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职务犯罪

村官职务犯罪（精选6篇）

篇1：村官职务犯罪

浅议农村村官职务犯罪

【摘 要】：被称为“村官”的村干部在农村拥有广泛的权力，管理村级公共事务，并在一定范围内代替乡镇政府行使国家的基层管理权。近年来，农村干部涉嫌职务犯罪频发，不仅阻碍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更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给农村稳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本文从农村村官职务犯罪特点及其犯罪的土壤，将怎样加强防范策略，来提高农村干部守法意识，使其自觉远离职务犯罪。

【关键词】：村官

社会危害性

权利

心理失衡

职务犯罪

灰色收入

进入新世纪以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主题。作为中国人口的主要集中地,农村社会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被称为“村官”的村干部。指的就是“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1]在农村拥有广泛的权力，管理村级公共事务，并在一定范围内代替乡镇政府行使国家的基层管理权。近年来，农村干部涉嫌职务犯罪案件频发，不仅阻碍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引发了群众集体上访，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给农村稳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官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金也越来越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种好的运行机制来规范这些村集体财产，因此给了这些村干部产生犯罪的土壤，这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是相违背的，这些犯罪行为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给农村的稳定造成不良的影响。从社会危害性上看,基层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腐败其实是最具破坏性的腐败。基层执政力量再好，惠农政策也难以执行到位。因此，基层村官职务犯罪①问题的解决与否成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作为最基层的最广大执政力量，村官最贴近人民群众，其行为是廉是贪，人民群众看得最清楚,认识得最透彻。因为基层干部的任何行为都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群众对腐败的敏感度最高，社会危害性也就越大。基层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对基层民主自治的政治制度造成了破坏，从而影响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从目前职务犯罪的社会影响上看，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最易破坏党群关系，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严重威胁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效。以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其社会危害性已经不容忽视,作为党领导下的工 1 作人员，基层村官职务犯罪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些不良行为足以破坏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固，甚至造成聚众上访等群体性事件。[2]因此,探求基层村官职务犯罪的各种原因,能获得防范农村村官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

一、农村“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

（一）村官自身素质的限制。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不高，加上法制观念淡薄，在理解和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上只停留在一知半解的层面上，加之日常又不注意自身的学习和素质的提高，开展工作凭借积累的经验，稍不注意，就出现违法违规的现象。特别在配合上级政府部门在新农村建设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正面工作，另一方面心存侥幸，想方设法，弄虚作假，套取国家项目资金中饱私囊，认为乘机“捞一把”心存侥幸，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另外，村级基层组织财务人员素质较低，大多数都是尚未经过财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而直接上岗的。他们对财务法规，缺乏足够的了解，也就无从谈起坚持原则，秉公理财。村干部的法律知识贫乏，民主意识淡薄，“唯我独尊”思想严重。“我就是天”的霸道心理及待遇低、出力大的吃亏心理是引发犯罪的一个原因。有的村干部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和依法办事的意识，将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搞“一言堂”，认为“我就是这村的天，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3]他们把村里收入当作自己的钱柜子，乱支公款。

（二）村务不够公开是 “村官”犯罪的根本原因。有些村级管理暗箱操作，缺乏民主，透明度不够。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应当将村务公开，村委会应当定期将村务公开，其中包括村的财务收支情况、宅基地审批事项等。但实际上，有的“村官”为谋取私利方便，不想让群众了解村务、政务和财务；有的“村官”思想上害怕群众知道多了不利于工作，应该让群众明白的事情却暗箱操作。有些村虽然定期将财务收支情况公开，但是公开的内容不具体，比较空洞，群众无法了解资金的用途、去向。甚者，村务财务假公开。有的村委会对本村的政务、财务等项活动，也能够按照规定张榜公布，但是，每个村务公开的底栏都有“其他”概括开支，因没有列明支出的用途，给村官以权谋私带来可乘之机。收入不记帐、少记帐或虚报冒领。借工程和其他支出之机，谎报支出数额，从中捞取好处。截留返还款，收到上级返还的计划生育罚款、救灾物资、提留、集资等款项以及因国家和地方工程而造成的占用村中土地、房屋、树木、机井等 2 赔偿金，不声张、不记帐，一旦时机成熟，则装入自己腰包。还有财务制度不健全，没有建立起并实施整套的财务收支审批和经办制度。再是村干部之间的分工不明确。如有的村财务开支出现支书签批，村主任也签批的情况，造成管理混乱失控。还有的村会计出纳不分设，让一人兼任，钱帐不分，缺乏相互的制约，使财务管理出现漏洞；财务管理不规范。有的会计、出纳不坚持原则，接受白条入帐；还有监督机制落实不到位。村一级虽然实行了“村帐镇管”，但镇政府的监督也常是面上的工作，缺少监督实效。特别是对专项资金的收取、管理，票据的管理缺乏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和审计，易出现检查和审计的真空地带。财务管理混乱，给村干部犯罪造成可乘之机。这表现在：农村干部变动频繁，帐目交接不清。谁当干部谁管钱，根本就不遵守财会制度和财经纪律，更谈不上帐目交接。财务管理还缺乏明确的分工，形成村干部人人管钱管物的局面。收提留，敛集资人人下手，谁收钱谁保管，随收随花，开支无度。白条下帐严重。这是农村财务管理中最普遍最严重的现象，村里不设帐本和记账凭证，至多记个白条，白条上除了吃喝就是烟酒，条子单据“漫天飞”。[4]

（三）村官权利与权力的失衡。村干部是国家权力的最底层，村干部的根还在农村，他们只拿很少的工资，就我县而言，大多数村干部的月工资在600元左右，这与他们艰辛工作所付出的工作量，是严重不相匹配的，而且他们的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也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极易使他们产生“天天忙着为村里办事，耽误了自己挣钱”的失衡心理。但恰恰在农村，村干部权力过分集中，不少地方村里的大权还集中在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等个别人手中，大小事情一人说了算，因此，一方面管理着集体资产，承担着大量的基层事务，另一方面拿着微薄的工资，在控制不住贪欲时，就把手伸向集体财产，走向犯罪。当然，主要是监督机制不力造成，致使“村官”权力失控。近几年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发展上去了，“村官”权力也越来越大，特别是“财权”。但我们在财务监督管理上仍停留在原有的水平，帐目设置不规范，财务审批不严格，村干部权力过于集中，所有支出全凭一人说了算，自批自支现象在村级财务管理较为常见，为诱发经济犯罪提供了方便。有些村，只要在村务财务监督上严格一点，规范一点，制度生活健全一点，真正把民主监督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作用，限制“村官”的权力。那么，其犯罪也不会这样猖獗。

