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基雅维利与他的《君主论》

浅谈马基雅维利与他的《君主论》（共4篇）

篇1：浅谈马基雅维利与他的《君主论》

浅谈马基雅维利与他的《君主论》 【内容摘要】1513年12月，马基雅维利的惊世之作《君主论》问世，引发了激烈争论，影响了后世许多政治家。他在书中提出人“性恶论”，君主为达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的原则，即“马基雅维利主义”。伏尔泰说他是一个“邪恶的歹徒”，休谟则称之为“伟大的天才”。恩格斯称马基雅维利为“巨人”，马克思也称他为近代政治学的先驱。

【关键字】君主国 人性恶论 君主军队 君主道德 君臣关系

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欧洲的若干学者坚信，千百年来，人类写过三部具有永恒价值的处世智慧奇书：一是《君主论》，二是《孙子兵法》，三是《智慧书》。”恩斯特·卡西尔说：“马基雅维利对于政治行为的研究无异于化学家对于化学反应的研究„„他以科学家的冷静和沉着来看待这些东西。马基雅维利所开出的是政治处方。”

16世纪30年代起，《君主论》风靡一时，但在50年代末被列为禁书，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得以恢复名誉，进而畅销世界。但是到20世纪后期，人们才逐渐地以平静的心情和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它。在西方，这部书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的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验尸报告”。欧洲的若干学者都相信，千百年来，《君主论》是人类写过的三部具有永恒价值的处世智慧奇书之一。

一、马基雅维利生平简介

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代用意大利语写作的思想家，传世的作品有《君主论》、《李维史论》、《兵法》、《佛罗伦萨史》及其它政论著作。[【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河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1469年5月3日生于佛罗伦萨没落贵族家庭，1494年参加反美第奇家族的起义。1498年起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掌管军事外交的“十人委员会”秘书，负责起草政府文件和佛罗伦萨防务，并出使意大利各国和法、德等国。1513年美第奇家族复辟，遭逮捕和监禁。恢复自由后，长期隐居庄园，著书立说。1527年美第奇家族被逐后，回到佛罗伦萨，希冀重新得到任用，但新政权因其与美第奇家族有过交往，拒绝其要求，遂忧愤成疾,于1527年6月22日卒于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一生中最得意之作是《君主论》,这本书开创了欧洲现代政治思想的新格局，从此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逐渐与伦理学分离，最终促进了近代政治研究的发展。在《君主论》这本书中，马基雅维利详细阐述了作为一名君主应该如何建立君主国，如何维持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如何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遏制人民的反抗，并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君主对待优秀品格的态度：君主无需真的具备我们列举的那些好品格，但是却有必要表现得具备这一切品格。在马基雅维利看来真正的好君主应该是这样的：君主必须是一只狐狸以便于发现陷阱，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吓跑豺狼。狡猾与凶猛的结合体，造就一代明君。马克思说：“马基雅维利使“政治的理论”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作为法的基础，由此就揭开了政治思想史上的新的一页。他的权术思想又代表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

二、《君主论》的政治思想

《君主论》全书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君主，应该怎么做，应该向那些方面看齐，然后围绕这些主题深入地展开了论述。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本身就具有邪恶性，这些恶是天生的，即“人之初，性本恶”，他说：“人类的本性总是忘恩负义的，是变化多端、弄虚作假、怯懦软弱、生性贪婪的。”因此，在性恶论的基调下，他把道德和政治分离，道德归道德，政治归政治，不能让道德约束政治。所以君主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任何手段，甚至可以做出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包括恶性。“如果一些恶性是为了挽救国家，那么君主就不必为这些恶性受到非议而感到惴惴不安。因为，仔细考虑每一件事情，我们会发现某些起初看似美德的行为，如果君主照着做都可能会招致灭亡，而另外一些行为初看起来是恶行，可是君主坚持做下去，却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和福祉”。在人性恶的理论基础之上，马基雅维利建立了政治本位的功利主义史学观。[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这种功利主义历史观反映在《君主论》第十四章中，马基雅维利写道：“为了训练思维，君主还应阅读历史书籍，并且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看看他们在战争中是如何行事的，考察他们得失成败的原因，以便趋利避害。”人性本恶，这就要求君主从历史中获得经验以统御邪恶的人性，这也就形成了马基雅维利功利主义历史观。

