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防安全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分析与展望

中国国防安全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分析与展望（精选6篇）

篇1：中国国防安全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分析与展望

墨子的国防战略与国际关系思想研究

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教育家、逻辑学家和军事工程师。他对于国防战略与国际关系提出了精辟的思想，指出国库充实、兵器充足、防御工程坚固和国防意志坚定是国防的关键之所在。墨子提出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的.思想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国际关系伦理思想，这对我国的国防建设与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 者：徐希燕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33 刊 名：管子学刊  CSSCI英文刊名：GUAN ZI JOURNAL 年，卷(期)： “”(2) 分类号：B2 关键词：墨子   国防战略   国际关系   现实意义  

篇2：中国国防安全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分析与展望

摘要：近几年，小灵通低价出击，迅速发展，除了用户数的增长外，增值业务成为发展新亮点。小灵通获得发展主要是由于3g 延缓赢得时间和政府监管机构的政策倾斜，从而改变了移动市场的竞争格局。目前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网络优化、增值业务平台和计费能力的提高，以及完善合作模式等。

关键词：无线市话 小灵通 移动通信 增值业务 短信

一、小灵通业务持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1.小灵通用户数增长迅猛

小灵通以低廉的价格，迎合了广大消费者的心理，并得到了他们的热情追捧。以相继进驻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大城市为标志，小灵通业务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小灵通系统设备投资规模超过150亿元人民币;中国电信新增小灵通用户1 200多万，系统容量超过3 700万门，用户总量超过2 300万;中国网通新增小灵通用户900多万，系统容量近2 000万门，实占率为60.89%，用户超过1 100万。截至20底，全国小灵通系统容量达到5 700万门，用户超过3 500万，网络拓展到国内31个省份的约400个城市。年是小灵通在国内大发展的一年。

2.增值业务成为发展新亮点

随着电信运营商小灵通增值业务统一品牌的推出，小灵通增值业务已经得到了国内一大批服务提供商的支持。基于短信、无线浏览、定位等业务平台的内容和应用层出不穷，诸如短消息、c-mode无线浏览、多媒体邮件、无线数据接入、定位、小灵猫无限伴旅等小灵通数据增值业务和新的应用解决方案都将成为小灵通产业发展的新亮点。

在技术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小灵通增值业务的发展将迎来一个黄金时期。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小灵通业务市场为导向，以基础网络运营商为核心的包括增值业务平台提供商、终端产品制造商、内容和应用服务商在内的增值业务产业链。产业链各个层面的参与者将各自在技术、服务上的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出发点，在借鉴日本、中国台湾等小灵通成熟市场的成功经验和移动通信增值业务市场成功商业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的技术和业务模式。

目前，全国小灵通短信用户已经超过1 000万，月短信发送量已超过8 000万条。各省短信业务的互通以及将来短信业务在小灵通网络和移动网络之间的互通也会极大地促进小灵通增值业务的发展。

二、行业监管政策发挥了促进和保障作用

1.谨慎扩张策略开创了企业行为影响政府决策的范例

小灵通以无线接入的合法身份谨慎扩张，在用户突破1 000万(业内公认的电信业务兴衰的临界点)时以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概念强力发势，赢得了社会各界对小灵通业务发展的普遍认同，对影响政府决策产生积极意义，为营造小灵通产业价值链、推动小灵通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2.政府政策向有利于小灵通产业发展的方向倾斜

小灵通业务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小灵通产业化进程，带动了相关产业群的大力发展，如材料、电子元器件、精加工、仪表、软件、icp、广告等。如果按照1?10的产业链带动比例来看，目前 3 500万小灵通用户所产生的300亿元小灵通设备市场中，总共带动的产业群使gdp增加 3 000亿元。

篇3：中国国防安全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分析与展望

目前, 中国家具产业模式正在从过去传统的劳动密集型, 向新型劳动密集型+设计驱动型+科技提升型+品牌文化型方向转型与升级。这种洗牌、整合的产业升级, 使大部分中国家具企业包括行业都进入到“二次创业”转型期。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何获得“中国制造”可持续发展与核心竞争力, 如何调整目前家具设计的思路, 米兰国际家具展可以提供许多有益的学习参照与借鉴。

