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历史（通用6篇）

篇1：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历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理 论 研 讨 会 征 文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赵建功单位：怀远县总工会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在长期的反腐败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历史经验：强化教育，在思想上筑起防腐反腐的长城；建章立制，在制度上防腐治腐；加强廉政法制建设，以法制腐；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在机制上防腐杜腐；抓大案要案，从严从重打击各种权力犯罪；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反腐败斗争。这些历史经验，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必须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把反腐倡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必须正确处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发展的关键；反腐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功。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反腐败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将会给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提供重要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不仅一向态度坚决、旗帜鲜明，而且一贯把反腐败斗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经过长期的反腐败实践和探索，我党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强化教育，在思想上筑起防腐反腐的长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他教育“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务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建国前后，毛泽东又多次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要树立防腐反腐意识，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思想教育，而且一向倡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身体力行，严格要求，模范地执行党的制度和纪律。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本身就是廉洁奉公的模范。他们的崇高品格和风范，教育和影响了整整几代人，至今仍是反腐倡廉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要求也多次强调：“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要“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非常重视干部党员的思想教育，江泽民指出，惩治腐败，最基本的要靠教育。对领导干部提出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在全党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艰苦奋斗教育，法制教育，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教育等。通过教育，不断提高了广大干部、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对防腐反腐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建章立制，在制度上防腐治腐。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制度建设。民主革命时期，党中央和民主政府就较具体地制定了一系列的反腐倡廉制度，如民主制度、财务制度、组织制度、生活制度、工作检查制度、监督制度等。建国后，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制定并完善了党政机关工作管理制度、民主制度、新的财务制度、基本建设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工作、生活、学习制度及监察和检查制度等。在干部作风上提出了“七不准”的规定。总的来讲，这些制度在“文革”前的一个时期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和条件。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等等。同时，在10多年的廉政建设实践中，加强了民主集中制度、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总结和推广了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制度，民主评议制度，“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党风党纪检查制度，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制度，各项经济管理与监督制度，专项治理等经验和措施，对于从制度上堵塞、杜绝腐败滋生的漏洞，对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加强廉政法制建设，以法治腐。在民主革命时期，尽管我们党还不是执政党，但已经进行廉政法制建设的探索。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廉政法制建设逐步摆在了党和国家议事日程。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这标志着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的正式确立，对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195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国

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条例》中的一些条款也对廉政建设作了具体规定。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建国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反腐败斗争更多是采取了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方式，特别是在十年**期间，反腐败斗争脱离了法制的轨道，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破坏了社会稳定，教训是深刻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指出，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0多年来，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惩治腐败和规范行政行为方面的法律、决议、规定达210多件，国务院也发布行政法规30多件。这些法律、法规和规定的出台，为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和政策保证。

（四）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在机制上防腐杜腐。中国共产党在反腐败斗争中还十分重视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对党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广泛监督。一是党内监督。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通过的党纲和党章中就强调要加强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党的五大还成立了党内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得以加强和完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党内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创造了许多党内监督的好形式和好方法，这些都对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二是群众监督。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建国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和依靠群众监督各级干部，防止权力变质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强调群众监督，强调群众监督的法制化、制度化。邓小平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检举、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受到法律、纪律的处分。”实践证明，群众监督是反腐败的一个有效途径。三是行政监督。在实际工作中，行政机关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不加以监督和约束，很容易产生消极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历来很注重发挥行政监督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行政监督愈益重要。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监督的重要作用，我国不仅紧紧围绕廉政建设，制定了不少行政监督制度和法规，大大加强了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还特别是注重发挥专门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除了上述监督外，党和国家还建立和逐步完善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法律监督、经济监督、舆论监督等，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监督体系，这对杜腐防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抓大案要案，从严从重打击各种权力犯罪。大案要案对党的危害最大，给党造成的影响最坏，广大党员群众也最愤慨，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反腐败的重点放在大案要案上，建国初期，处决了腐化变质、贪污巨款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等人，在党内外起到了巨大的震慑和教育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针对腐败现象有所滋长的情况，邓小平严肃指出：“刹这个风，一定要从严从重。”“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党中央的精心部署，重点查处大案要案的力度明显加大。仅1993年至1994年，全国监察机关就立案95220件，结案81808件，其中县（处）级干部2220人，厅局级以上干部178人。1996年1月至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5万多件，涉及县（处）级上干部5643件；在受处分的人员中，县（处）级干部3695人，地厅级以上干部321人。重点查处大案要案，一是对搞腐败和正在搞腐败的人可以起到极大的打击、震慑和警诫作用；二是可以起到教育人民、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鼓舞群众的斗志和勇气的作用；三是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量。