（四）上级对下拨专项资金的监管乏力。近年来，为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村条件和农民生活。在落实这些政策过程中，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对一些如移民补助款等支农惠农的下拨专项资金的核发、管理与监督存在把关不严，监管不到位的现象，给村官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

（五）、农村“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

1、从人员主体表现看，呈现“两多一低”。一是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犯罪的多，在立案查处的村干部涉嫌职务犯罪案件中，担任村支书或主任占半数以上；二是文化程度低，初中、小学文化占大多数。犯罪主体多为村支书、村委主任和村会计。在法院立查的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中，大部分是村支书、村委主任和村会计，且这些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基本是党员，但这些人在村里具有一定的威信，一般都能得到群众的信任。[5]实际上这方面也是其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的思想基础，往往对群众具有很强的蒙蔽性。

2、从犯罪性质看，贪污贿赂案件比例高，且数额越来越大，社会影响越来越坏。由于行贿受贿交织，往往诱发其他村干部犯罪的源头，挪用公款的现象也有所增加，金额巨大。从犯罪类型看，主要表现为贪污集体上级拨付兑现的资金，包括移民补助款、退耕还林补助款、道路交通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等。而且，由此引发群体性的窝串案增多，整个贪污过程往往涉及县、镇、村三级干部，他们手中的权力交叉在一起，编织成一张“铁三角”网。

3、从作案形式看，由单一型向合伙型发展。串案窝案②突出，办一案，带一串，挖一窝的群腐现象屡见不鲜。有的是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合伙贪污，有的是支部书记和会计合伙私分，也有的是村委班子成员集体贪污公款。作案手段，从明目张胆转向隐蔽小心，由单一转向多样，由简单拙劣转向复杂高明。从作案手法看，犯罪活动具有隐蔽性和多样性。有些村官犯罪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有一个从侥幸到大胆再到嚣张疯狂的过程。他们作案次数多、单笔数额小、时间跨度大，这样让外人很难知晓他们的犯罪行为。在作案手段上也具多样性，如法院查处的村侵吞移民补助款系列窝串案中，手段就包括了假借各种名义套取补助款，如以上级要活动费、招待费为名等等。[6]

4、从犯罪侵害的对象看，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主要表现在工程建设、土地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有乱收费再贪污的，有贪污土地承包金的，有贪污占地赔偿款的，也有私自买卖宅基地的等等，几乎遍布村民委员会职权所涉及的各个方面。从侦破过程看，几乎所有的发案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财务混乱的情况。如有的村主要干部直接经手现金收支，经济手续不及时结交村财务人员，形成“摊摊帐”。财务管理混乱，为犯罪提供了方便，开了“绿灯”。有的甚至为了顺利实施职务犯罪，采取“浑水摸鱼”的方法，故意把帐做乱或不做帐，从中窃取、侵吞公款。

（六）从犯罪后果来看，引发村民集体上访多。由于村官直接与农民群众打交道，其违法犯罪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声誉，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直接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由此导致了基层干群关系紧张，干群矛盾十分突出，最容易激起民愤，严重危及社会稳定。

二、农村“村官”职务犯罪的预防策略

“村官”犯罪首先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经济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其次破坏了国家法令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使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可信度下降；再次容易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矛盾激发，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切实解决村干部的职务犯罪问题，是当务之急。开展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抓好“四个民主”，规范制度，以制治人，是预防“村官”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

（一）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首先要强化组织学习，加强对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法制、廉政和党性宗旨教育，加强对村干部的自我约束能力建设。党委政府要将村官的学习教育，作为党委的基础工作来抓，并要结合实际形成制度，常抓不懈，使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御各种利益的诱惑，经受住考验，使其成为党群关系的纽带和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领头人。其次是建立良好的培训机制，可借助党校教育这块阵地，经常性开展以预防“村官”职务犯罪为主题的法制教育，增强村干部法制观念。再次纪检监察、检察、司法局等职能部门，要建立预防职务犯罪配合、协作机制，深入镇村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讲，结合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开展法律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活动，提高农村干部守法意识，增强其自身依法办事意识，使其自觉远离职务犯罪。要真正遏制“村官”职务犯罪，要对村干部进行定期培训，要经常对他们进行党的路线、方针、5 政策的宣传教育特别是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村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群众观，增强他们的民主法治意识，让其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权力应服务于人民。

深化村务管理体制改革，对村务实行决策、执行、监督三分开的管理制度。在农村应该进行村务管理的改革，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保障农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使民主决策程序走上规范化，将决策程序归纳为“支部提、两委议、党内通、代表定”十二字，即按议事内容，由村党支部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两委会上充分讨论、商议、统一意见后，在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基础上，提交党员大会讨论表决通过，最后召开全体村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或决议后，才可以组织实施。同时建立《重大事项管理规定》、《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规定》，对重大工程必须进行公开招投标，严禁暗箱操作，同时成立工程监督小组，对工程质量实施监督。同时进一步完善好《村民自治章程》、《村支部、村委会议事规则》、《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民主管理制度，按章办事，依法管理村级各项事业。[7]并对村支部、村委会进行合理分工，形成规则，共同配合，互相制约，抓好落实，提高村务管理的效果。

