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协商

2024-07-26

民主政治协商(通用6篇)

篇1:民主政治协商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充分肯定了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并且要求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所以,协商民主已成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在中国引起了政府与专家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原因在于推进协商民主与中国国情是相符合的。第一,民主的要义即是通过对话、磋商、讨论、审议等各种协商的形式,实现公民平等参与政治生活以及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第二,作为近代民主的基本形式的选举民主或代议制民主本身存在着内在的不足,这就促使协商民主成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第三,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商议、讨论、对话、咨询元素与协商民主精神是契合的。第四,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坚定地推进民主政治协商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紧迫任务,这也成为推进协商民主的动力之源。

中国的协商民主不同于西方的协商民主,它是中国特色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中国的协商民主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我国政策框架的一个前提。其次,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言,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作为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环节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排斥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国家层面上实现选举民主的重要场所,而各级政协是实现协商民主的主要场所。因而,应当从国家的层面上,从制度和法律的角度上,对政协承担或推动协商民主的责任给予授权,充分发挥政协在我国协商民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也不同于咨询民主。协商民主的主体是多元的,而咨询民主主体只有掌权者;协商民主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咨询民主的主体之间是不平等的;协商民主的议程实际上是法律和制度来确定的,而咨询民主的议程实际上只是由掌权人决定的。

汇报人:xiexiebang

篇2:民主政治协商

暨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第11届年会征文

从民主执政视角看政治协商的意义

崔珏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摘要:政治协商作为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政治协商是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共执政民主性的重要体现,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发展中大国的领导党,政治协商更有助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对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

虽然中西方都有协商民主理论,但中国现实政治中协商民主的发展具有内源性。政治协商作为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当时还不具备进行全民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各方达成共识,由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承担创建新中国的使命。协商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获得了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可以说,这是在政治协商的基础上缔造政治合法性。经过60多年发展,政治协商从内容到形式不断丰富和完善,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政治层面的协商民主,发挥着协调政治关系、优化决策方案、扩大政治参与、巩固统一战线的功能。

政治协商的主体包括中共、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对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来说,政治协商是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而对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政治协商是将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贯穿于执政过程的一种形式,对于实现民主执政具有积极意义。

一、政治协商是中共执政民主性的重要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走上执政地位的中共一直将民主贯穿在其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中,强调 1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① 政治协商是民主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周恩来在新政协会议筹备过程中强调:“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② 凡是重大议案提出,事先都经过各方协商、讨论是新中国一系列重大问题顺利取得共识的重要原因。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曾在多个场合指出,我们的政府“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③ 当时的双周座谈会、协商座谈会、最高国务会议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协商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社会的横向结构为基础,政治协商制度以广泛的界别代表为特征,使新中国的政权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

今天,中共“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④ 作为一个超大社会、超大国家的执政党,能否始终代表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对其执政能力的考验。只有在执政过程中切实代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执政党才会获得广泛支持和拥护。因此,执政党应更多地创造和搭建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平台,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充分了解各个政党、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效社会整合。政治协商契合了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是中共民主执政的内涵之一。

目前,我国政治协商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民主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等形式,就国家大政方针、国家事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协商;二是中共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通过政协各种会议、专题调研报告、政协委员提案等,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政治协商首先在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建立了制度化的沟通对话机制,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党际关系模式,为一党执政注入了民主元素。此外,通过政治协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士就国家和地方的重大事务展开充分讨论,出谋献策,既适度满足了发扬民主、扩大参与的需要,也有助于减少社会分化、增进社会共识,使党的方针政策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可见,政治协商是执政党发扬民主、有效整合社会政治资源的良好平台。自2009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出台《政治协商规程》,推动了政治协商的落实和程序化。十八大召开前夕,广州市对试行3年的《政治协商规程》作了修订,细化了两种政治协商的程序,尤其是协商成果办理与反馈的程序,并在民主党派的建议下增设“重大事项决策

协商信息公开制度”、“政治协商督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目标就是推动政治协商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民主和有效的民主机制。

在实践中,每逢重大方针政策、发展规划出台前,中共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协商座谈已成为常态。每年年初召开的“两会”,更成为国内外瞩目和广大民众寄予厚望的民主盛会。会议期间代表委员们反映社情民意,广泛讨论国计民生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各级领导听政于民,问计于民,集中体现了我国两项基本政治制度依托“两会”形成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体现出执政党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人民通过法定程序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民主执政方式。

