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缺失案例

2024-07-29

管理缺失案例（共14篇）

篇1：管理缺失案例

管理缺失

案例

1、工程部有一位员工提出辞职，当天提出，当天就要批准并办妥离职（按制度应该是一个月），这时部门经理没有做任何解释工作，就把申请表提交上来，要副总批准。这件事情说明我们的经理未尽相应的职责，把矛盾上交。

案例 2、2000年-2007年，开发部独自负责开发新药，自己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复核，工作中缺乏监督，失误较多，而且往往等到很严重时才暴露，但已无法挽救；为改变此局面，公司成立质量保证部，专职对研发工作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当时很多员工及领导有抵触情绪，认为没必要，但以后的事实表明，质量保证部的建立随时纠正了研发中出现的错误，有效降低了失误率，并将很多错误消除在初级阶段，这样员工及领导的工作业绩得到有效保证，避免因为一些失误而前功尽弃，公司的经营风险也大幅降低。

结论：员工及领导应主动接受监督，这样不但对公司有例，同时也有利于领导及员工工作效率及工作业绩的提高，避免不必要的人力浪费。

案例

3、新任部门经理在开展工作时，下级对上级产生了很多怨言；此时上级认为下级很多工作没做好，自己已帮助下属做了很多工作却不被感谢、领情，随之也对下属产生了很多怨言，部门整体团对意识不强。

结论：作为部门领导，应对下属的工作业绩及失误负全部责任，对下属的工作指导是其应尽的义务，而不是额外施予的帮助,调动团队的工作干劲是领导的重要职责。

案例

4、新产品开发工作分为实验室小试、中试及大生产三阶段，实际工作开展时，负责大生产的领导经常站在自身的角度指责小试及中试研究人员研究工作做得不充分，小试及中试研究人员也经常指责负责生产的人员不配合、不理解，经常相互扯皮，工作效率较低。结论：公司全局利益大于部门利益，公司高层领导应站在公司利益的角度分析问题并明确职责、积极配合，而不是相互埋怨。

篇2：管理缺失案例

成瑞龙(1973.1.10-2010.11.2)男，出生于广东省连州市大路边镇浦东管理区旱冲村。于1996年6月至1999年4月间分别伙同他人在广东肇庆、佛山市，广西桂林市、重庆市持枪抢劫、杀人作案6起，杀害6人，致伤2人，并且枪杀了4位警察。一共犯案10起，杀害13人，劫财28.8万元。此后，成瑞龙一直潜逃。2009年5月31日，南昌警方通过技术手段，终于将成瑞龙抓获，并于2010年11月2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篇3：管理缺失案例

新媒体 (new media) 是互联网兴起之后, 传媒界对于运用新的传播技术的媒体的概括, 如网络电视、数字报纸、论坛、博客等。相对于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媒体来说, 新媒体不仅互动性增强、形式内容丰富, 而且媒体技术相互融合, 媒体产品相互依赖交叠。

我们正处于新旧媒体交融的时代, 运用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的新媒体, 颠覆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 颠覆了受众的阅读方式, 声音、视频、图片等各种数据都可以通过新媒体迅疾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多媒体和互动性是新媒体战胜传统媒体的两大特征, “大众媒体铁板一块的帝国将会被拆分成许多家庭手工作坊, 今天的媒体帝王将看到他们的中央帝国的坍塌”, 尼古拉等学者甚至预测被动的旧媒体会彻底地被互动的新媒体所吸纳。

共有媒体的概念是学者胡泳, 基于Web2.0兴起的背景首次提出的。Web2.0时代的互联网, 由过去的少数人占有资源而自上而下主导的体系, 升级为自下而上的广大用户通过集体智能而主导的体系, 代表着网络业和新媒体的转折点。Web2.0泛指2004年以来出现的第二代, 以万维网为基础的服务, 该术语被蒂姆·欧内利首次定义为, “以网络作为平台, 横跨所有互联设备;……把软件作为不断升级的服务加以提供, 使用软件的人越多, 软件变得越好;这些应用从多种来源 (包括个人用户) 吸取和重混数据, 与此同时, 允许自己的数据和服务被他人重混。”此定义由于过于技术化而晦涩难懂, 新媒体在该时代的最显著特征是参与和共享。胡泳从公众角度, 将该阶段的新媒体定义为共有媒体, 即“从前所说的大众媒介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多向交流, 信息不再被推给 (push) 消费者, 相反, 人们 (或他们的电脑) 将把所需要的信息拽出来 (pull) , 并参与到创造信息的活动中。”该定义赋予媒介以公众视角的使命, 集体智能和集体资源使得个人拥有极大的权力, 去主动参与展现自己的个性。

二、公民理性文化的缺失现象

在共有媒体中, 公众不再被动地网上冲浪、阅读、倾听或观看, 而是主动地参与创造、沟通和共享信息。共有媒体在给用户带来诸多便利和优势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可忽视的问题, 如网络黑客、人肉搜索、色情暴力、网络谣言、垃圾信息等等。网络时代给公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权利, 但也导致了公民理性文化的缺失, 当一个涉及利益群体的公众事件曝光在大众视野中时, 理性的声音往往很匮乏。

