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浅析贪污罪（精选6篇）
篇1：论文-浅析贪污罪
浅析贪污罪
论文摘要
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早已存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上对其都有不同的记载。在现阶段，腐败作为社会恶性毒瘤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国际上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人类本身的劣性以及一些外界环境是促使这一毒瘤产生的主客观原因。严刑峻罚，加强法律、思想道德建设是对这种现象的标本兼治。
一、贪污的历史简叙
贪污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从人类出现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种现象就一直存在。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对其有着记载。
中国古代将贪污犯罪定为“墨罪”、“贪罪”，也称“赃罪”。在《辞源》中，“贪”字解作“爱财”，《春秋左传》杜预注：“墨，不洁之称”。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云：“贪，物欲也。”
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确立，为儆戒百官而制定了“官刑”，严禁官吏腐败风气的十种犯罪行为，谓之“三风十愆”。西周制定的《吕刑》，有“五过之庇”的规定，其中所列的“惟货”、“惟来”两种犯罪行为，就是专指贪污勒索，受贿吃请的腐败罪行。战国时李悝所著《法经》，其中《盗法》、《杂法》中有惩治盗贪财货、假借不廉、收受贿赂等条款。
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新生的封建皇朝，厉行法治，整肃吏治，严惩贪污，在出土的《云梦秦简》等资料中有相关的记载。
汉史记载有：“太子郭夫人弟为曲周县吏，断盗官布，法应弃市”的案例。东汉末年最大贪官梁冀，利用外戚势力专权，巧取豪夺贪贿，20年聚敛的财产价值达30万两。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臻于鼎盛的朝代，唐律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经济犯罪概括为“赃罪”6种：即受贿枉法，受贿不枉法，占所监管财物、强盗、窃资、坐赃。尽管唐朝的法律十分严密，但贪污之风依旧。如唐朝的大贪官杨国忠凭借杨贵妃的势力，巧夺无度。
宋朝的包拯惩治贪官污吏的事例人们从史书和戏剧里已有所闻，至今有口皆碑。如北宋时期的将军石延祚坐监包赃，被弃市；供奉官李继昭盗卖官船，被弃市等。
明太祖朱元璋来自社会下层，参加过农民起义，深知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在制定法律时，他严惩贪官污吏。但在洪武年间，工部待郎韩铎卖放木瓦匠土工，分卖木炭，钱钞入己，被处死列；管军卫吏范彦彰等55人重支、赏赐，均被诛杀。
清嘉庆年间查办的大贪官和坤贪赃8亿两之巨，超过清朝国库10年的总收入。正如我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王亚南所说的：中国官吏政治史“实是一部贪污史”。
二、我国现行刑法中贪污罪的概念及其构成
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贪污犯罪也呈现出愈演愈烈趋势。为有效打击这种犯罪，我国刑法对贪污罪作出了较科学而又完整的规定。
（一）、贪污罪的概念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二）贪污罪的构成
1、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本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也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其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是本罪的主要客体。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在这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二者缺一不可。
3、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具体包括两类人员：一类是国家工作人员。（1）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2）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4）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会发生侵害公共财产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
三、我国贪污腐败的现状及其危害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同腐败现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我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剥削阶段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短期内不可能消亡。对腐败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是很激烈的。
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财政预算科科长罗斌贪污1.56亿元，令人触目惊心；中国信托投资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包养了三个情妇。与一个情妇闹翻时，高就支付给该女所谓青春赔偿费23万元。为了过这种腐朽的生活，高森祥便在1988年6月至1990年7月的二年时间里，先后贪污贿赂，计港币191万余元、人民币55万余元。高也因此被判处死刑，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原中国土木建筑工程公司驻泰国办事处筹备组负责人刘国修，到了曼谷后，抵挡不了腐朽生活的诱惑，滋生了畸形的精神需要，把享乐当作人生追求的目标，经常光顾高档夜总会、歌舞厅，长期捧养十几个歌女。这种糜烂的生活需要巨额资金，刘国修就伸出黑手大肆侵吞公款，贪污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天津市某区劳动局原副局长原晋津，在任副局长后14个月内，到“东方之珠”等夜总会吃喝公款53万元，被以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原江苏农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前系江苏海安县委书记>某某利用公款300万港币和港姐一夜性交易，成为几年来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尽管政府因为是关于生活作风问题要求在新闻上三缄其口,但如此腐败程度确实触目惊心。这些案例举不胜举。
2006年1月18日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披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贪污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美圆在逃，其中有的已经潜逃国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可见贪污腐败危害了我国的建设，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国有企业资产大量流失。贪污犯罪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根据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统计资料，“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期，各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９８７５亿元至１２５７０亿元之间，占全国ＧＤＰ总量比重的１３.３％－１６.８％之间。
2、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学原理表明：投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有利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的合作与竞争日趋激烈，投资者一般以经济增长率作为其投资决策的基本依据。因此，人们除考虑市场、利润等因素外，还要求具有廉洁的政府、稳定的政局等条件。由于“贪污犯罪类似于一种不可预见的随机性税收”，必然严重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腐败和贪污受贿的程度越是不可预见，对投资者的影响就越大。“腐败对投资、人力资源配置、制度绩效、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都会阻碍经济增长，但腐败抑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机制是影响投资这个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3、3损害市场竞争规则。许多腐败分子常常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入股”，以股金、红利作掩护，隐藏非法所得的收入。从而使这些有“股金”注入的企业常常有大笔的“非法”资金，可以以大大低于市场标准的价格补贴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有些情况下，企业可以提供低于制造商成本价的产品，因此比从金融市场融资的合法公司更具有竞争优势。这就使得合法企业很难、甚至不可能和这些企业竞争，进而有可能导致把合法企业排挤出有关行业，严重违背了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
4、破坏按劳分配、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贪污犯罪“产生于权力资本，而权力资本自身具有迅速扩张的递进倾向和极强的示范效应，这是权力资本的形成所需成本极低而收益率却很高的特点所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贪污犯罪所体现的分配原则是按权力分配，即按权力大小和滥用次数的多少决定分配的原则，贪污所得往往与权力大小成正比。
