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读后感

2024-07-20

《民国多少事》读后感（共8篇）

篇1：《民国多少事》读后感

读《民国多少事》有感

《民国多少事》这本书讲述的是从1911年清朝覆亡，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这38年民国时期的不为人知的一些事件。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野史，但是我并不认同，里面讲述的真实发生的事件，只是一些人们认为不重要，而被忽略的一些历史事件。

看到其中一章《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始末》，讲到汪精卫青年时一段经历。曾经，我对汪精卫的定义是叛国汉奸。但是，看了《民国多少事》之后，我对汪精卫了解了更多。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劳的。他谋杀摄政王载沣，也动摇了满清朝廷。里面一段说到汪精卫反论肃亲王说到，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该有所了解。仔细查询了一下汪精卫的资料，了解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在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在汪精卫在谋杀摄政王载沣事败后入狱，孙中山也说，汪精卫是我们的一个大人才啊，失去他等于砍掉了我一条手臂。我觉得虽然最后汪精卫是背叛了祖国，但是这也不可以抹杀他曾经也为革命付出了许多。我觉得，不能单单凭靠一点来给他人的一生下定义。

我觉得，也许可能是因为自己见识少，也许是自己定向思维，就

只看到汪精卫是汉奸，他曾经也是为革命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我认识到看历史不能仅凭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读了历书。要深入的从各方面了解，而且一定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这样才不会进入误区。

《民国多少事》不仅讲到民国时期，革命之士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还讲到了我国瑰宝的浩劫。《瑰宝浩劫：清东陵的民国命运》这一章讲述了珍贵的历史文物清东陵经历了这样两次被盗浩劫，无数民族瑰宝散失流落。看到在一个如此动荡的社会，盗墓者才如此猖獗。此清东陵的民国命运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承的艰难，以及正常社会秩序的可贵。

篇2：《民国多少事》读后感

【推荐书目】

《民国那些人》

【推荐星级】

【推荐理由】

本书为中国《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结集，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

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都被这本书成功地再现。这本书也让我们重新去思考那个被真假难辨的信息所覆盖的时代。

作者简介：

徐百柯，1978年生于四川成都。1996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供职于中国青年报社。目前任《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编辑、记者。2004年6月《冰点周刊》创刊，人物版设“钩沉”专栏，徐百柯主笔两载，“钩沉”被评为《冰点周刊》最佳栏目。其间文字在此结集成书。

【内容提要】

作者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唤醒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让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感。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想着，那样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

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汉不已。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总共79个人物，有蒋廷黻、吴组缃、梅贻琦、刘文典、傅斯年、蔡公时、张申府„„这个名单里面可能有几个你不认识的字，以及更多你不认识的人。

但是，读的时候不能忘记，他们都曾经是一代风流人物。

【读后感言】

这些人物在今人看来不能不说有些可爱。但是，我们现在人也的确缺少他们的一些可爱。比如说，真诚、正直、言出必行，再比如说，对于所专攻项目的热爱。

我们太缺少属于哪个时代的东西了！他们的精神，可以归结为“士”的精神。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精神的精髓，而今安在？

我们更加缺少的是他们的专注。没有他们这些人，中国的科学落后于西方的程度会远大于现在的情况。而现在，在更加需要这种人的时代，这种人却越来越少。

还有，他们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他们的气节和风骨也。在那个并非完全光明的时代，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是需要勇气的，而他们拥有这种勇气。

用其中一个人的话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就是：“毕竟文人最天真，还是文人最自由。”

篇3：千古兴亡多少事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看过云南的盘山道，那么险，一百多年前是怎么确定路线，怎么修筑的，为筑路人的智慧与辛苦佩服;万里长城、河边纤夫、奔驰高铁……我深刻地体会到组织的、众人的力量才是力大无穷的。人感知自己的渺小，行为才开始伟大。

创立华为时，我已过了不惑之年。不惑是什么意思，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环境变动缓慢，等待人的心理成熟的一个尺度。电脑时代，等不得我的不惑了。我刚来深圳还准备从事技术工作，如果选择这条路，早已被时代抛在垃圾堆里了。我后来明白，个人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只有组织起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一同奋斗，你站在这上面，才摸得到时代的脚。

