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通用6篇）

篇1：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对于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城镇化，可以加强城乡联系，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最终达到城乡共同发展繁荣。提高城镇化水平．增强大城市以及城镇群的整体实力，可以更好地配置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进一步发挥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整体竞争力(胡锦涛，2005)。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面对着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解决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环境脆弱、地区差异大等许多问题和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一是要坚持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坚持城镇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合理、集约利用土地、水等资源，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集约式的城镇化道路。

二是要全面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条件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发挥市场对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作用，通过市场实现城镇化过程中各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吸引各类必需的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同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加强和改善政府对城镇化的管理、引导、规范。

三是要坚持走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推进各级各类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各级各类城市和小城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职能作用。

四是要根据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特点、资源察赋和环境基础．合理确定各地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因地制宜地制定城镇化战赂及相关政策措施，加强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分工协作，实现城市以及地区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五是要通过深化改革，研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机制，营造城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

城镇化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逐步转变的历史过程。人口向城镇集中或迁移的过程包含了人口、空间、经济、社会转换等多方面的内容，最终体现于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的传播和扩散。城镇化道路可以理解为实现城镇化这一过程的原则和方式，亦即推动城市化进程所采取的模式。它涉及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的关系，即随着城市化推进，城市发展的同时，农村地区是否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繁荣；涉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即在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的同时，能否实现土地、水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活环境的改善；涉及对不同规模和职能城镇之间关系的处理，即不同规模和职能的城镇之间能否形成共生、互补、高效的关系，成为有机统一的整体。

从我国基本国情条件出发，总结我国城镇化的实践经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城镇化发展一般规律，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

①与中国人口多、耕地少的基本国情相适应，以功能互补的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

②以集约利用为导向，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城乡统筹为主线，实现与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以区域主体功能为基础，实现适应不同区域特点的多元化发展；

③提高各级城市和城镇的承载能力，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城镇的转移，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形成资源节约、生态良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镇发展新格局。

篇2：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

内容摘要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过程。而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等条件都是不同的，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城镇化进程和问题。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与世界城镇化历程既有共性，同时各种表现形式也反映了中国国情.我们必须联系中国城镇化的历史和具体问题，研究出适合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关键词城镇化、中国、特色、道路

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城镇化道路是指实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原则和方式，所要解决的是怎样实现城镇化的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城镇化类型的选择、城镇化动力和实现机制选择及城市发展模式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我国城镇化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1957年，城镇化稳步推进。从新中国成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时期，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吸收大批农民进入工厂，城镇人口有计划的增长。1949—1957全国人口64653万，市镇人口9949万，相比建国初城镇人口增加了2400多万，年均增长7．O％左右，成为城镇人口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全国城镇化率从1O．6％提高到16．3％，年均提高0．6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是从1958— 1978年，城镇化大起大落，是城镇化徘徊、停滞的阶段。由于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城镇化率2O年只提高1．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08个百分点，甚至有几年是负增长。1958—1978全国人口96256万，市镇人口l7245万，城镇化率l7．9％。

第三阶段是从1979年一l995年，城镇化稳步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城镇的发展，在1979年前后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如允许知青回城等，从而使城镇人口，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增长加快，出现了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1984年中央政府又颁布了新的户籍管理政策，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务工经商和进镇落户，修正了1960年代以来的市镇建制标准，从而使全国城镇数量迅猛上升，1994年底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22个，平均每年增加32个。按第四次人口普查口径，城镇化率也由1978年的18％，上升至1993年的28．14％，年均增加0．63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是从l996年至今，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普及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自2001年以来，中央在“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调整部分限制和不利于农民进城的政策因素，我国城镇化在原来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出现了城镇化的冒进态势，在全国范围内，正常的发展和人为的拉动，使我国城镇化率迅速上升。截至2011年末，全国共有657个设市城市，建制镇增至19683个，城镇人口达~069079万人，城镇化水平51．27％。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表现为：（1）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具有阶段性，全过程呈现S型状态，即初期发展缓慢，当城市化水平超过20%后则加速发展，接近70%后发展又趋缓；（2）大城市超先发展，不仅大城市人口增长，大城市数量增加，并逐渐形成以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群；（3）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4）工业化水平愈高，城市化水平也愈高；城市化水平提高，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我国城市化进程与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基本相同，有力地吸引了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解决就业、实现市场扩展、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城市承接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地紧张的突出矛盾。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基本相适应。我国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已经形成，特别是城市群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我国的城镇化也存在着以下问题：（1）城镇化建设存在导向偏差、财权事权不对称；（2）基础设施水平发展滞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3）各城市发展缺乏协调性，即重复建设、结构趋同，城际竞争、行政分割导致市场分割等；（4）城镇化的发展偏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发展，忽视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缺乏活力。（5）在城镇化过程中比较注重城市规模的扩张，硬件设施建设，房屋道路广场的建设等等，这种方式虽然迅速拉动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增长，城镇人口和消费当然也在增加，但城乡二元结构尚未解决，城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没有为农民真正转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机会，即我国城镇化未能完成农村人口的彻底转变，大量农民工进城却不能落户定居，建设城市却不能享受城市福利，不能享受市民待遇。城镇化的模式与各国经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及人口、土地资源等条件密切相关。按照政府与市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可以将世界城镇化发展概括为以西欧为代表的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以拉美和非洲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等三种模式。不同国家、不同的城镇化模式所获取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值得我们研