一、米兰国际家具展概况

米兰国际家具展为世界3大家具展览之一, 被称为世界“流行趋势的风向标”, 全球家具业的“奥林匹克”盛会。其创办于1961年, 每年一届, 至2010年, 已经有49年的历史。目前, 米兰国际家具展的展会系统不断完善, 形成了米兰国际家具展、米兰国际灯具展、米兰国际家具半成品及配件展、卫星沙龙展等系列展览。在米兰, 设计、创意、品位、科技、时尚和潮流得到充分的体现, 意大利也以其领先世界的设计和产品, 预示未来家具业的发展趋势和全球家具市场的变化动向, 对全世界的家具业产生着重大影响。

由于意大利设计师的杰出成就, 意大利甚至形成了“设计引导型生产方式”, 使意大利的设计和生产形成了良性循环。意大利设计大师们每次都将他们集传统工艺、现代思维、新工艺材料等多元素融于一体的艺术设计文化展现给世人。近年来, 米兰国际家具展注重为年轻人提供舞台, 培养新兴设计师。在卫星沙龙展厅上初次面世的设计, 后来很大一部分都成为了大公司标准生产线上的产品。随着企业与年轻设计师长久合约的增加, 这个“实验场”已渐趋成熟并得到广泛认可, 吸引了国际主流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米兰国际家具展设计思潮

1. 创意主义主导。

设计是家具制造销售过程中最具增值价值与最具核心竞争力的部分。因此, 米兰国际家具展的主办方一直将家具设计的创新与创意作为衡量展会质量的重要标准, 并业已形成了“以创意带动发展”的展会文化。这种创新文化不断激发着设计师、参展商和供应商的灵感, 同时也影响着世界家具设计业, 为世界家具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并成为世界家具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和流行趋势的发布平台。

2. 自然主义持续彰显。

自然主义是近年米兰国际家具展所主导的思潮之一。其强调家具设计的人性化, 尊重人性和本能, 按照自然事物的本性来创造适合人类的家具, 营造和谐、健康、自然的家居环境。比如受到蜂窝和竹节造型的启示, 钢管材料被赋予类似自然植物形态的造型。有机的形式通过采用塑料、明亮橙色或者用抛光镀铬钢管来展现更加的人工化。

3. 实用与艺术的融合。

实用是家具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在米兰国际家具展中, 虽然大多是“高于现实”、注重视觉效果的艺术作品, 但实用主义一直主导着整个展览, 且实用中又融入了艺术, 使艺术与现实生活真正地融为一体。众多家具、建筑、服装、配饰、灯具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如2010年展览中, 向来以拥有最多色彩的塑料椅大王Kartell当年却反其道而行, 以“Back to Black”这样醒目的主题来推出一系列新的设计, 从黑与白的无色彩表现, 进而到透明的吉冈德仁 (Tokujin Yoshioka) 的“隐形椅”, 可谓艺术与生活结合的典范。

4. 传统文化是设计的主题与源泉。

传统文化一直是米兰国际家具展的主题, 且向来都是设计师们取材的重要源泉。尤其是近几年, 家具设计不再局限于单纯地对传统文化的模仿和再现, 而是从心理和精神层面将传统文化抽象出来, 营造一种文化氛围, 使人们能在其中找到文化的真谛。22001100年在皇家别墅和布雷拉美术馆举行的“一起在餐桌上”展览最能反映这一点, 通过准备食物/厨房、准备餐厅/餐桌的布置和装饰、居家/每日的用餐、特殊场合/招待客人、饭店/晚宴等特有的空间和器具让人们全面了解饮食世界历史, 进而达到文化共鸣。

三、中国当代家居设计反思

家具是家居设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 对我国家具设计的总结和研究就可以从总体上概览我国的家居设计特征。中国家具产业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壮大, 家具的文化载体性质越来越被人们重视。而长期以来, 国内的家具业模仿国外设计, 发展缓慢。随着全球一体化经济时代的到来, 模仿和复制成为了获取更大发展的绊脚石。2004年, 家具行业发展分析研究报告也提到:“我国的民族家具工业仍然处于发展期, 面临着众多挑战。”

国际家私装饰业 (香港) 协会主席、香港富运家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民先生说:“中国家具必须重视原创才能获取持久的发展。如何尊重原创作品、尊重设计人才, 并以此推动产业的进步, 才是中国真正需要向意大利学习的核心知识。”在惊叹于那些“绝世作品”之后, 更要思考意大利如何成就原创精神、设计文化, 追寻中国家具业的原创力量。

中国现代家具设计正在试图从“模仿”转向“设计”, 从“追风”转向“创新”, 但由于国内家具设计的原创氛围还未形成, 且相关院校对家具设计师的培养水平尚低, 很难直接被企业所用。因此, 中国家具应更多考虑品牌的立足发展和海外市场的开拓, 研究西方现代家具设计、创意、品味、科技、时尚和潮流及其相关产业的内涵, 创立中国现代家居的设计风格与学派。