我不再自己去做专家，而是做组织者。在时代前面，我越来越不懂技术、越来越不懂财务、半懂不懂管理，如果不能民主地善待团体，充分发挥各路英雄的作用，我将一事无成。我当时叫个体户，创建公司时设计了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利益分享，团结起员工，那时我还不懂期权制度，更不知道西方在这方面很发达，有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仅凭自己的人生挫折，感悟到要与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父亲大力支持，他在30年代学过经济学。这无意中插的花，今天开得如此鲜艳，成就华为的大事业。

华为成立之初，我听任各地“游击队长”自由发挥。前十年几乎没有开过会，总是飞到各地去听汇报，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理解、支持他们;听客户一点点改进的要求，就奋力去找机会。

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使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我那时被称作甩手掌柜，不是甩手，是我真不知如何管。今天的接班人个个是精英，他们会不会像我那么愚钝，继续放权，发挥全体的积极性，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呢?相信华为的惯性，相信接班人们的智慧。

1997年后，公司内部思想混乱、诸侯林立。我请人大的教授们一起讨论“基本法”，用于集合大家发散的思维，几上几下地讨论，不知不觉中“春秋战国”就无声无息了。从此，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华为企业文化，这个文化好，不是我创造的，而是全体员工悟出来的。真正聪明的是13万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与牵引，我只不过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

公司在意志适当集中以后，就必须产生制度来支撑文化，我这个假掌柜就躲不了了。2003年前几年时间，我累垮了，动过两次癌症手术。那时，要出来多少文件才能指导、约束公司的运行，公司有几万员工，每天还在大量地涌入。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聚焦在太阳下烤，你才知道CEO不好当。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头雾水，衣服皱巴巴的，内外矛盾交集。我人生中并没有合适的管理经历，从学校到军队，都没有做过有行政的“官”，左了改，右了又改，反复烙饼，把多少优秀人才烙糊了、烙跑了……

大约2004年，美国顾问公司帮助我们设计公司组织结构，认为我们还没有中枢机构，提出来要建立EMT (经营管理团队) ，我不愿做主席，就开始了轮值主席制度，8位领导轮流执政，每人半年。这种无意中的轮值，平衡了公司各方面的矛盾。轮值的好处是，每个轮值者，在一段时间里，担负了公司COO(首席运营官)的职责，不仅要处理日常事务，而且要为高层会议准备文件，大大地锻炼了他们。同时，他不得不削小他的屁股，否则就达不到别人对他的决议的拥护。这样他就将他的部门带入了全局利益的平衡，公司的山头被无意中削平了。

8年轮值后，在新董事会选举中，他们多数被选上。我们又开始了在董事会领导下的轮值CEO制度，他们在轮值期间是公司的最高的行政首长。他们更多的是着眼公司的战略，着眼制度建设。这比将公司的成功系于一人，败也是这一人的制度要好。每个轮值CEO在轮值期间奋力地拉车，牵引公司前进。他走偏了，下一轮的轮值CEO会及时去纠正航向，使大船能早一些拨正船头，避免问题累积过重不得解决。作为轮值CEO，他们不再是只关注内部的建设与运作，同时，也要放眼外部，放眼世界，要自己适应外部环境的运作，趋利避害。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仍要大胆拥抱未来。

面对潮起潮落，即使公司大幅萎缩，我们不仅要淡定，也要矢志不移地继续推动组织朝向长期价值贡献的方向去改革。要改革，更要开放。要去除成功的惰性与思维的惯性对队伍的影响，不能躺在过去荣耀的延长线上，不断地激活队伍，我们就有希望。我们唯有把握更清晰的方向，更努力地工作，任何投机总会要还账的。

对未来的无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归纳找到方向，并使自己处在合理组织结构及优良的进取状态，以此来预见未来。死亡是会到来的，这是历史规律，我们的责任是应不断延长我们的生命。