究、汲取和借鉴。

政府调控下的市场主导型的城镇化。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机制在这些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则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总体上是一个比较协调互动的关系，是一种同步型城市化。

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的城镇化。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加以有效的引导，造成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过度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城镇化发展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探究国外城镇化发展过程，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按照中国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积极引导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机械照搬“一般规律”、盲目套用其他国家的经验，甚至强制推行某种模式，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壮大县域经济。具体到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上，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城镇化道路。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基本要求。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就是要尊重城乡居民在城镇化中的主体地位，协调城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使包括进城农民、失地农民和低收入市民等各类社会群体均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就是要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全体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就是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把进城农民作为城市的平等市民，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要认真考虑他们的社会需求，并积极引导他们适应城市社会，改变原有的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

二、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保护资源环境、集约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推进集约型的城镇化，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和重要内容。在城镇化过程中，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把城镇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有机协调起来，以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强化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推动城镇

发展从以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向以内涵增长为主的集约型转变。做到高效利用和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设节地、节水、节能和环境友好的集约型城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要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重视城镇建设的质量和功能，引导城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是区域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从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理论来看，在城镇化初期，区域城市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镇数量的增长；在城镇化中前期，大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逐渐增强；在城镇化中后期，区域内城市群体逐步形成壮大，城镇体系不断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模式不是城镇化发展的规模模式，而是城镇化发展的区域模式，是适应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的集中型城镇化与分散型城镇化的结合。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各自比较优势，引导各类城市根据自身特点，合理定位城市功能，促进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发挥城市间互补的综合优势，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扩散作用，以大带小，既克服大城市发展中的局限性，使大城市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基础支撑，又使中小城市获得集聚和增长的动力，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四、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市场推动与政府引导下的城镇化道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前提。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纠正人为主观因素所造成的偏差，既要避免人为设置资源要素合理流动的阻碍，又要防止脱离经济发展实际，仅凭个人意志“拔苗助长”式的城镇化建设。尊重市场选择、运用市场机制是防止城镇化进程出现偏差最有效的手段。当然，市场不是万能的，城镇化需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因此，城镇化的进程管理应以市场为基础，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城镇化的质量管理则需要发挥政府的政策调节和公共服务职能。由于市场的内在缺陷，政府必须要在区域与城市规划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政府适当有效的宏观调控，用规划、财税、行政等手段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五、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推进城乡统筹的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是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推进城乡统筹的城镇化，是以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彻底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把“三农”发展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建立起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

促、共同进步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从而实现城乡互动、城乡交融、城乡一体的城镇化道路。

总之，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现代化建设，工业化的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变、“三农”问题的解决、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市场经济的发展、跟上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步伐、全面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都要求加快我国城镇化的步伐，并根据这些具体国情改变我国城镇化滞后的局面。

参考文献1.《百度百科》

2.赵桂英、周顺栋《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历程及思考》

篇3：论中国特色的土地城镇化道路

中国土地城镇化道路最重要特色是在土地城镇化与土地所有权国有化同时进行。在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中, 土地产权是通过国家征收农村集体所有土地, 变成国有土地后再通过土地出让或者划拨等方式出让给城镇土地使用者。中国特色的土地城镇化道路形成主要受到人多地少、人增地减的基本国情和国际环境下的国家粮食战略安全, 工业化初始阶段和发展阶段及其城镇化初中期的资金严重短缺、城乡二元土地产权制度环境、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治目标等多种因素锁定的结果。

一、中国特色的土地城镇化面临的重大问题

1.私有产权保护不力损害经济增长动力机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私人投资成为投资主体, 私人投资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基本动力。私有产权尊重与权益保护不仅是任何理性投资者投资成本收益预期的依据, 也是居民住房消费最重要的制度法律依据。理性投资者不会在没有产权法律保护的土地上建设房屋、厂房、设备和土地设施等。

无论是在城镇国有土地上, 还是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私人房屋或厂房设备, 由于没有土地所有权, 一旦地方政府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或者提前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可以让私有房屋所有者或私人企业业主搬走。在土地城镇化中, 经常发生的强势政府和城镇土地使用者利用《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拆迁管理条例》以不及市价一半的补偿标准强行征收农民、市民和企业的土地与房屋的现象, 证明土地国有化制度体系下很难保护国有土地或者集体土地上的私有产权和投资者的产权。被征地拆迁户, 即使依照《宪法》、《物权法》和《城市房产法》等主张合法权益, 甚至全家的生命权, 也难以抵挡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或工商投资者的合法强制拆迁。

