部和呼吸道不是很好，三个多月前，得知母亲患肺癌去世的消息，想到母亲含辛茹苦将自己抚养长大，母亲对我的关爱历历在目，是我吸毒而花光了母亲的钱，导致母亲无钱治病，最后还因为运毒被判了那么重的罪，母亲死时我也没能给她送终，我对不起母亲，是一个无用的人，是个有罪的人，现在很后悔我怎么去吸毒啊！如果我不吸毒，母亲有钱治病，也不会受到刺激，母亲就不会这么早去世！从我吸毒这几年来，母亲就没有过一天好日子，现在母亲不在了，我连尽孝心的机会都没有了。现在只要看到别的服刑人员接见，我就会想起母亲来看我的情景，我就心慌，紧张，出汗，十分痛苦，注意力不能集中，整天胡思乱想，劳动时也老是出错，因返工率较高还被惩罚。三个多月来，我紧张、痛苦、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又没有精神，不想吃饭，有时还头痛，觉得自己是活不出去了，同组的服刑人员、老乡和警官不断地安慰我，当时心情会好些，可是一段时间后，我又回到痛苦之中。我怕这样下去会跟监区李某一样变成神经病，所以前来咨询。

2.3求助者管理警官的反映

求助者沙某，性格内向，做事认真，2012年1月到我监区改造以来，遵守纪律，劳动积极，学习认真。2013年2月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沙某整 天忧心忡忡，焦虑不安，能参加正常的学习和劳动；4月中旬以来沙某表现更为突出，整天无精打采，晚上两三点钟巡查时，常发现他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行为失常；在习艺劳动中不按操作规程劳动，加工的产品合格率低，监区负责生产的警官找他谈过多次，效果不大，现在不能正常参加日常的教育学习和习艺劳动。

2.4咨询师观察了解的情况

求助者衣着整洁，面容消瘦、憔悴，一直低着头，目光有些呆滞，不能正视别人的目光；求助者身体健康，未发现患有其他疾病，性格内向，最近很少与其他学员交往，监区警官评价他做事认真，业余爱好较少，极少主动参加监区组织的文娱活动。自从三个多月前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求助者一直处于痛苦、后悔自责、焦虑不安之中，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无家族精神病史。

2.5求助者周围罪犯的反映

求助者近段时间以来，晚上睡不着，总是唉声叹气的，有的时候还会用拳头击打墙壁和床板，很少和同改交流，大家也不太敢去招惹他。

3评估与诊断

本案例资料来源可靠，情况属实。

3.1据临床资料分析求助者目前精神、身体、社会功能状态评估（1）精神状态：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胡思乱想、自责、紧张、焦虑。

（2）生理状态：睡眠障碍、食欲差，头痛、心慌、出汗。

（3）社会功能状态：与同改交往少，不能参加正常的教育改造活动，习艺劳动效率明显下降。

（4）心理状态评估，根据心理健康水平评估的十项指标，该求助者意识水平降低，心理自控力下降，自信心估计过低，社会交往降低。总体心理健康状态偏差。

3.2诊断依据

（1）根据病与非病三原则，该求助者知情意是统一、一致的，对自己的心理问题有自知力，主动求医，无逻辑思维混乱、无感知觉异常，无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因此可以排除精神病。

（2）根据求助者情绪低落、紧张、焦虑、注意力不集中，胡思乱想，睡眠障碍等心理问题持续时间为三个多月，已经出现了泛化、回避、影响社会 功能，已经不属于一般心理问题的范畴。

（3）根据求助者的内心受到较强烈的现实刺激，内心冲突具有现实意义，具有道德色彩，且没有器质性病变作基础，所以考虑诊断为严重心理问题。

（4）心理测验结果支持本诊断。（5）最终诊断严重心理问题。4病因分析

（1）生物学原因：求助者男性，27岁，有三年的吸毒史。

1父母离异，处于单亲家庭，儿童、少年期间缺乏父爱，（2）社会原因：○2有三年的吸毒史，○3社会交往少，○4母亲的病逝形成较强烈的道德观念因○素，对心理问题的形成构成直接的影响。

1错误的认知：自己因吸毒花光母亲（3）心理与行为方面的认知原因：○

2错的钱，外加自己犯罪入狱刺激到了母亲，导致母亲死亡，对不起母亲。○3情绪方面的原因：受误评价：我是个无用的人，有罪的人，活不出去了。○

4在行为模式上情绪低落、焦虑、紧张、自卑自责的困扰，自己不能解决。○缺乏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技巧。

5鉴别诊断

（1）与精神病相鉴别，根据正常心理与异常心理三原则，该求助者知情的是统一的、一致的，对自己心理问题有自知力，能主动求医；无逻辑思维混乱，无感知觉异常，无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人格相对稳定；可以排除精神病。

（2）与神经症相鉴别：求助者的心理冲突有两个特点：一是与现实处境直接相联系，涉及大家公认的重要生活事件；二是带有明显的道德性质；即心理冲突没有变形，可以排除神经症。

6制定咨询方案（1）咨询目标

根据以上诊断、分析，通过与求助者沙某协商，确定咨询目标。

1改善情绪低落，焦虑不安，自责等不适情绪，具体目标和近期目标：○2改变错误认知，纠正错误评价。改善睡眠。○最终目标与长期目标：在达到上述目标的基础上，最终改变其错误认知，重建正确的认知模式，树立自信，促进求助者心理健康和发展，达到人格完善。

（2）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1求助者的责任、权利和义务；○2咨询师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3）咨询的次数与时间安排 咨询时间：每周一次，每次45分钟。（4）咨询方法的具体方法、原理和过程

合理情绪疗法认为，人们的情绪障碍是由人们的不合理信念所造成的。简要地说是以理性治疗非理性，帮助求助者以合理的思维方式代替不合理的思维方式，以合理的信念代替不合理的信念；通过理性分析和逻辑思辩改变造成求助者情绪困扰的不合理观念，并建立起合理的理性观念，帮助求助者克服自身的情绪问题，改变错误认知，减少或消除他们已有的情绪障碍，以合理的人生观来创造生活，并以此来维护心理健康，促进人格的全面发展。这些非理性观念有三个主要特征。

1绝对化要求：是指个体以自己的意愿为出发点，认为某一事物必定会○发生或不会发生的信念。如求助者说：“我不吸毒而用母亲的钱，不刺激到母亲，母亲就不会患肺癌去世”。

2过分化概括：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不合理思维方式，就好像是以一本书○的封面来制定它的好坏一样。如求助者：“我是一个无用的人，是个有罪的人”。

3糟糕至极：是一种对事物的后果非常可怕，非常糟糕，甚至是一种灾○难性的预期的非理性观念。如：我活不出去了。

合理情绪疗法的基本人性观认为人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持非理性观念的人们一旦陷入严重的情绪困扰状态中，往往难以自拔。这就需要用合理情绪疗法的理论和技术加以治疗。

