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媒体与我国司法的关系

外国媒体与我国司法的关系（精选9篇）

篇1：外国媒体与我国司法的关系

新闻出版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它也是表达自由的最重要的形式。交流自由除了通过通讯、谈话进行讨论、辩论外，更经常、更广泛的是借助传播媒介来实现。司法独立与表达自由都是正义的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一方面传媒对司法程序的报道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是传递司法信息的一种方法；另一方面某些报道又可能对法官、陪审员和证人及公众造成影响，因而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而外国媒体与国内司法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关系。

新闻自由无国界是国际公约的要求

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可见言论自由是“不论国界”的，即该公约事实上确立了“记者无国界”、“新闻无国界”、“言论自由无国界”原则。我国只是于 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今没有由人大批准加入，但是这一公约可以作为国际准则指导立法和司法。

《公约》特别规定，在行使这些自由时，“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其他媒介”应包括电脑网络，这是当代最迅速、最有效的传播媒介。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就是运用传播媒介实现的交流自由。作为美国政府制度基石的美国《宪法》，如果不附加旨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十条修正案，即《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是不会在1791年获得美国最早13个州的批准的。而修正案中的第一条便确定了媒体的言论自由权，这决非偶然。宪法《第一条修正案》 （First Amendment）中有一段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缩减（abridge）[i]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 ……。”在起草《宪法》与《权利法案》的开国先贤们看来，文字读物――通常是报纸和小册子――属于公开发表思想言论的媒体。因此，《第一条修正案》中使用了“新闻出版”这个概念。因此，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提到的freedom of the press 是指表达自由，现在freedom of the press 往往仅指“出版自由”，而表达自由则用freedom of the expression来表示。[ii]

表达自由的基础是公众的知情权。公众有自由表达自由的信息给别人，也有权利从别人那里得到信息。公众为了知道他要监督的机构和个人的情况，自由的媒体就是必须的。正如欧洲人权法院所说：“公众有权得到信息和思想，而媒体则应当充当公众的看门狗。” [iii] 政务公开和信息自由是联合国确立的一条世界共同准则。第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S9（1）号决议郑重声明：信息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是构成检验联合国为之奋斗的其它基本自由的试金石。因此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政务公开、信息自由写进了宪法。

篇2：外国媒体与我国司法的关系

浅论司法公正与新闻媒体监督的关系

【内容摘要】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它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司法公正由于与人们合法的权利和义务密切相关，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而新闻媒体具有传播信息、形成公意、帮助公众实现知情权的功能，是公民知情权与自由表达权的体现，代表着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衡。所以，在现代法治国家，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是紧密相联的。如何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与促进作用，避免其对司法公正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实现既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独立公正原则和司法权威与正义，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笔者拟对司法公正与新闻媒体间相互关系以及如何构建二者间的和谐关系进行概略分析。

【关键词】司法公正 审判独立 舆论监督 媒介审判 新闻自由 司法权威

引 言

法谚“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给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那如何处理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关系呢？新闻媒体和司法在形式上都宣布其价值追求是“公正”，其二者间既存在目标的一致性，又存在矛盾与冲突，即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传媒体现的是自身或受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的公正。如何实现两者的协调共存，最终实现社会公众追求的正义与公平是司法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笔者拟对司法公正与新闻媒体间相互关系以及如何构建二者间的和谐关系进行概略分析，以期更好的指导工作。

一、司法公正的价值内涵分析

司法公正，是法律的自身要求，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其内涵就是司法机关要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司法公正是以司法工作人员的职能活动为载体，以严格依法为基准，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坚持平等、正当的原则，且要在审判结果上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

司法公正涵盖整个司法工程，其价值蕴含包括适用法律平等、诉讼程序正义和判决结果公平等方面 [1]，具体可从以下四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实体公正。指现行法律分配给人们的权益与其通过司法活动所确认的权益相一致，且这种一致性应得到司法机关的充分保障。关于实体公正，我国法律确立的基本原则是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即客观地认定案件事实和准确地适用法律。二是程序公正。指在法律适用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充分保障每位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益，它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手段，是长期司法实践中对处理各类案件程序、手段、方法规律性的科学总结。三是执行公正。即按法定程序公正、严格地执行生效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使纸上的东西得到切实的履行。四是形象公正。指司法人员的执法形象必须公正，也就是说司法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除了要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处理案件外，在言行上还要符合司法人员的身份。只有司法机关形象公正，社会公众才能信任司法，司法救济才能成为社会公众一旦发生纠纷的首要选择，促使社会公众的矛盾和纠纷都能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消解，从而避免社会矛盾的非法律手段解决。

可见，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执行公正和形象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有机统一实体，都要求司法人员忠实地服从和使用法律，始终站在客观中立立场，不偏不倚，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二、新闻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和相互间的冲突分析

（一）新闻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

一是有助于实现审判公开。审判公开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当前，不少法院由于受审判场所、设施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旁听需求，加之现代社会中人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居住分散，不可能经常以旁听的方式来了解司法、监督司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闻媒体的报道实现了间接公开，扩大了人民法院案件审判的公开面和透明度，使广大群众能够及时详细地知悉一些广为关注的案件的审判情况，使法庭审判得到进一步延伸和扩展，人民法院审判公开的原则得到更彻底、更有效地落实。

二是有助于提升审判质效。新闻媒体的监督对人民法院实现司法公正，提升审判质效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新闻媒体通过对瑕疵裁判、冤假错案的无情披露，监督司法机关有错必纠，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从而最终使个案的错误裁判得以纠正，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终的维护。另一方面，新闻媒体的监督有力地促进司法机关发现自身工作存在的缺点和疏忽，从而改善自身工作作风，使司法活动也变得日以文明和规范。同时，新闻媒体的有力监督提高了司法审判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司法腐败的机会，使审判真正成为了“阳光下的审判”。

三是有助于改进审判作风和提升执法水平。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提高司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执法能力，促进其转变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文明办案方面均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审判工作经新闻媒体的关注和介入，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办案法官的业务水平。新闻媒体对庭审情况进行报道，客观上会促使法官认真学习相关的程序法和实体法，以更加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和高度的责任心去阅读案卷，深入了解案情，严格依法审判案件，以更加缜密、严谨的思维进行判决。一方面必将提升办案法官的职业涵养。在新闻媒体的监督下，会促使办案法官按规定着装，开庭程序会更加规范，法庭仪容仪表会更加严整，开庭用语会更加规范，作出的判决会更加缜密、严谨。所以，审判机关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干警素质的同时，强化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是十分必要的，它能有效提升办案法官的综合素质，也能有效抑制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四是有助于扩大办案效果。新闻媒体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进行报道，有利于扩大办案效果，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人民法院通过案件审判，惩处犯罪，调处纠纷，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但法院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审判工作的被动性、中立性。新闻媒体通过对审判工作的报道，扩大了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预防犯罪和矛盾纠纷的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依法治国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闻媒体通过对具体案件的报道，在实现其自身价值和利益的同时，也在向社会公众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在全社会培育法治理念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新闻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负面影响