四、中国当代家居设计展望

1. 科学化是时代的呼唤。

随着家居设计行业的不断发展, “家装——家居——人居环境”的概念正逐步完善。家居设计的科学化主要包括设计的科学定位和室内空间的组织与界面处理的科学化。科学的定位最核心的理念:从人群细分出发, 定位居住需要, 再进行有效设计。同时, 室内空间的组织与界面处理应达到技术与艺术的高度融合。目前, 在科学化的引导下, 我国的众多设计师, 以高技术为立足点, 把具有高度理性的结构和强烈表现特征的形式结合得非常密切, 同时对传统文化、自然生态和历史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给予了关注和考虑。科学化将继续引领我国未来的家居设计, 成为家居设计的重要思潮。

2. 创意应成为发展的动力。

中国的家具业要想摆脱目前低迷的态势, 必须走出以前的“复制”、“模仿”的低级模式, 从整个思想上进行调整, 将创意和创新作为未来家具设计的发展动力。主张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设计方法、新施工方法等, 激发整个家具业新的活力。如在材料创新方面, 可以将实木与金属、塑料、玻璃、纤维等相结合, 以降低实木材料的采伐周期, 扩大绿化面积;在工艺创新方面, 通过提高加工设备的技术含量, 来提高加工效率、人均产值等, 这样就能减少生产周期、节约能源损耗, 以此达成循环低碳的生活目标。另外, 为了鼓励创新, 相关组织可以制定相关的奖励措施, 从政策、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倡导、支持家居设计创新。

3. 人本主义是目标。

随着社会发展, 家居设计应走出以前那种“唯艺术第一”的理论, 价值取向逐步走向人本主义, 即应意识到人是家居设计的主题, 其核心价值就是在满足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创造适当高度的精神生活品质, 优化生活环境的质量。通过有效地设计, 营造舒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室内人居环境, 使家居环境适应室内环境的变化, 既满足使用要求、舒适美观、宜人的环境氛围等, 又能满足生理、心理需求。当然, 人本主义并不排除艺术, 真正的人本主义应是人本性与艺术性的高度融合, 实现共生共美。

4. 绿色、低碳主义是出发点。

绿色主义和低碳主义是现今时代发展的要求, 反映在家居设计中, 就是要讲求材料的绿色环保、心理上的绿色设计和绿化组织空间形式。尤其在材料选取方面, 更需要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绿色环保环境结构。目前, 我国还存在着一种“重形式不重实质”的家居设计倾向, 即过分地追求与众不同的室内装修环境, 而往往忽视了家居环境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今后, 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的增强, 绿色环保、低碳主义必须成为我国家居设计的出发点, 以实现人类健康生活与自然和谐的目的。

5. 民族文化是设计的主题。

“越是民族的越是美好的”。家居设计应该在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 创造性地将民族文化元素融入到家居设计之中, 结合艺术表现形式, 将传统文化抽象成家具、灯具、服装、配饰等家居实体, 从一个侧面反映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特征, 从而创造优秀的家居艺术。但需要强调的是, 家居设计切忌刻意模仿和拘泥于传统的形式, 而应是一个以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为依据, 以地域的地理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演变为规律, 综合众多要素的全新艺术设计过程。

篇4：中国国防安全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分析与展望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国际贸易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原本在一个国家制造加工的产品正在以纵向贸易链的形式使多个国家参与到产品制造加工过程中来, 每个国家专注于产品制造的某些特定环节 (Grossman &Helpman , 2004 ) 。这种产品制造的国际化促进了专业化的垂直专门化和跨国外包的发展。中国也逐渐加入到以生产工序分工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 凭借自身在制造业的低成本生产优势及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 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

很多学者对影响产品内分工和外包的因素进行了研究, 刘志彪与吴福象 (2005) 度量了中国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 并使用行业层面数据对其影响因素做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与行业的外向度及资本化程度等因素正相关, 与交易费用负相关。王爱虎与钟雨晨 (2006) 使用我国九省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论是, 国内经济环境、工业发展水平和对外经济政策等是影响跨国公司转移生产环节地区定位的重要因素, 在这些方面条件好的地区, 其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就高。Grossman 和Helpman (2004) 认为生产率、工业规模、合同的完备性、工资水平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实施跨国外包要考虑的因素, 并证明如果高工资国家能够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合作外包方所需要的技能、或者高效率的法律系统以确保外包双方合作关系, 它们可能继续吸引外包业务。此外, 还有胡昭玲与张蕊 (2008) 利用东部九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