（二）严格村级财务管理。一是加强对村级财务人员管理，提高其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确保财务活动规范化、制度化、合理化。二是明确职责，严格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并确定审批额度。大额支出一律必经班子全体会议或村民理财小组决定，规范收支入账凭据，杜绝白条入账现象。在支出中，村委会或者村民理财小组要集体审查，逐项审计，不合理的决算项目，一律不予支付。三是切实把村务公开落到实处，严防走过场，保障农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四是完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帐镇管”制度，镇一级党委政府要指导帮助村级建立规范的财务帐目，并加强对村帐的监管。加强民主监督，对“村官”的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一要坚持“三公开，一监督”，制订完善，《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制度》、《村帐镇代理制度》、《财务管理监督制度》。各村要做到“五统一”，统一制订村财务管理制度，统一印制付款票据，统一由村文书或出纳到会计服务所签字领取，统一到镇会计服务所报帐核算，统一实行一年四次财务公开，并做到时间统一、程序统一、科目统一、手续统一、公开栏统一。同时加强审计监督工作，发挥纪检监督，联村干部检查督促的作用，6 变被动为主动，变突出为常规。建立《财务审计制度》、《干部离任审计制度》、《党员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实行规范化工作。[8]特别是要注重村民监督小组的作用，真正发挥他们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达到自治的目的，促进更好的进行权力监督。建立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每年一至二次对村主要干部进行评议，并将结果公开，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村干部指出，并把评议结果与村干部的年终考核挂钩，使民主评议不流于形式。再是抓好有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和制度的落实，及时收集村干部的信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在农村的责任制，明确村党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乡镇党委书记则是乡镇范围内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一旦发生腐败，应追究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三）严把村干部选拔任用关。村干部是村组织的“核心”，责任大，担子重，也是各项工作的实施者，更是党员群众的“主心骨”。在选拔任用农村干部时，必须选拔、配备好农村干部的候选人。要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把政治素养强、清正廉洁、公道能干、党和群众真正拥护的选到领导班子中来，真正体现民意。在换届选举中，要加强《选举法》的宣传力度，使广大人民群众明白自己的权利，维护好切身利益，选好当家人。检察机关还可以适时介入到农村干部选举中去，进行法律监督，打击非法选举，使村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更好地为新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建议实行任职回避制度，并推行村干部任前签约、离任审计等管理制度，增强村干部责任意识。对与村主要负责人有近亲属以及其他不利于工作开展的“关系户”实行任职回避，对那些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突出的村干部，该调整的及时调整，该撤换的坚决撤换，确保村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民主选举，完善“村官”的选拔任用制度。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实基础，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得以开展的最广阔的天空，选好干部，用好干部，乃是重中之重。我们应在建立起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一是把好选举关。自推行“村官”“自选”制度以来，很多地方发生了贿选、逼选等严重破坏选举的事件。那些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选的人，他们心里面能想到为村民服务吗？他们所想的只能是在当选后充分实践其自我投入产出的经济学。因此，一定要把好选举关，保证选民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选举权。二是可以在政策上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农村干部队伍，以改变目前农村干部年龄渐趋老龄化、学历偏低、地域化及其他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现状，以提高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再是“村官” 7 的报酬要规范。拿得太多，群众有意见，太低则影响干部的积极性。可以根据各村的经济发展状况，经群众讨论，村党支部、村委会协商确定一个合理的数额，并与工作任务、工作实绩挂钩。村与村之间不必整齐划一，可以有差别。对经济条件比较差的村，乡镇政府一定要帮助落实村干部的报酬，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建议将村级干部的工资纳入财政预算，建立统一的职务津贴机制，适当提高提高村级干部的工资水平。要结合中央的惠农政策，逐步解决他们的医疗养老后顾之忧，减少部分村干部因生活困难造成心理失衡而犯罪，使他们不必通过违法犯罪来谋求“灰色收入”，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他们带头艰苦创业，通过创业来获得更高的正当收入，从而起到预防职务犯罪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村官”的选任上还要克服“家族村官”的现象。村支部书记、村主任、会计由一人兼任容易产生腐败，由同一个家族中的人担任也会导致集体腐败。“家族村官”容易抱成团，从而形成“村官家族”，就会让老百姓敢怒不敢言。[9]

（四）加强对上级拨款的监管力度。要进一步加强对政府拨付专款的监督力度。事前应将拨付专款的情况、专款的用途等向群众公告；事中要深入农村征求群众意见或设置举报箱，接受群众监督；事后要组织回访和进行专门审计，确保专款专用。同时上级机关要定期不定期地组织纪检监察、检察、农业、林业、国土、水利等部门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深入农村听取群众意见。审计、财政部门也要强化对政府扶贫资金、项目的监管，并把审查把关环节前移，做到无问题早做防范，有问题早做处理。

（五）打防结合，增强预防实效。对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要认真办理，尤其对农民反映强烈，造成重大影响的案件，要重点办、优先办，以查办的实际效果震慑犯罪分子，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打击的同时，要不断研究新农村建设中职务犯罪的新动向、新特点，积极探索预防村干部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同时要延伸职能机关的职能，承担线索受理、职务犯罪预防等工作职责，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增强打防结合力度，实现有效预防。

农村“村官”职务犯罪，不仅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更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稳定，坚决打击和预防农村“村官”职务犯罪，是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 8 益的重要主题，也是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主题。更是使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坚决打击和预防农村“村官”职务犯罪，还我们一个和谐、宁静、美好的新农村，是我们大家共同期盼的。

注释：

①职务犯罪：张亮著：《职务犯罪侦查实务教程》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08-01 第1页。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已有职权，贪污、贿赂、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规章规范，依照刑法应当处以行政处罚的犯罪。

② 串案窝案：庞新华著：《侦讯谋略》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串案窝案是侦查人员根据一案线索而牵出的有相互联系的多人涉嫌犯罪案件的形式上的统称，是侦查人员对这类案件的侦查用语。参考文献

[1]曾臻著： “对当前“村官”职务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2010-04-22 [2]孙亚著：《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若干问题研究》，载http:// 2007-11 [3]郝天锋著：《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法律实践探讨》，载http://

篇2：村官职务犯罪

预防村官职务犯罪

“村官”是指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三大员”，他们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直接组织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在党和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方面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工作落实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随着国家各种支农、惠农资金的大量投入，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掌握的权力和管理的资金也相应加大，而权力相对集中、财务管理不规范、主管部门监督不力等因素，致使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屡发，村官职务犯罪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一、村官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

1、职务犯罪呈高发态势。近三年来，本市村干部经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65件。其中2011年11件，2012年25件，2013年26件，其中失职渎职案件46件；经检察机关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11件，其中渎职犯罪案件4件。涉案人利用负责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职务之便，采取贪污、挪用、受贿等手段，中饱私囊，能捞就捞；或者不依法办事，胡乱作为，滥用职权，或者懈怠职守，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如刘集镇仓房村支部书记曹某，明知本村土地不好卖给外地人建造房屋，滥用职权，同意多名外地人购买本村土地建造房屋，并以该村村民名义，找国土资源部门变通相关土地审批材料，办理土地使用证，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2、发案环节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拆迁安置、土地平整等项目中，占总数的99.9％。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储备开发中心征用真州镇长江村844亩土地时，给付该村土地征用补偿款2672万元，该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某在总账会计金某提议下，超越职权，擅自决定将其中200万元转入个人账户而致被金某挪用，造成100余万元无法归还。

3、犯罪手段形式多样。主要表现为：利用农村基本建设发包过程中受贿、索贿和拿回扣；在土地选用和拆迁补偿过程中虚报冒领补偿款；任意开支，重复报支，白条入账侵吞公款；采取收入不记账的手段直接侵吞公款；等等。如李某利用担任十二圩办事处红旗村村委会副书记、副主任、总账会计的职务之便，在其负责政府搬迁农户附属物补偿款证明、登记、盖章、汇兑等过程中，伙同他人通过采取虚列搬迁农户、伪造附属物补偿协议等手段，套取搬迁附属物补偿款50余万元。

4、造成的社会危害越来越严重。涉案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案件9件，占立案总数的81.8％。如吴某利用担任新城镇新城街道居委会党支部副书记、镇政府征地拆迁服务办公室办事员的职务之便，在负责新城镇相关拆迁工作督察过程中，先后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被拆迁人所送现金42万余元，其中一次受贿数额就达20万元。十二圩办事处红旗村村委会书记、主任等玩忽职守，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被套取搬迁附属物补偿款60余万元。