据统计, 2012年哈医大杀医案件后, 某门户网站报道了该案件, 在报道的新闻评论中, 有4018人次在“读完这篇文章后, 您心情如何”的投票中选择了“高兴”, 占总评论数近7成。2013年10月25日, 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生患者杀医事件, 导致1名医生死亡2名医生受伤, 该事件通过媒体报道后再次掀起关于医患关系危机的大讨论, 并引发空前规模的全国范围内医生群体利益诉求维权行动, 期间有媒体从业人员在新浪微博上公开发表“为杀医喝彩”的言论, 引发诸多医护人员的抗议, 甚至将该媒体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单位地址和电话等人肉搜索出来, 公布在中国最大的医学门户网站论坛之上, 最后该媒体人在公开道歉后被工作单位开除。此外, 在温岭杀医案曝光至一审判决公布之后, 即2013年10月25日至2014年3月, 笔者在中国最大医学专业网站丁香园论坛, 统计了所有关于温岭杀医案的讨论帖, 在共计1087篇的帖子中, 理性分析事件原因、患者病症和案件结果或者进行思考和反思的帖子, 例如“10·25温岭杀医事件引发的思考”“温岭事件的5个深层原因”“屠刀下执业的中国医生——浅析患者的观念误区——温岭伤医事件深层思考”等等, 只有77篇, 仅占据发起帖总数的0.07%, 而大部分帖子都是在感慨医生职业的艰难和悲哀。

由上述医患冲突事件中公众在共有媒体上的言论可以发现, 冲突事件发生时公民理性文化的缺失。虽然, 共有媒体可以使公众自由地进行信息共享、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 但是却没有规制公众如何理性思考、理性表达。越来越自由的表达、越来越广泛迅速的传播, 带来的是越来越难以规制, 甚至导致去个体化和群体极化, 即“去个体化使得个体弱化甚至丧失个人意识和判断理解能力, 从而导致其行为脱离社会规范的制约;群体极化则使得群体的判断和决策更趋向于极端, 这极易引发网络群体的分裂和对抗, 造成混乱的局面。”去个体化和群体极化的后果, 是公民理性文化更加缺失, 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三、公民理性文化缺失的原因

公民文化源自于古希腊思想, 当时指公民的一种精神和美德, 它能够使得民主政治成为稳定的和有效的政治体制, 而现在通常指公民型政治文化, 对应着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影响公众的认知, 塑造公众的行为方式, 甚至影响到国家政治。公民这一概念是建立在权利和义务范畴之上的政治概念, 其本身蕴含着理性色彩, 因而公民理性文化是公民文化的一种。正如约翰·罗尔斯所说, “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特征, 它是那些享有平等公民权地位的公民的理性, 其理性的目标是共同的善, 即正义的政治概念所要求的社会基本制度结构, 以及它们所服务的目的和目标。”借此可以用来理解公民理性文化, 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它是公民的理性, 其次理性目标是共同的善和正义, 最后它是公共的。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步入社会转型, 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政治领域的科学民主建设, 都为公民文化的培育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有着诸多不稳定因素, 利益分化和矛盾冲突加剧, 加之互联网时代各种媒体对于风险和矛盾的扩大, 给公民理性文化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过渡性、不确定性、市场经济的双重性, 对人们的价值取向也产生了双重影响。不少人在社会变革尤其是利益调整面前, 手足无措、无所适从, 导致前所未有的精神烦闷、思想困惑、理想迷失、道德缺失、信仰滑落和文化冲突。”

公民理性文化缺失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不仅有社会环境的因素, 还有媒体因素、法律因素、政府和公民等因素。中国当下媒体环境的一些特性是造成公民理性文化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首先, 整个媒体行业具有娱乐化倾向。互联网时代, 共有媒体为了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 娱乐化倾向尤其明显, 因为共有媒体需要通过用户来证明其存在的意义, 参与用户越多集体智能越多。娱乐化可以满足大众需求, 吸引更多大众, 而一味的娱乐化倾向养成了大众机械化简单思考的惰性, 导致大众理性思考和逻辑思维能力退化, 一旦尺度拿捏不好, 极容易走向低俗化。

其次, 虽然客观是新闻的核心要素之一, 但是绝对客观的新闻是不存在的, 新闻报道只能尽力做到公正客观, 媒体从业人员正因为深知这一点, 往往会放纵自己追求客观的程度, 尤其是关于纠纷事件的报道, 媒体往往很难做到给利益双方同等的话语权 (主要体现在双方报道篇幅、不同采访对象立场等) 。例如, 2014年12月21日的西安某医院医生手术台自拍事件, 诸多媒体关于该事件的报道都没有给事件双方当事人和知情者以共同的话语权, 《都市快报》通过官方微博爆料的时候甚至仅仅采用举报人一边倒的口述和看法, 完全没有核实和深入调查, 次日, 专门调查小组经过调查采访之后给出的关于该事件的调查报道, 采访对象是医院、医生、卫生部门、医学门户网站丁香园, 依旧话语权一边倒, 忽视了自拍照所涉及的手术台上的患者及其亲属的看法。如果新闻报道能够给予事件相关者同等的话语权, 将不同立场的双方观点同等篇幅地呈现在受众面前, 使受众无法避免地加以判断和思考,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思考的习惯。

