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城市治理

什么是城市治理（精选12篇）

篇1：什么是城市治理

什么是城市治理

1980年代末以来，有关“治理”(governance)的讨论方兴未艾，是当今西方学术研究广泛使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成为了一种显思想、主流学术，由此也相应地成为了一种“时髦的词语”。正由于这种时髦，也就出现了滥用，而在中文文献中，这种现象似乎更为严重。这与我们固有的对“政府”、“管理”等词的认识及相应的思维定式有关，而在接受外来思想时过分的实用主义(或更多的是功利主义)意识起了作用，总想把别人说的概念与某一种现象联系起来，以便于进一步使用。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出现了两种最典型的误读，一是将治理读解为是政府的一种管理方式，二是将治理读成了是对公众参与的强调。确实，治理这个概念与这两方面都有关系，但却不是仅指其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是这两者的简单加和。

“治理”一词久已存在，但在现在西语意义上的使用，肇始于世界银行1989年一份报告，此后在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中广泛使用。这种使用有其很深刻的原因。这些国际组织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不得干预主权国家的内政，但又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不满，尤其是以世界银行或地区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希望受援国都能遵循它们所确立的制度理念，因此便用“治理”一词来指代“国家改革”或“社会政治变革”的含义，从而以“一个相对而言没有攻击性的论题用技术性措辞来集中讨论敏感问题，而不致于让人认为这些机构越权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因此，从这个词的重新被挖掘出来使用的目的上就可以看到，是为了寻找到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政府管制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治理从头起便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有关治理的概念有多种定义，但相对较为广泛认同的是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的定义。这份报告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4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从这样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治理的理解如果从管理或管制的角度去理解则必然会存在误差。这一点在有关治理的经典文献中有一本J.N.Rosenau等主编的书，它的书名就是《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就是明证。

治理的实施需要公众参与，但公众参与并不就是治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公众参与制度的实施与运作，或者说，公众参与制度的“元制度”才是治理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将治理引入到城市规划领域，可以改变我们对城市规划作用方式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使我们通过城市规划发挥作用的机制发现规划作用方式的转变。这种新的理解和转变要求我们对城市规划的整体理解及其哲学基础发生改变。我们应该看到，城市规划不仅仅是政府行为，更是政治行为，当然，这里的政治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尤其不是中文中的狭义。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就可以较好地把握治理在城市规划中的运用。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城市规划究竟是怎么得到实施的，其背后的实施机制究竟怎样，这些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那么就不可能界定我们的规划体系，也不可能设计我们的规划制度。如果我们对城市规划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一点还搞不清楚，那么很显然，我们所设计的规划体制仍然不可能保证经过法定程序批准的规划得到实施。

在认识治理的概念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分清楚政治的谋略与技术的策略。在一定的意义上，政治的谋略充当着目的的角色，而技术的策略则担当着手段的作用，但这两者本身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们不能被技术的策略所迷惑，而应看到在此背后所被遮蔽着的政治谋略。在很多的情况下，政治谋略往往是技术策略发展演变的真正动力。但多少年以来，我们的规划师只关注技术手段的演变，却没有关心过这种演变为什么会形成，其结果就导致了技术手段的滥用和异化，甚至是一种非常好的手段最终也只能导致没落。这不仅是我们在考量城市规划发展中需要注意的，而且，在接受任何新的观念时也同样需要注意。摘自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院 乾泉 编撰

篇2：什么是城市治理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名单有哪些

目前由国家财政部、住建部、水利部三部委共同组成评审专家组评审的中国海绵城市试点城市共计30个，分别为的迁安、白城、镇江、嘉兴、池州、厦门、萍乡、济南、鹤壁、武汉、常德、南宁、重庆、遂宁、贵安新区和西咸新区;的福州、珠海、宁波、玉溪、大连、深圳、上海、庆阳、西宁、三亚、青岛、固原、天津、北京。

篇3：什么是城市治理

此研究成果刊登于《农业工程学报》2011年第10期, 题为“基于国际比较与策略选择的中国城市蔓延治理”, 第一作者为中国矿业大学江苏省资源环境信息工程重点实验室和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心李效顺博士。该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城市蔓延虽然是全球较为普遍的现象, 但其国内外成因和过程差别较大。国外城市蔓延理论上区分为福利性和亏损性两种类型, 前者是由于市场自发引导的结果, 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后者由市场失灵和政策失误引起, 该过程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因此是城市治理所应避免类型。国内城市蔓延划分为牺牲性和损耗性两种类型, 前者是由于价格失灵、忽略农地非市场价值引起, 该过程农民和集体虽然付出较大牺牲, 但对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贡献巨大;后者由于政府失灵、人为压低农地价格引起, 该过程虽然对官员政绩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 但它往往是以损耗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基础为代价, 因此, 对整个社会而言无疑付出巨大成本。就我国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而言, 损耗性蔓延是当前我国城市治理首先要重点避免的类型。

