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意义--从科学中的信仰因素看

理性与意义--从科学中的信仰因素看（精选5篇）

篇1：理性与意义--从科学中的信仰因素看

理性与意义--从科学中的信仰因素看

在理性化、知识化的世界图景中如何安置人的.意义世界,是西方自知识论以来困扰哲人们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现代显出人类空前的贫乏.理性与意义的统一或许可从科学与宗教在现实的历史境遇中的关系状况指证出一种可能性,因而陈述一种历史事实呈现出我们的思之路,揭开人与世界关系中一个被遮蔽的维度.

作 者：高绍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2刊 名：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DE TEACHERS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6(6)分类号：B152关键词：理性 意义 科学 宗教信仰

篇2：理性与意义--从科学中的信仰因素看

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是促成理性发展的最基本因素——它使古希腊人养成了思辨的精神和宇宙是有秩序的这一信念。在哲学和科学方面，他们只是在反复追问、辩难，不是为了获得答案，只是在追问的过程中获得精神上的乐趣，他们具有对万事万物究根寻底的思辨精神。

除了促使思辨精神的产生之外，希腊的地理特点还导致了对秩序感的信仰。怀特海认为：“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仰，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存在着一种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古希腊人所理解的自然秩序则有其内在规律，并且人、神、宇宙完全处于同一层次，都受着自然的必然律的支配。

有了对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有秩序的这一信念，加上有了思辨精神这一科学的方法作工具，发现这一秩序并把它应用到所有的事情上就有了可能，理性的曙光在古希腊第一次出现了，用理性来进行科学和艺术的探索也就有了其合理性。

希腊古典文明的科学思想是开创性、基础性的，科学知识从生长、积累进而成熟，达到建构知识体系的能力。科学理性精神推进了希腊科学思想的发展，表现为从对自然的零散的直观或猜测，到探究自然的结构、成因和发展规律，形成系统知识。

科学研究离不开理性的指导是毋庸置疑的，但艺术创作却并不是时时与理性为伍，更多的是在有意识地回避理性，因为艺术更多的是艺术家情感的表达和自由释放，是感性的，理性的过度干预只会扼杀艺术。古希腊的艺术强烈的理性倾向是有其特殊的原因的，一是源于古希腊哲学的影响，一是它所倡导的艺术种类的独特性——人体雕塑。

希腊古典美的内涵，都包含在一种静态形式的“和谐美”之中。古希腊重视理性、偏爱和谐的美学观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正是因为希腊人对理性的创造，他们才对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美的形式法则进行着孜孜不倦的探讨和追求。希腊古典和谐美的典范形式是雕塑，它集中体现了那种“和谐、庄严、恬静”的美。希腊雕塑将单纯、合理、端庄的和谐美作为其基本原則，只有这些达到有机结合才能达到希腊艺术的最高理想，那就是和谐。

人体雕塑的兴盛也是理性倾向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需要准确比例的人体而是山水画或是静物画得到推崇，艺术上的理性倾向可能将不会这样突出。人体雕塑的产生也与希腊地理条件有关，特别是裸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对理性、和谐的推崇在艺术上有鲜明的例子，著名的《米洛的维纳斯》就是讲究比例的一个典型。这具雕像造型优美，身体略微倾斜，各部分的起伏富有音乐的节奏感。

古希腊文明是建立在自由、理性主义的理想之上的，科学、艺术与其他学科在理性的基础上得到整体发展，表现为热爱智慧，发挥理智能力探求宇宙、艺术、社会与人生的知识，并把这些知识应用到实践之中，希腊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也达到较高的程度。希腊人的文化第一次被放在了以知识为首位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有丰硕内涵与悠久生命力的古典文化新传统。科学在理性的基础上获得大发展，艺术也在历史上第一次与理性携起手来，科学与艺术便以理性为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篇3：理性与意义--从科学中的信仰因素看