我的知识底蕴不够，也并不够聪明，但我容得了优秀的员工与我一起工作。他们出类拔萃，夹着我前进，我又没有什么退路，被“绑”着、“架”着往前走。我也体会到团结合作的力量。这些年来进步最大的是我，从一个“土民”，被精英们抬成了一个体面的小老头。我的性格像海绵一样，善于吸取他们的营养，总结他们的精华，而且大胆地开放输出。

篇4：民国北京房价知多少

鲁迅在北京买过两回房。

第一回买房是在1919年,鲁迅跟弟弟周作人合伙,买下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一座四合院,不算契税和装修款,花了3500块大洋。

第二回买房是在1924年,鲁迅从八道湾胡同搬出来,去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另一座四合院,不算契税和改造费,花了800块大洋。

按银元在民国前期的购买力,按一块大洋折合50元计算,3500块大洋不到18万元,800块大洋刚刚4万元。

其实,鲁迅还买贵了呢。 1915年曾有人捷足先登,在阜成门内王府仓胡同西段路北,买下正房3间、厢房4间、南房2间、耳房1间、门楼1间,共计11间房,占地半亩,才花了 150块大洋。当然这个案例有点儿特殊,特殊的原因是卖主儿急等钱用,把房子贱卖了。但即便不贱卖,民国初年的房子也卖不到好价钱。

到了 1930年,北平市财政局土地股评价委员会调查与评估全城住宅,评估的结果是小洋楼最贵,每间均价400块大洋;普通楼房次之,每间均价176块大洋;四合院瓦房再次之,每间均价130块大洋;普通平房再次之,每间均价80块大洋。这时银元的购买力已经下滑,一块大洋仅仅相当于30元到45元人民币。假定一块大洋折合40元,每间房建筑面积平均是20平方米,可以很直观地得到1930年北京住房的平均价位:小洋楼每平米800元,普通楼房每平米352元,四合院瓦房每平米260元,普通平房每平米160元。

同样在1930年,北平市社会调查所记账式调查全城工薪阶层的家庭收入,调查对象共有2300家,包括小学教员、人力车夫、三等巡警、纺织厂工人和店员,每家平均月收入16块大洋,折合人民币640元。这种收入水平当然很低,不过跟当时房价比可不算低,因为那时的工薪阶层攒几年钱就能轻松买小院。

现在北京房价跟区位有关系,基本上是离市中心越近,房价就越高。民国时北京房价也受区位影响,以当时市面上交易最多的普通瓦房为例,单价最高的都集中在正阳门大街、王府井大街、珠市口、大栅栏、廊房头条、西河沿东部这些地方,每平方丈能卖到370块大洋;其次是西长安街、东安门大街、户部街南夹道、金鱼胡同、干面胡同、方巾巷、闹市口、沟沿头这些地方,每平方丈能卖到310块大洋;再其次是马市大街、羊市大街、猪市大街、花市大街、西直门大街、鼓楼东大街、南闹市口、北闹市口、太平桥、鸭子庙、什锦街、府右街这些地方,每平方丈能卖到235块大洋。

每平方丈大约是11平方米,把平方丈换成平方米计价,即使是区位最好的普通瓦房,均价也只有1345元/平方米,是今日北京同地段房价的几十分之一。

那时北京房价之所以如此之低,最直接的原因是房多人少。原住民不消说,家家户户都有住处,即使外来的新移民,也可以很轻松找到落脚的地方。1930年北京常住人口大约150万左右(含郊区),房却有119万间,再加上因没门牌而没被政府统计到的大量棚屋,差不多可以人人一间了。

不过从时间上纵向看,民国北京住房充足、房多人少的景象,并没能保持下去,至少在1937年之后,由于日本侨民和华北农民的涌入,出现了短时间的房荒。

从空间上横向看,房源充足、房价偏低的北京,在民国众多都市中也是特例。无论抗战前还是抗战后,其他都市如上海、南京、重庆、汉口和广州,居住成本都远高于北京。像上海,同样面积和同等户型的公寓,在北京租一间每月只需几块大洋,在上海則需要几十块,还不算数额巨大、几乎相当于几十年房租的挖费和顶费——民国上海房荒严重,二房东转租时趁机向后来的房客收取金条,称为挖费或顶费。

