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案的申诉状

故意伤害案的申诉状（精选6篇）

篇1：故意伤害案的申诉状

故意伤害案的申诉状

申诉人：**，男，汉族，小学文化，19**年*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邵东县九龙岭镇财神村9组8号，身份证号码：43052119490******，电话：0739-22******。

申诉人不服邵阳市中级法院湘05号刑申2号通知书，继续申诉，直到得到公道为止。

申诉请求：

1、撤销(2016)湘05号刑申2号通知书。

2、宣告申诉人无罪。

事实和理由：

第一、邵阳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避重就虚。理由如下：

总观本案，关键直接证据就是两个证人说他看到了申诉人打了“受害人”，但是这两位证人在公安机关问话、律师调查取证、法庭审理发问的时候做出了不同的说法。在法庭上，对律师的发问闪烁其词，回避律师的正面问题，关键地方有做假证的嫌疑，最后被法官问他们不一致的地方以什么为准，两个证人都说以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为准。现就这两个证人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不具有客观性阐述理由;

(一)关键证人的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理由如下：

1、证人的证言自相矛盾，两证人对同一主要事实的叙述不一致，和其他证人证言和“受害人”自己的称述也不一致。

A、证人张三(又名郑**)的证言：

12月1日的自述材料：打的方式：一掌一脚;打的次数：一掌，一脚，二次; 拖得的方式：倒拉往后托;证人承认该材料为他所写。4月2日的证言：打的方式：一拳，脚是直接踏“被害人胸口”;打的次数：一拳，脚踏了几脚记不清了;打的位置：胸口;倒地的方式：仰面倒地;拖得的方式：拿起双脚往后托;距离案发地距离：4.5米;对案发地地形的称述：凹凸不平，没有石板;对于“被害人”是否倒在石板上：称不是倒在石板上;对申诉人“被害人”另外一个当事人位置的称述：“被害人”站在两人中间，用两只手分别挡着他们两个人;对“被害人”致伤原因：认为是申诉人打的;

法庭发问的证言：辩护人多次问还有其它行为吗?都没有说申诉人用脚踩踏“被害人”胸口。

B、证人李四的证言：

2012月4日的自述材料：打的方式：一掌一脚;打的次数：一掌，一脚，二次; 拖得的方式：倒拉往后托;双方脱离的方式：为证人扯开。204月2日的证言：打的方式：拳打，脚是直接踏“被害人身上”;打的次数：二拳，踏了两脚，四次;打的位置：身体侧面;倒地的方式：侧面倒地，一只手被身体压着，一只手撑着地面;拖得的方式：拿起双脚往后托;距离案发地距离：面前;对案发地地形的称述：小斜坡，地平算可以，没有石头;对“被害人”致伤原因：认为是申诉人打的;

两个证人在公安机关、律师、开庭审理的时候证言不一，同一个证人在主要事实前后说法不一致，两个证人之间对同一主要事实的叙述也不一样的啊。打的方式，打的次数，倒地的姿势，案发地形的叙述，拖脚的方式是拖一只脚，还是两只脚都不一致。“受害人”自己的陈述和证人的证言说的也完全不一样，“受害人”的第一次陈述说是拳头打在左胸口，第二次陈述为拳头打在左腋窝下面一点;次数为第一是一拳，第二次是多拳;倒地姿势为仰面倒地;用脚在胸口踏了多脚。但是相同的地方是都认为伤是申诉人打的，带着主观臆断的证言怎么让人相信。

2、两个证人都有作假证的地方。

(1)、证人自己提供的“自述材料”和公安机关的问话笔录不一致;

(2)、律师发问的时候，两个证人对双方见面的地点、见面时间、见面打没打招呼，说法完全不一样。证人郑佰满说是夜晚九点见的面，见面地点是在院子里，见面时李四主动和他打招呼。证人李四说的是见面时间是下午四点，回家时候就见面了，见面的地点是在他打牌的房间里，他没有和证人郑佰满打招呼。

(3)、证人当庭说下午四点骑摩托车回家，回家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左右，而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中还在家里吃了中饭。

(4)既然是回家吃豆腐饭，按照申诉人当地的习惯是一定要送礼的，但是被律师问道是否送礼，总是回避不答，说这是个人隐私，因为我律师手中有该送礼人家的记账清单，如果说就会当庭穿帮。

3、这两个关键证人都和“受害人”具有某种利害关系，无法客观的反映情况。

张三和*佰满是亲兄弟，这是客观事实无法否定。张三说“被害人”王五认他们的父母作干爹干妈，这在张三的问话笔录中有记录，但是郑佰满故意隐瞒不说，反而说自己和双方之间没有亲属关系，意欲还在?李四和郑佰满系亲叔侄关系这也是客观事实，虽然这在案件中没有反应。就是这些和“被害人”有某种利害关系的人都说看到了申诉人怎么打伤“被害人”的，而其他所在场的人却没看到，我想这是有蹊跷的。已经被证明说谎的证人，他所说的其它证言也无法保证都真实，所以说，这两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无法客观反映事情的真实情况。

(二)、“受害人”自己的陈述自相矛盾，和证人的证言也不一致。“受害人”在年9月10日的称述说申诉人一拳将他打倒仰面倒地，拳打在左胸口位置，倒地后申诉人还用脚在“受害人”的左胸口踏了几脚，具体多少脚记不清楚了。而在2010年9月22日被打的位置却变成了左腋窝下面一点，踏就改成踏在身上其它地方了。“受害人”自己说位置是和申诉人是面对面，证人说郑佰满说是“被害人”站在申诉人郑伯胜和当事人郑白云两人中间，用两只手分别挡着他们两个人，是申诉人正面对着“被害人”的侧面。

