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史研究室历时

中央党史研究室历时（精选9篇）

篇1：中央党史研究室历时

中央党史研究室历时 16年编写、近10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已由中央批准出版。近日，主持编写、修改工作的领导和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了权威、全面的解读，介绍了其基本观点和诸多长处。初读该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正确对待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现仅就此点，作一简要评述。

直面历史上的错误

党史二卷记述的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这29年中，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成就，也遭受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严重挫折。因此，如何对待这一时期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就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成了编写党史二卷的难点。

该书在充分展示党领导人民取得各方面成就的同时，以较大篇幅记述了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及其后果。譬如，讲清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来龙去脉，也讲清了庐山会议转向和“反右倾”斗争的情况，并用具体数字反映了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所导致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包括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油和蔬菜、副食品极度缺乏等。书中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关于中苏论战，该书在讲清历史过程和苏联“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后，指出了论战的严重后果和中国方面的问题。认为，论战不仅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也使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陷于分裂。与此同时，这场大论战也严重影响着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而又影响到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成为后来逐渐走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书中还引用邓小平的话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关于“文化大革命”，该书不光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文革”错误发生发展的过程，还专门用较大的篇幅讲其严重危害。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政治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巨大的破坏，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受到空前的浩劫和损失；在思想上，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导致严重地混淆敌我和是非；在文化上，对科学文化事业和民族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破坏，使文化事业出现严重的倒退；在经济上，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失，拉大了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在党的建设上，党组织的建设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损失。最后得出结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声誉，玷污了人民民主专政，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必须予以彻底否定。此外，该书还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工作中的不足，审查干部和内部肃反中的问题，“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升级，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错误，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等，也作了叙述和评论。

这就表明，党史二卷没有回避和掩饰党在这一段犯过的错误。我以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是对历史、对人民真正负责的态度。

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

直面历史上的错误，不是去渲染错误，更不是去追究犯错误的领导人的个人责任。在叙述历史的基础上，党史二卷分析了错误发生的原因，为我们解读了这段曲折复杂的历史。

对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书中从两个方面作了分析。一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7年里实现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应，人们对这个变革需要有一个观察、适应的过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国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和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一小部分人仍存有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倾向。在国际国内气候的影响下，这种倾向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以至发生极少数人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对反

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在党内，包括党的领袖，在短短7年里完全改变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是相当困难的。由于这种情况，党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这一分析，就使人容易理解何以发生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失误。

关于“大跃进”的发生，该书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从另一方面看，在接连不断的胜利面前，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听到的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逐渐骄傲起来，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使之能够一哄而起，遍及全国，从而导致即便是发现了问题也难以得到及时纠正。上述分析，既明确了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又使人了解了“大跃进”的社会根源，客观公允。

关于“文革”前10年发生严重失误的主客观原因的分析，更给人以启发。书中主要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时间不长，对于如何治国理政和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和经验。这就使得一些正确认识不够稳定、不够成熟，导致在实践中不易坚持下去，甚至出现反复；这就使得常常只从马克思主义已有论述中去理解社会主义，甚至照搬某些具体结论，以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某些具体设想来衡量现实生活；这就使得容易用革命战争时期依靠群众大搞突击运动的方式方法发展经济，容易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方式方法处理阶级斗争。二是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不可避免地会对党中央、毛泽东确定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各项方针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这包括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不得不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希望以尽可能的超高速度发展壮大起来，容易接受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观点，等等。三是体制方面的原因。该书认为，10年探索发生失误，党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固然有责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存在着弊端。中央和不少地方、单位的一些领导人的权力过分集中，在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当领导人的认识和决策出现重大失误时，而党却不能及时防止和发现这样的重大失误，即使发现了也难以及时纠正。

上述分析是全面的，也是深入的，对于理解这段历史，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

总结应该记取的教训

作为党中央批准编写和出版的正式史书，党史二卷叙述和解读错误，其目的毫无疑问是以过去的错误为鉴戒，使党今后更好地前进。为达此目的，该书深刻总结了我们应该从过去的错误中得出的教训。

书中认为，“大跃进”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所有制关系上盲目求纯。两者共同的教训，归根到底，是限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至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该书则从多方面进行了总结：

（一）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三）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

（四）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不能实行“大民主”和“造反有理”。

（五）必须制定正确的党的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而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

以上几条，仅仅从文字表述看，似乎并没有多少新鲜的内容。但如果结合该书对于“文革”错误的叙述和

评论，我们自然会感受到其深度和分量。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时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正确地评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工作的是非得失，深刻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错误的历史教训。其最重要最集中的体现，就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在决议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走出历史的阴霾，逐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很明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全面准确地体现了决议的基本精神。有理由相信，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对这部重要著作的学习，一定会对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有更加深入和准确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更加理性地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

篇2：中央党史研究室历时

元朝简介：

12，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先后攻灭西辽、西夏、花剌子模、金朝等政权。蒙哥汗去世后，引发了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的`汗位之争，促使大蒙古国分裂。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燕京，称大都。

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取胜，南宋流亡政权灭亡，结束了自唐末以来长期的混乱局面。之后元朝持续对外扩张，但在出海征伐日本和东南亚诸国时屡遭失利，如元日战争、元缅战争、元爪战争等。元中期政变频繁，政治始终未上正轨。后期政治腐败，权臣干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导致元末农民起义。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随后北伐驱逐元廷攻占北京。此后元廷退居漠北，史称北元。14，元臣鬼力赤篡夺政权建立鞑靼，北元灭亡。