二、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国家各种支农、惠农资金给农村经济增添了活力和动力，也给农村基层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提供了可能。

1、选拔任用有局限，村干部整体素质偏低。在选拔任用上重工作实绩、轻思想素质，加之村干部大多数从本乡本土选拔，受农村家族观念的影响，家长作风和特权思想严重，处理日常事务我行我素，为民服务的意识较差。而村干部微薄的收入，使得少数人在攀比之下心理失衡，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经不起金钱的诱惑。

2、村务公开不全面，民主权利保障不力。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对重大问题、重大事项在认真听取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实行集体讨论决定并监督落实；村级财务收支情况、土地征用补偿情况、集体经济项目建设情况、集体资产变化情况等公共事务要定期向村民公示、公布、公开，村民享有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和决策权。目前农村普遍实行了“村务公开”，但实际操作中村委会很少能够真正履行，“公开”内容不够全面及时，村民知晓面不够广泛，尤其是大多数有文化的青壮年常年在外务工，使得对村务失去应有的监督作用。有的虽然张榜公布了大小项目、开支情况，但是项目中用“其他”概括的开支用于何种事项，该不该开支，村民不得而知。

3、财务管理不规范，监督机制执行不到位。农村财务管理仍停留在原有水平的基础上，账目设置不规范、会计人员无资质、财务审批不严格、财务权力仍集中在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等少数人手中，甚至相关人员相互勾结，导致会计监管制度流于形式，监督形同虚设。一些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在财务收支、宅基地审批、土地出让、房屋拆迁补偿费用等方面，想方设法造假、虚列，进行违纪违法活动。虽然普遍实行了村账镇管制，但镇代管中心工作人员，只是把各村报账员交上来的条据收集起来，简单地审查一下单据是否缺失，签字手续是否齐全，代为处理账务，充当记账工具，一般不进行实质性的调查核实，不掌握村组经济活动，不主动了解集体经济收支情况；有时没有严格要求报账员及时报账，往往在事情发生半年甚至一年后才记账，根本谈不上日清月结，使村账镇管、加强监督失去本来意义。而镇政府的定期检查监督有时也执行不到位，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从而让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蒙混过关。

4、惩防力度不够大，法制宣教成效不明显。经济犯罪案件存在着处刑偏轻，而对一些村官处刑更显轻缓。本市查处的4名村官渎职犯罪均被免予刑事处罚。农村职务犯罪案件因时间跨度大、单次案值小、情况较复杂、证据难收集，使得受到查处的与未被查处的比例悬殊相当大，这也降低了人民群众的举报热情。相关部门对农村法制宣教的基础工作做得不够扎实，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化，群众仍然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更谈不上培养良好的法制观念，农村基层干部依法办事意识淡薄，群众在利益受侵时浑然不觉，或是事不关己，不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合法权益。

三、预防村官职务犯罪的对策建议

鉴于“村官”职务犯罪逐年上升呈蔓延之势，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相结合，推进农村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为预防村官职务犯罪指明了方向。2011年《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就行为规范、实施与监督、违反规定行为的处理等作出规定，为促进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因此，纪检、监察、审计、农经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中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方针，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职务犯罪体制，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为新农村建设创造廉洁宽松的发展环境。

1、主要是从源头上遏制，严把用人关，提高村干部的综合素质。在选举任用上要加强考察培养，严守程序，杜绝暗箱操作，保证选举制度落到实处。要选好配强村党支部书记，将那些政治素质过硬，群众信得过，察民情体民意，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人员充实到“村干部”队伍之中。实行村干部招聘制，选拔、培养素质高、能力强、懂经济、会管理的大学生当村干部，改善村干部文化和年龄结构，切实加强村级班子建设，改变目前农村干部学历偏低、财务知识不够、法制观念淡薄，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现状。形成吐故纳新的竞争机制，开辟多种渠道，加强教育培训，培养勤政廉洁、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提高政治素质和拒腐防变的能力，增强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本领，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领头雁”。

2、在重点领域防控。村官职务犯罪涉案集中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惠农资金等方面，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属于依法从事公务的范围”的公务活动，从实效的角度考虑，应当制定尽可能明确的权责规范和程序机制，提供相关判断取舍的标准，尤其是应当明确规定必要的村民参与机制，保障村民行使民主权利。进一步推进村务公开，完善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规范决策程序，实现重大村务由村民代表民主决策，一般村务经村班子研究决定，促进村务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坚持定期向村民公示与农民利益相关的村级政务、财务和重大事务，真实、全面地向村民公布全村的重大信息，让村民知晓。镇政府、办事处要切实履行监督管理权利，为村民提供一个行使四项民主权利的平台，让村民在行使各项权利的同时锻炼和提高参与村务的能力，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3、监督管理提高质态。一是推行村级重大事项决策“五议三公开”措施。对全村群众普遍关注和涉及全村绝大多数村民利益等村级重大“资产、资金、资源”管理事项决策，由村党支部在广泛征求党员和村民意见基础上提议，经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后，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形成最终决议，村民监督委员会全程参议。在村级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和执行中，坚持做到决议公开、实施过程公开和结果公开，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二是落实完善村账乡镇集中管理制，进一步加强村级财务代管中心的建设管理，主管会计加强村级财务代管中心与村民理财小组的联络，及时了解村组经济活动状况，克服被动的坐等业务，充当记账工具现象的发生。平时加强对单据真实性的认真核实，把管账与管事和管钱结合起来。三是把好征地补偿等惠农资金监督关。为有效防止中间环节截留、贪污、挪用惠农资金，确保专项资金及时足额拨付，有关职能部门要监督前移。建立和健全惠农资金同步监管体系，使各项惠农资金的下拨与监督同步，无缝对接，不留空档。四是各镇和办事处对镇中村、园区村要加强管理、完善制度、相互借鉴、取长补短，逐步建立村级勤廉巡查制度、村级廉政联络员制度，将廉洁网编制得细密周全。

4、注重惩防并举，构建农村预防职务犯罪人民防线。打击惩治是手段，预防防范是目的，要坚持惩治于必然，防患于未然的原则，加强教育、宣传、监督、管理。一是纪委、检察机关要积极配合党委、政府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勤政廉政建设，不断提高其政治素质、思想道德修养和遵纪守法意识，筑牢农村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根基，自觉抵制新形势下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影响，积极营造预防职务犯罪文化氛围。二是组织部门要将预防职务犯罪教育作为“廉洁从政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党校为阵地，开设农村基层工作人员预防职务犯罪法制课，采取定期学习、培训、专题研讨等形式，进行党风廉政、政策和法制教育。三是审计部门要定期对重点村财务年审，开展专项资金审计活动，尤其是对民政救济、农业开发、资源处理、土地征用、项目建设等领域的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重点审计，发挥审计监督对职务犯罪行为的预防预警特殊作用。四是检察机关要加大查办和预防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力度，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威慑和遏制村干部职务犯罪；坚持惩防并举，通过以案释法、检察建议、个案预防、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方式，抓好法制警示教育、举报宣传，用法律武装村干部的头脑，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思想道德防线。