在深化我国城市蔓延类型的基础上, 探索性的提出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理想、适度和极限三个边界, 为城市蔓延治理策略选择提供空间参考和借鉴。从资源投入与配置的视角分析, 城市适度蔓延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条件, 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内在要求。合理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展有助于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而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 则是一种未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综合效益的非理性扩展。城市非农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大部分都是具有不可逆转性。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阶段, 如何科学选择城市蔓延的理性边界成为化解经济增长、耕地保护与生态建设矛盾和调控治理失衡态势的关键。理论上的分析判断表明, 我国城市扩展边界吻合在理想边界上最为合理和科学, 在此边界上土地资源整体配置效率最高, 社会总福利最大;然而, 土地制度创新的艰巨性和市场完善的长期性决定, 这种最为合理的空间均衡状态我国当前很难实现。而城市扩展范围吻合在极限边界上将会过度地消耗大量土地资源, 明显违背节约集约用地的基本理念, 18亿亩耕地红线被突破的可能性很大, 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 城市理性蔓延空间控制在适度边界范围之内更为科学和现实。

篇4：什么是好的治理？

理论界普遍把董事会治理形式作为唯一正确的治理形式，通过联想的治理实践，我们发现并非如此

有人说，中国企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我们深有同感。为了究其原因，2003年，我们探讨治理的小组分析归纳了26家国内企业失败的三十多条原因，发现核心问题是这些公司人治大于法治，公司兴亡系于一人，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公司的战略决策方面存在失误。主要表现为:

管理层违背股东利益，片面追求企业规模增长，加上审批环节缺失，造成决策风险;决策只看机会，不考虑能力、资源与机会的匹配，导致决策无法执行;依靠个人决策，受个人能力、利益、品德、兴趣、传统习惯等条件的制约，导致决策失误。

第二，战略执行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主要表现为:管理层说到做不到;执行过程中发现战略制定有问题，但没有及时调整;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无问责。

第三，企业没有好的激励体系，主要表现为:高管薪酬由自己制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不挂钩;员工激励缺乏公平、公正，领导说了算;高管灰色收入、职务消费超过工薪收入。

这些导致公司的激励体系失灵，从管理层到员工的责任心、积极性、事业心也就无从谈起。

实际上，这三类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问题:

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由谁制定？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由谁批准？公司的战略由谁来执行？公司的战略执行由谁来监督？谁对业绩负责？谁来评价业绩？

回答好这六个问题，不仅明确了股东、董事会、管理层各自的角色定位，也确立了三者之间的纵向指挥和横向制约的关系，即建立“审批、监督、激励”机制。

在治理实践中，由于股东、董事会、管理层都可能成为主导治理机制的力量，于是出现四种治理形式: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管理层治理以及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形式。

理论界普遍把董事会治理形式作为唯一正确的治理形式，通过联想的治理实践，我们发现并非如此，在不同的条件下，只要能够建设好“三个机制”都是好的治理形式。

联想的公司治理经过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4年公司成立到1988年的创业时期。

当时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政企分开、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正在建立;作为股东，中科院和计算所的领导认识到，不能用管科研院所的思路管理企业，但是院里对如何管理企业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于是股东充分放权给管理层，提出“不管就是最好的管”，但放权不放任，而是“在赛马中识别好马”。中科院计算所给了公司财务支配权、人事任免权、经营决策权三项权力，并把“中科院计算所“的金字招牌给公司使用。

联想管理层是怎么做的呢？

第一，管理层体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提出了“既当船主又当船长”的主人翁理论，就是说当船在海上航行的时候，管理层要把自己定位为船主，遇到风险，与船和货共存亡;而一旦船靠岸，管理层只能获得作为船长应得的酬劳，不能对利润所得打主意;管理层全身心投入，把公司当作自己后半辈子的命;还坚持“多劳少得”的奉献精神和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并且有“把5%的希望变成100%现实”的拼搏精神。

第二，坚持诚信，提出“三个取信”:取信于员工、取信于领导、取信于客户;坚信办一个长久的公司，绝不能做奸商;

第三，决策方面，“好婆婆”——中科院和计算所给了管理层“三项权力”，没有束缚管理层手脚;管理层则坚持集体决策，“听多数人意见，跟少数人商量，核心说了算”，努力向科学决策迈进;

第四，监督方面，股东放权而不放任，在赛马中识别好马，对于重大问题支持过问;管理层建立了由董事长和总裁双向管理的内部审计部门，对总公司的财务和制度、经营合同的执行、分支机构的经营状态、干部离职、重点客户等各个层面做监督;

第五，激励方面，股东充分放权，为管理层提供了科技产业化的舞台;另外对于利润的分配，计算所确定50%作为公司发展基金，30%作为员工福利基金，20%作为奖励基金，在奖金分配上，打破大锅饭，“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充分调动大家积极性。