篇3：浅析哥特艺术的历时发展

提起哥特式艺术, 很多人脑海中马上呈现出中世纪欧洲那一座座雄伟的大教堂, 高耸的尖塔, 斑斓的花窗、浑厚的骨架券、轻薄却有力的飞扶壁、金碧辉煌的内饰、功能合理的布局。

曾经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工匠在教堂的高处精心的雕刻一处非常细微的小雕像, 掉了很久还没有雕好, 一个路人就对他说, 雕那么仔细干什么?反正那么高, 没人会看得见……工匠用手指了指天上回答说, 是没人看得见, 但天上那位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呢。这样我们大概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一座座宏伟教堂得以完成动辄需要耗时几百年。因为整个建筑里里外外每一个细微的角落, 无不凝聚着艺术家们的心血。

1. 哥特式的缘起

这类恢弘的建筑之所以称作哥特式, 是因为在哥特建筑出现之前的社会中人们习惯了优雅的古典建筑, 人们就用这一代表野蛮、丑恶的词语“哥特”来形容这种神秘、高耸、涌动着不安气氛的建筑形式。

哥特可以代表领域很广的艺术样式, , 有建筑、雕塑、绘画、文学、音乐等。德国的艺术史家沃林格尔把哥特式艺术与北方日耳曼民族的心理精神联系起来, 以寻求哥特式艺术的深层意志, 并试图追溯到远古时代民族活动的深层动机中。

日耳曼人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感到不安与迷茫。他们一方面希望得到精神上的安宁, 但是他们心中强烈的求知欲望却站在另一端。这是一场拉锯战。他们觉察到了宇宙的深邃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知识范围, 这种认识使他们不安, 他们渴求平静。于是, 他们试图创造一新的形式以庇护他们的灵魂, 但这并未阻止他们对知识的追求。这复杂的精神状态变成骚动, 矛盾在他们心中展开。精神不能安宁, 内心的平衡点就只能在一种麻木与自我麻痹中获得了。沃林格尔说:“正是这种被提升了的歇斯底里, 才是哥特式现象最显著的标志。”1

早期的哥特式艺术形式是萌生在这种矛盾的精神状态上的, 日耳曼民族早期的线条装饰装饰充满了运动感, 既具有生命形式感的扭曲, 也具有抽象的特点。这些线条的表现方式不是简单的对自然的模仿, 也不是单纯抽象自己心里冲动的力量, 而是把他们心中的热情赋予自然之上。

古代北欧地区的卢恩符文, 日耳曼民族相信这些符文带有强大的力量。线条的粗细变化, 直线曲线的变化, 以及富有意味的排列方式, 代表了一种的生命力量。硬朗的直线, 尖尖的锐角, 粗壮稳定的支撑上方有力的斜线, 体现一种冲动, 一种呼之欲出的力量。

随着知识的进步, 日耳曼人能够以比较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外部世界了。它们的粗犷有力的线条在某些具体的应用中变得柔和了, 尤其是在表现一些具有生命力的东西的时候。比如哥特式的雕像, 对人物的刻画增添了几分亲和与自然。

2. 哥特艺术的辉煌时期

在哥特艺术形式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哥特式教堂了。至于哥特式的艺术形式是如何与基督教结合起来, 并且两者一经结合就迸出火花, 相互促进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长久的占据着重要的位子。基督教与日耳曼人的思维方式都具有超验的观念, 而且基督教是一套富有逻辑性的完整体系。日耳曼人的心灵一直处在一种难以理清的矛盾之中, 而这种矛盾使得他们难以腾出心灵空间去创造更为美好的归宿。而基督教体系在结构上的完整, 切好填补了日耳曼人的缺失结构。而基督教的超验精神也在与具有强有力的生命律动精神的日耳曼民族结合后慢慢探寻到了更能表现其神权至上的理念的形式。哥特式教堂逐渐代替罗马式成为基督教堂主要的承载体的过程, 充分的体现了日耳曼民族内心几句的强大的原始精神力量战胜了世俗的、充满人性教化的文化, 也体现了基督教神权至上对蛮族侵略文化的驯化。

著名的科隆大教堂, 一座典型的哥特式教堂。它的建成用了632年。高度大约为160米。气势恢宏, 高耸的尖塔直插云霄, 旁边一簇错落着的小尖塔紧紧地攀附着, 整体透露着一股强烈向上的动势。支撑着它厚重墙体的飞扶壁也显出不小的阵势, 它们是清一色的小尖顶。整座教堂虽然体积庞大, 但是由于他在纵向上的艺术处理, 让整个建筑物显得轻盈。整个建筑的外表装饰都非常细致, 越往上装饰越多越细, 每个细节无论神龛、拱门或者尖塔上的雕塑装饰, 都散发着一种轻灵的气质。这种拔高、飞升、轻盈、精致, 这种动势, 营造出一种神秘飘渺的感觉, 若即若离, 似乎隐隐的为人指着通往天堂的入口, 令人神往。