2 研究问题的提出

本文的分析角度与上述研究有些不同, 本文着重要分析的是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与中国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有何关系。这一分析并不同于上述的影响因素分析。因为FDI和生产率、劳动工资、宏观经济环境等不同, 它并非一个影响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因素, 而是中国可能通过FDI的形式参与到产品内国际分工。这两者应该共同受生产率、劳动工资、宏观经济环境等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理论逻辑如下, 中国一方面劳动力数量很多, 另一方面资本总量也不是很丰富。这就使得人均资本占有量K/L较低, 如果靠自身的资本积累来达到较高的人均资本存量, 则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即FDI, 是一个提高资本存量的有效途径, 同时随着资本的流入国外的一些相对先进的技术也会随之流入国内, 这都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此外, 对跨国公司而言, 中国的人均资本量比较低就意味着资本边际收益会相对比较高, 因此跨国企业也会愿意在中国进行投资。但FDI的动机和形式也有多种, 若FDI投向服务业, 或FDI投入制造业但是属于市场导向型 (即看中了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 , 那么这些形式的FDI不会引起很大的贸易流量。这里要说明的是, 由于产品的国际分工, 产品生产的不同工序或各个部件的生产分散到不同国家, 这必然会引起贸易流量的很大增加。因此, 本文首先分析的是流入中国的FDI与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关系如何, 即FDI是否是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其次, 如果这两者存在比较明显的关系, 如何量化出这种关系。

本文将选取两组变量进行时间序列分析。由于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是加工贸易, 即利用自身的资源或进口国外的零部件进行产品的加工组装然后再出口。因次, 本文将选取每一年的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部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率来反映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同时选取每一年中国的FDI存量, 两者建立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3 研究过程

本文建立如下的回归方程:TRt=β0+β11nFDIt+μt , 其中 TRt表示年度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因为 TRt本身就是百分比的形式, 故不采用对数形式。 FDIt表示年度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本文选取了1988-2007年的数据来进行分析。为了获得两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数量关系, 本文采取E-G两步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ECM) 进行分析。

3.1 首先, 我们先对变量TRt和1nFDIt进行单根检验

(1) 对变量1nFDIt

的一阶差分d1nFDIt 进行包含趋势项和截距项及滞后期为1的ADF单根检验, 结果见下图。趋势项及截距项的t统计量都很显著, 而且ADF检验值为-4.082214<-3.8288, 由此可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变量1nFDIt一阶单整, 即 1nFDIt～I (1) 。

(2) 对变量

TRt的一阶差分dTRt 进行包含趋势项和截距项及滞后期为2的ADF单根检验, 选择滞后期为2是因为这时的AIC和SC的值分别为-5和-4.8, 相对其他滞后期最小。但这时趋势项和截距项的t统计量如下图所示, 并不显著。

因此, 要对变量TRt的一阶差分dTRt 进行不包含趋势项和截距项及滞后期为2的ADF单根检验, 结果如下图所示:

可见, ADF的检验值为-2.116618<-1.9725, 变量TRt 一阶单整, 即TRt ～I (1) 。

经过对两个变量的数据平稳性检验后, 发现两个变量同为一阶单整, 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下一步是进行协整检验。确定变量TRt和FDIt 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3.2 对方程TRt=β0+β11nFDIt+μt进行回归, 得到结果如下

undefined

下面对残差undefined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 如果是平稳的则变量TRt和1nFDIt 具有协整关系。对残差undefined的水平值进行不含趋势项及截距项的ADF检验, 结果如下:

ADF检验值为-2.244041<-1.9699, 残差undefined是平稳的, 即undefined～I (0) 。由此, 我们认为变量 TRt和1nFDIt 具有协整关系。

(1) 在建立误差修正方程前, 我们先向方程加入分布滞后项消除自相关, 从而得到两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加入分布滞后项的方程后的估计结果如下:

undefined

自相关性初步消除, 可以认为上述方程反应了变量TRt 和1nFDIt 的长期稳定关系。此估计方程的残差设为undefined, 它具有平稳性及非自相关的特性。

(2) 由于两变量存在协整关系, 我们可以用一阶误差修正方程来估计他们的短期非均衡关系。先建立误差修正方程, 如下:ΔTRt=β1Δ1n FDIt+λecmt-1+εt, 其中, 误差项 ecmt-1=TRt-1-β0-β11nFDIt-1。

