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当代社会结构

浅析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精选6篇）

篇1：浅析中国当代社会结构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研究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至今,伴随着中国经济曲折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也不断发生分化.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科学分析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各社会阶层的社会经济特征及其地位变化,正确评价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所引发的不同利益需求,能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

作 者：杨菊平唐洪森 张中飞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学院,浙江,舟山,316004 刊 名：党史文苑 英文刊名：LITERATURE ON PARTY BUILDING 年，卷(期)： “”(10) 分类号： 关键词：阶层   社会分化   中间阶层   新阶层  

篇2：浅析中国当代社会结构

(何新2006年)

1.阶级与分级利益集团

什么是阶级？直观的观察即可看出，任何社会之内部，都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经济等级。社会中的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这种社会地位阶层的区别，来自社会中各种人群之间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差异。（由此可见，阶级是人类社会中天然存在的，任何社会制度只要有社会分工就有所谓的阶级）

这种来自经济、政治与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划分，就是社会中之阶层划分。表面和初始地看，阶层分化起源于社会分工。但阶层之体制化，世袭化、非流动化，导致阶级的形成。因此，富人是一个阶级，穷人是另一个阶级。世袭掌权者是一个阶级，被管制的受统治者是另一个阶级。不同的阶级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阶级相同的人，自然具有共同利益，共同语言，因此思想、感情与价值取向往往近似。

近代法国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阶级的人由于利益的差别，必然发生矛盾和争攘，这就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年的玉石黄金文化期）至今，近一万年以来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社会史以及阶级斗争史。其间围绕国家统治权力之争夺和经济利益及经济资源之分配而发生的政权嬗变，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变迁，根本原因都是来自阶级斗争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政党是代表和实现某阶级利益集团的组织。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的调节机器。但是，如果国家机器落入特殊权贵利益集团的操控，变成特殊集团攫取社会资源的工具，失去调节功能，社会矛盾则将高度激化而爆炸。

2.资本豪族利益集团欲主导中国

2006年5月16日，署名“亦文”在其博客发表《文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文，其文指出推进“私有化”经济改革之最终目的，文中说：

“必须借助于经济改革，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使执政党逐步失去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私有化可以为不同政党的出现提供经济层面的支撑。政治也是个市场，不同政党的出现，使每一政党在执政时，要受到制衡和竞争，使之难以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垄断政权的局面。军队在多党并存的情况下，将脱离政党的支配，归国家所有。”

上述论点言简意赅地代表了主流精英20年改革“攻坚”的核心观念。实际可以看作自由主义“改革派”关于“深化改革”的一个总纲。

我认为，中国未来十年的确面临着爆发社会突变的极大可能性。当前，国际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动变莫测的危机时期。中国未来几年面临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巨大危险。

由于以下三大原因：

（1）国际能源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2）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3）中国国内市场劳动力工资价格仍将持续上升。

势必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一旦经济危机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则“白色”革命的爆发是非常可能的。

3.当代社会的阶级构成要预知未来，首先必须清醒地认知现实。多年以来，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角度观察内外形势的方法已被国内主流学者所抛弃。

但是我仍然认为，如要清醒地观察内外形势，首先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认知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只有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才会知道当今社会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和目标所在，知道一些专家学者们究竟在为谁的利益讲话，以及各种政策方针究竟对哪些阶级或集团有利。据我观察，当代中国队社会阶级构成大体如下：

注：进行阶级分析，就是要区分社会不同人的利益需求。

（一）新兴资本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由以下几种成份组成：

1、大资产所有者，新兴经济豪族（富可敌国，拥资数百亿的私家富豪，已有上百位。）

2、买办资产者，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利益代表

3、知识分子中的权贵人士，以及内外利益集团高佣金收买的代言人（包括某些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

这个集团正在通过操纵媒体及舆论，而深刻地介入以至转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不能让财富聚集到少数人的手里，而应该实现财富的公平占有。

（二）权势文官阶层（）

主要为官员及国企的行政管理者。

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主导政策取向是对内抑制民间资产集团的形成，对外抵御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入侵。

（注：发展到今天，说不定又来一次八国联军侵华，只是这次侵华，人家运用的是经融武器，只要看看中国抱有大量美国废纸就知道了。）

但是近年来，为了发展私营经济和引入外资，对内扶植民间富豪一族的发展，对外则鼓励和吸引跨国资本的进入。

（注：市场也是资源，不能无限制的让出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干部文官体制官僚化，衍生为一个特权阶层。由于各级行政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腐败现象严重，官僚体系发生了深刻的政治蜕变和组织蜕变。

（注：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官员生活腐化堕落，权利失去监督，这是体制问题。其实只要把人民的权利真真还给人民，人民真真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就能解决腐败，党内反腐，虽有成效，治标不治本。）

（三）下层社会

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

（1）城镇工薪小资产者，（注：看来我就是处于这个阶层，往上发展有可能会成为权势文官阶层，向下发展，失业就成为真真的无产阶级了）

（2）农村小土地所有者（小农），（3）城乡下岗失业及无业者（无产阶级），（4）城乡流民（流氓无产者）。

（注：这个阶级是当今社会的危源，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无政治地位、无经济来源，其中许多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城镇工薪小资产者：主要是有较稳定工薪收入和小量资产的人、包括蓝领工人、白领职员（中下层知识分子）。

小农：今日中国的农业经济是极其脆弱而不稳定的个体小农经济。所谓小农，实际是乡村中的小资产农户，家庭拥有小块土地及微量农业收益，家中主要劳力出外打零工以补货币收入之不足。

4.面临生存危机的中间阶层

由城市工薪小资产者（小市民）和乡村小农组成的小资产阶层，在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中，实际是一个介于经济两极：一极是富豪（资产者），另一极是赤贫者（无产者及流民）之间的所谓“中间阶层”。

但是，这个中间阶层的总人数及其家属在中国总人口比例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个中间阶层的安定，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过去二十年的改革，使这个中间阶层在生活形态上普遍有所受益，表现在土地、房屋等小资产的获得，以及基本生活状况的改善。

但是当前，随着泛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个中间阶层也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态正在被急剧发展的两极分化所破坏。这个中间阶层当前普遍面临四大危机，即：