篇3：村官职务犯罪

由于“村官”犯罪首先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利益, 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经济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其次破坏了国家法令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 使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可信度下降;再次容易引发集体上访, 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矛盾激发, 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因此, 要达到惩治“村官”腐败, 维护农村稳定的目的, 必须首先在农村组织工作人员是否构成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认定上达成比较一致的共识。故需要对农村组织工作人员是否符合构成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资格进行梳理, 明确在认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努力寻找解决的途径。本文拟从分析涉农职务犯罪的主体资格入手, 探究反贪部门如何更好地认定相关职务犯罪行为, 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一、现有法律对“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主体资格的认定

对于主要职责在办理本村公共事务的农村组织工作人员 (俗称“村官”) , 其身份是否均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其所从事的管理事务是否均属于法定的国家公务, 是否应该严格按《刑法》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类犯罪定罪处罚, 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并应当解决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八章及第163条、184条的规定, 要构成贪污贿赂犯罪, 其主体只需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是, 如何界定具体到案件中, 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和外延, 这个问题的争议似乎一致都没有平息过。根据我国《刑法》第93条有明确的规定, 刑法学界一般认为, 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分为两类, 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所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对于哪些农村基层工作人员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是准国家工作人员?有学者认为, 农村党支部、村委会, 不仅依法选举产生, 须经上一级批准才能任命, 而且事实上也起到了维护国家一级政权的作用, 成为了国家一级政权组织的负责人, 特别是他们行使管理职权的性质往往与公务活动密切相关。无论从法律上, 还是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效果看, 都应该将农村干部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也有人认为, 农民委员会不是国家设置的一级政权机构, 村委会负责人虽然是依据法律选举产生的, 但他们所从事的是集体公务, 而非国家性质的公务。如果硬性地将这些人上升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之内, 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处, 不仅缺乏理论依据, 而且也有悖于《刑法》第93条的规定, 于情、于理、于法都有些欠妥。大多数学者则认为, 城镇居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农村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 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居委会、村委会、的领导代表国家行使诸如计划生育、征兵、收取税款等公务时, 就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根据以上情况来看, 要真正确定农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是准国家工作人员, 其关键点在于界定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否在从事公务及其内涵。

笔者认为, 国家工作人员规定中的从事公务仅指国家公务, 而不应包括集体公务。因为, 首先, 我国《刑法》第93条第1款的规定已经清楚地界定了“公务”的性质、范围, 也就是说, 这里的公务, 只能是国家公务, 而不能包括集体公务。否则, 刑法第93条就没有必要将国家工作人员表述为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了。其次, 从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看, 这一款规定了三类准国家工作人员。不论是第一类中国有单位的国有性质, 还是第二类中受国有单位委派的性质, 都恰好说明了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活动绝不是集体的事务, 而是具有国家性质的公务。因此, 笔者认为对第三类准公务员的认定, 是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组成人员在内, 也应当只能是在从事国家公务的范畴。

从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这一立法解释来看, 只要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行为的城镇居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农村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就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这一立法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 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一) 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二) 社会捐助够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三) 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四) 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 (五) 代征、代缴税款; (六) 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 (七) 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构成犯罪的, ”笔者认为, 只要是上述具有从事公务能力的农村组织工作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以上“七项职能”工作的, 可直接使用该立法解释认定其符合《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即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当然可适用《刑法》第382条贪污罪、第384条挪用公款罪、第385条受贿罪等贪污贿赂类犯罪的规定。

当然, 如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解释》的“七项职能”工作之外,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村集体财物、挪用村集体款物行为, 若构成犯罪, 根据《刑法》和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 应定为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这样以来, 这类犯罪案件应当是归属公安机关管辖。但随之而来的是, 如果在查办某村委员会成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既有属于《解释》中从事“七项职能”工作的犯罪事实, 又有上述发生在“七项职能”工作之外的犯罪事实的情况下, 这类案件在具体的管辖问题上是由检察机关一并侦查, 还是将涉及公安机关管辖的犯罪事实移送呢?这里《解释》没有给予界定, 而笔者也尚未查找到可以借鉴的方式。

二、司法实务中对“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主体资格的认定

(一) 可以确定的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6条规定, 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村委会主任、副主任、村委会委员等。且根据该法第2条、第5条的规定, 村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调解民间纠纷, 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并有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村民委员会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代行者, 其组成人员作为直接的行为人, 在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 (包括:从事村址搬迁、公路养护、收取、管理、发放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等) 行政管理工作中, 利用职务上主管、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便利, 是可以认定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行为是从事公务的。而从历练来笔者所在地“村官”涉案人员的身份主体来看, 犯罪的“村官”多为村主任、农办主任及村会计、出纳等掌握村一级财政实权的工作人员, 这些人员在进行村规划改建、土地整理等过程中是有相应的职权和职务便利的, 且这类案件的关系一般极为错综复杂, 往往能形成所谓的“串案”。

(二) 尚不明确的情况

第一, 村党支部组成人员, 特别是在作为村党支部负责人的党支部书记在没有兼任村民委员会职务的情况下, 是否属于具有从事公务能力的人员?我们认为, 考虑到实际需要 (其实在我们周边的农村基层组织中, 村党支部书记作为党支部的负责人一般具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其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并在农村重大事项的上是握有最高决定权的。并且在向当地人民政府汇报工作的过程中, 村党支部书记是需要出席的) , 故笔者认为, 应该将党支部成员解释进“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的“等”字含义内。

第二, 是否包括村民小组组长?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何正华则认为, 村小组组长是不具有从事公务能力的农村组织工作人员, 故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在对农村组织工作人员擅自处置征地补偿款行为上的司法认定, 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分配到小组之前, 农村组织工作人员的管理活动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行政管理活动, 应当分别适用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土地补偿费分配到小组 (或生产队) 后, 农村组织工作人员 (主要是村民小组组长) 对款项的管理是所在小组全体村民自治范畴的事务, 应当分别适用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但笔者认为, 当村民小组组长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比如在职务上兼任村民委员会职务, 或在工作中协助人民政府清理整顿农业用地流转工作的状态下也是有从事公务能力的农村组织工作人员。故村民小组组长是否算是具有从事公务能力的农村组织工作人员, 是否能成为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主体, 关键还要看其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所处的职务、地位和发挥的作用。

