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精选5篇）

篇1：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读《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有感

鲁迅，我们大家都认识，他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但是早年鲁迅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

一天，在上课时，教师里放映的片子里一个被说成是俄国侦探的中国人，即将被手持钢刀的日本士兵砍头示众，而许多站在周围观看的中国人，虽然和日本人一样身强体壮，但个个无动于衷，脸上是麻木的神情。这时身边一名日本学生说：“看这些中国人麻木的样子，就知道中国一定会灭亡!”鲁迅听到这话忽地站起来向那说话的日本人投去两道威严不屈的目光，然后昂首挺胸地走出了教室。

他的心里像大海一样汹涌澎湃。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中国人，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一一在脑海闪过，鲁迅想到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不觉悟，即使治好了他们的病，也只是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于是下定决心弃医从文，用笔写文唤醒中国老百姓。从此，鲁迅把文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用手中的笔开始拯救国人灵魂的生涯!正像鲁迅所说：“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所以鲁迅下定决心要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

如果说在近代史上有谁对中国文化最为反对，那无疑是鲁迅。他在给青年推荐书本的时候，没有推荐一本中国古人的书。他极力批判中国文化，以至要求全盘抛弃，而他却深受中国文化熏陶，难道是他不热爱自己的祖国，不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吗?不是，正是他深爱自己的祖国，深为民族的落后而痛苦，才如此痛恨民族的文化，爱之深则恨之切，这是一种怎样的悲伤啊。他终身以批判中华文化，唤醒民族精神为已任，现在，他的梦想已经实现，中华文明仿佛凤凰涅磐，已经浴火重生。

我想，他是无所谓被人遗忘的，他的生命是燃烧给这个民族的，他本不是为了供后人瞻仰。他没有留下一部长篇小说，也没有留下一篇真善美的巨著，他没有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看整个世界，他只是站在了民族的高度看这个国家。他不要一篇长文，他只要充满战斗性的杂文;他不要歌颂真善美，他只要批判与尖锐;他说，我绝不妥协，一个也不宽容，在受伤的时候，他远离人群，像一只孤独的狼，默默舔干身上的伤痕。

或许他确实是应该走了，他的孤愤已不适合这个时代，这个人为了民族的未来已经付出了太多，付出了同时代人的不理解，付出了他的才华，本来以他的才华，应该不仅仅是被中国人所记忆。可是今天，这个他深爱的民族也要忘记他了，因为这个民族已经不再需要批判，今天这个民族已经站起来了，他需要赞扬和惊叹，他需要传统的力量以支撑他的尊严!

他以笔为武器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毛泽东评价他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一生的写照。

篇2：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就在他学医期间，有一天，看了一场日本电影。日本人残杀中国人的场面通过镜头，逼真地出现在眼前。鲁迅再也看不下去了。面对着帝国主义强盗宰割自己的同胞，鲜血和泪水淌在鲁迅的心上。鲁迅非常憎恶那些观看电影的麻木不仁的中国人。这时，他深深地意识到，医学并不能拯救中国，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唤起民众，改变国民的精神。于是，他决定弃医从文，要用笔和墨来参加战斗。他要启迪人们的`觉悟，增强人民的力量，使祖国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强大起来。

鲁迅最擅长写杂文，他把杂文视为匕首和刀枪。他要用这锐利的武器，刺向反动派。鲁迅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写出各段段意。

篇3：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关键词：郭沫若,翻译,成就

郭沫若不仅是名闻海内外的文学巨擘, 还是享誉中外的著名翻译家。他在翻译领域辛勤耕耘一生, 一方面给现当代中国译坛留下了大量优秀译著;另一方面在翻译理论上形成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翻译理论与实践, 为我国翻译事业的长远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翻译家辞典》里, 介绍郭沫若翻译活动的篇幅就有两页, 在该辞典收录的诸多翻译名家中可谓罕见, 充分证明了郭沫若在中国译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弃医从文重翻译