2.城镇土地国有化与经济市场化之间的矛盾

(1) 单一的土地国有化破坏了城乡市场经济体系完整统一。

在我国近30年经济市场化改革中, 土地要素是唯一的市场化程度很低的城乡分割的生产要素。土地无论是作为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还是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活资料, 都是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化包含作为生活资料的土地产权转让市场化和土地资本化, 显然与土地国有化相悖。

(2) 土地国有化中的地方政府趋利扭曲了土地市场机制。

在土地城镇化进程中, 土地国有化使得政府直接全面地介入了土地产权交易, 增加了交易环节和交易成本, 在地方政府追求过高的土地财政收入、GDP增长和招商引资等等利益驱动下扭曲了土地征收、储备、供求、价格和竞争等市场机制。①价格机制失灵。现行征地补偿标准是根据征收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0倍计算。在征地补偿时既不反应市场价格, 也不反应供求 (土地资源严重稀缺下土地产权价格上涨) 、不反应土地价值 (如改良土壤、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和地租, 更不反应土地使用权所包含的农民发展权。②竞争机制扭曲。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完全垄断买方, 在二级市场上完全垄断卖方并与土地使用权购买者过度竞争, 通过官办的土地储备中心完全垄断土地征收、储备和供给。由于城镇土地国有制度, 不管是公共性的征收还是商业性用地, 进入城镇的土地必须成为国有土地产权, 决定了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户宅基地的时候, 地方政府完全垄断一级土地产权市场的买方。在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的二级市场上, 地方政府完全垄断卖方, 为了获得最大土地收入, 通过土地征收储备、减少土地供给和挂牌拍卖使土地使用者恶性竞争, 最终抬高了商品房的土地成本, 推动房价的不断上涨。③土地供求机制失灵。在城镇土地国有化过程中, 实现土地出让金最大化, 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买方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唯一卖方的垄断优势, 扭曲土地储备与供给行为, 形成了住房供地不足和工商业土地供给大量闲置浪费。

3.强制征收和廉价补偿妨碍和谐社会的建设

拆迁中补偿问题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源头, 是和谐社会建设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社会问题。在土地国有化过程中, 必然有越来越多的被征收居民和企业采取个人行为和群体行为以保护自己合法私有产权, 包括暴力抗拒强制拆迁、暴力阻止施工、网上求援、个人上访和群体事件等等, 引发社会不和谐和不稳定问题。国家信访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从2003年到2006年的上访中, 有近40%涉及拆迁;建设部同期统计这个比例更是高达70%~80%。

4.导致耕地过度城镇化, 危及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土地城镇化快速推进已经带来了农地过度非农化和建设用地配置效率低下。[1]土地过度 (超前) 城镇化即城镇土地供给超过了城市建设的需求, 超过工商、房地产和公共设施对土地的需求, 消耗过多的耕地, 出现了囤地、空闲地多、利用率低等土地投机和低效率现象。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土地过度 (超前) 城镇化严重危及耕地警戒红线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基本上徘徊于国际公认的人均370kg粮食安全警戒线附近。

土地城镇化中出现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违法违规用地。国土部土地督察2008年全年共受理国土资源违法违规举报电话3万件, 其中土地违法举报占近五成, 发现违规违法用地面积1.19万公顷。2009年1月~10月, 国土部土地督察发现违规违法用地面积4.48万公顷, 督促地方依法查处纠正违规违法案件1325件。[2]

二、中国特色的土地城镇化道路的完善与发展

土地城镇化道路有多种, 其中一个可供选择的完善道路就是在现行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等法律范围内, 在坚持城镇土地国有制的前提下, 限制地方政府的趋利行为, 规范征收程序, 发挥市场机制在征收和出让中的基础作用, 即“市场化+国有化”的土地城镇化道路。

1.确立科学发展观主导地位

坚持科学发展观, 按照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思路, 掌控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政府从土地交易中退出, 回归土地市场裁判和监管职能, 专心做好城市规划。健全公共财政观念, 公共支出应有全体纳税人共同负担和受益人付费的观念, 确立市场化是公平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的客观公正公平的方法。正确处理地方政府、被征收人和新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转变征收方式, 坚持依法和谐拆迁, 防止出现大规模群体事件和恶性事件。

2.健全国有私有产权平等保护制度

2009年年末, 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达到264761亿元, 表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资本短缺约束已经结束, 现在是如何开发企业家资源、培养城乡居民创业能力, 保护私有产权, 激发私人投资激情。