造成公民理性文化缺失的原因还有政府方面和法律方面的原因, 主要是政府对于网络规制的缺失, 以及法律对于公民私人利益保护的空缺。公民虽然享有自由表达权, 但是这种自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 自由表达的前提是所涉及的言论和信息不会危害其他人的利益, 然而在共有媒体中,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二者之间的界限极为模糊, 公民在公共领域的言论往往会涉及甚至侵犯其他人的私人利益, 这时就需要有明确具体的法律去规范公民在媒体中的行为, 以保护隐私权、名誉权等。事实上, 到目前为止, 中国尚无隐私权的专门立法, 只有对于隐私权的法律规定, 且将隐私权隶属于名誉权的范畴, 根据19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对于侵害公民隐私权的案件均以名誉权审理。与此同时, 政府对于网络空间的信息管理缺乏规制, 即使政府有意愿去规制, 也需要解决种种难题, 例如新媒体拥有者和服务器供应商来自不同国度, 那么面临网络的“地理缺失”, 究竟哪一方应该负责和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最后, 公民自身有一些原因, 导致其在共有媒体中进行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的时候理性文化缺失。第一, 许多公众把共有媒体当作情绪发泄的平台。由于共有媒体隐匿了公民的真实身份, 因而公众可以抛开现实生活中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束缚, 去宣泄一些在现实中被压抑的最真实隐秘的想法, 并且鲜有顾忌后果及他人利益, 这就导致诸多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言论经过媒体广泛传播, 造成了对他人的实质性伤害。例如, 2010年的著名医疗纠纷——“缝肛门”事件, 媒体对于该事件的报道一波三折, 起初是站在产妇患者家属的立场, 给予其充分的话语权, 大肆宣传助产护士是由于收红包未遂对产妇进行打击报复才把产妇的肛门缝上, 引发全国针对医患关系、医疗体制改革的大讨论, 诸多网民齐力声讨该助产护士, 迫于舆论压力, 该医院停业整顿, 事件所涉及的医护人员下岗。而真相水落石出后的情况是, 医护人员出于好心帮产妇进行结扎止血。第二, 群体极化。网络社区聚集了拥有共同爱好的人, 用户通过共有媒体进行 (下转第18页) 社交可以获得现实快乐感, 同时“网民以群内同质化、群际异质化的特点聚集, 志同道合的网民群体极易出现严重的极化现象。”人们在群体化的洪流中会逐渐丧失自己的思想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群体极化很容易感染和同化关于某个问题的群体情绪, 很难拥有理性的引导, 会引爆群体性的情绪发泄, 导致群体失控。第三, 个人道德失范和媒介素养不高。公民的媒介素养决定了公民参与媒体活动时是否能够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理智, 而不是被动的无思想的靶子。媒介素养不够高的公民往往会被极端思想干扰, 为了获得认同而倾向于顺服。当然, 公民的个人道德素养也决定了其是否能够进行理性判断和分析, 而不会在涉及自身利益的冲突事件发生时丧失理智, 从而发表过激言论或者进行私人情绪发泄。

四、重建公民理性文化

麦克卢汉认为, “媒介即人的延伸”。广播是耳朵的延伸, 电视是眼睛和耳朵的同时延伸, 那么网络则像是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 然而没有理性大脑的神经系统, 就算延伸的再远, 也是毫无意义的。技术前进的步伐是我们不可阻挠的, 但是在技术发展的同时重建公民理性文化, 是当代社会的重要课题。

重建共有媒体环境下的公民理性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多个方面的合作与共同努力。媒体不仅要避免迎合大众、娱乐化和低俗化的倾向, 还要提供公正客观的报道, 给予事件相关利益群体相同的话语权。政府需要加强互联网的规范化管理, 并与他国政府合作进行网络规制。关于公民的私人权益必须完善立法规范, 形成法律保护的基干。同时, 要加强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以及社会自律。

参考文献

[1]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 海南:海南出版社, 1996.

[2]http://radar.oreilly.com/archives/2005/10/web_20_compact_definition.html.

[3]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4]卢义杰, 张宇.医患血案背后的制度困局[J].中国青年报, 2014.2.

[5]黄河, 王芳菲.新媒体如何影响社会管理——兼论新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与功能[J].国际新闻界, 2013.2.

[6]詹姆斯·波曼, 威廉·雷吉.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篇4：管理缺失案例

这15个社会责任“缺失案例”,按照危害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三鹿集团“三聚氰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完达山药业“刺五加注射液事件”、上海农药厂“瞒报除草剂泄漏事件”、玖龙纸业“血汗工厂沸沸扬扬”、太阳纸业“环境污染掀起轩然大波”、云南玉溪维和制药“生产劣药数年不断”、北青旅“雇用黑导游致游客死亡”、中大恒基“吃差价被判双倍赔偿”、中国一重“环境违法遭重罚”、九阳豆浆机“产品质量、售后服务频遭投诉”、宅急送“责任丧失快递一月丢三次”、雪花啤酒“爆炸伤人质量控制不严”、物美大卖场“售假被重罚”、太极集团“曲美减肥药定价混乱”、绿谷“涉嫌虚假广告被曝光”等。

《中国企业报》参考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美国《BusinessEthics》和加拿大《CorporateKnights》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成果以及评级机构RepuTex发布的首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基准《RepuTex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语指标:中国》等研究成果,出台了“LCL5+1评价体系”,从非法用工及侵犯员工合法权益、产品质量、违规经营、诚信缺失、重特大安全生产及环境污染事故、恶劣影响力等六个方面认定责任缺失。