第二、鉴定鉴定不具有客观性。

1、鉴定机构收到委托鉴定的时间是为2010年9月17日，但是在2010年9月10日的问话笔录中就有该鉴定结论的案号(邵)公(法)鉴(活检)字【2010】1720号鉴定结论了，这明显不具备客观性。但是一审法院却认定该鉴定结论，理由是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这是“补签”，只要稍微分析，这又是一个弥天大慌，分析如下：9月17日接到委托，鉴定结论作出的时间侦查机关补正为9月三十日，一审法院也认定为是这个时间，这还是重新陷于原来的困境，因为假的就是假的，不管你怎么掩盖，都是假的。只是原来在鉴定结论作出前20天就出现了，这样用“补签”来修正为在鉴定结论作出十天前出现，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吗?还不是先有孩子后有老子的错误逻辑。这样的不具备客观性的鉴定结论认定为有效，跟最高院沈德咏说的“宁肯错放，不肯错判”是背道而驰了，请二审法院仔细阅读这两个地方，认真对待这两个地方。(请领导重点关注这一重大逻辑错误的情况)

2、鉴定机构不具备鉴定资质。一审法院用鉴定人的证言来证明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具备鉴定资格，这申诉人不说这样的逻辑对于错，只说如果你这样证明了，申诉人无话可说，说鉴定机构登记证书处于换证时间，鉴定单位可以到该机构登记机关开具在该鉴定时候确属换证，并有资格的证明，鉴定人的资质情况和鉴定机构的证明方法相同，为什么拿不出来?推断可知没有啊!说白了就是证件换发过程中怎么证明自己的.资质行为，鉴定机构拿出的是后面具备鉴定资质，一审法院绝对不会分不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什么目的吧，那为什么还要这样认定了，是无法排除合理性怀疑。

3、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质。公安机关提交的这些资格证明是不合法的，理由见辩护意见第三条。现在先假设这是真的，这些资质可以证明什么?只能证明其中的两位鉴定人人在做出鉴定的时间内具备鉴定资格，其他两位鉴定人在做出鉴定的时候不具备鉴定资格，这还不排除有资格的两个人是否受到停业整顿等暂时不具备资格的特殊时间，没有证据证明鉴定书上签名的鉴定人在做出鉴定结论的时候都具备鉴定资质，

4、鉴定结论做出的依据不客观;致伤原因病历上明显记录为患者自己不慎摔伤所致，鉴定结论上却将致伤原因记录为被打伤所致。鉴定人不依据客观材料进行鉴定，而是另外依据被鉴定人的称述说明来进行鉴定。患者本来就有旧伤在身，鉴定结论却没有对这伤是新伤还是旧伤进行分辨，无法令人信服。鉴定时间为2010年的9月33日，一个涉及到罪与非罪的鉴定结论，这种工作态度做出的鉴定结论怎么让人信服。

所以该份鉴定结论不具有客观性，且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依据的资料不客观，因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三、该案两个疑点无法有合理解释。

1、被害人在检察院、法院都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不要赔偿主动放弃?还是自知理亏不敢面对?还是另有隐情?无法有一个合理的解释。2、报案寻求公力救济的是申诉人，而不是“被害人”，案发时间是2010年9月9日下午四点左右，而“受害人”治疗却在2010年9月10日中午12点30分才到医院治疗，既然是被人打伤，为何迟迟不去就诊，为何愿意自己承担所有的治疗费用而不找致害人索赔了?无法有合理的解释，逻辑指向一个结果，那就是栽赃陷害，惹火烧身，不敢面对了。

第四、邵阳市人民法院程序违法，用非法证据作为定案依据。

两次补充侦查后侦查机关自行侦查所搜集到的材料不具备合法性，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三款和第四款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做出了相同的规定。没有法律授权补充侦查两次之后，原来的侦查机关还可以自行继续侦查，也没有授权检察院可以继续侦查，所以侦查机关提供的20做搜集的赵**证言、李四证言、杨**证言、仇**证言、王五陈述、鉴定机构的资质证明、鉴定人的资质证明、补签错误情况说明都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综上诉述，指控申诉人犯罪的证据不充分;鉴定结论不具备客观性;关键证人的证言自相矛盾;两个证人之间的证言对主要事实的称述都不一致且和“被害人”陈述不一致;证人在作证时说谎;第二次退补后，侦查机关继续再行侦查搜集的证据不合法;“受害人”不寻求经济赔偿且不报案无合理解释;因此检察院指控申诉人故意伤害罪的指控不能成立，请还申诉人一个公道。

此致

湖南省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

20**-6-6

篇2：故意伤害案的申诉状

申诉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不服石首市人民法院()鄂石首刑初字第00145号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申诉。

请求事项：

请求贵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2条之规定，撤销石首市人民法院(2012)鄂石首刑初字第00145号刑事判决,依法重新审理此案，宣告申诉人无罪。