[关键词]：意识形态；科学合理性；科学

中图分类号：G42

一、意识形态的符号化与意识形态非符号化

所谓意识形态，即一个社会哲学的基本范畴。作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它是在一定的精密历史观主导下，所形成的一套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的符号系统。这套符号系统借助一定的社会或一定的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的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的自觉反映而形成的。它将构造者对社会存在的认知、评估以及由此形成的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关于未来的憧憬与集体的行动纲领和战略策略联结起来，以便维系或改变社会。意识形态批判从否定性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一般被归在“批判理论”名下。意识形态的批判论以在现存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系统、价值体系、信念规范为批判目标，意在揭露主流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即揭露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的欺骗，以及其巩固、强化现存秩序的消极功能，从而将大众从意识形态的奴役和现存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而，意识形态批判本质上是解放的、革命性的。但应强调的是，批判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理论。所谓“批判理论”不过是法兰克福学派杰出成员霍克海默、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一批思想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所表达出来的共同思想和共同理论旨趣。而这些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理论旨趣主要表现在：以焕发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为起点，通过整合精神分析、存在哲学、语言哲学、解释学等现代思想，发展出一种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批判分析的社会哲学理论。意识形态批判的前提是对意识形态采取一种否定性的态度。作为观念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的自觉反映，因而它必然包含该社会集团的政治纲领、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等，即它应告诉群众何为最好的社会秩序，何为最好的未来目标。作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不仅要告诉群众何为理想的社会目标和社会秩序，而且，还要告诉群众为什么它们是最好的社会目标和社会秩序。作为现实感和实践性极强的社会哲学概念，意识形态不仅要对未来理想社会做出理论上的论证，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为实现未来理想目标提供出具体可行的行动纲领和战略策略，以引导群众通过斗争将理论蓝图变为现实。如此可见，意识形态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就是，以观念系统特有得力量说服群众，动员群众，促使群众认同意识形态所表达的理念，自觉的接受它的支配，并为实现这一理论而献身。因此，一套成功的意识形态，首先必须经过心理说服的过程，使群众认同其理念，这是意识形态确立的首要步骤，即符号化的步骤；然后，必须透过政治强制的过程，使个人或集团与意识形态不相容的欲望或需求，以及与意识形态相左的理论或信仰，完全从群众的公共沟通系统中排除掉，这就属于意识形态非符号化的步骤。最后，意识形态会被塑造成独立于个人之外，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成为一种典范，并且为个人或集团的思想行为形构了一个背景世界，成为个人或集团从事价值判断或对周遭环境认知、评估时，不自觉的以它作为依据，也就是说，此时意识形态犹如自然般地对人产生命运的因果作用。这是意识形态典型化的步骤。

二、科学之真与科学之善的特点

科学之真是科学的一个根本特性，指的是科学知识对真理的一种无限的逼近性，关注的是人们从事的科学认识活动是否能与客观知识相符合，也就是强调的是知识的客观性、正确性、普遍性。科学之善指的并不是科学的理论是否具有善恶，而是指人们在科学社会应用中是否需要背负责任的伦理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是否有利于个人和他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直到19和20世纪，科学仅是一种知识体系的观点仍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人们在探讨科学合理性问题时也仅仅只从科学的求真方面去研究科学合理性问题，实际上科学之真仅是科学合理性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科学的逻辑合理性，而科学合理性问题还存在另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科学之善，即本文所说的科學社会合理性。

人们由于只看到科学的社会应用极大的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等正面效应，从而对科学产生的感激之心和极端崇拜之情也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科学应用的信心，于是人们乐观的认为只要是科学知识的应用必然会带来善的结果。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科学在社会发展上所呈现的巨大作用以及相伴随而来的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使人们对科学社会的合理性问题日益关注。在对科学应用的乐观态度之下，人们迎来了科学发展、应用的高峰，然而就在此时，科学应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近期7·23甬温线特大动车追尾事故、2011年7月格陵兰岛冰原消融等现实无情的告诉人们，科学的社会应用并不必然带给人们善。因此重新审视科学合理性问题的研究在迄今显得尤为重要。