这样就建立了股东与管理层相互信任、一心一意办好公司为基础的治理机制，有力推动了公司的发展，1988年业绩达到了2.5亿元。

联想公司治理的第二个阶段是1987年到1994年联想海外发展阶段。

1987年北京联想与两家香港公司以均等的股份合资成立了香港联想公司，组建了香港联想董事会;由于对海外市场的了解是空白，语言、文化上都不是优势，就选择一位合作者担任总经理，仍然沿用“管理层治理”形式，给予管理层充分的信任和空间，这种治理形式充分调动了管理层的积极性，香港联想收入从2.5亿上升到55亿，并于1994年在香港成功上市。

随着业务的顺利发展，1995年后，问题出现了:决策方面，管理层出现了严重的浮躁心态，当时一些重大决策，都是由总经理个人决定;监督方面，董事会的任何意见，管理层都不愿意接受，对董事长的意见当面点头，实际不以为然、自行其是;激励方面，以“香港行情”为由，高管工资都由自己来定。

这些治理上的问题必然影响到业务，1995年香港联想亏损1.9亿港元，处于濒临破产的境地！

联想治理的第三个阶段，1996年到2000年拯救危机中的香港联想。

股东到了不得不管的时候，股东首先进行整合，把北京联想的业务注入香港联想，整合以后，立即撤换了原香港联想的管理层，由中科院计算所领导和联想高层班子组成了董事会和新的管理层，形成了“股东、董事会、管理层“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形式。

在决策方面，这种形式促进了危机阶段的迅速决策，同时公司成立企划办作为决策支撑部门，并聘请咨询公司作为外脑，向决策科学化迈进;三位一体的模式同时具备了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功能;激励方面，经过科学院批准，管理层和员工获得了公司利润35%的分红权，最终分红权转变为股权，管理层和员工真正成为公司的主人。

这种治理形式跟联想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内部管理呈现出非常好的状态，公司业绩也从1997年的125亿达到了2000年的284亿，公司从此迈上了新的台阶。

联想治理的第四个阶段，是在2000年战略拆分后，联想控股公司旗下的上市子公司，开始走向董事会治理形式。

那么究竟什么是好的治理呢？我们把公司治理的要点概括为治理全景图。

从治理全景图可以看到，公司治理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要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两权分离”，要符合国家对公司治理的法规要求。

公司治理包含治理结构和治理实务两大部分的内容，治理结构部分主要研究不同股权结构对治理的影响、选择何种治理形式、以及如何构建三层结构之间的纵向指挥、横向监督关系;治理实务部分则是实施“审批、监督、激励”机制建设，以及做好机制建设的基础工作。

当然，在公司治理中，人的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通过联想经历的治理实践，对比治理全景图，我们认为好的治理应该满足以下条件:

按照《公司法》的要求，企业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两权分离，形成三层治理结构;做好治理的基础是选择好董事长和总经理;在治理结构方面，我们国家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变阶段，由于历史原因，在实际的运行机制中，根据主导治理机制建设的角色不同，存在四种治理形式。无论哪种治理形式，无论何种股权结构，只要能够回答以下六个问题:谁制定战略？谁审批战略？谁执行战略？谁监督战略执行？谁对业绩负责？谁评价业绩？理顺“纵向指挥横向监督”关系，解决好“决策、监督、激励”三个治理机制的治理都是好治理。

作为“两权分离、政企分开”的现代公司，一定要逐步走向董事会治理的形式。

篇5：治理工业粉尘的方式是什么呢

工业粉尘是指含粉尘的工业废气或者是产生于固体物质的粉碎、筛分、输送、爆破等机械过程中，还有就是产生于燃烧、高温熔融和化学反应等过程。前者含有粒度大、化学成分和原固体物质相同的粉尘，后者含有粒度小、化学性质和生成它的物质有别的烟尘。因为含尘废气对大气和人类都会造成伤害，所以我们要对其采取措施。

治理工业粉尘的方式是什么?

改进工艺，减少粉尘产生量;清洁生产，减少粉尘排放;增加粉尘收集后的综合利用。

粉尘处理的话常采用除尘器，除尘器广泛用于控制已经产生的粉尘和烟尘。按捕集机理可分为机械除尘器、电除尘器、过滤除尘器和洗涤除尘器等。机械除尘器依靠机械力将尘粒从气流中除去，其结构简单，设备费和运行费均较低，但除尘效率不高。电除尘器利用静电力实现尘粒与气流分离，常按板式与管式分类，特点是气流阻力小，除尘效率可达99%以上，但投资较高。占地面积较大。