（六）围绕中心任务开展反腐败斗争。建国以前，战争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党领导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主要是围绕着夺取民族民主战争的胜利而进行的。40年代末，革命战争胜利在即，党的中心工作开始由乡村向城市、由战争向发展经济转变，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告诫全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撞，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建国之初，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是主要任务，所以在“三反”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中心，引导运动服务和服从于这个大局。毛泽东特别要求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要求各地“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由于“三反”运动注意了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从而使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不冲击经济；既有效地遏制了腐败问题，又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迅速完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在60年代开展的“四清”运动中，虽然也有一些失误，但并未给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冲击，主流还是好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拨乱反正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建设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其它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反腐败斗争也不例外。邓小平就多次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打击经济犯罪、反对腐败现象作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和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的重要保证。江泽民也多次强调这一问题。他在中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提出的反腐败斗争必须把握的三项原则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这就从路线上、指导思想上保证了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一致性。由于正

确地处理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不仅使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也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经验非常丰富，总结这些经验，给我们以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必须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把反腐倡廉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常抓不懈，警钟长鸣。过去党之所以能够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与党高度重视反腐败是分不开的。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反腐败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我们更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充分认识反腐败的长期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下决心不断抓出新成效，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新胜利。

（二）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中积累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反腐倡廉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产生腐败的原因很复杂，孤立地进行某一个方面的治理是不行的，必须从严治标，着力治本，综合治理。既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抓大案要案，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防腐御腐能力；更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因为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既是约束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的行为规范，又是实施监督的准绳和依据，法律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更为可靠的途径；还要建立健全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制约滥用权力，减少以至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只有这样，才能使反腐倡廉取得更大的成效。

（三）必须正确处理反腐败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发展的关键。反腐败与经济建设是一致的，经济建设为反腐败提供物质基础，反腐败斗争保证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二者相互促进，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中。反腐败斗争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同时又不能孤立地抓经济建设，必须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一起部署，一起实施，一起落实。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促进反腐败斗争的健康发展。在这一点上，应牢记党在反腐败斗争中两手抓、两手硬的成功经验，也要记取“一手硬、一手软”带来的沉痛教训。

（四）反腐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这是党能够战胜腐败的内在依据。建党90年来，党在人民群众支持下纠正错误、克服缺点，揭露、消除腐败的历史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力量、有能力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并领导全国人民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篇2：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历史

1．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朱元璋命令各级学校讲授《大诰》（注：《大诰》明法律，内容为严惩官民犯罪的具体案例），连科考也要考《大诰》，……但朱元璋死后，《大诰》即被臣民所遗忘。

材料二 违旨下乡，动扰于民者，许民间高年有德者，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大诰》

材料三 《草木子》证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法令森严，百职厘举。祖训所谓革前无姑息之政，治旧欲污染之徒。——赵翼《廿二史札礼》 材料四 宣德以来，吏治已渐趋腐败，中称“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贪污成了官场积习，连负有监察职责的御吏亦贪纵无忌”。明英宗时，宦官王振家有金银六十余库。明武宗时，宦官刘瑾有黄金二十四万锭，银元宝五百万锭，宝石二斗。明世宗时，大臣严蒿事败被抄家，抄出黄金三万两，白银二百万两，其他珍珠宝玩价值数万分两。——摘自《明朝史话》

