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案例分析

管辖案例分析（通用6篇）

篇1：管辖案例分析

题目一

A县与C、D、E、F四县相邻。A县某加工厂与B县某食品厂于1996年10月8日在C县签定一真空食品袋购销合同。其中约定：“运输方式：加工厂代办托运；履行地点：加工厂在D县的仓库。”“发生纠纷的解决方式：在E县仲裁委员会仲裁，也可以向C县和E县的人民法院起诉。”合同签定后，加工厂即在其设在E县的分厂进行加工，并在F县车站发货。`食品厂收货后即投入使用。因真空食品袋质量不合格，致使食品厂已封袋和销售出去的袋装食品大量腐败变质，损失6万多元。两厂之间协商多次未果，食品厂的法定代表人即找到律师陈某咨询。最后提出：“怎么起诉都可以，但必须在我们B县法院打官司，你能办到就委托你，否则我另请高明。” 现问：（1）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此纠纷应通过仲裁解决还是应通过诉讼解决？请说明理由。（2）E县法院是否有管辖权？为什么？（3）C县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请说明理由。（4）D县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请说明理由。（5）F县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请说明理由。（6）A县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请说明理由。（7）如果你是陈律师，能否满足食品厂提出来的要求？为什么？

题目二

1998年5月，青岛德维公司（以下简称德维公司）与苏州天隆化学制品公司（以下简称天隆公司）在无锡签订了一份汽油买卖合同，双方约定在1998年7月至12月之间由德维公司用罐装车分三批向天隆公司发运汽油共30吨，货到付款。同年7月，德维公司向天隆公司发运汽油首批10吨，并在货到后第三天收到该批货款20万元。8月初，市场上该汽油价格上扬，德维公司便不再发货。天隆公司因缺乏生产资料，几近停产。几经催要未果，无奈天隆公司只得向上海某化工厂以高于市场价5%的价格购买此种汽油20吨。同年9月底，由于生产厂家太多，此种汽油价格下跌，德维公司马上一次性发货20吨。并在装车待运前通知天隆公司接货。天隆公司立即通知德维公司，要求不要发货并解除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德维公司不同意，理由是合同中无履约的具体期限，于是强行发货。货到苏州后，因无处贮存，天隆公司只得将此批汽油转让给武汉某化学品公司，谁知承运此批货物的苏州某运输公司的货轮在安庆江面撞上重庆轮船公司正常行驶的客轮，货轮上部分汽油泄露至江面，污染了沿江贝类养殖厂。同年10月初，德维公司向天隆公司催要货款，双方产生争议。现问：（1）若德维公司起诉天隆公司，要求给付货款，应由哪一个法院管辖？（2）如果天隆公司为将汽油运至武汉而与苏州某运输公司订有运输合同，现双方就此合同发生了争议，天隆公司起诉。对此争议应由哪一个法院管辖？（3）如果沿江受到汽油污染的贝类养殖户对苏州某运输公司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是哪个法院？（4）如果德维公司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天隆公司应诉讼答辩，后庭审中天隆公司主张起诉前双方曾以传真方式进行协商，合意由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并出示了相应的证 据。此时审理本案的人民法院应作如何处理？（5）在德维公司诉天隆公司追讨货款的诉讼中，天隆公司欲向德维公司提起反诉，其有权向哪个（些）法院提起？（6）如果德维公司与天隆公司合意由某仲裁委员会裁决纠纷，作出裁决后，德维公司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天隆公司申请撤消该裁决，此时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

题目三

A省的个体户姜某由B省的甲县运5吨化工原料到丙县，途经B省的甲、乙、丙三县交界时，化学原料外溢，污染了甲县村民王某、乙县李某和丙县张某的稻田，造成禾苗枯死。受害村民要求赔偿，但由于赔偿数额争议较大，未能达成协议。为此，甲县的王某首先向甲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甲县人民法院受理后，认为该案应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于是将案件移送到姜某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与此同时，村民李某、张某也分别向自己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乙县和丙县人民法院都认为对该案有管辖权，与A省姜某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就管辖问题发生争议，协商不成，A省姜某住所地的基层法院即向A省某中级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

问题：（1）哪个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2）甲县人民法院的移送是否正确?（3）A省基层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是否正确? 花城市某单位退休干部区礼华退休后在郊区的老家建了一处宅院，在那里安度晚年。后来区礼华于1993年2月病逝，所建宅院由他的三个儿子区绍宽、区绍厚、区绍富继承。三兄弟在市区住房都很宽裕，就商量把郊区的宅院卖掉。龙家兄弟龙甲和龙乙愿意购买此房。于是，区家三兄弟与龙家两兄弟签订购房合同，约定龙家兄弟交付现款2万元。龙、区两家在达成协议后到房管部门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因为龙家一时凑不出2万元现金，双方又约定两个月后交付。两个月时间到了，龙家没有给钱，又过了四个月，区家兄弟多次催促龙甲，龙甲推辞说自己没钱，让他们向龙乙索要房款，并说龙乙正做生意，手头有现金可付款。区家兄弟又向龙乙索款未果。区家三兄弟于是分别以龙乙为被告向同一法院起诉要求还款。法院受理后，认为区家三兄弟应为共同原告，将3人的起诉合并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因区绍富出差在外，龙乙便与区绍宽、区绍厚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由龙乙支付18000元作为购房款给区家兄弟。调解书送达区绍富时，其以当时自己不在场，调解未经其同意为由而拒收，仍坚持要求被告按2万元支付。

问：（1）本案争议的法律关系当事人如何？为何种类型的诉讼？（2）法院受理时将区家三兄弟列为共同原告的做法是否正确？（3）法院的做法是否有什么不妥之处？

（4）该调解协议是否有效？人民法院能否据此签发调解书？

题目四

居住在甲市A区的乔小伟从事汽车修理业，其所开的汽车修理铺位于甲市C区。该汽车修理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所登记的业主是其兄乔大伟（居住在甲市B区），乔大伟实际上并不经营汽车修理。乔小伟为了承揽更多的业务，与乡办集体企业正华汽车修理厂（位于甲市L县）签订了一份协议，约定乔小伟的汽车修理铺可以以正华汽车修理厂的名义 从事汽车修理业务，乔小伟每年向正华汽车修理厂交管理费2万元。2002年1月，乔小伟雇佣的修理工钱财旺（常年居住在甲市E区）为客户李有良修理一辆捷达汽车。修好后，钱财旺按照工作程序要求在汽车修理铺前试车，不慎将车撞倒一棵大树上，造成汽车报废，钱财旺自己没有受伤。相关各方就如何赔偿该汽车损失发生纠纷，未能达成协议。现李友良拟向法院起诉。