教堂的内部平面是一个十字形, 在基督教里这是一个重要的符号, 是耶稣受难的见证, 代表了耶稣遭受的罪。海涅曾这样描述他的感觉:“教堂里我感到精神逐渐飞升, 肉身遭到践踏。教堂内部是一个空心十字架, 我们就在这刑具里走动;五颜六色的窗户把血滴和浓汁似的红红绿绿的光线投到我们身上;我们身边呜呜地唱着丧歌;我们脚下满是墓碑和尸骸, 精神沿着高耸笔立的巨柱凌空而起, 痛苦地和肉身分裂, 肉身则像一袭长袍扑落地上。从外面来看, 这些哥特式的教堂, 这些宏伟无比的建筑物, 造得那样的空灵、优美、精制、透明, 简直叫人要把它当作大理石的布拉邦特花边了, 你这才真正体验到那个时代的巨大威力, 它甚至能把石头都弄得服服贴贴, 石头看来都鬼气森森地通灵会意似的, 连这最顽强的物质也宣扬着基督教的唯灵主义。”哥特教堂对神权的象征, 对人的精神影响, 由此可见一斑。

3. 现阶段的哥特

坐落在巴塞罗那的圣家族大教堂代表哥特式艺术发展的新阶段。设计者高迪是虔诚的信徒, 他是狂热的自然主义者, 他非常喜欢使用曲线, 他认为曲线是属于上帝的。他曾经说:只有疯子才会描绘不存在的东西。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 哥特教堂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

这座建筑初建的时候正是艺术运动纷至沓来的时期, 圣家族教堂的设计中就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时代的印记, 它与新艺术运动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改变了以往对直线造型的重视, 更多使用曲线去表现。高迪对于曲线的把握运用真的令人钦佩。他的曲线运用不是娇柔无力的, 他通常把一条曲线扭曲到不同的维度上, 并且能用很多线条通过各种组合创造出非常带有力量感的形式来。比如教堂的主题尖塔, 剪影的侧线就是一条曲率很小的弧线, 因此看起来充满了力量感, 而且由于曲率的变化, 显得塔体更具有能量, 整个建筑好似被赋予了生命一般。似乎有力量从底部开始向上涌动, 像是它的脉搏, 这股内在的动势完全不同于传统哥特建筑锋利的指向, 但它的气势也毫不亚于后者。

这种新的哥特式对人物的刻画也与传统的哥特雕像有所不同。前面已经提到, 传统的哥特雕像在人物面部表情上是运用比较自然柔和的雕刻手法, 而在无生命的物体上, 比如衣服的褶皱刻画上则是相对粗犷硬朗的线条。而我们在这座新建筑上看到的人物雕塑, 就显现出了另一种风格:无论是面部表情的刻画还是衣物装饰的褶皱处理, 使用硬朗的线条抽象的表现, 这可以说是哥特人精神意志的外在表象的一种螺旋式发展的象征。整体上看这教堂的装饰, 有些地方的装饰做了很抽象的概括, 非常简洁有力, 而有些局部的装饰却非常繁复, 像盛夏的爬山虎结结实实的裹在建筑的外墙。这也许和高迪想要在建筑商真实的反映圣经故事从而选择的表现方式有关, 而种强烈的差异大概也现了哥特精神在矛盾中挣扎寻求出路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 这座未完成的建筑是很成功的, 恰似一首凝固的音乐, 时而舒缓, 时而高亢。这座石头的建筑以其独特的精神状态感召人。

哥特式艺术发展到近代, 亦在文学、音乐等方面展示了其巨大的影响力。19世纪以来, 出现了一种以激情、超自然、幽深、恐惧、阴郁……为基调的被称为“哥特小说”。这些小说营造的氛围很像我们开篇时讲到的哥特神秘、激烈而又难以自鸣的日耳曼民族的心理精神带给我们的感触。狂乱的精神, 扭曲的心灵这大概就是哥特式的精神之髓吧。哥特音乐, 也反映了一种类似的厌世、冰冷、令人精神紧张而又凄美悲伤的压抑情愫, 让人有一种想释放, 想冲破, 这世俗牢笼的冲动。

后记

哥特式艺术的产生发展体现了精神对物质、唯灵主义与野蛮文化的融合过程, 外在的艺术形象, 内心挣扎痛苦的人们内心深处萌动着的神秘、诡谲的感受。它的神秘对现代生活在都市里的迷失了自我, 找不到归宿的人们构成具有强大吸力的磁场。也许他们和古日耳曼人一样都在寻求一种内心的归宿, 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港湾。现实的残酷驱赶着人们为生存奔走, 人们只能麻木的作为, 同时内心深处发出低沉的呐喊。哥特式的文化艺术形式以其张扬的外在形式与低调的态度营造着一个深沉的光明的暗黑世界。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我相信哥特式的精神会伴随人类一路走下去。

摘要：哥特可以代表领域很广的艺术样式, , 有建筑、雕塑、绘画、文学、音乐等。德国的艺术史家沃林格尔把哥特式艺术与北方日耳曼民族的心理精神联系起来, 以寻求哥特式艺术的深层意志, 并试图追溯到远古时代民族活动的深层动机中。

关键词：哥特,发展,教堂

参考文献

[1]《哥特形式论》 (德) 沃林格尔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4.