事实及理由：

一、本案基本事实

8月8日上午9时许，申诉人店面因电路问题，请电工进行维修，因维修需关闭总闸，受害人李某某不仅不同意，还对申诉人咒骂，指责其不该关闭电闸。后申诉人与李某某论理，并告诉李某某，以后各走各路，李某某不得到申诉人这边来，申诉人也不到李某某那去。汪某某听后就冲到申诉人摊位上与其斗狠，并扬言 “老子偏要走”，于是申诉人将手中切千层饼的菜刀在自己的摊位上拍了两下，想以此吓住汪某某等人，谁料汪某某就动手推打申诉人，申诉人就随手将刀扔在自己的摊位旁边(路边，注：申诉人店面居中，左边是李某某店面，右边是蛋糕店店面，申诉人当时面向李某某店面，李某某在自己的摊位上，申诉人右手握刀，右手边是马路，申诉人店面距马路4—5米，摊位摆放于门面外，距马路约2米左右，因此申诉人随手扔掉刀，菜刀就落在路边或摊位边)，用夹千层饼的架子打了汪某某后背一下，进而汪某某一家6人就对申诉人夫妻二人大打出手。汪某忠抱住申诉人的头，汪某某抓申诉人的睾丸，申诉人的上衣及短裤均被撕烂，脸部也受伤变色，申诉人爱人周某某与李某某及李某某的女儿、侄女扭打在一起。申诉人艰难的挣脱出来后见一烂仔从对面冲过来，申诉人慌忙之中随手拿起自家的太阳伞伞柄朝距离其最近的李某某扔去，随后高师傅拦住了申诉人，看到李某某坐在地上抱着腿，腿部有伤。

并且根据证人陈某某及周某某供述，案发现场至少有2把菜刀(陈某某供述有两把，一把有血，一把无血，周某某供述有三把，一把有血，另外两把无血，申诉人的菜刀无血)。

二、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疑点重重

1、作为本案关键物证的“菜刀”及被害人李某某的伤口，并未对此进行痕迹鉴定

在本案中，根据证人陈某某及申诉人妻子周某某供述，案发现场有3把刀，一把刀有血迹，另外两把均无任何血迹。因此，在本案中，有三个疑点：(1)这三把刀是如何被带到现场的?申诉人的一把刀是其自己扔在现场的，那么另外两把刀又是如何被带到现场的?原审判决对此并无证据证明，这也是侦查机关的程序错误。(2)这三把刀分别是谁的刀?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把刀是张某某的，但另外两把刀是谁的?对如此重要的事实，原审判决并未证据证明。(3)造成李某某腿部受伤的究竟是哪一把刀?根据本案事实，现场有3把刀，只有一把有血，而申诉人的菜刀无血，很显然李某某腿部的伤并非申诉人的刀所致，那伤害李某某的究竟是哪一把刀?在原审判决中，并没有关于伤口与菜刀的比对、痕迹鉴定，很显然对于李某某伤口究竟是哪一把刀所为并不清楚，但原审判决却武断的认为是申诉人的刀所致，这是何其的草率。

原审中，侦查、公诉及审判机关对该部分事实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违反了侦查、审查起诉程序，判决结果与事实不符，该案并未排除合理怀疑，无法达到认定犯罪唯一的证明标准。

篇3：故意伤人(未遂)还是故意伤害?

一、基本案情

2012年8月27日凌晨一时许, 被害人沈某、李某与王某、时某在某县城“凤池苑”住宅小区租乘被告人夏某驾驶的“飞虎”牌客货车行至该县某镇后, 两人因车费发生争执, 夏某负气将车驶回原处, 王某下车打电话向他人求助, 沈某、李某等人应王某请求租乘张某的出租车来到夏某停车处, 分别用拳头殴打夏的面部, 被劝阻后王某等一行人向张某停车处走去, 这是夏某驾驶车辆调转车头, 快速撞去, 直至撞到张某的出租车上才停下来, 致尚未上车的沈某、李某受伤。后经法医鉴定:李某的左上肢及沈某的面部外伤均构成轻伤。

二、分歧意见

在该案诉讼过程中, 对夏某的行为定性存在不同认识:

第一种观点认为:夏某在闹市区驾车撞人, 其行为危及到了社会公共安全, 构成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夏某与王某等人因车费发生争吵后, 王某找来他人对夏某实施殴打, 夏某对此未正确处理, 而是调转车头将准备上车的沈某、李某撞成轻伤, 夏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夏某与他人发生纠纷并遭他人殴打后, 故意驾驶机动车撞击他人, 致二人轻伤, 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未遂) 。

三、诉讼结果

一审法院支持公诉机关的意见, 以夏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未遂) 提起公诉, 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 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定夏某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四、分析意见

笔者认为:夏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未遂) 。理由是:

(一) 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或过失地实施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司财产安全的犯罪。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的公共安全, 这也是本罪的突出特点。本案中, 夏某与王某发生纠纷并遭他人殴打后, 故意驾驶车辆撞击他人, 其行为针对的是沈某、李某、王某、涂某和周某, 即其对象是特定的人。虽然案发现场处于闹市区, 但案发时正值深夜, 除被害人及王某、涂某、周某外, 现场并无他人。夏某的行为并不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 并未危及到公共安全。笔者以为持第一种观点认为夏某的行为构成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能成立。

(二)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本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他人的健康权利, 本罪的主观要件要求行为人具有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而本案中, 夏某与他人发生纠纷并遭他人殴打后, 驾车快速冲向他人, 并喊到“撞死你们”, 从主客观方面足以认为其具有杀人的故意。因而认为夏某故意伤害罪值得商榷。