(1) 废除《城市拆迁管理条例》, 制定城乡统一的《土地征收法》, 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农户土地使用权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范围、条件、程序和市场化补偿方法等。完善《土地管理法》, 制定土地国有化的程序、补偿标准、听证程序和行政复议回避制度, 特别是保证被征人向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上访权, 以有效节制土地违法行为, 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2) 制定《公平交易法》, 既要防止地方政府和城镇土地使用者极力压低征地补偿标准, 又要防止钉子户漫天要价而损害公共利益、阻碍城市建设。在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规定土地补偿要求标准不能超过市场价格1.5倍, 超过部分的要求不受国家法律保护。

(3) 涉及土地城镇化和国有化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市规划修改, 应当公示, 并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权力要求, 应当举行由利益相关者参加的听证会, 其中被征收人不少于半数。 (4) 强制拆迁不仅侵权, 更是触犯刑法。被征收人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是平等土地产权交易的法律地位和讨价还价权利, 不能把被征收人要求高于市场价格定性为敲诈罪, 不能把功名维护私有产权的行为定性为妨碍公务罪和生产秩序罪。

3.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市场机制

与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和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一致, 推进加快土地市场化进程, 健全土地产权征收交易的市场机制。首先是完善市场化征收补偿制度。在国家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使用权以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时, 必须实施完全市场化征收, 按照不低于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对于耕地, 还必须补偿农民对改善土壤、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投资。其次是土地征收储备交易中心应该恢复其保证城镇土地供给的非盈利性的性质和职能, 限制或者免除其国有土地资产盈利和增值的任务。其职能主要是必须平衡城镇化发展和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

4.健全公平和谐征收法律制度

实现农民土地权益公平分配的主要思路是土地收益增量改革:土地增值部分主要解决农民土地权益、社保和农民发展问题。社会和谐进步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基本社会目标之一, 也是我国城镇化顺利进行的基本社会条件之一。尊重和保护私有产权是任何社会最重要民生问题。社会和谐要求采取和谐拆迁方式。和谐拆迁应当是合法私有产权得到与国有土地产权和集体产权平等尊重和保护, 其私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公共利益之间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 形成合理利益分配格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征收土地房屋的产权保护和利益分配的基本方法就是等价交换或者按照不低于市场价格的标准继续补偿, 不能让被征收房屋的农户和居民及其企业承受难以承受的巨大财产损失。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及时调整补偿标准。

5.健全土地产权自我保护耕地的制度

(1) 健全和发挥土地产权自我保护耕地的机制。

我国虽然实行了世界上最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土地督察与严厉处罚, 但却难以有效节制土地违法和耕地减少趋势, 其最深层次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没有完全的土地产权, 土地产权自我保护机制和土地价格机制没有建立完善。农户土地所有权虚置和集体土地所有者弱势地位难以从维护自身土地所有权利益的动力来有效节制地方政府滥占廉价耕地的行为。通过明晰农村集体土地产权, 健全土地产权运行机制, 充分体现土地产权的市场价值。

(2) 健全和发挥土地产权交易价格机制。

当土地补偿标准高于市场交易价格和土地所有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反应市场价格、租金、土地价值和土地供求趋势的时候, 土地产权价格机制就能自动节制低效的滥占耕地和投机行为, 抑制耕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中过度投机和侵占农民土地权益。只要土地交易没有中间环节和巨大的差价, 土地投机行为就可大大减少, 就可节制耕地过度过快减少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曲福田, 高艳梅, 姜海.我国土地管理政策:理论命题与机制转变[J].管理世界, 2005, (04) .

篇4：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内涵；阶段；特质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5-0016-006

一个影响世界的大国的城镇化，不能没有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颠覆性城镇化理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城镇化理论、道路与模式的历史性变革与创新。本文采用全过程、超视角、长镜头、反配置等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定义、内涵、阶段与特质进行了深入研究，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中国特色“特”在何处，它与资本主义城镇化、（中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城镇化有何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分哪几个阶段，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有何关系，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如何进一步转型发展等问题。本文的研究工作及其结论对提升与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起支撑作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学术意义与应用价值。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定义与内涵

在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应该成为与这个伟大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理论。但是，目前的学术界鲜有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兴趣。在学术文献中也很难找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确切定义。

（一）中央文件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论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1]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之一。[2] 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度关联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这一概念。因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已经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性质。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间接地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例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3]将这句话中的“中国特色新型”和“城镇化”两个关键词连在一起，就成为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2013年11月，“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在党的文件中被独立提了出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4]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又强调要“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5]，并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涵进行了初步阐述。这标志着中国城镇化理论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里程。《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和2014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进一步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内容进行了丰富与发展。

迄今为止，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中仍然找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这一名词与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这一名词是否成立，是否有构建与研究的必要，其内涵与特质是什么，均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二）我国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理解