中国企业报社社长助理、中国企业CSR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传伦分析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工作起步较晚,跟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这主要体现为:

1.企业整体履责不足。以慈善活动为例,目前中国逾1000万家企业中,履行慈善义务、有过捐赠记录的,尚未达到十万家。作为“第三次分配”,慈善在中国发展依然严重滞后。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筹集到的慈善款物约50亿元人民币,仅占GDP0.5%,而美国慈善机构所掌控的慈善资源占其GDP比例高达9%。

2.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将企业社会责任真正融入企业发展战略层面的公司寥寥无几。未来企业之间传统的竞争将由传统的成本、质量、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发展成为包括商业道德、企业声誉、企业责任战略等方面的更高层面的竞争。所有在物质文明方面已经取得较大成就的公司若想在未来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对自己要求更高,才能处于有利地位。目前,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公司不多,已开始实践的就更少了。

3.制度欠缺,主管随意性大。比如,对于慈善事业,有些民营企业捐不捐款、捐多捐少都要看老总高不高兴,没有形成制度约束,没有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日常化的工作。

4.重捐赠,轻实施。很多国内企业,钱一捐了事,不再监控项目实施,评估实施效果。

在发布15个社会责任“缺失案例”的同时,研讨会的主办方还首次发布了“2009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100强榜单,揭晓了15个履行社会责任“优秀案例”。

在社会责任榜100强榜单中,国家电网公司、中远集团、海尔集团、华能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电信、复星集团、宝钢集团、神华集团、百度、民生银行、远东控股集团、玉柴集团、用友集团、中钢集团、日照港集团、江铃汽车、长江证券、中海油服位列前20强,并獲得“2009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特别大奖”。

海尔集团公司“用金牌托起希望”、国家电网公司“灾区紧急供电工程”、中国远洋运输集团“绿色节油项目”、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八大责任铸‘神剑’”等15个案例荣膺“2009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优秀案例”。

篇5：社会道德缺失案例

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车。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医药费花了不少。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

彭宇表示无辜。他说，当天早晨3辆公交车同时靠站，老太要去赶第3辆车，而自己从第2辆车的后门下来。“一下车，我就看到一位老太跌倒在地，赶忙去扶她了，不一会儿，另一位中年男子也看到了，也主动过来扶老太。老太不停地说谢谢，后来大家一起将她送到医院。”彭宇继续说，接下来，事情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老太及其家属一口就咬定自己是“肇事者”。

篇6：诚信缺失的案例

10月6日，打算去图书馆自习的大三学生王同学正准备到“无人超市”买瓶水，但是让她惊讶的是，平时热闹的超市此时却是大门紧闭，不少和她一样的学生都站在门口，对超市的停业表示不理解。“后来我们看到门口贴了一张通知，说是超市近一个月来入不敷出，所以店老板暂时关门，在查找原因。”王同学说，原本“无人超市”给自习学生提供了不少方便，如今却这样关门了，让同学们不仅觉得不便，也觉得十分可惜。

7日下午，本网记者来到九江学院图书馆内的“无人超市”，该超市的确已经停业，门前冷清，只见柜台上摆有一张通知单写道：“由于近日本超市经营亏损巨大，每日至少有100多元的营业出入，情况十分严重，遂停业整顿。待通过校对监控录像查明真相之后即可开业。”

据了解，“无人超市”作为校内勤工俭学点，目前，由三位勤工俭学的在校学生经营，自成立至今，受到了九江学院师生学子们的欢迎，经营状况也一直不错，一度成为大学生诚信精神的典范。而对于暂时的停业，通知单里无奈附上了警告：“警告部分有不良行为的同学，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道德的监控之中，望洁身自好、守身如玉，行正道、积善德。小人之心不可有，君子行事坦荡荡。”

篇7：企业诚信缺失案例

达芬奇广州专卖店内依然聚集了三名消费者要求退货。“我从2007年开始在达芬奇累积购买了价值超过60万元的家具，当时销售说这些都是原装进口的，用的是多么高级的材料，可当我看到相关报道找上门来要说法时，他们却无法提供除了餐桌以外的其他家具的原产地证明。”消费者王女士已经是连续两天登门要说法，却一直被告知“等新闻发布会召开后再说。”

“当初我就是看中了它的品牌，觉得原装进口的比较高档、有品位，可现在却感觉被商家愚弄了。”王女士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一追到底，彻查达芬奇与各供货商的大笔银行转账记录。达芬奇市场部主任谭小姐表示，事件发生后，对达芬奇广州店的影响已经非常大。“对于客人的疑问，我们都一一答复，甚至有些客人要求我们退款，我们都做到了。”她始终强调，达芬奇将在1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至于是否退货、换货，要等会后再决定。