过滤除尘器使含尘气流通过滤料将尘粒分离捕集，分内部过滤和表面过滤两种方式，除尘效率一般为90%～99%，不适用于温度高的含尘气体。洗涤除尘器用液体洗涤含尘气体，使尘粒与液滴或液膜碰撞而被俘获，并与气流分离，除尘效率为80%～95%，运转费用较高。为提高对微粒的捕集效率，正在研制荷电袋式过滤器、荷电液滴洗涤器等综合几种除尘机制的新型除尘器。

有效治理粉尘的设备有哪些

治理粉尘的设备有很多，有袋式除尘器、滤筒除尘器、旋风除尘器、单机除尘器、脉冲袋式除尘器，湿式除尘器、活性碳吸附装置、脱硫塔、脱硫除尘器等等。型号也是非常的多，每款除尘器都具有它独特的构造和性能，对于处理粉尘的过程也是不一样的。想要有效的的处理粉尘，较首先了解粉尘的性质，从而选出合适的除尘器。

篇6：什么是城市网格化管理？

所谓网格，就是将城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的“网格”，使这些网格成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单元。

城市网格化管理就是将城市管理范围划分为若干责任网格，并将网格中的部件、事件数字化，譬如把一个井盖、一个消防栓、一颗树这些部件或者出现的乱设摊、跨门经营这样的事件，在网格中标上相应的代码（用代码来进行案件的识别、梳理、操作），同时指定派遣其相对应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来进行城市事件、部件等市容秩序的维护。网格化管理通过整合政府资源，运用先进数据信息技术，实现城市管理的精确、高效、快捷和全覆盖。

①责任网格——本区将网格化管理系统覆盖地区细分为单元网格，再将若干单元网格组成工作责任网格。

②部件——城市部件是指城市市政管理公共区域内的各项设施，包括：公共设施类、道路交通类、环卫环保类、园林绿化类、以及其它设施等。

篇7：什么是城市治理

在《蒋笃运厅长在全省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工作推进会上的讲话》中，重点治理当前影响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是：

1、严格控制学生在校集中学习时间。要坚持“健康第一”思想，严格控制学生在校集中学习时间和家庭作业总量。目前，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集中反映在“三超”上：首先是“超时”，即延长学生学习时间，占用节假日、双休日加课、补课；其次是“超标”，即学科教学超出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学生接受困难；再次是“超量”，即超过规定限量，作业多、考试多。对此，必须综合整治，下大力气认真解决。重点治理占用节假日、双休日违规补课和家庭作业量过大问题。

2、严禁公办普通高中举办复读班。公办普通高中举办复读班的主要危害：一是占用了有限的教育资源，影响更多的初中毕业生就读普通高中；二是已被高等学校录取的高中毕业生回流复读，相对剥夺了其他考生的录取机会；三是一些普通高中大量招收复读生，在某种程度上对片面追求升学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治理公办高中举办复读班，必须态度坚决，一抓到底。今年各地要早安排、早部署，坚决做到公办普通高中一律不举办复读班。

3、严格规范招生行为。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免试入学制度。任何学校包括民办学校都不能采取任何形式的考试、考核、测试选拔学生，不能将各种竞赛成绩作为招生的依据。要通过严格控制热点学校班额、提升薄弱学校办学水平、合理引导分流等措施逐步化解择校矛盾。规范普通高中招生秩序，严格执行“三限”政策。未经省教育厅批准，任何地方不得擅自增加中招考试科目和考试分数，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和经济负担。

4、严禁下达高（中）考升学指标和炒作高（中）考“状元”。各地首先是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给地区、学校及个人下达高（中）考升学指标；不得以高（中）考升学率或考试成绩为标准对县（市、区）、学校和教师进行排名和奖惩。今年高、中考结束后，各地要切实加强对高（中）考信息的管理，禁止对高（中）考成绩尤其是对高（中）考“状元”的各种炒作。

篇8：什么是城市治理

社区治理是在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 伴随着和单位制解体、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变而逐渐产生的, 其发展路径及治理模式的演变体现的是国家和社会权利、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变化。就我国目前的社区治理实践来看, 主要有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网格化社区治理及多元共治的社区合作治理几种治理模式。

1.1 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

就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而言, 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是在“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和社会关系背景下一种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的发展和建设主要政府行政力量推动、社区居民和各类社会组织参与而完成, 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这一模式是我国目前绝大部分城市社区采取的治理模式, 如上海卢湾模式、深圳盐田模式等尽管都有所创新, 但其实质都是政府主导下的模式选择。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行政化色彩浓厚, 社区成为城市政府的活动空间, 其基本标志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 政府通过行政规划重建城市社区, 使社区空间行政化;其二, 政府以行政逻辑改造社区组织结构, 并与外部的政府系统衔接, 完善垂直权力网络, 致使社区组织行政化;其三, 政府通过行政目标, 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的行政指令, 管理社区事务和提供公共物品, 致使社区事务行政化。