在研究文献中，目前鲜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确切定义。王伟光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强调包括新型城镇化的新“四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和总任务的支撑[6]，他将新型城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方玉梅等学者认同 “中国特色城镇化+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这一公式。[7]何干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直接表述为：是有干部和群众广泛参与的，有领导、有组织的城镇化社会实践，工作重心放在新农村建设上，用发展农村工业和高效特色农业来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城乡人民的共同富裕。间接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应该包含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镇化的特色，如政党领导、政府组织、公众参与、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壮大集体经济、搞好小城镇建设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等。[8]2014年梁本凡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内涵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比较契合，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不等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亦不等于中国特色城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决定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基本走向。[9]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新认识

透彻认识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需要在时空、语境、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创新。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语境，“邓三科”等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三科”以及习近平思想，我们可以判断：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国情与伟大实践。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城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基本内涵和特质，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内涵和特质所决定。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不同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之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内涵比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要高得多，深得多，广得多，它以“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目标，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理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时间起点与终点

一般来说，中国大陆城镇化起点一般定在1949年。1949—2016年，我国城镇化大致经历了1949—1977年期间的“红色”城镇化发展阶段、1978—2011期间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阶段和2012年以来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时间起点在何处，涉及如何看待我国历史上各个阶段城镇化的性质问题，也涉及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的认识问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起点

1949年，我国成功开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视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进行的城镇化，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起点应该在1949年。

1978年以改革开放为标志，我国成功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10]30-31如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之后所进行的城镇化，那么1978年应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时间起点。

如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定义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城镇化，那么其时间起点应该在1978年以后。理论源于实践，主要表现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在1978年以后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今后仍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中。

（二）源自“红色”城镇化发展阶段的转型

1949—1977年期间，我国所推进的城镇化，尽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由于缺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指导，所以不能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范畴。1949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城镇化发展与转型过程，具有历史连续性。以改革开放为标志，1977年是我国“红色”城镇化发展阶段的终点，1978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由我国“红色”城镇化发展阶段转型发展而来。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终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0]30-31因此，根据上文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进行的城镇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城镇化等基本观点，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间重叠的那一段时期所进行的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时间终点大致在2049年“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之时。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阶段构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包含了中国特色城镇化、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中国特色创新型城镇化三个发展阶段。

（一） 中国特色城镇化阶段（1978—2011）

改革开放启动，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城镇流动，小城镇快速发展，1998年城镇化率超过30%。1999年以来，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外资大规模进入，沿海城市工业化、特区建设、开发区建设与城市建设全面铺开，农民工大量外出进城打工，向沿海城市流动，形成以异地就业转移为特色的快速城镇化浪潮。向市场经济转轨，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同时，积极引进外资企业，以工业化推进城镇化，推进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成为这个时期城镇化的重要特点。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2011年城镇化率超过50%。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农民工半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资本化与市场化过度、公共服务短缺、腐败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等等。[11]

（二）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阶段（2012—2020）

2012年，以十八大为标志，我国城镇化进入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率和城镇人口增长率双双进入下行通道，社会经济结构性问题与矛盾突出，产能严重过剩，公共服务短缺。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是要通过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实现“三去一补”、脱贫摘帽、“四个全面”、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小康社会建成等目标，有效解决公平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和人的发展问题。城镇化率由2012年的51%提高到2020年60%左右。

（三）中国特色创新型城镇化阶段（2021—2049）

2021—2049年期间，我国仍然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阶段。根据城镇化阶段发展、转型发展的客观规律，本文暂时将这个城镇化阶段称为中国特色创新型城镇化阶段。表2列出了中国特色创新型城镇化阶段与其前后两个阶段的区别。第一，中国特色创新型城镇化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镇化向中高级城镇化过渡的关键阶段；第二，中国特色创新型城镇化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形态以服务业为主；第三，相比前一阶段的城镇化，中国特色创新型城镇化阶段的收入差距大为缩小，城乡一体化发展，环境质量大为改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进展；第四，在中国特色创新型城镇化阶段，数量型城镇化为质量型城镇化取代，公共服务普惠化、全覆盖；第五，中国特色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是为2050年前后两种不同层次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对接做准备。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开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将终结于2049年中国梦的实现，它已经经历了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阶段，目前已经进入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未来还会转型升级到中国特色创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

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特质讨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特质的来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的途径、行动指南和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10]25 所谓道路特，是指坚持“三个既又”：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五大建设全面推进；既不断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谓理论体系特，是指“邓三科”，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10]25-2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之后所进行的城镇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所进行的城镇化实践，因此，其特质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的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基本特质

基本特质是寓于具体特质之中，是决定城镇化道路、性质与方向的特质。城镇化有两个相互对立的方向和属性，一是社会主义，二是资本主义。城镇化道路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存在两类判断与识别标准。

第一类是方向指标。指手段、方式、方法与途径实施后，城镇化结果是否指向社会主义目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判断指标就是邓小平所指出的“三个有助于”（1）或“三个有利于”（2）。

第二类是属性指标。指城镇化的手段、方式、方法与途径是否体现社会主义原则，是否具备社会主义属性。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原则主要有三条，一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12]49，二是发展生产（力），三是共同富裕或共同致富，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2]172