问：（1）李有良应以谁为被告？（2）哪些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3）就此同一纠纷，若李有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都提起诉讼，应当如何确定案件的管辖法院？

（4）若有管辖权的法院之间就本案管辖权问题发生了争议，应如何确定管辖法院？（5）若在管辖权争议未解决之前，其中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案件就做出了判决，对此判决及判决所涉及的案件应如何处理？

题目五

• 案例：刘德仁有子女三人。儿子刘海洋，大女儿刘海燕，小女儿刘海鸥。刘德仁的妻子王淑艳于五年前因病去世；大女儿刘海燕于2007年嫁到沙河县，并在那里工作；小女儿刘海鸥于2009年嫁到南平县，后与丈夫一起调到来水市工作，并在那里居住。儿子刘海洋一家与老汉共同居住在老家安明县。2012年8月11日，刘德仁在进城途中不幸发生车祸身亡，留下私房六间，刘海燕与刘海鸥闻讯赶至，十分悲痛，未与刘海洋提及继承遗产之事。2013年1月10日，刘海洋独自去河上钓鱼，因冰冻不实，掉进冰窟，因周围无人相救，刘海洋不幸被淹死。同年2月，刘海洋之妻沈爱花将六间私房中的一间留下自己居住，其余五间卖给了同村居民李达明。不久，刘海燕得知此事，遂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她对房屋的所有权。• [问题] •（1）本案应由哪个法院管辖？为什么？

•（2）本案中哪些人应参加诉讼？他们各自的诉讼地位是什么？

也青原是滨海轻工产品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公司)营销部经理。被得原公司高薪挖走负责市场推销工作。也青利用其在原公司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将滨海公司的销售和进货渠道几乎全部提供给了得原公司，滨海公司因而损失严重。滨海公司因此将也青和得原公司告上法庭，请求也青和得原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申请不公开审理，以避免商业秘密泄露于第三人。在开庭审理时，也青提出申请，要求合议庭成员之一的陪审员李某回避，理由是李某与滨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某是大学同学。但滨海公司提出异议：(1)李某是陪审员而非审判员，不适用对审判人员回避的规定；(2)本案当事人非孙某，而是滨海公司，公私有别。问：

(1)人民法院能否同意原告不公开审理的要求?(2)原告提出异议的理由在法律上是否应当予以支持?

篇2：管辖案例分析

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的问题分析

作者：张勤缘发布时间：2014-03-28

2012年8月1日以来，我们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受理专属管辖案件。适用中发现，随着铁路快速发展，铁路运营主体和经营模式改变，以致纠纷责任主体，运输合同履行方式等都相应发生了变化。能否继续适用现有的专属管辖规定；以及新规定中一些专业术语的理解分歧，给司法解释的适用带来一系列难题。对此，我们把实践中的问题进行梳理，结合铁路法院实际状况，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意见与建议。

一、涉高铁等合资铁路的纠纷中，被告如何确定

高铁等合资铁路与传统国有铁路不同，其运营是与沿线铁路局签订委托运输管理协议来运作的。委托运输导致产权（高铁公司）与经营权（各铁路局）分离。而各条线路的委托运输管理协议中约定的责任承担方式各有不同。这就导致高铁等合资公司发生合同或侵权纠纷时，究竟谁为合同纠纷的责任主体，谁为侵权纠纷的责任主体，谁是适格的被告存在争议？我们建议：合同纠纷应以合同相对方作为被告。如旅客运输合同，以受托经营管理高铁的各铁路局为被告。理由：一是操作便捷，便利原告起诉。具体的纠纷责任主体，需依据高铁等合资公司与受托铁路局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来判定。而各高铁公司与铁路局的内部的合同约定，系铁路内部文件，受诉法院都无法全面掌握情况，很难要求原告起诉时举证。起诉证据门槛太高，不便利诉讼。同时，受托铁路局了解运营情况，更便利证据收集与取得。二是均衡各铁路法院的案件受理数量，更有效统筹安排司法资源。三是于法有据。各铁路局作为受托经营管理人，是高铁客运合同的实际承运人，即合同缔结者。从合同相对性角度讲，由其作为被告，于法有据。

涉及高铁等合资铁路的侵权纠纷，我们倾向：在起诉阶段，如果原告可以明确责任人的，就直接列责任人为被告。如不能明确侵权责任人的，即可以线路产权人为被告，也可以线路运营人（各铁路局）为被告。实际的责任主体可待受理后查明后再行确定。理由：一是原告的起诉证明责任不宜太高。因为高铁公司和铁路局的合同系内部关系，普通受害人很难了解；以及运营事故的责任划分需专业人士才能确定。要求原告在起诉阶段查清并确定准确的被告，过于苛严。二是单方的起诉审查程序，要求仅对原告是否适格进行审查；而被告是否适格，非起诉审查之责。

二、货物运输合同的认定

铁路单纯的货物站到站的运输业务已萎缩，取而代之的是货物运输加门到站、站到门的短途运输服务。这种经营模式类似于快递物流业务，如何区分？能否认定为货物运输合同，或是多式联运合同？实务中存在争议。是否适用铁路专属管辖存在疑问。

1、与普通快递的区别

铁路货物运输的运营模式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已由传统的站到站运输模式，逐步转变为门到门的快递物流模式，即铁路运输加陆路短途运输服务模式。承运人不仅提供铁路运输服务，还提供包括门到站、站到门的发送和到达等综合服务。虽然它采用统一的快递运单，提供门到门、点对点式的服务，但它有别于普通快递业务：铁路运输是铁路运输企业作为合同的承运人，提供的运输服务。它附加提供的站到门，门到站的接取送达服务，是对其运输业务的一种延伸服务；而一般的快递业务，运输业务是采取委托第三方运输的运营模式。这种情况下，即便采取了铁路货运方式，也无法认定为铁路运输合同。因快递公司本身并非实际的铁路承运人，它亦不对客户承担铁路运输承运人义务。