在统治国家方面，马基雅维利提出了如何使自己的君主国长治久安的方法。特别是新建立的君主国，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把原来统治这些地区的血统斩草除根；二是既不改变该地区的固有法律，也不改变他们原来的赋税。在新被政府的异族土地上，各种语言风俗，文化差异很大，他认为：“对于新领地的原有居民要么善待，要不然就干脆消灭他们”、“无论从哪方面考虑，派驻军队都是下策，只有殖民才能称得上是上策。”他认为，对于一个过去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市来说，如果占领者只是征服而并没有毁灭它，那么，终有一天，占领者会被这个城市消灭。如比萨在佛罗伦萨人奴役数百年之后，一旦遇到任何不测，人们还会立即回忆起比萨旧有的自由和法律，并迅速团结一致；而对于一些长期习惯于在君主统治下生活的城市或者地区，一旦君主家族被铲除，他们的反抗往往不够得力，结果，这使得征服国的君主轻易获得这些地方。这一点跟中国明朝覆灭后的反抗失败原因不谋而合。明朝覆灭后，清兵作为异族人用武力强行入主中原，这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略。面对侵略，明朝的遗老遗少们，即所谓的南明政权做了积极的部署和抵抗，沿江布防百万大军。但由于昔日的君主不在了，刚刚推选出来的皇帝实际上没有多大权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他们不能团结一致地进行反抗，纵使南明政权对于清兵有人数上的优势，但到最后依然被清兵征服。纵观中国古代灭亡朝代做出的零星反抗，到最后以失败告终，无一是如此。

在军队方面，马基雅维利认为没有优秀军队的君主国，不可能有良好的纪律；重要军力优秀，君主国就肯定有良好的法律。他认为要想成为一代君主，必须要培养一支忠于自己的强大的军队，不能采用雇佣军和外国援军，因为：采用雇佣军，危害在于他们的胆怯懦弱；使用外国援军，危险性却是他们的英勇彪悍。他们都属于没有益处的一类军队。他还声称：“世界上最不确定、最不牢靠的东西莫过于没有自己的力量支撑的名声或者权力了。”回顾中国漫长的帝王史，有多少君主是因为丢失军队控制权而丧失江山的？有多少帝王是因为没有军队而成为别人的“阶下囚”或者“傀儡”的？太多，太多了。

在君权方面，他认为获得君权的方法是没有对错之分的。恶性有时候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在影响到自身生死存亡时。他尤其强调卑劣的手段要一次性完成，日后除非有利于臣民，否则绝不可再次使用。这就鼓励了那些具有强烈政治野心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博上位，而不择手段，用尽各种手段去陷害，破坏，甚至残杀别人。据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大恶魔就是这条信仰的虔诚者，为了达到自己称霸世界的目的，可以不顾别国人民的死活，进行各种残酷的人种灭绝大屠杀。这些连续不断的恶行，遭到了人民的憎恨和反抗，最终他们以惨败收场。关于施行暴行时要一次性完成，这里有一个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把自己的姑父张成泽铲除，并且毫无留半点情面地对张成泽集团的亲属们实施“秘密消失”政策。这在外人看来当然是恶行，况且还是对自己亲人的恶行，罪不容诛，令人发指。然而，金正恩的权力不但没有得到削弱，反而变得更加巩固了。原因是他并没有连续不断的对身边的官员施加恶行，这次恶行是一次性完成的。但，我要说的是，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觉得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这一条都是极其没有人性的，是应该得到斥责的。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没有君主（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君主只是个虚设，没有实际权力，这里说的君主是古代类型的君主）了，但是还有独裁统治，每一个统治者都应该更加关心每一个个体的利益，而不是把个体看作是自己夺取政治利益的筹码和牺牲品。

在君主所拥有的道德方面，马基雅维利认为一个君主要想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完全符合道德的事，并且知道是视情况抉择是否使用或保留这一手段。比如说，明智的君主应该宁肯被斥责为吝啬，而不去追求慷慨；宁愿选择被人畏惧，而不选择被人爱戴；不能够过于仁慈，而要拥有汉尼拔般的残酷；如果准守道义将对自己不利，或者使自己当初做出这个承诺的理由已不复存在，英明的君主就可以也应该不遵守信义；君主如果可能的话，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德，但如果形势所迫，那也必须知道如何着手作恶。君主最应该注意的是，应该避免被蔑视与憎恨。他还认为，世界上最得益于君主赢得人们至高尊敬的事，莫过于建立丰功伟业和做出卓越的榜样了。对一个人，君主要么做他真正的朋友，要么做他真正的敌人——也就是说，当君主开诚布公地宣布自己的立场，支持某一方或者反对某一方的时候，他受人尊敬。这让我想到了近代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一件比较屈辱的事情。1904年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发生了日俄战争，面对在自己土地上发生的战争，清政府的居然保持了中立，既不支持日本，也不支持俄国，它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得罪两国。其实，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做法，它只会让列强更加地鄙视和敌对中国。因为胜利者不想要一个在经受考验是没有援助自己的可疑的朋友，而那个战败者也不会和你站在一起，因为你过去不愿意拿起武器与他共存亡。而中国就是处于这种尴尬之间，所以直到最后中国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盟友。