(三) 对被告人夏某宜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未遂) 。

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生命权利, 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故意的内容不同。要查明被告人有无杀人的故意往往不能只凭口供, 而要全面分析案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 通常要考虑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如何, 案件的起因如何, 使用的工具或手段, 犯罪后表现等等。本案中, 从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及犯罪行为发生的起因看, 被告人夏某是在与他人发生纠纷并遭受他人殴打情况下驾车撞人, 其犯罪动机是报复他人, 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从被告人使用的工具看, 夏某驾车调头快速冲向他人, 足以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 完全有理由期待他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 并且, 夏某在驾车撞人时喊“撞死你们”;从被告人犯罪后的表现看, 夏某驾车撞倒他人后不闻不问, 弃车而逃。综合以上事实证据, 足以认定被告人夏某有杀人的故意, 由于夏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属犯罪未遂。

摘要：本文从司法实践中的一起案例为依据, 通过实例就故意伤人 (未遂) 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从法理上进行了论述。以法理为依据结合实际, 辨析了故意伤人 (未遂) 与故意伤害罪, 以期对司法实践提供一点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故意伤害,未遂

参考文献

[1]张明楷.故意伤害罪探疑[J].中国法学, 2001 (3) :117-132.

[2]汪红飞.故意伤害罪若干争议问题探讨[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06 (4) :74-77.

[3]程兵, 朱林兵.试论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J].传承, 2007 (5) :87-89.

篇4：故意伤害案中的防卫行为如何定性

[关键词]故意伤害；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定性

一、案情简介

2013年6月18日23时许，李某成到县城某酒吧玩，在结账离开时因醉酒不小心将一瓶酒碰翻，酒水溅到同在酒吧饮酒的林某、陆某、周某等人的衣服上，李某成未作任何表示即离开。林某等人非常恼怒，赶出酒吧大门将正准备驾驶摩托车离开的李某成拦下，并与李某成发生争执，陆某将李某成连人带车踢倒在地，后三人上前对李某成拳打脚踢，李某成被殴打爬起后拿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朝陆某福身上乱捅，将陆某福的胸部捅伤。陆某福受伤后被送到医院抢救，于2013年6月22日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二、分歧意见

本案中，针对李某成如何定罪产生分歧，主要分歧有如下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林某、陆某、周某因被李某成无意中弄脏衣服而围殴李某成，李某成在其人身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用刀捅不法侵害人，系为了使本人的人身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其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

第二種意见认为，林某、陆某、周某因为对李某成的行为不满，产生愤怒的情绪而殴打李某成，只是一般的侵害行为，李某成基于此予以还击，随后拿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将人捅伤致死，应该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

第三种意见认为，林某等三人同时围攻殴打李某成，这种行为对李某成而言是正在实施的不法侵害，但只是一般的殴打，侵害的强度并不高，危险程度并不紧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某成虽然有防卫意思，但其用随身携带的刀具将陆某捅伤，并造成了死亡的重大损害后果，则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

三、评析意见

笔者认同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成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涉嫌故意伤害（致死）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一）李某成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刑法》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正当防卫是为制止不法侵害人的侵害行为而采取的反抗或抵制措施，防卫行为的实施需要有限度约束，明显超过一定限度并因此造成重大损害结果的，属于防卫过当。但是只有对不属于“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不法侵害行为进行防卫，并因此给不法侵害人造成重伤或死亡后果的，才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形。

防卫过当的首要条件是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在遭受不法侵害时，被侵害者根据被侵害的法益性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强度和紧迫程度采取相应的防卫行为，若防卫行为明显超出了足以制止不法侵害的必要限度，则显然缺乏必要性。也就是说，只有当被侵害者的防卫行为能明确地认定为超过必要限度时，才可能成立防卫过当，超过必要限度的程度较为轻微的防卫行为则不属于防卫过当。

造成重大损害，一方面意味着防卫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与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损害相比，防卫行为造成的损失过于重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只有在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形下，才有可能构成防卫过当，只造成一般损害后果的防卫行为不成立防卫过当，对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应当从侵害的强度、侵害的缓急、侵害的权益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不法侵害的强度，一般指行为的性质与危险性程度、行为对客体所造成的侵害结果的轻重及侵害的手段、工具等因素的统一。不法侵害的强度越大，防卫行为的限度约束就越松。不法侵害的缓急是指不法侵害的紧迫程度，不法侵害越紧迫，防卫过当的标准就应当越宽松。同时，防卫行为是否适当与适度，还应综合侵害或攻击行为的方式、侵害程度的轻重、侵害行为的紧迫性与危险性、保全法益与侵害法益等因素进行分析，并考虑被侵害人在面对不法侵害时采取防卫措施的客观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根据以上防卫过当的理论，结合本案分析认为：若陆某先动手将李某成连人带车一起踢倒在地，并对其实施殴打，那么对李某成而言，陆某的行为就是正在实施的不法侵害，但这种殴打行为也仅是一般的殴打行为。本案起因也很偶然，双方当事人之间素不相识也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即便是三人同时围攻殴打李某成，这种伤害行为也只是一般的殴打，侵害的强度并不高，危险程度并不紧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某成虽然有防卫意思，但其用随身携带的刀具将陆某捅伤并造成其死亡的重大后果，则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所以，李某成的行为成立防卫过当。