5、减少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机会。一个国家内部如果总是涌现大量的贪污犯罪，将会腐蚀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使得人们无法根据利润来判断一个企业的业绩。长此以往，腐败分子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不良名声除减少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合法机会及其可持续性增长以外，还会吸引国际犯罪组织前来达到一些短线目标，这些都将对发展和经济增长起到妨碍作用。
6、危害公众安全。推进社会服务和进行公共建设时，若贪污则导致监管松懈，检验不严，便会严重危害公众的健康和性命。
7、影响政府运作。政府如不能有效的打击贪污，甚至连政府官员也知法犯法，这必然会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使政府的威信荡然无存，从而影响正常的工作程序，使政令无法切实执行。
四、贪污罪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新的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贪污犯罪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1、贪利性和渎职性相互交织。贪利性是贪污罪的主要特征，近年来，除贪利性外，渎职性也逐渐成为这类犯罪的突出特点。渎职犯罪和贪污犯罪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贪利性和渎职性相互交织。
2、犯罪领域日趋广泛。过去贪污犯罪发生在企业等经济部门，而近年来已向权力容易商品化的领域和部门扩展。近５年来，在全国反贪侦查部门共查办的１７万多件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的领域已经从过去集中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金融、海关等部门，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行业、领域和环节。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是贪污犯罪的多发点；金融、建筑等领域也逐渐成为贪污犯罪的高发区；以往较少发生贪污犯罪的新闻、文教、卫生等部门也呈增长的趋势。
3、犯罪呈群体性发展。近年来，随着管理和监督机制的逐步完善，腐败分子采用单独作案的手段已不易得逞，往往需要诸多环节的相互利用、相互协作，靠利益均沾的办法才能实现，这样，贪污案件呈群体性趋势，许多案件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案，带出一批，查处一人，揪出一群。在司法实践中，小案连大案，一案带多案的连环套，一人多案，一案多人，一人多罪，诸罪交织等现象尤为突出。
4、犯罪手段多样性、智能性。贪污犯罪的行为人一般社会地位较高、社会交际较广，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在作案前他们往往深思熟虑，作案手段呈现多样化、智能化趋势。例如：利用计算机技术的智能性和快捷性作案，大肆侵吞公款。
5、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犯罪案件增多。近年来，“担一把手”贪污犯罪现象比较突出。据官方公布的数据，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０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贪污贿赂案件１５９９８件，涉嫌犯罪的处级以上干部１万６千多人，其中，厅局级干部９３３人，省部级干部２５人。
五、贪污腐败产生的原因
1、生产资料由不同的人占有是贪污腐败产生的内在规律。
通观人类社会贪污腐败与反贪污腐败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当人类社会处于原始共产主义，即没有私有制的时代时，贪污腐败现象是不存在内；在绝对的私有制情况下，财产所有者也不会贪污自己所有经手管理的财物。在私有制与公有制并存的情况下，贪污犯罪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例外。而且在一个国家内所有制结构成份越复杂，贪污的犯罪发案率就越高。
2、个人的畸形需要导致贪污腐败。
人们的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都起源于需要，只不过前者的需要是合理的，而后者的需要是不合理的。而故意犯罪者的需要，则是一种畸形的需要。贪污犯罪行为也不例外。这种畸形的需要具有无止境性。大量的案例证明，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畸形需要是难有满足之时的。每一次违法行为得以成功，都只是暂时的欣慰。而非分的欲念象一团不灭的烈火，焚烧着这些人的心，不时地促使其犯罪动机一次又一次形成、强化，贪婪地攫取不义之财。这些人往往数次、数十次甚至数百次地作案，贪壑难填，有的金额达到了上亿元。如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财政预算科科长罗斌。畸形需要的无止境性不仅来自于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贪婪性，而且还有其内在的心理机制。犯罪心理学认为：“犯罪心理形成之后，在犯罪活动和犯罪生活中，一般情况下，它将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如果得不到切实有效的控制和帮助，这种过程就会继续发展，日益强化，这就是犯罪心理的恶性发展。”贪污犯罪对财物的非法占有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更多腐败者对财物的追求是为了满足畸形的精神需求。实生活中，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公然不顾社会伦理道德，寻觅情妇，供养“二奶”；有的甚至人格沦落，频频嫖娼。而要做这些事，满足自己无耻的低级的精神享受，就一定要有大量的金钱。从合法途经得来的钱，根本维持不了这种堕落的生活，于是就不得不动坏脑筋，从事非法活动，贪污受贿以供糜烂生活之用。
3、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转型社会内在的矛盾滋生了腐败。
分配差距拉大，贫富反差强烈，促使一些人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在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许多人勤劳致富。同时，也有些投机者或者钻国家政策漏洞，或者违法经营，成了爆发户。这些富起来的人，拥有巨额资产，过着舒适甚至是奢侈糜烂的生活。可是，这些富翁，往往没有更多的政治地位。出于各种目的，他们十分渴望接近政坛人物。而政府官员为了发展经济，也需要频繁地与这些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相对贫困化”的感觉。认为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比他们强，有什么理由他们能富，自己却拿低薪水守着清贫。正是在这种失衡的心理支配下，产生贪污腐败。
4、世界观、人生观扭曲。
为什么同样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到廉洁自律，而一些人却堕落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主观上。前者能加强党性修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确认识自己手中权力的属性，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而后者，放弃了党性修养，信奉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背叛了人民，将权力私有化。这样，腐朽的东西必然会趁虚而入，产生了畸形的需要。江泽民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改革开放还只是搞了十多年，有些干部、党员在考验面前就已打了败仗，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了，有的走到邪路上去了，有的甚至堕落成为社会的蛀虫和罪犯，归根到底就是这些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了问题。” 因此，可以这么讲，在当今社会中，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放松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就会腐败堕落。
六、用法律、制度、道德等手段严惩和预防贪污行为的发生
1、创立严刑峻法、重典治吏。
我国历朝历代在制订对官吏惩处的法律上看，都体现了以儆效尤的思想。其中明太祖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最具代表性，他亲自编制了《大明律》并规定了地方官贪污６０两以上的斩首示众并剥皮实草，对贪官实施极其严厉的惩处，之后他又编发了《大诰》、《大诂续篇》、《大诰三篇》和《大诰武臣》作为《大明律》的补充，也是“法外之法”，这些无不让贪官望而生畏，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保证了明朝近一百年的吏治清明。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对贪污的处罚相对显的太宽松。