1、医疗危机，2、养老危机，3、子女教育危机，4、住房危机。

此四大危机在民间被称作新“三座大山”和作房地产豪商的“房奴”。

（实际上，所谓“新左派”，主要就是这个中间阶层利益的言论代表。）

耐人寻味的是，目前部分精英所正在鼓吹的“深化改革”，无非包括四大措施：

（1）土地私有化

（2）国家资源全面私有化

（3）金融自由化

（4）共产党放弃政治领导权，国家放弃经济管理权。

如果国民经济沦为无国家主导、任由资本大鳄兴风作浪的”自由经济“，则将直接危及这个中间阶层的生存状态。例如，一旦实施农村土地自由私有化，则多数农民自由在市场上出卖小块土地。虽然一些农民可以由此获得小笔金钱，但多数农民将从此永久失去土地资源。

众多失地、失房农民及其家属将成为彻底无业、无产、无生计的新生无产者。同时，大型国企进一步私有化后，也将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而成为失业者。

金融自由化将导致通货膨胀和使商业银行破产危机浮出水面。

在上述情势下，目前相对稳定而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间阶层（小市民、小农），势必由于上述“改革”的深化和“攻坚”成功，而最终走上破产化之路。

5.“无产阶级”新生

毛泽东时代，共产党被称作“无产阶级”的政党（国家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但当时中国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无产阶级。至少在名义上，当时国家全部资产由全民所有，全民都是“有产阶级”。

但今天，中国确已生成一个新生的无产无业的“无产阶级”。其主要成份为：

1、失业者（下岗工人、农村赤贫者、无业社会青年）

2、流浪行乞者

在全部历史和任何社会中，无职业、无财产、无前途、无希望的社会人员，都是极其危

险的反社会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社会这一新生的“无产者”阶层中，相当多数是失学、失业、有生命活力而无发展前途的青年人。

这个新无产者阶层，是中国当今多数反社会犯罪分子产生的渊薮，实际也是一支具有颠覆现存社会秩序趋势的潜在政治力量。

然而，随着自由市场中两极分化的加剧，未来也许会有愈来愈多的城乡小资产者及农民面临进一步被剥夺的命运，从而沦入这个反社会的阶层中。

6.政治意识形态危机

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是因为其立党纲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共产”的对立词是“私产”（私有财产）。

“共产党”不是“资产党”或“私产党”。只要党仍在入党誓词及党章中宣称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势必与现实中正在完全转向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相背离，以至发生尖锐矛盾。

这个矛盾，根源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改革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和社会现实之间，发生深刻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导致深刻的意识形态危机。

（注：我近几年出版的《论政治国家主义》（2004年，时事出版社），《新国家主义经济学》（2001年，时事出版社）中曾谈过：要摆脱这一矛盾，共产党所可能的选择是重提列宁在1921年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毛泽东（中共中央）在50年代初所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

7.国家应主导市场经济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共产党不应放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权，不应放弃对内抑制国内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对外抵抗外部跨国资本赤裸裸的扩张和经济侵略。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以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抑制内外资产阶级无限制地牟取本阶级经济私利，而牺牲国内其他阶级利益特别是牺牲贫苦阶层利益的贫婪本性。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代表全民利益（包括贫苦大众利益）调节阶级关系，不应对内外资本利益集团屈服投降。

只有在这样的执政眼光和基础上，共产党才能重新获得社会中劳苦大众的拥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长久的巩固。

8.国家不能放任市场自流

近年来的泛市场主义改革发生了重大失误，引发了诸多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泛市场主义的所谓“改革”方向，已受到广大人民和社会公众广泛的、必然的、合理的质疑！

而在新的历史阶段，为了整合和解决泛市场化和引入资本主义所已经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和众多严重社会问题，必须将混乱无序的市场经济，提升为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双调节的混合经济。实施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相结合，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与国有国营企业平等兼容的混合经济。

我认为，与当今主流经济学家要求党和国家全面退出经济生活的鼓吹相反，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崩溃和**，党和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均不能削弱和放松。

国家有必要重新制订国家长远发展计划，包括医疗计划，社会教育计划等，廉租房计划、就业计划，国防计划。必须将当前无序混乱引起百姓严重不满的泛市场经济，提升为有管理有科学计划的新市场经济。这样，才能与党的共产主义理念相协调，才能与共产主义的党章

及宪法相容。

9.GDP不是唯一

作为国家的政治统治集团，由于上述政治意识形态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导致古典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因之共产党干部及全体党员的传统政治信念近年间几乎已经完全丧失。（当今入党已形同儿戏，甚至不须作宣誓。因誓词内容与现实难以调和。）

这种理想信念的丧失，加剧了党内严重腐败的发生。实际上，各地之党组织不应当丧失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而完全变成一个“捞钱党”。工作中心不应当都是围绕着追求“GDP。”

10.“MBO”实际是对国企管理层的一种赎买

国有企业管理人作为经济官员，通过MBO（一种极其奇怪的“合法化”腐败）以及“转制”后的高薪化而彻底资产阶级化。

这种高薪赎买政策，最初实际是来自美国伊·萨克森关于“休克疗法”的改革建议：“在私有制转轨中，对共产党官员实施赎买政策，从而使他们由改制转轨的阻力变为动力”。

这种私有化转轨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从根基上搞挎国有企业经济体制。具有讽刺性的是，出钱赎买国企管理层，使之转变为国企掘墓人而为此买单的，竟然正是gcd自身。

11.跨国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已在中国扎下深根

港、台、西方在华跨国资本及企业管理人，通过多种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渠道，已经深刻地影响、以致甚至谋求左右中国官方政策，例如极力要各地政府坚持对外资实施特殊优惠的政策，反对国内企业与合资企业平等纳税的政策等。对此，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和全民利益的角度，不应听之任之。

应当指出，与改革初期形势完全不同，当今中国并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资本过剩，所以本国企业正在积极谋求向海外进行投资。而国外当局从未对中国投资给予任何特殊优惠政策。

12.警惕突发社会**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随着通货膨胀长期化的社会压力，以及众多人口就业困难，社会矛盾从中长期看，有爆炸化突发的危险。当前，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于三方面：