二、政治协商是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必要环节

一般来说,执政党组织政府后,其主要活动就是提出政策主张,以实现党的基本目标。执政党的决策不同于一般政党的决策,它必须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尽可能均衡地体现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愿望和要求。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曾指出,只有在政治体系吸纳较多的输入资源(参与、支持、认同等)之后,输出的政治产品(政策)才具有较广泛的整合性。也就是说,政治参与和决策优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当中,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领导核心,“由于党处在国家权力系统的最高层级,这种最高的决策权、领导权、指挥权、否决权的运用,必然形成对行政、立法、司法等机关的支配。”⑤ 因此,它在国家决策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我国政府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决策主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中起着主导作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党制定出具有综合指导性和根本性的总政策,掌握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外形势呈现多变性特点,经济社会生活呈现多元性特点,利益关系呈现多样性特点,公共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党把决策建立在民主化的基础上,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推进决策的民主化,要在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上取得新的进展,民主参与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早在1986年党和政府就明确地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并提出了两条措施:一是建立包括咨询系统、评价系统、监督系统和反馈系统的较完善的决策支持体系;另一条就是加强以政协为中心的民主协商制度。近年一些地方领导提出要把政协建设成为改革创新的智库,就是要充分发挥政协代表性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以及协商议事的民主氛围,为执政党和政府科学决策发挥咨询和参谋作用。

中共中央在2005、2006年先后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都明确指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就能避免协商活动成为先有意向,后通过协商这一形式赋予其民意基础的形式主义的参与方式,使政治协商更有成效。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政治协商是中共实行科学决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共提高民主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政治协商有助于优化政策输入模式。政策始于问题,之所以需要某项特定的公共政策,就是因为需要解决某种特定的实际问题。如何认识社会问题,如何筛选问题,谁参与筛选问题,不同的方式将导致政策方案的大相径庭。我国政策系统主要属于内部输入模式,利益要求不是由政策系统外部的社会利益群体输入到系统中去,而是主要由执政党和政府主动进行利益要求的认证和利益综合的输入,政策问题的确认和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和政府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在我国政策问题构建环节上公众议程尚未有效建立的情况下,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士通过政治协商平台,善于认识问题,适时提出问题,对突破传统政策输入模式,推动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有重要价值。

其次,政治协商有助于优化决策方案。政治协商的各种制度安排使民主党派成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政策过程,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提高了政策过程的开放程度。在政治协商活动中,各民主党派都十分重视发挥集体智慧,对协商议题反复讨论,集思广益,力求在协商中提出能代表党派声音又切实可行的政策意见。,从近年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情况看,各民主党派更注重以专业性研究成果支撑参政议政,使政策建议成为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因此,政治协商对于优化决策方案,提高执政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的作用日益凸显。

三、政治协商有助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

一个政党成为了执政党,就意味着掌握了公共权力。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大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或者说政党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的边界;二是政党运用公共权力的能力;三是公共权力对执政党的腐蚀和影响。这三方面都是衡量一个政党执政方式和执政水平的重要尺度。⑥ 虽然民主被普遍理解为“人民的统治”,现代社会民主发展亦重视扩大参与,在现实政治中,民主政治的关键不在于也不可能是多数人直接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而是要确保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受到社会监督,不滥用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不少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因腐败现象泛滥而招致人亡政息。尽管从客观上看,一党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时,对执政党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很大程度上要靠执政党自身,但建立起来自社会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约束机制依然十分必要,民主执政一方面是扩大参与,另一方面就是制约权力。

“中国的政党制度,一方面源于各社会政治力量联合对政治协商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源于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和执政对民主监督的内在要求。”⑦ 在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互相监督是合作共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实行的互相监督,由于中共是长期执政的大党,是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党,因此更加强调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这种监督是属于从权利出发、以批评、建议方式进行的监督。同时又是以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为依托,以国家政府系统为活动平台的有组织的体制内活动,影响力自然不能等同于其他社会监督,是在与执政党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在参政的独特空间内对执政党和政府进行的高层次的政治监督。

人们通常认为权力制约应该是不同政治力量或权力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才能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中共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目前中共拥有8200多万党员,8个民主党派总共只有近90万成员,其政治地位、组织规模以及拥有的资源都不对称,监督和制约自然无从谈起。但我们看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的民主监督作为非对称性权力制衡,对执政党的权力运作仍具有监督和制约功能,具体表现在:通过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等途径,对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情况、各级领导干部遵纪守法的情况进行反馈,为国家权力监督体系提供信息,推动问题的解决;对公共决策和决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对各项方针政策贯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行为,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和批评,引起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并予以解决。政治协商所蕴含的民主监督是否有效力,关键在于监督的机制和程序是否健全和完善,监督的主体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能力和水平。