（二）李某成的行为不构成特殊防卫

成立特殊正当防卫的首要条件是，防卫行为作用的对象必须是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需要注意的是：1.不适用特殊正当防卫的情形有对于非暴力犯罪、一般违法暴力行为、轻微或一般暴力犯罪实施防卫行为的情形，但此类情形中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只是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进行防卫，才不存在防卫过当。2.条文中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主要是对暴力犯罪的列举，关键在于该行为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行凶”是指行为在杀人目的与伤害目的之间界限不明，但有极可能造成他人严重重伤或者死亡后果的行为，因此，对于因遭受暴力造成一般重伤的，不应该囊括在在“行凶”含义之内。3.并非对于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都可以采取无限制无约束的防卫行为，只有当这些暴力犯罪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时，才可能成立特殊正当防卫。此处人身安全的范围，应仅指人身生命安全与重大的身体健康安全。暴力犯罪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仅是一般性的，即造成严重重伤或死亡结果的危险性并不紧迫时，不在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范围之内。

某些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是刑法所规定的行使特殊防卫权的前提条件。从本案现有的证据分析，本案中三人共同殴打李某成的行为，并非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换句话说，本案的侵害行为，并不是法条中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本案中，林某等三人的行为，只是因为不满而殴打李某成，其殴打行为根本不可能造成李某成重大的人身伤亡，所以不能说这种一般的殴打行为是紧迫的、严重的危及人身安全的重大不法侵害。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特殊防卫与一般正当防卫的区别在于：特殊正当防卫只能以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為作用对象；而一般正当防卫的作用对象则是需要防卫的任何犯罪与其他一般违法行为；不能将刑法规定的“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理解得过于宽泛，使特殊防卫与一般正当防卫发生混同。

综上，笔者认为本案中起因偶然，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无深仇大恨，陆某仅因被李某成无意中弄脏衣服而将李某成踢倒在地并实施了殴打，这种殴打只算得上一般的侵害行为，即使是林某、陆某、周某三人同时围攻殴打李某成，也只能算是一般的殴打行为，而且这三人也只不过是想教训一下李某成而已，并非希望造成对方重大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可见不论是陆某或是他们三人一同对李某成进行殴打，都只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殴打，并不是情况紧迫、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侵害行为。因而李某成虽然有防卫的意思，但持刀将陆某捅伤，最后导致陆某死亡，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害后果，则明显超出了必要的限度。笔者认为李某成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涉嫌故意伤害（致死）罪。

四、结论

回述本案，之所以对被告人的犯罪定性有很大的分歧，关键在于我国现行刑法对防卫过当的认定上存在一些尚未明确的标准，导致在遇到这一特殊情形时相关司法实践操作碰到尴尬。

依照我国现行刑法，防卫过当必须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防卫行为，虽然我国司法解释已经指明，必要限度是指足以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而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是指一般人能认识到其防卫程度超过正当防卫所需的必要程度，但是对正在遭受不法侵害的受害者来说，采取防卫措施的强度受其当时的恐惧程度和自身本能及情绪等因素所影响。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多数当事人内心是充满恐惧和惊慌的，此时被害人容易将危险放大，会产生只有将不法侵害人完全制服才能得以脱身的心理，在此心理下，会对不法侵害人进行反击致其重伤甚至死亡。当受害人受自身求生本能或激动情绪影响时，也会产生上述心理，最终做出符合心理安全防线的防卫行为。因此，如何在此类案件中平衡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如何正确裁量当事人的防卫行为是否过当等问题仍应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究。

篇5：故意伤害案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因对某市市某中区人民法院(2014)吴刑初字第008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某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苏中刑终字第0006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不服，现提出申诉，申诉请求如下：

依法撤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一、二审错误判决，对本案立案重审，依法改判申诉人无罪，或以过失犯罪减轻对申诉人的刑罚。

申诉理由：

申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裁定认定的被害人陈某左胸部贯通伤，是否客观存在，本案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假设该损伤存在，也并非申诉人所造成。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被害人陈某左胸部存在所谓“左胸腹部贯通伤”伤口

(一)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具的被害人陈某入院记录、手术记录、死亡记录等病历材料存在为减轻其医疗事故责任而故意夸大陈某原始伤情，杜撰被害人陈某存在“左胸腹部贯通伤”的可能性。

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具的被害人陈某手术记录，明确记载被害人胸腹部锐器贯穿伤表皮伤口长度3cm，膈肌伤口长度4cm，胃前、后壁各有一长度3cm的伤口。如果该伤口确实存在，属于一次性造成的贯通伤，怎么可能造成四处伤口从外到内第一处、第三处、第四处长度一致而唯独第二处宽出1cm的情况?这明显违背自然常识，从力学和医学上是无法解释的。

原审已经依照在案证据查明并确认，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接治被害人陈某时，存在严重的医疗过错，是导致陈某最终死亡的责任人之一。基于上述因素，在医疗过错发生后，该医院完全存在在有关病历材料中刻意夸大陈某的原始伤情程度并借此减小自身过错程度的行为动机，且完全有可能实施该行为。

(二)有关证据和事实显示，不能排除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医学鉴定意见书对被害人伤情的检验鉴定意见受到了利害关系的干扰而配合医院一起作假。

