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国家

社会福利国家（共6篇）

篇1：社会福利国家

社会工作理念与福利国家构建

（沈阳师范大学 唐明香 110034）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也在以不同的步伐实践着。出于人和社会的需要，社会福利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并逐步发展。面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不少学者已把目光投向社会工作这一新兴的应用性科学，认为社会工作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了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视野和研究积淀，同时也为我们构建福利国家的蓝图指明了可能的路径。笔者在这里探讨的主要是社工工作与社会福利理论上的亲和性、构建福利国家的现实可能路径、社会工作与福利国家的链接等，笔者将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构建福利国家联系起来，希求能够为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设有所帮助和启发，若如此，笔者将不胜欣慰。

关键词： 社会工作理念 社会福利 福利国家

引言

人生于万物之间具有灵性，但是又生来就是缺少安全感的，满足了低级层次的需求之后，就会有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欲望，人们为了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综合发展和需求，这就需要社会提供其需要的一定的资源，因而形成了人们共同的需求。人活在社会里却同时又逃不开这个社会的樊篱，从出生到死亡的种种历程，人都希望有人为自己买单，这就不得不使人想到“福利”一词。福利不是个人和家庭提供给自己的，因而这个“福利”就是“社会福利”，是一系列的社会设置提供给个人的一种安全状态和制度性的安排。由社会福利发展为福利社会乃是福利国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艰辛工程，正如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达拉姆·盖（Dharma Gain）所言：“福利国家是工业化国家为社会保护及社会保障所进行的长期

[1]1斗争的顶点”。凡事都有个时空地域的差异，这是谁也逃离不了的永恒定律，即使一种人

发明的制度也不例外。兴起于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在我国找到了适合的契机和土壤，而提供这一机会的恰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单位不再是一托式的摇篮，工资不再是死盯一个线，市场不再是僵化的„„在经济全球化、社会需求化和信息多样化的今天，人们不禁希望国家能给予更多的关切给民众，而什么又是一个国家向下看的眼睛，一种深入民间的探测器，笔者以为这双眼睛是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虽然二者在学科体系里并不是一类，一个属于社会学，一个属于经济学，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却是殊途同归，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利他主义的体现，都是为了社会大众的需求着想。

一、福利国家出现的背景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社会福利似乎离我们有点陌生且遥远，因为大家经常谈论的都是绩效工资、利润分红之类的，认为这都是根据自己的工作劳动能力而应该获得的相应报酬。其实，社会福利离我们并不遥远，社会福利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社会福利制度是构成一个国家社会政策的众多选择的结果”。纵观各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史，最早施行福利政策的欧洲政府的一般做法都是济贫，即对那些已经失去生计的贫困人群给予简单的食物和救助，这种基本观念源于宗教慈善事业和活动，但是，“早期的福利政策，都是在施救与被救双方 唐明香，女，汉族，1985年生，内蒙古通辽人，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邮箱694649721@qq.com。

[1] [丹麦] 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全球经济中的国家调整》，商务印书管，2010年6月第1版。

不对等的情况下实施的”，随着封建主义的渐退，人权和平等成为欧洲各国民众主流的政治诉求。从政府履行社会职能、维护经济利益、维护社会公正的角度福利国家出现。而当时所谓的福利国家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公民要尽纳税的义务，并享有获得福利的权利，而政府必须承担提供福利的责任。当然这只是一种解释而已。不同的国家福利制度的发展就有差异性，福利国家的创始者与典型代表是英国，被标榜为福利国家的橱窗国家是瑞典，我们现在很熟悉的社会保险发源于德国，社会保障一词最早被美国使用，社会公积金制度则是新加坡创立的。各国的福利制度建设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的，但是借鉴并不是一味地“拿来主义”，而是将适合我国国情的经验为我所用，才能在福利建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5

5二、我国构建福利国家的必要性

每个人都天然地有权享用一定的资源及利用社会环境所提供的机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推进，建国初期并实行了多年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完成了从“单位保障”到“社会保障”的整体转型，但华丽的转身背后却渐渐显示出了“不和谐”因素。为此，我国各项社会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一直在向福利国家的构建倾斜。

我们过亿的人口当中，有多少能够为自己的生老病死全程买单？又多少人在透支自己下半生的健康来养活自己以及一家人？生活中存在着我们不愿正视却又真实地存在的问题，我们周围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帮助的人——体弱、年老的孤独者、患病的且又无力治疗的贫苦人、有身体缺陷却又渴望被人接受和认可的人„„也许我们的一点点爱心就可以点燃他们活下去的小火苗，就可以给他们与困难抗争的勇气。而给予者的角色由谁来扮演呢？而社会工作的使命就是助人自助，社会工作者就是那些重燃火苗的使者。笔者以为在构建福利国家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而社会工作这一职业也为这种可能提供了契机。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转型是社会工作介入的契机（蓝云曦、谭晓辉、周红，2010）”，并把国家、市场、社区和家庭都纳入社会福利的构建当中，以“社区内照顾”完成社会工作对社会福利的正式介入。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建立福利制度和构建福利国家，这都是对民众、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千秋大业，需要我们几代人的努力。

三、社会工作与构建福利国家的可能性

（一）西方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的渊源

社会工作的西方价值观的基础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的，而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新发展则是个人主义、正义观、权利观念和理性观念。笔者之所以说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有亲密关系，原因就在于社会工作价值伦理渊源与社会福利的历史渊源本是同根生的。下文即是对理论源头的梳理。

第一，社会工作伦理的渊源。（1）从新教伦理精神角度讲，“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的宗教慈善事业。社会工作之所以从最初的宗教慈善、施舍怜悯的助人活动发展成以‘以人为本’的专业助人职业，通常认为是新教伦理所包含的自我负责、意志好恶、助人自助等价值观为

[3]27社会工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2）从人道主义哲学角度讲，这种源

于人文主义时期的思潮的思想提倡以人为中心，追求真善美，它直接面对社会现实，极力反对人的异化和极权主义，关注人的改变和完善，它把人当做目的而不是工具，人道主义的理念与社会工作的伦理具有内在的耦合性。当然，我国古代也有同类思想，比如孔子和孟子、庄子的一些思想当中都曾体现过人道主义精神。（3）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讲，社会工作是在特[2] 丁东红：《论福利国家理论的渊源与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4月第2期。

[3]陈钟林、黄晓燕：《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定的社会福利模式下运行的一门助人专业，它深受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是带有社会福利的色彩的。社会福利是以满足人的需求为追求的，要想达成目标，这就需那位要通过社会行政使福利思想转化为社会行动，社会工作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因为社会工作的目标就是协助人们改善他们的社会功能，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能更好地发挥社会福利制度的作用。世界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都表明了一个道理：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制度也就越发达，社会服务专业水平也就越高。可以说，“社会福利观念是社会工作价值的灵魂”。