1.尖锐的贫富矛盾。

2.官民矛盾。

3.警民矛盾。

众多小资产阶层的命运，正在掠夺化的私有化政策下遭受损害和被剥夺。这种剥夺，在未来几年可能通过更严酷的金融“改革”（严重通胀以及商业银行破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发生。当城乡中的多数小资产者被彻底剥夺而沦入生计渺茫之时，中国势必发生频繁的社会动荡。

实际上，近年城乡中已频繁发生的征地危机，就是由于部分城乡小资产者（特别是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在土地及住房被开发商廉价剥夺后，进行抗争而引发的小型社会危机。

这种小型危机本身就是一种预警的信号。

通过上述社会结构分析，即可以看清今天究竟是哪些利益集团决定着中国的方向，谁在通过舆论（所谓“话语权”）而影响着中国的政策。

同时也说明了何以乱象频仍，当前中国仍能保持着社会大局的基本稳定——就是因为仍然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这个中间阶层乃是维持当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基石。

但是，自由主义精英当前所极力鼓吹的某些“深化改革措施”：土地私有化、国企全面私有化，以及党政彻底分离，国家退出国民经济管理等，正是最终将中国引向全面社会动荡的最好步骤。

篇3：浅析中国当代社会结构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人才规划》)中提到,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提高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为核心,以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为重点,打造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到2015年,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到6800万人。到2020年,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到7500万人,占从业人员的10%左右,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人才比例为10∶40∶50”。从《人才规划》可以看出,国家不仅高度重视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而且承认并鼓励科技人才的分层发展。

社会分层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目前还未发现哪一类社会完全没有层化现象。而且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社会分层现象不仅广泛存在于整个人类社会,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不同共同体中。由广大科技人员组成的科学共同体是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科技统计数据,2009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51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但众所周知,中国是科技人才大国而非科技人才强国,面对这样一个重要且庞大的复杂聚合体,首先需要知道其社会结构,然后才能根据各个阶层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鼓励并促进人才的跨层次流动,从而提高我国科学界整体的创新水平。故研究科技人员的分层结构是必要且具有本质性的。本文参考一般人类社会的分层理论,在借鉴美国默顿学派科学界社会分层的研究基础上,根据我国当代科技人员的现状,归纳出其社会分层轮廓,丰富科学共同体社会分层理论,并以期为科技管理者有的放矢地制定和实施科技人才管理政策提供依据。

1 社会分层的标准和科学共同体社会分层

1.1 社会分层的标准

“社会分层”的英文是“social stratification”,最初来源于地质学里用来反映地质沉积成层现象的“stratify”一词。之后,“社会分层”这一概念被引入社会学领域,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用的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差异体系。

分层本质上讲的是社会资源在各群体中的分布,因此,资源的类型和占有水平也就常常成为划分阶层、社会地位的标准。“社会资源”的内容广泛,以往的学者根据最重要的资源,采用了十种标准来划分社会分层,见表1。

(根据李强《社会分层十讲》整理)

1.2 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分层

科学共同体是“科学”这种社会建制的基本存在形式,是由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组成的团体。他们专业一致,遵从相同的规范,阅读相同的文献,有基本一致的专业看法,使用相同的符号、术语、模型和范例,有密切的学术交流。科学共同体作为一种抽象的集合概念,既有无形的组织,如无形学院和学派等,也有有形的组织如科研院所、学会等。科学共同体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内部的社会分层是客观存在的,其涵义即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模式。

最早研究科学共同体社会分层的是美国默顿学派的学者们。1973年,科学社会学家科尔兄弟发表了《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一书,在这本专著里,作者根据研究得出结论:科学共同体是一个高度分层的社会建制。科学家由于在产出率、知名度和声望上具有巨大的差异,故在科学共同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科尔兄弟在该书中用职位、科学荣誉、科学奖励、声望作为科学共同体的分层标准描述了美国大学物理科学共同体的分层轮廓(如图1)。

位居金字塔顶端的是重要地位已经在科学史上被验证了的新范式的创始人,如牛顿、爱因斯坦等,他们的工作为其他的科学家拨开了云雾、指明了方向,这一层级科学家的人数在科学史上是屈指可数的。排在金字塔第二层的是获得引人瞩目荣誉的人,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科学院院士称号获得者。科尔兄弟还特别指出,部分出色的科学管理者也位于这一层级,如布鲁克海文等大研究实验室的管理者等。根据作者的说法,位居第一第二层的科学家是科学界的精英;位居第三第四层级的是占大多数的、不太著名的、影响力较小的普通科学工作者。排在第三层的是在著名科研院所工作的多产科学家;排在最下层的是很少产生新思想,并且极少发表研究成果的科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大学的教员,主要进行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工作。

类似地,用学术声誉作为分层标准,美国另一位科学社会学家朱克曼(1980)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也描述了科学共同体的分层结构。朱克曼调查了1975年以前美国的7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并将他们的数量与当时美国不同声誉科学家的数量进行比较。采取的数据是自称的科学工作者、载入《科技人员登记册》的科学家、列入《美国男女科学家》的科学家、获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见表2)。将这些数据简化,对应1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就有13位科学院院士、2400位博士科学家、2600位列入《美国男女科学家》的科学家、4300位列入《全国科技人员登记册》的科学家和6800位自封的科学工作者(见图2)。

国内学者古继宝和李国伟(2006)根据学术荣誉把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分为:基础层、辅助层、骨干层和大师层。位于金字塔底部的基础层指的是只具有基本的科技工作能力,需要在他人指导下进行研究和工作,学术声望较低的初级科研人员。基础层上面是辅助层。辅助层科技人员的科研思路已经基本形成,能够参与群体性的科研活动,并较独立地完成所分配的任务。辅助层研究人员经过不断学习、进步为精英层研究人员后,学术能力和学术声望都达到了质的飞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成为金字塔第二层的骨干层。骨干层科技人员具有较深厚的学术造诣,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潜力,有一定的项目管理能力,能够指导其他科技人员,带领课题组完成科研课题。大师级科技人员位于科学共同体金字塔体系的顶端,他们对于本领域的学术问题非常熟悉,对于科技研究的思路和关键性问题驾驭自如,在科研活动中能够起到灵魂作用。大师层研究人员不仅自己学术造诣深,学术声望高,可以领导大型的科研团队攻关课题,而且他们对科研领域的深刻认识,使得他们可以为其他科技人员的研究指明方向,在疑难问题上进行关键性的指导,故在大师层研究人员的身边往往会集聚很多优秀人才。李国伟(2009)运用这一研究思路,描述了我国高等院校科研人员的分层结构。