郭沫若生于1892年, 原名郭开贞, 祖籍四川乐山。郭沫若的家乡位于峨眉山下的大渡河畔, 他从小就在这个景色秀丽、依山傍水的地方逐渐培养起了浓厚的诗意才情。加上优裕的家庭环境, 也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机会。1911年, 地主兼商人出身的父亲郭朝沛包办了郭沫若的婚姻。但是这种依从父母之命的旧式婚姻在郭沫若看来, 简直就是一副枷锁, 令他痛苦不堪。成婚后的第五天, 他便返回成都继续读书。时值辛亥革命刚刚爆发, 从政、从军一时间成为青年人群中的风尚。社会上, 各种名号的政法学校或军事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大批青年人趋之若鹜。然而, 郭沫若并没有为这股社会风潮所动。1913年他报考了成都高等学校的理科班, 并如愿以偿。在读期间, 除了理工科的专业学习, 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此时, 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还是他的爱好, 并没有推动他走上文学创作或外国文学翻译之路, 而是更加坚定了他效仿西方“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决心。

1913年年底, 大哥郭开文出资资助郭沫若赴日本留学。当时的日本刚进入大正时期, 是明治维新成果成熟的阶段, 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跨越式发展。令郭沫若对这个国家心生羡慕与赞美之情。他在日本留学十年, 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医学专业学习, 他不仅精通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精神病理学、法医学、卫生学等医药学科, 而且由于日本医学专业书籍大多源于西方原著, 还促使郭沫若熟练掌握了英语、德语、日语等多门外语。然而, 郭沫若在医学道路上没能走多远。因为17岁时他所患的伤寒给他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让他无法从医, 于是他效法鲁迅弃医从文。尽管如此, 郭沫若并不后悔自己的学医经历, 他曾说:“学医让我接触了近代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 了解了生物和人体的奥秘, 这对我从事其他学术研究、文艺写作、翻译等事业也是大有裨益的。”

郭沫若从日本留学归国时, 其对日本的情感与十年前相比截然相反, 因为日本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他将对日本的羡慕、赞美之情转变为憎恨、痛批, 并通过文字形式表达出来。1923年4月, 郭沫若来到上海, 担任《创造周报》的编辑, 另外还从事历史剧、散文、小说、诗歌等文学创作。1925年和1926年, 他相继投身于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安庆惨案”发生后, 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 公开反蒋。国民党当局不仅开除了郭沫若的党籍, 而且下令捉拿他。郭沫若不得不流亡日本。再次来到日本, 郭沫若的言行受到了日本政府的严密监控, 他无法开展革命救亡运动, 于是潜心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字, 同时还逐渐增加了对西方书籍的翻译工作。

二、译著等身树丰碑

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 郭沫若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和外国书籍译介工作, 其翻译成就无论从译著数量还是翻译时间跨度而言, 在现当代中国翻译家中都属翘楚, 难有人能望其项背, 更不用说他的翻译活动所涉原著领域之广和风格之异了。据不完全统计, 郭沫若一生翻译了三十多部作品, 翻译文字超过三百万, 其中包括英国、印度、法国、德国、日本、俄国、伊朗等国上十位作家作品, 涉及英语、德语、日语等各大语种。郭沫若的译著按性质大致可分为四类: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为主的社会科学书籍;美学与文艺理论;科学著作;外国文学作品。在某些领域, 郭沫若还做出了开拓性的翻译工作与贡献。例如, 他第一个翻译了《浮士德》;第一个向国内译介了波斯文学。在他的漫长翻译生涯中, 其译著除少数署名为“郭沫若”之外, 其余大多数用的是“克拉克”、“龙子”、“谷人”、“石沱”、“易坎人”、“高汝鸿”、“郭鼎堂”等笔名。

1921年, 郭沫若翻译了马克思撰写的理论宏著《政治经济学批判》, 从此在翻译之路上一发不可收拾。同年, 他又与钱君胥合译了小说《茵梦湖》。第二年, 他再接再厉, 翻译了著名长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此后, 他的翻译活动因回国参加革命运动而暂停。1926年, 因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在恶化的革命形势所造成的极度压抑中将英国诗人雪莱的《雪莱诗选》翻译成中文。也正是在这部英文诗集的阅读、翻译中, 郭沫若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和革命的勇气。1928年, 他翻译了美国励志小说《石炭王》。此后, 他的翻译重点因时局的需要从英语作品转移到了俄语作品上。直到1947年, 他再次进行了英语著作的翻译, 此番翻译的是马克思的《艺术的真实》等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理论著作。除了上述作品, 郭沫若翻译的优秀著作还有《生命之科学》、《美术考古发现史》、《煤油》、《屠场》、《新时代》、《爱尔兰约翰沁孤戏曲集》等, 为中国译坛不断注入了新生活力。