总之, 政府主导模式行政色彩过于浓厚, 行政权力过多干预了社区微观事务管理, 社区治理没有逃脱出街居制的管理模式。

1.2 网格化社区治理

在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的背景下, 政府对社会控制的范围缩小, 相对独立的力量不断壮大, 行政色彩浓厚的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逐渐暴露出气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而且社区环境日益复杂, 社区发展呼吁社会性治理方式的出现。

在此背景下, 社区网格化管理应运而生, 成为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网格化社区治理一般将社区划分为若干责任网格, 将社区事务逐项分解到每个网格, 同时, 每个责任网格配备1-3名网格责任人。社区党支部书记、专职社区工作者、居民小组长以及各方面的社区志愿者等, 共同构成了各层级网格的责任主体, 共同参与对社区事务的管理。

网格化社区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区资源的重新整合, 初步实现了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共治局面, 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和高效的运转能力, 受到众多管理者的青睐。但就其实质而言, 网格化社区管理仍然是一种行政主导的管理模式, 有三个方面的明显缺陷:即重社会控制, 轻治理服务;加剧行政化趋势, 影响社会自治;机构膨胀, 财政负担沉重。

1.3 合作共治式社区治理

鉴于网格化社区治理的明显缺陷, 从长远来看, 网格化社区治理只是社区治理模式演进进程中采取的过渡模式, 随着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居民参与的活跃, 它将为多元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所取代。

合作共治式社区治理指的是政府和社会发挥各自的组织优势, 形成复合治理的模式, 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看, 这是一种强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联合治理。随着社会组织的发育完善, 国家与社会组织间的权利利益格局有所调整, 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或社会自治行为均无法满足社区多元化发展的利益诉求。社区治理过程正逐渐发育为一个相当典型的多元共治模式。在共治模式中, 政府不在直接插手社区事务的管理, 改由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来接手, 多元主体之间重新调整权责关系, 共同治理社区公共事务。

2 社区合作治理的架构与重塑

随着社区治理模式从政府主导型治理向合作共治式治理的转型, 多元化的组织开始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来, 要达到社会合理有效的治理, 多元组织之间必须进行有效的互动和协调。

2.1 强化政府与社区非营利组织的互动合作

在看待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时, 米歇尔曼通过将国家管理划分为强制权力和基础权力, 并且认为基础权力是具有合作内涵的权力, 是一种通过社会建构起来的与社会生活共存的权力。基础权力可以成为社会力量生存和发展的引导性工具, 可以与社会组织的权力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换言之, 国家与社会组织良性合作的密码就在于国家基础权力与社会力量的相互补充。加强二者的合作, 使其互相增权, 共同作用于社区有效治理。

就我国目前社区治理的实践来看, 要实现政府和社区非营利组织的有效合作, 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从全能角色中解放出来, 淡出对社区事务性和服务性事务的直接干预, 收缩其相应的权力和职能, 将其权力和职能释放给相应的社会组织, 成为负责提供信息、服务、资源、协调等具有动员能力的有限政府即可。同时, 要加大对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培育力度, 使其具有与政府对话合作的能力。从法理上看,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两大主体, 二者应该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但实际上, 大部分非营利组织都挂靠在政府部门之下, 缺少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同时, 受制于自身人才、财力资源的限制, 自身能力不足, 难以和政府形成平等的合作。基于此, 应借助法律体系和制度设计, 明晰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权责关系, 通过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交流机制理顺二者在社区治理中的伙伴关系, 使二者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有效合作主体, 实现不同层级政府与社区非营利组织在不同社区性质事务上的有效合作。

2.2 明晰政府与市场组织的分工互动

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志愿机制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三种主要机制,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曾展示出其独有的优势和不足。当前, 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失灵”也一直被学者所诟病, 但这并意味着市场组织应退出社区治理的参与。相反, 物业公司等市场组织作为遵循市场化运作的企业, 在提供物业管理等市场化服务时仍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

我们要做的不是在社区治理中消除市场组织的参与, 而是政府适当退出市场领域, 在市场机制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可以积极引导市场组织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自行解决。使最求利润最大化、遵循等价交换逻辑的市场组织与遵循行政服从逻辑的政府、遵循认同与参与逻辑的社会组织之间在社区治理上明确各自的职责, 达成有效的互动和协调, 形成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 发挥合作治理的效能, 最终形成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共同向基层社区提供资源的互补格局, 实现社区“善治”。

2.3 提升社区居民的认同和参与

社区治理是一个基层政府与公民互动的过程。在互动过程中力求达成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格局, 社区居民既是社区治理的受益者, 也是社区治理主体中的一元, 居民的认同和参与是社区有效治理的基础, 可以说没有社区居民的参与, 社区治理就缺乏根本的动力。当前, 受制于居民参与意识不强和参与能力不足, 整体来看我国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程度较低, 居民对社区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基于此, 要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参与, 就必须在不管改善社区公共物品质量供给上提高居民的满意度, 给社区居民交流提供开放的自由的公共空间, 同时形成社区居民参与的制度化机制和法律保障机制, 使社区居民参与不在流于形式, 使社区居民真正成长为具有参与治理能力的多元主体中的一元。