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才具有新闻价值，于是新闻工作者常常过多的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而司法活动具有一定的过程和程序。可见，新闻媒体过早的报道、评论势必会侵犯司法独立的原则，形成媒介审判，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伤害。可以说，新闻报道追求的案件往往是具有生动性、重要性、显著性、新奇性的案件，从而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媒体热点，而且，新闻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往往注重结果，追求惩恶扬善、分清是非为目的的正义，这使得其常常要对司法机关追求的以建立在程序正当基础上的正义构成强大的冲击，对人民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媒体压力，从而产生“媒介审判”的不良效应。

媒介审判这一概念发端于美国，由“报纸审判”演变而来。我国台湾学者尤英夫认为：“报纸审判的意义较为广泛，即任何民、刑事案件在普通法院审判前或审判后，由一般性或法律性报纸所刊载的消息或意见，不论其是以文字、图片、漫画及其他方式，不论其目的是在讨论、分析、攻击、侮辱与案件有关的法官、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关系人，或案件内容及其胜负得失，凡足以影响审判者，都可称为报纸审判。” [2]

笔者认为，所谓“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体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其是对人民法院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新闻媒体报道的对象一般是民愤极大，影响甚广的“非自愿社会公众人物”，在事实的选取上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所发生的案件一般具有重要性和显著性。随着传媒业的迅速发展，媒体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和白热化，一些新闻媒体对具有极大影响力和可读性的案件报道趋之若鹜，对其进行长时间、大容量、一边倒的宣传和炒作，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氛围。在这样的情境下，司法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审理时，就不得不考虑公众媒体的压力，从而导致某些案件无法得到公正的审判。这实质上是一种严重的越位现象，其干扰了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对“媒介审判”与司法公正两者间的冲突性，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审判活动追求的“事实”与新闻媒体报道的“事实”两者间存在差异。司法审判活动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也就是说审判活动只依据“法定事实”对案件作出判决。新闻媒体也有在“全部事实”范围内对案件进行报道的倾向，但是新闻事实的“真实性”要求有别于法律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要求，即新闻事实是记者通过采访等途径了解到的事实，而司法审判所要求的是能够以确凿的证据来证实的事实。新闻媒体对案件信息的收集也不像诉讼程序那样受到严格的限制，它可以报道某些只注明消息来源的未经证实的消息，而法庭却不能采用这样的信息。由于两者所采用的“事实”不同，因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活动的结果与新闻媒体对所披露的案件所期望的处理结果之间必然存在冲突性。

2、新闻媒体的介入会给办案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媒体监督司法活动时，对于某一案件，经常在司法机关尚未作出处理之前，往往裹挟着社会道德来评判案件，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有时甚至带有个人观点的评论，形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影响司法人员的办案思维。这些都可能给办案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从而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3、“有偿新闻”的出现势必对司法公正造成不良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在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过程中，新闻媒体往往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会在吸引公众“眼球”上大做文章，个别法制观念淡薄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在利益驱动下，在未结案之前，也会做出倾向性的报道，甚至对案件妄加评论；有的为提升网络点击率或阅读量，经案件当事人的邀请，在未全面了解案情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歪曲报道以迎合案件当事人的诉讼需求，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趁虚而入。也就是说，新闻媒体通过有偿新闻、媒介审判等形式形成“媒体压力”,这必将侵害某一方案件当事人的权益,损害新闻媒体形象,对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三、对构建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间和谐关系的建议

新闻是自由的，其对法庭的报道和批评是需要的，但由于司法活动的严肃性和司法判决在社会上的重要影响，当新闻用于报道和监督司法活动时，其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一旦诉讼程序开始，新闻媒体的自由必须向公正审判的公共利益让步。当新闻用于报道和监督司法活动时，由于司法活动的严肃性和司法判决在社会上的重要影响，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不仅新闻的采集、发布和传送要遵照有关法律规定进行，而且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更要慎重。也就是说，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记者要采取对法律负责、对真实性负责的态度，要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实践中，新闻工作常常过多的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伤害。所以，新闻媒体既要发挥披露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又要对新闻报道加以规范和引导，以此防止和消除对司法公正产生的负面影响。

为削除新闻媒体与司法行为两者关系上的紧张与不和谐，从而实现司法公正独立和传媒自由的平衡，并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使之达到良性互动与合理构建，形成媒体与司法之间的积极合作、良性互动的主导性关系，逐步探索和建立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新闻媒体正当采访权的合理界限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在法治推进的过程中，如何促进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独立的良性互动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

（一）对司法机关自身的要求

一是提升执法办案水平。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人民法院应积极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素质，确保司法公正是当务之急。法官的法律知识丰富了，业务水平提高了，将会把一个高水平的庭审展现在新闻媒体记者面前，以其闪烁着法律的尊严理性和智慧的专业才能赢得记者的尊敬。同时，办案法官要精心审判好每起案件，认真制作每一份法律文书，保证案件从实体到程序都不出现瑕疵，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二是大力开展审判公开活动。公开审判的主旨在于让民众亲眼见到正义的实现过程，这一过程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具有提示性、感染和教育的作用，并成为今后行为的指向；程序公开还提供了对诉讼过程实施社会监督的可能。[3]在审判工作实践中，应根据案件性质，有意识地挑选具有代表性的案件进行“阳光庭审”，大力开展巡回审判、法院开放日等活动，积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旁听案件庭审，并加大裁判文书上网、庭审直播、全程录音录像等网上信息公开的力度，加强与网民的互动，及时为网民答疑解惑，推进“阳光司法工程”活动的深入开展，让社会各界了解法院、理解法院，使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做法院文章的人没有机会。同时，应准予新闻媒体对公开审理的案件进行采访报道，并为其深入基层、深入实际采访报道创造便利条件，解释必要的司法程序和司法规范语言，引导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工作中尊重有关法律法规所保护的个人权利和司法部门依法独立行使权力，尊重司法事实，尊重司法程序和诉讼规则；

三是健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开展审判执行工作过程中，人民法院应通过健全、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等方式，建立与新闻媒体对话的常规渠道，减少舆论炒作风险。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阶段，各级司法机关的的新闻发布机构和新闻发言人应及时将群众关心的案件情况公之于众，使新闻媒体可以从正规渠道获取官方消息，让公众及时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诉讼的进展，这样既确保了公众的知情权，同时也防止公众的猜疑和舆论盲目的导向，最终达到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四是强化自我宣传意识。人民法院在抓好执法办案的同时，应充分利用院内外各类宣传平台，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及时上报稿件、编发院内信息简报，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宣传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壮大宣传声势，做到审判活动与宣传工作合声合拍，为审判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出浓厚的宣传氛围。一方面要抓好法院内部的自我宣传。充分利用法院外宣网站、微博等快捷、便利的宣传平台对审判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及时宣传，不断提升法院司法公信力。一方面要充分借助外媒搞好对外宣传。进一步加深与各类媒体的沟通，努力与其建立起诚实可信的良好关系，协同做好每一个旁听庭审案件的宣传报道工作，拓宽法制宣传面，形成集中宣传报道的声势。

五是提升面对新闻媒体的能力。面对新媒体出现的即时化、多样化、复杂化、国际化新情况，一个涉法的网络事件很可能形成“无利害关系冲突”，形成“网络暴力”从而殃及法院。面对新媒体这柄“双刃剑”，人民法院应与时俱进地转变思想观念，加强对新媒体时代法院工作规律的研究，着力把握新媒体的传播规律，悉心体察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主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引导公众情绪，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法院权威的声音及时传送到微博等新媒体的各个角落，最大限度增加舆论的“正能量”。工作中，应完善与审判工作相关的舆情收集研判机制、预警机制、危机公关应急处置机制、一站式答复机制等，对突发性事件，应在第一时间把真实可靠、准确无误的新闻发布出去，以抢占先机，把握主动，提高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权，降低与新闻媒体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而避免新闻报道失实，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二）对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要求