7咨询过程：

7.1第一阶段：诊断评估与咨询关系建立阶段，共一次 2013年5月11日

目的：（1）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2）了解求助者基本情况，收集相关资料。（3）确定主要问题，共同协商咨询目标（4）介绍心理咨询方法和相关情况。

方法：摄入性会谈，心理测验

过程：填写咨询登记表，了解基本情况；介绍咨询中的有关事项，介绍双方责任、权利、义务；做90项症状清单（SCL-90），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测验；向监区民警了解求助者的基本情况以及该求助者 的异常表现情况；本着尊重、热情、真诚的态度使求助者感到被理解、被接纳。采用会谈法与求助者交谈，收集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咨询师成功地取得了求助者的信任，该求助者逻辑思维清晰，领悟力较强，咨询师直接对其讲解了合理情绪疗法ABC理论原理，指出造成求助者心理问题的症结是其思维方式、信念的不合理，使他陷入情绪困扰状态。咨询师具体讲解了ABC理论中A代表发生的事件，B指人们对发生的事件所持的观念或信念，C指观念或信念所引起的情绪及行为后果。求助者能够接受这种理论对自己问题的解释。

家庭作业：运用ABC理论，结合自己的问题予以初步分析：（1）具体找出自己不合理的思维方式B是什么？（2）找出这种想法有什么证据？

7.2第二阶段：心理帮助阶段，共三次 2013年5月18日

目的：巩固咨询效果；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改变不良认知，求助者应对自己的问题负责。

方法：会谈、合理情绪疗法

过程：咨询作业反馈过程中,求助者自己找出不合理的思维方式是:是一个无用的人，是个有罪的人，现在很后悔我怎么去吸毒啊！如果我不吸毒，不去犯罪，母亲就不会这么早去世！不能找出足够的证据来否定这一信念。咨询师肯定了求助者找出的这一不合理信念。分析：母亲生病是疾病发生的必然结果，这是谁也不希望发生的事件；吸毒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是肯定的，因吸毒导致母亲无钱治病而产生的后悔情绪是适当的、合理的；若我不吸毒，母亲就不会患病，不会去世，我就是一个无用的人，是一个有罪的人，这是不合理的观念，是一种糟糕至极的想法和绝对化的要求。使求助者陷入情绪困扰之中，产生自罪自责，焦虑不安等不适情绪及头痛失眠心慌等躯体症状，求助者领悟到他的情绪问题是由自己现在所持有的不合理信念造成的，而不是诱发事件本身。她对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反应有责任。只有改变了不合理信念，建立合理思维方式，才能减轻或消除症状。咨询师为了检验求助者是否真正达到领悟，并要求沙某分析他自己的问题，让他举例来说明问题的根源，作为家庭作业给求助者回监区完成。

2013年5月25日

目的：进一步寻找求助者心理问题发生的认识根源。方法：合理情绪疗法 过程：咨询作业反馈过程中，求助者自述通过寻找问题发生根源，进行了反复自我审查，觉得心情轻松了许多，尤其是自罪自责心理明显减轻，但还是为母亲生病去世而遗憾惋惜。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儿子，是一个无用的人，有罪的人，咨询师针对这一不合理的信念，告诉求助者这属于过分化概括，是一种以偏概全、以一概十的不合理思维方式的表现。这是对自身的不合理的评价，以自己做的某一件事的结果来评价自己整个人，评价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其结果就会导致自卑、自责、自弃的心理及焦虑抑郁情绪的发生。

家庭作业：（1）要求沙某回忆自己吸毒前母亲患肺病的往事，分析是否自己不吸毒母亲就不会患病，自己吸毒与母亲生病去世的直接联系。

（2）要求沙某以自己吸毒的经历为基础，分析毒品的对个人、家庭、社会有那些危害。

2013年6月1日

目的：（1）巩固咨询效果；（2）使求助者认识到这些不合理的信念是不现实、不合逻辑的，是没有根据的，学会以合理的信念取代不合理的信念。

方法：（1）会谈（2）与不合理的信念辩论

选录咨询过程中的对话（求助者简称“求”，咨询师简称“咨”）求：母亲从小对我很好，自己舍不得吃、穿，都要给我最好的关爱，而我却去吸毒，花光了母亲的钱，母亲无钱治病去世了，对母亲来说我没有资格做她的儿子，我对不起母亲，我有罪，母亲生病我没有照顾她一天，现在想尽点孝心的机会都没有了，我真没用。

咨：作为一个女人要将儿子抚养长大，确实不容易，可以看出你母亲是一位称职的母亲。

求：嗯！（点头）

咨：作为一个称职的母亲，是否应该将儿女抚养长大？ 求：嗯„„，是的（点头）。

咨：你能说说判断母子关系的标准是什么吗？ 求：嗯„„，是血源关系。

咨：你血管里流的是母亲的血，不管你如何评价自己，你都是母亲的儿子，是这样吗？

求：（点头）

咨：你母亲得了肺癌，这与你吸毒用光了家里的钱有多大关系呢？ 求：我也看过相关的书籍，癌症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早期诊断也很困 难，也可能在我被送看守所之初就形成癌症了，这好像确实与有钱无钱没有多大关系。

咨：既然受目前医疗水平的限制，癌症的早期诊断很困难，母亲的生病与你个人的行为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你又凭什么说你是一个无用的人，有罪的人呢？（指出求助者的主观臆断）

求：嗯„„好像是的，可是我不吸毒母亲就不会这么早去世。咨：你不吸毒母亲就不会这么早去世，你有证据吗？你相信有钱就能让癌症患者生存下去吗？

求：嗯„„我也没有什么证据。我也宁愿相信母亲在我吸毒之前就患有癌症，但我毕竟因吸毒而用光了家里的钱，让母亲无钱治病啊！

咨：吸毒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是肯定的，你能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很不错，你能说说你目前处在什么环境，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吗？

求：我很后悔自己怎么去吸毒，我现在在监狱服刑也是为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赎罪，戒除毒瘾，改掉不良习惯，以后好好的生活，母亲来这里接见一次就讲我一次，我明白了，我应该振作起来，好好改造，不应该这样。

咨：好极了，你能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和以后应该怎样做，真不容易，那你还认为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吗？活不出去吗？

求：这„„，我好像自信多了，就为母亲最后一次来接见时叮嘱我好好改造，以后成一个家，好好生活的“遗言”，我也要努力改造，出去后彻底远离毒品，让母亲在九泉之下高高兴兴。