材料五 是可知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赵翼《廿二史札礼》 回答：

(1)依据材料一、二、三，概述朱元璋为惩治贪官采取了哪些措施？(2)朱元璋惩治贪官的结果怎样？导致当时贪污失控的原因是什么？（3）结合所学知识，你对赵翼关于明朝吏治腐败原因的分析有何认识？ 2．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自1938年8月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有关廉政建设的法规，在1943年2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边区政府对王震等22名克己奉公，功绩卓著的干部以隆重的表彰和奖励，毛泽东逐一为每份奖状题字，使受奖者感到莫大的光荣。同一次会议上，王华亭等6人因违法乱纪受到开除党籍或严重警告处分。

材料二：1939年边区参议会成立，这既是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民意机关，又是一个最高权力机关。人民通过参议会行使选举权，参议会的选举以直接的无记名投票方式，凡赞成民主抗日的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议会对政府官员行使监督权和罢免权。边区政府还设置审计处行使行政监督和经济监督的职权。边区政府对违法乱 纪依法严惩，边区高等法院曾处死了逼婚不遂而杀人的黄克功和利用职权侵吞公款3050元的肖玉壁等。——列宁《四月提纲》

材料三：毛泽东在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提案上的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欢迎登录《100测评网》进行学习检测，有效提高学习成绩.材料四：边区政府加强廉政教育，要求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抗战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边区政府还进行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教育。（1）根据以上材料，概括陕甘宁边区政府所采取的廉政措施。

（2）材料三中，毛泽东为什么肯定“精兵简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采纳这一建议说明了什么？（3）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措施有何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3．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材料二 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摘自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材料三 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摘自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材料四 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要作为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党员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不是小事：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党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这是党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摘自江泽民《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 回答下列问题：

(1)毛泽东在材料一的报告中就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什么重要思想?(2)材料二、三、四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3)材料二与材料三提出的背景有何不同?(4)材料四赋予艰苦奋斗以何种新内涵? 有何意义? 4．阅读下面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在封建社会，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用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据《草木子》和《明朝小史》记载：朱元璋规定，地方官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斩首示众，还剥皮充草。朱元璋在府州县卫衙门的左面特别建立一座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被称为“皮场庙”。在官府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草的人皮袋，使官吏触目惊心，有所警惕。但是贪赃枉法的行为仍然到处都有，而且日益增多。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人民政府“包下来”的大量旧人员中，有坚持贪污腐化的旧作风、继续为非作歹的人，也有少数的在革命岁月里经历过枪林弹雨，而后蜕化变质、贪污腐化的干部。据1952年1欢迎登录《100测评网》进行学习检测，有效提高学习成绩.月上旬统计，中央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的贪污人数有1670多人。当时，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署专员张子善共贪污盗窃171.6多万元。针对当时的贪污腐化现象，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三反”运动。毛泽东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当做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各级领导，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做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地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地大张旗鼓地去进行，一样地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经过“三反”运动，树立了新社会廉洁朴素的新风气。（1）上述两段材料反映了什么共同现象？

（2）朱元璋惩处贪污腐化与新中国惩处贪污腐化的目的有何异同？

（3）为什么明初严厉惩处贪污犯而贪污罪犯却日益增多？新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三反”斗争的胜利，树立了廉洁朴素的新风气？

（4）你对当今的反腐败斗争持何看法？ 5．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摘自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全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扑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材料三 1991年9月，江泽民同志专程来西柏坡，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并作了重要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材料四。2002年12月12日报道，胡锦涛等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说：“我们来西柏坡是向同志们学习的。毛泽东同志当年离开西柏坡去北京时，曾形象地称为是进京„赶考‟。我们这一次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西柏坡，可以说是来„上学‟的，是来学习西柏坡精神和老区人民的优良传统，回顾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的”。结合所学知识回答：

(1)概括指出上述四则材料阐述的核心思想。

(2)材料一中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其必要性是什么？ 欢迎登录《100测评网》进行学习检测，有效提高学习成绩.(3)材料一中的”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存在？试举一例。为此，新中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 起到了怎样的作用?(4)据材料五评述胡锦涛一席话的现实意义。