2、夹杂站到门、门到站的运输，是铁路与公路的多式联运合同？还是单纯认定为铁路/

3运输合同纠纷。适用铁路专属管辖规定？

我们倾向于，认定为铁路运输合同，属于专属管辖范畴。一是从这类合同约定的法律适用上看，属于铁路运输合同纠纷。这类合同约定的索赔时效、赔偿标准均为铁路货规、铁路保价等铁路运输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由此看出这类纠纷有较强的铁路专业性，铁路法院具备审理此类案件的专业优势。二是从运营模式上看，它属于铁路行李、包裹运输加铁路延伸服务。属于专门法院管辖。铁路延伸服务中的发送、到达的综合服务包括货物的短途运输。这种门到站、站到门的揽货、送货服务并非是短途的公路运输，而是铁路货物运输以外的延伸服务项目。铁路货物运输与铁路延伸服务都属于铁路法院专门管辖范围。三是适应市场变化的需求。目前，铁路企业在货运改革中，为了更好的适用市场需求，货运模式将从传统的“站到站”的运营模式，逐步改变为这种“门到门”的运营模式。近期，铁道主管部门进行运价调整，延伸服务等辅业回归主业等改革计划也在逐步推行。由于立法滞后性，使得法律意义上的铁路货运运输概念，远离现实的铁路货运业务。从能动司法的角度考虑，将其认定为铁路货物运输合同，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铁路企业的认定标准

“新规定”第三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十一）项里都有铁路运输企业的概念。按照2009年修订的《铁路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国家铁路运输企业是指铁路局和铁路分局。而今铁路分局已撤销，铁路运输企业由国资到与地方合资等多种形式，数量也不仅止于十八个铁路局。如何界定铁路运输企业，成为适用上述规定的前提。

1、地方铁路、合资铁路、专有铁路和专用铁路是否为铁路运输企业？

《铁路法》明确规定：铁路包括国家铁路、地方铁路、专有铁路和铁路专用线。我们理解：从事公共旅客、货物运输业务的国有铁路、地方铁路、专用铁路，以及合资铁路，都应视为铁路运输企业。

随着铁路逐步发展，国有独资的铁路经营模式已逐步被合资铁路、地方铁路公司等模式所替代。铁路运输企业的认定标准亦应适应时代的变迁。

2、铁路运输企业的判断标准

我们建议：关于铁路运输企业的认定标准。应以营业执照上是否记载从事“公共铁路客货运输”的特许经营范围为准。按照特许经营的相关规定，从事铁路客货运输必须经国家铁路局相关部门许可，工商部门才能予以登记。故立案时以此为标准判定铁路运输企业，简便可行。

四、延伸服务合同的经营主体和经营范围

1、关于铁路运输延伸服务的经营主体。

一种观点认为：其主体应当是铁路运输企业，在其承运义务之外，提供的延伸服务。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从事延伸服务的主体是否为铁路运输企业，只要它从事的业务是铁路延伸服务，就可认定是铁路延伸服务合同，属于专属管辖。

我们倾向第二种意见：一是铁路专属管辖实为一种事物管辖，即以案件性质不同而确定的专业法院审理的管辖制度。铁路延伸服务是从属于铁路运输的一种服务业务，应以其案件性质来确定由铁路专属管辖；而非以从业主体是否为铁路企业来界定。二是铁路市场化经营后，运输主业从事延伸服务的情况并不多见，更多是铁路多种经营企业（非铁路运输企业），甚至是社会上依法成立的法人企业从事该项活动。限定主体要件，不符合市场的现实状况。三是依照1998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执行《铁路货物运输延伸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铁路延伸服务经营主体为：铁路运输主业、铁路多种经营企业或社会依法成立的独立企业法人向货主提供延伸服务的，均属铁路货物运输延伸服务经营主体，延伸服务的经营者。

2、铁路延伸服务的范围。除代办托运、包装整理、仓储保管、接取送达外，还包括哪些？

按照《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执行〈铁路货物运输延伸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其具体的服务项目包括

：（1）发送综合服务；（2）到达综合服务；（3）仓储保管；（4）篷布服务；（5）代货主清运、销纳车辆、集装箱及货位垃圾；（6）代购、代加工装载加固材料；（7）代货主对货物进行包装；（8）代办货物一关三检手续。

五、铁路运输企业在装卸作业、线路维修等方面发生的委外劳务、承包等合同纠纷中，委托项目，承包内容等需要明确。

委托项目，承包内容。我们调研中发现，实践中的委外、承包合同，不仅法条上列举的装卸作业、线路维修这两个方面，还有客车保洁、供电网维护、通讯维护、客票系统维护、动车维修、信号养护维护等。每年铁路局都会有《专业委外名录》。我们认为，只要在名录上的项目，都可认定为委外、承包合同。需要明确的是铁路运输企业委托后，受托方又逐级转委托和承包的不能认定为专属管辖。其理由为主体要件不具备。

六、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中，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铁路及其附属设施”如何理解；二是“有关的合同纠纷”包括哪些？

1、铁路及其附属设施

目前，尚未查到有关“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明文规定。从专业概念上讲，铁路应当包括铁路线、桥、隧、站，铁路道床、路基，以及铁路电气化铁路的牵引供电，电力、给水、安全保护（警示标志、限高架、自动报警装置）等固定设施，还应包括为满足检修需要，建立的检修基地，设置检修、试验设备（包括检查车、试验车）、运输工具、生产辅助车间和必要的生产房屋。

铁路的附属设施，无法用列举的方式穷尽，我们建议设立一个判断标准：保证铁路运输生产安全、防灾设备及房屋建筑设施等应认定为铁路附属设施。

2、与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

与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是否包括铁路建设前期的咨询、压矿、拆迁安置等合同，建设中的材料的采购，设备、场地的租赁，建筑用工等劳务合同，以及后期的环评等合同都可视为“有关”？

一种意见认为应狭义理解“有关的合同”，应以最高院案由第100条规定范围为限。其他类合同都不应认定为“与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

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宽泛理解“与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只要与铁路施工有连接点的都可认定。咨询、压矿、拆迁安置等合同；建筑材料的采购、建设设备、场地租赁，以及建筑用工劳务等合同；环评等合同都应视为“与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我们倾向第一种观点。专属管辖具有强制和排他性。如过于宽泛，有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之嫌。也不便利实务操作。