根据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与性质的论述，结合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实践等特在何处的论述，坚持其社会主义方向与属性，坚持“三个有利于”，坚持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坚持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坚持逐步共同富裕。这“四个坚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基本特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理论特质

2014年，国务院公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以下简称《规划》），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一般特质进行了规范。由于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中间阶段，其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或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特质，所以，依据《规划》所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一般特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特质的具体表现进行讨论。

《规划》要求，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以“邓三科”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基本特质的要求。

我国目前城镇化正在从30%—54%的加速发展阶段，向55%—70%的减速发展阶段转变。根据全过程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减速发展阶段不能延续加速发展阶段粗放的城镇化模式。未来减速发展阶段，随着内外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尤其是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脱贫进入攻坚阶段，我国城镇化必然由规模扩张进入以提质升档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规划》提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要坚持阶段发展、转型发展、提质升档的新理念。这里的阶段发展、转型发展、提档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重要理论特质。

《规划》提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其立足点与出发点。也就是说，要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性。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性，恰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重要理论特质。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原则特质和目标特质

《规划》提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应当坚持以下基本原则：特色彰显，城乡统筹，以民为本，全民共享，布局优化，高效集约，低碳绿色，文化传承，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分类指导。这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原则特质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规划》提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宗旨是服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任务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十三五”期间的任务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进社会和谐进步，解决贫困问题，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体目标组合为：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城市生活和谐宜人。这里的具体目标组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一般特质，而服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基本特质。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模式特质

《规划》提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与模式为“四个立足点”：第一，以改革为立足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通过改革释放城镇化发展潜力；第二，以城市和城市群建设为立足点，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第三，以产业升级和综合承载能力为立足点，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的全面协调，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第四，以人民为立足点，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这“四个立足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道路与模式特质的具体体现。

五、几点结论

根据上文的研究与讨论，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开始于1978年，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进行的城镇化，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点的城镇化，是在“邓三科”和习近平思想指导下所开创的城镇化，大致分为中国特色城镇化、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中国特色创新型城镇化三个阶段。其具体特质包括理论特质、原则特质、目标特质、模式特质等。基本特质寓于具体特质之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字所规定，具体表现为“四个立足点”、“四个坚持”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的基本特质，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形式的城镇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城镇化的基本标志。

注释：

（1）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得标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2） 姓资与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9.

[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

[5]习近平.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3-12-15.

[6]王伟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N].人民日报， 2012-12-20.

[7]方玉梅，张玮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述评[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7（3）： 350-354.

[8]何干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镇化道路的探索——江苏部分地区城镇化的调查与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3）： 40-49.

[9]梁本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我国未来城镇化道路的基本取向[J].学习与实践，2014，（1）：9-17.

[10]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11]余静文.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经验研究[J].西部论坛，2013，23（1）：1-10.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

篇5：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城市化或城镇化是指第二、第三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城市化或城镇化道路是指实现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原则和方式，所要解决的是怎样实现城市化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城市化类型的选择、城市化动力和实现机制的选择及城市发展方式的选择。

在2013年11月12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其中有一条指出了“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现在，城镇化越来越得到大家的重视。所以什么是城镇化？什么是城镇化道路.? 在2001年3月时，“十五计划”第一次提出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我国的城镇化道路经历了几个阶段。城镇化发展的启动阶段(1949—1957)城镇化发展的波动阶段(1958—1965)城镇化发展的下滑与停滞阶段(1966—1978)城镇化的恢复发展阶段(1979—1992)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1993—至今)2011年底，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率突破50%；2012年底，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城镇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为52.6%，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从根本上说，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农业现代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快速推进。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必要性就愈发的凸显出来，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经济知识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客观需要。是中国国情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选择。

那么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特征是什么?双重经济转型背景，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紧密相联；双重城镇化方向，东部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和中西部农村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双重动力机制，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发展模式，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双重城镇化推动主体；双重要求，城镇发展方式多样化和科学化的城镇化道路； 双重目标，注重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促进城镇化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同步实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发展方向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并举，逐渐形成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立体式的城镇化网络。

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这个概念，要实现中国梦只有新型城镇化才能更好地实现中

国梦，中国的城镇化既不要片面地发展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也不要片面地发展小城镇或中小城市。也就是说，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既不能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也不能同于许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而是要有“中国特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四城”并举。由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农村人口，单纯依靠哪种类型的城市或城镇都无法实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并制定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此后随着建制镇标准的降低和撤县改市的兴起，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数量大幅提高，目前我国有小城镇2万多个。小城镇规模小，不宜发挥聚集效应，工商服务业落后，许多小城镇还保持着农村的面貌，使城镇化进程表现出缺乏工业化和人口支持的过度城镇化倾向。30年来，这个政策的实施，使全国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在全部城市人口的比重有所降低，中、小城市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上升，但平均规模有所下降。为了推动中国富余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这20字原则来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必须注意到不同类型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中国的城镇化，必须从我国农村经济相对落后、资源条件相对贫乏的实际出发，以建立科学合理的现代化城镇体系为基本方向，建设以大城市为骨干、中小城市为主体、广大小城镇为基础的城镇群体。