三、意识形态的两面性：科学社会合理性的理论背景

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社会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其本身充分显示了人类认识的自觉能动性。意识形态发挥自身的社会功能，不仅借助自身的权威性，通过合理的说服争取群众，而且更多的是通过自身的强制性和典范性去迫使群众接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并使群众生活在意识形态所构造的背景世界中，从事典范式或背景式的价值判断，不自觉地受其影响，此为意识形态的第一面，我们不妨把这描述成为自觉的意识形态。然而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时，某种程度上的确会造成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强制性的统治，从而使人变成为丧失了自我意识的理性存在物；与此同时，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还会阻碍人们正确认识自己在社会生存中的真实境况和实际利益，导致人的异化和被宰制。意识形态所包含的这种虚伪成分和压迫成分是一种客观的事实。意识形态主体借助自己的自觉能动性促使意识形态以歪曲的形式反映自身的利益，使意识形态中出现虚假成分。出于同样的一种原因，意识形态主体也会加强意识形态对群众的控制，结果必然造成观念体系对群众的宰制或支配，束缚群众的创造精神，并将一切与意识形态不相容的思想观念以及一切与意识形态相左的理论及信仰，完全从群众的公共交往系统中排除掉，从而使自己的意识形态成为唯一的真理与价值的依据。由此可见，在意识形态中，真是的、客观的成分与虚假的、欺骗的成分并存，解放的功能与支配的功能并存。关键在于意识形态主体必须对这种情况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把虚假的成分、压迫的成分当成真实的成分，以造成有害的意识形态幻想和意识形态对人的压制。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第二面性。然而，西方的意识形态家们大都无视意识形态的这种两重特性，他们只是热衷于从消极的方面看待意识形态，片面地将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虚假的意识、颠倒的反映和欺骗的幻象，过分的强调意识形态的欺骗作用和压迫功能。因此，一切意识形态理论都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综上所述，这无疑相仿于科学社会合理性的共性与个性的协调统一。科学社会合理性意识形态的共性其主要指人们在科技应用中所造成人们的一种同一性、机械化、标准化等性格。客观地说，同一性的出现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些特征是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会出现的，它们是科技社会应用的高效、有序化、理性化所造成的。在过去缺乏科技应用的时代，社会是散漫无序，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社会的运转效率都极低。现代社会利用科技改造社会的目标是为了能够提高效率，但人们在科技的应用中由于只关注了科技用用所带来的高效、有序，忽视了科技的社会应用对意识形态中个性发展的促进，于是科技的应用导致了人们的同一性。当科技与人们的社会组织、生产过程相结合后，人们在深深体会到科技应用于其中的巨大利益的同时，却发现科技的应用对人的个性形成了一定的压抑，使人的性格更多的趋向于一种模式化。针对这种困境，我们提出科学社会应用如果要保持其合理性，就必须在科技的应用中既保持高效、有序、理性又要使人具有独特得个性，也就是要保持共性与个性的协调统一。

参考文献：

[1]李英明：《哈贝马斯》，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台湾），1986年版

[2]阿道尔诺：《道德的最低值：从颠沛的生活的反思》，纽约，1972年

[3]傅永军王元军孙增霖：《批判的意义——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

[4]梁站军：科学的社会合理性，武汉理工大学，2006年

篇4：科学：理性还是信仰

关键词:科学;理性;信仰

中图分类号:G3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1—0141—02

“科学”作为一个概念,从它产生至今,大约有四百年左右的历史,但是至今到底何为科学,尚无统一公认的界定。

一、科学的定义:从源头到现代

关于科学的定义,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他认为,“智慧是严格意义下的科学,而不是名称相符而已,而且物体既然是无定形的,就不能有科学,不能有精确的知识, 因为科学涵盖不了它。”[1]毕达哥拉斯把精确性作为科学的前提,认为只有精确性、有定形性才是万物的特征。因此,他提出数由于其精确性而成为万物始基。

柏拉图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关于数的精确性的观点,并将数的精确性和自己提出的相的抽象性相结合,指出科学的任务就是借助相的摹本、影像去洞见相的世界,并从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演绎推论,最终达到把握自然规律之目的。

此后,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区分了科学理论与意见、迷信,指出科学是通过其原理的确实可靠性与意见、迷信区分开来。他强调科学的特性在于它的确实可靠性,认为科学是关于事物原因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理性运用三段论证明获得的,只有通过逻辑论证,确定出存在于感觉的特殊命题中的全称命题,知识才成其为科学。

北京大学的吴国盛教授从宽到窄提出了科学的三个定义,即博物学、数理实验科学和理性科学。博物学是从最广泛意义上对科学的定义,也就是科学最宽的定义,即科学“是指导人与外部事物之间打交道的理论知识,通常首先是指导人与自然界之间打交道的理论知识。”[2]数理实验科学,即近代科学,更准确说是近代西方科学。吴教授认为,今天我们提到的“科学”大概都指这种科学。“近代西方科学是在近代欧洲诞生的一种科学类型,它重视数学的运用,重视实验,也称为实验科学、实证科学。”[3]所谓的理性科学,也就是科学最窄的定义,“就是那种单纯通过头脑中的思维和思辨,构造出一套逻辑严密的推理体系,它认为‘理’是这个世界的本质,‘讲理’‘推理’是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恰当方式。”[4]