一是提升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涵养。新闻从业人员应遵循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自身的行为，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正视新闻媒介与独立司法的区别，时刻谨记自身的位置与职责，做独立、公正、超脱的旁观者，树立距离意识，保持足够的冷静，不要急于做评判、下结论，有效防止“媒体审判”。工作中，应坚持客观、真实的原则，切实尊重审判独立，遵守法庭秩序，报道案件信息时认真负责，严谨审慎，客观公正，向社会公众报道真实的审判过程和客观的情况，坚决杜绝“有偿新闻”，以新闻从业人员的良好职业形象，与法官一道为实现媒体监督与案件公正审判的良性互动做出努力。

二是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法律知识学习。审判活动有其不同于其他行业的职业特征，从事法制报道的新闻媒体记者和编辑要了解审判规律，熟悉基本的法律知识，尤其要把握现代司法的基本原则和审判工作特点。所以，新闻从业人员应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熟悉司法运作过程，对审判过程中的报道要慎重、严谨，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不作评述性报道，应不偏不倚，避免倾向性，不得充当诉讼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不得充当当事人与法官间的裁判员、审判员，更好地处理好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新闻媒体对司法公正的不良影响，最终达到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

三是强化涉诉稿件的审核监督。新闻媒体应加强内部的审稿力度，对监督司法的稿件进行严格审查，把好政策法律关，确保没有明显的诱导和倾向性的内容，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报道流向社会，避免错误舆论压力影响司法机关正常的司法活动，侵害司法独立，损害司法公正，从而正常有效地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

结 语

篇3：浅析司法与媒体的辩证关系

近段时间, 媒体与司法的角力再次成为社会焦点。原已尘埃落定的药家鑫案, 随着受害者家属向药父索要20万事件而波澜再起。各路媒体纷纷重开报道, 改变了对药口诛笔伐的态度。而公众也在反思是否被误导利用从而干预了司法。

其实司法与媒体之间交锋已久。从刘涌案到刘晓庆案, 再到孙志刚案, 媒体角色在其中皆意义非凡。不得不说, 如何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媒体———公民知情权卫士

在我国, 舆论监督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是实现其监督权、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等宪法权利的前提。这确立了媒体监督的宪法地位和法律依据。

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进步, 媒体已然成为公众了解司法活动, 实现知情权的通道。媒体监督司法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需要, 人民群众言论自由的需要, 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 公开审判的需要和司法公正的需要。媒体监督应当成为公民弘扬民主、监督权力的旗帜。

二、司法与媒体博弈现状

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这样论述:“审判应当公开, 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 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约束强力和欲望;这样, 人民就会说, 我们不是奴隶, 我们受到保护”。[1]司法公开是保障人权的重要途径, 而媒体则是司法公开的助推器。互联网时代开创了网络媒体监督新阶段。越来越多的网民在互联网中表达声音, 通过网络舆论来监督司法。

2011年以来, 全国各地的政法系统纷纷开起了微博, 以促进司法公开。但我们在肯定媒体舆论监督的同时, 也要认识其可能对独立审判有不利影响。事实上, 我国有较为复杂的司法监督系统。外有人民代表大会、检查机关、监察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 在法院内部也有合议庭、审委会的监督机制。但媒体舆论监督具有天然优势, 其以本身所拥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接近于事实意义上的全社会监督。传媒监督已经被普遍认为是司法体系外监督的常规的、基本的形式。[2]根据The Spiral of Silence规则, 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单独持有信念而产生孤立, 循环下去, 就会形成优势意见越发强大而劣势声音越来越小的螺旋式过程。若这个过程有大众媒介参与, 螺旋往往形成得更快。[3]在媒体引导下, 社会舆论易呈现“一边倒”局面, 影响司法独立。

不少案件被媒体大肆报道, 成为社会热点。在案件审判时, 这些媒体舆论会给法官造成相当程度上的压力。或是直接影响办案法官, 亦或是通过给上级领导组织施压, 迫使裁决“顺民意”。还有部分媒体用一些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引发所谓“民愤”, 严重干预审判。

司法与行政机关采取了相应措施来应对媒体干预。2009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表示, 新闻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 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2011年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严防虚假新闻报道的若干规定》, 要求新闻机构建立健全内部防范虚假新闻的管理制度、纠错和更正制度, 完善虚假失实报道的责任追究制度, 加强对新闻媒体的行政监督。

三、国际&国外相关制度

世界刑法学会1994年《关于刑事诉讼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5条规定, 公众媒体对法庭审判的报道, 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情感性审判的效果。如果预期会出现这种影响, 法院可限制或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况。[4]

英国对媒体舆论规范严格, 其规定了藐视法庭罪。如果新闻媒体对正在审判的案件进行倾向性报道, 其无论在主观方面是否故意干预司法, 都可能构成此罪。[5]而审判结束, 讨论案情就成为媒体及公众的自由。

由于有宪法第1条修正案的保驾护航, 在美国社会中, 新闻媒体被称为“无冕之王”。但美国也一直在平衡媒体舆论和司法独立。为了避免媒体对陪审团的影响, 其限制媒体进入法庭。如果再审案件已经经过媒体的大肆报道, 可采取延期审判、异地审判和更换陪审团的方式, 减少不当影响。[6]此外, 美国最高法院从不认为言论自由不可剥夺, 其主张针对具体案件进行特别权衡, 从而判断言论自由是否对其他自由造成了不良影响。

国际和国外的相关规定对我国的立法活动也产生一定影响。例如广东省高院在《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中规定, 依法公开审理但尚未宣判的案件, 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采访报道, 就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国的规定。

四、司法与媒体的冲突

诚然, 我们不能否认媒体舆论的积极作用, 但有些媒体过度介入, 也给司法工作带来了很多问题, 甚至干预独立审判, 影响司法权威。

部分媒体片面报道, 倾向性强, 对法官与公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部分媒体只求轰动, 利用文字漏洞将公众拖入炒作大潮;而悲哀的是, 一些当事人也会滥用媒体舆论谋不当之利。

同样, 某些法院的工作人员仍存在认识误区。他们习惯于回避或设置种种障碍限制采访, 甚至认为媒体就是找茬儿。当出现一些质疑声音, 他们往往缺乏危机公关经验, 处理不当, 事倍功半。正如最高院副院长景汉朝在《人民法院报》中指出, 媒体监督和独立审判是一对天然的矛盾。

的确, 媒体舆论与司法存在着很多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体现为道德和法律的矛盾。首先, 两者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不同, 媒体舆论监督力图维护公民知情权和新闻自由;而司法工作者致力于独立公正的审判活动, 保障法律权威, 维护社会秩序。这就造成司法对于媒体在天然上有一种抵触情绪。

其次, 媒体声音往往基于自身的感性价值判断, 公众得到的必然是经过其加工处理的事实;而司法工作的规范性要求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必须自觉地排除外界不正常因素, 严格追求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