郭沫若不仅直接翻译外国优秀作品, 而且还将“古书今译, 复活古代文字生命”作为翻译事业的另一个发展维度。他将翻译与古文研究紧密结合, 展现了他的翻译、文学、历史等方面的多样才华。他的《再生缘》、《〈屈原赋〉今译》、《崖州志》、《管子集校》等著作在不同领域、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他深厚的中西文化功底。例如《管子集校》, 他耗费大量精力考寻各种版本, 整部书最后写成时, 标注了近20万字、两千多项“沫若案”, 开创了《管子》考证、校释的新局面。

仔细研究郭沫若的翻译作品会发现, 除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影响巨大的著作外, 他的很多翻译作品都具有极高研究价值。他所翻译的原著大多出于东西方名家, 说明他外国文学知识渊博、西方艺术鉴赏力极强。他以高超的翻译智慧慎选原著、识别良莠, 并以质取胜, 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译书特点。所以, 郭沫若的翻译贡献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字上, 而是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社会、科技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时代造就自成才

郭沫若在翻译领域能取得巨大成就并非偶然, 而是多方面因素造就的结果。首先, 他的成功与时代气息密切相关。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兴西学、办学堂、废科举, 不少人极力主张用西方模式来改造和发展中国。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 大量西方文艺、社会科学著作被介绍到中国,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代文人学士有大量机会接触、阅读、翻译外国文学与社会科学著作。在青年郭沫若的心中, 林纾翻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 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论》, 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之杰》、《经国美谈》等著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文学与翻译印记, 堪称郭沫若文学创作和翻译道路上的一盏盏启蒙明灯。正如他在《创造十年》里所说:“青少年时记忆的铭感很难破灭。”所以, 只要主观或客观上有需要, 他就会情不自禁进行翻译。郭沫若早期翻译的泰戈尔诗歌即是在阅读鉴赏之余提笔翻译的, 很大程度上具有源自青少年时期记忆影响的自发性。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和中国革命的发展, 外国文艺思想与创作在中国的市场也逐渐扩大。为了使中国革命实践与广大群众的思想拥有先进理论武装, 郭沫若的翻译活动从自发变为自觉, 他投入更多精力从事外国文学著作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实践, 以适应和推动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深厚的中西文化功底是郭沫若翻译成就卓著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他从小学习刻苦、知识涉猎广泛、生活经验丰富, 逐渐培养出了深厚的文学修养与中文功底, 为他后来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不到十岁时, 他就已经熟读完了四书五经, 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此后他又读完了篇幅甚巨或者语义更加生涩的《史记》、《楚辞》、《庄子》等。外国文学修养与外语能力在郭沫若的身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他精通英语、日语、德语、法语等数门外语, 这是他大规模翻译实践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郭沫若还经常将不同语种译本与原著放在一起研究, 仔细揣摩、融会贯通后才会进行中文翻译, 从而很好地保证了译文质量。

丰富的生活经验是任何一位翻译家成功不可缺少的要素, 对郭沫若而言亦是如此。他在翻译《浮士德》第二卷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卷一开篇就让郭沫若难以理解, 他只好暂停翻译。后来他经历了革命的风风雨雨和在上海的一段如惊涛骇浪般的生活之后, 在生活阅历、个人情感上与原著作者更加接近, 对第二卷的理解也相应越来越深入。他曾说:“《浮士德》第二卷中有些话可以直接拿过来骂蒋介石及其反革命追随者。”正是由于在阅历上、思想上、感悟上的沟通, 让郭沫若对这部著作的翻译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此外, 郭沫若钟情翻译, 也是在为自己文学上的成功开拓更为宽广的路径。他的文学创作历来与他的翻译实践关系密切。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和蜚声中外的大文豪。

参考文献

[1]孟昭毅.中国翻译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秦抗宗.郭沫若代表作赏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

[3]张澄寰.郭沫若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29-31.

[4]谢天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篇4：鲁迅弃医从文

他挥着如椽大笔，投身于唤醒民众、解放民众，争取科学、民主、自由的革命大潮中；他毕其一生，不断对专制社会和腐朽的封建礼教进行批判；他坚持正义的立场，为受迫害的弱势群体和平民百姓伸张正义，他就是一代文豪——鲁迅，一个当之无愧的爱国英雄。