参考答案：

1．(1)重视学校法制教育；严刑酷法；惩治贪官，允许民众直诉最高统治者，允许民众扭送贪官。(2)初期有一定成效，改善了明初的政治环境，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后来，但中后期吏治腐败日趋严重。其原因是封建专制之下，官员的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严法防治只可收一时之效，却不能根治腐败。

（3）认识：赵翼认为：“贿随权集”，权力滋生腐败，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封建吏治腐败产生的原因。但封建吏治腐败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制度。

2．（1）措施：制定法规，奖惩分明；健全监督机构和机制；与精兵简政相结合；加强思想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增强政府机关的行政效能，减轻人民的负担。说明中国共产党能诚恳地吸收各方面的正确意见，具有民主的作风。

（3）历史意义：提高了党的威信；赢得了群众拥护支持；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现实意义：廉政建设的经验对今天反腐倡廉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3．(1)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三则材料都强调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3)材料二的背景是三大改造即将完成，“一五计划”正在进行，我国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材料三的背景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人民拨乱反正，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开始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4)材料四把艰苦奋斗当作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

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有利于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的堡垒作用；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4．（1）共同现象：贪污腐化严重；严惩贪污腐化分子。

（2）同：都是为了巩固政权。异：前者是为了巩固少数剥削阶级的统治；后者是为了巩固人民政权。（3）封建剥削思想或封建制度是产生贪污腐化的根源，在封建制度下不可能消除贪污腐化现象。新中国能取得“三反”斗争的胜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同贪污腐化现象做斗争。

（4）看法：反腐败斗争关系到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在当今时代，腐败分子的腐败方法、特点、程度都有很大变化，因此，反腐斗争任重而道远；有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有优越的欢迎登录《100测评网》进行学习检测，有效提高学习成绩.社会主义制度，反腐败斗争一定能取得全面胜利。5．(l)核心思想:是两个”务必"的思想。

(2)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共即将成为执政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

(3)存在。如：新中国成立初，中国共产党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当时担任书记的张子善堕落为大贪污犯。措施:开展“三反”运动，惩治了一批大贪污犯。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纯洁了干部队伍；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有利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

(4)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要保持“两个务必”这个党的优良传统，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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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历史

中国共产党在认真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廉政思想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将奋斗历程中的反腐廉政实践经验与中国特色相结合,并在实际工作中日益丰富完善,形成理性认识来指导具体工作。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必须依纪依法予以坚决惩处,决不手软。当前,反腐廉政工作也进入新常态,认真梳理反腐廉政思想的历史演进和建构新时期下的反腐廉政工作范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形成的历史溯源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公权力以来,腐败现象就随之而生且难以根除,被称为“政治之癌”。一般而论,腐败在广义上是指整个政治制度或政治治理的全面败坏[1]。党的十八大把反腐倡廉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明确了反腐倡廉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部署中的战略定位。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反腐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可以从中凝练出反腐精华思想的火花,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传承

中国传统廉政思想历史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反腐廉政思想始于西周时期的《周礼》,其中提到“以听官府之大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礼·天官冢宰》),强调了在评价机构和官吏的原则上廉政的重要性。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学界百家争鸣。孔子提出“德治”、“仁政”的主张,重视伦理名教的作用;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仁政”思想,主张为爱民、选贤、取廉;晏婴则提出了“廉者,政之本也”的论断(《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廉政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先秦之后的各个时期都具有一批反腐廉政思想的代表性意见。例如,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至廉而威”的看法,认为官员必须廉洁才会具有权威;唐代王维在《京兆尹张公德政碑》中提出“政不以利淫,振雷霆之威”,认为官应廉洁从政不追求利益方能有雷霆一样的权威;明朝从立朝伊始便重视廉政建设,明太祖朱元璋注重严刑峻法,编制颁布了《大诰》等法典;清时顺治帝即位时便在诏书中指出:“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清廉”[2],王夫之则提出“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也。”(《读通鉴论》卷十)他认为,作为官吏清正廉洁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民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分立”和“权能分治”学说,并创立考试院和监察院,从人才和制度两个方面着手加强反腐廉政建设。