中共从成为执政党开始,就强调党的权力来自人民,权力只有置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它的运行才能保持应有的公正性。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我国目前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大的权力监督、中共的党内监督、政府的行政监督、司法检察机构的法律监督、审计和统计部门的专业监督、媒体网络的舆论监督、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民主监督、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等构成的监督体系,目的就是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民主监督作为政党间的一种政治监督,虽然不具有质询、罢免、弹劾等刚性约束,但它是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为致力于共同目标和事业而展开的党际互动行为,它所拥有的高层次的政治话

语权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是中共民主执政的必要条件和有力保障。

2013年6月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7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② 萧超然主编:《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专题资料汇编》,第7页,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6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版。

⑤ 李景鹏:《权力政治学》,第223-224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篇3:民主政治协商

1 协商民主有利于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兴起于西方的政治理论, 但协商民主作为人类参与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 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1]。我国的协商民主并非是简单地引介西方理论, 而是对毛泽东协商建国思想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 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追求民主伟大历程中的一大创造[2]。协商民主强调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 关涉权利的相关主体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目标, 平等、自由、理性地通过对话、讨论、辩论等方式展开博弈与妥协, 实现公民有序地政治参与。基层民主是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权利, 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民主形式, 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 也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政治环境土壤中, 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制度和治理形式, 具有协商民主的一般共性, 也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性, 对中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1.1 有利于拓展广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基层社会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经济成分、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价值观念等呈现多元发展, 人民维护自身权利、参与政治事务的意识和热情也愈发高涨。一系列基层治理领域的人民民主形式也应运而生。协商民主承认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和维护利益的合理性, 使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 是人们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 是协调社会利益和矛盾冲突的较为完备的机制。利益关涉方通过在协商、讨论的基础之上达成共识, 形成公共性意见, 将其作为重大事项决定的依据, 以此解决矛盾和冲突, 实现公民有序地政治参与。

1.2 有利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

公共事务的决策是公共管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公共决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民群众对此有着高度的关注、关心。参与公共决策是协商民主内在的属性。民众通过参与关于公共决策的讨论协商的机会, 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由此获得保障。而通过协商民主, 政府能获得宝贵的反馈信息, 了解民众真实意愿, 并克服“有限理性”天然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降低公共决策的失误率, 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合理性。

1.3 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协商民主的固有特征与和谐社会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 并在实践过程中有力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一方面, 协商民主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 参与主体基于权利和理性协商讨论, 增进相互理解, 消除隔阂误解, 促进利益协调, 这一有序开展的政治参与活动本身就是维护、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生动体现。另一方面, 协商民主能够平衡兼顾各方利益诉求, 吸纳包容不同意见, 寻求到个人意愿与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最大限度地涵盖各利益群体的需要, 减少不和谐因子, 增加和谐因素。此外, 协商民主还能不断增强基层民众的“现代公民”意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主体, 人的素质的提升必然带动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有力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2 协商民主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制度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才能保证正确的方向和蓬勃的生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制度和形式, 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行政三个方面。

2.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国的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本质性区别首先体现在我国协商民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第一原则。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无数历史证明, 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而能尊重大多数人并保证集体的利益, 同时也能照顾到少数并兼顾各方诉求。只有自始至终坚持党对协商民主的原则、方向、组织、意见集中及反馈等各个环节的主导作用, 才能促使协商民主在规范、制度、科学的轨道内良性运作, 实现协商民主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宗旨。

2.2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唯物史观认为, 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人民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极其重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彰显着人民民主的内涵。就内容而言, 协商民主是以社会重大问题和人民广泛关注的与切身利益相关的现实问题为探讨的议题, 广纳人民群众意见, 凝聚人民群众智慧;就形式而言, 协商民主强调程序性, 在决策前问计于民, 畅通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 确保决策的民主性, 在决策中问政于民, 集中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 增强决策的执行力。协商民主引导各阶层合理表达意见、调解矛盾冲突, 并调动民主力量, 着力办好大事、实事, 在广度、深度上均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旨归。

2.3 坚持依法行政

宪法和法律集中体现着党的主张与人民意愿的统一性。依法行政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赋予参与者平等表达阐述诉求、目标、管理方式等内容的机会, 可以提升公众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程度, 从而有效遏制行政权利的膨胀, 防止权利的“垄断”, 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公信度, 保证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社会成员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增强全社会积极践行法治精神的自觉意识, 有效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推动建设法治、文明的和谐中国。

3 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实现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以基层政协为主要渠道, 以其他基层组织为重要依托, 我国城乡基层治理领域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多种协商民主形式, 共同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3.1 专题协商

专题协商是政协近年来实践协商民主的成功探索, 以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关键问题, 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问题,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重要问题为协商议题, 由具有代表性的政协委员、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等与党政部门负责人展开对话讨论, 是人民政协立足自身优势、切实发挥作用的重要形式。基层政协的专题协商搭建了协商民主的良好载体和平台, 运用协商民主的对话机制, 参与双方积极协商、议政、探讨、沟通, 集思广益、求同存异, 实现资源整合、协作联动。