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是多元主体进行合作博弈的过程, 在其过程中, 力争消解争议分歧, 达成合作共赢。居民在参与消解争议分歧、合作达成协商的过程中, 学会如何在多元互动中表达利益、争取权利、学会与社区其他治理主体合作与竞争, 从实质上提升自身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 为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奠定基础。

3 社区合作治理的实践价值

在现阶段,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市场组织的不断涌现以及社会组织的不断成长, 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合作的共治模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价值。

首先, 合作治理能克服各自缺陷, 促使三方合作。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志愿机制在独立运行时很难避免其存在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的情况, 因为在满足人们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时, 任何单一的机制都不能独自完成。社区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主体多元化治理, 合作治理模式能促使三方行动主体通过反复的互动博弈进而寻求到互助共赢的合作模式, 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有效避免三方各自为政时出现的失灵问题, 共同解决社区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简单化及复杂化的问题。

其次, 合作治理可以有效推进居民自治, 促进基层民主发展。居民自治是形成社区层面共治的基础, 没有社区自治性的成长, 社区层面的共治就不可能是吸纳。而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结构为公民参与基础民主、提升其自治性提供了制度平台。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合作治理主体中的一元, 在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中, 提升了其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和能力, 维护及时实现了其利益和权利, 培育了现代社会的公民精神。可以说, 公民作为行动主体之一参与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实践, 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价值, 也推动了城市基层民主的实际运转, 是现代民主在社区微观层面的实现”。

4 结语

社区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发展离不开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的参与与合作。因此, 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遵循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我们有效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的选择。当然, 从我国社区建设发展的现实来看, 社区治理的模式选择和创新实现的可能性要取决于政府的选择和推动, 如何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之间形成多中心、互动式、开放性的合作治理结构, 形成良好的合作治理机制, 服务于社区居民, 实现对社区的善治是我们应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沈幸, 张颖.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基于治理理论的探究[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 (社会科学版) , 2012, (3) :35.

[2]朱仁显, 邬文英.从网格管理到合作共治——转型期我国社区治理模式路径演进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 (1) :105.

[3]王巍.国家、社会互动结构中的社区治理—一个描述性案例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3) :258.

篇9：什么才是有效的治理？

信任是怎么丧失的？小约瑟夫·奈在他的《人们为什么不信任政府》里提到了如其书名的现象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抛开腐败等因素不谈，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的绩效和政策，而不当和不符合预期的指令则是其源头。

最近，广电总局发布的禁止外资从事网络出版及网络剧必须通过审查后才能播出的规定引发了热议。不谈所谓的网络中立性，只从政策预期和效果角度来评判—这份文件不仅与观众有关，也将影响此领域的投资，这一切必然会作用于相关市场的活跃度—将网络剧与电视剧公平对待是件好事，但收回管控的权力能否如有关部门所期的提升网络剧的质量就不好说了—毕竟提升质量得靠市场竞争，不能依赖个人的审美。

另一个政策“意外”则是一线楼市房价的暴涨—新一轮楼市调控指令引发了上海和北京楼市的暴涨，而这一政策本来是为了清除一线以外城市里的大量房地产库存的。整个2月，全国61城房价都疯狂上涨，其中中山和苏州的单月涨幅居全国之首。很明显，这个市场失控了。

我们希望通过本期大公司特写来解释“你的房价跟谁有关”背后的逻辑。眼下，大多数人都把链家当做罪魁祸首，如文章所述，这家公司确实在高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及罗伯特·席勒指出的，房产中介这一行当的存在，本来就建立在“经济学欺骗”的基础上—假如你承认政府的税率在二手房交易的刺激中起到较大作用，那么就能理解为何中介的费率也相当于一种“税率”了—一份针对美国市场的调查显示，93%的购房者都存在溢价的抵押贷款。换句话说，这门生意本来就是建立在信息不透明基础上的，而我们身边也到处都存在这种“经济学欺骗”，汽车经销也是其一—中介会让你支付溢价，但它还没那么大的能耐能让全国楼市失控。

我们为人生中这笔最大的消费所支付的价格，不仅与链家这样的商业机构相关，也不仅取决于地产商所谓“道德的血液”，实际上，更取决于调控政策，后者也是楼市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2003年至今，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实施的行政指令数不胜数，但楼市价格仍一路节节攀升。眼下的关键时期，为了经济增长而放出困兽，对于穷人来说恐怕是不公平的。一个急迫的例子是，沈阳政府已经推出了大学生买房零首付的规定—尽管我们本期推出了大学生购买力的封面报道，但让没走上社会的人买房还是太不靠谱了，何况此城不少人都有好几套住房。