2.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特点与作用

一是注重正确价值理念的塑造。在古代,“廉”是指人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传统廉政思想倡导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鼓励生活节俭,加强从政的廉洁控制力,提升思想道德水平和自身道德修养。

二是注重廉政风气的塑造。传统文化中,家庭对个人的影响较大,家庭成员的廉洁思想意识会直接或间接地互相影响,引导家庭成员培养廉政意识。尤其是在宗法谱系较强的一些家庭中,家规对从政者具有很强的约束作用。

三是注重法治方式的塑造。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也注重廉政监督制约,从法家思想发端,到明清时期的《大诰》三编、《谕八旗文武官员人等》等法律法规。但由于在封建制度中,“人治”的作用远高于法治,皇权的权威性造成了法律法规虽然严格但执行裁量各异的情况,程序上也并不完善,导致大小官员心存侥幸,腐败现象也屡禁不绝。

3.西方反腐廉政思想的影响作用

西方政治制度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在反腐廉政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逐步形成了以法治、分权为主要内容的反腐廉政思想。虽然中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存在差异,但都长期共同面对腐败问题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在其历史形成过程中也充分学习吸收了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世界先进反腐廉政思想。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廉政思想上,因为二者并没有领导无产阶级政权的经历,其关注较多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的腐败而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廉政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的判断,在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基础上对无产阶级政权反腐廉政建设进行了科学地判断。“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基础上,对廉政建设进行了新的推断和实践,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经验,阐述了反对官僚主义等策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加强自身建设和廉政建设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借鉴和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毛泽东曾反复研读《法兰西内战》等作品;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教训和相关举措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范本。

二、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反腐廉政思想的内容与演进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局部执政实践与党内建设的结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但长期处于同买办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外国侵略者做斗争的过程中,同时还注重与党内腐败现象和不良倾向做斗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将反腐廉政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一方面坚持将北洋军阀政权、国民党腐败统治作为反面教材,另一方面加强党内反腐败建设工作,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下如何开展反腐廉政建设进行了广泛实践和探索,在局部执政的部分实践历程中初步形成了反腐廉政思想。1926年,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的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3],首次向全党和苦难中的全国民众表达了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态度。在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通过“纪律”一章将廉政建设内容纪律化、规范化。在抗战和解放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在部分区域建立了民主政权。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四条规定:“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4]1946年7月,毛泽东也指出:“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5]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廉政建设工作思想,结合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思想的积极部分,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继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的指导方法发扬光大,在吸收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精髓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发扬艰苦奋斗、加强党内廉政建设的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历史基础。

2.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中廉政建设范式的转换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的主要阶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中国共产党加强反腐廉政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尽快恢复和开展经济建设,巩固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廉政建设工作思想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总结革命根据地时期反腐廉政工作的实践经验,依据七届二中全会对廉政工作情况的研判,将防御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和打击贪污以及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作为廉政工作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曾明确地要求全党“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6],同时他特别强调了群众监督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性,认为群众的监督是公共权力的必须条件。刘少奇从制度层面强调要加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通过制订和落实相关制度加强具体监督工作。[7]在具体实践中,共产党结合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具体实际,提出和执行了一系列廉政工作的新思路新政策新举措,并惩处了一批具有相当危害性的腐败分子。

3.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廉政建设的全面变革

文革结束后,党中央客观评价了过去在廉政建设工作中所走的弯路,深刻指出廉政建设工作必须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结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开展反腐败工作进行了探索和阐述。通过党内腐败现象蔓延的批判,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反腐廉政建设的地位、形势、特点和任务,明确了反腐败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途径,对反腐廉政建设做了系统地阐述,构成了一个内在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邓小平就反腐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向全党提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8]。中国共产党提出,将改革开放与廉政建设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党的十三大提出,“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有少数党员经不起考验而改变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也不能停下建设和改革去专门打扫灰尘,必须把反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9]。此外,通过对中国特色反腐廉政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中国共产党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反腐廉政建设的工作思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工作格局进一步明确,为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的范式建构