3.2 对口协商

对口协商指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与党委、政府部门之间的对口协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 由政协委员与对口部门以“面对面”“点对点”的对应形式展开协商议事, 能增进政协委员与对口部门的联系, 拓宽政协委员知情明政的途径, 也能发挥政协委员的智力优势和政协组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积极作用, 有效提升党委、政府部门工作的水平。对口协商实践过程中, 既可由政协委员主动“走出去”, 联合对口部门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协商讨论, 也可由对口部门主动“请进来”, 邀请政协委员参与实际问题探讨, 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

3.3 界别协商

界别是人民政协的基本单元, 也是政协组织的一大特色。界别协商是以界别为单位开展的各种协商活动, 能汇聚各界别力量, 充分发挥各界别的智力优势、人才优势和专业优势。来自各界别的政协委员以更具深度、广度、高度的眼光审视行业领域的问题, 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与相应部门协商探讨, 提出更有针对性、实效性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同时, 政协委员加强同所在界别的群众的联系和交流, 能将行业领域一线的利益关系交织点、现实矛盾集中点等实际问题和实践经验反映到协商中予以讨论, 使基层的意愿和声音直达决策层面的考虑范畴中,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3.4 提案办理协商

提案工作是人民政协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手段, 也是最广泛、最直接的一种形式。提案办理则既是党政部门的法定义务, 也是对民心诉求的积极回应。提案办理协商是协商民主的探索和实践, 强调要充分发扬民主, 加强承办方与政协委员之间双向或多方的沟通协商, 同时也要求在提案办理前、提案办理中、提案办理后的各个环节加强协商, 将协商民主贯穿于提案办理工作的全过程。提案办理协商有助于达成观念共识, 推进、完善、落实提案办理工作, 也有助于理顺各方关系, 进一步改进、优化工作, 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3.5 民主恳谈会

民主恳谈是以公众参与和对话为基本特征, 鼓励、引导社会公众制度化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事务决策的协商民主制度, 民主恳谈会发轫于浙江温岭。温岭探索实践了对话型民主恳谈、决策型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党内民主恳谈、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等五种民主恳谈会[3]。民主恳谈会的内涵与协商民主高度契合, 为实现群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架起了桥梁, 开辟了协调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关系, 促进基层民主实践的新途径。近年来, 民主恳谈会受到广泛关注, 并取得了显著的积极成效, 成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大胆而有益的协商民主形式的突出典范。

3.6 民主理财会

国家农业部、监察部于2011年印发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规定》, 对基层农村的财务公开工作作出了部署。在国家有关规定的指引下, 为完善财务公开、民主监督而产生的民主理财会在民主管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民主理财会是基层民众对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 (如村委会、居委会等) 的财务活动实行民主管理和监督的一种有效形式。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定期召开会议, 如实向全体成员公开民主理财和财务公开监督工作等情况, 从而提高群众民主监督的意识和民主管理的主动性, 进一步规范集体财务和资产的管理, 充分体现协商民主的程序规范性和民主参与性。

3.7 民主听证会

听证会是协商民主在纵深上的推进, 有利于人民群众更深入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 也有利于政府广泛吸纳民意, 做出更能体现民意、反映民意的科学决策, 让人民更加信服, 也为人民谋得更大福祉。现今, 全国各地有围绕国计民生诸多内容展开的听证会, 如居民用水价格调整听证会、燃气价格调整听证会等,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协商民主广开参与之道、共谋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追求。但目前, 我国的民主听证会还要在完善制度设计, 加强协商探讨, 实现从“听证”到“议政”, 达到更大范围的共赢等方面开展更加有效的探索。

3.8 居民论坛

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 民主的单位越小, 公民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4]。社区是社会的基本性单元, 也是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高发地。协调社区居民利益、化解矛盾冲突、维护社区稳定从而促进社会稳定是基层治理的重要任务。居民论坛将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 找准社区的社情特点, 搭建社区事务大讨论的平台, 调动社区群众以包容、理解、理性的态度参与、协商、合作的积极性, 引导居民表达民意, 及时化解潜在的矛盾, 消除存在的分歧, 也打破社区决策系统的封闭性, 提高社区公共决策的质量, 并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居民的“现代公民”意识, 共同建设文明和谐的社区环境。