再次, 新闻十分注重时效, 迟到的新闻可能就不是新闻。而司法活动讲求程序, 非经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及认定的事实没有效力。为了追求真相, 司法工作者会耗费较多时间, 全面、深入、综合的审理案件。由此可见, 司法和媒体舆论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 正常的, 客观的。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矛盾。

五、司法与媒体的统一

矛盾的事物包含着对立统一方面。司法与媒体也存在着统一。两者关系的实质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制的缩影。可以说两者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司法依靠法律来定纷止争,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 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媒体则通过语言文字激发社会道德, 以追求伦理价值上的公正。

其次, 司法致力于公平正义的价值选择, 而实现公平正义离不开审判的公开。从这个方面看来, 司法也具有开放性。而舆论监督作为遏制司法腐败的“防腐剂”, 促进着我国司法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

再次, 在媒体对司法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 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会传递给公众, 推动我国的普法进程。而公众通过对事件的评价发出声音, 进而影响司法工作, 甚至法律本身。

历史学者沃伦认为公众对法律的反应是社会法制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说:“创造历史的常常正是民众对司法判决的看法。”美国大法官克拉克也认为:“在审判尤其是刑事审判过程中, 反应灵敏的新闻界常常被视为有效司法的助手。”因此,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媒体时代, 如何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中运用好媒体这把双刃剑, 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是一个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课题。

六、司法与媒体良性互动

要想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司法工作者要调整思路, 尊重媒体的表达自由。

只有给媒介以充分的自由, 才可能调动媒介主体的积极性, 从而形成大量的以信息为主要形式的公共空间。[7]建议设置如何处理与媒体关系的培训课程, 了解新闻行业规范。并正确理解媒体与司法的辩证关系, 变被动为主动, 自觉与媒体沟通交流, 将媒体监督视为宣传司法工作, 树立司法形象的良好机会, 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

2. 媒体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加强自律性。

自律应当是新闻媒介的内在要求, 是舆论监督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新闻自律, 舆论监督可能偏离正确的轨道。[8]媒体不能用倾向性报道左右公众, 要做有良心的媒体人, 特别要注意防止舆论干预审判。人民需要良性的舆论监督来行使知情权, 而司法公正也离不开有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正如美国大法官福兰克特所说:“表达自由在价值上并不具有压倒公平审判的重要性。”媒体不能干预司法独立, 也不能侵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新闻媒体在监督司法时要充分考虑社会效应, 避免对不当社会情绪推波助澜。而媒体工作者必须要遵守职业道德, 把握事实与评论的界限, 做好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阀。

3. 公民要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 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 坚持对司法公正与民主政治的信仰。

要珍惜自己的主人公地位, 合理的使用知情权、监督权等权利, 通过舆论监督积极参与到国家司法工作与民主政治建设中, 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

4. 国家要建设相应的机制, 实现司法与媒体的良好合作,

比如建立专门回应机制, 针对质疑及时作出公开回应以引导舆论理性发展。进行回应的可以是相关机构负责人, 也可以是法学专家, 在保护公民监督权的同时,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普法作用。

5. 立法机构要制定与完善相关立法, 将两者关系的处理管辖上升到法律阶层。

历史上, 我国缺乏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传统。秦代的“偶语弃市”、宋代的“谤讪弃市”以及清代的“文字狱”, 对于言论、出版自由皆是限制颇多。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一味的“堵”早已成为过去。遗憾的是, 我国至今缺乏专门相关立法。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 我国就将《新闻法》就提上立法议程, 但至今悬而未立。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 成文法的制定对于调节社会关系至关重要。亟待完善相关立法, 规范调整新闻媒体监督。

七、结语

独立公正的司法和自由的新闻出版, 是识别真正的自由民主社会和其他社会的标准。[9]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必须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与媒体的平衡, 推动两者良性互动, 才能真正实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

不同声音是公众保持理性的前提。我期待不同的声音, 更期待司法与媒体良性互动下不同的理性声音。

摘要：司法与媒体的问题由来已久, 近段时间随各类案件逐渐升温。两者具有天然差异性与不可否认的统一性。笔者建议从司法、媒体、国家、公民、立法五个方面作出努力, 将它们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法制建设中。

关键词：司法,媒体,统一

参考文献

[1]切萨雷.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法学研究, 1999, 06.

[3]巴伦.大众传播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4]世界刑法学协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人权问题的决议摘要.人民检察, 1995, 04.

[5]宋素红, 罗斌.英国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另一面———谈谈英国<藐视法庭法>的修订.新闻记者, 2006, 07.

[6]宋素红, 罗斌.近年美国法庭封闭诉讼理由的辨析.新闻记者, 2005, 09.

[7]李金慧.媒介报道司法审判行为的理论思考.河北法学, 2010, 02.

[8]田大宪.新闻舆论监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篇4：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关键词：媒体监督；媒体审判；司法独立

近日来，各种有关司法的事件“爬满”了各大新闻报刊，互联网的头版头条，不仅成为了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侃侃而谈的话题，又使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成为炙手可热的课题，引得各方为此争论。

一、新闻媒体与司法的对立关系

首先，新闻媒体必然会对司法独立产生消极影响。新闻舆论在行使监督权时，或多或少的会造成上文所提到的“媒体审判”的情况。同时，媒体报道时带有的倾向性，夹杂的个人感情色彩，以及为了刻意追求轰动效果的虚假报道，往往是无形的激起民众的各种情感，与此同时，更多情况下会把司法推上案件的风口浪尖上。若违反民意，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对于缺乏法律认知的普通民众是否会“体谅”法律的“无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媒体对于司法的影响不可不关注。

其次，司法对于媒体产生固然的排斥。司法独立在在各国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司法应当独立于新闻媒体是达成普遍共识的，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不受新闻媒体的不当干涉。

综上所述，其实由于对立产生的问题主要归结如下：1.新闻媒体缺少自律，严重破坏司法独立。2.司法独立机制尚不完善，不能有效抵制不当干涉。3.过分强调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媒体角色错位。

二、新闻媒体与司法的统一关系

“表达自由与公正审判时我们文明中两种最为珍贵的权利，实在难以取舍。”——雨果·布莱克。

独立的司法可以对舆论进行法律规制，防止舆论自由的滥用，同时也可以保障舆论从业人员在采访，报道过程中的合法权益，而健康有序的舆论环境对于舆论监督司法也有促进作用。妥善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二者之间的统一，能够使其各自发挥作用。不仅能够促进司法独立，也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条件。尽管上文所提到二者的种种对立，但是世上本无绝对化的事物，其统一的地方总结如下：

（一）二者都以追求公正为目标

司法的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通过运用法律思维和法律程序做出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判决或是裁定而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这种公正既包括實体正义也包括程序正义。新闻媒体的正义，多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去弘扬社会正义，以道德舆论的手段去追求社会上的公平与正义。

（二）二者都是以保障权利为目的

司法通过惩罚侵权行为人，救济受害人的方式，从而达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实现受害人权利恢复和补救的目的。新闻媒体则是以报道的形式，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氛围，去谴责恶行，弘扬正义，从而保障受害人或者见义勇为之人的切身权利。

（三）二者都是以制约权力为己任

司法权不会对公民的权利采取直接或是主动的行为，他是一种消极的权力。在三权分立的国家，为了抑制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膨胀，司法通过独立的司法审查对公权力加以限制，以此来防止公权力的扩张。舆论则是以社会监督的力量广泛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达到以社会的权利制约公权力的目的。可见二者在公权力的制约上体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四）二者都具有普遍性