第二，社会福利理论的历史渊源。（1）从新教教义角度讲，有组织的宗教的出现及其所支持的慈善活动的兴起为社会福利奠定了基础。新教在崇尚慈善的同时又强调劳动的价值，认为不劳动者是有罪的，同时伊利莎白济贫法成为新兴国家美国的政策，以此追求劳动和社会福利之间的有机平衡。（2）从人本主义角度讲，哲学家们驳斥了新教观点，认为公正平等的世界根植于理性而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义，代表人物如洛克和卢梭。人本主义思想家的“政

[4]162府有义务向其公民提供帮助”的思想为今天的所谓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却

反对新教伦理对劳动和自立的偏爱。（3）从科学发展角度讲，大家所关注的是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却忽略了他的理论其实还为社会福利范式的建立作了理论借鉴。斯密的思想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石，而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为了穷人的利益而向富人征税是不道德的，是对财产权自然权利的侵犯”，“公众对穷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折”，“贫困是个人的失误”。

[5]163而另一位经济学家的发现使公众对社会福利的有用性产生了怀疑，这就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超过地球生产粮食的能力”的论断，并且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发现验证了马尔萨斯的思想。（4）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讲，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也对社会福利产生了影响，这就是以反对不公平、不公正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社会主义思想。当然最早尝试将这种福利思想付诸实践的就是许多乌托邦组织的建立。最有说服力的实例就是波兰社会福利制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从社会工作理念看我国构建福利国家的可能性

社会工作作为舶来品传入我国已有一段历史，经过了适应期，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者正在面临一个本土化的阶段。然而恰逢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是不是这正好为社会工作介入保障体系提供了一种机会呢？笔者以为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构建福利国家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正缺少一批像社会工作者这样的“能走进去”又能“跳出来”的带有助人信念的奋斗者，而我国现实社会的体制变迁和转型将是构建福利国家良好的现实契机。

那么什么又是福利国家呢？“福利国家不是社会保险，不是公费医疗，也不是家庭福利

[6]或社会救济计划，福利国家也不等同于社会保障或社会政策，而是它们的汇总”。对于社

会福利的定义因时因地具有很多种。本文采用巴克对于社会福利的定义：社会福利是指“一种又由社会福利计划、社会福利津贴和社会服务构成的，帮助人们满足对维持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社会需要、教育需要和健康需要的国民制度”。

而之所以说我国构建福利国家具有可能性，因为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现实角度我国的社会福利思想都具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理论层面讲，诸子各家之言对福利思想都有所体现。儒家的“和为贵”思想体现了追求社会和谐的建设理念。孔子强调现世和社会的和谐，孟子则更看重“人和”，他的社会理[4] [美]威廉姆 H·怀特科、罗纳德 C·费德里科：《当今世界的社会福利》，解俊杰 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5] [美]威廉姆 H·怀特科、罗纳德 C·费德里科：《当今世界的社会福利》，解俊杰 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6]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想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而道家讲究的则是阴阳和谐生万物。随着朝代的更迭虽然物是人非的伤感多于一点，但关于社会福利的思想还是代代接续。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到“兼相爱”、“交相利”“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同思想，这体现了古人追求福利社会的终极目标。至于近现代的福利思想，笔者在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

从现实层面讲，我国既有着深厚的根基同时又有着宝贵的现实机遇。一直以来的社会政策都不曾忘记社会福利的建设。从农村合作医疗到农村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从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到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从慈善事业到非营利组织、从社会救助到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这所有的改变都预示着我国社会建设大潮的到来，而建设福利社会、福利国家又是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

过多的赘述只会让本文显得啰嗦，故笔者将把笔锋转笔者最想要表达的部分——社会工作理念与福利国家的构建。笔者之所以把这两个看似关系不大的两种事物联系起来，原因就在于社会工作理念与福利国家的终极追求是同质的，都是为了给民众一个更好的生活生活需要和状态。在当下的我国，社会福利的分配机制具有多样化、覆盖全的特性，具体的还是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共同买单，而在个人和社会福利之间还缺少一种媒介，而笔者认为这种介质可以由社会工作这一助人职业来扮演。社会工作“谋求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的使命与社会福利“谋求人的共同发展”的宗旨是如出一辙的，它们都是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幸福。

四、勾连群众与福利国家间的桥梁——社会工作

在构建文明社会的今天，社会制度的完善与否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尺，纵观世界各国的福利制度可以看出来，福利国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在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我国构建福利国家势在必行。社会福利政策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实践需要一个中间的行动系统，而社会工作已社会助人为己任，它从精神层面和关系层面将社会福利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在民众中付诸实践，并以实际行动去诠释什么是“社会助人、助人自助”。

改革的成果应该由全体人民共享，使每一个公民都切实地体会到社会在发展和进步，为此，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就成了让民众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而社会工作就是福利制度深入基层和民众中间的铺路石。社会工作独特的价值理念、工作视角和工作方法都体现了利他主义的价值观，这正好也是社会福利的理念，这正是通过社会工作建设福利国家的可能性的一种因素。

社会工作通过优势视角和赋权取向把受助者摆在能动的和主动的位置，达到“授人以渔”的目的和效果。社会工作具有以下的特征使得它是福利制度实践者的不二选择，一是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方式有社区、社会团体和社会个案工作等等；二是社会工作通过非直接服务的方式，即通过社会工作的实践来对给受助者提供的服务系统产生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有负面的，比如说社会工作者在服务的过程中，会遇到非常复杂的人际互动关系，其服务的软性特征，使得社会工作者在服务的过程中，容易在价值观念、契约信任、服务效果、情感理性等方面产生冲突。当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发生冲突时，“以人为本”的专业伦理作为评判的标准，不仅社会工作的专业形象得以维持，还以在社会工作者和受助者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在信任的基础上化解争端和冲突。

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很广泛，但其中之一就是公共福利服务。社会工作者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收养服务、社区建设、优抚安置等领域都可以看到社会工作者的身影。既然社会工作的辐射力可以这么广阔，又有一批专门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将社会工作的理念付诸实践，所以通过社会工作的深入开展来构建福利国家是有很大的可行性的。

五、结语

以国企为依托的且与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相呼应的配套设施改革，完成了从传统社会福利到现代社会福利的转型，即实现了社会福利的社会化，调动了社会力量来来建设尚未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是我国构建福利国家的现实环境，同时也是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此，如何将具有可行性的社会设置（如社会工作者职业）融入到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中，怎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惠普型福利制度以及如何给受众以最大程度的人文关怀等，这将是未来我们需要考虑以及解决的问题。

Social Work and Welfare-country’s Construction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social worker concept of “self-help” was gradually accepted by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and as the same time, this idea also was put into the practice with the different steps.In the world, the society welfare institution was built and developed result from the requirement of the person and society.Facing the all kinds of social problems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ety reform, the scholars turn their eyes to a new and developing applied subject—social work.They hold that the social work not only riches accumulation for theory in relative field, but also does show clearly the possible way to build welfare-country for us.This paper will probe into the issue from the angle of theory intimation for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 the possibility for constructing welfare-country in the level of reality, connecting social work with welfare-country.The writers would be gratified if this paper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for welfare-country.Key words：social workthe idea of social worksocial welfare welfare-country

[参考文献]