从科学定义的历史追溯到现代的发展,可以看出,对于科学的定义都是从理性出发的,认为科学是一种理性。尤其是牛顿的理论,它使人们看到了科学在阐释世界方面的理性力量,宗教对自然的阐释逐渐让位于科学,使得科学获得了宗教的部分神性。近代科学的成功组成了19世纪理性主义的蓬勃发展。科学被认为反映了自然的本质规律,是绝对正确的客观真理。自然而然,科学成为最高的判断标准。人们希望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人类其它文化成果如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等,并希望这些人文学科具有科学一样的严密性、准确性、可预测性,一句话,成为科学。

如今,科学处在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创始人之一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所认为的,“在现代世界中,科学职业拥有着绝对的认知权威,事实上,在确认为‘科学’或指定为‘科学’的任何地方,科学都会被描述为某种特别值得信赖、特别可靠的东西。”[5]科学上升到了主宰一切的地位,科学被如此推崇,似乎可以把它形容为宗教中的上帝,也就是說,科学成了一种信仰。“科学本身已经成了最大的权威。……科学在大众中的形象恰恰是神!”[6]“科学成了主义,成了信仰!”[7]而对于科学是一种信仰的说法,很多人持否定意见,在他们看来,他们之所以如此相信科学是出于理性,而不是因为信仰。

二、理解信仰

何谓“信仰”?信仰有狭义和广义的概念。狭义的“信仰”就是指宗教信仰,广义的信仰有多种界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信仰界定为:“指在无充分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状态。”[8]埃·弗洛姆认为:“信仰是一个人的基本态度,是渗透在他全部体验中的性格特征,信仰能使人毫无幻想地面对现实,并依靠信仰而生活。”[9]乔治·桑塔亚纳在《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一书中,指出:人的一切认识“作为设定了的、部分加以描述的客体的信念,乃是对原始意义的实体(substance)信仰;它信仰在自身层面生存、等候认识之光最后加以探索、命名或界定的东西或事件。”[10]其实,任何信仰的产生都不是无中生有,总是基于某种感觉,并且通过经验的积累和直觉、想象和猜想,或是发现事物的本质,或是形成某种观念。

理性与信仰之间具有源远流长的关联:从古希腊时期的理性,到中世纪的信仰,再到文艺复兴时期崇尚理性。这个发展过程中,信仰和理性轮流坐金交椅。其中也有很多人努力整合二者的关系。在古希腊,人们崇尚理性,认为人是理性动物,所以以理性为人的尺度和人类一切知识智慧乃至真理的源泉。然而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认为人的理性残缺不全,只有在上帝的光照之下才能认识真理。因此,理性必受信仰的启导。奥古斯丁说“我信仰,所以我理解。”到了13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成功地整合了希腊的理性科学与基督教神学,开创了一个新的思想领域。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点,与中世纪有明显地不同:开始把理性和信仰并列在一起,最终将理性置于信仰之上。首先起来恢复理性的权威的是彼得拉克。随后,圭查尔狄尼和马基雅维利一起,共同树立了理性在现实生活中高于信仰的原则,标志了人文主义宗教观的最高成就。

“科学”作为一个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根基于一种狭义的信仰,即宗教信仰。科学是从中世纪宗教神学中独立出来的。直到今天,人们无论自觉与否,都是在一定的信仰指导下从事科学探索活动的,任何科学认识活动都不可能是毫无立场的探索,只不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而已。

三、科学是一种信仰

今天人们对于科学的态度显示出“科学是一种信仰(广义的信仰)”。但是,说科学是一种信仰,并没有要贬低科学的价值,即便在中世纪,信仰也是旨在给人们提供某种完美的、可靠的、且经常是有用的知识。科学是一种信仰,也不是要抹杀掉科学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而只是说,科学不该受到这样待遇,不能独占鳌头。大量的SSK案例研究和一系列的哲学观点让公众和科学家看到了科学研究的另一面,那就是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所谓“科学”的知识并非是权威的、不容侵犯的。事实上,SSK反对的并不是科学成果本身,而只是取消其“知识审判者”的地位而已。正所谓:科学不是万能的,而没有科学也是不行的。科学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部分,它与其他知识体系具有同样的地位。