三、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涉农职务犯罪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呈或增长或持平的趋势。对此, 我们应坚持“统筹兼顾, 突出重点, 打防并举, 综合治理”的犯罪防控策略, 努力贯彻落实包括“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内的各项社会政策, 强化涉农职务犯罪的刑法威慑、制裁力度, 将涉农职务犯罪预防措施落在实处, 切实控制并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摘要：在我国, 农村反腐倡廉工作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针对现阶段村级组织管理事务的不断扩大“, 村官”犯罪问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以明确“村官”构成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资格为出发点, 进一步界定“村官”行为的罪与非罪, 从而希望达到遏止和打击“村官”犯罪问题。文章主要分析农村组织工作人员构成贪污贿赂犯罪主体资格的适格条件, 希望为厘清在类似犯罪中出现的认定问题做出一些贡献, 从而加强对农村组织工作人员在贪污贿赂类犯罪方面的防控。

篇4：村官职务犯罪主体资格的认定

关键词：农村官；职务犯罪；法律适用

一、现有法律对“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主体资格的认定

对于主要职责在办理本村公共事务的农村组织工作人员（俗称“村官”），其身份是否均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其所从事的管理事务是否均属于法定的国家公务，是否应该严格按《刑法》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类犯罪定罪处罚，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并应当解决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第八章及第163条、184条的规定，要构成贪污贿赂犯罪，其主体只需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如何界定具体到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和外延，这个问题的争议似乎一致都没有平息过。根据我国《刑法》第93条有明确的规定，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分为两类，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所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对于哪些农村基层工作人员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是准国家工作人员？有学者认为，农村党支部、村委会，不仅依法选举产生，须经上一级批准才能任命，而且事实上也起到了维护国家一级政权的作用，成为了国家一级政权组织的负责人，特别是他们行使管理职权的性质往往与公务活动密切相关。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效果看，都应该将农村干部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也有人认为，农民委员会不是国家设置的一级政权机构，村委会负责人虽然是依据法律选举产生的，但他们所从事的是集体公务，而非国家性质的公务。如果硬性地将这些人上升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之内，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处，不仅缺乏理论依据，而且也有悖于《刑法》第93条的规定，于情、于理、于法都有些欠妥。大多数学者则认为，城镇居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农村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居委会、村委会、的领导代表国家行使诸如计划生育、征兵、收取税款等公务时，就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根据以上情况来看，要真正确定农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其关键点在于界定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否在从事公务及其内涵。

笔者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规定中的从事公务仅指国家公务，而不应包括集体公务。因为，首先，我国《刑法》第93条第1款的规定已经清楚地界定了“公务”的性质、范围，也就是说，这里的公务，只能是国家公务，而不能包括集体公务。否则，刑法第93条就没有必要将国家工作人员表述为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了。其次，从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看，这一款规定了三类准国家工作人员。不论是第一类中国有单位的国有性质，还是第二类中受国有单位委派的性质，都恰好说明了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活动绝不是集体的事务，而是具有国家性质的公务。因此，笔者认为对第三类准公务员的认定，是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组成人员在内，也应当只能是在从事国家公务的范畴。

从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这一立法解释来看，只要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行为的城镇居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农村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就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这一立法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够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征、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笔者认为，只要是上述具有从事公务能力的农村组织工作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以上“七项职能”工作的，可直接使用该立法解释认定其符合《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当然可适用《刑法》第382条贪污罪、第384条挪用公款罪、第385条受贿罪等贪污贿赂类犯罪的规定。

当然，如果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解释》的“七项职能”工作之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村集体财物、挪用村集体款物行为，若构成犯罪，根据《刑法》和最高法院的有关规定，应定为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这样以来，这类犯罪案件应当是归属公安机关管辖。但随之而来的是，如果在查办某村委员会成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既有属于《解释》中从事“七项职能”工作的犯罪事实，又有上述发生在“七项职能”工作之外的犯罪事实的情况下，这类案件在具体的管辖问题上是由检察机关一并侦查，还是将涉及公安机关管辖的犯罪事实移送呢？这里《解释》没有给予界定，而笔者也尚未查找到可以借鉴的方式。

二、司法实务中对“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主体资格的认定

1.可以确定的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6条规定，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村委会主任、副主任、村委会委员等。且根据该法第2条、第5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并有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村民委员会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代行者，其组成人员作为直接的行为人，在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包括：从事村址搬迁、公路养护、收取、管理、发放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等）行政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上主管、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便利，是可以认定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行为是从事公务的。而从历练来笔者所在地“村官”涉案人员的身份主体来看，犯罪的“村官”多为村主任、农办主任及村会计、出纳等掌握村一级财政实权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在进行村规划改建、土地整理等过程中是有相应的职权和职务便利的，且这类案件的关系一般极为错综复杂，往往能形成所谓的“串案”。

2.尚不明确的情况

第一，村党支部组成人员，特别是在作为村党支部负责人的党支部书记在没有兼任村民委员会职务的情况下，是否属于具有从事公务能力的人员？我们认为，考虑到实际需要（其实在我们周边的农村基层组织中，村党支部书记作为党支部的负责人一般具有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其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并在农村重大事项的上是握有最高决定权的。并且在向当地人民政府汇报工作的过程中，村党支部书记是需要出席的），故笔者认为，应该将党支部成员解释进“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的“等”字含义内。

第二，是否包括村民小组组长？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何正华则认为，村小组组长是不具有从事公务能力的农村组织工作人员，故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在对农村组织工作人员擅自处置征地补偿款行为上的司法认定，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土地征用补偿费用分配到小组之前，农村组织工作人员的管理活动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行政管理活动，应当分别适用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土地补偿费分配到小组（或生产队）后，农村组织工作人员（主要是村民小组组长）对款项的管理是所在小组全体村民自治范畴的事务，应当分别适用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篇5：剖析村官职务犯罪现象及预防对策

时间：2012-01-09作者：林清

来源：正义网

“村官”，虽然没有列入正式的职务序列，但却是广大农村最基层的管理者，村民的大事小情要靠“村官”去解决，党和政府的声音要靠“村官”去传达，他们是“富一地百姓，保一方平安”的带头人。被称为“村官”的村干部拥有广泛的权力，管理农村的公共事务，并在一定范围内代替政府行使国家的管理职权。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村委会成员在从事法律规定的受委托的七种工作过程中属于“准国家工作人员”，“准国家工作人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当前“村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日益增多，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牙克石市人民检察院查办的三“村官”集体贪污案就是这类典型，原牙克石市牧原镇海满村经济管理委员会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报账员相互勾结，利用职务之便，为满足个人私欲，将农民的土地补偿款采取虚报、冒领、制作虚假会计凭证、收款不入账等手段，侵吞公款16万余元，最终得到了法律的严惩。在查处该案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亟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也说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应延伸到农村，从根本上加以预防和遏制。通过对近年来受理的“村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分析，发现“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及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犯罪的特点