参考内容：

1、《铁路法》第二十四条也明确了专用铁路，兼办公共旅客、货物运输营业的，适用本法关于铁路运输企业的规定。

2、《铁路技术管理规程》第9条。

3、《铁路技术管理规程》第17条。

篇3：管辖案例分析

一、“管辖权下移”任意性危害的分析

(一) 严重损害当事人“审级利益”

“两审终审”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为当事人在不服“一审”判决时能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申张自身诉求。“管辖权下移”任意性使此权利落空, 违法剥夺了公民的诉权, 使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扇门被无情关闭。当事人诉求得不到充分表达和关切, 会对我国司法机关失去信心。更为甚者, 铤而走险采取私力报复手段。

(二) 为地方保护和司法腐败披上“合法”的外衣

在本地某些特别有影响力的单位或个人案件起诉中, 受理法院迫于种种批示或暗示, 将本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移到下级法院, 从而控制上诉法院级别, 形成所谓的“案不出省”现象, 即将案件控制在本法院或本地区范围内以最终控制审判结果, 为地方保护和腐败提供“合法”依据。实质是规避更高级法院对其审判的监督, 将“两审终审”变成“一审终审”, 严重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践踏民诉法精神、破坏司法秩序, 为“司法腐败”助力。

(三) 对下级法院尤其基层法院造成了极大困惑和危害

只有“确有必要”和“上级法院批准”两个模糊标准且缺乏具体程序, 上级法院任意将案件下移, 以维持原判、直接改判甚至授意或者直接干涉等手段和途径对下级法院施加影响, 以期控制最终审判结果, 使审判丧失独立性。一般此种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的判决风险由下级基层法院承担, 为面临法官流失等诸多问题的基层法院再添负担, 办案压力剧增, 基层司法环境恶化, 侵蚀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根基。

二、任意性危害的原因分析

(一) 法律确定性不足及转移对象的认识误区

法律缺乏具体标准和程序, “确有必要”和“上级法院批准”两个转移要件确比以前有进步, 但司法操作并不能从中得到确定依据。关键原因在于我国传统理论和实践中都将对象归为“管辖权”。分析民诉法可知, 下级法院只是“审理”而非“管辖”属于上级法院管辖的案件。案件管辖权仍在上级法院中, 下级法院只是代为“审理”, 它们之间形成的是类似“委托”关系。

(二) 牟取利益是司法腐败的源动力

纵使下移要件完备, 若非有利可图, 原受理法院不会轻易将其下移。至多是劳累审理, 规避舆论压力与贪腐嫌疑。地方保护与非法牟利的根本原因都是利益驱动。只要案件下移得到的利益多于不采取此种方式, 任意的“管辖权下移”便有存在空间。

(三) “司法懒惰”情绪的普遍存在

其他原因中“司法懒惰”这种不作为现象首当其冲, 对于一些影响较大或者案情较为复杂的案件, 上级法院为回避麻烦和繁琐, 任意将其下移, 将包袱扔给下级法院以减轻自身压力, 同时还可掌控最终审判结果, 相当于将其下级法院作为自己的“助手”, 方便了不想办案的情绪。

三、规范限制“管辖权下移”任意性的措施

(一) 转变传统理论和实践观念, 制定具体明确标准

首先须扭转理论界“管辖权下移”对象为“审判权”而非“管辖权”的观念, 以理论带动实务和法律改变。在现有框架内明确其标准, 考虑的重要因素是案件性质和最终批准主体, 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影响不大的案件可以考虑适当下移, 而事实复杂、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影响较大的案件则不能纳入其范围。理想的批准主体为最高院, 修法难以短期实现情况下, 可行的是出台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在原受理法院的上级法院批准后, 到最高院进行备案。

(二) 制定切实可行的“管辖权下移”程序

具体路径的选择以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为最佳。理想的程序设计应是首先由原法院依法受理, 而非在其上级法院批准后直接裁定通知当事人向下级法院起诉。其后规定时间交由其上级法院批准。上级法院在规定时间内做出具体决定并传达给原受理法院, 原受理法院根据具体规定在规定时间内继续审判或“管辖权下移”, 两级法院做出决定的依据应是案件性质及是否充分讨论并做记录, 此外适当考虑当事人意愿及法院工作量。须出具下移证明并分别交予当事人和下级法院, 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进程, 首要是规定具体时间、保障程序效率、当事人诉权, 不致久拖而使当事人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三) 针对性制定救济途径

基于原受理法院和其下级法院的“委托”关系, 其下级法院产生的判决应视为其做出的判决, 上诉法院应为原受理法院的上级法院, 当事人不服判决可直接向原受理法院的上级法院上诉。此外, 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统一, 法官薪酬与审案数量挂钩及提高司法从业人员待遇等制度的建立, 对我们预期的实现及“管辖权下移”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是极为重要的。

摘要：管辖权向下移转由于缺乏必要限制, 因而任意性较大。它造成了损害当事人诉权、地方保护盛行及危害下级法院等恶果。具体标准及程序缺失、利益倾向、司法懒惰乃是其任意性和危害性之根结。惟有转变传统观念、制定明确标准、完善移送程序、补全救济措施, 方可限制实务任意性。

关键词：管辖权下移,审级利益,移送程序制定

参考文献

[1]汤维建, 向泰.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8) .

篇4：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法理分析

摘要：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是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创新的产物，客观存在于行政诉讼中。实践证明，它的出现实现了行政审判“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针对这一新的试点中的司法制度，从制度价值、司法价值和程序价值三方面进行法理分析，以期指出这一制度存在的法理价值，为立法提供理论素材。

关键词：行政诉讼； 相对集中管辖； 法理分析

中图分类号：DF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2204

收稿日期：2013-10-28

作者简介：曹红军（1983-），男，安徽亳州人，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法律硕士，研究方向：诉讼法学。

①（2013）3号《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试点中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本辖区具体情况，确定2至3个基层人民法院为集中管辖法院，集中管辖辖区内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从2013年6月20日开始实施行政案件的相对集中管辖.