1、鉴定违法鉴定规程，不依法对尸体表面的伤情和损伤内脏器官的伤情进行拍照固定，导致不能提供证明被害人是否存在“左胸腹部贯通伤”的客观证据。

依照司法鉴定法医尸体检验的规程，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时，必须对尸体表面的伤情和损伤内脏器官的伤情进行拍照固定并应作为鉴定意见书的附件置于鉴定意见书之中，这是强制性的要求，在司法鉴定实践中，也是常规做法。

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陈某法医鉴定书违反公安部《法医学尸表检验GA/149-1996》、《法医学尸体解剖GA/T147—1996》鉴定规程，在进行尸表和尸体检验时，没有对尸表的完整情况和身体和内脏器官的损伤部位进行拍照固定，不能客观地反映检验时尸表和内部器官损伤情况，由此更加导致陈某身体受伤的部位及损伤程度究竟如何成为谜团，由此也更加令人怀疑其鉴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排除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医学鉴定意见书对被害人伤情的检验鉴定意见受到了利害关系的干扰而配合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起作假的可能性。同时该鉴定意见违反鉴定规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第(五)、第(六)项的规定，不得采信为定案根据。

2、因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接治被害人陈某过程中发生重大医疗过错导致陈某死亡，其对鉴定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事实上公安机关当时委托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对被害人死因进行检验鉴定是错误的，鉴定不能保证客观独立性。

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某市大学直属医院，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是某市大学直属的法医鉴定机构，其人员直接来源于某市大学直属的几个附属医院(包括第一附属医院)。基于这一重大的`利害关系，公安机关委托某市大学法医鉴定所对被害人陈某尸体进行死因鉴定，完全不能排除某市大学法医鉴定所受利害关系干扰在司法鉴定过程中对体表和体内的实际伤情进行虚假记录的可能性。如前所述该鉴定意见书违反鉴定规程不肯附上伤情照片即是明证。二审阶段，在被害人家属及法院均承认被害人尸体没有火化仍在冷冻保存的情况下，申诉人及其辩护人多次书面申请对被害人尸体伤情及其死因进行重新鉴定，均遭拒绝;同时多次申请检察机关和司法鉴定所提供尸检伤情照片，最终也没有提供，在鉴定意见存在上述严重瑕疵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竟断然做出维持原判的裁定，实属不该。

(三)某市医学会的医疗损害意见书仅仅是依照医院病历做出的医疗过错程度出具的鉴定意见，并没有对被害人陈某的尸体及其伤情进行检验鉴定，不足为据。

(四)申诉人当时是右手攥着刀子挥舞的，刀刃朝上，从右手虎口处出来，由于陈某身高1.89米，而申诉人只有1.65米，在双方面对面站立的情况下，双方巨大的身高差距决定了申诉人的动作不能造成陈某左胸部由上而下的左胸腹部贯通伤。

(五)在场证人姜某在其在派出所所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证实，在申诉人拔出刀子向围在他身边的人挥舞的时候，他看见孟某的腹部被刺中，还看见陈某的左手大臂流血了，没有看到陈某身上还有其他地方受伤。依照申诉人当时持刀的姿势，申诉人挥舞刀子造成姜某左手大臂或左肩部受伤是可能的，但绝不会造成陈某左胸部由上而下的左胸腹部贯通伤，姜某的上述证言可以证明申诉人没有造成陈某左胸腹部贯通伤。

(六)在场证人孟某、周某的证言以及姜某的第三次证言所提到的申诉人持刀捅刺陈某的身体部位是腹部，而不是左胸部，这与有关病历所记录的伤害部位均不符。除非他们之间在作证时存在串通、被逼迫或者被诱导，否则他们作证时一起犯错并且犯完全一样的错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陈某最先去就诊的某直医院当晚的值班医生尹某，其当晚接诊陈某，为陈某伤口做了较为细致的探查，他理应对陈某究竟伤在何处十分了解。但是，其出具的证言中竟然也说，陈某伤在腹部。尹某大学本科毕业，是某直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如果陈某伤在胸部，依照他的专业素质不可能说成是腹部，因为人体部位的区分对每一名职业西医来讲都是基本常识，断不应该错。由此足以证实，这些证人证言的内容不客观，存在极大的事先串通或遭诱导的可能性，根本不足采信。但原审判决根本不去审查证据本身的巨大疑点，照单全收，一律作为对申诉人定罪的根据，刑事认证规则荡然无存。

综上，原审认定被害人陈某存在左胸腹部贯通伤是错误的，错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却予以认定。

二、退一步讲，即便假设该损伤存在，也并非申诉人故意造成，不应定故意伤害罪。

前面已经说明，在场的有关证人证言称申诉人捅了陈某的腹部，与陈某实际受伤的部位不符，因此，据此不能认定陈某左胸腹部贯通伤系由申诉人捅刺造成。

正如申诉人在原审过程中一直供述的，当申诉人在空间极为狭小的厨房内遭到以陈某为首的四个人围殴时，为了自卫，用右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刀子朝着围殴自己的人乱挥，想逼退对方。

挥了几下后，就被陈某一方参与殴打申诉人的周某抓住胳膊控制住了。正如证人姜某第一次证言所证实的那样，申诉人判断，陈某左肩部的刀伤有可能系申诉人在挥舞刀子时造成，但如果在此时此地被害人陈某真的产生了“左胸腹部贯通伤”的伤情，也不可能是申诉人挥舞刀子的动作所导致。联系在案证据和当时的客观情况，申诉人认为只有在申诉人与周某夺刀时才存在造成陈某该伤情的可能性。