司法所保障的权利的范围具有普遍性。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或者社会秩序的有条不紊，或是与公民有关的切身利益，无不体现着司法的保障。由于媒体与司法的这一共性，若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在各自的领域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对于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尽管司法与媒体并不处于同一领域，运作模式和功能作用不大相同，但是二者所体现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追求社会正义，维护权利自由的价值理念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并行性将大于二者之间的冲突。

三、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的解决之道

因为我国法制建设更多的受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所以英美法系中对于陪审团制度的监督和限制的行为，我们暂且不予以考虑，更多的是从大陆法系中寻找一些具体措施加以限制，其中更多的是有关新闻报道的限制。

（一）建立成熟的媒体自律组织。

此举更多的我们应借鉴于日本的相关政策。大多数国家媒体自律组织 只有裁决权而没有处罚权，但日本既有裁决权又有处罚权的少数国家，它对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媒介或是个人可以通过警告，记过，罚款，开出会籍等方式实施处罚。

（二）限制有关国家安全的报道

国家的安全事关社会生活的各项事项。若一国家的安全尚且不能得到保障，何以谈经济的发展，民主自由的进行，法治社会的建设。因此对于法国对媒体事关国家安全报道的限制，值得我国借鉴。

（三）限制报道未成年犯罪案件

未成年身心与智力尚处于发展阶段，不能以正常成人的标准去要求未成年的行为。即使举动出现偏差，产生任何危害社会，严重到触犯刑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多是受到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最后，未成年之后的路还遥遥无期，正因为他们做错了事情，更加渴望得到谅解，更知道如何纠正自己的行为，对此，社会应基于塑造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为己任，更多的保护这些处于弱势的迷途羔羊。

首先，不得披露该人的姓名，地址或者学校等有关信息。

其次，不得在相关报道中夹杂容易辨认出该儿童或青少年身份细节的信息，如照片。

最后，应该禁止媒体为了自身利益，深度挖掘可能对未成年产生不良影响的周围的人或事。

（四）其他报道的限制

如禁止报道有关性被害人，以防止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禁止报道易受胁迫和攻击人员的相关信息，以防遭受到案后报复或者司法报复。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所提倡的注重人权保护的内容。人权不分国界，人权的保护不会因为体系制度的不同而稍有改变，因此这些限制不应该只拘泥于一个国家，应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和实践。

这只是简单列出几个值得我们借鉴，值得加大力度去限制的一些行为，如在“李某某案”中，有些媒体只是为了吸引读者，大量的挖掘和宣扬有关李某某一切有关信息，该类新闻多是一些负面，不利于其身心发展的报道。媒体的种种新闻，不仅没有为未成年营造出积极氛围，反而为了所谓的噱头，形成一种人神共愤，罪有应得的境况。此类情况实属不应该。

【参考文献】

[1]许身健.冲突中的平衡：媒体监督与独立审判[J].人民检察，2006（03）.

[2]卞建林.媒体与司法独立[J].政法论坛，2000（06）.

篇5：外国媒体与我国司法的关系

(1986年8月14日外发〔1986〕47号)

全国各有关法院、各驻外使领馆：

目前，在我国与外国没有双边协议的情况下，有关涉外民事、经济等方面诉讼的法律文书，一般按互惠原则通过外交途径送达。过去，由于送达的法律文书不多，没有制定统一的规定。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涉外民事、经济等方面诉讼案件中需要送达的法律文书日益增多，为适应新的形势，针对过去在法律文书送达方面的问题，现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对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互委托送达民事、经济等方面诉讼的法律文书的若干问题通知如下：

一、凡已同我国建交国家的法院，通过外交途径委托我国法院向我国公民或法人以及在华的第三国或无国籍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除该国同我国已订有协议的按协议办理外，一般根据互惠原则按下列程序和要求办理：

1．由该国驻华使馆将法律文书交外交部领事司转递给有关高级人民法院，再由该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中级人民法院送达当事人。当事人在所附送达回证上签字后，中级人民法院将送达回证退高级人民法院，再通过外交部领事司转退给对方；如未附送达回证，则由有关中级人民法院出具送达证明交有关高级人民法院，再通过外交部领事司转给对方。

2．委托送达法律文书须用委托书。委托书和所送法律文书须附有中文译本。3．法律文书的内容有损我国主权和安全的，予以驳回；如受送达人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一般不予送达；不属于我国法院职权范围或因地址不明或其他原因不能送达的，由有关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处理意见或注明妨碍送达的原因，由外交部领事司向对方说明理由，予以退回。

二、外国驻华使、领馆可以直接向其在华的本国国民送达法律文书，但不得损害我国主权和安全，不得采取强制措施，如对方通过外交途径委托我方向其在华的该国国民送达法律文书，亦可按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送达。

三、对拒绝转递我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委托送达法律文书的国家或有特殊限制的国家，我可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四、我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向国外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应按下列程序和要求办理：

1．要求送达的法律文书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由外交部领事司负责转递。

2．须准确注明受送达人姓名、性别、年龄、国籍及其在国外的详细外文地址，并将该案的基本情况函告外交部领事司，以便转递。

3．须附有送达委托书。如对方法院名称不明，可委托当事人所在地区主管法院。委托书和所送法律文书还须附有该国文字或该国同意使用的第三国文字译本。如该国对委托书及法律文书有公证、认证等特殊要求，将由外交部领事司逐案通知。

五、我国法院向在外国领域内的中国籍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如该国允许我使、领馆直接送达，可委托我驻该国使、领馆送达。此类法律文书可不必附有外文译本。

六、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互委托送达法律文书的收费，一般按对等原则办理。外国法院支付我国法院代为送达法律文书的费用，由外交部领事司转交有关高级人民法院，我国法院支付外国法院代为送达法律文书的费用，由有关高级人民法院交外交部领事司转递。但应委托一方要求用特殊方式送达法律文书所引起的费用，由委托一方负担。

七、中、日(本)双方法院委托对方法院代为送达法律文书，除按上述有关原则办理外，还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1982年10月12日《关于中、日两国之问委托送达法律文书使用送达回证问题的通知》办理。

八、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互委托代为调查或取证，参照以上有关规定办理。

篇6：外国媒体与我国司法的关系

1.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目的不同。法学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学术修养、法律思维、基础理论, 而统一司法考试是职业技能考试, 更加侧重于对实践、实物能力的考察。法学教学的方式和内容与司法考试的评判标准有着较大的差别, 很多法学专业的学生在接受了四年的法学专业教育后却不能通过司法考试。法学方式方法和内容与司法考试的评判标准有着较大的差别, 并且没有一个合理的平衡点。

2.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司法考试是法学学生通往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 已成为评价与检验法学专业教育水平与质量的标准之一。但是司法考试却不是所有法学专业的学生都可以报考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可知, 法学专业只有法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的人员才可报名, 也就是说法学大专、法学中专、法学函授都是不能报考的, 而非法学专业的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则可以报名司法考试。

3.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衔接关系的缺失。虽然大部分法学本科的学生以通过司法考试, 进入司法行业工作为学习目标, 但是司法考试的激烈竞争和低通过率又促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很多法学本科专业学生放弃走司法考试而去参加公务员考试, 或者选择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这样法律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就出现了一种衔接关系的缺失。