中国共产党经过了60年的实践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反腐败体系,同时具备了“制度体系反腐”模式的新特征。当前,不少学者已经对60年来中国特色反腐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展开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但总体而言,对于反腐模式的历史善变,尤其是从“运动反腐”模式、“权力反腐”模式、“制度反腐”模式到“体系反腐”模式转型的内在权利变迁逻辑和未来发展路径研究还不够。在本文前两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反腐模式及其功能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拟对当前中国特色反腐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进行理论框架分析,并解析出我国反腐模式转型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构建出我国反腐模式转型的未来路径。

“国家廉政建设的过程也就是实现良治的过程”[10],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代国家运行模式转型的基本趋势基本都是从管理向治理、从统治向善治、从一元向多中心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被提高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结合当前反腐的严峻形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打破我国与国家管理方式配套的反腐模式转型的障碍,有效推动体系反腐模式的成功转型。

1.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由政党本位向国家本位转变

在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框架下,传统的以政党为本位的反腐体制往往会遭遇其治理范围与治理对象的困境。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建设的关键时期,实现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优化治理体系尤其是反腐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

实现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首先要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即在坚持并强化党的领导下,进一步优化、调整反腐工作的管理运行体制和机制,通过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多方位、多层次、多对象的反腐主体的认知、职责和权力。特别是要深刻地认识到:反腐绝不是纪检监察机关的特有职责,必须群策群力,依靠群众的力量构建反腐倡廉认知体系,强化反腐倡廉工作的多方参与,真正实现“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与参与”的反腐败工作新常态机制。

其次要科学探索纪检监察部门与同级党委、行政齐抓共管但又相互不错位、越位的工作体制和机制。具体来说,就是要有序、逐步推进至上而下的各级纪委监察机构的垂直管理体制,同时优化、完善同级党委的领导工作体制,既要实现党组织对反腐倡廉工作的绝对领导,更要保持同级纪检监察机构各项工作开展的相对独立性。

此外,实现反腐模式的体制转型,还要尝试探索建立健全群众广泛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群众是任何执政党必须依靠的力量来源,只有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各个方面的内驱力作用,才能提升反腐败工作的实效性和长效性。从目前我国反腐工作的现状来看,首先要给予公民和社会组织在反腐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平等地将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融入到政策优化的过程中,从而强化全社会参与反腐的责任意识,形成“权为民所系,民为权所益”的权力互相机制。在发动民主力量的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明确在权力监督机制中人民群众的参与范围和对象,从法律上明确国家主体与社会主体的各自职责,从制度层面防止参与过度引发的“群众运动”,也要防止排斥社会参与的情况发生。

2.反腐方式与模式的转型:提升反腐手段的实效性和科学性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反腐已经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中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尤其是近几年网络上出现了较多的“情妇反腐”现象,一度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热议。信息化的反腐形式在强化我们从严治党治国的反腐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网络反腐的白热化也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我们目前反腐生态的的不健康和信息反馈路径的不畅。在目前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既需要对反腐领域的这些热现象进行法理层面的冷思考,又需要通过与民众互动沟通等民主方式就下一步的反腐措施达成共识,实现反腐方式与反腐模式的现代性转型。

实现反腐方式与模式的转型,首先要深刻认识到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反腐模式没有一种是尽善尽美的。我国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反腐模式在当时都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合理性和针对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反腐模式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弊端。所以,我们必须科学、辩证地对于不同反腐模式的意义、功能和局限性予以辨析,采众家之长,切实提高我们执政党反腐手段的有效性。

其次,我们要科学选择反腐策略的路径和方法。对于反腐路径和方法的选择,我们必须遵循统筹兼顾、区别对待的原则,与时俱进地选择反腐策略。在预防为主尚未完全见效的情况下,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大惩处力度上,特别是在正面宣传教育的效果不够明显的情况下,首先要把重点放在加强制度约束和执行监督上。