Leg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AO Hong-jun1，Wang Ying2

（1.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Huainan， Anhui Province，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2.China Merchants Bank of Hefei， Hefei 232001，China）

Abstract：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innovation of our country judicial practice in recent years， which objectively exists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e practice proves that its existence helps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political effects， legal effects， social effects”. In view of this new system in the judicial system，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the system value， justice value and procedure value， in order to point out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is system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material for legislation.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jurisdiction； legal analysis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就是通过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的方式，将部分基层法院一审行政案件的管辖权交由其他基层人民法院集中管辖以实现最大化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一种司法制度。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对管辖制度的变通。从理论上讲这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悖于《行政诉讼法》中有关区域管辖原则相应规定的，但它是合法且客观存在的，是我国司法实践创新的产物。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做法：一是指定辖区某一个法院行使集中管辖案件；另一种方式为上级法院逐案指定的方式。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3年试点“行政诉讼相对集中指定管辖制度”，实践证明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此基础上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3（3）号文件①指定安徽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安徽省唯一一个“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法院”进行试点，全国其他省份也纷纷选择一些城市进行试点。可见，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在我国已经不是一种司法理论的对象物，而是一种司法实践的客观存在。

对于成文法国家而言，任何司法制度或司法行为的解析都必须以成文法条为基础和前提，然后结合法学理论、法律价值、立法目的以及道德规范进一步寻求法律意义上解析的正当性、合理性。因此若要对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这一具体的、试点改革的司法活动进行法理分析，一个基本前提必须在现行《行政诉讼法》框架内，结合社会司法现实的需要，深入分析相对集中管辖这一司法制度的合理性新因素和新内涵，达到遵守现行法律制度这一静态状态下，探求这一制度潜在的动态活力。基于此，笔者在遵守现行《行政诉讼法》条文前提下，以行政诉讼权利本位为价值目标，以司法正义为终极追求，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综合把握法律规范在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法院等多重法律关系中的整体性，继而分析把行政诉讼制度设计、司法运用和程序保障等有机统一起来，探究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理论和司法价值所在。

一、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制度价值分析

法律规范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特征，同时具有价值宣告功能，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也不例外。因此，作为法律规范具有“道德与法律”、“正义与实用”这样的对偶性因素。行政诉讼法律价值亦是人们通过司法实践认识并有实践本身来诠释的关系范畴和过程范畴。正如德国考夫曼先生在《法律哲学》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正义以及还有正确的法是作为法律发现程序的产物来被理解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体现出《行政诉讼法》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作为首要价值。另外行政诉讼被告特定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均体现出该法第1条诉讼价值。《行政诉讼法》第1条是统领性的条文，起着立法目的解释的作用，所有条文的司法实践效果都要为实现第1条立法价值而接受检验，但是，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却事与愿违。这从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非正常的高撤诉率和原告败诉率是可以看出的。浙江省高院课题组在调研文章中写到“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从2000年至2004年，全国行政案件一审判决撤销、变更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总数分别为 16 568件、15 785件、13 637件、12 629件、14 624件，与同期结案总数相比，一审原告方胜诉率分别为 19.69%、17.88%、16.05%、14.34%、15.86%，五年中原告方胜诉率均低于20%。自《行政诉讼法》实施至2004年的15年中，全国行政诉讼一审案件的撤诉率平均为 41.25%。2000年至2004年行政诉讼一审案件的撤诉率分别为37.83%、33.34%、30.67%、31.59%、30.64%，但与同期全国一审民事案

件的撤诉率19.92%、20.09%、19.97%、20.7%、

21.65%相比，仍要高出10%左右。” [2]45浙江省高院课题组调查研究问卷显示：针对当前行政审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设计了四个答案分别为“党政机关的干预”、“法官业务水平跟不上形势要求”、“当事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行政与司法的关系过于密切”，不同主体回答所占的比例为：审判人员答案比例依次为45.8%，34.7%，17.8%，11.8%。而行政诉讼的原告以及与行政诉讼联系密切的人员，回答问题的比例次序为49.4%，27.6%，28.7%，37.2%。可见，与行政诉讼有关的人员与审判人员都认为行政诉讼审判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外部干预，而调研的数据也支持了这种看法[2]44。

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的现实不禁让人思考：如何能使行政司法行为有序的实现《行政诉讼法》第1条立法目的，并让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受到法律立法目的的指引和控制成为摆在广大行政诉讼法官面前的现实性命题，在面对“史上最牛公函”重庆市涪陵区法院收到涪陵区李渡园区管委会所谓的“史上最牛公函”，具体内容为：“一审（法院）不应采信（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错误鉴定结论，应做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如果一审法院不采信我们的意见，而一意孤行或者基于其他原因，硬要依据上述错误鉴定结论作出判决……将会造成原告缠诉或者上访，并且不利于处理另外三户养殖户的诉讼。我们想，这也是一二审法院都不希望发生的后果！”。，老百姓不愿告官，不敢告官，法院不能常态的独立公正审理时，广大法律人不得不正视和反思我国现行的行政司法体制，正如马怀德教授在《行政诉讼原理》一书中所写“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不能被有效地实现以及法律不被正确的实施，最大原因在于行政诉讼体制的制约和限制”[3]。基于此，我们不得不按照常人的思考逻辑对《行政诉讼法》法律目的性规定进行反思：“面对实践难题，在行政诉讼审判中，法院如何规避行政权的锋芒，使原告和被告在一个公正、客观、平等的平台上进行充分的抗衡”；不得不思考在遵守《行政诉讼法》现有规定的前提下，如何合法和合理的处理“司法与行政”、“权利与权力”关系进行试探性实践。浙江台州中院和丽水中院改革经验给了我们创新答案即“用制度保障立法目的的实现”。被行政诉讼实践“逼”出来的“台州经验”驱使迷失立法目的的司法行为向法律价值进行正当地回归。台州中院和丽水中院司法实践经验的“蝴蝶效应”“蝴蝶效应”理论是气象学家洛伦兹 1963 年提出来的，其大意是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两周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说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也将呈现。在当代中国司法体制背景下，我们在司法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如果一味的模仿国外建立专门的行政法院或者提高审级的完全集中管辖模式都不太现实，因为要么是司法成本过高要么是体制障碍，而试点中的行政诉讼相对管辖制度却能够在不触动现行司法体制也无需重构审判组织的情况下，以很小的成本和代价实现静悄悄的革命，进而有效地改变了当前司法困境，并且从制度上保证《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的实现。