[2]《外国建筑简史》梁旻胡筱蕾,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

篇4：“知道”的历时演变

关键词：知 道 知道

一、知

“知”在先秦时期作为单音节词已经广泛独立使用（见表1），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一直沿用至今。大徐本《说文解字》：“知，词也，从口，从矢。陟离切。”“矢”是箭的意思，因此段玉裁注为“识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知”甲骨文中写成“”，金文中更加象形，加了“曰”旁，写成“”，小篆中写成“”，隶书中写作“”，楷书中写作“”。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从商代甲骨文到魏晋的楷书中，“知”的字形变化始终与表示言语义的“口”相关。由此可知，“知”的本义为对于认识、了解的事物，可以脱口而出。

古人一直认为控制指挥人思维的是心脏，而不是今天科学研究所认为的大脑。人的内心对外在客观世界有了自己的想法、感受，需要通过嘴巴表达出来，在心为“感受”，发之为“声”，出口为“词或者语句”。通过这一过程，可以把段注“识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和大徐本《说文解字》：“知，词也。”联系起来，即“知”的本义为从心到口的一个言辞过程。“知”的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相伴出现，言辞过程中的动作就是动词“知”，言辞过程中说出来的内容就是名词“知”。之后“知”的这两种词性广泛运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内在的自我认识和外在的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也在提高，动词“知”和名词“知”的词义有所扩展延伸。

表1：“知”在先秦文献中的出现次数

《黄帝内经》293《春秋左传》290《庄子》291

《礼记》127《管子》206《韩非子》228

《尚书》31《老子》136《墨子》157

《周易》25《论语》72《国语》104

（注：该数据从山西大学图书馆国学宝典语料库中所得，本表摘取了使用频率较高的文献，一些使用频率较低的文献未摘取，本着能够说明“知”在先秦已经广泛使用这一问题。下同。）

二、道

“道”在中国文化中可谓最重要的字眼之一。从先秦起，“道”作为单音节词已经被广泛独立使用（见表2），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一直延续至今。“道”在金文中写成“”，从行（街道），从首，表示人在路上行走之意；金文亦写作“”或“ ”，另加了一“止（脚）”，更突出行走之意。在小篆中写成“”，大徐本《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徒皓切。”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行道也。毛传每云行道也。道人者所行。故亦谓之行。道之引申为道理。亦为引道。首者，行所达也。首亦声徒皓切。古音在三部。”这就是说，“道”由“辵”和“首”两部分组成，前者表行走之意，后者即表意又表音。那么，“道”的本义是指人或动物行走时脚底所留下的痕迹。从“道”的本义出发，不断扩展“道”的内容，那么“道”的内容经历了这样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

“道”的外延越向外延展，“道”越具有不可言说的神秘感。所谓“道恒无名”（《老子·第三十二章》），“道不当名”（《庄子·知北游》）。

“道”除了名词的引申，还有动词的引申。由“道”的本义可以得知，动词“道”最后要达到使某事物顺畅的效果。在这一点上，名词“道”和动词“道”发生了联系，动词“道”于是有了知道、言说之意。那么“知”和“道”后来同义连用也就理所当然了。

（1）零泪无人道，相思空何益。（南朝梁·吴均《咏雪》）

（2）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诗·鄘风·墙有茨》）

（3）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晴。（唐·刘禹锡《竹枝词》之一）

“道”除了作为实词的用法之外，还有虚词的用法。相当于助词“得”。

（4）鞍辔闹装光满马，何人信道是书生？（唐·白居易《和高仆射》）

（5）怨苦知多少，两三人只道同做饿殍。（元·高明《琵琶记·五娘葬公婆》）

表2：“道”在先秦文献中的出现次数

《黄帝内经》187《墨子》107《庄子》209

《礼记》184《吕氏春秋》172《韩非子》185

《周易》69《荀子》151《孟子》71

三、知道

“知道”一词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使用频率不高。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使用频率激增。（见表3）

表3：“知道”在各朝代出现次数

先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616017026911821205361714184

“知”和“道”在先秦时期结合使用，并不表示今天所说的“了解、明白”之义。作为动词的“知”独自承担着今天所说的“知道”之义，如《论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作为动词的“知”与作为名词的“道”连用，构成动宾结构，最初表示“认识道路”之义，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五：“娥语曰：‘伯文，我一日误为所召，今得遣归，既不知道，不能独行，为我得一伴否？”随后“道”的内容不断扩展，逐渐表示通晓天道、地道、人道、事道等意。作为宾语的“道”有内容，即使是抽象的概念化的“道”。人们了解、明白了“道”之后，可以把这个“道”说出来，也可以不说出来，有时候即使想说，也不一定能说出来。这时，名词“道”和动词“道”就发生了联系。为下文表述之清晰，这里把说出来的“道”称为显性的“道”，没说出来的“道”称为隐性的“道”。随着“知道”使用频率的提高，“知”和“道”的粘合度增强，“道”作为动词有言说之意。隐性的“道”使用比显性的“道”频繁，与动词“知”同义连用，“道”的言语义逐渐弱化，共同表示“明白、了解”之义，这一用法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如僧祐《弘明集》卷八：“夫圣智穷微有念斯照。何烦祭酒横费纸墨。若必须辞诉然后判者，始知道君无玄鉴之能。天曹无天明之照。”

这时“知道”等同于“晓得”，“知”对“晓”，“道”对“得”。正好和本文第二部分“道”作为助词相当于“得”这一用法相吻合。这一结构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凝固，一直沿用至今。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知”作为谓语一直稳固地表示“明白”之义，不因“道”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见图1）。