同时,我们还要十分重视对反腐手段进行科学的评估。为了强化各种反腐手段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各类反腐手段的效能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评估,在总结经验的同时查摆问题,以期提高反腐倡廉建设方法的有效性。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教育宣传方面放弃实际效果不够明显的宣教方式,选择性地推广部分初见成效宣教方式。譬如,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可以把工作中心从制度建设转到制度效率上来,以提高反腐制度的现实执行力和长期实效性;在权力监督监管方面,可以把监督的协调性和有效性统一起来,建立健全长期有效的监督体系和协调机制,同时要整合现有的各种监督和监管资源,形成监督和监管合力 [11];此外,我们还必须在严肃纪律、加大惩处方面,逐步增加各类腐败案件查处的透明性、公开性和合法性,以切实发挥对腐败案件有效惩处所产生的社会综合效应。

3.借力核心廉政价值体系:积极推动廉政文化建设

廉政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当前反腐建设的重点,只有确立正确的价值体系,反对腐败才有可以依托的基础[12],目前我国反腐败的体制存在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很多反腐败的举措没有成为制约权力的价值体系,针对当前反腐败存在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推动廉政文化建设,文化是植入人的内心和灵魂深处的价值体系,目前我国的反腐败侧重从政治上规约权力的运用,所有的腐败现象的产生都是源于权力的被滥用,在一些反腐败精英的思维习惯里,通过政治手段来制约权力似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其实腐败的根本原因在权力拥有者的内在的素养不够。

纵观西方一些文明国家的反腐败的经验,现在世界上最廉政的国家是欧洲的瑞士、瑞典、芬兰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氛围造就了廉政的环境,廉政文化成为嵌入这些国家政治精英血液里的素养,廉政文化的氛围让他们没有任何腐败的原始冲动。例如,瑞典外交部长的一句话就丢了乌纱帽。在一次同学聚会中,瑞典外交部长以公款的名义邀请同学共进晚餐,被媒体曝光后,他引咎辞职,因为在西方国家的廉政文化中这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总体文化氛围的营造不够,嵌入到中国官员脑袋里的文化影响较弱[13],对于当下中国的廉政价值体系建设来说,必须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渠道,让廉政文化深入人心,当前推动廉政文化建设不是依靠几个标语和横幅,而是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积极加强文化建设的渠道,目前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必须学会运用自媒体来营造廉政建设的良好环境,利用微博、微信等媒体积极推动廉政文化建设,营造出良好的廉政建设的文化氛围,让廉政成为一种习惯。

篇4：新中国反腐历史大盘点

第一次反腐告诫 1949年3月5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向全会人员做了重要报告，《报告》号召全党必须警惕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第一次轰轰烈烈惩治腐败的斗争 鉴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现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贪污犯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

第一个被处死刑的高级干部贪污犯 1951年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出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举行了公审刘、张二犯的大会，依法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

第一部惩治贪污的法律 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了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一共有十八项条款的惩治贪污法律文件，对贪污罪以及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保障了当时“三反”运动取得彻底胜利，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性的反贪法律文件。

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准则 199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这一准则共分三章十八条，第一次详尽地规范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行为。这个准则的出台，标志着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中央首次发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2005年初，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央制定并发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篇5：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历史

之《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读后感

中华民族向来都是高度重视历史的民族，我们总结前人经验，思考未来，以史为镜，知兴替，明道路。总书记也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是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攥写，多位专家耗费近10年的时间才最终完稿。十年磨一剑，该书从先秦到明清，全面地为我们展示了朝代更替中的腐败与反腐败。反腐是当今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领导人到百姓的基本共识，反腐任务复杂艰巨而又刻不容缓，走进历史，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的成败得失，必将对我们的反腐建设有所启迪。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唯有勿忘前车之鉴，王朝才能长久。历代王朝的覆灭，究其根源，都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腐败的成本往往都是由人民来承担，国力的衰竭，通常都是腐败所耗尽的。东汉买官卖官，政治腐败，西晋官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王朝最后不都迅速走向灭亡。在与腐败的斗争中，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而这其中我对于古代官员制度有自己的思考与体会。