[1] 沈洁：《社会福利问题与中国社会福利改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5期。

[2][美]威廉姆 H·怀特科、罗纳德 C·费德里科：《当今世界的社会福利》，解俊杰 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3] 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4]林闽钢：《社会政策——全球本地化视角的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5] [丹麦] 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全球经济中的国家调整》，商务印书管，2010年6月第1版。

[6] 蓝云曦、谭晓辉、周红：《社会工作介入社会福利的探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0期。

[7] 刘丽伟：《论福利国家及其危机的实质》，《学术交流》，2010年12月第12期。

[8] 陈钟林、黄晓燕：《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9] 丁东红：《论福利国家理论的渊源与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4月第2期。

投稿人姓名：唐明香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

专业：社会学专业11级研究生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黄河北大街253号沈阳师范大学G座460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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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社会福利国家

陶承德等在《科技革命与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一书中认为，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社会物质财富大量增加。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就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处于贫困线以下。特别是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竞争的加剧，使许多企业生产不景气甚至倒闭，使相当数量的工人失业，生活水平下降。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兴起和形成福利制度。福利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加强社会福利而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是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的重要的改良主义措施，是资本主义社会调节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的重要原因之－。

福利制度的初创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在I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长期萧条，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特别是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德国，俾斯麦政府对工人运动除了采取镇压手段之外，也把实行社会改良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手段笼络工人，德国就成了世界上最早制定社会保障立法的国家，它在1883年、1884年和1889年，先后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和老年及残废保险法。许多欧洲国家也借鉴和学习德国，如英国、瑞典、挪威、芬兰、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等国也先后制定有关疾病、工伤事故的法律，1911年英国还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全国性的、强制性的失业保险法和国民健康保险法。

在本世纪30年代，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发生，造成了大批劳动者的失业，贫困和饥饿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极度恐慌，特别是德、意法西斯的上台和空前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和战争使人民觉醒，在欧洲左翼的政治力量加强，苏联社会主义又给人们指明了新的社会发展方向，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民主革命风起云涌。在这种背景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步伐，美国国会于1935年8月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还建立了有关给年老退休的工资收入者直接提供年金津贴、失业补偿、贫困和盲人救济、被扶养穷困儿童救济、促进妇孺健康和公共健康服务等9个社会福利计划。并于1942年11月为了动员人民支持战争，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威廉.贝弗里奇受英国政府之托，提出了一个题为《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这就是西方社会保障史上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基本思想，一是社会保障应以保障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为限；二是社会保障应体现“普遍和全面”的原则，即应包括所有居民的各种不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这个报告得到英国战时联合内阁和战后工党政府的原则批准，英国相继建立了家庭补助法（1945年）、社会保险法（1946年）。国民健康服务法（1946年）、国民保险（工业受伤）法（1946年）、国民救济法（1948年）等。1944年制定的教育法也把免费的中学教育确立为普遍享受的权利。法国、瑞典等国也进一步完善了福利制度，使福利国家的框架基本形成。

陶承德等认为，50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特别是60、70年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也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善福利制度、发展福利国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进入完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福利的享有面愈益向全民化发展。社会保险制度逐步把保险范围由工资收入者的职工保险扩大到非工资收入者如农业经营者、手工业者、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对收入很低或没有收人而无法参加保险的贫困者、失业者伤残者等通过设立社会救济和其他社会福利补贴项目来保障最低生活水平。

第二、社会福利项目更加广泛。除退休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外，还纷纷设立了各种救济，象住房补贴、孕妇补贴、儿童营养补助、单亲家庭补助、老年人医疗照顾计划等。如英国公民一出世便可享受国家发放的婴儿补贴；产妇有医疗补助；学龄儿童除了在公立学校免费就读以外，还享有儿童津贴；失业者可领取失业保险金或失业救济金；病患者可以在公立医院享受免费医疗；同时可以领取疾病津贴或疾病补助救济；老年人有退休金、养老金；死亡者家属可领取抚恤金等。瑞典的社会保险制度源于英国，又超过英国，被誉为“从摇蓝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如瑞典公民年满67岁即可领取全额的基本年金，而且不交纳任何手续费，也无需经过收入情况调查，雇工和雇员不交纳保险税。

第三、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增长。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均占相当大的比重，社会福利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如美国1975年社会福利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达18．7％，占政府开支比率达57．4％，1982年的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西欧的英、法、德、意、比等6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在1978年就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3％。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社会福利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也不尽相同，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穷人的天堂。广大群众需要救济、补贴，正说明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严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社会生产中人们的地位和交换关系，决定着分配方式。

进入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从1973年至197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转拆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普遍陷入滞胀困境：“社会福利制度”也受到严重挑战。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并进一步加深了滞胀。因此，7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作者认为，战后资在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决定性因素是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要求分配的社会化。战后，以电子计算机和原子能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这向资本主义旧有的分配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保障劳动力的最低生活水平。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导致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加强，传统产业部门转移出的劳动力往往不适应新兴产业部门的需要，这就可能会导致因结构性调整失业工人的增加。如德国已将他们的一些制造业迁至亚洲和东欧，因此导致500万工人失业，占全国人口的11％；在美国1979年以来，因结构性调整已使4300万的职位消失了，在失业队伍里“白领阶层”也开始增多。而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是劳动力再产生的最低条件。资本主义社会里，仅依靠社会上的福利团体机构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其结果只能由国家负担保险责任。其实这也是福利国家的初衷，他们的目的只是提供以不同方式表述的最低限度的保障，他们并未打算争取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社会，而是要在社会底层建立一种保护网，以保护社会底层居民不致因为在最初分配或市场力量决定的分配中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

同时，科学技术的目益社会化、社会的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的日益一体化趋势，也要求国家承担起培训、教育劳动者的责任。科技革命的发展，日益使脑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前面己提到，随着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的调整，即国民经济中第一、二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值的下降和第一、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的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提高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必然导致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既给社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又不利于新生产业部门的发展。因此．要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必须使劳动者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安心接受教育和培训，这也主要由国家通过社会福利形式来解决。

还有，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大量商品流向市场，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也更加突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往往是由于广大劳动群众购买能力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再分配，增加贫困阶层的购买力，促进劳动人民整体购买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所以，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的三高政策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福利制度也是工人阶级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长期斗争的结果。如在法国1968年5月就举行过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大罢工。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求政府废除在这之前通过的不利于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令。在意大利，1968年底和1969年初爆发的有上千万人参加的全国性的总罢工，也迫使政府从根本上修改了关于退休的法律。在瑞典，1980年4月爆发的百万工人的空前的大罢工，以及1979年联邦德国钢铁工人的大罢工－1984年联邦德国机器制造业工人的大罢工，都不同程度地迫使政府在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改善劳动环境、增加社会福利上作出了一定让步。