咨：你真棒！你已经学会了与不合理的信念辩论，学会了用理性思维取代自我责备的思维。

家庭作业：让求助者回答如下具体问题：（1）找一找自己曾经有过的不合理信念；（2）这个信念是否正确；（3）找出使自己得出这个信念是错误的结论的证据；（4）能否通过自己的辩解，改变一些对自己错误的评价和看法。

第三阶段：结束与巩固阶段，共一次 2013年6月15日 目的：

（1）巩固咨询效果，学会用理性思维方式思维，使求助者在认知、思维、情绪、行为等方面重建新的反应模式。

（2）学习与不合理信念辩论，帮助求助者拥有较现实的、较理性的、较 宽容的人生哲学。

方法：会谈，合理情绪疗法，心理测验。

过程：这次求助者前来咨询时，表情轻松、自然，求助者自述通过上次与不合理的思维方式辩论以及家庭作业的实践反思后，收获很大，心理感觉轻松了许多，感觉生活还是很有希望的，已经正常参加学习、劳动一周了。为了进一步帮助求助者摆脱旧有思维方式和非理性观念，继续探索与本症状无关的其它非理性信念，使求助者学习并逐渐养成与非理性信念进行辩论，用理性方式进行思维的习惯。

心理测验结果

SCL-90：人际关系敏感 1.7、焦虑1.8、抑郁1.8。焦虑自评量表（SAS）粗分42分，标准分52分。抑郁自评量表（SDS）粗分40分，标准分50分。8咨询效果评估

（一）求助者：情绪低落，焦虑、紧张抑郁等不适情绪明显好转，自罪自责消失，无头痛、无失眠、进食情况正常。

（二）监区民警的反应：与学员的沟通交流明显增多，学习、劳动、日常生活规范能达到监区要求。

（三）社会功能状态：人际关系恢复正常，能参加正常的学习、劳动和生活规范，改造态度端正。

（四）咨询前后二次心理测验结果比较：症状明显减轻。

（五）咨询师的评价：通过回访和跟踪，发现咨询已基本达到预期目的。改变了求助者不合理信念，解除了情绪困扰，求助者已恢复正常的改造生活；求助者通过咨询，能够进行自我探索，学会用合理情绪疗法中的理论知识分析生活中产生的不合理信念并与之进行辩论，促进了求助者的自我成长和人格完善。

参考文献

篇3：服刑人员检讨书

关键词：服刑人员,非服刑人员,人格障碍,社会支持

人格障碍是指人格在发展和结构上明显偏离正常,人格障碍的发生被看作是人格发展不成熟和产生了畸变,导致个体持久地以适应不良的方式感知周围事物并作出较极端的情感反应,从而导致显著的心理社会功能的异常[1]。人格障碍的发生受到遗传、心理、社会环境以及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而不良社会关系则会不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2]。服刑人员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更有其自身的特点,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格特点与犯罪行为之间存在联系,违法犯罪心理的形成与其人格缺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3]。以往关于服刑人员的研究主要从整体的角度探讨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对服刑人员人格障碍的研究较少,国外的调查表明,人格障碍在监狱罪犯中普遍存在;国内近年来有人对新入监的罪犯进行人格障碍的测查,发现罪犯中人格障碍者较多[3]。因此,为探讨社会支持对服刑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笔者于2011年4月对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的人格障碍状况与社会支持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让社会各界人员能够开展有益于服刑人员改造的各种社会帮教活动,对预防犯罪、减少犯罪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从某监狱随机抽取300名男性服刑人员。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8份。其中,年龄最小的是18岁,最大50岁,平均年龄32±8.05岁;初中及以下水平的罪犯占73.1%;已婚的罪犯83人,约占30%,未婚、离异和丧偶的罪犯195人,约占70%。

采用最大限度配对法(主要考虑到年龄、生源地、性别、文化程度等),随机选取300名男性非服刑人员,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63份。年龄最小的是18岁,最大55岁,平均年龄34±10.12岁;初中以下的占68.6%。

1.2 研究工具

1.2.1 人格诊断问卷(PDQ-4+)[4]

该问卷是由美国Hyler设计的,黄悦勤等根据中国文化特点对其进行翻译和修订。该问卷可评估DSM—IV所包含的12种类型的人格障碍。PDQ-4分数越高说明人格障碍的可能性越大。1996年由湖南医科大学临床心理研究所所主持的关于个性障碍中美合作研究课题中,该问卷曾被作为评估各种精神障碍人群的工具之一。同时,在国内的应用也发现对人格障碍的诊断有较高的灵敏度和较低的特异度。

1.2.2 社会支持评定问卷[5]

采用肖水源设计的《社会支持评定问卷》,该量表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等三个维度。总分越高,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1.3 调查方法

采取团体施测的方法,按照事先的指导语,讲明作问卷的目的,提高服刑人员参与调查的认识,然后按照问卷对一些题的题意及答题要求做了解释,另外,由于被试的文化程度较低,对问卷中的一些条目做了解释。

2研究结果

2.1 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人格障碍状况的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PDQ总分来看,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在人格障碍状况上存在统计学差异。从人格障碍的类型来看,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在偏执型、分裂型、自恋型、强迫型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在分裂样型、被动攻击型、反社会型、边缘型、抑郁型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服刑人员与非服刑人员在表演型、回避型、依赖型上无统计差异。详见表1。

注:*表示P<0.05;**表示P〈0.01;***P<0.001

2.2 服刑与非服刑人员社会支持的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服刑人员和非服刑人员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上表现出统计差异。详见表2。

2.3 服刑人员人格障碍与社会支持的相关

采用积差相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PDQ总分来看,人格障碍分别与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呈负相关,与客观支持相关无统计意义。从具体的人格障碍类型来看,大部分人格类型与主观支持呈负相关,与客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相关无统计意义。见表3。

注:*表示P<0.05;**表示P<0.01;***P<0.001

3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服刑人员在PDQ的总得分以及偏执型、分裂样、分裂型、反社会型、边缘型、自恋型、强迫型、被动攻击型、抑郁型等9个因子上的得分都高于非服刑人员,说明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较低,本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国内外“服刑人员中广泛存在明显的人格偏离和严重的精神疾病”的研究结果[6]。服刑人员是行为偏离社会常态的特殊群体,从形成机制上看,服刑人员犯罪前具有的心理状态是产生犯罪的条件和基础。马克思说:“犯罪是社会中的个体做出的反对阶级专政的过激的行为”[7]。犯罪本身就是在异常心理的支配下完成的行为,也许现在服刑人员的人格障碍可能是原有心理问题的延续。此外,服刑人员人格障碍症状率普遍比较高的原因也与服刑人员他们长期身处监所环境有关,身在高墙深院、面对荷枪实弹的警戒、日复一日单调的劳动,与人的交往局限于狱友、管教以及偶尔前来看望的亲戚、朋友,思想及行为被强制性的约束和改造,使得服刑人员的心理状态长期处于高度的应急水平,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强烈的管制性、隔离性的环境以及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的缺乏,感觉刑期的漫长难捱,极易产生各种负性情绪,如不注意调整和疏导,久而久之容易引发人格障碍。因此,加强对服刑人员中有人格障碍人员的重点关注和针对性矫治改造,是提高改造效果,减少监狱内不安全事故发生的关键。