4.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同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学教育培养法律人才, 司法考试选拔法律人才, 两者的共同指向都是法律职业, 从法律职业共同体上来讲, 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司法考试通过选拔人才、改善司法选拔机制, 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制度保障;法学教育通过输送符合社会要求和时代进步的法律人才、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基础。

二、如何使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形成良性互动

(一) 司法考试情况下法学教育的改革

现实情况下, 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已不容许法学教育对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但是完全为了迎合司法考试而教学也是不符合法学教育的本质的。

1. 司法考试制度下的法学教育应该保持其独立性。

法学教育, 亦称“法律教育”, 培养的法律人才包括法律工作者和法学研究人员, 而司法考试是选拔合格法律职业人才, 若法律教育以司法考试为准必定导致法学教育的片面性, 不利于法学教育的发展, 长此以往, 法学教育必定陷入“死胡同”之中, 且不利于法制社会的建设发展。法学教育的主要导向是社会需求, 拒绝“考试领导教学”的形式, 使学生掌握全面的法律基础要素, 在学习的同时注意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的对接, 培养适应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需要的法律人才。

2. 司法考试制度下的法学教育应当更新教育理念。

在接受法学教育的学生当中, 必定有希望进入司法行业工作的, 也有志不在此的, 学校在保证所有学生掌握法律基础要求的基础上, 可将教育分为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不同阶段, 对于无意于司法考试的学生可自主选择是否需要进一步接受职业教育, 而学校开设的职业教育课为学生提供通过司法考试的职业培训。

3. 司法考试制度下的法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相应调整。

司法考试作为法学专业学生通向法律职业的桥梁, 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学教育的进步和完善指明了方向。

在法学教育内容方面, 取消相对陈旧落后的法学课程, 为学生提供更符合社会需求、更具有前沿性的课程内容。坚持教育部对法学院、系的教育内容的统一规定, 在14们主干课 (即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的基础上, 适量开设一些实用性、实践性的课程, 提升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运用能力, 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法学教育方式方法方面, 改变传统的一层不变的“灌输式”教育模式, 运用启发诱导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和案例教学。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可刺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刺激学生的记忆能力, 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另一方面, 高校法学院与法律实务部门联合进行, 案例实践性教学可提高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 有利于塑造符合既有法律专业知识又有解决实际法律问题能力的综合性人才。

(二) 法学教育前提下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若要两者共同顺利发展, 两者都需作出相应的改变, 司法考试必须考虑法学教育的因素。

1. 限制司法考试对象。

司法考试是为国家选拔法律专业的人才, 一个合格优秀的法律人才需要具体以下素质:专业的法律知识, 良好的法律思维, 平等、公正、正义的职业意识, 良好的文化修养和广博的法学知识, 而这些素质不是单凭一次性的书面考试就能检测出来的。要具备这些素质必须具有法学教育背景, 而这个法学教育就应当由高等院校的法学院或法律系来完成。因此, 司法考试的对象应当为高等院校法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 非法学专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不能参考。这样, 不仅与法学教育有了良好的衔接, 更重要的是能保证通过司法考试选拔出来的法律人才的专业化和精英化。

2. 考试内容的改革。

一个法律工作者要想优秀的完成工作, 必须有广博的法律知识作支撑, 并且具备良好的法律思维能力、分析应对问题的能力及出色的应用法律的技能。因此, 司法考试内容以实体法和程序法为主的基础上, 需兼顾法理学、法制史, 并增加一些对法的精神考核, 使选拔出的人员有深厚的法律功底和对法律精神, 在工作中能够通过想象看到本质。

3. 适当提高司法考试的通过率。

司法考试较低的通过率使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备考, “考试主义之风”经久不散, 甚至有些法学本科学生在甫一进入大学就开始为司法考试作准备, 这无疑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另外, 我国对于法律人才有着较大的需求空缺。因此, 司法考试可适当提高司法考试通过率, 缓解法律人才供不应求的现象, 也有助于扭转法学教育的考试主义风气。

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虽然是一对矛盾, 但是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方面, 两者是相互依附、相互依存的。法学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输送有用的法学人才, 法学教育本身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 借着统一司法考试的契机, 改革法学教育, 完善法学教育制度。司法考试是选拔法律专业人才的制度, 而法学教育学生是司法考试人才的主要来源, 因此, 司法考试应当尊重法学教育的特点, 进一步完善司法考试制度, 为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努力。

参考文献

[1]陈世伟.从矛盾到协调:我国法学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关系之合理厘定——以完善我国司法考试制度为基轴[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2, (03) .

篇7：浅析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的关系

关键词：司法公开；媒体监督；法制建设；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一、司法公开的概念及意义

关于司法公开的具体含义，最高法院明文界定为六个方面，即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和审务公开。更加透明的司法显然还需要过程性司法信息公开，需要六大环节的整体化公开。

司法公开是贯彻群众路线、满足群众需求的根本要求；司法公开是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建设的强力抓手；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实现司法廉洁的有力保障；司法公开是适应司法国际发展趋势的必由之路。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开的和谐对立的关系

（一）媒体监督来源于媒体的自由，媒体的报道本身具有感性评价高、崇尚公开的特点

媒体监督又以其所独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从而呼唤起公民的自我监督意识，这样使得司法监督不再向以前那样不可触及，进而搭建起了监督桥梁，使公民对司法的认识和了解更加进了一步。

媒体监督使我国的司法监督体系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促进司法公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媒体监督也是一把双刃剑，也会不断的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开的和谐关系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开所追求的价值是一样的，即都是司法的公正，以及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现阶段媒体监督促进公开化又有了几个新方面表现形式：

1.媒体监督促进立案公开

社会上的一些事件往往都是最初由媒体热议，而使得司法机关介入，从而进行立案调

查的。这使得大量民众参与，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导向，使司法机关迫于压力不得不介入调查改善了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更加促进了司法立案公开。

2.媒体监督利于审理公开

网络的普及使得部分法院通过网络直播庭审过程的方式公开审判过程。网络直播庭审过程使得大量网民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监督庭审过程，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使正义能够以一种看的见的方式被实现。

通过审判活动的公开进行，司法公正更加透明度，使得审判权力滥用得以预防，地下交易得以杜绝；同时媒体监督还可以使法院的审判权正当行使，不被滥用，以免其背离公共意识的特性，出现司法恣意的不良现象。

3.媒体监督促使判决公开

2013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正式开始实施。判决上网不仅可以增加司法的透明度，也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而且具有操作简便、成本低廉等优点。对提升法官的素质和办案水平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判决上网，是司法系统迈向透明化的重要一步，也是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良好形式，希望判决公开成为司法改革的突破口，成为公众行使权力、监督司法的理性通道，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

三、共同探索优化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之间关系的对策

（一）积极强化司法公开的主动性

司法机关应当积极主动推行司法公开，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全方位落实立案公开、审判公开、听证公开、执行公开、程序公开。揭下司法机关的神秘面纱，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完成从被动公开到主动公开的华美转型。

（二）人民法院应当切实保障司法权威

各级人民法院及审判人员应加强培养对于来自媒体、大众的舆论压力的适应性，明确自身职责，牢固树立职业独立意识。明确审判人员的权力和责任，加强审判组织内部的制约和监督，促使审判组织更为权威地行使审判权利。