陶承德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决不是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者的恩赐．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而不得不支付的一种“代价”。并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福利制度也没有根本转变工人阶级的贫困地位，这种再分配的实质是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再分配，即通常所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没有劳动，就没有福利，社会福利不过是劳动力价值的转移形式。就同一社会劳动者来说，他今天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如失业津贴等．实际上是他在此之前在业时，国家通过社会保险税对其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进行扣除、在时间上错开支付给劳动者的。这种分配也是同一时期不同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再分配。对从前由于没有劳动收入而无力缴纳社会保险税的人来说，他今天所享受的各种津贴，实际上是用其他劳动者在从前和现在缴纳的社会保险税、个人所得税来支付的。这种再分配还是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再分配，即隔代人之间的再分配。社会保险基金来自工人和资本家共同缴纳的社会保险税，工人缴纳的保险税是从工资中直接扣除的，资本家缴纳的保险税，被计人生产成本，通过提高商品价格，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最后还是由劳动者的工资来支付。而福利补助基金来源于国家税收，但不论是直接税或间接税，都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剩余价值．既有本国劳动者所创造的，同时也包括跨国公司从国外掠夺的那一部分。这样，资产阶级就可能允许捆绑在本国劳动者身上的锁链稍稍放松一下。

社会福利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再分配形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福利对于维护社会再生产和维护社会稳定都起着很好的作用。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行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国家调节了国民收入再分配刺激了消费需求，为现代化大生产、为科技产业和知识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合格的劳动力。社会福利制度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其他措施一起，发挥了国民经济“内在稳定器”的作用。社会福利制度实施也缓解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较好进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慢、周期长、起伏小，对资本主义经济起了一个很好的稳定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福利制度，还使失业工人和贫困的在职工人以及病残者等处于最低生活水准上的人有了基本生活保障，使广大低收人者有了一定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斗争性，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淡漠，淡化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感，缓解了劳资矛盾和阶级矛盾，使工人运动朝着改良主义方向发展。

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实施，资本主义国家“向贫困开战”，也是科技进步和性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总是要进步的，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为维护其存在，对生产关系所作的这种局部调整，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关于德国的社会福利

李培林认为，在德国，对初始的工资收入分配差距的再分配调节主要是通过法律上的税收规定和社会保障的规定。德国对多子女家庭实行福利补贴政策，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的每月补贴均为200马克，1997年提高到220马克，第三个孩子的补贴为300马克，第四个以上的孩子的补贴各为350马克。子女的免税金额1997年也提高到6912马克，原来是6264马克，此外每个孩子出生后的6个月内，向父母提供每月600马克的抚养津贴。多子女家庭的这种福利收入是对消费支出差距的一种调节，当然，福利收入与工资收入和养老金收入一样，都是要纳入收入纳税基数的，所以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它要在领取家庭津贴和免税数额之间作出选择。从1996年开始，德国实行税收法，逐年提高基础的免税收人金额。按照该法律的规定，1996年基本免税金额提高到12100/24200马克（单身者／己婚者），到1999年进一步提高到13000／26000马克，在扣除此最低生活收入之后，收入税按累进制征收，税率从25．9％开始，最高税率可达到53％。

社会保险中最主要的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1995年德国的社合福利保障费用为1万多亿马克，占国内生产总值约1/3，在全部社会福利保障费中，养老保险金占33．2％，医疗保险金占22.6%，失业保险金占12．6％，三项相加已占68.4％。在养老保险方面，所有被雇佣的工人和职员都要按法律规定参加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费为毛工资收入的19．2％,雇员和雇主各分摊一半。非雇佣的独立工作者可申请义务养老保险，而无义务保险者，可自愿参加养老保险。德国一个参加养老保险45年的普通职工的养老金大约是雇员平均收人的70％，1995年在德国西都是每月1932马克。许多效益较好的企业为其职工支付额外的老年津贴，这种“企业养老金”是对法定养老保险金的一种补充，但并非所有的职工都有。在医疗保险方面，几乎所有的德国公民都参加医疗保险，而所有的雇员都要参加法定地的义务医疗保险，领取养老金者，失业者、受培训者和大学生也都要参加医疗保险。医疗保险费率在原西德地区为缴纳者总收人的13．2％，在原东德地区为12．8％，雇员由投保者和雇主各分摊一半。医疗保险机构根据不同情况承担投保者的全部或部分医疗费用，并支付相当于基本工资80％的病休补贴，最长期限为78周，而由雇主支付的雇员病假薪金，一般不超过6周。在失业保险方面，原则上所有的雇员都要参加失业保险，失业保险费率为投保者毛工资的6．5％；由雇主和雇员各分摊一半。并非所有的、失业者都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只有缴纳过一定时期的失业保险费，并且没有拒绝过劳工局为其安排的合适的工作的失业者，才能领取失业金，失业金最高为净工资的67％，一般可领取1年，工龄长的最多可领取32个月，在此之后如果继续失业的，可申请失业救济金，失业救济金最高可达到净工资的57％，但失业救济金是根据失业者的家庭生活水准而不是缴纳的失业保险费来发放，要考虑失业者及其家属是否有其他收人来源，因为救济金的来源是税收而不是保险金。党主要代表雇员选民，但今天它们现在都声称是代表各阶层的群众性政党，不过一般说来，在国内政策上，基民盟是更多代表中上阶层利益的右翼政党，社民党是在中下阶层中选民更多一些的左翼政党。德国统一以后，以原东德的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为前身组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党（民社党），但在选民中的比重降到5％以下。在1994年德国的联邦议院选举中，投票率为79．1％，在全部选票中，社会党获选票36.4％，基民盟获选票34．2％，基社盟获7．3％，90联盟/绿党获7．3％，自民党获6．9％，民社觉获4．4％。这样，在议会672个议员席位中，社民党获252席位，基民盟获244席位，基社盟获50席位，90联盟/绿党获49席位，民社党获30席位，但在议会中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一个共同的党团，所以他们成为执政党。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

世界各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都比较晚，但发展却很迅速。在19世纪80年代首次立法的有3个国家，到20世纪20年代首次立法的有17个国家，本世纪50年代首次立法的有48个国家。目前实行社会保险的国家共有141个，其中建立了养老保障制度的国家有130多个。

各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其经济、社会背景有关，而且与其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各国实行的养老保障制度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可以看到，而且在养老保障制度己相当成熟的国家之间也可以看到。这些差别与各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等都有关系。

新加坡养老保障制度

对于新加坡养老保障制度，阎坤认为，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是亚洲工业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以致于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四小龙”都属于儒家文化．都是在50－60年代新技术革命形成的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展起来的。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韩国1975年核心家庭已增加到70．6％。但由于人们观念上仍保留着东方传统，家庭仍然起着基本保障作用。与此同时，他们为了降低成本，保持有利的国际竞争地位，避免“福利国家综合症”，除工伤事故由雇主负责保险外，至今尚未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保险制度。韩国只有医疗保险，台湾省除军政官员外，工人和一般雇员只是退休时发给一次性退职金。香港社会也要求建立中央福利基金会的制度，但港英政府以在港华人80％靠家庭养老，建立中央福利基金会提高企业成本，福利基金一旦形成会影响香港金融市场为由，至今未予批准。而唯独新加坡例外．它的中央公职金制度是在经济起飞阶段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社会经济目标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有效的养老保障制度，并得到了社会和国民的认可。