我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同时具备“情节较重”时，才够得上立案标准。当然，这仅仅只是法律文本上的一个数字，司法实践中，更有一些地方擅自将贪污罪的立案数额提高到了1万元甚至5万元。将贪污罪与盗窃罪加以类比，不管是“贪”，还是“盗”，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都以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为目标。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贪污罪和盗窃罪还一同被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贪”与“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犯罪主体的不同。前者为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民众通常所理解的“官”；后者为一般主体，任何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构成，也可被理解成通常意义上的“民”。在刑事立法中，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但何为“数额较大”，刑法并未明确。最高法院于1997年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划出了“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范围。这就是说最低立案数额为500元。所谓“官贪五千，民盗五百”即由此而来。盗窃罪侵犯的仅仅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贪污罪却不仅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还严重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玷污了政府的声誉，但对比立案标准我们不难发现，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不能不说我国的法律对贪污行为是一种放纵。在西方一些国家只要你有贪污行为就构成犯罪，不问数额的多少。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反腐败公约，是否也应该和国际接轨，在立案标准上贪污犯罪完全没必要设立一个数字上的门槛。
2、建立高薪养廉和保廉银制度。
官员的贪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政府如果采用高薪的方式就会大大降低贪污的可能性。我国历史上的孝文帝就是高薪养廉较成功的例子。经济上的高薪也要有所限制，借鉴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成功做法，建立“保廉银”制度。将国家工作人员工资的一部分和预期的退休金逐月提取，单独建立帐户，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退休后的生活保障费从该帐户中支取，一旦国家工作人员触犯刑律构成故意犯罪的，一律予以没收，以此来遏止官员腐败的产生。
3、立法要与教育同步，法德并举。
法律再缜密，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再好的法律，也有漏洞。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在不断地自我教育和外在监督下，筑起拒腐防变的心理屏障，在法律的“缝隙”中自我约束，净化心灵，反腐法律约束机制和自身道德约束机制才能相互促进，反腐立法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反腐立法不可能完备，廉政监督还比较薄弱，更需要充分发挥反腐教育在增强国家工作人员执法、守法自觉性上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刑法学》高铭喧 马克昌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5月
2、《中国刑法辩论》王玉柱 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9月版
3、《中国法制史》叶孝信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版
4、《中国法制史》蒲坚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
5、《古代惩腐保廉七法》内蒙古廉政网
6、《高检报告与“严办国企蛀虫”》邵道生 人民网 2005年3月13日
7、《腐败的经济学分析》郑和平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年7月
篇2：论文-浅析贪污罪
内容摘要„„„„„„„„„„„„„„„„„„„„„„ 第１页 关键词„„„„„„„„„„„„„„„„„„„„„„„ 第1页
一、贪污的历史简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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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贪污腐败的现状及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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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贪污罪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4页
五、贪污腐败产生的原因„„„„„„„„„„„„„„„ 第5页
六、用法律、制度、道德等手段严惩和预防贪污行为的发生„ 第6页 参考文献„„„„„„„„„„„„„„„„„„„„„„ 第7页
浅析贪污罪
【内容摘要】：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早已存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上对其都有不同的记载。在现阶段，腐败作为社会恶性毒瘤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国际上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人类本身的劣性以及一些外界环境是促使这一毒瘤产生的主客观原因。严刑峻罚，加强法律、思想道德建设是对这种现象的标本兼治。
【关键词】：贪污罪 腐败 爱财
贪污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从人类出现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种现象就一直存在。我国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同腐败现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我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剥削阶段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短期内不可能消亡。对腐败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是很激烈的。
一、我国现行刑法中贪污罪的概念及其构成
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贪污犯罪也呈现出愈演愈烈趋势。为有效打击这种犯罪，我国刑法对贪污罪作出了较科学而又完整的规定。
（一）、贪污罪的概念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二）贪污罪的构成
1、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本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也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其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是本罪的主要客体。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在这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二者缺一不可。
3、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具体包括两类人员：一类是国家工作人员。（1）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2）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4）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会发生侵害公共财产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
二、我国贪污腐败的现状及其危害
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财政预算科科长罗斌贪污1.56亿元，令人触目惊心；中国信托投资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包养了三个情妇。与一个情妇闹翻时，高就支付给该女所谓青春赔偿费23万元。为了过这种腐朽的生活，高森祥便在1988年6月至1990年7月的二年时间里，先后贪污贿赂，计港币191万余元、人民币55万余元。高也因此被判处死刑，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原中国土木建筑工程公司驻泰国办事处筹备组负责人刘国修，到了曼谷后，抵挡不了腐朽生活的诱惑，滋生了畸形的精神需要，把享乐当作人生追求的目标，经常光顾高档夜总会、歌舞厅，长期捧养十几个歌女。这种糜烂的生活需要巨额资金，刘国修就伸出黑手大肆侵吞公款，贪污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天津市某区劳动局原副局长原晋津，在任副局长后14个月内，到“东方之珠”等夜总会吃喝公款53万元，被以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原江苏农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前系江苏海安县委书记>某某利用公款300万港币和港姐一夜性交易，成为几年来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尽管政府因为是关于生活作风问题要求在新闻上三缄其口,但如此腐败程度确实触目惊心。这些案例举不胜举。
2006年1月18日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披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贪污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美圆在逃，其中有的已经潜逃国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可见贪污腐败危害了我国的建设，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一）、国有企业资产大量流失。贪污犯罪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根据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统计资料，“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期，各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９８７５亿元至１２５７０亿元之间，占全国ＧＤＰ总量比重的１３.３％－１６.８％之间。