篇8：管理缺失案例

1998年2月,商丘市拓城县赵作亮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开家,已经有4个多月杳无音信,赵作亮及其家人怀疑赵振响被同村的赵作海报复杀害,公安机关当即对赵作海进行了调查。最终,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5日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3年2月13日河南省法院复核核准商丘中院上述判决。直到2010年4月30日,赵作海服刑11年后,赵振晌突然回到了村庄并道清了事情的原委。1997年10月30日夜晚,其携自家菜刀在杜某家中向赵作海头上砍了一下,之后担心被赵作海报复,也害怕把赵作海砍死,立马回家收拾东西于次日凌晨骑自行车逃跑。在过去的11年里一直以捡废品为生,不幸的是2009年被诊断为偏瘫,因无钱医治才决定回到村里。在公安机关调查属实之后,省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最终宣告赵作海无罪,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二、由案例引发的对我国司法公信力影响的法律思考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可知,该冤假错案对公民的法律信仰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极大地降低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和尊重。再往前看,呼格吉勒图案、李怀亮案、聂树斌案等频发的冤假错案是导致我国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重要因素,在每一个具体的冤假错案当中又有许多影响因素,例如司法人员自身素质、司法制度、司法效率、司法腐败以及公众因素等共同制约着我国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目前,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已经成了制约人民法院工作科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尽快提升司法公信力是我国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进行此项工作中可以把平反群众关切的冤假错案作为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从而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新一届最高法院领导的关注,并且已经着手平反一些冤假错案,通过这种方式有效提升我国的司法公信力。

三、我国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

(一)主体因素

法谚讲:“徒法不足以自行”,司法权的运用离不开司法运行的操作者即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素质不高是司法公信力缺失的重要原因,在司法裁判中法律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司法裁判是否公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人员的判断,判断并非是对一个简单的事实和对应法律关系的确认,其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推理过程。这就需要高素质的司法人员,然而在实践中部分司法人员自身素质不高,滥用司法地位随意支配司法权力,导致冤假错案频发,进而摧毁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因此,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是司法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因素。

在实践中司法人员只有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司法技能,才能激起人们对司法人员的敬佩和信赖,才会相信司法人员为公民、社会利益服务,从而树立司法机关公正执法的形象和崇高司法的权威。

(二)制度因素

1.司法不公正

司法公正是影响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关键因素,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判断”理解为法官的司法活动,判断不仅包括客观事实判断,还包括主观价值判断。司法不公正不仅体现为实体不公正而且还包括程序不公正。实体公正一般是指司法机关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做出的裁判是合理合法的,意即实体结果合理合法,实体公正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前提。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法律是否公正直接取决于判决实体结果是否合理合法,如果结果违反法律,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公众不仅不会接受而且还会对法律产生一种抵触情绪。因此,要提升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必须最大程度地实现实体公正。实体公正直接体现为实体结果是否公正,而程序公正则是公平正义在诉讼程序中的体现,实体结果的公正正是通过保证程序的公正来实现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再精密的判决也只能是对客观事实的模拟和想象,客观事实无法重现和还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体公正是有限的公正,只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观真实。相较于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则是看得见的公正,参加诉讼的每一个主体都可以从诉讼过程中感受到程序是否公正合理,其是否受到平等对待,主张和诉求能否得到有效充分表达。因此,实体结果是否公正也取决于诉讼程序是否公正,只有保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齐头并进,才能保证我国司法公信力得到不断地提升。

2.司法不独立

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这一层面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集中表现为“行政化”和“地方化”。所谓“行政化”就是指法院和行政机关在整个体制结构和运作方面存在相通性,法院和行政机关一样都是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运行的。所谓“地方化”是指地方法院的运行依赖于地方政府和党委,如此一来,法院在审判中不得不考虑和顾及地方利益,这样就会形成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化”与“地方化”共同作用最终导致司法不独立,极大地降低了我国的司法公信力。

王利明教授提出,要想实现司法独立必须包含以下几方面:首先,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其次,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又称为外部独立;再次,法院内部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又称为内部独立;最后,必须要有保障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制度。只有坚持司法独立,才能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才能使公民树立起对司法的信任、信心。

(三)司法效率不高

司法效率低下是我国司法公信力不高的又一原因。西方有句法谚:“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诉讼效率的高低不仅可以用来衡量司法成本的大小,而且能够体现司法是否公正。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一般都希望自己的案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从而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久拖不决,难免会引起当事人的猜测和质疑。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不是每一位司法人员都十分重视程序问题,许多案件长期积压,处理时间过长导致诉讼效率低下,影响到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从而阻碍我国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四)司法腐败现象频发

司法腐败在我国的表现形式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四大类:一是贪赃枉法,索贿受贿,暗中收取好处费,保护非法经营活动等;二是徇私舞弊,办“人情案”、“关系案”;三是滥用司法权进行创收活动,包括乱收费、乱罚款、乱拉赞助等;四是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为了保护本地利益而不惜枉法裁判、公然偏袒本地当事人或有意刁难甚至阻挠外地司法机关执行判决等。司法腐败使公民丧失了保护自身权益的最终救济权,丧失了对法律的信任,丧失了对司法机关的信赖与尊重。致使公民在自身权益受损时选择不适用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权利。

(五)公众因素

从公众因素分析,公民自身的权利意识以及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的信仰对我国法制建设有着极大的影响。首先,公民自身的权利意识是司法公信力得以实现的基础,公民只有具备良好的权利意识,才能使司法机关的作用得到最大地地发挥。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的信仰是司法公信力得以实现的关键,只有公众对法律产生信任和尊重,才会在自身权益受损时选择法律途径解决,如果社会公众丧失了对法律的信仰尊重,那么在其自身权益不能得到保障时,即使是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不能促使公民选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公众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的增强能够加强人们对司法制度的依赖性,对司法制度的依赖性反过来促使人们加强法律信仰,同时还会促成一种新的社会风貌意即社会公众对司法信仰精神的形成。

从以上分析可知,司法公信力的缺失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素共同导致的的,提升司法公信力是一项庞杂而又艰巨的工程。在实践中,我们不仅需要从司法人员自身素质出发,还需要司法机关不断完善司法制度,提高司法效率,减少司法腐败,更需要社会公众增强自身权利意识,积极勇敢的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摘要：“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国家司法权力实施过程及效果的信任与尊重,是一个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基础性制度建设有效运行的前提和重要保障”。本文以冤假错案的典型案例为切入点,从主体、制度、司法效率、司法腐败现象以及公众因素深入分析我国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原因。

关键词：司法公信力,冤假错案,缺失原因

参考文献

[1]贺卫方.司法:走向清廉之路[J].法学家,1998(1).