1.3 评述

关于社会分层的标准,不存在绝对的优劣高下之分,只是存在视角不同、研究目的不同之分,即不同学者在采用某种视角、某种分层标准的时候,总是与他们所要研究的对象与目标紧密相联的。在科学共同体社会分层研究中,科尔兄弟认为:科学界是一个遵循普遍主义的共同体,人们获得社会地位不是依靠先赋性的因素,而完全是靠个人的后天努力获得。所以他们提出了基于科学生产率和声望的分层标准,他们的研究以及得出的结论对于科学社会学和社会分层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该结论只限于美国,严格地说只限于美国物理学界,因为他们的调查样本取自美国大学物理学界。美国大学物理学是体制化、自主性程度较高的科学共同体,在对科学成果的评价中可以有效地遵循科学的准则。同时,由于美国分散式的科学体制,科学资源的来源多样化,因此行政权力的神通施展空间有限。关于科学体制的运行模式同整个国家的科学体制、乃至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科学共同体中是不一样的。国内学者用学术荣誉单一标准对科学共同体进行分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科技人员的社会分层是一个复杂的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一元标准很难对该结果进行全面透彻的解释,因而,需要对该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2 我国科技人员的社会分层结构

2.1 科技人员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任何共同体都是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考察科技人员内部的社会分层轮廓之前,本文首先分析科学共同体在整体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根据科尔兄弟《科学界社会分层》一书中的研究,在整个职业范围内,科学家的角色处于受到最高评价的职业之中,也就是说,科学家在职业结构内部占据着精英的位置。另一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提到,在工业社会的发达阶段,诸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才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在分工中的特殊地位垄断了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使他们能够控制发达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

社会结构的位置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我国近100年来,社会变迁巨大。纵观我国建国后社会的发展历程,科技人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随时代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之前。这个阶段国家刚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百废待兴,面对着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沉重而混乱的局面,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各项建设工作的重要性。1951年8月,周恩来同志指出:“人才缺乏,己是我们各项建设中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只要我们的工作展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在这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之下,政府采取多项吸引优秀科技人才回国的举措,给予科技人才优厚的待遇,科技人员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中上层地位。第二个阶段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对我国的科技人员来讲是漫长的冬天,很多优秀的科技人员被称之为“走资派”、“臭老九”,被迫进行劳动改造,远离自己熟悉、擅长和热爱的科研第一线,成为社会结构中被批判的阶层。第三个阶段是1976年文革结束至1988年,这段时间科技人员逐渐被平反,政府及社会再次认识到科技及科技人员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科技人员的经济地位还未得到体现,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现“脑体倒挂”的现象,还有“搞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民间戏称。这些都说明了对科技人员的政治歧视虽然得以解除,但是经济地位仍有待提高。第四个阶段——1988年至今,是科技人员地位不断提升的时期。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个著名论断给我国广大科技人员带来了春天。1995年,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之后,在广泛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社会各界越来越认识到科技引领人类发展的重要作用,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由陆学艺研究员任组长。该课题组提出三种资源划分阶层: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技术)资源。在具体划分时,该课题组参照的要素除了三种资源外,还有职业或劳动分工、单位地位或制度分割。按照这样的一个多元化标准,该课题组提出了当代中国的五大社会等级和十个社会阶层。在这个划分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由于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源,处于五大社会等级的中上层和中中层,十大社会阶层的第四层,即科技人员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中上层的地位。清华大学教授李强(2000)于1997年和1998年在北京地区进行过两次职业声望调查,发现科学家和大学教授的职业声望排在整个职业体系的前列。由于现在社会结构中,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故这些研究表明,科技人员在当代我国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较高的位置。

2.2 我国当代科学共同体社会分层结构

上文考察的是科技人员作为一个阶层整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但是对他们来讲,在全国职业结构中占据有声望的位置并非是唯一重要的。默顿经过研究发现,对大多数科学家来说,关键的比较可能不是他们与“邮差”声望的比较,而是与同辈科学家地位的比较。科尔兄弟也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观点,即“在所有的职业之中,其内部在声望上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乡村医生不像那些在大城市的主治医生那样具有很大的声望。一旦从业者进入某一个职业后,渴望在此职业中出人头地是激励他们继续付出努力的一个首要因素”。

目前我国科学共同体中存在一些普遍的现象,第一是行政权力对资源的配置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第二是由专业技术职称差异造成的分层在整个科学共同体中表现较为明显;第三是由科学知识的贡献度所造成的学术声望仍是科学共同体分层体系的支柱。基于这三个特点,本研究认为,对于两种资源的拥有状况或占有量决定了我国当代各个科学群体在科学共同体中的位置。这两种资源是:组织资源(借鉴赖特的组织资产)和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包括行政组织资源与政治组织资源,主要指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的支配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的能力。文化(技术)资源主要是指对社会(通过证书或资格认证)所认可的知识和技术的拥有。根据这两种资源的内涵并借鉴韦伯的多元分层标准法,本文选取了专业技术职称、行政职务和社会/学术声望三元标准对我国当代科学共同体进行了分层。

首先是按照专业技术职称的分类,这也是借鉴赖特的技术资产分层标准。赖特认为,采用技术资格证书是阶级内部分类的基础。专业技术职称分类是人才评价的主要手段,是进行人才配置和使用的基础和依据,是专业技术人员进入社会接受挑选的资质凭证,是人才评价和使用的总称。从一定意义上讲,专业技术职称作为一种强制分层的办法,调动了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有效地改善专业技术人员的队伍结构。目前在我国,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是按照职称来划分科技人员的。故,按照客观存在的专业技术职称差异,本文先把我国当代的科技人员划分为三个大类:第一类是拥有正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第二类是拥有副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第三类是中级职称及以下的科技人员。见表3。