（二）、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学原理表明：投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有利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的合作与竞争日趋激烈，投资者一般以经济增长率作为其投资决策的基本依据。因此，人们除考虑市场、利润等因素外，还要求具有廉洁的政府、稳定的政局等条件。由于“贪污犯罪类似于一种不可预见的随机性税收”，必然严重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腐败和贪污受贿的程度越是不可预见，对投资者的影响就越大。“腐败对投资、人力资源配置、制度绩效、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都会阻碍经济增长，但腐败抑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机制是影响投资这个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三）、3损害市场竞争规则。许多腐败分子常常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入股”，以股金、红利作掩护，隐藏非法所得的收入。从而使这些有“股金”注入的企业常常有大笔的“非法”资金，可以以大大低于市场标准的价格补贴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有些情况下，企业可以提供低于制造商成本价的产品，因此比从金融市场融资的合法公司更具有竞争优势。这就使得合法企业很难、甚至不可能和这些企业竞争，进而有可能导致把合法企业排挤出有关行业，严重违背了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
（四）、破坏按劳分配、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贪污犯罪“产生于权力资本，而权力资本自身具有迅速扩张的递进倾向和极强的示范效应，这是权力资本的形成所需成本极低而收益率却很高的特点所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贪污犯罪所体现的分配原则是按权力分配，即按权力大小和滥用次数的多少决定分配的原则，贪污所得往往与权力大小成正比。
（五）、减少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机会。一个国家内部如果总是涌现大量的贪污犯罪，将会腐蚀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使得人们无法根据利润来判断一个企业的业绩。长此以往，腐败分子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不良名声除减少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合法机会及其可持续性增长以外，还会吸引国际犯罪组织前来达到一些短线目标，这些都将对发展和经济增长起到妨碍作用。
（六）、危害公众安全。推进社会服务和进行公共建设时，若贪污则导致监管松懈，检验不严，便会严重危害公众的健康和性命。
（七）、影响政府运作。政府如不能有效的打击贪污，甚至连政府官员也知法犯法，这必然会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使政府的威信荡然无存，从而影响正常的工作程序，使政令无法切实执行。
三、贪污罪的成因及特点
（一）贪污罪的成因。
1、生产资料由不同的人占有是贪污腐败产生的内在规律。
通观人类社会贪污腐败与反贪污腐败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当人类社会处于原始共产主义，即没有私有制的时代时，贪污腐败现象是不存在内；在绝对的私有制情况下，财产所有者也不会贪污自己所有经手管理的财物。在私有制与公有制并存的情况下，贪污犯罪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例外。而且在一个国家内所有制结构成份越复杂，贪污的犯罪发案率就越高。
2、个人的畸形需要导致贪污腐败。
人们的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都起源于需要，只不过前者的需要是合理的，而后者的需要是不合理的。而故意犯罪者的需要，则是一种畸形的需要。贪污犯罪行为也不例外。这种畸形的需要具有无止境性。大量的案例证明，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畸形需要是难有满足之时的。每一次违法行为得以成功，都只是暂时的欣慰。而非分的欲念象一团不灭的烈火，焚烧着这些人的心，不时地促使其犯罪动机一次又一次形成、强化，贪婪地攫取不义之财。这些人往往数次、数十次甚至数百次地作案，贪壑难填，有的金额达到了上亿元。如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财政预算科科长罗斌。畸形需要的无止境性不仅来自于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贪婪性，而且还有其内在的心理机制。犯罪心理学认为：“犯罪心理形成之后，在犯罪活动和犯罪生活中，一般情况下，它将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如果得不到切实有效的控制和帮助，这种过程就会继续发展，日益强化，这就是犯罪心理的恶性发展。”贪污犯罪对财物的非法占有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更多腐败者对财物的追求是为了满足畸形的精神需求。实生活中，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公然不顾社会伦理道德，寻觅情妇，供养“二奶”；有的甚至人格沦落，频频嫖娼。而要做这些事，满足自己无耻的低级的精神享受，就一定要有大量的金钱。从合法途经得来的钱，根本维持不了这种堕落的生活，于是就不得不动坏脑筋，从事非法活动，贪污受贿以供糜烂生活之用。
3、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转型社会内在的矛盾滋生了腐败。分配差距拉大，贫富反差强烈，促使一些人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在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许多人勤劳致富。同时，也有些投机者或者钻国家政策漏洞，或者违法经营，成了爆发户。这些富起来的人，拥有巨额资产，过着舒适甚至是奢侈糜烂的生活。可是，这些富翁，往往没有更多的政治地位。出于各种目的，他们十分渴望接近政坛人物。而政府官员为了发展经济，也需要频繁地与这些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相对贫困化”的感觉。认为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比他们强，有什么理由他们能富，自己却拿低薪水守着清贫。正是在这种失衡的心理支配下，产生贪污腐败。
4、世界观、人生观扭曲。
为什么同样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到廉洁自律，而一些人却堕落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主观上。前者能加强党性修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确认识自己手中权力的属性，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而后者，放弃了党性修养，信奉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背叛了人民，将权力私有化。这样，腐朽的东西必然会趁虚而入，产生了畸形的需要。江泽民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改革开放还只是搞了十多年，有些干部、党员在考验面前就已打了败仗，有的革命意志衰退
了，有的走到邪路上去了，有的甚至堕落成为社会的蛀虫和罪犯，归根到底就是这些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了问题。” 因此，可以这么讲，在当今社会中，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放松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就会腐败堕落。
（二）贪污罪的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贪污犯罪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1、贪利性和渎职性相互交织。贪利性是贪污罪的主要特征，近年来，除贪利性外，渎职性也逐渐成为这类犯罪的突出特点。渎职犯罪和贪污犯罪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贪利性和渎职性相互交织。
2、犯罪领域日趋广泛。过去贪污犯罪发生在企业等经济部门，而近年来已向权力容易商品化的领域和部门扩展。近５年来，在全国反贪侦查部门共查办的１７万多件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的领域已经从过去集中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金融、海关等部门，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行业、领域和环节。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是贪污犯罪的多发点；金融、建筑等领域也逐渐成为贪污犯罪的高发区；以往较少发生贪污犯罪的新闻、文教、卫生等部门也呈增长的趋势。
3、犯罪呈群体性发展。近年来，随着管理和监督机制的逐步完善，腐败分子采用单独作案的手段已不易得逞，往往需要诸多环节的相互利用、相互协作，靠利益均沾的办法才能实现，这样，贪污案件呈群体性趋势，许多案件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案，带出一批，查处一人，揪出一群。在司法实践中，小案连大案，一案带多案的连环套，一人多案，一案多人，一人多罪，诸罪交织等现象尤为突出。