与上海类似的房荒在广州也出现过。1932年12月2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载了一条长新闻,说广州房价飞涨不已,高昂的居住成本把一些市民逼进了贫民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某国民党官僚建议将广州市内所有之祠堂、庙宇、教堂一律没收,用极低价格租给那些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的贫民。该建议,其实就是要推出公营廉租房。

篇5：多少英雄事800字作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

滔滔长河，逝者如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然而即便盖世英雄也终究敌不过岁月沧桑。虽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曹孟德，却同样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悲凉感慨。站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赤壁下，苏轼吟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绝唱。

滚滚大江奔流不息，浪涛东逝，江山依旧，多少英雄事，转眼成空!

在历史长河面前，不得不感叹生命之轻，英雄尚且如此，每一个平凡的人生不就更加微不足道?在滚滚浪涛之中，我们不过是渺小的一滴水!

因而不难理解，在当今时代，更多的.人甘于平庸。平常生活的庸碌消磨着许多人原本所有的一点点不甘。在物欲横流，崇尚享乐的当代空气中，也难以再有艰苦年代那样时势造英雄的机遇了。

但自己却偏偏要加入那些为数不多、被视为愚人的不甘平庸者的行列。少年时就曾意气风发：干就要干出惊天动地，败就要败得轰烈轰烈，走出遍历风雨的不悔人生!如今久经由于生活的魔力，虽隐藏起锐利的棱角与锋芒，但走的依然是少年时选择的路。壮志依旧凌云，只是多了一份忍耐的厚重与定力：心容江湖，眼纳乾坤，是我追求的人生境界。

且说真正的英雄也不一定要时刻表现出蛮横和霸气。要知道，愤怒可以使猛将所向披靡，有时也会使壮士人仰马翻。项羽真是由于刚愎自用才落了个无颜面见江东父老而掩泪自刎的结局。

说到真正的英雄，不只是那些驰骋沙场英勇无敌或指点江山掌舵社稷的人。还有的是那些“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匹配一般庸人的：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成败又有什么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 ”(《名人传序》)

篇6：一分钟能做多少事？

一分钟可以快速阅读一篇五六百字的文章。如果是浏览报纸，完全可以浏览一份40多版的日报。

一分钟用来打字的话，可以打上百个字。我们部里的文秘平均一分钟可以打150个字。

我喜欢看广告，一分钟可以欣赏5―10个精彩的广告短片。

一分钟跑400米没问题，如果用来做仰卧起坐，一分钟可做20多个，让人浑身舒畅。

我曾在一分钟之内推销出去一件产品，是在路上向行人销售化妆品。我用大概40秒介绍了自己和产品，然后顾客用20秒考虑买下了。这项纪录我一直想超越。

一分钟足以组织一次很好的进攻，很多球赛的胜负是在最后一分钟决定的。不到裁判吹哨，不要放弃最后一分钟，这就是我喜欢的足球精神。

“一分钟能做多少事情?很感谢你们配合我，给了这么多答案。尽管如此，一分钟做的事情还是极其有限，我们不得不承认，一分钟过得太快，但是我们珍惜每一个一分钟，学会将其化零为整，那一分钟就能干出很多伟大的事情。能够将简单的道理一次次付诸行动，我们就会不简单，

”

美国专家用他那并不顺畅的汉语侃侃而谈。台下无比寂静，大家似乎都屏住了呼吸，期待着更精彩的话语。

“我们还需要尝试列举一元钱能做多少事情。也许一元钱仅仅能买一份报纸或者是一瓶矿泉水，但是报纸里面有很多有用的商业信息，而一瓶矿泉水如果拿到干旱的地方就远远不止一元钱了。同样，如果我们将很多一元钱汇集下来，并且很好地使用，那我们会看到意想不到的神奇。”