二、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司法价值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7条规定了行政诉讼案件一审法院管辖的一般原则（原告就被告）。但我们知道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和法律原理启示我们：无论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是多么的完美，其一般性规定都不可能囊括人们生活的全部社会事例。正如英国著名法学家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所写的：“对法律的解读首先应在遵守规则一般意思和规则权威的前提下研究法律精神，同时要兼顾法律规范中处于边缘地位、不能也不容忽视的一些‘空缺结果。因为法律规范若想拥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必须有这样一些‘空缺结果，它可以赋予法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填补法律的空缺结构，他们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原被告份量不等的利益之间作出公平、公正的平衡[4]134。行政诉讼实践中受理难、审理难、执行难、以及非常态的高撤诉率和原告败诉率使行政诉讼“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需要“空缺结果”来弥补，表明现行《行政诉讼法》一般性管辖原则在实现其立法目的方面遇到了困难。

事实上，哈特所指的这种"空缺结果"体现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中。第22条规定了上级人民法院有权指定下级法院因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案件。第23条规定了上级法院可以提审下级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法院审判。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赋予了规范以活力与变通力，不会使法律规范变得混乱并丧失权威。正如哈特指出的那样：“法必须主要地（但不能绝对地）指向多类人、多类行为、事物或情况；法对广泛社会领域的成功运作取决于把个别行为、事物和情况认定为法所作的一般分类的实例，这样一种广泛扩散的能力”[4]124。浙江台州和丽水中院的法官们通过司法实践，能动地把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和行政诉讼法律规范巧妙地灵活地结合起来，进而真正发挥了法律规范的基础性作用，最终实现立法目的。

可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2条和第23条立法规定为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调整案件审判管辖权提供了立法依据，最高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更是针对第22条和第23条的立法条文作了进一步细化解释，确认行政诉讼可以指定异地管辖。那么本文讨论的相对集中管辖可以说是指定异地管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完全符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是由我国的特殊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原因引起的管辖权指定，目的是实现司法的公正、独立，进而使人民法院能真正意义上行使管辖权，它的出现是因为行政权干涉、影响、压制司法权的现实导致的。最高人民法院法（2013）3号《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使浙江台州中院和丽水中院的“个别试点行为”演变为“普遍性”。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诉讼相对管辖制度，但是渗透着这一制度的因子，因为相对集中管辖实质上是一种指定管辖。由此分析可知，通过建立行政诉讼相对管辖制度对司法来说有着现实的指导价值，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2013年7日1日，淮南市第一起相对集中管辖行政案件（马某诉淮南市公安局某区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案）在淮南市田家庵区法院立案受理，标志着安徽省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正式运转，其司法价值意义更具深远。

三、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程序价值分析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应以公平正义为实质追求，集中表现在认定事实清楚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公正合法，诉讼程序民主，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参与人的辩论权等合法权益方面，最终体现在诉讼结果的客观公正。实现司法正义就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可见，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是司法正义的内容，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重要保障。公民对个体权利公正的理性感受，是来源于国家在给予权利正义保护的理念评价。一般而言只要公民权利正当行使，国家就会给予正义保护，公民个人就会感受到社会的公正，对社会充分正义的信心。作为社会主体的主观评价而言，如果人们依照法律做了相同的行为会得出同样的结果，人们就会切身感受到司法的公正，感受到社会充满正义，反之就会对社会因缺乏公平正义而失去信心。事实上，司法判决结果的公正更是作为社会是否公正的主要标准，而对于判决结果的公正是如何得出的，即结果公正产生的过程往往受到忽视，这也正是我国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的弊病。从以往司法实践看，所谓结果的实质正义会因为评价主体认知能力的差异以及受到主观期望和对司法结果之间差距程度的影响，相同的判决结果体现的公正感会因人而异。因此，程序正义对于司法实体公正的保障直观重要。在当前我国行政诉讼领域，法院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难以保证结果公正的背景下，程序公正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更是受到行政相对人的热切渴盼。

回避程序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各国立法均把回避原则作为一般性原则在立法中予以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7条规定了回避制度，即授予当事人基于合理理由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审判人员予以回避的权利。但这种仅针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的制度设计"对我国行政诉讼特殊被告（行政主体）而言并不是实质意义上的回避。"原告就被告"管辖制度的设计不禁让人质问：“对于审理本地同级政府或者是上级政府案件的法院是否也应当回避？如果不回避，则法院是否能公正客观的审理此类特殊被告的案件？”。长期以来，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等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的现实困难问题，从根本原因来讲是法院缺少独立审判的条件所致。可见，现行管辖制度无法有效排除政府对行政审判的干预，对于一个在人事和物质方面都依赖于本地同级政府的法院来讲，人们也无法相信其能公正的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因此，从制度设计层面疏远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密切联系，是能够保障司法的公正审判的。我国地方法院司法实践证明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制度改革能够较好的解决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问题，能够提高行政审判的公信力。浙江省丽水市中级法院调研显示：“施行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后行政机关被判决败诉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2008年丽水市行政诉讼行政机关败诉率为26.9%。2008年和2009年分别集中指定管辖的56件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率分别约为35.7%、17.9%。丽水中院在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调研总结会上听到更多的是各基层法院的院长对集中管辖制度的“肯定”，如审判压力极大地减轻，行政机关不方便“协调”、诉讼压力大大增加，行政的相对人对法院信任度和公信力显著提高等等[5]。因此，在现阶段我国行政诉讼审判中，对于行政机关这一特殊被告主体情况而言，审判机关整体回避能更好地保证审判活动的公正与独立，进而实现保障程序性和实体性公正的目的。例如，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英国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疏远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目的都是追求通过建立一个具有公正性的审判机构，进而保证司法法能够排除行政权干扰以使审判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公正。

对于行政诉讼审判中的现实难题，长期以来，我国行政诉讼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呼吁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从新设计出一种具有公正性、排除行政权干扰的行政诉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法（2013）3号《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中试行的“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正是对现实呼声的回应。“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是被司法实践所证明了的相对有效的整体回避审判制度，它智慧的火花来源于基层一线司法人员的理论和审判实践创新，是被司法现实“逼”出来的司法审判制度，在试点地区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一制度将为实现《行政诉讼法》第1条的立法目的，实现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良性互动，有效发挥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功能，提高行政审判的公信力，使行政诉讼呈现“原告放心、法官安心、律师专心和被告上心”的良好局面终将发挥其应有的司法功能。

参考文献：

[1]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30.