[2]王建国.司法公信力的生成机制初探[J].江苏社会科学,2009(3).

[3]孙笑侠,熊静波.判决与民意——兼比较考察中美法官如何对待民意[J].政法论坛,2005,05:49-58.

篇9：缺失的“劳动力管理”

美国Kronos公司国际运营副总裁Mick Adamson,这位在全球第三大人力资本管理公司扛大鼎的人物,从谈话桌对面传来了他非常肯定的语气:“劳动力管理,可能无法考究是不是来源于泰罗管理,但它的精髓一定是泰罗管理。”

Kronos公司2008年以7.2亿美元的收入仍然保持着全球第三大人力资本管理供应商的地位。Kronos的业务则是专注于劳动力管理。坐在Mick身边的中国区总裁刘兴渝接过Mick的话,他提到了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市场上一个罕见的现象:从国际知名的ERP公司到国内本土的著名公司,大的几百人,小的几十人,但是任何一家都没有超过三个人在做“劳动力管理”;付薪工时与生产线工时实际是不等同的,而在国内,100家企业恐怕99家不理解它们是不同的,这就是WFM要找出的管理效益。

可见劳动力管理这个概念在新兴市场的中国还十分“新鲜”。但是对应中国企业和机构的需求,劳动力管理却已迫在眉睫。

“劳动效益”的黑洞

一位离职员工一纸诉状告企业少给他上了社会保险,企业反诉这位离职人员长期旷工……

某大型超市一职员告本企业规定中午休息时间一小时不发工资,而自己六年里每天中午只花了10分钟吃饭,就接着干活,企业应该给他六年的50分钟工资赔偿……

从2008年1月1日起,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无论你情愿不情愿——都被纳入了新《劳动合同法》的运行轨迹,也就意味着企业将需要更加规范地“管理劳动力”。

“科学管理”、“时间管理”、“精益管理”,一百多年来人类对于劳动效率、效能、效益的探索已经广泛而细腻地涉及到了生产经营的每一个角落,它们也使中国企业的管理提升“忽如一夜春风来”。不过,陡增的劳动仲裁纠纷案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确还存在着一大缺陷:法律是极端和滞后的。而在此之前,有谁能说得清楚真正的“劳动效益”具体在劳动者的劳动行为里是怎样发生的呢?

随着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喧嚣和“E”化,企业渐渐建立起了一些规范的管理系统,如招聘与培训的设计、组织架构和岗位的设定、薪酬体系及福利与缴税的计算、绩效考评等等,这些几乎构成了我们全部的人才资本管理。但是严格来说,这不过是对企业人员基本信息的管理,是对“人”在行政层面上的管理系统。

Mick 强调这里有一个误区:“大家认为把人事系统建立好了、工资计算方法设计好了、考评方式设定好了,企业就能管理好。其实那只是对结果的接收,所有这些行政系统的特点就是设计各种界面,让你输入数据。可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数据。因为你在所有操作层面上不可见,领导并不知道操作过程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一个黑洞。劳动力管理就是在这个最需要分析劳动力真正效益产生的地方来弥补缺陷,帮助企业提高对执行层面管理的可见度。”

HR管理不能代替劳动力管理

显然,人力资源管理都不能简单地代替劳动力管理。恰恰是现在流行的人力资源管理还需要真正落地的工具和系统来支持和对接。

刘兴渝谈到了企业里最常发生的事情,比如:虚报人头、虚报工时、薪酬虚高,是因为我们没有人力资源系统吗?没有薪酬系统吗?都不是,是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和工具来保证劳动效益的真实和准确。利用信息平台实现“劳动力管理”,我们可以借助WFM更系统地测控和表述,使劳动者与管理者都能秉持公平原则而在“可视环境”下了解自己实际的劳动价值。

当然,WFM决不仅仅是为了提供化解纠纷的精确依据。比如:对于今天的零售商来说,具有高接触的客户服务战略和技能娴熟的员工至关重要,劳动力管理就成为一项重大挑战。因为,虽然薪金支付是可控的,但是还做不到对支付的内容进行细分。随着销售、人工分析及预算越来越受到重视,零售商们需要更加了解劳动力的有效部署、高效部署,需要员工的帮助和协作去实现服务优势的发挥,这些都在推动着劳动力管理的进步。

这样,我们再来理解劳动力管理就容易多了:对员工的工作时间与出勤进行跟踪,对企业业务运营与任务进行规划,然后通过合理排班使员工高效完成任务的过程可控、可视,就是劳动力管理。这有两个重点:第一,是以时间为轴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第二,要使工作流程合理化以实现最优。宗旨是以高效地完成任务来提升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