其次,由于是否拥有行政职务或者行政职务的高低不同,科技人员每个大类中又分化为不同的层级。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官本位”的国家,从古代科举选士开始,学问做得好的读书人大多逐渐走上政治岗位,而有了行政职务后,所掌握的资源不同,进而影响到其在社会中的分层位置。根据作者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调研,在科学共同体中,中级及以下职称的科技人员是很少有机会走上处级以上行政岗位的,所以在这一标准下,本文把副高级和正高级职称再分为两类:有行政职务的和无行政职务的。虽然专业技术职称与行政职务是两套体系,但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在科研院所和高校中,大家存在这样的共识:副高级职称相当于副处级级别,正高级职称相当于正处级级别。对于没有行政级别的正高级职称科技人员来讲,受到社会的尊重程度可能甚于有行政职务的副高级职称科技人员,但是前者所掌握的资源可能小于后者。综合评价,两者在科学共同体中的位置较接近,所以在本次划分中,作者把无行政职务的正高级职称人员和有行政职务的副高级职称人员放在了一个层级,具体见表4。

最后,科学共同体的特殊性质决定,占据精英的位置最终还是要靠对科学知识的贡献,所以在专业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分层的基础上,本文根据社会/学术声望标准对科技人员群体结构再次划分:无行政职务的副高级人员(课题组长、非课题组长)、有行政职务的副高级人员(课题组长、非课题组长)、无行政职务的正高级职称人员(一般课题组长、973/863专家、百人计划学者、千人计划学者、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有行政职务的正高级职称人员兼重要专家称号(一般课题组长、973/863专家、百人计划学者、千人计划学者、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院士、国家科技大奖获得者。至此,三元标准下我国当代科技人员共分为以下的八个层级,具体见表5。

2.3 不同层级科技人员的特征

位居金字塔顶端的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每年不超过两名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从2000年我国开始设立该奖后,截止到2010年共有18人获此殊荣。这些获奖者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了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例,他历时50多年,始终在农业科研第一线辛勤耕耘、不懈探索,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为人类运用科技手段战胜饥饿带来绿色的希望和金色的收获。正是由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做出的卓绝贡献,引领了自己所在领域科技的发展,他们赢得了社会及科学共同体内容广泛的认同,拥有最多的行政资源和文化资源,故在我国科技人员社会结构中排在第一位。这些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中科院院士13人,工程院院士8人,同时是两院院士的有闵恩泽、王选、师昌绪。18人中,3位已经过世,15位健在。

位居第二位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根据国家现行规定,两院院士享受的工作待遇(包括医疗保健、乘车等)相当于副部级,而且是终身制,所以院士拥有较多的行政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在其科研领域里处在科学共同体的前列,拥有丰富的交流渠道,所以他们能及时掌握研究的最新动态、最新资料,对整个学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他们以敏锐的头脑、深邃的思想和明晰的分析能力,对理论基础作批判性的思考,预测科技发展的趋势。目前我国共健在两院院士1423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683名(包括数学物理学部132人,化学部120人,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119人,地学部110人,信息技术科学部78人,技术科学部124人),中国工程院院士740名(包括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105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107人,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94人,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98人,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99人,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41人,农业学部70人,医药卫生学部110人,工程管理学部44人,其中28人为跨学部院士)。

位居第三层的是国家重大课题首席科学家,如973/863首席科学家,国家重大重点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优秀学者、中央组织部“千人计划”优秀学者、长江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等。这一群体在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中或者技术应用研究中,已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突出的创新性成绩。在这些突出的荣誉奖励和资助中,国家自然基金委资助的项目有四大项,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1994年开始设立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我国为培养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的重要措施,旨在为在科技战线上顽强拼搏的优秀青年学者创造更好的条件,取得更突出的成绩。1996年-2010年期间共资助2236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05年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以支持45岁以下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良好发展潜力的外籍华人青年学者全时全职在中国内地开展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从设立到2010年,共资助42人。重点项目资助类型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八五”期间设置的新类型,设置的目的是对科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和学科新生长点开展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强化支持。从九五期间到2010年共资助3645项。重大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资助类型,它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和重要的科学前沿问题为主要目标,十分重视学科交叉与综合性研究,重视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结合,重视促进科技界与工业界对研究项目的联合支持。从1996年至2010年共资助173人。“百人计划”是1994年中国科学院启动的一项高目标、高标准和高强度支持的人才引进与培养计划。到2008年底,“百人计划”总共支持了1569人。1998年教育部实施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近10年来,共有115所高等学校聘任了长江学者1308人。2008年国家开始实施“千人计划”,截止目前,前五批共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1143人。1986年11月我国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旨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1997年开始实施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旨在解决国家战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以及对人类认识世界将会起到重要作用的科学前沿问题。根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863项目主要负责人7330人,973首席科学家424人。对以上的各类科学奖励、荣誉称号获得者进行汇总,位居这个层级的各类人员共有人数17870人(详细统计见表6)。

单位:人

上面介绍的前三个层级是我国当代科技人员结构中的精英群体,他们代表着我国科技人员的最高研究水平,引领我国科技研究的方向。科尔兄弟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一书中把优秀的科技管理者也放进了精英群体,本文认为在中国当代现实情况下,很多优秀的科技人员兼任行政职务,所以已包含在上面的三个层级中,无需单独说明。以上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当代科技精英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型,位居塔尖的前三层科技精英的人数比例是:18:1423:17870,即,对应1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有79位院士,993位重大科学奖励或荣誉获得者。

我国当代科技人员社会分层结构的第四层也属于大类的高层,不过他们的科技成就和上面的三个层级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主要是有行政职务的正高级职称人员。据作者对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实地调研,很多高校的正处级干部是教授或研究员兼任的;或者在二级学院层面,教授担任院长、副院长的居多。这个群体的科技人员有自己的科研课题,同时兼做行政管理工作。第五层是无行政职务的正高级职称人员和有行政职务的副高级职称人员。上文曾经提到,中国自古就是“官本位”的国家,所以很多时候有了行政职务的副高级职称人员,在资源的控制以及社会声望方面和正高级职称人员相当。这个层级的人员能指导别人进行科研活动,同时自身也有一定的科研成果。这两个层级科技人员是我国科学共同体的中坚力量,他们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带领中低层科技人员去攻克科学难题;另一方面不断提升自身科研水平,努力向上跨层次流动,从而去扩充科技精英群体。这两个层级也可被称之为科学共同体中的中坚层。