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是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50年代初期，新加坡还是英国的殖民地。那时，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国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并没有提高。许多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必须依靠慈善机构捐款生活，因而不可能有养老金或准备应急的储蓄，生活陷入困境。当时只有少数富裕家庭、政府公务员和一小部分私营企业雇员，才买得起养老保险，或存有养老金储蓄而拥有经济上的保障。大批贫困家庭和人员的存在．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采取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加以解决，但当时的政府又没有强大的财力全部承担贫困人员的养老费用．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符合广大国民要求，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计划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中央公积金制度。

中央公积金制度于1955年7月建立。它是一项为新加坡受薪人员而设立的养老储蓄基金，是一项强制性的储蓄计划。其主要目的是为职员提供足够的储蓄，以便在退休后或者丧失工作能力时有所依靠。但经过40年的时间，它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面的，可以满足人们退休、购房、医疗保健及教育等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新加坡，每个就业者无论其受雇单位的性质，都在公积金拥有户口，每月要向公积金缴交一定比例的个人工资。目前，缴交的基数上限是月工资6000新元，会员年满55岁或永远离开新加坡时，就可提走全部公积金存款，存款享有与市场利率挂钩的利息。

作者介绍，公积金的缴交额随着经济发展的情况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70、80年代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每位职员的公积金缴交额为其工资总额的50％，其中的25％由雇主（在公共部门，雇主即政府；在私营部门．雇主即私营企业主）负担，另外的25％则由雇员（在政府部门，即是公务员；在私营部门，就是劳工）承担。8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萧条，市场不景气，因而由雇主缴交的公积金数额减低至10％。雇员的公积金储蓄只能达到其工资总额的35％。1989年以后，雇主的缴交率又有所提高，为15％，1991年提高至16．5％，而雇员的缴交率下降至23％。1994年，新调整的缴交率是雇主与雇员各20％，共计40％。

新加坡公积金实行全国统一管理。为此，建立了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管理和使用公积金储蓄，还制定了《中央公积金法》，以保护公积金会员的合法权益，规范管理、使用公积金储蓄的行为，雇主和雇员都必须按时缴交公积金，雇员的公积金储蓄由雇主根据缴交率扣除，连同雇主应缴交的数额，一起存入公积金局的会员帐户上。如中央公积金局发现雇主未交公积金、存款时，便会通知有关的会员。雇主若迟交公积金存款，必须另付迟交的利息罚款。这笔罚款除了用来负担执法费用外，还将存入会员的帐户，以偿还会员因雇主迟交公积金而损失的利息。

由于公积金制度适应了职员的要求，因而发展很快。会员己由当初的20万名发展到今天的210万名；同一时期，公积金局的累积存款已由当初的900万元增加至今天的400亿元。中央公积金正在向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向发展，从单纯的现金储蓄发展为股票投资，从作为家庭所有物的储蓄发展为私人投资或商业投资，从家庭保障保险发展为家属保障保险，从单独的保健储蓄汁划发展为保健双全计划。中央公积金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单位取得利息收人发展为取得投资收入，从个人扩展到家庭成员。另外，公积金储蓄已从强制性的参与发展为个人的自愿选择，公积金制度已成为被职员所接受，受职员欢迎的养老保障 制度。

作者介绍，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新加坡政府对公积金的内容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个人可以动用公积金储蓄来买房、看病和养老。公积金使新加坡居民在长的时间里，初步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虽然在运用公积金存款方面逐步放宽限制，但政府仍然牢牢抓住公积金最终保障作用的核心，预见到人口迅速老化和平均寿命延长的趋势，从I987年开始实行公积金最低存款计划，规定会员在55岁领取公公积金存款时，必须把一笔钱留在退休户口中，以保障晚年的生活。10年内，这笔最低存款的数额要逐步调高到8万新元，根据政府的测算，只有这样才能在基本生活费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保障会员在退休若干年后仍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公积金对国家来讲，不仅在于它的社会保障作用，而且在于它也是一笔可调动的巨额资金。在新加坡经济起飞时期，公积金为基本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援，包括当年为实现“居者有其屋”计划，政府大规模地兴建居民住宅时，公积金都发挥了作用。随着人民收人的不断提高，公积金的总额也相应增大，1991年数字显示，当年公积金占国民总储蓄的24．5％，而公积金的总积累额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75.6％。新加坡的这种以储蓄基金制为主体的养老保障制度，节省了大量的财政开支，抑制了消费膨胀，增加了社会积累，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利于企业开展平等竞争和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虽然在国际上，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专家对此颇多非议，但其仍不失为一种符合新加坡国情的有效的养老保障制度。

归纳起来，新加坡养老保障体系的特点是：第一，实行储蓄保险基金制度，其费用只由雇主和雇员两方负担，政府不负担；其待遇由雇主、雇员交纳的保险费和一定利息三部分组成，多为一次性支付。第二具有强制性。其主要目的是为职员提供足够的储蓄，以便在退休后或者丧失工作能力时获得保障。

瑞典的养老保障制度

对于瑞典养老保障制度，作者介绍，瑞典是崇尚平等的高福利国家，瑞典的社会保障被评价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制度，几乎无所不包。瑞典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以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的《贝弗里奇报告》为依据．在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思潮椎动下建立起来的。I942年12月，贝弗里奇受政府委托起草了《社会保险和有关的福利问题》的报告，这就是社会保障发展史上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报告认为，享受社会保障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受保障者应按统一标准缴款、按统一的标准领取津贴或救济；发放的津贴或救济应足以维持正常生活而不再需要其他资助。享受救济或津贴的时间以需要为准．不受其他限制；保障的范围包括生活必需的各个方面。瑞典的养老保障制度比较彻底地贯彻了贝弗里奇的普遍性原则。

阎坤介绍瑞典养老保障首次立法于1913年，1926年加以修改补充，直到1981年仍在执行1926年立法的基本内容。但1946年、1959年、1962年、1976年均做过补充和修改。1981年的养老保障为基本养老金和社会保险双重制度。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基本养老金。这是每个瑞典公民的社会权利。瑞典公民年满65岁即可领取全额基本养老金，年满63岁可以领取养老金的94％，而且无需缴纳任何费用，也无需经过收人情况调查，贫富一视同仁，雇工和雇员不需缴纳保险税，而雇主则要缴纳4.7％的工资税，政府负担基本养老金费用总额的55％。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来源于税收。瑞典实行的是累进所得税制度：这一政策不仅为瑞典公民普遍提供了基本的保障，而且其中社会再分配的部分也明显地高于其他西欧国家。