WFM是为每分钟计数

WFM与精益管理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是时间管理的现代化手段。

生产企业一定不陌生:每一件产品成品都有标准工时,这是一个总数。而这个标准工时里包含了相应的物料成本、设备成本,还有很大一块就是人工成本。在ERP的管理中,前两个成本都还好计算,可人工成本呢?也就是说实际工时在哪个岗位是最有效率的?直接工作时间是多少?等待时间是多少?甚至有多少时间是浪费的?是在聊天,是在打牌?国外企业都很清楚,企业按八小时付出了薪资,但付薪工时与WIP(work in product)生产线工时实际是不等同的。而在国内,中国企业恐怕还不理解它们是不同的。

其实,WFM适用于制造领域,也适用于非制造领域;适用于蓝领工作环境,也适用于白领工作环境。通用电气生产的水电发电机,光一个叶片可能就要生产三个月、耗费几十个人的劳动,这是最大的一块成本,WFM的有效性就是要在这里实现对每个岗位工时人力成本的准确把握。而在诺基亚、富士康这类企业里,电子组装的流水线跟水电厂完全不同,WFM是要根据生产定单、工人娴熟的技能来实现排班或调班调线的优化,使每一条生产线都达到饱满的工作量。在医院里,对于典型的白领工作如医生的手术安排,一个10小时的外科手术和一个4小时的眼科手术,怎么能量化和比较它们的劳动价值呢?WFM此时则要根据手术的时间、技术的精密需求、医务工作者的劳动强度,以及每一个手术背后所涉及对生命的影响,来做出详细的记录和分析。目前在美国,所有的机场安检、海关,还有很多联邦政府机构、教育机构,都在使用WFM系统。

Mick指出,WFM的精髓用一句话讲就是:把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安排在正确的地方工作。或者用一句更简单的话说:应为每分钟计数。

有记录、控制、优化,才有效率

企业管理说到本质无非是三要素,即对人、财、物的管理。从国内企业看,ERP(企业资源规划)、SCM(供应链管理)、CRM(客户关系管理),我们已经对“物料”管理,从原材料到产品的整个环节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资金;而在“财务”这一块,从自身独特的财务制度到与国际接轨,延伸到财务管理、成本管理、风险管理等等细分领域,中国企业也经历了电算化的变革过程。可以说,它们都给企业带来了明显的效益。可回顾也让我们发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人”的管理——这个生产力的根本要素,“却是我们走得比较缓慢的一个环节。”刘兴渝说。

中国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会是趋势。那么,劳动力成本达到与企业其他成本一个怎样的比例,劳动力管理才会受到重视呢?刘兴渝说目前对中国企业的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量化数据,但是比照国外经验:一个零售企业如果毛利率是5%,实施劳动力管理后如果能够改进毛利0.5%,企业就一定会去做。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企业需要倒过来看,如果没做好这一块会产生多大的代价和风险,尤其是在新《劳动合同法》生效以后。而这方面的风险正在加快上升。

Mick认为WFM可以在三个方面为企业带来效应:一是记录,任何劳动的变化都可以有记录,任何事情也必须有数据,管理的透明度是这个系统的原则。二是增强调度和控制能力,帮助企业合理降低成本。例如:一个零售业的连锁店,店长在降低成本上最容易做的是减少人力成本,最大限度地减少加班费,这就容易产生劳资纠纷,而总部又很难了解具体情况。员工告的是企业,不是店长,所以企业需要借助有效的工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三是分析和优化,WFM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自动判断劳动力的部署并进行优化,提高人的劳动效率。

Mick说,从国外专业调查公司对两万多家企业的调查看,WFM可以帮企业节约薪酬成本2%到4%。

那么,这对企业将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管理

篇10：会计诚信缺失的案例

毛女士201月受聘担任该公司的财务，后兼任会计出纳工作。5月11日，公司通过手机短信通知毛女士不要再来公司工作，随后双方的劳动关系于该日解除。同年10月中旬，该公司以毛女士占有公款15万余元，诉至法院。

案例2：2月至5月期间，陈某利用其担任番禺区一电子厂财务会计，负责该厂员工工资计算和发放的职务之便，每月在工资表格合计栏上，加大几百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金额。然后，陈某在交给银行划拨工资的工资划拨明细表上，以其弟弟和男朋友的名义虚设两个员工账户，使加大的金额划拨到自己的工资账户及弟弟、男友的账户上。经审计，两年期间，陈某加大工资额共计人民币782101元转入账户并占为己有，且用于日常消费。

篇11：会计职业道德缺失案例

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从人才市场招聘了一名具有中专学历的张×任出纳。开始，他还勤恳敬业，公司领导和同事对他的工作都很满意。但受到同事在股市赚钱的影响，张×也开始涉足股市。然而事非所愿，进入股市很快被套牢，想急于翻本又苦于没有资金，他开始对自己每天经手的现金动了邪念，凭着财务主管对他的信任，拿了财务主管的财务专用章在自己保管的空白现金支票上任意盖章取款。月底，银行对账单也是其到银行提取且自行核对，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未被发现。至案发，公司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张×犯罪，企业蒙受损失，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篇12：大学生道德缺失教育案例