官员永远是贪污腐败的最大主体，即使统治者如何荒淫无耻，腐败无能，他终究只有一个人，就如书中的秦始皇，宋徽宗，他们仿若一条大虫子，但是真正要腐蚀这硕大的国家，单凭统治者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一巨大的工程的，这背后还需要有千千万万的小虫子，也就是官员们的‘添油加醋’。而在书中关于各个朝代如何规范官员，减少腐败做了详尽的介绍。对历代的廉政经验，我获益匪浅，从官员的角度将各个朝代对于官员的廉政措施进行了总结与思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官员任命，避亲避近避籍原则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宗法制，其影响延续至今。所以中国古代选官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其回避制度。官员回避制度始于汉代，避亲，即有亲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地区或同一单位做官；避籍，即官员不得在本籍或是临近地方为官；避近，即君主近臣，高官等的子女在任官时回避一些官位。回避制度在具体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实践，但这一制度确实对于规范官员自身行为，减少地区以乡土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结党营私，谋求私利的情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关系户现象在当今社会无处不在，官员回避制度在今天的任官选官上有它的积极意义。

官员考核，看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是减少贪官污吏的最好方法。秦简《为吏之道》以”五善””五失“规范官员为官行为；唐代完善考核制度，将官职划分流内、流外和轮番执勤人员，规定细致的考核具体操作条款。宋朝增加御史复核制度，亲信巡访制度，互监制度，相较唐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如此，宋朝还制定了较完备的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法规。这对于打击腐败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古代官员考核综合官德，税收，功过，对今天仍有很大的实践意义。由古看今，今天我们国家对于官员的考核制度已经从原来的重政绩重GDP，向现在的重环保，重民生。有些省份在对官员考核时加入了具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作为考核指标之一，更科学对官员进行考察，一定程度上也对官员的行为具有约束力。

官员监察，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篇6：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考察

一、邓小平提出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过程。

反腐倡廉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系统学习和探讨邓小平反腐倡廉的思想，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建国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克服腐朽思想的途径，他说：“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

1954年2月，邓小平在《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中讲到：“我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原创：http://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地步。”指出党内存在着骄傲自满的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使我们党丧失敌情观念，必然会破坏党的团结，会经不住困难和敌人的考验与袭击，从而使我们伟大的事业遭到失败。[]

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系统论述了执政党应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他提醒全党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防止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和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他要求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监察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与腐化现象。

1962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代表时，专门讲了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批评道：“多少年来，我们的干部能上不能下，副作用很大，已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因此要逐步予以解决。”他认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其次是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另外，还应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以及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这是邓小平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党风党建问题着眼，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1975年，邓小平重新工作后，他紧紧抓住整顿党的作风这个关键，大刀阔斧地整顿由于“文革”的破坏而产生的消极腐败现象：“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的闹享受，闹待遇，一切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邓小平列举的腐败现象虽然是在军队中讲话的，但对当时的整风来说具有普遍性。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集中阐述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本的同时，提出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他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

1982年4月，针对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猖獗，邓小平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时，他第一次提出“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对外开放，改革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抓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这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再次重申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十二大”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全面而迅速的发展，各种错误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也随之猖獗。邓小平十分关注对腐败现象的防范和对腐败犯罪的有力打击。为此他做了不懈地努力。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一定能赶上资本主义，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平现象。”表明了我党对根治腐败现象的坚定信心。

1989年春夏之交，在平息政治**中，邓小平连续谈到反腐败问题，他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丧失了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要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表示了他对反腐败工作的最大决心。他还指出：“惩治腐败，至少抓抓紧一二件大案，透明度高，处理不能迟。”他把惩治腐败能否取得成效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

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谈话。再一次强调了反腐倡廉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保证，原创：http://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绝不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二、邓小平关于反腐倡廉思想特点的概述

第一，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过程是一以贯之的。从1950年一直到1992年期间，邓小平针对不同情况多次论述了反腐败的思想，这表明他对维护党的纯洁性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