欧美国家的一个传统是：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但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因此，退休老人的生活几乎完全由国家和社会承担。在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收人来源，主要靠养老金。瑞典的养老金由三部分组成：即基本养老金、附加养老金和部分养老金。基本养老金向所有65岁以上的瑞典公民（包括从未参加过工作的家庭妇女）提供。根据瑞典全国退休金法案规定，所有65岁以上的公民，均可按月从地方社会保险部门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而不论他们退休前的收人水平如何。基本养老金的数额仅供老年人在瑞典境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也是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证。附加养老金向所有退休者提供。退休者退休前工龄有长有短，原收入有高有低，因而得到的附加养老金有多有少。一般是以过去30年中收入最高的15年进行评算。部分养老金是指年满60岁的人可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并能领取因工时缩短而减少的收人补贴。如上所述，在瑞典，按规定年满65岁的人可以退休，但根据本人愿望，退休年龄可以提前到60岁，也可以推迟到70岁，提前退休领取的养老金要少些。上述三种养老金的支付都参照一个“基数”即与物价升降挂钩，每年进行调整，基本上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一般来说，瑞典人领取的养老金相当于其原收人的70％，但瑞典的养老金必须交纳所得税。瑞典养老金的来源，全部由雇主支付。根据法律规定，瑞典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每年除支付职工工资外，还得向社会保险部门交付占职工工资总额37％的保险金，其中90％用于养老金。

作者认为，瑞典的养老保障是西欧国家首屈－指的，其高福利的基础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本世纪70年代以来，瑞典经济一直处于衰退状态，与此同时，人口结构又在老化，尽管政府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负担比例，但养老金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1960年为2.8％，1971年为3.4％，1979年为9.5％。由于瑞典已跨入老龄化社会，拿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而真正创造财富的人数不断减少。这一方面会使国家的税收收人降低，另一方面社会用于养老金和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日渐庞大，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

瑞典人的养老金来源于雇主税，医疗费、护理费等则主要来自税收。雇主税的增加会影响瑞典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至于税收，瑞典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税率最高的国家。1991年，全国征收的各种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而欧共体共12国平均只占到40％。近几年来，瑞典一直在酝酿实行养老金制度改革。执政党和在野党经过反复讨论，已经提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本改革方案。方案经议会通过后将于1997年实行。

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养老金是公民“工资的延续”而不是任何人到一定年龄就可以领取的“公民工资”。执政党和在野党一致认为，一个人所领取的养老金的多少，必须同他－生所交纳费用的多少相衔接。目前，瑞典实行的养老金制度类似于一种分配制度，照顾性比较大，“大锅饭”性质严重。改革后的养老金制度仍分为基本养老金和附加养老金，但在计算方法上有相当大的变动。部分养老金制度将取消，代之以灵活的退体年龄。新的基本养老金被称为保障养老金，每一位在瑞典居住40年以上的公民．退休后不论其原来的收入多少，都有权领取。保障养老金按目前的币值计算每人每年可领取740000克朗（约合9487美元），可以保证基本生活的使用。改革的重点是附加养老金制度。一个人未来附加养老金的多少，将按其一生收入的多少计算，不再象现行的以其在过去30年中工资最高的15年的收入计算。这样的计算方法对半日工作或不得不留在家中抚养子女的妇女不利，对参加进修学习和服兵役的人不利。为照顾妇女、知识分子和服兵役者的利益，新的改革方案规定给这些人以养老基金优待，其中妇女所受照顾较多。改革中的另一个较大的变动是，养老金不再与物价挂钩，而是与工资变功挂钩，即与经济增长状况挂钩。对新养老金制度议论最多的是养老金来源的变化。目前领取的养老金全部由雇主支付，改革以后，基本上由雇主和雇员各支付一半。

总结：上述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实行于瑞典等西方经济发达匡家，它是这些国家借助于财政经济政策的调节作用，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安定，缓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措施。其特征如下：

——立法把养老保障作为国家福利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并设有主管的专门法院，依法监督、管理和执行。

——强调福利待遇的普遍性和人权性。所有老年人可普遍领取养老金，退休人员还可以享受与收入有关的养老金。

——养老金支出由国家财政负担，公民个人不交纳或交纳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

——养老保险基金一般来源于税收。

篇3：社会福利国家

―、社会权利的存在

任何社会组织或社会共同体必须依靠一定的权威和力量来规范和维护组织内部的生活秩序和应对外部的各种社会关系,从而产生一定的权力。社会权力是产生和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支配作用的影响力。我国学者郭道晖将其定义为“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的支配力”。[1]

早在野蛮时期,人类在生存竞争中自然形成了部落、氏族及一些小型的群体组织,如地缘组织、亲族等。这些组织内部没有阶级对抗和国家强制力,其重大的内外决策,主要通过一套约定俗成原始民主,并借助于一定的祭祀程序来进行。这是权力的早期形态,主要以社会权力的方式存在。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国家以强制手段获得了社会权力赖以存在的社会资源,如法律代替习俗,国家机器代替社会契约等;进而掌控了国家软权力(意识形态)和硬权力(强制性的物质力量),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形成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凭借国家强制力大量吞噬社会权力,使社会权力难有生存空间。即使部分社会权力得以存在,大多表现为与国家权力同质。如我国掌握知识资源的儒生学者,掌握新发展经济资源的富商大贾,以及掌握游离人口资源的任侠之士。[2]在古代雅典民主共和国,“其城邦国家与公民社会并存,市民和公民社会分别直接享有决定城邦大事的权利和权力,因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二者是一体的”。[3]当然,还有一部分社会权力表现出与国家权力的异质性差异。尽管这部分社会权力长期受国家权力的侵蚀、压制,但异质性的社会权力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时时以国家权力对立面出现,如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家族权力与皇权的对立;特别是随着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被压迫阶级为摆脱对对立阶级的依附关系,实现自身的独立,开始进行反抗甚至是暴力革命反击国家权力的奴役,这种暴力革命就是社会权力异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早期二元博弈中,社会权力一直处于依附地位。

伴随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通过立宪确立了“宪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分权制衡”等原则,国家基于社会的需要,逐步“把”‘国家’迄今所吞噬的部分权力归还给社会机体”,社会权力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社会组织不断涌现,社会权力不断拓展,如新闻媒体享有新闻监督权、社会自治组织享有自治权、社会公益组织享有管理权与监督权、政党组织享有政治活动权力等等。社会主体一方面吸纳“回归”的权力,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新的社会权力,如资本权力随着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而生成。社会成为“一切权利与权力的原始的和最终的根源”。[4]这时的社会权力同样表现出与国家权力同质性和异质性存在。但与传统社会相比,不仅同质的社会权力获得法律上的认可,甚至部分异质的社会权力也得到法律支持,如游行示威,甚至暴力反抗暴政的革命权力也为宪法所确认。这样,社会权力就进入了体制内而实现合法化,这是现代文明进步的重大成果。尽管异质的社会权力大多站在国家权力的对立面,但法律认可不仅为社会权力的行使提供合法性依据,还将两者的矛盾与冲突从传统的体制外渠道纳入到体制内渠道加以解决,从而将对立关系限定在国家权力能够控制的范围,避免国家权力因受到异质的社会权力突然一击而剧烈动荡的压力。