我认为,我们不妨就认为科学是一种信仰,这没有什么不好。信仰,又作仰信。信心瞻仰之意。信,信奉。仰,仰慕。梵语sraddha译作信心、信解、信仰。信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中所遵循的原则和信念的外化形式。它深刻而且稳固,通常与情感和意志溶合在一起。如果从主观愿望或意向出发,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存在差异,那么被认为是真实的事物,其内核可以是真理,也可以是谬误。

在人的一生当中必须有精神支柱维持自己的心理目标,使我们为目标奋斗经历磨难,享受达到目标的喜悦。信仰就是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人的精神支柱就是信仰,信仰未必就是宗教也可能是心爱的人,也可能是一个目标,当一个人没了精神支柱时,他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人是需要信仰的,《法苑珠林》卷九四:“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信仰越淡化,人控制自然的科技力量越发展,于是人类以自然之主自居的那种倨傲,以及滥伐自然的那种物欲,也就越膨胀,以致遮蔽了人类曾经有过的基本智慧,即对人类存在的有限、无限这种基本人类处境的体悟。”[11]但是不能盲目地去信仰,所以我们可以以理性为基础去信仰。信仰和理性不是完全割裂开来的,信仰寻求理性的理解,理性也从信仰中获得支承。二者之间具有合力也有张力。而对于科学的信仰,就可以认为是理性与信仰合力作用的结果之一。当然我们也可以不信科学而信上帝,但是我所谓的这个上帝不是基督教中的基督耶稣,它可以是任何你所理性信仰的东西,而称之为“上帝”,只是借用一个名称而已。

参考文献:

[1]扬布里柯.毕达哥拉斯传.转引自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82:74.

[2][3][4]吴国盛.反思科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3、4.

[5][英]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主编.邢冬梅,蔡仲翻译.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8.

[6][7]田松.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67、73.

[8]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9]埃·弗洛姆;孙依依译.为自己的人[M].上海:三联书店,1988.

[10][美]乔治·桑塔亚纳著;张沛译.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1]唐逸.理性与信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

Science: Reason or Belief

WANGQi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100875)

篇5：理性与意义--从科学中的信仰因素看

一、关公与佛寺简单组合的不合理性

（一）关公与佛教

关公由人到神，经历了多朝皇帝敕封。他也被纳入到佛教体系中，以“伽蓝菩萨”身份受人朝拜。据《佛祖统记·智者传》载，一高僧“到荆州，欲创精舍。一日，见关羽神灵告之，愿建寺护持佛法。七日后，师出定，见栋宇焕丽，师领众入室，昼夜演法。一日，神白师：‘弟子获闻出世间法，念求受戒，永为菩提之本。’师即授以五戒，成为佛教的伽蓝护法神。”高僧奏于晋王杨广，遂封关公为守护佛法的“伽蓝菩萨”，成为佛教神明。

但关公以伽蓝护法的身份出现在佛寺，强调的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教义，这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关羽。关羽遇难之后，其传说络绎不绝，集中表现为社会中弱势群体对于强悍的英雄主义的需求和依赖，起着蕴藉心灵的作用。关羽的“忠义仁勇”精神集中了中华传统道德理念；其正统思想为封建宗法制统治所推崇。故而自蜀汉后主谥封而下，直到清朝末年，关羽所受崇封历加尊荣，“侯而君，君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他受到社会的强烈认同，深植于民族精神根基，非伽蓝菩萨所能涵盖。

（二）关公与佛教关系的弱化

据笔者在关陵调查，有87%的游客不知道关公的伽蓝菩萨身份；卓刀泉寺，十一假期人头攒动，列于大雄宝殿左侧的伽蓝殿十分钟内却无一人朝拜，人们对伽蓝菩萨渐渐陌生。

由此可见，关公崇拜与佛教信仰之间的交叉点——伽蓝菩萨，已渐渐弱化。其原因在于，当代社会，宗教的信仰减弱，人们力图揭开宗教的神秘面纱，宗教的崇高性因其真实性受到质疑而削弱，因而伽蓝菩萨的佛家封号自然在人们对宗教的抵触中渐渐弱化。