位居第六层的是担任课题组长的副高级职称科技人员。这个群体有独立申请并管理课题的能力,同时也是职能最容易分化的群体。如果选择科研的道路,当他们科研优势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以上升为正高级职称人员,进一步发展可以进入到精英群体;如果走行政道路,他们有可能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担任行政职务。位居第七层的是不担任课题组长的副高级职称人员。这类人员可能是刚从高校走出来,还处于职业积累期。或者是科研能力有限,主要从事教学和科普工作。这两个层级的人员组成了科学共同体中的中层,同时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处于科学职业生涯的奋斗期,所以可称之为科学共同体中的过渡层。

位居金字塔底端的是众多的中级及以下职称的科技人员。他们主要从事的是辅助的、操作性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或者是教学和科普工作。这一层级科技人员数量较多,他们组成了我国科学共同体的基础层。

3 总 结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竞争逐渐演变为人力资源的竞争,特别是高层次、高技能的科技人力资源的竞争。我国《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人才是社会文明进步、人民富裕幸福、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推动力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近些年来,我国逐渐成为世界上的科技人才大国,但是并非科技人才强国。我国至今没有培养出一位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故,对科技人员这个庞大的群体进行研究是必要、紧迫且关键的。

科技人员作为一个群体,符合一般人类社会的运行模式,存在着分层化的结构。本文通过借鉴社会分层理论、科学共同体社会分层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当代我国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运用两种资源(组织和文化)和三元标准(专业技术职称、行政职务和社会/学术声望)的分层模式,把我国当代科技人员分为高中低三大类八层级的结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大课题首席科学家和国家重要荣誉称号的科学家位居金字塔最上层的三个位置,是我国科技共同体的精英群体;有行政职务的正高级职称人员、无行政职务的正高级职称人员和有行政职务的副高级职称人员是我国科技体系的中坚力量,在科学共同体的运行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没有行政职务的副高级职称科技人员和中级及以下职称的科技人员,主要从事的是辅助的、操作性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或者是教学和科普工作。他们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数量最多,同时也是科技人才的蓄水池,通过垂直上升的跨层次流动,这些中低层次的科技人员可以成为科学体系的重要力量乃至精英人才。

本研究是在实地观察、调研基础上形成的一项探索性研究成果,在对科技人员分层的标准选择和结构划分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需要广大同行进一步商榷,这是本文的局限性之所在。作者计划下一阶段从两个步骤着手以深化该项研究:一是采取实证和案例的方法考察当代我国科学共同体分层结构的具体分布;二是研究科技人员垂直上升跨层次流动的影响因素。希望通过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丰富我国科学共同体社会分层的理论,同时为科技管理者有的放矢地制定科技管理政策提供借鉴。

摘要：探讨的是我国当代科技人员社会分层的标准与结构。借鉴一般人类社会的分层理论和科学共同体社会分层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两种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和三元标准(专业技术职称、行政职务和社会/学术声望)的分层模式,把我国当代科技人员分为高中低三大类八层级的结构。希望通过该研究丰富我国科学共同体社会分层的理论,同时为科技管理者有的放矢地制定科技管理政策提供借鉴。

篇4：浅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矛盾

[关键词]社会阶层；矛盾；缓解；制度

一、当代中国主要社会阶层矛盾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多元化划分标准，主要分为7个阶层，分别是：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管理者阶层、军人阶层、私有私营者阶层和其他边缘阶层。这些阶层互相存在着某种交叉关系，并不是完全互相独立排斥的。当然，阶层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这里把当前社会矛盾大体归为三类：

1.“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阶层利益矛盾的集中体现。能否正确认识处理这一问题，关系到能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进程中，一部分群体通过自身的智慧和勤奋，创造了财富，但也有些人，通过钻制度转变的空子获得了大量经济资源，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由于某些群体的腐败和非法致富，人民群众心理落差加大，对社会现实产生不满情绪。

2.资产占有者与劳动阶层的矛盾，即劳资矛盾。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中收入差距过分悬殊，员工安全得不到保障，拖欠工资的现象很普遍。很多企业主拖欠员工工资，员工失去生活来源，从而造成罢工打击报复等突发事件，甚至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

3.管理层与被管理层之间的矛盾。管理层与被管理层之间的矛盾中最突出的是国家领导干部与人民大众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根源上说也是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问题。由于管理者主导相关利益分配，因此双方矛盾激化。一些干部虽然身为人民公仆，但在考虑问题上急功近利，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导致官民矛盾恶化；在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也削减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二、当代中国主要社会阶层矛盾的新特征

1.当前我国阶层矛盾是体制型矛盾和结构型矛盾相结合的矛盾。改革开放后，很多体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某些阶层的利益要求了，这便引起了社会体制发生变革；体制变革反过来又加速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之前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得我国的社会构成比较单一，随着改革开放，体制性矛盾也愈加明显。所以，在制定相关措施时，必须从解决体制型矛盾入手，从解决结构型矛盾着眼，双管齐下。

2.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和利益的分化引发了社会各阶层间关系的变化。在农村，有些农民已经转化了身份，农民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矛盾日渐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其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展开后，企业自主权加强，国家对企业的领导由直接控制逐渐转向宏观，阶级内部出现了不少新的矛盾。

3.在思想观念领域不同阶层间也出现了分歧。改革开放过程中，新旧体制的交替也带来了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存留思想的矛盾错综复杂；阶层分化也造成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职业、收入和地位方面的差距，加剧了他们彼此在思想观念的隔阂与冲突。

三、社会阶层矛盾产生原由

（一）经济上快速自由式的发展是阶层矛盾产生根源。改革开放后，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由于某些利益获得者获利的手段并不是合法的，就会导致穷人阶层对社会某些方面存在的不公平产生不满情绪，经济因素是阶层矛盾不断加剧的根源。

（二）改革中制度的不完善也导致矛盾加剧。经济上飞速发展，但很多制度上出现了漏洞。由于缺乏制度的制约，某些群体便钻制度的空子去赚取非法利益。我们应认识到改革不仅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也包括各方面体制的完善。