1、涉案金额大，相互勾结共同犯罪。

随着村务公开特别是财务公开等措施的推进，内部制约的加强，村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单独犯案的可能性相对下降，相互勾结、合伙作案现象越来越突出。本案中村主任齐志平伙同报账员朱国英、村支书盖广友相互勾结，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报冒领、制作虚假会计凭证、欺上瞒下、收款不入账的手段侵吞征地补偿费15万余元；村主任齐志平伙同报账员朱国英侵吞土地补偿费4000元；村支书、村主任、报账员又非法占有集体资金9000余元，共侵吞公款16万余元，其行为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2、“村官”自身素质不高。一是文化层次较低，牙克石院查办的这三位“村官”，都是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土生土长的农民，文化层次相对较低，其中村主任小学文化，报账员和村支书均为初中文化，报账员还曾有过前科劣迹。其次是法律意识较差，法制观念淡薄，受文化教育程度的局限，这些人特权思想严重，作风不民主，大搞“一言堂”，致使群众即使知道“村官”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敢怒不敢言，为“村官”长期违法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作案时想法单纯，不计后果，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3、引发上访及大量群体性事件、社会危害性大。

村干部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问题，最易激起民愤，造成党群关系紧张，引发群众性上访，甚至出现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群众不满恶性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加重局部地区不稳定的因素，激发社会矛盾，如我院在查处该案前，村民曾匿名举报、连名举报，群体上访，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犯罪产生的原因

究其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自身素质来看，乡村干部文化素质偏低、思想政治素质不过硬等是造成村干部职务犯罪的个人因素。但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缺失等却是导致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关键所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权力集中，监督薄弱，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

在基层农村，大权仍集中在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等少数人手中，因此，村委会的一切事务及财务收支由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一人说了算，权力的过度集中使他们作案时有恃无恐。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滋生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基层农村组织管理的权限也不断增大。如：土地、森林等开发利用权，相当一部分掌握在村干部手中，尤其是乡镇主要领导的权力过大，又缺乏有效监督，使腐败分子乘机滥用职权，大搞权钱交易。

2、监督制约不力，村务不够公开是“村官”犯罪的根本原因。

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务公开仍未落到实处，只是将一些无关紧要内容写进村务公开栏，只公开一些不疼不痒的政务而对反映权力动作的重点内容却巧妙回避，对群众关心的事不公开，让群众有避重就轻的感觉。“村官”为谋取私利方便，害怕群众知道多了不利于工作，不想让群众了解村务、政务和财务，使应该让群众明白的事情却暗箱操作，缺乏民主，透明度不够。

3、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

健全、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是防止村干部职务犯罪的重要屏障。村干部直接经手财务，账目不健全，村收入、支出不按规定建账，村干部乱花钱，自收自支，以白条、虚假发票冲账、隐瞒收入等手段进行贪污、侵占公款；会计人员缺乏法纪观念，业务水平低，账务处理随意性大。有的村里的理财监督职能机构对账目审查力度不到位，发现问题也不及时纠正，导致个别村干部胆大妄为。

4、道德素质差，法律意识不强，享乐主义浓厚。

从涉嫌犯罪的村干部来看，他们普遍接受教育程度较低，加之地处远离城市的郊区，思想道德教育相对落后，导致他们对唯利是图、不劳而获等腐朽思想缺乏应有的抵制能力，特别是“一切向钱看”和拜金主义思想严重。许多人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法律意识谈薄，以致在其触犯刑律时，尚不知其所以然。这些人贪图享受，为了能够实现自己恶性膨胀的私欲便不择手段，铤而走险，步入违法犯罪的歧途。

三、针对“村官”频频“触网”的现象，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村官”职务犯罪的预防力度：

一是严查与“三农”密切相关的职务犯罪。积极开展对涉及“三农”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努力营造农村良好的社会管理环境和服务环境。

二是加强宣传教育，有针对性地加强法纪教育、廉政教育、警示教育和道德教育，特别要积极运用典型案例，宣传保障农民群众权益的法律法规，引导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使农民群众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行使权利的能力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性。三是加强对“村官”的权力进行监督制约，加大对“村官”的违法犯罪的惩罚力度。权力需要制约，失职当然应受处罚。为更好的进行权力监督，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在基层农村的责任制，一旦发生腐败，应追究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于“村官”违法犯罪一定要严厉惩处，让其不敢犯罪。

四是不断探索预防职务犯罪的新途径、新方法，加强对发案原因、特点、规律以及预防对策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检察机关要加大对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有力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乡村干部做到“不敢犯罪”，同时加强管理，制定打击和预防社会主义新农村职务犯罪的对策措施，查漏补缺，使乡村干部做到“不能犯罪”。要开展经常性的预防工作，主动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参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减少涉及“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

篇6：村官职务犯罪

当代中国农村的基层社会管理实行的是以村民委员会为主要形式的村民自治制度，村委会日渐成为村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有效中介。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为村委会的组织原则、产生与组建方式、功能与任务等正式做出法律上的规定。村委会制度在乡村社区的推行，使

村民在政治思想上逐步走向现代。但是由于村委会制度的权力化，农村基层干部中职务犯罪现象频频发生，致使部分群众集体上访，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形成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

西安市未央区雄踞西安市的西大门和北大门，是西安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必经之地，全区总面积262平方公里，总人口47方，其中农业人口19.31万，占总人口的41.09。全辖区10个街道办事处，44个社区，212个行政自然村，近年来，农村基层干部中职务犯罪现象频频发生。自2000年一2005年9月未央区检察院反贪局共初查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线索97件110人，共立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9案10人。为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策略，我院党组对此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分析。

一、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有以下特点

1、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发生的形势呈多元化。

图标1：2000年一2005年9月我区受理的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数

随着省市区建设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基层干部手中可支配的资金越来越多，权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引发的不法行为已成为一个新型的犯罪主体。在管理集体经济时，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集体资金、挪用集体资金、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村官”权力失控，造成集体资产和集体资金大量流失，集体土地和村民可耕地面积逐年缩减，由此引发村民对村干部的不满和对抗因素不断增长。对于农村基层干部所存在的种种问题逐渐地暴露出来，使得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来信来访和举报在增多。现阶段农村基层组织成员作为一个新的犯罪主体，在管理集体经济时，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挪用公款、侵占集体资产、挪用集体资金、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此类犯罪呈多种形式，同时法律法规也存在一些盲点，使我们基层的办案人员在审理案件时遇到了定性、定罪难、取证难等问题。