3.9 乡村论坛

乡村论坛是与居民论坛相类似的协商民主形式, 但乡村论坛服务于乡村民众, 以涉农政策宣传、致富技术传授、矛盾纠纷调解等与村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为主, 突出了乡村的实际和特色。民众在论坛上获取知识和技能, 也讨论解决问题, 消除疑虑隔阂, 增加对公共事务的了解。通过这一平台, 农民表达诉求的渠道得到拓宽, 基层群众和干部之间的沟通和联系进一步加强, 有利于形成和谐进步的村风民风, 增进干群关系, 推动乡村各项工作良好运转。

3.1 0 网络论坛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 网络成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传统途径之外的重要阵地。协商民主实践中的网络论坛形式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既指以网络为载体开展的论坛, 也指以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为平台的协商对话, 但均指向由互联网为依托的协商民主实践活动。网络是一个开放媒介, 扩大了民众参政议政的途径。在网络场域内, 参与主体的身份、地位、话语权都处在平等的位置, 现实中的民众通过网民角色充分、及时、自由地表达个人意愿和诉求, 参政议政的热情高涨、能力提高。与此同时, 政府通过网络及时掌握社情民意、积极回应民众期待、及时发布展示民众关切的信息等, 实现与网民的双向、多层的良好互动, 使虚拟世界的协商成果转化为现实社会管理的推动力量, 进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参考文献

[1]韩冬梅.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兼论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构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王卫国, 钱昊平, 刘佳.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长郑万通:十八大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概念具有里程碑意义[EB/OL].南都网, 2012-11-15.

[3]周先苗.温岭民主恳谈成为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典型范式[EB/OL].浙江在线网, 2013-01-04.

篇4:民主政治协商

叶小文: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实现人民最广泛、最有效的政治参与。这种政治参与要广泛,也要有序。有序才能有效。政治发展需要充满活力,活力必须有序活动。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且不论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搞所谓竞争性选举,搞得社会动荡,政局失控,民不聊生,即便是我国也有过“文化大革命”搞所谓“大民主”而致使全国性动乱的教训。协商民主体现了平等、合作、和谐、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强调对公共利益的责任,以理性方式对待政治问题,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通过协商、交流和对话,建立和巩固团结合作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基础。协商民主强调求同存异,包容差异性,力求平等公正地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谋求互利共存,体现宽容的人文精神,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理性的政治文化氛围。协商民主能避免政治恶斗,内在地蕴含着政治行为文明。

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在反思选举民主不足的基础上,也曾在学术界研讨过“协商民主”的理论。但是我一直坚持我的观点,即“协商民主”主要是中国的“政治创造”。且不说中国早就有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举世罕有其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协商建立的。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协商民主的固定平台——各级人民政协组织,各党派、阶层、界别、民族、宗教的代表以及海内外华人代表,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要求,通过政协组织参与政治协商。在中国,协商民主作为与选举民主并列的一种民主形式,具有任何国家都未曾见到、不可比拟的持续性、广泛性、实践性和有效性。

就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需要和未来走势而言,“协商民主”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开拓出一条新路。美国未来学者奈斯比特在其《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提出,美国实行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一种“横向的民主制度”,符合美国文化传统和国情。而中国实行的民主制度,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相适应,这是一种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奈斯比特称之为“纵向的民主制度”。他认为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因为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种状况。”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走出贫穷。

奈斯比特正确地看到了中国国情对于政治体制选择的基础性作用,看到了“纵向的民主制度”的特点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于“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但他未能进一步剖析,如何实现这种有效结合并确保其民主性质?如何做到不断地“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使“纵向”也能“民主”,也是“民主”?其奥秘,就在于“协商民主”。

记者:如何认识协商民主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叶小文:“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协商民主在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优化了国家权力结构,增强了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从而使共产党的执政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凝聚民智,更好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保障人民民主的充分实现。

“协商民主”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在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的选举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而协商民主则是对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协商民主作为与选举民主对应的民主实现形式,其普遍意义是公民或者其代表通过广泛讨论,互相交流意见,了解彼此的立场和观点,在追求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并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民主架构,这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独创性优势之所在。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表决进行重大决策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决策方案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有效的政治协商,有利于广泛吸收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优化决策方案,有利于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照顾少数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保障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

“协商民主”培育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型政治关系。协商民主在国家公共权力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起了一个稳定的、具有良好控制和广泛联合能力的体制,通过合法的、非竞争的渠道与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协商民主的各项制度安排,将不同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代表性人物与国家权威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型关系。在制度化的协商合作中,一方面,国家权威进一步巩固并获得稳定的支持来源,国家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扩大了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不同社会利益群体有序地参与政策形成过程中,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既有利于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又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强大的社会整合力,因而是中国现代化变迁的时代需求对民主形式的一种理性选择。

“协商民主”促进了平等、合作、和谐、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生成和发展。协商民主强调对公共利益的责任,以理性方式对待政治问题,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通过协商、交流和对话,建立和巩固团结合作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基础。协商民主强调求同存异,包容差异性,平等公正地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协商民主谋求互利共存,体现了宽容的人文精神,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性的政治文化氛围。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那么,如何深入理解这个重要论断包涵的深刻涵义?