[2]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行政案件管辖制度研究——以浙江省行政案件异地管辖为典型展开[J].法治研究，2007（2）：44-45.

[3]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5.

[4]哈特.法律的概念[M].张文显，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5]叶赞平，刘家辉.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的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137-138.

篇5：管辖案例分析

乔瑞锋 袁伟建

管辖权异议，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依法提出该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主张和意见。关于管辖异议制度和处理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作了严格细致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案件的复杂性，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对法律理解和当事人认识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就案件的管辖权发生争议。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和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防范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及当事人滥用诉权，笔者浅谈几个观点：

一、原告和第三人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

管辖异议权的主体即异议权人，是指享有向收受诉讼案件的法院主张该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这一诉讼权利的主体。通常认为，管辖权异议只能由被告提出，从而把有权提出管辖异议的主体局限于被告。理由是：一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管辖权异议应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而只有被告才有权提交答辩状：二是《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三是原告主动向法院起诉，应推定原告对收受诉讼案件的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无异议;四是1990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条均否定了第三人享有管辖权异议权。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够全面，原告和第三人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如下：一是《民事诉讼法》

第38条只是对“管辖异议的提出时间”所作出的规定，并不是就管辖权异议主体所作的明确规定。原告

向某法院起诉后，由于移送管辖、指定管辖或管辖权转移等原因，本案的审理法院变为另一法院。此时，对原告而言，可能同意另一法院受理，也可能不同意。《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送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在此情况下应该赋于原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二是若是被告提起反诉，则本诉中的原告在反诉中就成了被告，此时，原告自然就有权提出管辖异议。三是若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不是本诉的当事人，案件的管辖权应依本诉确定。如果主动参加他人已开始的诉讼，应视为承认和接受了受诉法院的管辖，因而不发生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问题;如果受诉法院依职权通知其参加诉讼，则有权选择是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还是以原告的身份另行起诉。在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向法院另行起诉时，他实质上是以原告的身份在行使权利，因而其管辖异议权的有无与前述原告的情形一致。若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他人已开始的诉讼，是通过支持一方当事人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其有可能被判决承担实体责任，故其从参加诉讼开始就应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在是否享有管辖异议权的问题上，则根据其支持原告还是被告而享有管辖权。

二、管辖权异议审查应该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的原则进行。

法院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范围是受管辖权异议的性质制约的。因对其性质和审查范围的不同理解，在司法实务中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和做法：(1)、认为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是形式审查。理由有三：其一，管辖权异议制度是一项程序性救济制度，其救济效果发生时案件仍处于程序审查阶段，尚不涉及实体问题，因此，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只限于形式审查。其二，这种审查的目的在于确定法院对案件有无管辖权，而管辖问题在我国纯粹是一个程序问题，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审查应当仅以当事人提供的材料能够在形式上确定管辖权为限。其三，如果对管辖权的审查渗透实体审查的因素，则属于诉讼程序的非法超越，案件因此而提前进入了“审理阶段”，这显然违背了审判的原理。(2)、认为对管辖权异议案件应作实体审查。其理由是：法院对案件审判权的具体行使有赖于管辖权的确立，按照我国民诉法的立法精神，若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则排除了法院对该案的审判，因此，对管辖权的审查应当是实质的，这样做有利于审判的稳定和公正。(3)主张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管辖权异议属于程序性问题，因此对其审查当

然以形式审查为主，但该项审查的目的地于确定案件的管辖权，为了保证法院正确地行使管辖权和审判权，辅之以一定的实体审查是必要的。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当中，第(2)种观点显然违反了程序的有序性，造成了程序的不稳定，因而是不可取的;第(1)种观点从诉讼的阶段性要求这个角度来进行论述，虽然符合诉讼程序的有序性，保持了程序的安定，但形式审查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时需要审判人员作进一步的实体审查才能确定管辖权;第(3)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能较好的准确把握管辖权，是符合民诉法精神和诉讼法理论要求的。

三、管辖权异议应该直接向二审人民法院提出。

民诉法规定管辖权异议应向一审人民法院提出，但直接向一审法院提出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不妥。其一，无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支持。案件由立案庭立案后，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业务庭作出异议是否成立的裁定，但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没有规定业务庭室的审判组织与立案时的审判组织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更没有规定业务庭室的审判组织可以直接评判立案庭室的审判组织的司法行为。其二，违背“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现行的异议运行模式，对于一个案件是否归一审法院管辖的程序问题，两级法院要作出3次判断，明显违背我国“两审终审”的基本制度。第一次是案件受理时，由立案庭的审判组织作出。立案审判组织判定本院有管辖权，且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受理条件，则受理之;即使符合其他受理条件，但本院无管辖权，则不予受理。第二次是答辩期间，由一审法院的业务庭室作出。被告人收到应诉材料，向一审法院提出管辖异议，一审法院的业务庭室对于是否有管辖权的程序问题再次进行裁定。第三次是二审期间，由二审法院作出。其三，浪费司法资源，牺牲司法效率。现行的管辖权异议运行模式，要经3次认定，浪费了当事人的大量时间，也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事实上，一审法院业务庭的审判组织对被告方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审查结果绝大多数是驳回的，被告方几乎无一例外进行上诉。一审法院的二次审查环节是最大的浪费和司法不经济，应当省略。其四，方便了恶意的管辖权异议者。由于对管辖异议的每一次裁定，法院需审查，要花费时间，当事人也有一个上诉期。一些恶意的当事人，利用这个制度来拖延诉讼，让法院迟迟开不了庭，结不了案，以拖垮对方当事人。比如恶意者往往选择答辩期的最后一天提出异议，当异议被裁定驳回后，又选择最后一天提出上诉。这样，一审法院业务庭对管辖权异议的受理、审查和送达要占到18天到22天，使一个简单的民商案件的审判周期人为地拉长18至22天。