在社会支持上,服刑人员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的得分都明显小于非服刑人员,并达到统计差异,说明服刑人员的社会支持程度低于非服刑人员,他们在客观上不容易得到他人物质、精神上的帮助,即使得到他人的帮助,他们在心理上也感觉、体验不到,主观和客观上均处于远离社会群体的状态。

服刑人员人格障碍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显示,从总体来看,人格障碍分别与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呈负相关,与客观支持相关不显著,这表明主观上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少,人格障碍越严重。具体而言,偏执型人格障碍、分裂型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边缘性人格障碍、回避型人格障碍、被动攻击性人格障碍、抑郁性人格障碍与主观支持呈负相关,这进一步说明上述人格障碍越严重,主观上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少;主观上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其人格障碍的症状越轻。这些结果说明了服刑人员的人格障碍的形成与其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有关,主观感受的大小影响着人格障碍程度的高低,有的人明明得到了较多的支持,但在他的感受视野中却没有感受到,只有当他内心真正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时,才有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以及有助于人格障碍症状的减轻。但是对服刑人员来说,监狱内外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身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失去了与家人、朋友等沟通交流的自由,其罪犯的角色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家人朋友的歧视,甚至拒绝提供所有帮助。所以,服刑人员能够得到的社会支持明显少于普通人。有的服刑人员在入狱前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人际关系融洽,能从朋友交往中获得较多满足,但入狱后,以往的社会支持系统受到破坏,更容易产生极端心理。有研究发现,个体在高应激状态下,如果缺乏社会持和良好的应对方式,则心理损害的危险度可为普通人群的两倍[8]。因此全社会要给服刑人员较多的关心、支持,既要提供客观的帮助,也要针对其心理症状,扩大其内心感受到他人支持的视野。尤其是监狱应积极倡导社会各界人士,配合监狱开展有益于服刑人员改造的各种社会帮教活动,尤其是对有人格障碍的服刑人员的针对性帮助活动,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和亲属对他们的关爱,预防人格障碍的发生和缓解人格障碍的症状。

参考文献

[1]翟书涛,杨德森.人格形成与人格障碍[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100-106.

[2]胡军生,滕兰芳,王登峰.父母养育方式和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9):650-653.

[3]刘邦惠.罪犯人格障碍症状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17(2):169-170.

[4]黄悦勤,董问天,王燕玲等.美国人格诊断问卷(PDQ-R)在中国的试测[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12(5):262-264.

[5]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见: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著.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年增刊,127-131.

[6]刘邦惠.罪犯人格障碍症状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17(2):169-170.

[7]张久祥.犯罪心理学案例选[M].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45.

篇4：揭秘服刑人员子女生活现状

“爸爸去哪儿了” 丈夫的刑期，成为悬挂在陈明霞心里的倒计时。她数着日子——只要再熬两年，丈夫的刑期将满。每月26日，陈明霞和她上小学的儿子朱奇，被允许探监一次。从枫亭镇海安村的家，到达位于涵江区的莆田监狱，需换乘3趟巴士，来回路程需耗费近6个小时。

一年前，许如金初次见到朱奇时，朱奇曾几次追问她：“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被警察抓走了？”通常，许如金会解释，父亲只不过犯了错，需要去那个叫做“监狱”的地方改正错误。

陈明霞的工作是在镇上骑三轮车载客，从清晨7点至夜里8点，靠每天几十块的收入，攒着朱奇的“唇裂”手术费和小学学费。

16岁的陈娟早已过了懵懂的年纪。她的母亲王平芬早就将她父亲的衣物收起，家里甚至找不到一张有父亲形象的照片。

王平芬的丈夫被判入狱6年。她白天忙着打理家门口的几分田，夜里转动老式的缝纫机，赶制200个鞋面卖给工厂，挣20块钱，养活全家7口人。

并非所有的母亲，都愿意承担这一重担。许如金帮扶的68户家庭中，35户家庭的母亲选择了留下，8位母亲带着孩子一同离开，15位母亲抛弃了孩子——或改嫁，或彻底销声匿迹。

“孩子是无辜的” 服刑的苦难最终会落到家人的身上。“孩子是无辜的。”许如金说，失去父母监护的孩子，稍不留心，就会站到流浪、乞讨甚至偷窃的危险边缘。

许如金初次来到王平芬家时，王平芬甚至不知“低保”、“救济”为何物。她的3个孩子中，大女儿陈娟已读高二，二女儿陈玲患有先天性智障，小儿子陈建刚满5岁，全靠她一人抚养。

丈夫入狱后，王平芬主动避免与邻里来往。即使是兄弟姐妹，几年的接济下来，也对她生了抱怨，渐渐疏远。她也感受到女儿的变化：本就性格内向的陈娟，变得愈发沉默了。陈娟就读的，是村子里唯一的一所高中。父亲服刑的消息在乡亲邻里间不胫而走，即便陈娟有意隐瞒，也无法阻止流言在校内传开。今年8月底，许如金为陈娟送来了2000元的助学金，并协助为陈建办理了户口。“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孩子们有学上。”许如金说。

但这些都无法弥补家庭残破、亲情缺失带来的影响。

无法弥补的空缺 “亲情的缺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弥补的。”许如金走访的家庭中，除去年龄尚小的，多数孩子性格内向，一些拒绝和许如金对话，甚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陌生人的关心异常抗拒。

“这些孩子的心理问题一直都特别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法。”陈志林表示，虽不可笼统地为服刑人员子女贴上心理不健康的标签，但服刑人员家庭由于家长一方或双方入狱，导致孩子由亲友、老一辈或是无人抚养，孩子养成不当的生活习惯、产生突出心理问题及犯罪倾向的可能性明显增大了。如何与孩子相处，不伤及他们的自尊心，许如金仍在摸索。她只好在孩子面前小心谨慎，尽量不主动提起“监狱”之类的敏感词。

被“遗忘”的群体 服刑人员子女抚养问题早已显现，但真正引起广泛重视，始于集中抚养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组织“太阳村”的建立。太阳村是迄今为止全国影响力最大的救助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组织，创立于2000年，现已在北京、河南、陕西等地开设9个分部。