（三）媒体舆论的大肆渲染也加速形势的恶化。很多媒体本着社会公平原则大量报道弱势群体与富人间的矛盾事件，产生了负面效应。作为媒体应遵循事实本来面目，但不是大肆渲染，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当然相关制约制度也较缺失。

四、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矛盾的解决措施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稳步发展，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要坚持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利益。在就业分配等社会问题上，要始终坚持公平原则。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二）大力发展生产力，积极发挥政府调控作用，坚持效率与公平统一。

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建立富强民主的国家。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如果人民无法合法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矛盾将会加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自身作用，弥补市场的先天不足。

（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各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活提供坚实保障。要不断进行体制创新，建立新的就业体制，如近年来社会上实行的领导干部公示制，企业聘任制，都有利于群众的公平竞争。要深化教育体制的改革，继续巩固义务教育，尽快实现职业教育的普及化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能缓解弱势群体与其他阶层间的矛盾，促进利益格局合理化。

（四）壮大中间阶层，培育新型社会阶层结构。目前我国的结构形态呈现“洋葱头”型结构。社会的中间阶层是社会高层和低层之间的缓冲带，能维系社会稳定，为了缓冲社会高层和社会低层之间的冲突，应该提高低层群体生活，继续壮大我国中间阶层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谢志强.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11.

[2]周显信.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矛盾的性质、特点与基本对策[J].中国矿业 大学学报，2003.09（社会科学版）.

[3]周显信.简论我国社会阶层矛盾的基本现状与基本对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06.

[4]刘胜康.社会阶层结构与和谐社会[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7.05.

[5]喻晓.正确处理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矛盾的原则和方法[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02.

[6]罗小凡、郑昌华.试论我国当前社会阶级阶层矛盾的特点[J].科学社会主义，1996.04.

[7]刁乃莉.近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综述[J].学术交流，2009.10.

[8]顾玉平.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矛盾及其化解路径[D].

作者简介

邵孟琪，1989，女，汉族，河北省唐山市滦县，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

篇5：浅析中国当代社会结构

摘要：当今社会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人们所需要的不再是仅仅只会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而是具备综合素质，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多元化的创新型人才。作为一个在校生，不仅要求我们要学好专业技能，更要理论联系实践，经常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增加实践经验，培养多方面的素质，全面发展自己，使自己能够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脱颖而出。

关键字：多元化，实践，综合素质，就业

随着高等院校招生人数的逐年增加，大学生的就业形势愈发严峻。如何能够成功的应对市场的需求，如何能够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首先要牢牢掌握好自己的专业技能。我们所选择的专业，多半是自身的喜好，它也决定着我们将来的就业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专业技能，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使理论联系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轻松应对日后工作上的需求，而不是只会照搬书本的学习机器。我们学习专业技能，要求我们要以社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注重对基本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的培养，迎合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我们所学习的内容，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要紧密的联系现实需求，紧跟时代步伐，推陈出新，吸收先进科技文化成果。我们也要时刻关心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了解国家对人才需求的政策信息，以便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也为自己在社会赢得一席之地。

其次，我们要多涉猎一些其他专业知识。众所周知，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满足用人单位的人才的需求，提高就业率，大学已普遍采用通才教育模式。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学习本专业的基础上，在多涉猎一些其他专业的知识，拓宽视野，增长知识面。我们所学习的专业，不一定就是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所需要的，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我们就不得不投其所好，学习多方面的技能，应对残酷的市场竞争。从前的教育模式往往是学生被动的学习，老师讲，学生记笔记，学生自己没有选择自己喜好的权利。而当今社会，要求学生学习多元化，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根据自身的喜好，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积极地面对生活、热爱生活。

再次，要注重对实践能力的培养。目前，大学生已成为我国劳动力资源中的庞大群体，是人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随着高校毕业人数的增加，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除了对学历的看重之外，越来越注重毕业生的实践能力，这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自身要求。就大多数毕业生来说，与其说是就业困难，倒不如说是就业迷茫，无法准确定位自己的职业生涯，必须明白，学校和社会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在校大学生往往对社会的了解过于简单化，片面化

和理想化，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对毕业生的要求与期望。一些企业存在急功近利倾向，对应届大学生往往表示出冷淡，认为大学生缺乏工作经历与生活经验，心态不好，角色转换慢，适应期过长，他们在录用和挑选毕业生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曾参加过社会实践，具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纪律性强的毕业生，这就要求当代大学生尤其是高职高专毕业生要注重培养自身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能力。借助于社会实践这个平台，可以大大提高大学生的职业实践能力，心里承受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应变适应能力，这也是国家一贯倡导的预就业政策。此外，还可以使他们及早地了解就业环境，行业特征和发展趋势等，有利于他们找到与自身知识水平，性格特征和能力相匹配的工作。适者生存，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则。而生存的价值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对此，大学毕业生应对社会和环境的适应，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而不是消极的等待与却步。毕业生只有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为此，我们要在不影响正常专业知识学习的前提下，大胆走向社会，参与包括专兼职在内的各种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提升自身就业能力和适应能力。

最后，要注重生活中的细节的培养。一个人的个人素养有多高，从他的生活细节中，就能够清晰地判定出来。高等的学历、丰富的知识不等于就业，在求职面试时，许多有知识、有能力的大学生，往往因为一些细小的问题而与工作失之交臂。当今大学生进行面试时，除了常规的问题之外，还会碰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而招聘单位也正是从这些千奇百怪的面试中，选拔出他们所需要的人才。在细微中评价他们是否具备良好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应变能力，是否诚恳、认真，是否具有爱心、耐心，是否尊重对方、把服务对象放在第一位等等，由此总结出应试者综合能力的高低，从而选出最佳的人才。因为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是综合型的、应用型的人才。只具备了高等的学历和丰富的知识是不行的，还要有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能力比知识更重要。所以招聘单位也都希望得到这样的人才。但面试时间很短，因此他们就从面试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进行判断。教养体现于细节，细节展现素质。一些小事情或一些不经意的细节往往会透露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显现出一个人的本质，招聘方就能从中迅速产生判断，结果就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前程。而这些都不是大学生短时间靠突击就能具备的，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如果你拥有良好的全面素质，你就会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机遇。