图1：“知道”的历时演变过程

四、结语

“知”在先秦时期作为单音节词已经独立广泛使用，从“知”表示由心到口的一个言辞过程的本义，得知“知”的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是相伴而生的。“道”在先秦时期作为单音节词也已经独立广泛使用。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词性，但是这两种词性的出现有先后顺序，动词“道”是在名词“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道”表示人或动物行走时留下的痕迹这一本义出发，名词“道”的内容不断丰富扩展。由于“道”的内容容易给人们一种把某物理顺、通畅的感觉，所以可以把名词“道”和动词“道”紧密联系起来，动词“道”于是有了“言说”之义。“道”还有作为助词“得”的用法。

单音节词“知”和“道”在先秦时期已经结合使用，但是使用频率不高，只是作为动宾结构出现。汉代之后，“知道”出现的频率提高，南北朝时期“知道”紧密结合为一个双音节词，“知”和“道”同义连用。之后，随着使用程度的加深，“道”有了虚化色彩，相当于助词“得”，可以与“晓得”一词相对应。这一用法一直沿用至今。

参考文献：

[1][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11.

[2][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篇5：军训仅历时半个月

军训仅历时半个月，虽然很短暂，但我坚信我一定会挺过这次军

训，与教官为友，与同学团结协作，认真完成教官的每一个指令，今

天是第一天，我感觉很好，既然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相信一定会有 一个好的结束的。

篇6：历时五天的军训心得体会

从军姿到正步，从严肃的训练到激昂的军歌，从极不情愿到热血沸腾，这是我们短短五天半的军训，匆匆而来却又匆匆离去，留下的是无尽的回味。

有人说，我们战胜的是烈日，是叮人的飞虫，是汗水浸湿的衣衫，也是严厉的惩罚。但我想，我们战胜的终究还是我们自己。汗水湿透了，我们的腰杆却挺得笔直，怨言灰飞;肌肤晒黑了，我们的脸上却满是坚毅，正气一身。炎炎烈日，有可敬可爱的教官陪我们晒陪我们苦，还有可爱可敬的老师陪你晒陪你累.....他们将满心的期待融注于汗水之中，盼你诚正盼你坚毅。

在这里，名次早已不再重要，因为我们已然站成一道绚丽的风景。英国作家狄更斯说过：“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的任何一座高峰。”信仰着桀骜不驯，所以选择坚强。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也应该有一条印满自己脚印的路，即使那条路到处布满了荆棘与坎坷，可那却是你奋斗拼搏的痕迹。

篇7：共时性和历时性统一论文

摘要：

本文通过对类型学理论的形成背景、核心思想以及内涵的分析，并通过与其他建筑理论进行比较，总结出类型学建筑理论在城市历史方面的积极意义，有助于我们对城市建筑的历史问题进行再思考和更好的解决。

关键词：

类型学；原型；共时性；历时性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the central opinion and connotation of Typology as well as comparing it with the other theories of architecture revolved, the author draws the conclusion about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Typology in order to rethink and solve the history problem of urban architecture better.

Key words：

typology； arch-type； synchronic； diachronic

20世纪，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强调功能性、实用性的现代主义建筑，使建筑师摆脱了历史建筑式样的束缚，但同时也忽略了城市发展的连续性。而历史复古主义者们则热衷于历史片断的复原和仿效，以达到与历史的传承。在这种背景之下，建筑师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探索着新的建筑发展方向，发展出了众多新的建筑理论，类型学理论便是其中之一。最富于代表性的则是罗西的类型学思想。

欧洲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博的历史内涵是类型学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古罗马时期建筑的类型法则及其所表达的建筑品格也一直是古典主义建筑师的创作源泉。身处意大利浓郁的传统氛围之中，罗西更是在这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1类型学的理论

早在18世纪，“类型”的概念已被Q・德・昆西提出：“类型并不意味着事物形象的抄袭和完美的模仿,而是意味着某一种因素的观念，这种观念本身即是形成模型的法则……”可见，所谓“类型”与样板的复制不同，而是通过揭示事物原初动因来寻求答案。罗西的类型学思想的形成深受Q・德・昆西建筑理论的启发，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类型学理论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1类型的意义

类型与“原型”（Arch-type）有着不解的渊源。荣格关于原型的概念指出：人的.精神分为三个层次――意识、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经过世代传承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精神体验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的、历史性的内容；同时存在着一种以特殊手法对原型加以修改得到的“同类物”，它与原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关系。罗西的建筑类型“是按需要对美的渴望而发展的一种特定的类型，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一种形式的结合”，是“原型”在建筑领域中的一种变化，同原型一样试图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探索事物的内在的深层结构。它往往与代表着特定文化背景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固有形象有关，凝结了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对其进行几何化和抽象化，最终可以赋予简洁的图形以丰富的历史意义。

建筑的创作就是以“类型”为依据的。建筑师在创造建筑时，只是在他的头脑中先存在建筑的类型，继而再将之变换。建筑师不可能去凭空创造一个建筑结构模式或一个与历史的建筑结构模式相违背的原则。我们的创作行为只是为建筑的变换实现提供了动力。