2006年被媒体大量报道后，太阳村走上舆论巅峰的同时，也因涉嫌财务不公开、利用孩子谋取不当利益等问题广受诟病。

许如金认为，社会上零散的爱心和援手无法长久，“有多大力量发多大光”。这个群体真正需要的，是一套科学的帮扶办法，和扎实的政策支持。

“无论有没有现成法律，政府都应该承担兜底责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陈友华表示，“政府兜底”有两种方式，一是儿童福利院直接救助，二是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救助。这意味着大量的资金、人力、组织资源投入。

篇5：服刑人员报告

——大邑县职高举行特殊的法制报告

2007年12月19日，在大邑县职高开展了一次特殊的法制报告会——新源监狱的服刑人员用他们的犯罪经历为全校师生作了现身说法，劝诫全校同学能珍惜青春年华，正确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此次到会的领导有新源监狱教育科科长、司法局法制科科长、教育局德育科科长等。在大会上，三名服刑人员都非常年轻，但由于踏错了人生道路，让自己成为阶下囚。他们向全校师生讲述了自己犯罪的经历，剖析了犯罪时的心理，用自己的声声血泪与悔恨向同学们发出了警醒与告诫，守法、学法、懂法，让自己的灵魂能在阳光中越发自由鲜亮。他们的现身说法让同学们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会场上一片安静，能听到的只有报告者的饮泣。同学们都凝神静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报告会后，新源监狱教育科王科长作了总结，向同学们提出了四点共勉：学知识，懂守法；先做人，后做事；克服侥幸、放纵、攀比的心理；远离不良行为，自觉进行纠正。他勉励同学们要做自尊、自重、自信、自省的人。

会后，各班组织讨论了此次报告会的情况，同学们谈到了自己的感受和启发，并写下了心得体会，要以这些服刑人员的犯罪历程来警醒自己做一名“新三好生”。这是一场很成功的报告会，它超越了单纯的说教，以真人真事，真情真感让同学们受到了深深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篇6：查找服刑人员的函

（存根）（）字第号派出所:

社区服刑人员，（男、女)，出生年月，族。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考验期限为年月日至年月日，按照社区矫正管理规定，其已三个月未到我所报告思想状况，去向不明。

因该社区服刑人员严重违反社区矫正管理规定，现我所将其列为脱管人员，望贵所协助查找。

年月日

——————————————————

关于请求协助查找社区服刑人员的函

派出所：

兹有社区服刑人员，性别（男、女），身份证号

码，家住，因犯，被判处，在社区，接受社区矫正。考验期限为年月日 至年月日。按照社区矫正管理规定，其已三个月未到我所报告思想状况，去向不明。

因该社区服刑人员严重违反社区矫正管理规定，现我所将其列为脱管人员，望贵所协助查找为谢！

司法所（签章）

篇7：社区服刑人员请假规定

社区服刑人员离开居住的县（市、区），应当请假。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服刑人员非因治疗、护理的特殊需要，不得请假。

（一）请假的审查审核。社区服刑人员离开居住的县（市、区），应当向司法所提出申请。一次请假7日以内的，须报县级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审查同意；一次请假7日以上15日以下的，须经县级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审查后，报市州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审核同意；一次请假15日以上的，须经县级和市州社区矫正工作机构逐级审查后，报省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审核同意。

社区服刑人员居住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及时向同级公安机关通报各级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请假的审查审核意见。

（二）请假的期限。社区服刑人员一次请假原则上不得超过20日，一年累计请假原则上不得超过30日。

因有正当理由，确需连续20日以上离开居住的县（市、区）就医、就学、就业的，须经县级和市州社区矫正工作机构逐级审查后，报省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审核同意。但其每次请假不得超过6个月。

（三）销假。社区服刑人员请假外出返回居住地后，应立即向司法所报告销假。

摘自《湖南省社区矫正工作者手册》第32页

篇8：关于服刑人员人身权利保障的思考

关键词：服刑人员,人身权利,保障

自浙江省舟山市的郑雪梨提出通过人工授精为判决为死刑(并未生效)的丈夫实现生育权(宪法权利)以来,国内先后发生了多起有关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争议,参与者遍及社会各个领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那么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有什么特点呢?其权利范围有多大及其怎样行使?我们应如何保障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呢?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需要探讨的问题。

1 监狱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的特点

现在刑罚理论的折中主义(改造与惩罚相结合,传统的报应刑或教育刑理论在世界各国已经遭摒弃)已经得到各国的普遍接受,但是目前西方各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仍然是以促使罪犯早日复归社会为基础建立的,因此对于罪犯的人身权利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放纵现象,如一些北欧国家的监狱就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定期请妓女来监狱居住,其理由是刑罚并未剥夺罪犯性生活的权利。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由于对罪犯的处遇过分“人道化”,赋予其过分的人身权利,造成北欧国家重新犯罪率普遍高达70%～90%。虽然不能说人道和教育刑理论必然导致罪犯自由过分宽泛,但是由于它逐渐背离刑罚的最初目的,因而必然由于过分从所谓的人道和教育出发关注罪犯个体,所以造成了对罪犯人身权利问题的处理出现了矫枉过正的趋势。只有正确了解了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特点,才会尽量避免出现上述问题。众所周知,罪犯的人身权利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他们依然是公民,理应享有除被刑罚依法剥夺的自由以外的,一般公民所具有的人身权利,从国外立法来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指出:“宪法与美国的监狱之间并无铁壁隔耳。”从我国立法来看,《宪法》第33条、《民法通则》第10条、《监狱法》第7条等都有相应的规定。但是,服刑人员毕竟不是普通公民,他们由于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而受到刑罚处罚,而刑罚本身就意味着罪犯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因此这就决定了罪犯的人身权利在具有一般公民的人身权利的普遍性的同时,还具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罪犯享有的人身权利的范围与一般公民相比具有特殊性,二是罪犯在行使其应有的人身权利时,其行使内容和方式受到制约,与一般公民相比也具有特殊性。

1.1 服刑人员人身权利范围的特殊性

服刑人员到底应享有哪些人身权利?哪些人身权利应该是被剥夺或者限制的?或者说他们享有人身权利的界限到底是什么?这其实就是服刑人员人身权利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性。一般公民享有完整的人身权利,而服刑人员由于其犯罪行为,被刑罚剥夺了人身自由,事实上,就是回答刑罚到底应剥夺或者限制服刑人员的哪些人身权利。从我国情况看,已经普遍接受刑罚对于犯罪人同时具有惩罚和改造功能,并认为改造功能是我国刑罚对犯罪人的主要功能。那么在此前提下我们讨论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的范围,就应该同时考虑到刑罚的惩罚属性和教育改造属性。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强调刑罚对罪犯应当具有的惩罚性。这是长久以来被我们忽视的一个方面。只要有犯罪就有惩罚,犯罪不止,惩罚就不会消亡,报应性惩罚是维护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以使人痛苦为特征的惩罚什么时候也不会消失。无论怎样人道或如何尊重其人格,无论如何强调自由和权利,都不能改变其基本属性。刑罚的惩罚性决定了罪犯不可能也不应该像一般公民那样享有完全的人身权利,他们享有的人身权利的范围应该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应该是什么?