使用误差修正方程的前提之一是方程中的εt非自相关, 因此使用3中的包含变量差分滞后项的方程来构造误差修正方程, 从而消除残差的自相关。同时使用3中所得出的稳定非自相关的时间序列undefinedt作为误差修正项, 由此可建立如下新的误差修正方程,

ΔTRt=β1Δ1nFDIt+β2Δ1nFDIt-1+β3ΔTRt-1+β4ΔTRt-2-1.193ecmt-1。

对上述的新的误差修正方程进行OLS估计后我们可以得到误差修正模型, 即

t= (2.65) (-2.22) (3.06) (-1.21) (-2.33)

R2 0.67 DW=2.05。

4 结论

由上述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与流入的FDI有着长期的稳定的关系, FDI的流入与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即FDF是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现实的统计数据也验证了的这一点。2010年排在中国出口最终目的前四位的分别是美国、香港、日本、韩国, 而作为中国进口来源地前四位的分别是日本、韩国、美国、台湾。从外商直接投资来看, 2010年, 中国的前十大FDI来源地分别为香港 (674.74亿美元) 、台湾 (67.01亿美元) 、新加坡 (56.57亿美元) 、日本 (42.42亿美元) 、美国 (40.52亿美元) 、韩国 (26.93亿美元) 、英国 (16.42亿美元) 、法国 (12.39亿美元) 、荷兰 (9.52亿美元) 和德国 (9.33亿美元) 。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 欧美处于顶端, 日韩和港台次之。在FDI中主要是日韩和港台向中国转移制造业, 利用中国的成本优势和良好的宏观环境进行加工贸易, 尽管近两年人民币汇率走向了更为灵活的形成机制, 人民币不断升值, 但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制造基地的地位没有明显改变。

参考文献

[1]刘志彪, 吴福象.全球化经济中的生产非—体化——基于江苏投入产出表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 2005.

[2]王爱虎, 钟雨晨.中国吸引跨国外包的经济环境和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 2006.

[3]胡昭玲, 张蕊.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08.

篇5：中国国防安全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分析与展望

环境恶化与资源耗竭一直是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近年来, 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正日趋尖锐。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高速增长, 在此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导致工业污染物排放不断增加, 环境质量不断下降, 而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反过来又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外关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较多, 在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的实证研究。Grossman和Krueger[1]通过对42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 首次对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进行了解释;Ekins、Stern[2]、Panayotou[3]、David和Soumyananda Dinda[4]均对其进行过实证分析, 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与地区适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对环境污染制约经济增长的研究中, López Ramón[5]、Bovenberg和Smulders从自然资源的供给方面考察了资源可耗竭性对经济增长的制约;Cass从环境质量需求方面考察了环境质量需求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Tahvonen和Kuuluvainen[6]、Selden和Song[7]、Stokey[8]得出环境—收入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此外, Berkerman的研究表明, 一个国家改善本国环境的根本途径就是变得富有。Opschoor、Pezzey和Inmaculade得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N”型曲线关系。

在国内, 马树才和李国柱用1986—2003年的数据研究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表明工业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收入间存在倒“U”型结构, 而人均GDP的增加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则有待证明[9]。彭水军、包群考察了我国1985—2003年间的数据分析表明, 经济增长是影响我国污染排放的重要原因, 且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也存在反向作用[10]。刘坤等得出的结论表明, 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差异, “高工业、高收入”国家出现EKC倒“U”型结构, 而其他国家则并非如此[11]。吴鹏举等的研究显示, 1982—2007年东莞市人均废水、废气排放量随人均GDP的增加而上升, 而大气能见度则随之下降[12]。周亚敏、黄苏萍通过对北京市1985—2007年的数据分析表明, 北京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不完全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3]。

现阶段, 美国经济学家麦多斯在1972年提出的“增长极限论”正日益受到多方关注, 人类不得不考虑为了达到保护环境资源的目的是否要人为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在此背景下, 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将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利用我国1989—2009年的数据, 改进对数据的处理 (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和变量协整检验) , 主要运用1980年Sims提出的VAR模型对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和动态的研究 (辅以主成分分析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 以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2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指标的选取和来源