二、社会权力的功能

社会权力维护个人权利。根据自然法学和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国家权力是个人权利的让渡,是个人权利的保护者,是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但在权力运行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的异化,“国家权力既是个人权利的保护神,又是个人权利最危险的侵害者。”[5]因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要由受一定规范制约的“人”实施。“人”真作为叹力的行使者容易受到自身或部门利益的驱动,使一切权力都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正如亚当·斯密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经济人”假设,人具有个人本位观念,人从事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博弈中,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建立了一套完整权力保障机制,以保证国家权力在与个人权利的对抗时处于主导地位。由于个人权利的凝结所发挥的功效往往大于单个权利的简单相加,再加上国家几乎垄断了一切合法暴力,使个人权利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正如一句古老的罗马法格言所说“权利必须救济”。如何“救济”个人权利?笔者认为两个方面的问题须解决:一是降低权利对国家的依赖;二是增强权利的防范能力。显然,分散的个体权利是满足不了这两个条件的。“在宪政史上,可以看到迫使政府在法律上做出让步的通常不是社会成员个人,而是社会组织、社会集团或阶级”。[6]社会权力是个体权利的凝结,不仅占有相当的经济资源,还享有一定体制内的政治资源和法律支持的合法性资源。它一方面为社会成员的独立性提供了支持,使个体权利一定程度上摆脱国家依赖的传统模式,促成个体权利新的凝结——社会权力;另一方面增强了社会成员的权利实力,进而增强了抵制国家权力侵蚀的能力。当然,社会权力还可以通过牵制或影响国家权力的运行来保障个人权利。

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社会权力的合法化和向体制内转化,标志着国家权力的垄断局面有所变化。然而,国家权力天生具有一种无限扩张与膨胀的可能性,它一方面在还权于社会,另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侵吞社会权力。因此,在规范社会权力的同时,如何制约国家权力,选择何种权力制约路径和机制,已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和权力运行实践特别是民主政治实践的关键点。有人提出如“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等机制。这些制约机制有其合理性,但其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前者以“内省”为核心的内在于己的模式与权力者的“经济人”特质相悖;后者以“外刚”为核心的诉之于力的模式又与权力运行的高效要求相左。托克维尔从社会层面提出“以社会制约权力”思想,寻求社会力量最大程度地限制国家权力的膨胀与扩张应当是一种有效机制。因为社会能否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取决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占有资源的多少,二是权力制约机制是否科学。社会对资源占有的多少是权力制约有效性的基础,社会拥有的资源,包括一定的物质资源、社会意识资源和法律认可的合法性资源等。社会拥有的资源越多,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依附性就越小,享有的自由度就越大,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力量也就越大。这些资源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足以形成巨大的社会制约力量,可以对国家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7]同时,社会拥有的资源越多,就越具有话语权,进而可以繁衍出新的资源,如社会舆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国之内“最显著的和新的权力核心”。权力制约机制是否科学是权力制约有效性的关键。因为国家权力在运行中出现的错位、越位和失位现象,可以通过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提出,通过一定的社会权力组织督促其纠正错误、弥补过失,并防止类似的权力异化现象再次发生。

三、社会权力的实现

第一,在治理方式上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现代社会公共事务呈几何级数增加,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庞杂。“政府失灵”在理论和实践中验证了国家权力在公共事务中不能大包大揽,“市场失灵”又证明了不能将公共事务推向市场。因此,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活动正经历从统治向治理的转变。其行政活动主体从传统的具有权威的政府转向社会机构、私人机构或社会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权力运行向度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的管理,转向上下互动的多向度管理,这种管理“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8]这种治理方式的变革,客观上要求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配置要科学规范。所谓科学就是要求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配和分享应遵循有利于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利益的原则;所谓规范,就是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行使方式、程序及活动领域等给予法律规定,从而使社会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得到支持,进而保证社会权力得到真正实现。

第二,在权力制约模式上实现从传统制约模式向现代制约模式转变。传统的权力制约模式是思想家洛克和孟德斯鸠等设计的体制内制约模式,在西方形成了防止暴政的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然而,这种体制内的制约模式在实践中出现行政权力的膨胀,它不仅改变了传统权力结构中的权力均衡状况,而且与以分权、限权为基石的权力制约理论发生了冲突,对传统权力制约模式构成了威胁。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和杰斐逊的政府正当性来自于人民主权的让渡思想为权力制约提供了新的思路——体制外的社会制约路径。托克维尔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了美国民主之所以没有沦为“多数人暴政”,是因为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由各种独立自主的社团组成的多元社会对国家权力构成制约的格局。这些思想为权力制约模式的社会化提供了学理支撑。在操作层面,首先要培育国家权力制约者——公民社会。“民主要想繁荣,就必须看作一个双重现实:一方面,它涉及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市民社会的重构”。[9]对于广大后现代化国家而言,公民社会的培育问题尤为突出。因为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分配不平衡,社会组织的官方色彩浓厚,公民意识、参政能力、协作精神等都有待提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事关公民社会的存在和有效发挥作用。其次要扩大社会权力凝聚者——个人权利。以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必须要赋予民众足以对国家权力制衡的权利。这些权利主要包括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政权、决定权等。再次要选择权力的行使者。社会共同体中需要分离出少数人处理公共事务,具体行使公共权力。根据人民主权的宪政理念,权力的所有者有权选择权力的具体行使者。完善选举、罢免制度等,充分保证权力所有者对权力使用者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是该项工作的关键。

第三,在政府权限上实现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在众多的公共权力中,最活跃、最具扩张性的是行政权力。所以无限权力向有限权力转变,主要表现为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无限政府,亦称全能政府或极权政府,是政府自身在权力、职能和规提模上无限扩张,不受法律和社会有效制约。政府权力扩张与职能扩张的直接后果是属于私人的权利和自由不断缩小,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被大量压缩、社会权力受到国家权力的排挤,导致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矛盾与冲突。有限政府是在政制安排中利用其内外的分权与制衡机制,实现政府权力受到约束,防止政府内部权力过度集权与专断。它集中表现在权力、职能和规模受到一定约束、限制。权力有限主要表现在政府的权力只能来自人民的授权,而且必须严格依照人民意志行使。职能有限主要表现在政府不是实行全方位的管理,不包揽可以由社会或市场去履行和完成的事情,也不干涉纯粹属于个人生活的私人领域。规模有限主要表现在政府严格控制编制,精简机构,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它抛弃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使社会权力的活动空间受到压制。通过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在公域与私域之间划出了一道权力运作的界限,从而为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力的行使提供活动空间。

参考文献

[1]郭道晖．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2：23- 29．

[2]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动[J]．文物季刊，1996，2：73．

[3]郭道晖．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J]．法学研究，2001，1：4．

[4]郭道晖．论社会权力与法治社会[J]．中外法学，2002，2：218．

[5]张曙光．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M]．北京：三联书店，1995．4．

[6]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40．

[7][法]托克维尔，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7．

[8]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

篇4：地产泡沫、社会福利与国家安全

除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义外，地产交易透明度的不足也加大了对地产是否存在泡沫的判断难度。在没有中立、专业的房地产数据统计机构进行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的情况下，对房地产目前真实的成交量、成交价这样最基本的数据可能都难以获得，在数据缺乏的情况下要做出准确的判断绝非易事。