叶小文:《决定》中的这个重要论断是对协商民主性质、特点和优势的深刻揭示。作为制度形式的协商民主,不是从国外搬来的,也不是封建社会留下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注重运用协商方式建立联合战线、进行党际合作,开始了协商民主的探索。其中,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建设是成功范例。周恩来曾指出,“三三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运用政治协商形式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正式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协商民主得到广泛运用,并逐步完善,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有的制度形式。

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作了简要概括:“推进协商民主,有利于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实现人民最广泛、最有效的政治参与。事实上,并非只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一人一票选总统”才是真正的民主。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政客们抛出的施政纲领往往是花言巧语、政治作秀。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利大多仅限于几年一次投票选举,至于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根本谈不上。有美国学者披露:大量调查结果显示,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利。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间呈正相关性。真正能够影响决策的,大概仅有1/10的美国人。正是为了弥补西方代议制选举民主易于引发社会冲突、难以形成共识、难以参与公共决策之类的弊端,西方国家也开始了对协商民主理论的讨论,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现代民主形式而出现的趋势。协商民主通过协商、交流和对话,建立和巩固团结合作所需要的社会信任基础;强调求同存异,包容差异性,力求平等公正地对待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要求,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谋求互利共存,内在地蕴含着政治行为文明。

《决定》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作为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的协商内容,具有鲜明的指向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利益多样化的格局。科学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需要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这就需要最广泛、最充分的协商,运用协商民主的方式建立形式多样、规范有序、畅通高效的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能依法有序理性表达诉求,话有处说、冤有处诉、问有处答,并且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商量、协调等办法来解决利益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从而使党的群众路线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和政府的决策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人民的福祉,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必须体现人民意志。人民当家作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人民参与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在国家的各项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协商民主在国家权力中枢和社会公众之间建立起一道桥梁,既能够优化国家权力结构,增强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又能够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博采众长、广纳贤言,促成的决策能够达到多赢的结果,更好地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协商民主具有包容性强、社会面广、吸纳度高的特点,有利于增进共识、增强合力、扩大参与,是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工作机制。

记者:《决定》还提出:“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那么,能具体谈谈人民政协在发展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吗?

叶小文: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其制度成果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政治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发源地和充分应用的领域,是我们党的传统优势。只有进一步搞好政治协商,才能带动和促进协商民主在其他方面广泛运用。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对我国整个协商民主发展具有牵引作用。

政治协商是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其基本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按照《决定》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人民政协发展协商民主的作用,要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重点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二是增强协商的计划性,各级党委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协商年度工作计划,就一些重要决策听取政协意见。三是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多种协商。四是着眼于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完善委员联络制度。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切实增强协商实效,规范协商内容,提高协商能力,强化协商成果运用,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势和价值,努力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协商格局,让人民政协真正发挥出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示范、带动、推动作用。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协商民主在实现这个总目标过程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叶小文:我们党要成为具有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执政党,必须进一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也是协商民主形式健康有序运用的重要前提。协商民主是我们党长期探索形成的,我们党也要善于运用协商民主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为此,《决定》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总要求,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协商民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需要大力提倡、在全社会广泛推广。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都是重要的协商渠道,都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民主架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是我国政治体制的独创性优势之所在。国家政权机关通过表决进行重大决策之前,广泛开展协商,充分吸收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优化决策方案,有利于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照顾少数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在保证人民根本利益得到切实维护的前提下使社会各方利益最大化。社会组织作为协商渠道,有利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包括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志愿者团体等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活力,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要丰富协商民主形式,《决定》要求:“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这五种类型的协商划分,蕴含着分类实施的要求。人大、政府、政协、党派团体、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分别承担或主导与自身职责相关的协商,有分工,也有相互配合。

我国的协商民主具有多层次性,上至国家层面的协商,中至各省市区县、各区域的协商,下到基层的协商,凡属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可以进行协商,从而形成上下互动,左右相联,呈现多样化、立体化的格局。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优势之所在。协商民主多层发展,基层民主协商是重点。相比于高层或上层的代表或精英人士的协商,基层民主协商是老百姓能直接感受到的协商,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协商,是在全社会培育民主协商之风的基础和温床。《决定》强调:“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是把基层协商民主引向深入的新要求。

协商民主的发展,制度建设是关键。《决定》围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要求,着眼于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和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也就是加强程序性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一项实体性制度,还需要一系列程序性制度来保障、来实施。一些省级党委相继推出了“政治协商规程”或“加强政治协商工作”的意见、办法,是加强协商民主程序性制度建设的积极尝试。需要在认真总结基础上,切实加强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使各种民主协商健康有序规范地开展起来。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并做出了具体部署。那么从实践层面来说,当前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推进协商民主?