（三）卓刀泉寺关公文化开发：淡化佛法事实的简单捆绑

此时，若依据佛法事实，再提伽蓝菩萨，虽侧面宣传了佛教，却与宗教政策和历史规律相违背。因此，关公与佛寺的结合并不足以承担文化开发的重任。但是许多地区仍想借助佛寺来宣传关公文化，因而，淡化佛法事实的简单捆绑出现了。卓刀泉寺即为一例。

1、卓刀泉寺的文化重任

卓刀泉寺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寺内有一口井，相传是东汉建安年间，关羽镇守江陵时，因天旱无雨，凿地而得，此传说在2014年被列为国家级非遗。武汉是湖北关公文化三大重镇之一，武汉的关公文化以卓刀泉为中心，此传说是重要支撑。与传说地位相矛盾的是，卓刀泉寺是一个占地面积不大、香火冷清的寺庙。它因位居军事要道，受战火毁坏严重；又经历过文革破坏，古建筑遗存较少。在当代非遗背景和文化传承背景下，卓刀泉寺的开发显得尤为紧迫。

2、改造卓刀泉寺

2005年，卓刀泉寺修缮后，基本形成现在的三进院落格局。一进为山门，入眼即为关圣殿，殿与山门之间设有关圣桥；二进为正方形院落，院中就是卓刀泉；三进便是大雄宝殿。

卓刀泉寺的建设风格具有很强指向性。一般来说，关圣殿属于武庙中的建筑，或独立成寺，并不属佛寺建筑群。另一方面，汉地佛寺以大雄宝殿为中心主体建筑，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方丈室等，依地形也会有适当的调整。卓刀泉寺不仅将关圣殿设于佛寺之中，还把其设为山门后首个殿宇，反映出了它在完善佛寺建筑设施的基础上，突出关公文化的规划定位。

这种定位在关圣桥附近的“忠义”假山也可以看出来。此外，寺中设有“桃园阁”，桃园阁下挂着“武财神”的牌子。武财神即关羽，但是关羽被封武财神，实际上与佛法没什么关系，反倒与道教文财神对举。另一方面，佛教有“净才”之说，“武财神”牌子的悬挂，也是为了迎合世俗需要，体现关公文化的多元性。

据规划，关公文化区项目包括原有的关公桥及从前至后依次新建的春秋书院、群英台、五虎上将群像、三国书画社、关圣殿关公画廊、刀马台、结义亭、工艺馆等附属建筑和雕像。

从卓刀泉寺规划可以看出改造卓刀泉寺为“佛教文化与关公文化为一体”的定位：精减佛教建筑设施，增加能体现关公及三国文化的建筑设施；在融合佛教文化、世俗文化、关公文化的基础上，突出关公文化特色。

3、改造中的问题：关公与佛寺的简单相加

卓刀泉寺硬件设施的改造力图与关公文化相接。然而，笔者走访卓刀泉寺时发现，寺中的僧侣和香客对关公传说知之甚少或闭口不谈，寺内方丈甚至表示关羽没有什么好谈的。建设在寺前的关圣殿只有两三游客，他们到寺庙中也仅是走马观花即离开。而寺内人员的活动大都是在主殿进行。寺内的日常活动安排，没有为纪念关公所设置的任何活动，在对香客的采访中，我们听到更多的是他们对佛法的宣传而不是关公。

此现象表明，卓刀泉寺只是在将佛寺与关公简单相加，寺庙的性质仍然是佛寺。卓刀泉寺的改造忽视了这一点，将佛寺与关公简单组合既影响佛法的纯粹性，也不利于传播关公精神的真髓。

二、尊重关公崇拜体系的合理性

（一）关帝庙——本土的崇拜方式

作为由人入神的代表，中国其实有本土的信仰载体：关帝庙。一般来说，关庙规模小、数量多，多为民间集资和商贾精英独资所建，体现出关公信仰群体的广泛性。事实上，中国古代历来立庙奉祀有才德之人，如孔庙、岳庙。“庙中塑造的神，实际上就是我们民族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凝结，这与寺有本质上的区别。”因而，庙更适合作为中国本土的传播载体。关羽“褒封无尽，庙祀无垠”，至迟宋朝末年，民间供奉关羽的庙已经“郡国州县、乡邑间井皆有”。然而到了近代社会，民间信仰受打压，关帝庙或被拆毁或被废弃，数量已经大减。