公平往往大过效率—按照博·罗斯坦在其《政府质量》一书中所述，这些因素直接决定了政府质量，即有效的治理，其结果当然也直接影响到你和你的房子。

篇10：什么是城市治理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是指通过实行定量考核，对城市政府在推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中的活动予以管理和调整的一项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自1984年起在我国得到广泛推行。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是指在城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城市生态学理论为指导，以发挥城市综合功能和整体最佳效益为前提，为保护和改善城市总体环境，对制约和影响城市生态系统发展的综合因素，采取综合性的`对策进行整治、调控。该项措施在全国推行后，对改善城市环境发挥了促进作用。为了巩固成效，普及推广，把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纳入法制管理轨道，在我国环境管理中建立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

实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的意义在于：1.使城市环境保护工作逐步由定性管理转向定量管理，有利于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实施；2.该制度明确了城市政府在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中的职责，使城市环境保护工作目标明晰化，对各级领导既是动力也有压力。通过考核评比，能大致衡量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状况和水平，找出差距和问题，促进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3.可以增加透明度，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发动广大群众共同关心和参与环境保护工作。

篇11：杨保军讲话：什么是好的城市设计

在五合国际的设计实践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城市规划设计。从单纯的住宅区到旅游度假区再到大规模的新城开发，规划设计的尺度越来越大，项目数量也在迅速增长。在保持这种增长速度的同时，我们对于设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五合规划的发展方向也正在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

要想做好一个规划设计，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好的规划设计，换句话说就是要提高对于规划设计方案的敏感性和评价能力。很多年轻的设计师甚至有些长期从事规划设计工作的规划师，经常感到困惑的事情就是看不出一个方案的好坏——不知道怎么评价，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切入进去分析和评论。针对这个问题，中规院的总规划师杨保军先生通过讲解5个国际竞标的评审过程，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规划设计评析课，消释了大家的困惑。

概括来讲，从杨保军先生的讲座可以得出以下六个方面的启发，这是对于城市设计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即城市设计观、区位分析观、场地解读观、设计理念观、规划布局观和设计艺术观。

城市设计观：热爱生活，设计生活

城市设计究竟设计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不同的争论，一种很常规的误解就是城市设计是介于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中间领

域，就是把二维的规划方案立起来，也就是总平面规划加3维形体，说得白一点就是设计建筑。这种理解过于狭隘了，也有人认为城市设计是设计外部空间，这虽然比形态设计论进步一些，层次更高一些，但是还是未能真正阐明城市设计的实质。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很花哨的城市设计方案，拥有着奇形怪状的形形色色的建筑，拥有着很怪异华丽的构图，但是给人的感觉却是很空洞很单调甚至有时候很幼稚。在杨保军的讲座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投标方案，而且五合国际以前的城市设计项目里面也不乏这样的“作品”，这是建筑师自恋情结的典型表现，思想根源就是城市设计形态论或者空间论。

对此，针对关于城市设计实质的理解误区，杨保军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城市设计不是设计建筑甚至也不是设计外部空间，“城市设计设计的是人的活动”。我们赞同这种看法，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城市设计设计的是生活，而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城市设计是要建立一种控制和引导的框架，城市设计师完全没有必要去取代建筑师的工作，城市设计的重点是城市公共空间，重点是在这些空间里面设计人的活动。

因此，杨保军也主张设计师要注意观察生活，热爱生活。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是他通过对于南京夫子庙商业街商铺销售活动的观察，得出对于不同类型商铺区位选择的直观感悟。只有热爱生活的设计师才可以设计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才可以设计出丰富多彩的城市公共空间，才可以设计出优秀的城市设计作品。希望我们的规划师可以少做一点浮夸的 “面子工程”，我们的建筑师也少做点自己小小的“纪

念碑”，好好关注一下普通人，关注一下普普通通的使用者吧，这才是设计中真正的“以人为本”。

区位分析观：承上启下，左邻右舍

从杨保军对于5个方案的评析可以看出，对每个方案的讲解都是从区位的分析讲起。区位，是项目在城市中的位置，对区位的特别关注是城市规划师的职业特点。

审视一个城市设计方案，不能就事论事，要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以城市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局部地段的设计，对此，杨保军用八个字来概括，即“承上启下，左邻右舍”。这是做一个城市设计乃至建筑设计都应该遵循的基本立场，设计中切忌追求自我表现而忽视城市整体形象的完整统一。“承上启下”就是指规划设计既要考虑项目所在位置的更大范围的、更高层级规划的指导和制约，又要考虑对下一层级的设计的控制和引导。例如做一个街区的改造规划，既要考虑所在片区的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对这个地段及其周边的规划指导和约束，又要对下一阶段的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等做出引导和控制性的措施。“左邻右舍”就是指规划设计要考虑周边的环境，新的设计要和周边的环境更好的融合在一起，注意城市环境的整体完整，而不是强调自我表现、否定邻居。一方面要考虑体量、尺度、密度、肌理等的协调统一；另一方面要考虑配套设施、公共空间等的统筹规划、综合利用。