1.2形式对于类型的体现

每一种建筑都对应一种建筑类型，而任何一种建筑类型都通过一种或多种特定的建筑形式来表现。建筑内在的本质――文化传统的绝大部分则蕴含于类型之中。建筑的类型是从历史的建筑形式中提炼出来的核心的、本质的产物，在深层次上与历史相关联，具有历史的意义和文化内涵。并且，类型与模型不同，并不是原型的复制或具象的样本，这就使建筑师在对类型理解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形式成为可能。构思这些构造物的思想的差异促使了形式独特性的形成。正如格雷夫斯所评价的：“无论是锥体、截锥、变截面圆柱体、还是传统坡屋顶，都是对发生在其中的行为活动的描述和说明。”用类型学的观点来考察建筑，我们不会专注于建筑的外在形式，而只关注其内在的共同的本质的问题。

1.3类似性城市

“城市中存在的现实形态凝聚了人类生存所具有的含义和特性，城市是他的聚合体、融合着意义和实体。”而城市类型其实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是由人们对城市中的空间和实体的记忆组成的。这种记忆反过来又影响对未来城市形象的塑造……”，城市作为集体记忆的所在地，“它交织着历史的和个人的记录，当记忆被某些城市片段所触发，过去的经历就与个人记忆和秘密一起呈现出来。”

受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思想和弗洛伊德将不同历史时期建筑物并置思想的影响，罗西将城市分为实体和意象两个层面：实体的城市是短暂的、变化的、偶然的，依赖于意象城市，即“类似性城市”；意象城市则由场所感、街区、类型构成，是一种心理存在，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的场所。城市的实体――主要是城市建筑――可能发生变化，但意象是长久存在的、超越时空的，具有无时性（Timelessness）和永恒性（Permanence）。城市的历史感也在变化着的实体的比较中体现出来。

2类型学关于城市历史的独到见解

类型学的建筑理论思考了两个概念――历史的“共时性”（synchronic）和“历时性”（diachronic）。其中，“历时性”的概念，正是现代主义建筑所忽略的。现代主义强调技术、功能和材料，而这些只是共时的，不可延续，历史建筑对今天的影响并不是来自于此；而历时性的元素可以转化为共时性的城市，只有城市内部的结构关系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精神等才是历时的因素，才对今天有意义。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思考方法和设计方法，使我们对城市历史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建筑与城市的形式，而应建立在对城市场所中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忆基础之上，达到“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

其次，类型学思想辩证地解决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把握住了“变”与“不变”关系。类型学注重历史，但与历史复古主义又不尽相同。正如艾森曼所说：“类型学的方法对于历史的使用与美国目前流行的对历史的掠夺是非常不一样的，美国是一种复兴主义的历史主义，而历史主义如果没有类型学的方法将流于摹仿。”罗西试图用历史元素取得人们的共鸣，但并不局限于具象的模仿，而是通过抽象的手段，理性地对待历史和传统，对其进行筛选，并从中提炼出本质的部分，以“类型”来传达历史信息，以达到“神似”的境界。

在理性和抽象的理论指导下，类型学设计出发点不是单纯的功能或式样，而是从城市结构中个体与整体之间关系入手，发掘类型和类型之间的结构关联。通过对历史进行分析、归纳得出抽象的类型，并寻找类型与现实的对应，使我们认识到城市建筑不仅是空间的形式与功能组合，更是某种意义与精神的载体，历史问题的解决不只依靠形式的塑造更要依靠建筑元素之间、建筑与城市之间的有效关联来实现。这些都对城市建筑历史问题做出了独到的应答，对于我们在城市空间与功能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重新思考历史、延续城市的传统精神也是有益的启发和参照。

参考文献：

[1] [意]Aldo Rossi著.施植明译.城市建筑.台湾：尚林出版社，.

[2] 刘先觉著.现代建筑理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 汪丽君，舒平著.类型学建筑.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4] 郭红，莫鑫著.解读建筑原型.新建筑，/01.

[5] 曹海峰著.荣格原型理论的现代生成.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03.

[6] 大师系列丛书编辑部.阿尔多・罗西的作品与思想.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5.

篇8：“越发”的语义韵历时考察

关键词：语料库,越发,语义韵,类联接

1. 引言

“越发”在汉语中的复现率很高, 在BBC语料库中共出现了3万多含有“越发”一词的语句, “越发”可以说是现代汉语中不可缺少的副词之一。与该词处于一个近义词语义场的词有“更加”“越”“更”等词, 这些词的复现程度同样很高, 因而这类词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近几年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这些方面, 开始用大数据科学地说明与解释语言学现象。例如卫乃兴先后发表的有关语义韵的研究方法的介绍。随着技术的进步与语料库的更新与发展, 我们又有了新的技术支撑, 许多有关汉英对比的研究和着眼于汉语本体研究已经开花结果。例如王茹、姚双云、李晓红、于露、田建国等。虽然成果丰硕, 但可惜的是, 以上学者多基于汉英对比的角度进行研究, 更多的是直接对英语词汇进行研究, 而关于汉语本体词语语义韵的研究就屈指可数了。更可惜的是, 对“越发”一词的研究还处于空白。可以说, 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因而我们通过对语料库的统计考察该词的语义韵, 以试图发现某些规律。

2. 语义韵的考察依据和理论基础

正如各种学者对于语义韵的定义, 其实对某个词的语义韵考察, 就是在考察其搭配成分所呈现出来的某种趋势, 或营造的某种“气氛”。例如Sinclair (1991:74—75) 定义的:“由于这些具有相同语义特点的词项与关键词项在文本中高频共现, 后者就被‘传染’上了有关的语义特点, 整个语境内就弥漫了某种语义氛围。这就是语义韵 (semantic prosody) 。”或者犹如卫乃兴:“语义韵 (semantic prosody) 是当代语料库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它指关键词项的典型搭配词在其语境中营造的语义氛围。”