（二）当阳市关公文化开发体系分明：佛寺、关帝庙、新功能园区

与卓刀泉寺不同，当阳发掘关公文化尊重了佛寺与关庙的差异性，其载体主要是玉泉寺和关陵庙以及在建的关公文化园。

1、玉泉寺：以佛教为中心的寺庙

玉泉寺虽是关公信仰的发源地之一，有明代“汉云长显圣处”石望表，有全国最早的关庙“显烈祠”。但玉泉寺除有关公文化，还是“天下四绝”佛寺之一，是天台宗、北禅宗祖庭；自唐以来佛家各派流光、高僧辈出，被誉为“荆楚丛林之冠”。因此，把玉泉寺简单视为关帝庙，显然不合适。当阳市前文化馆馆长鲍传华也表示，玉泉寺的性质是佛寺；笔者走访玉泉寺发现其景点设置确实没有为宣传关公影响佛寺。

玉泉寺丛林分布范围广，其中的新山门、天王殿、伽蓝殿、祖师殿、大雄宝殿、藏经阁、五百罗汉堂都属于佛寺标配。寺庙依据其特色建造的佛教建筑有：智者大师广场、舍利宫、玉泉铁塔、天上天，这些并没有凸显关公。

在距离佛寺建筑群较远的山腰，有一小关庙，即“天下第一关庙”，选址在“汉云长显圣处”旁边，据说是80年代一对商人夫妇出资重修。小关庙分三层，一层是题有“关庙”二字的山门，进入之后是一面刻有三国关羽故事的浮雕，反面题有“天下第一关庙”；上两侧石梯，可见“忠义仁勇”四字刻于墙；上第三层，为“三义殿”，即主殿，内供关羽，其两侧为周仓、关平。小关庙的规模小、位置偏，但其文化价值显著，因此在小关庙周围，玉泉寺利用配套景点“珍珠泉”和“画阁朝阳”来吸引更多游客。这样既不影响佛寺主体，又能应小关庙宣传需要。当然，遗憾的是，庙内文化介绍不够，使初来者很难知道小关庙的历史和价值。

2、当阳关陵：以关公为主题的园陵

当阳关陵是中国三大关庙之一，距今有1700多年历史，庙内埋葬着关羽的身体。关庙整体规模大，古建筑群按照帝陵格局、法式修建，内有神道碑亭、石牌坊、三元门、马殿、钟鼓楼、拜殿、正殿、寝殿、圣像亭、春秋阁、伯子祠、来止轩、斋堂、佛堂、启圣宫，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关公的形象。陵前的神道碑亭上刻有“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汉前将军寿亭侯墓”，展现了历史对关公的认可。关羽墓周边的“无头树”展现了当阳对无头关公的尊敬。当阳关陵的建设基本保留了明清原貌，具有很高历史和艺术价值。当阳关陵本归属玉泉寺管理，但两地相距甚远，且关公文化不适合与宗教统一管理，因而现归当阳市文化馆统一管理。这也有助于分清关公文化与佛教信仰之间的区别。

当阳关陵每年9月中下旬会举办声势浩大的关陵庙会，来自海内外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关庙代表、关氏后裔、信众及当地民众近千人参加，庙会仿古礼，会进行迎神、上香、诵祝文、行初献礼、献帛、诵祭文、行业献礼、撒五谷、奠酒、送神、望燎、行终献礼等活动，具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和本土特色。

据当阳管理人员表示，关陵平时客流量很少，节假日游客猛增。据笔者调查，十一每日客流量两三百人；有7成游客为外地人，当阳本地游客较少。本地游客少的原因在于，关陵平日须收取30元门票费，而在关陵庙会期间，园陵不仅免费开放，且开展各种活动，热闹非凡。因此，当阳本地游客宁愿在庙会或者春节祭祀期间去参观。客流量少，并不代表关陵不为人重视。据规划，关陵对面将建起当阳植物园，这也是为了增加附近的旅游价值。