实践中以及理论界都有人认为就罪犯人身权利这一问题来说,法律如果没有明文规定剥夺的,罪犯就可以享有。我们必须承认,刑罚的确不应增加其固有的惩罚,这是保障罪犯基本人权的需要。根据《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57条规定:“监禁和使犯人同外界隔离的其他措施因剥夺囚犯的自由而导致囚犯不能享有自决权利,所以使囚犯感受折磨。因此,除非为合理隔离和维持纪律等缘故,不应加重此项事实本身所固有的痛苦。”也就是说应禁止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给罪犯造成判决以外的额外痛苦,剥夺其本人不应剥夺的权利。具体到本处就是,这种固有的惩罚是不是只包括法律明文规定剥夺限制的人身权利,除此以外,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罪犯都可以自由行使?

不可否认,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最基本的法律原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都应当属于公民的个人自由范畴。罪犯被判处刑罚投入到监狱服刑,刑罚剥夺了其人身自由,而对于其他方面的人身权利,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罪犯在服刑期间是否有性生活的权利,法律的确没有规定属于刑罚剥夺的自由范围,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认为,罪犯应当享有这些权利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因为这个的前提是错误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剥夺并不意味着法律就没有禁止。我们可以说,监狱本身就代表着“禁止”。在这里,监狱并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还代表着一个符号、一个范围。刑罚剥夺限制罪犯的人身权利本身就内在地包含在监狱范围内所剥夺和限制的一切活动。惩罚是最基本的,那么由惩罚所必然导致的痛苦也是最基本的。剥夺限制罪犯的自由是一个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他要通过一些中间环节使罪犯感受到痛苦,这些中间环节就包括着罪犯失去理所当然包含于刑罚剥夺限制罪犯的自由的范围之内,对于罪犯这些人身权利的剥夺限制本身就属于刑罚的固有惩罚范围之内,或者说,这就是罪犯享有人身权利范围的限度。

1.2 服刑人员行使人身权利方式的特殊性

服刑人员因其犯罪行为而被判处刑罚,因此其部分人身权利被剥夺限制,而对于被剥夺限制的部分人身权利,监狱为了维持正常的监管秩序以及惩罚改造罪犯,在罪犯行使其合法人身权利时,对于其行使权利的方式也要进行一定的限制,“毫无疑问犯人的权利要求受到双重限制,一方面他们对别人干下坏事,这个事实限制了他们;另一方面监狱的行政管理要求严格约束行动,这个事实也限制了他们。”(见《美国矫正政策与实践》)。这种限制是必要的,是基于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建立良好的监管秩序而规定的,这种限制是一种法定的、理性的保护。按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16～18岁或者18岁以上公民都可以在符合条件时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对于监狱内的服刑人员除了受到民法上类似的限制(年龄)外,其行使人身权利还要受一些特殊因素的限制。

1.2.1 行为自由的限制

对于在监狱内的服刑人员来说,他们的行动被限制在监狱内,即使他们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也不可能亲自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一切人身权利。一般来说,罪犯亲自行使人身权利只能在监狱范围内进行,如果超出监狱活动的范围就应由其委托代理人代为行使。具体来说,罪犯的人身权、财产权等人身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行使权利。如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婚姻自主权、发明权、专利权等人格权和知识产权在监狱内罪犯本人可以自己行使。而对于其留置于监狱外社会上的财产所有权等物权、债权、继承权等,法律虽然同样赋予保护,但是罪犯一般只能委托代理人代为行使。人身权利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人身权利既可以由民事主体亲自实现,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实现。罪犯在监狱内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必然要通过委托代理人代为行使部分人身权利。代理制度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可以扩张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范围,这正好可以弥补罪犯充分行使其人身权利时的不足。罪犯人身自由被限制的状态并不否定其应享有的人身权利,只是决定了相当一部分权利的行使要通过代理的形式进行。这也是刑罚对罪犯行使人身权利的方式的限制。

1.2.2 有关法律、法规的限制

虽然服刑人员的合法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但是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是罪犯行使其人身权利的前提,以财产权为例,按照法律规定,罪犯除了被附加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以外,其合法的财产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非法占有其合法财产或妨碍其自由处置其财产。另外,为了维护正常的监管秩序,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对罪犯行使其财产权利的限制,《监狱法》第十八条规定:“罪犯收监,应当严格检查其人身和所携带的物品。非生活必需品,由监狱代为保管或者征得罪犯同意退回家属,违禁品予以没收。”第四十九条规定:“罪犯收受物品或钱款,应当经批准、检查。”

总之,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罪犯行使其人身权利的范围以及方式都做了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有利于对罪犯的惩罚改造,也有利于保证监狱的正常秩序和安全,是必要的。

2 我国立法中关于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范围

2004年《宪法修正案》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庄严地写进了宪法,而司法部在2004年颁布了《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将“罪犯”改称“服刑人员”,说明在我国进入人权时代时监狱并未脱节,保障罪犯人权已经成为重要的监狱工作。人身权利则是人权应有之意。服刑人员,即是共同意义上的在监狱服刑的服刑人员,其身份仍然是公民,这一认识就意味着,服刑人员必须存在一定的人身权利和与民事有关的一些利益,这些人身权利和利益,是服刑人员生存的保证和根据。但是,服刑人员由于负有履行一定的刑事强制义务,对于民法为一般公民设定的权利和相关的利益,需要经过刑事强制义务修正后,才能适用于服刑人员。那么,公民的人身权利及其相关利益的范围是什么呢?民法学者根据自身的认识有不同的见解,按照传统的成文法观点,主要有人身权、物权(德国民法典看法,我国采用的此概念)、债权、知识产权、婚姻家庭权以及继承权、会员权等,这些权利是权利集合,其又由很多下位权利组成。比如:人身权又可细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前者又可分为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由于我国政府历来非常注重对罪犯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在《中国改造罪犯的现状》白皮书中指出:“罪犯享有财产、继承等方面的人身权利。罪犯入狱前的合法财产,依然受到保护,罪犯有行使收益、处分的权利。罪犯依法享有继承权。罪犯在服刑期间的发明权、著作权,均受到法律保护。罪犯有提出离婚的起诉权和不同意离婚的答辩权。”从我国目前的立法情况来看,罪犯享有的人身权利,只有少数几种被法律明文规定加以撤销或剥夺。主要包括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合法利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比如,因构成遗弃罪或虐待罪而被判处刑罚的罪犯,人民法院可以撤销其对被遗弃者或受虐待者的监护权。还有我国《继承法》第七条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如果罪犯因上述原因而犯罪的,不仅受到刑罚处罚还丧失其继承权;另外,目前我国的监狱部门仍在适用公安部1982年2月18日下发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对于在押罪犯服刑期间的部分人身权利,如结婚权、著作权等,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文剥夺或限制罪犯的人身权利的内容并不多见,可以说,至少在国家立法的层次上,我国的罪犯享有的人身权利具有广泛性。