研究环境污染的指标非常多, 污染集中度和污染排放量这两类指标也较多地被采用。本文根据指标的综合性和可得性, 主要借鉴彭水军等人的方案, 选择污染物排放量指标来度量环境污染, 排放量指标选取废水排放总量 (亿t) 、工业废水排放量 (亿t)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万t) 、烟尘排放总量 (万t) 、工业粉尘排放量 (万t) 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万t) 六类指标。选取时间为1989—2009年, 数据来源于各期《中国环境年鉴》、各年《环境统计年报》和《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经济增长指标选择人均GDP (万元/人) 。因为与其他收入性指标相比, 人均GDP更能反映真实的收入水平变化, 也更能体现收入变化影响环境质量的需求偏好效应[15]。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且经过整理得出的是消除了通货膨胀影响的实际人均GDP。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我们对所有时间序列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处理后的序列命名为lnwater (废水排放总量) 、lnindwater (工业废水排放量) 、lnSO2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lnsmoke (烟尘排放总量) 、lnindust (工业粉尘排放量) 、lnindsolid (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和lnGDP (人均GDP) 。

3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环境污染进行综合评价

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简称PCA) 是1933年由Hotelling首先提出的。它通过投影的方法, 实现数据的降维, 在损失较少数据信息的基础上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几个有代表意义的综合指标。运用Reviews 6.0软件对环境污染水平进行主成分分析, 结果见表1。

表1显示, 前三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超过85%的标准, 达到94.75%, 因此取前三个主成分进行分析。我们将前三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定义为1, 由其方差贡献率求出新的各成分指标的权重值T1, T2, T3, 并计算前三个主成分的得分矩阵Yij (i=1, 2…, 21;j=1, 2, 3) 。Yij表示第i个年份第j个指标的单项评价值。根据多指标加权综合评价模型 (i=1, 2, …, 21;j=1, 2, 3) 来计算综合评价值[15], 结果见表2。表2显示, 1989—2009年我国环境状况指标有小幅度波动, 指标在1991年处有极小值点, 但从整体看明显呈不断上升趋势。即整体环境状况不断恶化,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本文用已测算出的环境污染综合评价得分代表我国环境污染状况, 用pol表示。

4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4.1 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关系检验

为减少伪回归现象出现的可能性, 首先进行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变量的协整检验, 检验过程见表3与表4。结果表明, pol和GDP均为I (1) 过程, 即一阶差分平稳过程;在95%的置信水平下, 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在此前提下, 我们可用差分序列建立VAR模型进行分析。

注:检验类型中的C、T、N分别表示只包含常数项, 同时包括常数和趋势项与不包括常数和趋势项, 滞后阶数均为0;*、**和***分别表示10%、5%和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值。

注:* (**) 表示在5%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4.2 VAR模型说明与最优滞后期的决定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关系的模型。但是, 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 而且内生变量既可出现在方程的左端又可出现在方程的右端, 使估计和推断变得更加复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决定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 (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 ———非结构性方法来建立各个变量之间关系的模型。其优点在于无需接受某一变量为内生或外生的先验假定, 更重要的是能精确地进行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研究。VAR模型可表述如下:yt=A1yt-1+…+Apyt-p+Bxt+εt, t=1, 2, …, T。式中, yt为k维的内生变量, xt是一个d维的外生变量;A1, …, Ap和B为k×k维的待估计系数矩阵;εt-i—i.i.d (0, ∑) 的∑为k维向量εt的方差—协方差矩阵;εt为扰动向量, εt可同期相关, 但通常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 也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P为滞后阶。上式通常也称为非限制性向量自回归模型。建立非限制性向量自回归模型时, 首先要选择最优的滞后期。考虑到数据的特征, 我们选择最长滞后期为3期, 表5是滞后期为0—3期的计算结果。

表5有5个指标显示的最优滞后期为1, 因此我们建立VAR (1) 模型。为了验证VAR (1) 模型的稳定性, 需要计算VAR (1) 模型差分方程的特征根, 计算结果见表6。表6说明模型差分方程所有特征根都位于单位元以内, 因此VAR (1) 模型是稳定的。本文以下都基于稳定的VAR (1) 模型进行分析。

4.3 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来分析两者的关系, 结果见表7。表7说明, 经济增长是环境污染的格兰杰原因, 而环境污染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与我国的事实基本相符。从长期来看, 经济增长可导致环境污染加剧, 而环境污染显然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

4.4 冲击响应分析与预测方差分解分析

我们运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来进一步分析两者的短期动态关系。脉冲响应函数用来衡量扰动项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方差分解的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 (m个) 的波动 (k步预测均方误差) 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信息相关联的m个组成部分, 从而了解各信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图1 (a) 显示, 环境污染在受到经济增长一个单位的正冲击后会产生正反应, 并且较迅速地攀升, 在第二期达到峰值, 最高点为0.082。其后, 脉冲响应值快速回落, 在第3期降低至0.015, 在第5期降至0.01以下。图1 (b) 显示, 经济增长在受到环境污染一个单位的正冲击后, 在第一期就迅速达到峰值0.004, 在第二期回落至0.001以下, 在第四期后脉冲响应值趋向于0。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表明, 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会导致环境污染加剧, 虽然在当期可能不显著, 但对环境造成的伤害会较快显现出来, 在第二期显现最彻底, 并会持续较长时间;而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发展经济, 在初期会使经济较快增长, 但增速减缓, 其发展短暂, 动力作用在第二期就基本消失殆尽。这一结论与我国的事实基本相符。