青年时代的鲁迅，已有鸿鹄之志，希望通过医学强壮国人的体魄，使我们的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踏上了他的学医之路。值得慶幸的是，他遇到了自己的“伯乐”——藤野严九郎。在恩师的帮助和关怀下，他的医学之路走得很顺畅，不难想象，未来的鲁迅很可能会成为医学界的翘楚。然而，一颗不安分的爱国心却促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外国侵略者的血腥与残酷，祖国同胞面临死亡时的绝望与无助，国人麻木的思想与灵魂……这一幕幕赤裸裸的屈辱现实，重重地敲击着鲁迅正在觉醒的灵魂。他突然意识到，身体强壮而灵魂麻木的国人是多么可怕，医学虽然能医治人的疾病，却挽救不了人的灵魂，而真正需要挽救的是一个民族的腐朽灵魂。于是，他毅然决定弃医从文，走上革命文学的道路。

鲁迅的命运从此改变了，只因他的一颗热血沸腾的想要改变祖国命运的爱国心。从此，他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鲁迅就这样在他的革命道路上书写着伟大的辉煌，成就了万人敬仰的鲁迅精神。现在虽是和平年代，鲁迅作品仍不可少，鲁迅精神更是值得继承和发扬。

（孙静）

1904年9月13日下午，中国留学生周树人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开始了他的学医之路。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未来有很大影响的藤野严九郎。周树人在藤野先生的关怀下愉快地学习。一年级结束时，他顺利通过考试，即将升入二年级。但这期间却发生了一起对他打击很大的事件。

细菌学教授中川对自己在德国买来的幻灯机很得意，就在课堂上用幻灯机放映细菌的形状。讲课时间一过，中川放映了取材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其中的一个场景使周树人深感震撼。这是中国人被当作俄国人间谍处决的场面。行刑场面的残酷不用说，对于周树人来说，更不能忍受的是周围注视这残酷情景的中国人居然没有任何表情。

他忽然觉得仅仅身体强壮但精神麻木的国民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与其学习医学强健中国人的身体，不如启蒙中国人的精神。由此一想，周树人决心从仙台医专退学，学习文学。

决心走上文学道路的周树人向藤野先生提出要从仙台医专退学。被问到原因时，周树人没有让藤野先生知道真实情况的勇气，就说想去学习生物学。藤野先生很失望，就对周树人说，为医学而传授的解剖学大概对学习生物学起不到什么作用吧。分别时，藤野先生赠给周树人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惜别 藤野 谨呈周君”。

1909年，周树人回到中国，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始了他作为教师的生活。后来，他又回到家乡绍兴继续担任教师。

此时，新文化运动以杂志《新青年》作为舞台开展得轰轰烈烈。周树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并开始使用“鲁迅”这一笔名。鲁迅的笔名是用了母亲的姓，意思是：因为鲁钝，所以行动要快。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节选自赵建中《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的故事》，题目为编者加）

篇5：从弃医从文到樊迟学稼

我们能够从弃医从文中理解鲁迅。假如鲁迅没有弃医从文，世间就会多一个医术精湛的医生，从老师藤野先生对其放弃医学不解与惋惜的神情中，可以解读出一个优秀学生光明的专业前途。而鲁迅比老师清楚中国的处境，当时的中国需要疗救身体的医生，更需要疗救精神的文士，鲁迅虽放弃了一种社会的需要，却投身于一种国家民族更大的、更迫切的需要。他的选择，体现了国难当头仁人志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如果从弃医从文的角度理解樊迟学稼，则能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孔子形象。正如理解弃医从文离不开鲁迅思想转变的社会背景一样，理解樊迟学稼也离不开孔子生活的时代背景、孔子的社会理想以及孔子教育的社会功能。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家。这样的评价同样适合孔子，孔子也首先是一个社会变革者，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家。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诸侯割据，时有混战，百姓痛苦不堪。孔子以天下苍生为念，把改变这个混乱的世道当作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有层次的，最高理想是实现社会“大同”，最低理想是实现天下太平。孔子渴求天下太平，叹息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天下太平的社会理想，反映在孔子与弟子的谈话中。孔子让几位弟子各言其志，对子路的张狂设想一笑了之，对冉有和公西华的仕途爱好保持沉默，而只有对曾皙的理想喟然长叹，深表赞同。曾点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志向，而是描绘出一幅图画：“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几个成年人聚在一起，不是被迫去当兵打仗，不是去服差役，不是去干盗匪的营生，不是组织起来维持社会治安，而是带上几个小孩，去沂河游泳，在岸边唱歌跳舞，这种画面在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东周社会是很难见到的。曾点的这幅和平丽景图，深深触动了孔子，引起了孔子的强烈共鸣。