10月，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将张妙撞倒并连刺数刀致受害人死亡的事件引发舆论热议;10月23日，药家鑫在父母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4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被害人家人经济损失费;药家鑫随后提起上诉。205月，二审判决宣布维持原判;年6月7日，药家鑫被依法执行注射死刑。2月，受害人家属起诉药家要求兑现微博上所说的20万元捐赠。

篇13：企业合同管理的缺失与对策

企业合同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于:一方面使企业的内部生产经营与外部市场接轨, 满足外部市场的需要, 提高企业适应外部市场和参与外部市场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使企业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规避合同风险,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完成企业对市场的承诺, 体现企业的诚信, 提升企业的品牌和形象, 使企业更牢固地立足市场, 达到可持续发展。

一、企业合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合同签订阶段的问题:

合同条款不全面、不完善、不严密, 甚至某些条款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悖, 致使合同存在漏洞, 结果使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纠纷和违约现象时有发生。具体表现为: (1) 合同主体不当或主体不适格。 (2) 合同文字不严谨, 容易发生岐义和误解, 导致合同难以履行或引起争议。 (3) 合同条款挂一漏万, 不全面、不完整, 有缺陷、有漏洞。 (4) 违反法规的无效合同。

2. 合同履行阶段的问题: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由于企业负责合同人员业务素质不高, 合同风险识不强, 致使在合同履约过程中遭受到一些本可避免的损失, 具体表现在: (1) 应变更合同的没有变更。 (2) 应当发出的书函等没有发出。 (3) 应签证确认的没有办理签证确认。 (4) 应当追究的却过了诉讼时效。 (5) 应当行使的权力没有行使。 (6) 应当重视证据的法律效力的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证据缺失。

二、企业合同管理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 对重视程度不够。主要是企业法人对市场与合同、合同与合同管理的关系缺乏足够认识。

首先, 是对市场与合同的关系缺乏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这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 市场的运作需要合同。也就是说, 市场是靠合同运作的, 市场主体各方都是靠合同去履行其权利义务的。另一方面, 合同的成立必须以市场为前提。没有市场谈不上什么合同。合同是市场的产物, 是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其次, 是对合同与合同管理的关系缺乏认识。这也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合同管理是合同洽谈、草拟、签订、履行、变更、中止、终止或解除全过程的管理。往往只是高度重视合同洽谈和签订节点, 而忽略了合同履行这一重要阶段, 一旦合同签订了, 就束之高阁了, 没有重视合同履行过程是实现权利义务这一过程。因此, 合同管理的大多数问题产生在中期和后期履行阶段。

2. 缺乏法律意识。

最明显的表现是不能够把合同管理与相关的合同法律结合起来, 缺乏依法订立和履行的意识。结果违背合同法律所造成无效合同, 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3. 管理制度不完善。

这里是指缺乏一套严谨的合同管理制度, 对合同管理未能体现现代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要求。对合同的洽谈、签订、履行、变更到中止或终止、解除全过程的各个环节, 没有规范的制度。

三、解决企业合同管理中存在问题的主要对策:

1. 建立健全企业的合同管理体系, 形成科学的管理方法。

主要是建立和健全企业合同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组织体系是指企业要由上而下地建立健全合同的管理机构 (包括专职机构和兼职机构) , 使企业合同管理覆盖企业的每个层次, 延伸到各个角落。制度体系是提指企业要就合同管理全过程的每个环节, 建立和健全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 使合同管理有章可循, 这些环节包括:合同的洽谈、草拟、评审、签订、下达、交底、学习、责任分解、履约跟踪、变更、中止、解除、终止等。

同时要建立合同履行过程的内部监督审核制度。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履行中的难点、重点和存在的一些问题, 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审核;使合同履行处于可控状态。要检查合同管理组织和制度是否适应合同管理的需要和市场需要。对不适应部分进行必要的调整。总之要对合同管理体系应进行动态控制, 及时调整, 不断完善。

2. 注重合同管理的人才培养, 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素质。

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素质是企业合同管理的重要任务, 也是合同管理的迫切需要, 可从下述三个方面着手: (1) 选拔优秀人员。 (2) 组织好在职深造学习。 (3) 建立岗位责任制。由此全面提升企业合同管理人员的素质, 包括他们的思想素质、法制素质、运用语言文字的素质、业务素质等。

3. 建立有法律顾问部门参与的现代企业合同管理机构和管理模式。

首先, 合同应由企业法律顾问部门管理。签订合同建立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这就决定了合同不同于企业内部的生产人事、财务等管理等工作, 已超越了企业自身的界限, 而成为一种受法律规范和调整的社会关系, 涉及大量的法律专业问题, 所以合同首先应由企业法律顾问部门管理。

其次, 合同管理应采取企业法律顾问部门统一归口管理和各业务部门、各单位分口管理相结合的模式。法律顾问部门作为企业合同的统一管理部门, 对企业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负有监督、检查和指导的职责。具体操作上, 对合同实行分级、划块管理, 各业务部门和所属各单位作为合同二级管理单位, 负责本部门、本单位的合同签订和履行, 并向法律顾问部门定期汇报有关合同的执行情况。这样, 企业和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对合同的管理做到机构、人员、制度三落实, 形成完善的合同管理体系。

合同管理是企业法律顾问事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它不再是简单的要约、承诺、签约等内容, 而是一种全过程、全方位、科学的管理, 现代企业若能对合同实施有效管理, 将为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2]李永军.合同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