图2 (a) 是环境污染的标准误差被分解为其自身和经济增长的情况, 环境污染自身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从第一期的100%到第二期下降为95%, 后期保持不变。经济增长的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从0%到第二期上升为5%, 后期保持不变。图2 (b) 是经济增长的标准误差被分解为其自身和环境污染的情况, 经济增长自身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保持在93%不变, 而环境污染的冲击对其波动的贡献率保持在7%不变。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环境污染的波动受经济增长的影响, 且这种影响较快显现且长期存在。在较长期中, 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波动产生约5%的贡献即若环境指标恶化, 其中有5%是由于追求经济增长造成的;而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呈稳定态势, 表明若经济增长1个单位, 其中有7%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得到的

5 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 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 经济增长是导致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会使环境污染加剧, 发展经济带来的环境恶化可能在当期表现不明显, 但在后期会做出显著反映。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环境污染有5%可由经济增长解释。 (2) 经济增长对解释环境污染预测方差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目前获得的经济增长中约有7%是环境要素贡献的, 即经济增长的代价是环境污染, 且这种交换是一种长期模式。然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增长却是短暂的, 其动力很快就消失殆尽, 环境污染将长期反作用于经济增长, 制约经济的长期发展。

篇6：中国国防安全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分析与展望

1 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互动关系研究意义

全球化是国际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浪潮, 全球范围内经济交流的频繁促使各个国家之间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互动越来越多, 这对于各个国家的生活、生产产生了极为强大的影响, 遍及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互动关系的研究立足于对二者概念的明确认知的基础之上。

国际贸易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的统称, 其参与对象是遍及世界各个地区的贸易活动主体, 从封建时代起源, 发展到现代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贸易形势, 也是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手与重要表现, 代表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与形势。国际投资主要以跨国投资为主要表现, 即投资主体对海外进行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在内的或虚拟或实体形式的投资, 是一种资金、技术或产业资本的多方面转移, 是利用跨国投资与交易形式来促使资本保值增值的重要途径, 尤其是以中国及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国际投资备受关注。简单来说, 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关系,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下, 国际贸易虽然仍旧占有重要地位, 但是国际投资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成为跨国贸易中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比如联想收购IBM、中远投资希腊等都意味着我国国际投资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越来越大。基于这种国情, 研究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 最大限度的发挥互动关系正面影响力促进经济发展成为了必然选择, 有助于更好的指导、调整经济发展政策。

2 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互动案例分析——以中国与美国为例

2.1 中美贸易投资数据

中国与美国作为各自最大贸易主体与投资对象, 二者贸易伙伴关系随着多年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密切, 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2008年金融危机与次贷危机之后, 美国与中国贸易关系愈加亲密。从1997年到2011年, 美国对于中国出口额保持着逐年增长态势, 投资额呈现缓慢上升后下降趋势, 贸易出口数据从300多亿美元到3000多亿美元仅用了十三年, 期间美国对于中国的出口额度增长了将近10倍, 投资额度相对变化较小, 维持了百亿美元左右。结合美国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 出口额度变化快、投资额度变化小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美国更倾向于向外获取资源而进行投资, 以此支持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但是经历了次贷危机之后, 美国经济形势疲软不振, 虽然国内发起了振兴制造业的活动, 但是受基础设施、制造成本、美元疲软、中国崛起等因素影响, 制造业发展举步维艰, 当前主要以第三产业为主。除去2008年因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额有所下降, 美国对中国出口额度常见保持着增长态势;投资额方面, 美国作为中国最主要国际投资主体之一, 对于国内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投资额从1997~2002之间逐年递增, 但是在2008~2011年之间呈逐渐递减趋势, 2011年之后呈现急速增长, 这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主体经济规模最为巨大的经济体不无关系。