4、犯罪手段多样性、智能性。贪污犯罪的行为人一般社会地位较高、社会交际较广，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在作案前他们往往深思熟虑，作案手段呈现多样化、智能化趋势。例如：利用计算机技术的智能性和快捷性作案，大肆侵吞公款。
5、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犯罪案件增多。近年来，“担一把手”贪污犯罪现象比较突出。据官方公布的数据，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０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贪污贿赂案件１５９９８件，涉嫌犯罪的处级以上干部１万６千多人，其中，厅局级干部９３３人，省部级干部２５人。
四、用法律、制度、道德等手段严惩和预防贪污行为的发生
（一）、创立严刑峻法、重典治吏。
我国历朝历代在制订对官吏惩处的法律上看，都体现了以儆效尤的思想。其中明太祖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最具代表性，他亲自编制了《大明律》并规定了地方官贪污６０两以上的斩首示众并剥皮实草，对贪官实施极其严厉的惩处，之后他又编发了《大诰》、《大诂续篇》、《大诰三篇》和《大诰武臣》作为《大明律》的补充，也是“法外之法”，这些无不让贪官望而生畏，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保证了明朝近一百年的吏治清明。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对贪污的处罚相对显的太宽松。
我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同时具备“情节较重”时，才够得上立案标准。当然，这仅仅只是法律文本上的一个数字，司法实践中，更有一些地方擅自将贪污罪的立案数额提高到了1万元甚至5万元。将贪污罪与盗窃罪加以类比，不管是“贪”，还是“盗”，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都以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为目标。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贪污罪和盗窃罪还一同被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贪”与“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犯罪主体的不同。前者为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民众通常所理解的“官”；后者为一般主体，任何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构成，也可被理解成通常意义上的“民”。在刑事立法中，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但何为“数额较大”，刑法并未明确。最高法院于1997年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划出了“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范围。这就是说最低立案数额为500元。所谓“官贪五千，民盗五百”即由此而来。盗窃罪侵犯的仅仅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贪污罪却不仅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还严重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玷污了政府的声誉，但对比立案标准我们不难发现，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不能不说我国的法律对贪污行为是一种放纵。在西方一些国家只要你有贪污行为就构成犯罪，不问数额的多少。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反腐败公约，是否也应该和国际接轨，在立案标准上贪污犯罪完全没必要设立一个数字上的门槛。
（二）、建立高薪养廉和保廉银制度。
官员的贪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政府如果采用高薪的方式就会大大降低贪污的可能性。我国历史上的孝文帝就是高薪养廉较成功的例子。经济上的高薪也要有所限制，借鉴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成功做法，建立“保廉银”制度。将国家工作人员工资的一部分和预期的退休金逐月提取，单独建立帐户，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退休后的生活保障费从该帐户中支取，一旦国家工作人员触犯刑律构成故意犯罪的，一律予以没收，以此来遏止官员腐败的产生。
(三）、立法要与教育同步，法德并举。
法律再缜密，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再好的法律，也有漏洞。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在不断地自我教育和外在监督下，筑起拒腐防变的心理屏障，在法律的“缝隙”中自我约束，净化心灵，反腐法律约束机制和自身道德约束机制才能相互促进，反腐立法才能收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反腐立法不可能完备，廉政监督还比较薄弱，更需要充分发挥反腐教育在增强国家工作人员执法、守法自觉性上的作用。
（增加结尾）
参考文献：
1、《刑法学》高铭喧 马克昌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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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法制史》蒲坚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
5、《古代惩腐保廉七法》内蒙古廉政网
6、《高检报告与“严办国企蛀虫”》邵道生 人民网 2005年3月13日
篇3：论文-浅析贪污罪
关键词：司法会计鉴定,贪污案件,作用,运用
贪污案件,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犯罪案件。贪污犯罪作为一种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的犯罪行为给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为了严厉打击贪污犯罪活动, 保护国有资产, 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保证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 拒腐防变, 在侦查实践中, 较多地应用司法会计的技术手段, 用鉴定结论的形式固定犯罪证据, 以达到揭露和证实犯罪的目的。
一、司法会计鉴定对查办贪污案件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
贪污案件通常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活动;以最隐蔽, 最适当的方式保护自己;以最狡猾的手段侵占公共财物。因此, 贪污案件具有隐蔽性和较大的欺骗性。如果我们稍有疏忽, 就可能让这些犯罪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走。贪污案件的犯罪事实一般都反映在有关会计资料中, 即行为人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一般在财务帐目中都会留有痕迹。一旦贪污犯罪分子利用职务之便在经营、主管或者经手公共财物过程中, 采取弄虚作假、欺骗等手段侵吞公共财物, 细心伪装, 也都会不同程度地留下犯罪行为的痕迹。通过司法会计鉴定技术对涉案会计资料进行查证, 不仅能查明涉案款项的权属问题, 还能查明行为人贪污的手段、方法、数额等重要财务事实。实践证明, 司法会计鉴定技术是查处贪污犯罪案件的一种有效的侦查手段。
贪污案的帐务特点决定了司法会计鉴定是查办此类案件的重要手段。具体说来,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 司法会计鉴定技术为查办贪污案件提供侦查范围和方向
贪污案件的查证是根据有关的举报线索而开展工作的, 司法会计人员根据举报线索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后, 及时确定该举报线索可能牵涉的会计资料范围。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内查范围, 指对嫌疑人所在单位的会计资料查证;二是外查范围, 指的是涉嫌嫌疑人所在单位与其他单位的经济往来的会计资料查证。从这两个方面加大力量投入双管齐下, 可大大缩短办案时间, 提高自侦部门的办案效率。
(二) 利用司法会计鉴定技术可以查清和解决贪污案件中几
个关键的问题
1、发现和掌握涉嫌贪污犯罪的特殊主体。
从复杂的财务会计账项中, 查证案件事实是否是嫌疑人所为, 或者是其他人所为。
2、客观地反映行为人侵占的财物是否是公共财物。
即根据发案单位的实际所有制形式, 业务开展情况, 以及机构设置等实际情况, 并结合有关财务会计资料, 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
3、查明嫌疑人舞弊的手段。
如:财务会计人员利用自己经管账目和现金的便利, 采取收入不记账, 伪造凭证, 伪造账目, 涂改数据等舞弊手段, 窃取公款;管理员、保管员利用管理物资的便利条件, 采取直接侵占、以次充好、变卖物资等舞弊手段, 侵吞公物;购销人员利用采购、收购、销售之机, 采取虚开假发货票、假收购单、假销售凭证等舞弊手段, 收受“回扣”, “好处费”以及骗取本单位公款, 对这些舞弊手段实施的确认, 有利于反贪侦查部门和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对嫌疑人犯意的认定。同时, 通过对其手段的确认还可以查清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次数和具体情节, 为侦查、侦查监督、公诉部门提供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罪的权威证据。
4、确认贪污犯罪的数额。
贪污犯罪数额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罪重或罪轻的问题。为此我们运用司法会计鉴定技术要持客观、科学、公正的态度, 认真验证每一笔会计帐目和其中的每一笔贪污数额。能认定的就认定, 不能认定的, 决不勉强。从而确保检察机关查处的每一起贪污案件的犯罪数额准确无误。