在案的以下基本事实和证据情况可供佐证：

1、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法医鉴定书和住院病历，显示被害人陈某左胸腹部贯通伤位于其左胸下约4厘米，锐器的锋刃穿过肋骨缝隙由上往下穿过膈肌刺穿胃部和小肠系膜。

2、在案证据确定无疑地显示，在申诉人掏出刀子作出“乱挥”等动作后，周某上前右手抓住申诉人手中刀子的刀刃，然后用左手抓住申诉人的右手腕，并用力把申诉人持刀的手往背后拧，两人夺刀过程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周某的后背在争夺刀子中还被刀子扎伤。申诉人握刀的右手伤情显示，其右手拇指指腹一处环形划伤、右手食指背侧一处划伤、右手中指背侧一处划伤，依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这些伤情都应当是在与周某争夺刀子时造成，而这些伤情的位置和状态足以证明：申诉人当时右手握刀的方式是刀锋向上刀刃自虎口和食指根部向外延伸。

3、法医鉴定书显示被害人陈某身高1.89米，申诉人身高只有1.65米，两人身高有24厘米的差距。也就是说，申诉人是一个小个子，而被害人陈某则是一个典型的大个子，两人身高相差24厘米。

4、厨房内的空间十分狭小，只有三四平方米左右，里面站了六个人。其中，吴某边上用刀逼着姜某，周某在和申诉人夺刀相互扭扯拉锯，孟某在用菜刀和板凳打击申诉人，陈某当时理应站在周某和申诉人背后比较靠近的位置，当时其左肩部可能已经受伤。

5、陈某医院抢救笔录明确记载，陈某当晚严重醉酒。

6、作为陈某一方的证人，周某、吴某、孟某证言在叙述申诉人先捅的陈某还是孟某、怎样捅的陈某的事实时存在明显的不一致。证人姜某的第三次证言是在被公安机关非法留置在派出所三天三夜后所做，且姜某不识字，无法核对笔录，其该次证言未讲明原因就颠覆了其第一次证言的内容，不足为据。

从以上事实和证据情况综合分析，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既然申诉人和周某相互扭扯争夺刀子时，刀子能将周某的后背刺伤，说明两人在夺刀时持刀、夺刀的手是举过头顶的，否则就不会刺伤周某的背部，同时周某用力将申诉人的手臂往后拧，这就非常容易会刺伤周某的背部。周某身高1.73米左右，而站在他们背后的陈某身高达到1.89米，此时刀子所处的位置和走向也就能够造成陈某左胸腹部自上而下的伤情。而由于活动空间极其狭小，灯光昏暗，孟某、周某和申诉人都在自己周围做着极其剧烈的运动，陈某因醉酒和肩部受伤注意力和闪避能力严重下降，他被申诉人和周某拼命抢夺刀子刺中左胸腹部的几率非常高。同时由于周某和申诉人处在激烈的撕扯运动中，孟某也在一边拿菜刀和板凳对申诉人身上和头部进行打击，也会阻挡和妨碍其他人的视线和注意力，从而很难注意到陈某遭误伤的情况，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在。

以上是依靠在案的客观事实和可信证据能够帮助我们推导出来的唯一符合逻辑的致伤原因，除此以外根本不能找到其他任何可信的解释。

因此，即便假设被害人陈某存在左胸腹部贯通伤，即便是在案发现场造成，也不可能是申诉人故意捅刺造成，而极有可能是在周某与申诉人四臂交叉聚过头顶撕拉扭扯夺刀子时造成。即便是这样，申诉人也不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最多也只能以过失犯罪论处。

三、申诉人在面对以陈某为首的四人围殴，人身安全遭受严重威胁和侵害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顺手从口袋里摸刀自卫，由此对加害人造成损害的，也应当以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处断。

在案证据清楚地显示，申诉人被以陈某为首的四人围堵在空间狭小的厨房内，遭到围殴，其中，吴某还当场亮出了刀。在这种情况下，申诉人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子进行自卫，是顺理成章也是名正言顺的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的特征。二审庭审中，就连出庭检察员都明确承认申诉人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虽不构成正当防卫，但可以认定防卫过当”，但二审裁定书对此竟然做歪曲记载，不把出庭检察员的原话写上，但毕竟有庭审录像在案，可供查阅。

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申诉人认为某中区法院和某市中院对申诉人的原审一、二审裁判，在定罪的关键证据存在重大疑点，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悍然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申诉人有期徒刑十三年，是一个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冤假错案。申诉人对此至死不服，必将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申诉到底，直至案件纠正的那一天!请人民法院申诉、再审部门切实兑现“有错必究”的承诺，对本案立案再审，还申诉人一个公道!