实际上, 这种“气氛”并不是神秘不可测的, 而是可以具体划分为三类。分别是消极语义韵、积极语义韵和中性语义韵 (Stubb S1996:176) 。卫乃兴 (2002) 是这么解释这三种语义韵的:“在消极语义韵里, 关键词吸引的词项几乎都具有强烈或鲜明的消极落义特点, 它们使整个语境弥漫一种浓厚的消极语义氛围。积极语义韵的情况正好相反:关键词吸引的几乎都是些具有积极语义特点的词项, 由此形成一种积极语义氛围;在中性语义韵里, 关键词既吸引一些消极涵义的词项, 又吸引一些积极涵义或中性涵义的词项, 由此形成一种错综的语义氛围。因此, 中性语义韵又可称错综 (mixed) 语义韵。”这正好说明某个词处于什么样的语义韵里是有规律可循的, 并不是随机或者杂乱无章的。而且, 经过发现, 这种语义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在对“越发”一词历时语义韵的考察上就发现了这点。

语义韵研究的方法大体上分三种, 这里我们主要通过建立类联接, 基于数据统计概括和描述关键词的语义韵。采取这样的方法主要是由于“越发”一词的特殊性。这一副词一般在句中作状语, 表示“程度增加”的含义, 常用在形容词或动词前。例如:

越发:

《汉语大词典》:更加。例句:《金瓶梅第十话》:“知县听了此言, 越发恼了。”

《现代汉语词典》: (1) 表示与过去相比, 程度加深。例句:近两年来, 他越发显得瘦了。

(2) 跟上文的“越”或“越是”呼应, 作用跟“越……越……”相同。例句:越是性急, 越发容易出差错。

可见, “越发”的类联接一般有两个“+形容词”和“+动词”。例如:

(1)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 恩来同志的脸庞越发清瘦了。 (《中南海畔海棠红》)

(2) 现在, 刚下了一场小霜, 花儿开得越发旺了, 黄的, 紫的, 一簇一簇, 真好看! (《母爱》)

(3) 随着根据地的缩小, 他的疟疾也越发厉害, 一连几天剧冷剧热, 烧得昏昏迷迷。 (《地球的红飘带》)

(4) 他的话, 加上那块神秘的画象碑, 更加强了我对扑朔迷离的神猴的印象, 也越发想赶快探明它的真相, 便问:“老人家, 您亲眼见过神猴没有?” (《神猴》)

(5) 正因为有人利用“主义”骗人、害人, “我们越发应该……宣传我们的主义……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毛泽东哲学思想纲要》)

本文主要选取“‘越发’+形容词” (后面均缩写为“+A”) 这一类联接进行考察, 看其所搭配形容词呈现的语义韵趋势。

3. 对现代汉语中“越发”一词的搭配和语义韵考察

我们选取了北语BCC语料库作为统计对象, 通过搜索, 出现了3783条含有“越发+A”的例句。在3783条中, 重复出现的形容词共883个, 也就是说“越发”可搭配的形容词个数为883个。我们取出“频率大于5”的形容词共计有81个, 共出现在1050个语句中。

4. 对古代汉语中“越发”一词的搭配和语义韵考察

除此之外, 我们还继续考察古代汉语中“越发”一词的语义韵, 发现了语义韵在呈现出跟现代汉语相反的结果。我们主要对国家语委古代汉语语料库中的含有“越发”一词的452个句子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 “越发”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明时代。例如:

(1) 公孙黑得意, 越发耀武扬威了。 (《初刻拍案惊奇》)

(2) 太太听见“柏府”二字, 早已动气, 再听见他是侯登, 越发大怒, 火上加油, 说道:“你有什么话来问你太太, 你说就是了。” (《粉妆楼》)

在452句中, 有106句含有“越发+A”类联接的例句, 排除8个无效句 (“越发+V”或“越发+adv”) , 共有98个有效句。在这98个句子中, 形容词的复现率不高, 基本上都只出现过一次, 频次大于3的词仅6个 (例如大、标致、不好等) 最高为5次, 最低为1次。由于重复出现的词频次较低, 我们这里忽略不计, 均按一次计算。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去重复词后共有73个有效词 (如下表) 。其中, 表积极的词:22个, 表消极的词:44个, 表中性的词:7个, 分别占比率为:30%、60%、10%。如下图

由此可见, 在古代汉语中, “越发”一词更容易搭配表消极的形容词, 所以整体上呈现出消极的语义韵。这跟在现代汉语中正好相反。说明语义韵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 并非一成不变的。这一变化跟社会风气、文化氛围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心态都有很大的关系。

5. 结语

通过对语料库的分析与考察, 我们发现, 在现代汉语中, “越发”的语义韵呈现出积极语义韵的趋势。整体上而言, 在“+A”这一类联接中, 都主要是跟表积极的形容词。除此之外, 我们还通过对“越发+A”结构的历时考察, 发现其语义韵呈现出动态发展变化的趋势, 由消极转向积极。由此我们可以猜想, 是否跟“越发”处于近义词语义场的词例如“更加”“越”“更”等均是处于这样的动态发展中的呢?这一问题值得思考, 以后我们也会另开篇幅做验证。

参考文献

[1]卫乃兴.语义韵研究的一般方法[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2004, 34 (4) :300-307.