当然，我国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不是否定城镇化道路，而应该是为了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样，我们在充分肯定快速城镇化成效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城镇化出现的问题。如人口城镇化不彻

篇6：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

腐败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古今中外众多社会都存在，因此反腐败是整个人类社会和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车轮在快速前进，各类矛盾也层出不穷；社会在发生深刻变革，腐败也呈易发高发态势。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同时，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也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从未放松过对腐败的预防与惩治。经过多年理论上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中的不懈努力，我们党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在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条件下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新路子——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系统回顾、总结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历史进程、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和未来走向，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一、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历史形成与基本特点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其间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我们党开辟了在不搞群众运动的情况下健康有序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新途径。这一时期，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重大决策和部署：如恢复、重建了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认真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问题；开展了以打击走私、套汇、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重点的专项斗争；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全面整顿，推动全党“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在这一阶段，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在反腐倡廉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尤其是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取得的重大胜利，对贯彻落实改革、开放政策，保护干部和群众改革的积极性，增强党员、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我们党逐步探索出一条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基本路子，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的基本框架。这一时期，明确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党的重要任务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重点工作；逐步建立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立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在党的十五大以后，又明确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进一步加大了治本的力度。这一阶段，反腐倡廉工作在具体实践中取得了新的成果与实效。特别是查办了湛江和厦门特大走私案，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在维护党纪国法严肃性的同时，也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第三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在自觉认识和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规律，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中，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惩防腐败的战略体系与理论构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

道路。这一阶段的实践，进一步揭示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规律，拓展了反腐倡廉工作的视野，确立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目标和基本着力点。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在于：围绕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注重把反腐倡廉的新鲜经验转化为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由此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与实效。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进程，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始终，是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科学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这同时也是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工作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其一，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反腐倡廉实践。这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指导思想；其二，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这是反腐倡廉工作在党和国家整个工作中的科学定位；其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这是反腐倡廉的本质要求；其四，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建立和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反腐倡廉的战略方针和主要任务；其五，坚持深化改革、拓展领域，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这是反腐倡廉的动力和方式；其六，坚持发展民主、加强监督，努力使领导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这是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这六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架构。

从总体上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上的自觉性、主动性、自律性和开放性。与不少国家的执政党大都是在外力作用下才会查办自身的腐败丑闻不同，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是执政党主动抓的。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那样，“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自觉的产物，其内在地蕴涵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修订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重要法规；建立健全了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党内询问和质询、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实行巡视制度，开展巡视工作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所具有的主动性、自觉性和自律性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依靠法制化、民主化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生动体现。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还具有开放性。我国已于2003年12月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与40个国家签订了50多个司法协助方面的协议，在此框架之内，加强了同世界各国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合作。

二、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价值取向及其政治优势

从总体上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之路自始至终都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总的价值目标与实践指向。也即是说，反腐倡廉工作搞得好不好，归根结底要看是否有利于保证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与全面推进。这就要求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必须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积极主动地服务于全党工作大局；同时在促进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平稳健康地向纵深发展。当然，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价值取向因各个历史阶段各有侧重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强调法治（制度）建设，这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形成与发展的第一阶段所表现出的最为突出的特征。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制度层面解决和防止特权现象的论断。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提出要把反腐败的斗争纳入法制轨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所强调的廉政建设要经常化、法制化的思想，既是对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总的思路和方向，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强调德（治）法（治）并重，这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形成与发展的第二阶段所表现出的最为鲜明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采取了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犯罪、加快立法和强化惩治手段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的蔓延，但腐败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使得法律条文的制定和完善总是落后于不断变化着的现实，而且法律能否得到执行和遵守以及执行和遵守的具体情况如何，最终需要靠人的道德操守和理性来加以实现。邓小平曾经强调要依靠教育和法制解决腐败问题，江泽民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思想。这里的“以德治国”是要通过学习和教育等方式，在充分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把公众要求的价值观内化为权力主体自身的价值需求和道德自律，以思想道德建设来唤醒人文关怀、提升人文素质。江泽民还提出反腐败工作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这其实就是要把反腐与倡廉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