叶小文:“协商民主”实施的前提,在于参与方平等相待,协商的环境友好、氛围融洽。协商当然需要主持和主导,但主持应公正公道,主导能导出真知灼见。如果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或威权,不叫协商,只能叫咨询或听取意见。我们党强调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的时候,必须非常注意充分倾听人民的呼声,反映人民的要求,整合人民的意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最大多数人的积极性。

“协商民主”实施的保障,在于“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从制定政治协商规程入手,加强民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规程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程序设计,对公权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和自我约束。它不但要求制定和适用规程的主体、也要求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按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使协商制度科学化、公开化、具体化,使协商过程可规范、可操作、可监督,避免因为领导人主观意志和集体走过场而使协商民主落空。规程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把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纳入秩序轨道,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和群众利益诉求得到有序反映。

“协商民主”要创新形式。不仅在政协组织内协商,也可在基层、在社会组织之间协商;不仅在会内协商,也可在会外协商;不仅在书面协商,也可在互联网上协商。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曾提出“社会协商”这一概念。逐步构建社会协商机制,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鼓励和扩大公民有序参与,推动听证会、恳谈会、议事会等形式发展成为制度化安排,是协商民主的拓展和创新。互联网的信息传递是扁平式的,与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的纵向垂直传递不同。纵向垂直传递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上级后下级”,一级一级向下传达政治信息。而互联网这种扁平式信息传递方式,则使公民同时在同一个平台上获取信息,参与讨论,表达政治诉求,乃至参政议政。如何通过互联网有效有序地开展民主协商,值得探讨。

篇5:民主政治协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和”。“和”的内在精神就是和谐而又不千篇 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讲求“和”并不是要求相同或一致,而是承认并接受差异与矛盾。矛盾冲突运用“和”的思维,通过互相对话、协商,在互相理解认同的基础上来化解。而对立斗争的处理方式只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尽管“和”文化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之上,但这种思想强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多元共存和发展,与现代协商民主制度基本内涵有一定的契合性。由此可见,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文化为协商民主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背景。

2.2 民本思想为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

民本思想是传统中国对于权力来源的基本取向,指重视民众地位和作用的政治思想。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了人民的力量,认为民众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对国家的兴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必须本着为民众着想的目的,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从而维持自己的统治,由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并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政治原则。民本政治主张政治必须协商、争论和辩论,强调君主要善于接纳人民的建议和批评。这无疑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形成和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思想文化。

2.3 德治传统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有效实现方式

德治是传统中国治国方略的基本取向。其基本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求统治者及国家的所有官吏,必须将道德身体力行,做一个有德之人,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广大民众。二是十分重视道德感、羞耻心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且认为人们只有有了“羞耻之心”,才能从内心中构筑起抵御一切诱惑的坚固防线。三是强调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必须充分运用道德教育和道德激励的方法,充分发挥道德在改善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德治是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思想基础,只有法治与德治的协调配合才能使协商民主制度发展和完善。

2.4 权威崇拜对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权威崇拜是传统中国对于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其他个体关系的基本取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权威崇拜文化。权威崇拜包括:一是崇拜权威。在中国传统社会,君权神授、君权至上观念深入人心。人们不仅崇拜皇权,而且崇拜一切权力。二是依赖权威。与权威崇拜相联系的是依附心理。权威崇拜的特性对中国的政治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特殊的权力崇拜心理和人身依附意识。这种权威崇拜也是形成我国臣民依附型政治文化模式的最主要因素。由于民众依赖权威、崇拜权威,总是期盼权威为他们谋福利,这样会使民众普遍缺乏参与政治事务的意识和能力,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淡薄。

3 协商民主制度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1 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发展参与型政治文化模式

协商民主能有序地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协商民主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途径,将更广泛的主体,包括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各群体充分吸纳到协商民主机制中来,广泛地协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提高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本文一开始论述了我国的政治文化类型主要是臣民依附型,公民更多是服从权威,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较低。通过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提高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度,从而推动我国政治文化模式由臣民依附型向参与型转变。

3.2 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保持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优势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源远流长,虽然有一些糟粕之处,但其值得传承和继续发扬的内容更多,如上文中所述的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和”文化、德治、民本思想等特点,这些特点与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有诸多的契合性,有助于推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当下,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巨大,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恰好可以继续弘扬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以减少外国文化对我国政治文化的渗透,保持我国政治文化的优势。