[2]王茹.基于语料库的“改变”类词语搭配和语义韵考察[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篇9：历时性阐释

经典文本是历经沧桑的，是经过人类历史长河甄选出的精华，并在世代相传中，不断得到当时社会人们的建设性阐发，生成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符号意义，并“凝聚、激发和化约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象征意味与形式认同”。[1]《荷塘月色》就是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经典文章，自1927年在《小说月报》发表以来，十二次入选中学语文教材，对《荷塘月色》的解读经历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改革开放与新时期几个标志性阶段。

一

历时性阐释首先应引入时间因素，搜集、寻找不同时代对文本的接受状况和阅读。

鉴赏观点，思考历史视野下对文本多元阐释的交融，不对作品进行单纯个体的个性化解读，以避免对文本生发片段式的肤浅的误读。

1935年，被后人称为最有创新精神和影响的中学语文教材——《国文百八课》将《荷塘月色》编入第二册第十六课“景物描写”中，和《子夜》的《黄埔滩》共同组成该课内容，编者引用此文是为了学生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景物描写的技能。在《荷塘月色》之前的文话中提到，“景物描写一般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是要选定自己的观点，其次是要捉住自己的印象，第三是要注意形容词和副词的用法。”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荷塘月色》确实体现的是作者自己的观点，是作者夜晚散步时对身边景、物的捕捉，且描绘精微。正如朱自清本人所说：“我们只须‘鸟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价值，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见 1922 年朱自清致俞平伯信，载《我们的七月》）。

教材之所以做这样的处理和当时对《荷塘月色》的解读是分不开的。作品诞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主流的文学欣赏观点认为朱自清的这篇文章细腻而深秀，比如郁达夫评论的：“同是缠绵的情致，俞先生的缠绵里满蕴着温馨浓郁的氛围，而朱先生的缠绵里多含有眷恋悱恻的气息。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则俞先生的是‘朦胧之中似乎胎孕着一个如花的笑，而朱先生的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2]教材之所以将《荷塘月色》作为一个“例子”，“选文”围绕景物描写的主题，还和当时社会人们的教学理念分不开。夏丏尊提出，语文学习的着眼点应该是“形式”，而且应该是一个个的词句以及整篇的文字所体现的词法、句法、章法等“共同的法则”和“共通的样式”。这是为了扭转“五四”以来国文科的教学重视精神、思想，忽视技术训练的现象和弊端。因此，当时教师教学时对《荷塘月色》的审美意蕴、主题、结构等解读要点都忽略不计，而是在习题中对“景物描写”这个知识点反复训练，强化效果。当时教师的这种教学处理，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必科学，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社会，教师进行这样的教学是正确的。处于当今时代的我们，应该不仅阅读文本，而且要搜集文本历经不同时代的解读状况，甚至要考量当时社会的风气、教学理念、教材编写理念，以使我们“具有一种‘外位超视的优势，能够融汇不同时间、不同文化的阅读经验，使阅读更为可靠”。[3]对于经典文本，任何一种阐释都不是终极答案，都不是唯一的，只存在于历史提供的多重意蕴中。

二

历时性阐释有利于引导学生自主参与，培养研究意识，深入理解与把握文本。

改革开放以后，文学批评的风气开始扭转。有关《荷塘月色》的解读开始出现差异，并由此展开了对文本结构、主题和是否是“美文”的争论。其中对文本主题的争论，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钱理群认为《荷塘月色》一文体现了国共合作分裂后，知识分子的茫然无助；封先勇认为该文的主题应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似的孤独”，[4]那种孤独里有作者对活力的憧憬、不被人理解的感叹；孙绍振认为，“文章中外在的美好都是为了表现内在的、自由的、无声的、不受烦扰甚至于是孤独的情怀，朱自清在漫步荷塘时感到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伦理的自由，那是一个人在摆脱了丈夫、儿子、父亲等伦理角色的负担之后，向往自由的真情流露，与政治性的自由并没有多大关系”。[5]

任何文本都是一定文化语境中的文本，沟通了微观的文本与宏观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文本的深层内涵；而不是以偏概全，固化学生的思维，对文本进行随意性的阐释。把文本与社会历史，符号与意义通过历史化连接起来，教师可以“介绍”不同的观点，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与探究。如教师提供两种对于文本中的“我”的看法作为参考：

1.作者作为一个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思想是矛盾复杂的。反映在这篇文章中有淡淡的哀愁，也有难得偷来片刻逍遥的淡淡的喜悦。

2.作者在课文中自塑的形象，是一位平凡的丈夫和拘谨的教师。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心地温厚，个性平和，处事谨慎，有所追求又“放不开”。

然后引导学生查阅相关资料，了解与作品相关的作家经历、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以及作品的社会影响等，加深对文本中“我”的理解，激起学生的探索意识，最大限度地释放学生创造力与研究力；使学生的阅读能够融汇不同时间、不同文化的阅读经验，使阅读更为可靠、准确。

注释：

[1]李汉荣.经典的祛魅与返魅[J] .社会科学论坛，2007，（8）.

[2]李素伯.小品文研究[A]，朱金顺.朱自清研究资料[C].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3]王瑾.互文性[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封先勇.智者的孤独——对《荷塘月色》主题的再思考[J].名作欣赏，1998，（2）.

[5]孙绍振.名作细读—微观个案分析研究[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