3 我国服刑人员人身权利的缺损和救济

如前所述,服刑人员在立法上享有的人身权利是比较广泛的,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加以详谈,在这里,本人就从最基本的几个方面入手,谈谈在司法实践中,最热点的几个具体的权利及其救济。对监管管理人员和对罪犯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实生活中罪犯人身权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损。罪犯人身权缺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罪犯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丧失了社会的同情,社会上普遍认为,罪犯应该承受比其他人更多的肉体痛苦。二是从罪犯本身来说,在其经受了犯罪追诉与刑事审判以后,自信心往往受到极大挫伤,权利意识明显下降。三是罪犯权利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处于不定状态的,有些权利的享有是附条件的,有时取决于对特殊义务的履行。比如,在狱内违纪违规会受到相应的禁闭处罚,或造成管束升级,使其进入严管状态,其人身强制程度明显加重。

3.1 服刑人员健康权的问题

3.1.1 存在超时、超体力劳动的现象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条规定:“监狱劳动不得具有折磨性质,服刑囚犯都必须工作,但以医官断定其身心俱宜为限。”第75条规定:“囚犯每日及每周最高工作时数由法律或行政规则规定,但应考虑到当地有关雇用自由工人的规则或习惯。”我国《监狱法》第71条规定:“监狱对罪犯的劳动时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在季节性生产等特殊情况下,可以调整劳动时间。罪犯有在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休息的权利。”司法部1995年制定了《关于罪犯劳动工时的规定》,对罪犯劳动时间作出了具体规定。罪犯劳动时间应为6天,每天劳动8小时;监狱除了保证罪犯每周休息一天外,在元旦、春节等按照相关规定安排休假;监狱生产部门要延长劳动时间,必须提前拟订加班计划,经监狱狱政等管理部门审核,得到监狱长批准方可实施,事后安排罪犯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根据延长罪犯劳动时间的长短,支付一定数量的加班费。总体说来,我国监狱中,罪犯劳动时间多数不超过8小时,但也有例外。因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导致了国家拨给监狱的经费不太充足。监狱想要解决经费不足的困境,必须自力更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监养监”的政策,使得某些监狱的工作重心产生了偏离,对罪犯的劳动时间没有按照规定来执行,对罪犯的劳动定额规定偏高,以各种名义延长罪犯的劳动时间。

3.1.2 重病罪犯、精神病人罪犯不能完全得到有效医疗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2条规定:“每一监所最少应有一位合格医官,他应有若干精神病学知识。医务室应与社区或国家一般行政部门建立密切联系。其中应有精神病部门,以便诊断精神失常状况,适当时并予以治疗;需要专科治疗的囚犯,应当转往专门院所或平民医院,如监所有医院的设备,其设备、陈设、药品供应都应符合患病囚犯的医药照顾和治疗的需要,并应当有曾受适当训练的工作人员。”很多国家通过设置医疗监狱来关押患有精神病和其他严重疾病的罪犯。设置医疗监狱对于患有严重疾病罪犯的有效、及时治疗;对于解决监狱中的医疗设施不足、医疗技术匮乏和医务人员缺乏的困难;对于对患病罪犯的有效监管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我国目前没有设置医疗监狱,使患病罪犯的治疗、监管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保外就医是监禁刑社会化的一种行刑方式。在我国保外就医主要是根据罪犯的受刑能力所采取的刑罚变通做法。保外就医的适用对象适用于患有严重疾病的有期徒刑罪犯和拘役罪犯。但在实践中,保外就医程序设计不合理,不便操作。《刑事诉讼法》第214条规定,罪犯患有严重疾病可以保外就医。1990年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将保外就医的法定条件确定为: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中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对以上保外就医的规定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执行程序。监狱和监察部门基于对社会安全的考虑,对保外就医的适用非常谨慎,因此程序运作有时在半年以上,以致患病罪犯贻误救治。我国监狱法律制度中应增加对服刑人员就寝床位的规定,明确规定服刑人员监舍卫生设施标准,系统地规定监狱医生的职责,建立监狱的精神病医生制度。

3.2 服刑人员结婚权的问题

在以前,公安部门是不允许服刑犯人结婚的。1982年,公安部颁布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这也是我国历来的法律法规中对未婚服刑人员结婚作出的禁止性规定。但是,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以及2003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都没有禁止服刑人员结婚的规定。2003年2月19日,公安部向甘肃省公安厅下发了公监管[2003]28号文件,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结婚是公民的一项人身权利,监所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如申请结婚,应当允许其办理结婚手续,但应保证监管安全。具体事宜由当地民政部门办理。这一文件的出台,修正了公安部1982年的规定,由反对服刑人员结婚变为同意部分服刑人员结婚。民政部2004年3月29日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民函[2004]76号),规定了“服刑人员婚姻登记应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并出具有效的身份证件”。上述两份法律文件都明确规定了服刑人员有结婚的权利,但是服刑人员结婚有其特殊性:首先,服刑人员结婚权的不完整性。服刑人员在履行完法定的结婚登记手续后,仍然要回到监狱,不能和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与其配偶同居和生育等。有的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不是服刑人员结婚后必然可以享受的待遇。当然目前服刑人员提出结婚申请的主要有为未婚生子女入学考虑、监所外的女方强烈要求结婚两种情况。其次,服刑人员结婚的非自主性。服刑人员结婚要事先向监狱申请,只有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服刑人员才能参加结婚登记。最后,服刑人员结婚的有条件性。服刑人员结婚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部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而服刑人员出监是有严格的限制条件的。只有在确定服刑人员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害性很小的前提下,才可能允许服刑人员出监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实践中有这样的问题,作为服刑人员,人身自由依法被剥夺,他们履行登记结婚以及履行婚姻义务或实现婚姻权利,在客观上已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去实现,要实现这一权利,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机关就要为服刑人员结婚登记提供便利,到犯人监管场所现场办公。但从行政程序上讲,这种特殊照顾并不是民政部门的义务范围。同样,此前已有的监管人员陪同服刑人员去登记结婚,但监管方也并无这一义务。为方便服刑人员实现结婚权,可以考虑出台更加“人性化”的措施,比如日本的服刑人员提出结婚申请后可以委托登记,不必亲自到婚姻登记部门,我们认为,解决服刑人员结婚难题的对策之一就是改革婚姻登记办法,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委托登记结婚。但是我国《婚姻法》规定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部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如果允许服刑人员委托登记结婚的话,必须修改《婚姻法》,而对于修改《婚姻法》这样的基本法律,不论在法律修改程序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无疑是一件难事。因此,巫昌祯教授建议,服刑人员结婚的程序如结婚登记等事项的具体操作,应当由监狱管理机关与民政部门协调后,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让服刑人员可以更快地回归社会。如果在对待服刑人员结婚问题上,有关部门能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意见,保障那些想结婚的服刑人员实现自己的权利,对于更好地改造罪犯,使他们将来很快地融入社会,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3 服刑人员同居权的问题