3.3 协商民主制度有利于我国公民意识和公民文化的培养

协商民主的关键在于协商主体能广泛、平等、自由地参与公共事务。因此,在发展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要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及政治参与能力,保证公民的正当利益可以通过合法渠道得到顺利表达。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领域逐步扩展,导致公共事务的繁杂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这就需要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具有较高的知识和能力。公民能懂得通过合法、理性、有序的途径去表达自己的关切、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在政治生活中,学会尊重他人、包容和妥协,鼓励公民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参与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事务的管理和治理。

3.4 协商民主制度契合了我国当下平等性、包容性政治价值倾向

平等是民主的前提,民主即意味着人人享有平等权利,只有保证每个社会公民的权利和地位得到尊重和保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才能顺利发展。在当下社会成员现实需求与利益价值多元化的情况下,人民更希望从国家与社会的民主发展中享有更加平等的民主权益,而且期待过程平等,希望有更多平等的机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另外,协商民主从其实现路径和表现形态来说就是包容性民主。通过广泛性、多层面、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围绕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及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广泛协商,最大限度地兼容各方面的利益、包容各方面的诉求、吸纳各方面的建议,无疑可以形成被社会各方面均可接受与采纳的公共政策与公共措施,共同推进民主政治和社会和谐。

总结:

篇6:民主政治协商

高考题组

1.(2015·北京高考)2014年8月,66名高中生参加了“首届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经过调研和论证,撰写并提交了11份“提案”。其中,《关于完善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体系的提案》和《关于完善网络个人信息安全立法的提案》于2015年3月由政协委员正式提交给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下列表述正确的是()A.撰写“提案”反映了中学生积极履行公民的政治义务 B.上述过程能增进中学生对我国协商民主的认识和理解 C.由政协委员提交正式提案表明其代替公民行使建议权 D.向政协会议提交正式提案说明政协委员依法履行质询权

2.(2014·重庆高考)协商民主指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及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时,需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从参政协商到立法协商,从市民论坛到电视问政,从价格听证到专家咨询,协商民主的形式日益丰富。发展协商民主()A.属于政府的“阳光工程” B.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C.提高了政治决策的公众参与度 D.旨在强化公众对政治决策的监督 强化题组

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下列能体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是()①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使少数民族代表占一定比例 ②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工作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 ③人民政协通过提出意见和建议监督政府的工作 ④国家教育部就高考改革新方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A.①②③ C.①②④

B.②③④ D.①③④

4.“选举民主”和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下列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说法正确的是()①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②它是完善我国各个民主党派政治联盟的重要途径 ③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汇民意、聚民智 ④它是履行参政议政职能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条件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5.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指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可见,协商民主()①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②能推动党和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③有利于协调与平衡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④保证了党、政协与政府机关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6.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继续推进协商民主的实践。协商民主既关注决策的结果,又关注决策的过程,拓宽了民主的深度;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又关注少数人的意见,拓宽了民主的广度。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这说明()①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 ②协商民主充分体现了政府部门的行政理念和政治智慧

③我国创造性的发展了民主形式,推进了政治文明建设

④切实保障政协履行国家职能,才能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广阔的平台 A.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①③

7.2015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今年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这说明中国共产党()①通过协商民主,实现人民民主 ②依靠民主执政,促进经济发展 ③实行党内民主,科学民主决策 ④坚持科学执政,推进政务公开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②④

8.习总书记在庆祝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重申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极端重要性,要不断推进协商民主向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面对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必须畅通民意表达渠道。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指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是利益多元社会的一种有效治理方式。结合材料,分析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意义。

答案

1.B [撰写“提案”,不是公民的政治义务,A观点错误,排除A;中学生模拟政协,经过调研和论证并撰写提案,该过程能增加中学生对我国协商民主的认识和理解,B正确且符合题意;政协委员提交提案,是政协委员的参政议政的体现,政协委员不能代替公民行使建议权,C错误;质询权是人大代表的权利,政协委员不享有此项权利,D错误;故答案选B。] 2.C [本题考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知识。回答本题的关键是抓住“参政协商”“立法协商”“电视问政”“专家咨询”等题眼信息,把握题干主旨。由上述题眼信息可知,协商民主并不是仅就政府而言的,A、B两项排除;其目的并不是仅仅强化公民的监督,D项排除;C项符合题意。] 3.B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民主制度的两大最重要的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选举民主的核心制度载体,①项属于选举民主,故排除。题肢②③④都是协商民主的体现,故答案选B。] 4.B 5.B 6.D [协商民主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因此应是体现了党的理念,而不是政府,②不符合题意;④“政协履行国家职能”的说法错误;依据材料信息,①③符合题意。] 7.A 8.(1)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2)有利于充分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3)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4)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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