场地解读观：运用资源，延续文脉

场地解读是设计师的基本功，一个好的规划设计方案一定是根植于基地的，而不是凭空捏造的。但是场地解读的工作却经常被人忽略，很多规划师在做设计的时候，根本不去看现场，或者也不仔细地去踏勘现场，上来就画图，而且经常上来就在电脑上画图。一方面抱怨项目平淡，没有什么特色；一方面却很干净利落地把有可能做出特色来的场地元素干掉，无视场地风貌和特质，特别是CAD画图更容易把地形简单化处理。

在讲到厦门旧城改造项目评标时，杨保军说“如何对待历史，常常是设计的分野所在；如何发掘场地特征和独有的资源价值，取决于设计师的态度、灵感和经验；在心动、手动的一瞬间，构思就已经开始了”。厦门评标最终胜出的方案，就是基于对场地和文脉仔细分析和评价的佳作。该方案采取了一种以少胜多、另辟蹊径的办法，提出“运用场地特色，提升项目价值”。保留和改造原有的建筑和空间肌理，老的传统的格局继续讲述着过去的故事，历史的文脉得以延续，并重新构建了新的空间秩序。通过场地解读，发掘出场地资源的价值，然后运用这个价值做出了项目的品味，即“营造地方感和诗意”——以质取胜，而不靠容积率以量取胜。这个方案还特别排了一整版场地风貌的照片，这些风貌有的设计师可能视而不见、熟视无睹，但是高明的设计师却可以从中构想出好的设计创意。

杨保军说，在历史风貌区做规划，就好比一个从珍珠到项链的过程。埋藏在泥土里的珍珠需要有人发掘，然后把表面的泥土灰尘清洗干净，但这仅仅是第一步，第二步需要把珍珠串起来，串成项链。把

珍珠串成项链，价值就要提升很多。做规划也是同样的道理，首先需要把散落的文物建筑发掘出来，让它们重见天日，然后就要把它们串起来，串成一个珍珠项链。规划师有时候也需要做些这样的穿针引线的活。

设计理念观：实事求是，注意手法

看设计投标往往会看到很多纷繁复杂的设计理念，好像每个设计都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常常让人感觉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到底他们说的是什么？谁得更好些？

参与过无数评标的杨保军也一定面临过如此的困惑吧。从他对于这5个评标的讲解中，可以看出评委可能更看重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在哈尔滨的一个项目中，有一家提了一大堆理念，从场所的理念到生态、历史、现代、未来，好像无所不包，而且说的是样样都对。但是在这样大杂烩的理念下面，设计却做的十分平淡，而且漏洞很多。这样的方案就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感觉。好的设计需要理念，但是这个理念一定不能生搬硬套，这个理念是基于对于区位和场地的仔细分析，对于国内外相关案例的对比研究而得出的针对性的对策。

篇12：什么是城市治理

“水泥化”对城市环境利小弊大与其他影响城市环境质量的因素相比，“水泥化”给城市环境带来的问题所涉及的方面是最广、最为多样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1) 水泥化建材能吸收大量的太阳辐射热，在夏季的阳光下，混凝土平台的温度可比气温高8℃，屋顶和沥青路面高17℃，因此水泥化会使城市热岛效应重，悬浮颗粒物沉降难，使空气质量难以改善;

2) 水泥化表面会反射辐射热和噪音，进而加重城市的热效应和噪音污染，直接影响城市居住的舒适度和居民的健康;

3) 水泥化衬砌河道、河岸和湖体会使水体生态系统受到毁灭性破坏，水体因此而丧失自净功能，其结果是水质下降，水体出现发绿发臭，甚至病菌和蚊蝇大量滋生等问题，使水体污染加重;

4) 水泥化铺路会使城市地面吸收雨水和雪水的机会被阻，城市的地下水位回升难。这样的`地面不下雨时极为干燥、尘土飞扬，而一遇下雨就满地积水，地表径流污染严重，进入雨水排放口后，这些污染的径流会直接进入河道或湖体，从而污染河水、湖水。在冬季，水泥化地面易结冰，引发行路和行车的安全问题，为化雪需要大量使用融雪剂，使雪水受到污染。因此水泥化会严重危害城市的水资源;

5)水泥化铺路还会减少土地中微生物的生存机会，因而毁灭地表生态、减少地面土层补充有机质的机会，从而加重城市土地的沙化;

6)水泥化铺路还阻断了城市地面的生物通道，对城市的生物物种和生物多样性十分有害。硬化的铺地方式会直接影响城市植被的根系发育。在栽种了树木的地面进行水泥化铺设会使树木最终因树根不能呼吸而死亡或倒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