二、司法会计鉴定技术在查办贪污案件中的运用
司法会计鉴定在查办贪污犯罪案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正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为适应当前贪污犯罪的新特点, 更好地发挥司法会计鉴定技术的作用, 必须注重运用侦查策略。
(一) 注重运用司法会计鉴定技术与侦破贪污案件核实证据的时机选用。
对涉案会计资料的鉴定要把握好时机, 防止盲目进行, 才能缩短办案时间, 提高办案效率
1、对于举报贪污案件线索明确的, 在证据上易发生变化的, 要先进行查证涉案资料。
例如:出纳人员的舞弊行为主要反映在货币收付业务中, 主要表现为收款不入帐, 或者多收少记, 少支多记, 涂改报销凭证, 用虚假发票和已作过会计帐的旧发票报销, 以及故意损毁或不完全记录现金日记帐和银行存款日记帐等。为此首先要对其经管的现金日记帐及尚未做帐的原始单据及单据存根加以查封固定。然后对其保管的现金进行盘点, 再将现金日记帐的帐面结存金额相核对, 防止贪污公款人员毁灭、隐匿、涂改帐目。
2、对于举报贪污不明确的要先行封存账证查证。
现在的举报线索, 多数举报的仅是一些现象, 而并未掌握其确凿证据, 这种情况下要首先查证是否有贪污行为, 掌握涉案资料的重要贪污证据。
3、涉案资料的帐务查证与其他取证方式交替使用, 密切配合, 这可以防止嫌疑人串供及毁灭证据。
一方面可通过讯问嫌疑人, 为侦查工作提供方向;另一方面通过财务资料的查证来核实嫌疑人作案的帐面痕迹;再则, 还可通过查账和调查取证, 进一步扩大案件可能涉及的范围, 达到揭露犯罪, 制服犯罪的目的。
(二) 利用司法会计鉴定技术侦查贪污案件必须注意与行政执法部门协同配合
当前的反腐斗争, 贪污犯罪活动已呈现出跨部门、跨地域的特点。在贪污犯罪的形态上, 共同犯罪增多, 有向团伙犯罪发展的趋势。有的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串通, 形成“蜂窝状”犯罪;有的单位的财务经管人员, 主管人员与执法人员相互勾结, 编织一张大关系网, 以此网络作为犯罪基础;有的以一发达地区为中心, 跨区域编织一张“辐射状”的犯罪网络。所以过去检察机关那种仅靠自已的力量单线作战的侦查方式已不再适应当前侦办的贪污案件的需要。检察机关要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 与纪检、监察部门及工商、税务、审计部门及外地检察机关密切配合, 利用各自职能优势, 强化整体作战的合力, 从而充分发挥司法会计鉴定技术在侦办贪污案件中的作用。
(三) 利用司法会计鉴定技术专长, 协助反贪侦查部门或侦
查监督、公诉部门对犯罪嫌疑人办公地点, 住宅等处所的搜查, 用技术人员的眼光, 去看待这些特殊地点搜出的每一张发票、收据和其他记有奇异数字的便条、日记或账本, 从中发现贪污犯罪线索和证据。并协助询问其他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般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说假话等伪证行为。
(四) 重视账外信息, 捕捉假账疑点
贪污的行为发生之后, 有的不能完全直接从该单位的会计资料中反映出来, 具有一定的隐密性。所以司法会计鉴定人员的侦查视线有时应当从会计资料中跳出来, 从账外搜索或捕捉信息。如:司法会计人员可与发案单位联系, 利用当地审计部门的名义到涉案单位查账, 可以听取被查单位的领导、会计、出纳等有关人员对单位的基本情况介绍, 观察有关当事人的一阵子反映;根据涉嫌对象的生活方式、水平与收入的悬殊情况以查证其贪污的疑点。
(五) 利用司法会计鉴定技术侦办贪污案件应该与其他技术侦查手段密切配合
篇4：浅析我国贪污罪的入罪数额之规定
关键词：贪污；入罪数额；平均工资水平
一、数额引发的争议
我们的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对贪污腐败的打击，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反腐败的政策和措施，彰显出我党反腐败坚定的决心和信心；但现实情况是，腐败行为尤其是贪污犯罪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甚至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出于限制死刑的适用，贪污数额上亿的判死缓，而出于依法定罪量刑，却导致贪污数额二三十万的被判无期徒刑，甚至贪污一万多的也被判处至少一年的有期徒刑，按现在的《公务员法》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将撤销公职，失去工作。两种处理结果的对比引起我们对现行刑法相关规定的思考，于是有的学者呼吁：提高起点刑的数额来解决上述的问题。
二、我国现行刑法中贪污罪数额规定的缺陷
现行刑法中的贪污罪数额规定在刑法典中，与定罪量刑一一对应，并长时间不变的在全国通用，数额是依附于经济运行的，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平衡，用一部稳定、统一、严肃的法典，把不断随着经济变化而变化的数额僵死地镶嵌在里面或者明定于司法解释中长期不变，实际上违背了刑罚的精神，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是十分不妥的。具体说就是：数额是反映立法时的社会危害性，是和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但是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越发展，不适应性就越来越明显，数额所代表的社会危害性也就随之发生变化，这个数额所代表的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没有原来的那么大，相当低；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贪污罪的大案要案不断增多，有限的司法力量无法顾及到刚刚达到贪污定罪数额的案件。造成的后果就是司法机关无法严格执行这个固定数额标准，同时司法机关又无法提高这个数额标准。这样就会造成固定定罪数额被虚置的的现象，影响法律的严肃性，也似乎给民众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司法机关也不严格依法办事。
三、各方观点
支持方认为，贪污案的起刑点肯定应该提高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1997年到现在，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大幅增长，当初的5000元如今价值已打折扣。因此，将起刑点提高到3万元至5万元更适合。提高起刑点并不等于放纵贪污贿赂，事实上，可以通过追究行政责任、单位记过或撤职等方式处理。
反对方则认为，一味地不断调高起刑点，在罪与非罪的界限上步步后退，其实根本无助于更好地打击遏制这类犯罪，反倒是会在无形之中助长纵容腐败者的腐败气焰、致使贪污犯罪的规模越来越大，进而降低整个社会对贪污行为的敏感程度。甚至有人提出，“我们现在急需的其实不是调高，而是调低———大幅降低，甚至干脆取消现行5000元的起刑点，将一切贪污行为视为犯罪。[1]
四、争议的评析
客观地讲，提高入罪标准的主张无论是在中国民众中还是在刑法理论界，都无法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而且从刑法理论上讲，此种呼声也站不住脚：
（一）贪污犯罪并不是纯粹的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在本质上更多的是对国家机关公信力、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的侵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单纯地以经济量上的损害来加以衡量，无论此类犯罪涉及的财产价值多大多小，它所侵犯的公务人员的廉洁性和纯洁性均没有改变，因而不能简单地唯数额论，否则就会以数额遮蔽贪污罪复杂客体的本质内涵。[2]
（二）犯罪数额的无限性和刑罚烈度的有限性这一矛盾会永远存在，单纯地抬升立法的入罪数额的做法将永无止境，刑法不能为了追求绝对相对称的刑罚阶梯，尤其是不能为了追求贪污数亿元和底线犯罪之间的阶梯式量刑平衡，而本末倒置地转而将底线犯罪的定罪基准数额加以提高，绝对不能无限地随着犯罪数额的上升来提高定罪的基准数额标准，否则就会造成“罪进而刑退”的尴尬局面。
（三）抬高贪污贿赂的定罪数额可能会释放出错误的立法信号，在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不恰当地提高入罪数额，可能会向社会（包括潜在的腐败官员）释放出错误的信号，即小数额的贪贿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甚至会得出小数额的贪污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和接受的错误结论。[3]同时，中国民众对于腐败有着强烈的反感情绪，提高入罪数额可能会引发民众的质疑：中国到底是要进一步加大惩治腐败犯罪的力度还是相反？最重要的是，试图让入罪数额标准一直保持与GDP的同步增长是不现实的。
五、解决方案
基于我国幅员辽阔的特点，东中西部发展部平衡，全国范围内不应该统一贪污罪的入罪数额，而应该根据各部的特点定三个标准。当地国家工作人员上年度平均工资,应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准,不宜再度下放,且应要求或提倡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或相近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相同的数额标准,标准不宜过细过多。也即东中西部定三个标准。按照以下动态表述方式规定贪污数额,其可行性在于可以克服社会经济发展。
增设罚金刑。对于贪利动机的犯罪规定完备的财产刑，无论时从一只贪欲预防犯罪的角度，还是从让犯罪人欲得犯失强调惩罚的角度看都是必要的，情节严重的可以同时使用罚金和没收财产。[4]具体规定如下：个人贪污数额在当地国家工作人员上年度平均工资3倍以上不足7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个人贪污数额在当地国家工作人员上年度平均工资7倍以上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个人贪污数额在当地国家工作人员上年度平均工资10倍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个人贪污数额达到当地国家工作人员上年度平均工作15倍以上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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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学文.论贪污受贿罪的死刑存废问题.[J].法制与经济，2011（10）.