（三）积极营造良好新闻舆论的监督环境

健全的监督环境，是新闻媒体有序，高效，合法，公正的行使监督权利的前提。为了提高传媒对司法的监督水平，新闻媒体应该配合专门的法律事务人员，积极同司法机关沟通，避免对审判活动产生不必要的重大误解，同时，也可对即将发表的文章进行审查，防止可能影响司法独立或者侵权的报道流向社会。当然新闻机构中的专职人员可以在不影响司法独立的前提下，通过正当的途径指导对案件的报道活动。与此同时，规范媒体介入司法的行为，对于正在侦查、起诉或审理的案件，以及尚未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传媒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抢先报道，更不能发表具有倾向性的评论，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施加压力。对于报道的案件进行评论时，要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不对司法人员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不得故意捏造事实歪曲报道，否则应承担法律责任，只有传媒自身廉洁自律，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和监督水平，那将更加有利于营造一个健康健全的有序的舆论监督环境。

（四）积极树立媒体正确价值导向

广大媒体一般都是从自身情感出发，对事件进行道德判断，若判断有误会使司法与民众之间产生误解，树立正确的媒体价值导向尤其重要。我们必须明确媒体监督对象的范围、对报道事件的认定程度、信息来源的合理性等方面，更加规范地引导媒体工作，促进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和谐共同发展。

四、结语

新形式下，群众的司法需求多了，我们要根据群众的需求，有针对性的提供群众需要的司法服务。但无论什么样的司法服务，本质的要求是相同的，那就是一定要司法公开、公平、公正。如果背离了这三点，我们的司法服务就会走形变味。司法公开不仅能彰显正义，还有助于形成舆论监督来规范司法行为，改进司法公正。希望合理正当的媒体监督能让司法之门向全社会敞开，让更多的百姓感受到阳光的照耀。

参考文献：

[1]2004年12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全国首次在网络上直播了通惠家园噪声污染纠纷案的庭审过程。2013年12月1日，人民法院网还开通了专门进行庭审直播的“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

作者简介：

栗亚楠，女，河北沧州人，现为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民事诉讼法2013级硕士研究生。

篇8：外国媒体与我国司法的关系

一、我国关于外国法查明制度的立法规定

在2010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前, 我国关于外国法查明的问题没有立法, 仅在相关的司法解释或法院文件中作出并无完善的规定。

1988年, 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第一百九十三条对外国法的查明途径问题规定如下:“对于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 可通过下列途径查明: (1) 由当事人提供; (2) 由中国驻该国使领馆提供; (3) 由与中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 (4) 由该国驻中国使馆提供; (5) 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查明的,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在2007年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2007年规定》) 中, 第九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为外国法律时, 由当事人提供或者证明该外国法律的相关内容。人民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为外国法律时, 可以依职权查明该外国法律, 亦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证明该外国法律的内容。当事人和人民法院通过适当的途径均不能查明外国法律的内容的, 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该条司法解释解决了实践中合同领域外国法查明的责任问题。此外, 该司法解释第十条还规定:“当事人对查明的外国法律内容经质证后无异议的, 人民法院应予确认。当事人有异议的, 由人民法院审查认定。”

现行法律中, 2011年4月1日正式施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 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 应当提供该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二、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有关外国法查明制度之思考

笔者认为,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规定的优势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赋予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权利, 是对民商事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尊重。

第二,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首次将仲裁机构列入外国法查明的责任主体中。

但是,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亦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外国法查明制度的规范存在一定的逻辑漏洞。该法第十条首先将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和行政机关列为查明责任主体, 随后又要求选择了外国法律的当事人对外国法进行查明。那么, 法院、仲裁机构以及行政机关是否为并列的查明主体, 也就造成了外国法查明责任主体由谁承担的困惑。如果查明外国法的责任在法院、仲裁机构等, 那么为何后文出现当事人选择却无法提供外国法的后果?如果查明外国法的责任在作出选择当事人, 那么前文中“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 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又有何意义?

第二, 除了当事人查明外国法的责任外, 人民法院、仲裁机构、行政机关负担的职责应当如何分配?这一问题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中并没有体现。这样, 在具体案件中, 有可能出现人民法院、仲裁机构、行政机关查明职责的重叠, 特别是前两者与行政机关在外国法查明方面的潜在冲突。若当事人向行政机关提出外国法查明的请求, 同时在诉讼或仲裁中又涉及外国法查明时, 这两类查明的内容和效力是否当然相同?除了不同部门进行外国法查明时可能产生冲突的问题,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对人民法院、仲裁机构、行政机关三者查明责任的分配方面是否隐含了优先的顺序, 即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为主、行政机关为辅这样的顺序。这些问题都仅存在猜测, 有待进一步解释。

第三,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现行外国法查明的其他规范内容不协调统一。从法律位阶来看,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无疑高于前两部司法解释, (1) 但是其规范内容明显单薄, 某些具体问题没有规范或规范得不够详尽。当法律没有规定时, 我们可以从司法解释中寻找解决方案。但是,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有关外国法查明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又与先前的司法解释产生冲突, 如负担外国法查明职责的机构、进行外国法查明的途径等方面内容。以《民通意见》为例, 该司法解释列举了五种外国法的查明途径, 其中当事人查明外国法已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所认可, 而《民通意见》中的使领馆或中外法律专家提供外国法的规定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产生冲突则需要考虑。这样, 可能会产生尽管司法解释规定详细, 但由于可能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冲突而无法适用的顾虑。

总结上述可见, 对于外国法查明问题, 从我国立法层面上看, 仍有许多不足, 而要弥补上述问题, 不妨回归到外国法查明的基本理论———“法律说”和“事实说”之争。

三、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例, 探讨外国法的证明责任和无法查明时的法律后果

(一) 关于外国法证明责任之国外立法规定

1. 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

在英国, 外国法被视为“事实”, 法官既无职权也无职责查明外国法。故非经一方当事人主张和证明, 法院不会主动适用外国法。即使冲突规范指向外国法的, 法官也不应自行探究、确定外国法的内容。如果诉讼当事人不能证明外国法, 法院就将把一个含有涉外因素的案件视为一个纯国内法的案件来审理。

2.法官依职权查明。

意大利1995年《国际私法》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外国法应当由法院依职权查明。为此目的, 除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方式外, 法院还可以利用通过司法部门所获得的情况, 也可以求助于专家或专门机构。”

3.法官依职权查明, 当事人亦负有协助义务。

在德国、瑞士、土耳其、秘鲁及北欧等国家, 强调外国法律的特殊性质, 故其查明程序既不同于适用本国法律, 又不同于查明事实, 原则上得由法官负责调查, 但当事人也应予协助。

(二) 从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看外国法证明责任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 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 应当提供该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与之前的《法律适用法》 (学会建议稿) 之规定相比较, (2) 本条依照本法规定改变了建议稿中法院和行政机关“依职权”查明的表述, 并且将“也可以要求当事人协助查明”替代为赋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即根据《法律适用法》 (学会建议稿) , 我国旨在仿效德国等国家的做法, 采取法院依职权查明外国法, 当事人亦负有协助义务的原则。但是从真正施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来看, 第十条一开始出现的“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是否包括当事人选择适用的外国法律?如果包括, 那么后面的表述中“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 应当提供该国法律”, “应当”二字从何而来?如果不包括, 则这一表述仅仅包括当事人没有选择, 而法院或仲裁机构根据冲突规则认为应当适用外国法的情况。