2、农村基层干部自身素质低，法治观念淡薄，是导致其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

《村委会组织法》贯彻实施以来，村民的民主意识普遍得到了提高，依法选举，规范运作已成为选举村民委员会的主流。但在现实中，受农村世袭制、家族制、裙带关系等特殊的历史背景影响，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存在着黑恶势力的干扰，家族势力的参与和金钱关系的诱惑，使选举过程难以规范，其结果难以代表大多数村民的真实意愿。为了当上村干部，有的利用农村黑恶势力的影响，以恐吓的方式胁迫村民给其投票；有的借助家族势力狂揽选票；有的以请客送礼、发红包的形式，贿赂村民选票；还有的采取以不交税金、不收水、电费以及无原则许愿等违法承诺蒙骗群众等不正当手段，拉拢村民操纵选举。这样以来，不但使一些公道正派，有能力有魄力的优秀村民选不上来，反而使一些思想意识恶劣，能力低下，甚至有前科和劣迹的人进入村委会班子。由于素质低，动机不纯，心态不健康，把当村干部和个人利益直接挂钩，从本质上就不可能为广大村民牟利益，而是伺机侵吞集体财产和集体资金，以弥补自己上台时的投入，海捞一把。

3、农村基层干部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是诱发其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农村基层干部集事务决策权与资金支配于一身，对其监督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是导致犯罪的主要原因。《村委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这一规定，使部分村千部打着自治的旗号，专制横行，滥用职权，使手中的权力过大，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一是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有的村干部一手遮天，家长制作风严重，一些重大事项，不经过民主协商，不听取群众意见，私自决定，造成大多数村民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达不到真正的村民自治；有的村务没有真正的公开，重公布，轻反馈，虽然公开了一些村务，但公开后群众有何意见，有何反映不能及时反馈、收集，没有真正起到公开监督的作用；有的村干部甚至产生“我不交账，不交公章，你奈我何”的错误认识，有的村干部下台时间很长了，但仍账务不交，印章不交，党委政府也束手无策，使其权力严重失控。二是村民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村干部哪些行为是违法或违纪，即使利益侵害了也不告官，不愿或不敢告官。

4、农村基层组织制度不落实，财务管理混乱是其利用职务之便，构成犯罪又一重要因素。

村级干部的违法违纪离不开财经管理。我们有的以“账务不清，财务管理混乱”为由推翻了上一届村委会班子，自己上台后又尽力削弱会计的职责，要求会计做假账等现象时有发生，使会计用职能来制约村官的管理体制无法实现。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但相应的财务正规化管理跟不上，账务设置不规范，财务审批不严格，收支随

便，白条下账、假发票入账、私设“小金库”等现象比较普遍，致使财务管理透明度不高，为诱发农村基层干部经济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之有关职能部门监督、制约机制不到位，缺乏定期不定期的清理检查和审计，有时还出现真空，给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造成了可乘之机。

二、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定性问题

从办案实践来看，农村基层干部犯罪所立案件数与初查案件数的比例还是很小的，追究原因，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犯罪定性问题，是新《刑法》颁布实施以来法学理论界为此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难题。1997年《刑法》确定的职务侵占罪是从原《公司法》源引而来的。当时针对的犯罪主体是公司及其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并未将农村基层组织成员列入其中。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代征、代缴税款；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此行为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根据该解释，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构成职务犯罪主体区分的关键是：看其是从事自治行政事务还是受政府委托从事行政管理性质事务。当其从事行政管理性质事务时，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当其从事村自治事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构成犯罪的则以按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根据上述法理规定，基层组织人员构成职务犯罪不难界定。难以界定的是：对非村民委员会委员的小组长、会计、出纳、村民小组的会计、出纳以及受村民委员会聘用从事管水、管电等事物的村民组织人员职务犯罪行为，目前还未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因此在工作实践中，往往存在检察机关和法院对主体身份的认识不同，对于这一部分人员均以职务侵占或挪用资金罪来定罪处罚的，这就存在案件管辖权的问题。

三、查办此类案件应采取的对策

完善法律法规，理顺管辖关系。

由于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村民委员会所处地位的特殊性，使其同时肩负着从事国家公务和集体事务的双重职责。而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除了犯罪主体不同，犯罪客体有差异外，主观方面，客观方面都是相同的。现实中，存在着村民委员会委员有同时犯有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或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其犯罪行为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如果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立案侦查，对加快办案速度，提高办案质量，及时、准确的惩治职务犯罪行为，有效地保护国家集体财产不受侵犯是不利的。最好由涉案金额大，犯罪情节严重，可能判处较重刑罚的主罪管辖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处理，共同形成打击合力。同时由于检察机关即使执法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所以应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相关司法解释，已明确受案范围，便于司法实践，有力打击犯罪。

2、发挥职能作用，加大打击力度。

基层检察机关是打击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职能部门。首先要广泛收集农村发展中，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以来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现象和带有普遍性的经济犯罪问题要及时进行剖析研究，以掌握其犯罪规律，采取相应的侦查措施，提高立案率。二是要开展职务预防工作，及时发现农村基层干部的违法犯罪线索，做到露头就查，快立、快捕、快诉，以震慑“村官”犯罪。三是要加强与会计、审计、税务等部门及人员的联系协作，为侦查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审查账务、调取证据、提供帮助。四是发挥职能作用，与地方党委政府、纪监委加强联系，取得支持，确保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以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

3、落实规章制度，完善监督机制。

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深入开展农村民主法治建设，规范各项规章制度，以法治人，是预防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一是要建立、建全村务公开、财务管理和集体财产登记使用制度，严禁“白条”入账，私设“小金库”，规范农村的经济活动。二是要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不断深化村务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审计监督工作，建立民主评议制度，使村干部村务管理置于各项规章制度的监督、制约之中，以减少犯罪。三是把好选举关。严禁下列人员成为候选人：（1)受到法律制裁而现实表现不好的；（2）参加邪教组织或从事地下宗教活动的；（3)欺压群众、横行霸道、参与黑恶势力的；（4)法制观念淡薄，长期无理上访，影响社会稳定的；（5)非法串联拉票，胁迫蒙蔽群众的，或操纵、破坏选举的；（6）体弱多病，不能正常工作的。保证选民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选举权。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到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中，力求改变目前农村干部年龄老龄化、地域化、学历偏低及其他难以适应新形势的现状，以提高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4、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法律意识。

只有把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贯穿于村民自治的始终，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发生。乡镇党组织要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典型事例教育和引导村民积极同经济犯罪作斗争，与纪检、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加强联系，形成打击合力，创造监督、遏制经济犯罪的大环境，从而达到预防和打击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