强调“以人为本”，这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形成与发展的第三阶段所表现出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从反腐倡廉建设的视角来看，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价值导向，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使反腐倡廉工作体现保护人、体恤人、尊重人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其首先意味着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信号，把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考虑，把满足人民群众发展的需要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和“答应不答应”作为反腐倡廉的第一标准。其次，要求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围绕“人”。要始终把“人”作为反腐倡廉工作最积极、最能动的要素，正确把握人的思想行为蜕化、变质、腐败的根源和轨迹，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与监督，有针对性地做好关心人、爱护人、教育人、挽救人的工作，把预防腐败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纵观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道路始终坚持着实践取向、科学取向和人民取向的有机统一。应当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这条道路所包含的理论、战略、方针、政策和制度是经过了实践检验并继续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其每一阶段的价值取向也都带有明显的实践性印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科学取向主要表现在，它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而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如果说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在形成和发展的第一阶段其价值取向更偏重于“器物”（法制）的话，那么在形成和发展的第二阶段其价值取向则开始注意到“人”的因素，开始将“人”（教育）和“器”（制度）并重；而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第三阶段，其价值取向则是在完善“器物”的同时，将“人”的外延扩大到全方位立体的人，并将“人”的内涵深入到人的需要的各个方面（人的全面发展），由此凸显了“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

与西方国家反腐败道路相比，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政治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工作机制。西方国家的反腐败一般依靠国家监督体系。而在我国，除了国家监督体系外，还有党内监督体系。中国的反腐倡廉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执政党的力量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所体现的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坚强领导核心，也是惩处贪污腐败制度的坚定制定者和执行者。一方面党不断完善自己，如《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制定、党务公开制度的实施；另一方面党积极完善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指导和规划，如2008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成为实施“中国特色反腐模式”的标志，也是“中国特色反腐模式”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从指导思想、推进反腐倡廉教育、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等七个方面对反腐倡廉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二是通过资源整合，有效形成政府各部门、社会各层面协同作战的反腐倡廉的整体合力。中国的各级政府部门都设有监督制约体系；司法、行政、党内均有专门监督机关；社会层面的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也在不断发展。反腐败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要把立法、执法、法律监督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实行综合治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反腐倡廉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是反腐倡廉最强大的动力。中国的反腐倡廉实践正是以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来加以推动的。坚持以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使反腐倡廉工作充分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在实践中，通过加强组织协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整合反腐资源，依靠国家各有关反腐倡廉机构和部门的协同作战形成整体合力，这是中国反腐倡廉工作取之不尽的动力源。

三是将反腐倡廉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中，构建多手段、全方位的反腐倡廉工作体系。西方单纯依靠法律手段，反腐成本高、效率低。如果没有法律证据，对于显而易见的腐败行为也往往无可奈何。而我国在反腐倡廉方面，既有法律的手段，也有道德的手段，还有党的纪律手段等。中国的反腐倡廉通过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和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中。在政治领域反腐倡廉，抓住了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在经济领域反腐倡廉，抓住了建立健全正确利益导向机制这个核心；在文化领域反腐倡廉，抓住了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在社会领域反腐倡廉，抓住了依靠人民群众这个根本。惩防并举、综合治理充分体现了中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全过程性和全方位性，已在反腐倡廉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

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全面完善与未来走向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和重要保障，同时也需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继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将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总体布局之中，统筹兼顾，协调、可持续地向前发展。为了使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更加完善，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必须增强前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反腐

倡廉制度的规范、教育、约束、纠偏和惩戒功能。要切实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国家廉政立法，努力形成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体系。要高度重视发挥国家预防腐败机构的职能作用，抓好预防腐败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和政策制定。制度建设要努力实现六个方面的根本性转变：即对反腐倡廉要靠法制的认识由中央大力倡导向全党形成共识转变；法规工作目标由单项零散的规划向配套的法规制度体系转变；法规工作重心由侧重惩治向惩防并举、注重预防转变；法规工作方法由被动应急向主动应对转变；法规工作内容由侧重制定新法向立、改、废、释并举转变；法规工作局面由主要依靠纪检监察机关抓向全党动手抓法规制度建设转变。

（二）切实完善监督机制。（1）完善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法规制度，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把对权力的科学配置与对干部的有效监督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程序规则，明确用权界限，规范权力运行流程，保证党员领导干部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2）在监督机制上，我们党将支持和保证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加强党内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3）继续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推进党务公开，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证党员民主权利。

（三）着力加大惩治力度。对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要及时立案调查；对一般性的不作为或乱作为问题，以及一些带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要认真做出组织处理；对确有问题、不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应当按照《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采取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组织措施予以及时处理；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等部门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组织处理范围，规范组织处理程序，提高运用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的综合效果。

（四）有效加强国际合作。要适应中国反腐败实践的发展要求，注意考察了解和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这样做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反腐败法制建设的水平，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从而为反腐倡廉实践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制度规范。目前，由于我国参与国际化反腐斗争的司法机制还不够健全，联系合作的渠道还不十分广阔，对于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分子调查取证难、人员引渡难、资金返还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不少贪污腐败分子至今仍逍遥法外。今后我国在国际化反腐方面的任务艰巨而又重大，必须尽快建立健全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司法机制，完善有关的法律制度，疏通国际化反腐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