作者简介：
篇5：论文-浅析贪污罪
涉农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浅析
作者：王砚岗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3期
【摘要】为有效防止涉农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使国家涉农惠民政策真正惠及到三农.笔者结合近几年来查办和预防涉农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工作实际，总结了涉农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和发生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较有力的预防对策。
【关键词】涉农贪污贿赂；犯罪特点；原因；预防对策
近年来，随着中央惠农政策的落实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经济迅猛发展。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农惠农政策落实、扶贫开发、退耕还林、农村综合改革等领域中，大量资金流入农村、大批项目在农村落户、大批工程在农村展开的同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的现象也多了起来。涉农贪污贿赂犯罪，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秩序，对中央政策的部署落实和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加强对涉农领域贪污贿赂犯罪问题的研究，对于化解农村矛盾，构建农村惩防腐败体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涉农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职务级别较低且犯罪类型较为单一但犯罪主体多为实权掌握者
涉农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涉及领域广，主要发生在农村水利工程、整村推进、国家扶贫开发等项目。犯罪主体虽涉及不同的多个部门，但职务级别较低，多为副科级以下国家工作人员和村集体人员。此类犯罪的罪名主要集中于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犯罪主体多为有决策权的单位负责人或项目直接负责人，也有掌握资金的财务人员，这些人拥有项目的决策权和财物的管理权、支配权。
（二）犯罪过程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三农”投入的增大和农村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及“村务公开”、“村账乡管”等措施的出台，涉农贪污贿赂犯罪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即作案形式由过去的单独犯罪为主转向共同犯罪，这类共同犯罪参与者为利益共同体，在作案过程中心照不宣，配合默契，犯罪目的容易得逞，难以被发现和举报。同时，案件基本不涉及农民群众的个人直接利益，农民群众直接知情的少，即使知情也认为和自己关系不大，主动举报犯罪的积极性不高，增加了此类犯罪的隐蔽性。
（三）犯罪手段相对简单，多为虚列开支、虚报冒领、直接侵吞
一是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采取虚列造表、伪造签字、使用虚开的发票报销等手段，套取国家涉农资金。二是私自截留，集体私分。
（四）危害后果严重
在涉农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犯罪主体虽然职务级别低，然而一旦腐化堕落，它直接地侵害的是最基层广大农民的利益，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容易引发集体上访等群体事件，不利于基层和谐发展和稳定。
二、涉农贪污贿赂犯罪的发生原因
（一）从行为人主观上分析，主要是在思想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价值观、人生观取向上出现了偏差
他们当中，除了极少数原来思想素质较差之外，大多数是好的，曾做出过贡献，但由于平时只注重业务工作，长期不参加思想政治学习，腐朽思想乘虚而入，侵蚀了他们的灵魂，他们将理想、道德看得一文不值，于是逐步蜕化，走上了犯罪道路。
（二）在客观上发生涉农贪污贿赂犯罪的主要原因有
1.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一是管理制度不健全。与新农村建设资金入不断增大的现实相比，支农、惠农资金使用，资金用途监管的各项管理制度还不健全，存在制度滞后于现实需要的现状。二是管理制度得不到严格落实。如“村务公开”、“村账乡管”等都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2.权力运行缺乏监督。一是相互监督缺乏。领导干部相互之间往往不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二是上级部门监督不力，制约机制缺失。三是缺乏群众监督。权力缺少必要的监督，造成涉农资金走向最末端的农村基层组织，基本不存在内部控制，财务管理混乱。存在包包账、断头账、小金库等现象，“专用专款”的现象还常有发生。财务管理混乱，给此类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
3.打击不力。当前，涉农职务犯罪的惩防体系不够健全，使执法时遇困局，不能到位。此外，对涉农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还存在实刑轻刑化、缓刑适用比例过高等现象，对涉农贪污贿赂犯罪起不到有力的警示作用。
三、涉农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切实加强基层干部思想教育和廉政教育
强化涉农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工作人员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抵御多种腐朽思想的能力。首先应学习法律和培养良好的道德规范。其次，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这样才能抵制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
（二）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健全规范农村财务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农村基层组织内部控制制度并认真执行；继续深入推行“村账乡管”，完善财务收支监督机制；实行审计监督，对乡村两级干部和涉农部门进行定期审计和离任审查；建立农民评议干部制度，由农民群众定期对干部进行评议，实行群众监督；加强政务和村务公开，构筑起预防涉农贪污贿赂犯罪的制度防线。真正把涉农贪污贿赂犯罪消灭在萌芽阶段。
（三）加大预防和打击力度
首先，整合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预防涉农贪污贿赂犯罪活动。其次，加大打击力度。克服“作案的多，查处的少”的不利局面，使犯罪行为人减少侥幸心理，不敢作案。涉农贪污贿赂犯罪，危害了新农村建设投入资金的安全，又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健康发展。对其中的贪污贿赂犯罪问题，要做到发现一起，打击一起，起到以点带面的打击和震慑效果。同时，要注重研究涉农领域违法违纪案件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改进办案方法，逐步完善办案手段，为农村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强有力的保证。
参考文献：
篇6：贪污罪量刑的未来趋向
贪污罪是一种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犯罪, 对于贪污罪的定罪问题一直都受到普遍的关注与重视, 对于贪污罪中的量刑问题也同样有研究探讨的必要, 随着权利本位、人权保障等观念的日益深入, 贪污犯罪的量刑问题也出现新的情况与发展趋势。对于目前规定的起点数额合理与否, 财产性犯罪中死刑的适用存在是否等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的探讨的, 下文中将对贪污犯罪量刑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予以探讨分析, 探究我国关于贪污罪量刑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贪污犯罪量刑数额
处理贪污案件, 数额是量刑的主要依据,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 在一般情况下追究贪污罪的刑事责任的最低数额标准是5000元, 低于5000元的贪污犯罪只有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入罪, 这种情况的主观性就比较大了, 所以也就是说, 贪污罪量刑的硬性标准就是5000元。而这一规定在理论上是否存在不妥之处, 不同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和建议。
1.认为5000元的量刑标准过低, 建议提高量刑数额。持此观点的学者大体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来论证。理论上来讲, 建议提高入罪量刑的标准的理由主要是因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而5000元的入罪标准差不多是十几年之前的标准, 而以此作为今天贪污犯罪的入罪量刑标准肯定是很不妥当的。有失法律的公平、公正性。针对此种观点, 笔者是持否定的态度, 如此的立法意图会使人产生误解。把这个数额定得很高, 就等于向世界宣布, 中国允许官员贪污, 只是不允许贪得太多罢了。这不利于反腐败的进行, 也不利于减少贪污案的发生[1]。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等原则是相悖的。