纵观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应改革一审法院对案件受理形式。即原告依法到受案法院起诉，受案法院依法进行审查后，应同时向原、被告发出《民事裁定书》。对符合法律规定、该法院有管辖权的，作出受理裁定;对不符合法律规定、受诉法院没有管辖权的，作出不予受理裁定。无论是受理还是不予受理裁定，双方均可上诉。其中原告对《不予受理裁定书》可上诉，被告认为受理案件的法院无管辖权，可以对《受理裁定书》提出上诉。上诉法院收到当事人的上诉后，送达给对方，对方进行书面的答辩，并提供相关证据，上诉法院既可书面进行审理亦可开庭审理，并据此作出相关裁定。一审法院《受理裁定书》正确的，则裁定驳回当事人的上诉，维持原裁定;一审法院的《受理裁定书》不正确的，则裁定撤销原裁定(如一审法院无管辖权，则书面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一审法院的《不予受理裁定书》正确，则裁定驳回当事人的上诉;一审法院的《不予受理裁定书》不正确的，则撤销原裁定，依现行法律处理。

四、管辖权异议裁定对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有效力。

根据民诉法第38条的规定，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应当进行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由此在司法实务中有人将此理解为只要有人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就应当作出相应裁定，这时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两个管辖异议裁定：一是法院作出管辖权异议裁定后，发现应当追加当事人，而被追加的当事人又提出管辖权异议，致使法院不得不作出两个管辖权异议裁定;二是由于送达不及时，法院已对当事人提出的一个管辖权异议作出了裁定，而尚未超过答辩期的当事人又提出管辖权异议，从而导致双重裁定。

依笔者之见，双重管辖异议裁定既违背了民诉法关于对同一程序性问题只能作出一个生效裁定的原则，而且也曲解了管辖权异议制度设立的初衷。虽然从民诉法第38条我们可以得出有异议即应有裁定结论，但其适用是必须受诉讼价值观及诉讼制度体系的限制的。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一旦生效，即说明本案的管辖权问题已经解决，其效力应及于任何一方当事人，包括后来追加的被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从管辖恒定的原则出发，被追加的当事人即使在提交答辩状期间，也无权再提出管辖权异议，如果该裁定此时尚未生效，被追加人可以上诉。在因送达不及时而导致当事人的答辩期有先后的情况下，法院应在所有当事人都收到起诉状副本且提交答辩状期间均已届满后，才可对管辖权异议统一作出一个裁定;当事人如不服，可依法提起上诉。

五、当事人对级别管辖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

民事诉讼管辖包括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认为，管辖权异议指地域管辖权，笔者认为，当事人可以对级别管辖提出异议，理由如下：一是管辖权按不同的标准可作不同的分类。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正是以“审判权的分担及区域”为标准对管辖权进行划分的结果。既然“地域管辖权”是管辖权异议的客体，“级别管辖权”也应当是管辖权异议的客体。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事人就级别管辖提出异议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函》中明确规定：当事人就级别管辖提出异议的，收受诉讼案件的法院应当认真审查。这一规定给予了当事人就级别管辖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

六、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能提起再审。

在审判实践中，时常发生当事人不服已生效的管辖权异议裁定，申请再审或由作出终审裁定的法院院长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妥。理由如下：首先，从法理上来说，法院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仅是对案件管辖的确定，而非对案件的实体审理。如果允许管辖权异议裁定进入再审，有违于民事裁定的立法宗旨，也不符合当今“公正与效率”的法律价值目标。而且，若是以再审程序追回管辖权，就会出现受移送法院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后，移送法院则对案件的管辖进行再审的混乱现象，这将极大地损害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其次，从法律上来说，对裁定进行再审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177、178和17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8条，这似乎看不出立法允许对管辖权异议裁定进行再审。因此，笔者认为，从这些条款的立法原意以及民诉法的基本精神来看，立法不允许对已生效的管辖权异议裁定进行再审。

七、对滥用管辖权者应予严厉制裁。

有权利行使就有权利滥用的可能，权利行使和权利滥用就像一对双胞胎，共存于我们的法制生活中，民事管辖异议权也不例外。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滥用诉权，无端地提出管辖权异议，拖延诉讼进程的权利滥用行为屦见不鲜。

笔者认为对滥用管辖异议权的行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制裁：第一，排除滥用管辖异议权形成的不正当的诉讼状态。对滥用管辖异议权，拖延诉讼或者规避有管辖权之法院的行为，应认定由此引起的诉讼状态无效，对即使已经审理完毕的案件，对方当事人可基于“重大程序瑕疵”的理由申请再审。第二，损害赔偿。对滥用管辖异议权，造成对方当事人人、财、物损失的，可以运用一般侵权责任原理要求权利滥用人负担损害赔偿之责。损害赔偿范围包括对方当事人的差旅费、误工费、通讯费、材料费、律师费等。第三，确立罚金制度。对滥用管辖异议权的行为直接予以经济制裁，是对之进行制裁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具体方法可以比照我国民诉法第104条规定，对个人的罚款数额为10000元以下，对单位的为10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

篇6：管辖案例分析

【要点提示】

甲乙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乙方向其住所地法院起诉该法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

【案情简介】

2006年3月2日甲方（庆阳市富康果品有限责任公司）与乙方（原长武县果品套袋厂）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联合组建“庆阳市富康果品套袋厂”

一、合作办法及双方责任：„„四.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以法解决，望双方尽职尽责，共同遵守。2007年1月至今被告再未组织生产果袋，亦未通知原告不生产果袋。2009年7月诉讼法院后，经双方协商私下处理这一纠纷，原告撤回了诉讼。协商未果原告（乙方）又于2011年4月14日向长武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在答辩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书。

【评析】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在答辩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并认为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庆阳市西峰区，故本案应移送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原告与被告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利公司与金海公司经济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 法函【1995】89号“如甲、乙双方发生争议，有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认定协议管辖的条款无效。本案应由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甲乙双方合伙协议的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认定该协议管辖无效。依法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故应由被告住所地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裁定移送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在答辩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 但原告与被告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协议管辖，同时没有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原、被告的约定合法、有效，原告在其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长武县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故应依法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行为。合同是发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合同是两方以上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是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的目的的法律行为。本案中，原、被告通过充分的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的法律行为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协议书对发生纠纷的管辖约定：“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协议管辖，同时没有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原、被告达成的合伙协议约定合法、有效，原告向其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长武县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故本案应按第二种意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