前几年,我国不少监狱推出了“特优会见”、“亲情会见”、“夫妻房”等“特殊政策”或“优惠待遇”来满足服刑人员及其配偶的同居需要,以稳定和巩固服刑人员的婚姻和家庭。可是当具体操作时出现一些违法犯罪、破坏监管秩序的行为以及“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和媒体的炒作时,有些监狱就停止了“特优会见”。反对的人认为,同居权是否可看做是犯人的权利。如果是犯人的权利,同居权就应该平等地赋予给每一位服刑的犯人。但前提必须是平等的,同居权不能专属于某些犯人,不能成为极少数人的“特权”。然而,这样的“权利”对于在押犯来说,却有违刑罚的目的。徒刑类刑罚是以通过限制犯人的人身自由来实现的。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在押犯一定不能享有“同居会见权”,但作为在押犯,他已经失去了行使“与配偶同居权”的可能。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还谈何同居权?另外,监狱为服刑人员提供与配偶“同居”方便的权利没有法律依据;监狱如何挑选允许与配偶同居的服刑人员;根据法律,怀孕的女性服刑人员不能在监狱中服刑,女犯跟配偶同居,如果怀孕了怎么办。赞成的人认为,对已婚犯人要求感情和生理交流的权利,法律没有权利剥夺。按照现代司法理念,一个人因自己违法被关进监狱,他只是法律意义上的“罪人”,因而,除了法律规定必须强制剥夺的那一部分权利之外,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情感交流,生理需要,是不能被剥夺的,相反,由于服刑人员所处的特殊环境,他们的基本权利在某些方面更应该得到理解、同情和尊重。我们认为,服刑人员服刑期间与其配偶的同居权虽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事实上法律并未剥夺服刑人员的同居权。司法部应尽快制定明确具体的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各省监狱管理局及各个监狱都要制定相应的操作性规定或制度,把“特优会见”措施规范化、制度化,明确服刑人员能够与配偶同居的条件、要求、纪律和费用,把握好“遴选”机制,并且作为“狱务公开”的一项内容,接受全体服刑人员和社会的监督。为了避免女犯因同居导致怀孕进而逃避法律制裁,监狱可以要求获得同居会见的女犯签订有关协议,保证其在同居会见期间避免怀孕。在思想上统一、理论上成熟以及实践中不断完善后,有必要在《监狱法》中确认“特优会见”措施,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从而有利于保障服刑人员的“同居权”。

3.4 服刑人员隐私权的问题

所谓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和私人信息。服刑人员作为一名“特殊公民”,一方面,其隐私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换言之,罪犯在服刑期间,基本上不享有或享有很少的隐私权;另一方面,随着监狱行刑的现代化、文明化和法制化,服刑人员有限的隐私权也应受到保护。服刑人员隐私权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保障监狱行刑权的有效行使,保证监狱安全稳定和有效教育改造服刑人员。在此前提下,从尊重服刑人员人格、维护服刑人员权利出发,服刑人员也享有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隐私权,对此,有关国际准则和有关国家立法、法院判决都有明确的阐述或者从阐述中可以推定出保护服刑人员隐私权的精神。《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45条规定:“囚犯被送入或移出监所时,应尽量避免公众耳目,并采取保安措施,使他们不受任何形式的侮辱、好奇的注视或宣传。”随着我国监狱行刑的法制化、文明化和现代化,服刑人员的合法、合理的隐私权要求也越来越得到尊重和保护。《监狱法》第18条规定,女犯由女性人民警察检查;第40条规定,女犯由女性人民警察直接管理;第47条规定,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在行刑实践中,很多监狱都严格遵守上述法律法规,并根据实际情况推出了一些“人性化”措施。如北京女子监狱对卫生间、浴室等特殊场所均采用磨砂玻璃门窗,使服刑人员在这些特殊场所活动时监控中均呈现出动画式、剪影式影像,既保证了监管安全,又保护了服刑人员的隐私权。在实践中,服刑人员的隐私权遭受侵害主要表现在:首先是侵扰,即未经服刑人员本身许可和法律特许,侵入或干扰服刑人员工作、生活场所,一方面造成妨碍服刑人员正常生活工作等有形损害,另一方面还造成他们精神上的无形损害。其次是披露,指未经服刑人员许可或不符合法律规定,而公开罪犯私人秘密的行为。对于用强制或者秘密方法获取的涉及罪犯隐私的材料,如与案件无关则不得公开或传播,如与案件有关则应在适当的范围内加以利用。最后是报道。有的新闻媒体不问服刑人员是否同意,强行对他们进行采访。在对服刑人员犯罪事实的新闻报道中,有的将服刑人员的家庭地址、家庭状况、家属情况特别是未成年子女的状况等,一并用图片或文字进行公开,这也构成了对服刑人员隐私权的侵害。《监狱法》对服刑人员的权利规定不够具体,服刑人员有很多应有的权利没有在《监狱法》中得到明确的体现。《监狱法》应明确规定服刑人员的生命权、身体健康权不受侵犯;人格不受侮辱;服刑人员依法享有名誉权、隐私权、荣誉权、婚姻家庭权、肖像权、姓名权。还应当增加保证监狱人民警察履行义务的法律条款,对不能正确履行义务的监狱人民警察应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方面,服刑人员仍然有权享有未被刑罚剥夺的人身权利,任何机关个人都无权对其进行不合理的剥夺限制,否则就是对服刑人员合法权利的侵犯;另一方面,刑罚的严厉性惩罚性以及服刑人员毕竟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公民,就决定了他们的部分人身权利,主要是那些既不影响服刑人员基本生存权同时又与刑罚的惩罚性矛盾的人身权利内容,应该被法律加以剥夺,否则就会降低刑罚应有的惩罚力和威慑力,不利于预防犯罪的发生。或者说,服刑人员的基本人身权利应当加以保护,而奢侈性权利却必须加以剥夺限制。只有理论上明确这一点,在注重对罪犯的教育改造的同时,不忽略刑罚应具有的严厉惩罚性,我们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对服刑人员的人身权利问题做到既不侵犯合法权利,也不放纵不合法权利,从而更好地实现我国的刑事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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