3、关公文化园：新功能园区

关公文化园是正在建设中的园区，2012年9月动工，其目的是“搭旅游台，唱发展戏”，实现文化带来的经济功能、旅游功能。当阳关公文化旅游城项目力图建立一个集关公朝圣、休闲度假、商务会议、冒险游乐、楚汉风情体验、革命传统教育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开发区域。项目占地1630亩，位居当阳市区，与长坂坡旧址相连。关公文化园区虽然没有关公遗址，但是它的主要作用是开发地区旅游资源，增强当阳市民对地区文化的认同。

4、文化开发中的问题

当阳市明确的功能分区尊重了景区特色和历史，但三区用力并不平均。关陵宣传不足，多数游客了解关陵是基于书籍影视；游客接待服务水平较差，除了30元门票费之外，听导游解说，还需额外付费；内部管理人员较少、管理懈怠，笔者夜访关陵时竟发现其侧门未锁，出入其中轻而易举。在对关公文化民间艺人的保护上，当阳市关公民间艺术团团长、宜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熊先进表示，文化馆并未给予艺术团应有的支持，只是每次表演时给几千元资金，艺术团没有独立活动室，也没有配套的服装、道具等，完全属于民间自理。与玉泉寺和关陵对比的是当阳市在关公文化园投资的大手笔和大冒进，关公文化园项目预计投资50亿，但是在建设过程中却因资金短缺而几度停工，这广为当阳市民所诟病。

三、关帝庙的问题：违背当代信仰精神

（一）关公信仰由神回归到人的趋势

关公信仰是一种本土的儒家信仰，反映出了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演变过程。关帝庙作为信仰载体，体现出浓郁的儒学神学色彩。但是笔者在采访中发现，人们对关公的审视已有从圣人回归到凡人的趋势。有游客认为将关羽列于佛堂并不合理，有游客指出真实的关羽比神佛更易亲近。他们倾向于把关羽与神佛割裂开来，这里的神佛不单指伽蓝菩萨，更是整个关公崇拜的层层光环。

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对‘神性’的依赖消解”。古代中国“崇高的价值信仰与世俗的社会政治系统之间是高度连锁的”，儒家伦理所赖以依存的社会政治秩序将关羽催生成一种崇高信仰，“当维系中国两千年社会稳定的文化道德秩序土崩瓦解之时，以往神圣性的价值信念与精神权威也就轰然倒塌”。因而，与信仰的神秘朦胧相比，民众更愿意也更容易接纳一个历史中存在的真实的人物。

据调查，通过书籍阅读了解过关公故事的民众更易于信仰关公。这种信仰就是基于对真理的理解，在“理性与信仰的张力下，超越否定性而获得的内在的确定性和肯定性”。这种当代信仰精神排斥佛道，与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根据我们在关陵和玉泉寺的调查显示，有37%民众信仰关公，58%民众在不信仰同时并不排斥关公，仅有5%民众反对关公信仰。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人们虽然对关公的信仰减少，但也愿意接纳他。

（二）当阳关陵：要突出“史”的功能

传统的关陵庙会以祭祀为主，成本高、次数少，重在仪式的教化作用，体现浓郁的神学色彩。它违背了当代信仰精神，难以使人从根本上领悟到关公的文化精神，更多的是用来观赏。除了庙会，当阳关陵平日里并没有其他活动，笔者建议，当阳关陵的宣传应当多在史事上下功夫，突出其史学上的优势。而不是让游客平日来游览时，只是走马观花看看几间房子而已。

四、总结

文化开发不能空有形，没有文化魂，卓刀泉寺需要保证宗教或者佛寺的纯粹性。当阳市虽然尊重了体系间的差异，有了文化的魂，但若只是简单地沿袭关陵以往朴素的宣传方式，那么儒学的神学色彩在“庙”这个特殊建筑物上会越来越放大，其影响朝良性或恶性发展是难测的。所以，虽然关帝庙比佛寺更适合传承关公文化，如不随当代信仰的规律而变，也不能久存。

（本论文成果系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1]郝经《郝文忠公集》卷33《汉义勇武安王碑》。

[2]《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123—124页《佛祖统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3]王艳华.信仰的人学价值意蕴[D].吉林大学， 2004.

[3]于雅菲.论当阳关公信仰的功能变迁[D].华中师范大学， 2014.

[4]吴晓峰.关公信仰与儒学的关系探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第9期：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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