孔子庞大的思想体系，都统摄于其理想之下。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过，他不能正确评价孔子，因为在他看来，孔子的大多数言论无非是教人在一定的场合下举止得当而已。罗素没有看到，在记述孔子言论看似零散的句子和段落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孔子的社会理想。天下无序的状态，归因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君臣角色与关系的错乱，重建道德体系与社会秩序，是实现天下太平的条件。表面上看起来缺乏系统性的孔子言论，其内容主要集中在教导君王如何为政以德、臣子如何侍君以忠、君子如何匡扶正道、个人如何道德自修等几个方面，这些都是社会道德与秩序建构的基本内容。孔子的思想是其理想的展开。

孔子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实践家，他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未能如愿，这并没有动摇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信念。孔子深知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是一个有阶段性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推动社会由乱到治的转变，要力行于现在，也要冀希望于未来。孔子的教育活动，是其社会活动的延伸，培养学生继承平天下的事业，是保证其社会理想延续直至实现的逻辑选择。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培养大批弟子，在学术上形成了一个宣传儒家学说、推行儒家主张的绵延不断的团体。这正是孔子的希望之所在，《荀子·法行》记载，孔子谈“三思”时提到“老思死，则教”，就是考虑到死后的事，就要教育后人。事实证明孔子的愿望实现了，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大都游学于诸侯各国，“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为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后来儒学成为中国千年的正统思想，与一代代儒家弟子薪火相传不无关系。

与同时代的古希腊思想家、教育家苏格拉底的思辩性教育不同，孔子的教育具有明显的承传性，这一点反映在弟子对待老师学说的态度上。作为弟子的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学说持否定态度，亚里士多德又是其老师柏拉图的否定者。相反，孔子是名副其实的万世师表，弟子都是其学说的继承者，这是孔子学说能够始终得到传承和弘扬的必要条件。弟子对孔子言行的恭敬和继承态度，可以用颜回的一句“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来概括。在孔子那里，一个思想上高度统一的弟子队伍，于眼下是推行儒家学说的有生力量，于将来是推行儒家学说的全部希望。

批评孔子不事稼穑，不是现代文人的专利，早在孔子时代就有一位隐士荷葆丈人，当着子路的面含沙射影地批评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然后就开始耕作；还有一位隐士桀溺也当着子路的面，批评孔子师徒不自量力的社会活动，也是然后就开始耕作。孔子与隐士遭遇，常常与耕作相联系，实际上是百家争鸣时期两种社会倾向的尖锐斗争。隐士们的倾向是消极避世，正如隐士桀溺劝子路所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在隐士们那里，耕作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产劳动，而是一种避开纷乱的社会，隐居山林，追求悠然自得生活的象征，是一种蔑视社会旨趣而关注自然旨趣的展示。与隐士们不同，孔子倡导积极人世，胸怀太平盛世的理想，肩负拯救苍生的使命，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百折不回。鲁哀公向孔子问儒，从孔子的回答中择其一二，就可以看到儒家的形象，用现代汉语可以表述如下：“儒者，爱惜生命以等待人生的机遇，保养身体以准备有所作为。儒者，用忠信作为盔甲，用礼仪作：为盾牌，尊奉仁德而行，抱持道义而处；即使遇上暴政，也不改变他的操守。”

至此，从弃医从文的角度来看樊迟学稼，就很难得出孔子不事稼穑的结论了。在春秋乱世，孔子没有像隐士一样陶醉于人与自然的旨趣，而是肩负起倡行大道于天下的责任。鲁迅弃医从文，是放弃一种小的社会需要而投身于更大的社会需要。孔子骂樊迟学稼，是固守自己理想、忠于自己信念、坚持自己使命的宣言，同样是一种放弃小的社会需要而投身于更大的社会需要。孔子是重视农业生产的，而樊迟要学稼就具有与普通农人完全不同的性质，因为樊迟是孔子的学生，是儒学团队的成员，孔子曾对他和其他弟子一样寄予厚望。樊迟学稼，其兴趣由社会转向自然，说明他对孔子的社会倾向产生怀疑，转而对隐士的倾向产生兴趣，更重要的是，樊迟学稼给孔子带来的不是一般的震动，这种来自儒学队伍内部的异样声音，可能会像瘟疫一样腐蚀儒家经邦济世的信念，给儒学的现在与将来带来严重威胁，孔子意识到了这种威胁。怒斥樊迟，是对来自内外挑战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