房地产信贷的支持可以放大房地产的真实需求，使房地产价格长期、大幅度偏离均衡价格成为可能。按揭购房是对未来购买力的透支，贷款条件越宽松，首付比例越少，人们可以透支的数量就越大，房地产价格就可能偏离人们的支付能力越离谱。因而把当前依赖贷款形成的有效需求量作为判断房地产有无泡沫的标准是不科学的，巨大的市场需求可能严重高估了买房者未来收入的现值。

在房地产相关统计数据不足或不可靠的情况下，依靠经验可以对北京房地产价格是否存在泡沫做出简单的判断。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二○○六年一月北京入均月收入2005．93元，而商品房的均价为每平方米6758元，一居室的租金每月约为1300元。据此推算，一个人需要工作3．4个月(不消费)才可以购买到一平方米房子，如果租房，单身则需要将其收入的60％上缴给房东。按以上收入、房价水平计算，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可以达到十二倍以上，如果加上利息，总房价与收入之比可以达到十五倍以上，这与国际上三——五倍的水平相去太远。从“房奴”、“负翁”这些名词的出现和北京具有全球最风行的与陌生人合租居住看，北京房地产的泡沫是显而易见的。

把地产泡沫论推广到全国没有根据，也没有意义。没有人否认中国存在房价没有大涨的中小城市，但这些现象同样无法抹去以北京为首的大城市房价暴涨的事实。

我们并不反对房地产为中国制造出更多的富翁，也无意于阻挡房地产业的进一步繁荣，尽管这极可能是“非理性繁荣”。将购房作为投资而不是消费的看法笔者无法苟同，因为即使房价上涨人们也不会把房子卖掉去住宾馆或露宿街头(租房居住可以，但也要支付租金)。应该把住房与食品一视同仁，当做维系社会稳定与安全的生活必需品，不应该完全放任由市场定价。即使在市场经济推行最为彻底的美国，对房屋租金也进行限制(从而可以间接限制房价)，而中国作为转轨经济国家，政府控制着所有房地产用地却对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房地产实行价格彻底的市场化，既不符合世界潮流也不符合经济学定律，其不利后果不言而喻，主要表现如下：

社会福利下降

住房作为人们衣食住行生活必需品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安居方可乐业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所以把住房支出作为投资不计入CPI指数实践上显得荒唐，毕竟享受福利分房者只是少数。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全球处于较低的水平，约20％，且呈下降之势，因此，居民收入水平不会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而北京房价年增长率近20％，是收入增长的数倍，房屋租金也增长迅猛。在生活必需品支出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收入增长时，人们购买力就会下降，生活质量就会恶化。当前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统计上的通货膨胀，主要是CPI指数设计不合理所致，它既不包含房价也不包含房租，歪曲了当前真实的经济生活。房价持续上涨表面上对已购房者有利，因为他们的资产获得了升值，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购房者大多数通过按揭进行的，房价持续上涨必然导致利率的上升，这反过来会增加购房者的利息支出，加重他们的月供负担。尽管从理论上讲，只要利息增加量不超过房屋升值数量购房者财富都在增加，但是住房毕竟是非标准化的生活必需品，它的流动性远不及金融产品，因而购房者要实现盈利需要支付不菲的交易成本。

资源配置效率损失

众所周知，房地产行业是个资源消耗型行业，对土地、水泥、钢铁消耗巨大，同时它也是一个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利率比较敏感。市场经济中价格具有财富分配功能，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暴涨产生的暴利把社会大量资源吸引到了房地产行业，有实力的企业可以从事房地产开发，比如国美电器。富裕的个人可以炒房，即使是工薪阶层，也省吃俭用把每月收入绝大部分上缴银行供房。主要社会资源聚集于房地产行业，对其他产业投资、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中国不含房地产价格的CPI出现紧缩，国内消费不足，主要原因就是房地产吞食人们收入的份额太大，而且像月供这种支出具有刚性。当家庭收入的50％以上用于房地产支出时，能够用于教育、旅游、娱乐、社交的支出就非常有限了。教育与科技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那些冰冷的水泥建筑体现的是人们简单、重复的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其功能在于解决温饱问题。如果把一国主要资源集中于房地产，该国充其量只是个房地产大国，这在国际上有什么影响可言呢?

国家安全和稳定受到威胁

暴涨的房地产价格将社会大量财富转移到了房地产行业，其挤出效应最终会殃及教育、科技、制造行业。现代国防安全早已与军队数量没多大关系，关键在于高精确制导武器的数量和先进程度。伊拉克号称百万的陆军在美国空袭和巡航导弹的打击之下顷刻土崩瓦解，国家主权沦丧。如果放任房地产价格疯涨，大量本应用于教育、科技、制造业的资源都流向了房地产行业，一旦泡沫破灭，国家就会陷入全面危机。更重要的是依靠高投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缺乏持续性的房地产支撑的经济繁荣是不可持久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就是房地产泡沫，日本登峰造极的房地产泡沫最终引发了巨额银行坏账和九十年代的经济衰退，可见房地产泡沫的危害之大。中国作为转轨之中的发展中国家，社会贫富悬殊，社会保障薄弱，就业压力巨大，人均收入低微，金融系统脆弱，房地产泡沫的存在与破灭都将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因此扼制和化解房地产泡沫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措施必须坚决有力，不能为眼前的房地产GDP贡献所迷惑，真正体现执政为民的宗旨。

篇5：社会福利国家

1.体育强国的指标体系研究

2.体育文化建设的目标与实现途径研究 3.体育文化传承体系研究

4.提升体育软实力与体育强国建设研究 5.中外体育发展方式的比较研究 6.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演进研究 7.体育事业发展的社会效益研究 8.社会体育需求与需求结构研究 9.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10.政府职能转变与体育社团建设研究 11.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12.体育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体制机制研究 13.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研究 14.国外体育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15.体育产业与相关产业关系研究 16.体育休闲方式研究

17.学生体质健康与教育制度改革研究 18.职业体育政策制度研究 19.中国体育思想史研究

20.中外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展研究 21.体育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 22.我国“三大球”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23.我国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改革研究 24.体育法制建设与行业作风建设研究 25.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研究 26.老年人体育研究 27.残疾人体育研究

篇6：社会主义国家人口

截至2008年10月1日朝鲜人口数量超过2400万。根据联合国22日公布的数据，朝鲜人口在这15年间平均每年增长0.85%。朝鲜有590万户家庭，平均每户3.9人。65%家庭拥有两居室，建筑面积一般在50平方米至75平方米之间。大约85%住宅有自来水，58%家庭安装抽水马桶。数据显示，朝鲜人均寿命与15年前相比有所缩短，减至69.3岁。同时，新生儿和产妇死亡率增高。

从产业方面看，农业、渔业和林业是朝鲜三大主要产业，制造业排在第四位。农业大军中，大约53%为女性。

2010年9月古巴的人口总数才1100多万，其中劳动人口约567万。截至2009年4月1日零时越南总人口为8578多万人。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老挝，是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内陆国家，也是东南亚地区中仅有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另一为越南。历史上曾是真腊王国的一部份。老挝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也是世界低度开发国家之一。人口600万（2007年）。共有49个民族，其中佬族占总人口的50.3%，其他各民族占49.7%。面积236800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