篇6：刑事上诉状故意伤害

上诉人不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南二中刑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书之判决，特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贵院依法改判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南二中刑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书之判决，并给予上诉人减轻处罚。

上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王世海、王继谷、唐电兴等人见状，便赶到水利沟旁，朝水中仍砸石块”这一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朝水中仍砸石块”这一事实。理由如下

1.上诉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上诉人在侦查阶段共计做了三次《讯问笔录》，每次均没有承认自己参与了路上的拦截行为;当三位受害人黄嘉威、练政宏及肖晓璐落水后，更没有向河里投掷石块，只是在路边立足观看。

2.王贻森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这里首先阐述一个事实(细节)：案发时全部同案犯被王贻森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桥边上，其中有王贻森、王继谷、‘亚板”(王家胜)及“亚海”(王世海)，即王贻森与三个海口人(被告王世海、王继谷及王家胜)在一起;另一组在距离桥十米的公路上(黄文超家斜对面)，包括符新鹏、唐电兴、林冰及唐闻响等人。

在明晰上述事实后，再来分析王贻森在《讯问笔录》中的所言：2013年11月2日的《讯问笔录》“当时斜坡处的中间停放有填桥没有用完剩下的石块，我就用临高话对站在我旁边的那两个海口人说要是不行，我们就那石头来砸他们，站在我旁边的两个海口市人不懂听临高话，我就一个人拿起了脚下的一个石砖，我看了旁边的两个海口市人没有去拿石头，我就把手中的石头放在了地上。”中，他只提及到了身边有两个海口人，且这两个人均没有听从王贻森的话，没有向河里扔石头;依据后面同案人符新鹏的《讯问笔录》，可以确定这两个人是王继谷及王家胜，上诉人王世海不在其中，即不在案发现场。这也在他同日所做的《讯问笔录》中“问：第三人掉到河里后，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持石头或石块砸他们?答：我不清楚”得到证实。

结合案发时王贻森与上诉人在一起(分在一组)的事实，其《讯问笔录》中的供述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3. 符新鹏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在他的2013年10月31日第二次《讯问笔录》有这样的内容：“问：三个年轻人连车带人掉进水后是谁往水利沟砸石头的?答：我是听到亚海(王世海)、亚板(王家胜)说用石头砸，但我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用石头砸”。

2013年10月31日的第三次《讯问笔录》有这样的内容：“问：亚板、亚海两人去哪里了?答：我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应该躲在路边树林里了吧。”。

依据符新鹏的上述供述可明晰以下事实：1)案发时上诉人不在现场;2)他并没有亲眼见到上诉人“朝水中仍砸石块”;3)因为上诉人案发时不在现场，结合上述王贻森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案发时在他身边只看到两个海口市人”，就能清楚的得出如下结论：上诉人不可能参与拦截行为，也不可能向河里扔石块!

4. 王继谷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依据一审判决确定的王继谷供述：“我和唐电兴等人捡路边的红砖、石块向河里乱扔，并且我们全部都说砸死他们，有些人没有拿石头丢砸的，也跟着一起喊”，可以清楚地明晰以下三个事实：1)他没有见到上诉人向河里扔石块;2)有一部分人没有扔石块;3)依据上诉人、王贻森及符新鹏的供述，在没有扔石块的人群中就应当包括上诉人。

同样，结合案发时王贻森与上诉人在一起(分在一组)的事实，其《讯问笔录》中的供述也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5.唐电兴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1)他的供述与其他同案犯王贻森、符新鹏、王继谷的供述在上诉人是否实施了“向河里扔石块”这一事实上是不一致的;(2)他与王世海不是分在一组，因此，不可能了解上诉人从事了哪些行为;(3)依据他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问：你所在的`位置，旁边还有谁?答：天黑，我没有注意是谁比较靠近我”，案发当晚天很黑，以至于谁靠近他都看不清，又怎么能看清不是在一组的上诉人有向河里投掷石块的行为呢?因此，上述三个情节均证明他的供述“阿海也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往河里扔”是不可采信的。

6.唐闻响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同样证明他的供述“我还看到阿海、王继谷到桥边捡起石块往水里砸”也是不可采信的，理由同上(唐电兴的)。

依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经查，该事实(被告王世海参与在洋通桥拦路及扔石头)有被告人王世海及其同案犯王贻森、王贻谷、唐电兴、唐闻响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予以证实，故该辩解及辩护意见(关于被告王世海没有参与在洋通桥拦路及扔石头)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是完全错误的。

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量刑过重，应依法减轻改判。

1. 上诉人并不具有“朝水中仍砸石块”这一加重处罚情节，前已经详述，此处不再累述。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世海在被害人肖晓璐等人落水后持石头向其扔砸，在共同犯罪中行为的积极性及主观恶性相对其他从犯较大”是错误的。

2. 被害人对于自身的死亡结果应当承担部分责任，据此，应当依法减轻对于上诉人的处罚，理由如下：

(1)被害人落水前，存在以下事实：1)驾驶员黄嘉威载练政宏及肖晓璐两个人，属于违法超载，导致遇到紧急情况时处理不及时。2)车速过快(超过60公里每小时)，紧急刹车时，出现事故。

(2)被害人落水后，驾驶员黄嘉威在救起练政宏后，忽视了再救肖晓璐!他也没有告知及提醒其他人对肖晓璐进行施救，最终导致不会水性的肖晓璐不幸身亡。

据此，一审判决认定“对被告人王世海的辩护人关于被害人一方对本案的发生存在过错的辩护意见，据理不足，也不予采纳”是错误的。

3. 从上诉人归案后认罪态度来看。上诉人在第一次接受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询问时，就毫不隐瞒地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自始至终供述一致、稳定，没有丝毫的侥幸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上诉人一审时当庭表示认罪服法，重新做人。这些足以充分说明被告人认罪态度是积极和诚恳的。

依据上面一、二所述理由，上诉人犯罪情节并不严重，悔罪态度诚恳，有自认罪情节，系初犯、偶犯;且受害人存在部分过错。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对上述情节给予充分的考虑，最终导致量刑过重。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量刑过重。为此，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给予上诉人减轻处罚。

此致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