这几年来，我尝试着列举“每一个灵感能做多少事”、“每一个微笑能做多少事”、“每一个晚上能做多少事”，发现生活变得异常奇妙，你突然间热爱和关心身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你突然间感到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越来越深刻感受到，“一分钟能做多少事”蕴含的道理有很多，它包含了生活的真谛――既然一分钟能阅读、写作、推销、运动、休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随时随地享受生活呢?在这个时代，懂得这一点比懂得一切都可贵。

篇7：《民国多少事》读后感

——读《三国谍影》有感

萝卜特先生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历史是个大舞台，台上既有花旦小生，妍媸美丑；也有红脸白脸，各色脸谱，随着旌锣声起，各色人等竞相粉墨登场，演绎一场场生杀相伐，你来我往的大角斗。历史更相迭易，斗剧层出不穷。悲剧、喜剧、闹剧，一幕幕争相上映，纷呈于历史的大舞台。往事越千年，不论是如画江山，还是风流英豪，都已尽随雨打风吹去，只留下那一处处古迹供我们凭吊，一幕幕斗剧任我们回首叹息。

古往今来，有关三国的文史典籍，奇闻轶事浩如烟海，让人目不暇接却又心醉神迷。既有《三国志》这样钩弦提要、切中肯綮的正史，也有《三国演义》这般脍炙人口、活神活现的演义小说。然而将历史、悬疑、谍战，三位一体而著成的小说却是少见。悬疑小说作家何慕所著的《三国谍影：暗战定军山》，便是这样一部新奇又不失其魅力的历史小说。

全书共九章，以建安二十四年的定军山之战为起点，以贾谊、杨修等人为明线，以寒蝉及其同伙为暗线，在重重迷雾里抽丝剥茧、拨云开雾，最终“拨开云雾见天日，守得云开见月明”,成功揭开幕后主谋寒蝉的真面目。小说前半部分结构和叙事稍显散乱，但整体布局和架构颇为高超，尤其是末尾的几处反转和对于历史中“鸡肋”、“七步诗”等的颠覆性描写，让人在拍案叫绝之余深服作者的急智和才思。

小说中对于杨修这个人物着墨甚多。杨修表面上是个玩世不恭、轻浮浪荡的公子哥，内心却是个心怀天下，坚守儒道的真文士！文中的他好酒、嗜赌、满腹经纶却骄傲自大、出身豪门却自甘堕落，号称是“天下第一聪明人”,为了心中的理想和道义，他不惜叛魏投蜀，做了寒蝉的内线，最终成了理想的殉道夫。作者对于杨修这一角色的塑造是成功的，文中的杨修有血有肉，率性洒脱，为了儒学的延续和兴盛，他甘冒不韪，视死如归，虽然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力量和影响微乎其微，杨修的壮举仍让人动容，让人扼腕叹息。

文中对于《七步诗》的颠覆描写让人颇感新奇（小说中《七步诗》是出自曹丕而非曹植之手），其实说是颠覆也未尽然。《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正史中并没有关于此诗作者的记载，最早是出自《世说新语》和《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作为演义题材类小说，也有许多与历史不合的地方，例如诸葛亮并没有借东风或演空城计；关羽没有诛文丑；张飞没有战马超；黄盖没有用苦肉计……事实上，“传奇往往可爱不可信，事实往往可信不可爱”、“尽信书不如无书”,小说是基于一定现实基础的创作，是来源于现实之内而超脱于现实之外的，凡是能引发共鸣，使人有所动情者，并不拘泥于形式。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没人是一座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要为本土应卯。那便是一块土地，那便是一方海角，那便是一座庄园，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一旦海水冲走，欧洲就要变小。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与生灵共老。丧钟在为谁敲，我本茫然不晓，不为幽明永隔，它正为你哀悼。（李敖译）

在大时代的潮流下，每个人看似是独立的个体，其实都受时代潮流的牵引和侵蚀，泥沙俱下之时，我们往往裹挟其中，随波逐流。不论乱世还是盛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向和选择，在起转离合的舞台上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