篇6：中国当代社会阶层透视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的讲话中，集中全 党的智慧，系统、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与时俱 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由中国社科院完 成的、日前正式公开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从专家视角，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学习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加深对三个代表的理解。１２月１１日，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正式公开出 版，该报告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富于时代感，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课题组组长、社科院社会学所专家陆学艺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据介绍，这项研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直接布置的；１９９ ９年初，数十位专家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李铁映同志多次 听取汇报，作出指示。这位负责人称，报告提前问世，因为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发表后，社会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动状况特别关注，有关方面要求课题组能及早提供 调查数据和成果。十大阶层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社会阶层发生结构性的改变。研 究报告对这种改变描述为：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 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变成了十大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马克思针对１９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或毛泽东针对２０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在报告看来，已不能简单地照搬来分析 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课题组的专家指出，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分析主要用来指导革命，比 较强调阶级关系之间的对抗性；而现阶段的研究则是用来指导建设，主 要是更好地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便更充分地调动各种社会力量的 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原来的阶层分化是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报告提出 的新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则依据各个阶层对组织资源（政治资源）、经济 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按新标准划分的１０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 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 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 失业者阶层；它们分属五种社会地位等级：上层、中上、中中、中下、底层 等（如图）。阶层政治地位的变化研究人员指出，在据以划分阶层和排列位序的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仍 具有决定意义，而经济资源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变得越来越重要，文化（技术）资源的重要性则在近十年上升得很快，它在决定人们的社会阶层位 置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资源。报告采用考察各阶层中党团员所占比例的方式（这种方式被认为简单而 又基本有效），对各阶层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测量，与以往的一些数据相比，有几个阶层的党团员比例发生了升降变化，这反映出这几个阶层的政治地位 有所变化。第一，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党员比例明显上升。１９９３年私营企业主 中党员比例为１３·１％，１９９５年上升至１７·１％，２０００年进一 步上升到１９·８％。第二，产业工人中的党团员比例明显下降。这与原来的产业工人队伍发 生分化有一定的联系。一些工人党员退休了，另一部分工人党员实现了上升 的社会流动，进入了其他社会阶层，还有一部分处于下岗失业状态。而目前 产业工人的一个新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工，他们基本上都不是党员，党组织也 很少在这批人当中发展党员。第三，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团员比例在经济改革后有所波动，但总的来 说，这一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在提高，执政党较为重视从专业技术人员中提 拔干部和发展党员。报告说，综合上述各阶层的政治地位的变化情况来看，执政党的社会基 础在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 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倾斜，这是执政党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但另一方面，执政党近年来在人口比例较大的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 层中的社会基础受到部分削弱。从金字塔型到橄榄型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中，社会阶层结构同样也在不断地变迁。那么，中国 社会阶层结构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 构呢？陆学艺告诉记者，关于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学术界有一种比较形象 的说法，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等级结构，它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与现 代社会阶层结构相反的是传统社会阶层结构，即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在 这种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 较合理，经济社会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 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不同表现证明了这一点。研究者分 析，在此次危机中，韩国是应对能力最强、恢复也最快的国家，而这与韩国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不无关系。相 反，作为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印度尼西亚，迄今尚未从此次危机中恢复过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与印尼社会缺少一个庞大社会中间层有关。报告称，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仅有３０００美元的 人均国民收入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研究和揭示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现 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才足以更深刻、更本质地判断这个国家或地区的 整体现代化水平。中国阶层变化呈良性陆学艺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原来的阶层发生分化，新 阶层已经形成和壮大；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 分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和企业家阶层； 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雏形。研究报告分析，社会中间阶层不是某个阶层的代称，而是几个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征特别是收入处于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阶层的合称。按照国 际学术界的分类，社会中间阶层主

要由两大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所谓老社 会中间阶层，包括中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富裕的自耕农；另一部分 是所谓新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行政与管 理人员、办事员、商业服务人员和技术工人等。报告说，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的社会中间层规模有了非常快的扩张，可以说是各阶层中扩张最快的。在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对每个人 来说，社会流动日益取决于公平竞争，能力主义准则逐步取代身份主义原则。结构还只是洋葱头型尽管中国已形成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但按照陆学艺的说法，还只是一个洋葱头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橄榄型。他说，可以认 为，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并不是合理的，这可以概括为两句话： 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过大，据统计，１９９９年在 全部劳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４４％左右。而１９９２年，农业就 业比重在英国为２％，在德国和美国为３％，在日本为７％，在韩国也仅为 １７％。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目前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 人口所占比例仅为１５％左右。报告称，这直接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较为不平等。对造成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滞后的深层原因，报告认为是呈自发性状 态，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滞后和缺位。报告分析说，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 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 应当以公平为目标。这需要国家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要注意制定相应的适 于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社会政策，因为经济政策不能替代社会政策，也 不能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是，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而资料显 示，１９９６年，占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４０％的富有阶层所纳税额占全 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比例，还不到１０％。报告据此认为，在社会阶层分化 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也阻碍了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其中最 突出的是户籍制度，它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的机会不公平状态。报告指出，目前，有关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其他各阶层在现代化 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地位，各自利益的表达和保障，以及相互利益的 调节和协调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清晰、具体且符合公正原则和现代化社会阶 层结构需要的说明。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竟应当是怎样的，究竟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如何培育这样一种阶层结构。这样一种基本思路的欠缺，不仅难以真正澄清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各种思想认 识，也导致了一些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明，导致了社会政策的摇摆不定和严重 滞后。陆学艺强调，听认自发性不行，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应该成为今后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藉此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体系。各阶层共赢报告认为中国现在社会各阶层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关系，因为 作为阶层而存在的各社会集团，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报告指出：现阶段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代不同：已经不是为了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为了实现 各阶层共赢。为此，有４个重大现实问题被认为需要认真回答：一是关于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谁是主导阶层的问题。报告认为，现代社 会阶层结构的主导阶层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阶层、私营 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二是关于社会中间阶层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三是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的问题；四是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理解工农联盟的问题。报告认为，对于工农联盟这个概念，应当根据新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特征加以扩展 或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来说，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农联盟，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合作和 联盟。陆学艺说，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稳定的、开放的、有活力的，各阶层 可以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 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