2.2 中美贸易与投资关系分析

中美之间贸易投资关系有相互促进作用, 1997~2002年之间美国对华出口额的增加同步促进了投资额度的增长, 这体现了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带动联系作用。美国对华出口贸易与投资形成了统一体, 贸易繁荣为经济合作的加深提供了更多可能, 投资为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者互相吸引对方发展中的有利因素服务自身壮大与发展, 因此体现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典型的促进与提升关系。美国投资额的增长可带动国内商品向中国出口, 在提升出口额的同时进一步激发中国经济活力, 促使投资保值增值。正是由于中美之间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积极促进关系, 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规模才得以不断扩大, 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

中美贸易虽然多数时间呈现逐渐增长趋势, 但是随着中国介入国际贸易市场的程度加深, 受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等因素影响, 中国商品在对外出口中所占据的份额越来越高。中美贸易中美国投资中国国内产业极大的带动了相关行业、设备产业的发展, 繁荣了中国国内经济, 影响了后续美国对中国投资额度的增长。美国对中国出口额的增长意味着二者之间经济交流多数依靠国际贸易完成, 所以一定程度上国际贸易的繁荣会直接影响国际投资规模的扩大, 这意味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有明显的相互替代关系, 即中美之间国际贸易的繁荣会促进更多新投资与新贸易的产生, 这是二者之间替代作用开始从量变向质变转变的过程。

中美贸易与投资发展趋势从长远来看呈现动态化不确定趋势, 从中美经济结构、经济形势、经济规模来看, 美国对于中国的出口农产品比例较高, 这是由于美国得天独厚的地形地貌、农业产业化结构、农业保护政策等影响, 美国从华进口的产品多数以生活必需品及工业制品为主。中国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小、人均资源占有水平低、工业化体系完善、劳动力充足且成本低, 因此多数以制造工业成品与生活必需品等为主, 进口主要以农产品及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为主。此种贸易模式下, 短期来看对中国发展较为不利, 对美国而言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都相对有利, 但是随着美国产业空心化、中国高科技制造业崛起等影响, 二者之间的发展呈现出动态变化之势, 这意味着未来二者都必须调整自身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向,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加速海外投资增长, 从而带动国内经济发展, 受以上因素影响, 中美之间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呈现出动态变化关系。

2.3 中美之间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未来互动发展探究

中美之间国际投资从1997年至2007年主要以美国投资中国为主, 美国在华投资多集中在制造业, 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极大的刺激了国内对生产资料、生产设备的需求, 从而促使中国大量从国外进口生产资源, 这意味着美国国际投资间接带动了中国进出口贸易。随着中美两国经济合作程度的加深, 美国目前对中国的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 制造业投资规模相对减少, 但是服务业作为特殊产业, 其投资额度很难直接体现在国际贸易进出口额度中, 这也是为何中美之间投资规模快速增大但是进出口额度波动并未明显增大的主要原因。

近些年中美经济贸易的增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大规模经济体之间的摩擦, 无论是倾销与反倾销案调查还是贸易保护政策与贸易壁垒, 都导致二者之间经济贸易摩擦频率、摩擦成本增大,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贸易交往, 为抑制这种摩擦, 美国减少了对中国的投资, 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仍旧保持着常见增长态势, 这都改变了双方的贸易形势与格局, 尤其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之后, 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力更加巨大。

中国作为当前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有着世界工厂的美誉, 中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制造业的繁荣与投资环境的变化, 当前中国作为世界规模最大、经济活力最高的经济体成为了国际投资最为青睐的地区, 带动了新一轮的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美国作为中国重要经济合作对象, 近年投资更倾向于从制造业投资、生产性投资转向第三产业投资与服务型投资, 这对于进一步焕发中国经济市场活力有重要意义。

基于中美之间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关系变化, 要善于利用投资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发展, 比如利用国际投资绕开贸易壁垒, 减少贸易摩擦;加大国内企业对境外直接投资, 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积极投资国外第三产业与金融业, 从发展中国家积极向发达国家延伸;摆脱中国资源进口国地位, 保护国内产业资源, 加大向外投资与资源开发;营造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与贸易环境等, 通过以上这些举措最大限度的发挥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影响。

3 结语

综上所述, 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以促进关系、替代关系为主要表现, 以中美为代表的经济主体在未来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呈现动态不确定化发展趋势, 要在深入研究各国经济结构、经济环境、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探寻更好的发展对策, 积极利用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正面影响力带动国内经济发展。

摘要：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互动关系的探究对于消除贸易壁垒、优化投资环境、刺激国家经济贸易发展活力有重要影响, 有利于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本文分析了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互动关系研究意义, 以中国与美国为例探讨了中美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互动关系情况, 并探究了中美之间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未来互动发展情况, 希望能为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互动,中美贸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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