2.认为50000元的量刑标准过高, 建议降低量刑数额。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与同时财产性犯罪的盗窃罪相比较得出的结论。贪污罪与盗窃罪两者都是采取窃取手段, 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不同的是贪污罪是特定的主体, 行为人必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不但侵犯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 而且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因此, 同以窃取手段非法占有同一数额的公共财物, 贪污行为比盗窃行为的危害性明显更大。为了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以及更好的遏制贪污犯罪的发展蔓延, 提高贪污犯罪被惩治的概率, 有些学者建议贪污罪的量刑起点数额标准应与盗窃罪一致或略低于盗窃罪。
3.认为5000元不是贪污犯罪的量刑标准, 建议根据不同的地域经济状况设定不同的标准。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主要是考虑到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 东西部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 而本地区则可能存在着时间上发展的失衡, 此时定的数额标准可能经过几年的发展及不再体现法律的时效性。虽然此种做法可能对于法律稳定性产生了一些动摇, 但是更加有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这恐怕也是此种观点存在的最重要的立脚点。
4.针对以上的各种观点, 笔者认为不宜在刑法中对贪污数额作出机械的硬性规定, 可以找出一个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又可以不受时代和地区影响的参照标准来确定法定刑。笔者在此主张, 对于贪污罪量刑数额的确定, 应当由司法机关根据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情况, 灵活地加以掌握, 确定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不利于实现法律的目的。比如以每个地区的人均平均工资为标准, 以此按照相应的翻倍为量刑的标准。当然此种方式的实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程序保证, 但是也相应的解决了上面总结出的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采纳性。
二、贪污犯罪死刑的量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正是根据此规定, 成克杰、胡长清等一批贪官污吏被枪决。在广大人民群众为他们的伏法拍手称快的同时, 笔者的耳边也不时地回荡着某些理性的声音“他们只贪了钱, 为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样的法律公正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对贪污罪究竟是否应该适用死刑死刑?能否遏制住我国目前日趋严重的腐败之势?”对于笔者的疑问, 学界中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1.对贪污罪适用死刑持肯定观点。持此种观点的学者所做的论证分析和死刑存废的辩护差不多。针对贪污罪的包括:首先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阐述, 贪污犯罪具有很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本罪的客气是复杂客体, 即本罪既侵犯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也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 其中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是本罪主要的客体[2]。这在一定程度说可谓是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 所以不得不对其予以严厉的惩罚。
另一方面则是从刑法的威慑作用来阐述其理由。通过对贪污罪适用死刑来威慑那些可能走上贪污之路的国家工作人员, 使他们不敢冒生命之危险来跟随“蒸蒸日上”的贪污之风, 以预防贪污、遏制腐败、维护国家的廉洁制度。
最后一方面则是从民意的角度来阐述死刑得以继续适用的理由。我国目前的主流死刑民意是保留死刑, 国内某些研究机构进行的死刑问卷调查, 以及互联网上的有关死刑的调查, 都表明我国民众对死刑有很高的支持率, 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九十左右。在法院的有关死刑的判决书中, 也经常看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表述。在某些个案中, 还能发现因迫于民愤压力而改变犯罪性质, 适用死刑的情况[3]。当前新闻媒体的作用在司法上的作用也越来越得到展现, 至于其中的利弊在此就不做具体的论述分析了, 每每有贪官爆出民众中总是一片的愤恨声, 总是希望杀之而后快。中国的死刑废除面对的困难在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
2.对贪污罪适用死刑持否定观点。对于此种观点的论述首先从刑罚的渊源出发, 当前刑法学界对此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 但是其主流观点应该还是报应论。在中国, “杀人偿命”与“借债还钱”一样, 历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 贪污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与死刑所要剥夺的人的生命权是不等价的, 对贪污罪适用死刑违背了刑罚等价原则, 也因而与刑罚最基本的价值———公正性相抵触。
其次则是从刑罚的目的来进行论述。适用刑罚要以预防犯罪为目的, 但预防犯罪的需要并不是刑罚的唯一决定因素, 刑罚的严厉性不得超过犯罪的严重性, 否则, 其便构成对罪犯的不公正。对于这种功利刑, 早在康德、黑格尔、布兰德利时代就对其作过猛然抨击。“惩罚永远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对犯罪本人或者市民社会的另一种善的手段而实施, 而必须在所在情况下都只是由于它被施加的个人犯了一种罪才施加。因为一个人永远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服从他人目的的手段, 也不能与物权的对象相混淆。他的与生俱来的人格保护他反对这种对待, 哪怕他可能被别判处失去他的市民人格。他必须首先被确认是有罪的和可以受到惩罚的, 然后才能有从对他的惩罚中为他本人或者他的市民同胞产生任何利益的任何想法”[4]。
再次则是从国外立法中寻得理论支持。日本对侵占罪和业务侵占罪分别处5年以下和10年以下惩役;德国最高为5年以下自由刑;意大利为3-10年, 瑞士、法国、韩国、印度的最高为10年。俄罗斯联邦刑法规定, 对侵占罪的处刑最高不超过3年自由刑。巴西对贪污罪最高可处12年自由刑;西班牙对公务员挪用罪的最重处罚是长期劳役和长期监禁;前苏联、保加利亚最高处罚为15年自由刑, 加拿大的最高处刑是14年监禁。由此可见, 国际上的主流趋势是对于贪污犯罪这一类的经济性质的犯罪是不适用死刑的。
3.对于贪污罪量刑中的死刑适用笔者的观点是建议循序渐进废除死刑。我国是几千年来一直重视适用死刑的国度, 在统治阶级的强化下报应复仇的意识特别浓厚, 从严治吏的思想深入人心而广有市场, 仅从报应角度而言, 对于贪污这种严重的官吏犯罪适用死刑在一定时期内仍作为公正的化身而存在。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 在我国现阶段对贪污罪废除死刑是不明智之举。但我们不能坐以等待时机成熟, 应积极主动地为废除死刑创造条件。现阶段应从立法上和司法上严格控制对贪污罪适用死刑, 为最终完全废除作准备。要彻底改变贪污犯罪案件居高不下的局面, 关键不在于广施重刑, 而在于完善法制, 阻塞漏洞, 清除腐败, 违法必究。贝卡利亚曾指出, 要使刑罚成为公正的刑罚, 就不应当超过足以制止人们犯罪的严厉程度[5]。就目前的形势, 虽然判处死刑是有违人道主义的大潮的, 但是目前我国的现实国情决定我们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废除死刑的, 那么就要对死刑的适用予以严格的限制, 建议划分一个具体的数额来作为判处死刑的度量线, 有利于更好的贯彻罪刑法定主义。毕竟是关乎人命的事情, 越少的主观参与越是有利于公正的实现。
三、总结
贪污罪量刑中存在的问题大致可概括为上限过于严厉, 而下限入罪却过于宽松, 造成的结果就是量刑上的不公正与不合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大潮中, 贪污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是不容忽视的, 对于惩治贪污犯罪不能仅仅从入罪定刑体现其合理性, 对于贪污犯罪量刑情节同样也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摘要：进入二十世纪以来,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 贪污犯罪呈现日益恶化和增多的趋势,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法学界也一直将其作为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贪污犯罪中的量刑问题对当前以及未来的法务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