因此只能从立法的意图上以及逻辑结构上推断,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首先赋予当事人首先选择法律的权利, 因此当事人也应当负担外国法查明的责任。而当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时, 外国法查明的责任应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行政机关等机构负担。以上仅为笔者的推测, 立法者本意是否如此仍有待考究。

(三) 从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看外国法无法查明时的法律后果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 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 应当提供该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并没有采取过去立法研究中“可以适用与该外国法律相类似的法律、与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应的法律” (3) 之规定, 而是简而化之, 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摘要：外国法查明制度作为国际私法中的重要制度之一, 在我国许多有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法律文件中均有所体现。值得注意的是, 在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 关于外国法查明制度的规定与以往规定有较大不同。文章旨在从此规定出发, 从学理角度对现代立法加以思考。

关键词：外国法查明,法律说,事实说

注释

1从法律规范的层级来看,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员会制定的法律, 在效力层级上高于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司法解释颁布的《民通意见》以及《民商事合同规定》。

22010年《法律适用法》 (学者建议稿) 第一章第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或者行政机关应当依职权查明该外国法律的内容, 也可以要求当事人协助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的外国法律, 应当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外国法律不能查明的, 或者查明该外国法律没有相应规定的, 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篇9：外国媒体与我国司法的关系

[关键词]李昌奎；媒体；司法机关

一、案件简要回顾

李昌奎，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2009年5月16日，因求婚不成，将同村的19岁女子王家飞击昏后强奸，随后又后将王家飞以及王家飞的3岁弟弟王家红一同杀害，手段极其凶残。2010年7月15日，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民事赔偿家属损失3万元。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结果为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1年8月22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当庭宣判李昌奎故意杀人、强奸案一案，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1年9月29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二、媒体和司法机关的关系

（一）两者的应然关系

媒体，是指交流、传播信息的工具，如报刊、广播、网络、电视、广告等。媒体通过传播客观真实的信息，引导社会舆论，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司法机关，是指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机关。根据《宪法》规定的国家体制，中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当属司法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与行政机关分列，独立行使检察权，具有司法权力，亦属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行使部分司法权力，也可以看做司法机关。

媒体和司法机关的关系，属于司法监督的范畴，是新闻舆论和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司法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的监察和督导。媒体有权监督司法机关的活动，但应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司法机关也应配合媒体的报道，在合法的范围内接受监督。媒体和司法机关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希望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

在国外，新闻舆论的监督，被称为是第四种权力，即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它虽然不是国家权力，但它在国家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却不言而喻，它还可以让宪法中规定的人民主权内容在世俗生活中得以实现，而且新闻舆论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社会公平正义的化身。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司法机关应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还有另外的现实意义。新闻媒体的监督可以打破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以及地方保护的利益之争。基于以上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应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

（二）两者的实然关系

从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案件中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和媒体的实然关系并不友好，一方面是司法机关拒绝新闻媒体的采访和报道，拒绝监督；另一方面是新闻媒体的积极主动的监督司法机关，希望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实现新闻媒体的报道意图。

司法机关之所以排斥或者拒绝采访，主要原因在于害怕新闻报道给本机关带来负面影响，监督性的新闻报道多数是在揭司法机关的短，损害地方政府的形象，继而延误某些人的仕途发展，并不是因为司法机关的办案水平和办案能力低而不愿接受采访。如果是给当地政府或司法机关歌功颂德唱赞歌的新闻报道，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不仅不会拒绝，而且是积极欢迎。

与司法机关的消极被动相比，新闻单位则积极报道和监督，甘愿冒风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主要动机在于新闻单位有商业利益在里面，追求本单位的收听率、收视率、点击率等，当然也不排除少数新闻工作者有正义感，仗义执言、路见不平拨刀相助的侠客行为。笔者认为，即便说新闻单位有功利主义思想，但这也不是否定新闻报道的理由，功利主义在这里也不是贬义词，而且这种行为是一种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一种结果，值得肯定，应该充分发挥新闻报道的舆论监督作用。

三、新闻舆论和司法机关的规范化

鉴于中国的国情，以及新闻舆论单位相对于国家机关的弱势地位，笔者认为应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保证新闻从业人员的合法权利。虽然说新闻舆论可以监督司法机关的有关司法活动，但监督的范围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不是毫无保留地全方面报道，更不能越俎代庖，超过自己的职责范围，去处理司法机关所管的案件。目前，我国还没有《新闻法》，对有关司法监督的范围和途径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新闻舆论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关系，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规范，以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第一，肯定新闻舆论监督的合法地位和作用

由于受中国政治传统的影响，以及新闻舆论单位的“公”法人身份，新闻舆论监督没有在国家

政治生活和日常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国家和社会存在着许多危机和挑战，尤其是国家权力的不正当行使，国家权力一定程度上缺乏有效制约，司法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这些现象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解决这些问题，开展有效的新闻舆论监督是重要手段之一。

第二，应明确新闻舆论监督的职责范围

新闻舆论单位和司法机关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首先应明确双方的职责范围，坚持司法机关的归司法机关，新闻单位的归新闻单位，案件如何办理，结论如何，都是司法機关的职权范围，新闻舆论单位不能指手画脚，但新闻单位可以对相关案件的进程予以报道，从程序上对案件进行客观报道，让老百姓知道案件的进程和结果，如何认为有关调查结论不公正，可以有理有据地发表意见。以云南省晋宁县躲猫猫事件为例，笔者认为由有关司法机关、新闻单位和网民和自愿组成的“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是一个超越媒体职责的临时机构，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个临时机构只能行使媒体的职责，但不能行使司法机关的职责，但这个临时机构在运行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就行使了司法机关的司法管辖权，已经越位，比如到晋宁县看守所现场查看，询问犯罪嫌疑人，这是司法机关的权力，不是新闻媒体的权力，新闻媒体的监督不能代替司法机关办案。新闻舆论单位可以协助司法机关办案，但不能取代司法机关办案。

第三，应明确新闻舆论监督的方式

新闻舆论的监督方式是对事件的客观报道，让更多地普通民众了解事情真相，质疑有关“事情真相”，实现知情权和表达权，给司法机关一定的压力，促使他们公正处理相关案件。

第四，明确司法机关接受监督的义务。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从李昌奎案的结果来看，司法机关是在新闻媒体的监督下，消极被动地进行司法活动，该案如果没有新闻舆论的监督，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应明确国家机关或司法机关接受新闻舆论监督的义务，违法排斥或拒绝舆论监督的机关或人员应受法律处分。

司法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均应设置专职机构和专职人员，加强与媒体单位的勾通和交流，重大事件或者重大案件，应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参考文献]

[1]“不杀李昌奎，判决书太山寨”[J].法制日报，2011-7-12.

[2]信春鹰.法律辞典[M].2004年第一版，法律出版社.

[3]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J].

[作者简介]李凤军（1974—），男，安徽萧县人，四川宜宾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四川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西南政法大学生硕士，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王凤英（1976—），女，四川筠连人，四川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研究方向：主攻婚姻家庭法、公司登记破产清算、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