最后，马基雅维利还谈了君主与臣子之间的关系，认为君主应该时刻想着大臣，尊敬他，使他富足，帮助他，与他共同分享荣誉和分担职责，同时让他明白如果没有自己，他就站不住脚；另一方面，应该会学会判断良臣与佞臣，要避开谄媚者。这让我想到了唐代前期，一代明君如太宗，能正确处理与臣子之间的关系，正确听取臣子的意见，并且深知“忠言逆言”，因此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美好局面；到了唐朝中后期，唐玄宗不思进取，听信高力士，安禄山等佞臣的谄媚之言，最终招致来了“安史之乱”，国家由极盛转到极衰。这是要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三、后记

一直以来，关于《君主论》的讨论有很多，有的人认为它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有的人则认为它是一部教育暴君的强盗手册。在我看来，《君主论》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是有一些可取之处，如关于如何处理与下级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如何维持自己的统治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采纳吸收的。但是有一些，比如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可以牺牲别人的利益，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不计较道德伦理，这些是应该得到批判的。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体来说，我们重读《君主论》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让自己可以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当今社会错综复杂，竞争异常激烈，要想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必须要拥有一定的技能，而《君主论》带给我们的就是这种技能。

篇2：浅谈马基雅维利与他的《君主论》

——《君主论》读书笔记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西方乃至世界上的一部奇书，其奇就奇在他敢于在天主教居主导的世界中摒开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追求，公开地向君主提出使用权谋、为了权力不择手段这些背离公众价值的“肮脏”的思想。马基雅维利也是世界上较早把权力作为政治的核心进行研究的思想家，他的权力观使政治脱离了道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马基雅维利也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一书提出了许多他对君主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权力的建议。他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君主应该拥有的品质，并通过辩证的解释来论证君主的正确做法。他主张君主要吝啬、要残忍、要像狐狸和狮子一样聪明和凶恶、必要的时候可以背信弃义、可以为恶、要让人民都畏惧他······这种种的主张都使马基雅维利显得极度的不道德。

但是，马基雅维利的这些主张都有自己的理由，他的一切理论的基础就是他的一个著名的主张“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也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至于他的这一主张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论，但就马基雅维利论证的过程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严谨的。他从正反两面预测了君主做法可能产生的后果，然后依据结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论证了非道德的合利益性，他的思维逻辑就是结果大于过程。

那么，马基雅维利的这些主张到底对不对呢？要判断一个主张是正确还是错误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没有绝对正确的事物，只有符合实际的暂时正确的事物。依据这个思维，我更倾向于马基雅维利君主观的正确性。理由有以下两点：

（1）目的的道德性

既然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观是建立在“目的总是证明手段的正确”这个理论基础上的，那么他所谓的目的就成为了其君主观正确与否的关键。马基雅维利在论述君主为什么要选择非道德行为的原因时，都是把道德、正义、理性作为最终目标的。比如马基雅维利在论述君主应该残酷的时候时他说“为了使自己的臣民团结一致和同心同德而残酷，比起那些坐视发生混乱、凶杀、劫掠而不顾的所谓仁慈，其实是仁慈的多了。君主也许想受人爱戴和令人敬畏二者兼备，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如果必须在二者间作出取舍，则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并不是排斥仁慈，而是对个别人的仁慈并不能带来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对于多数人是不仁慈的。也就是说，马基雅维利要实现的是全体人民的仁慈，是一个更宏观、更全面的仁慈观。这种全局观不仅体现在仁慈的论证中，而且普遍的存在于他的整本《君主论》中。在个人道德和全民道德中，马基雅维利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全民的道德。虽然他的理论中也有君主自身的利益考虑，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马基雅维利的主张是牺牲君主的个人声望来成就全民的安全、利益和道德的献身主义精神，这是需要极大勇气和忍受孤独的。（2）现实的不可为性

马基雅维利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君主的“非道德”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是非常乐意用道德来实现道德的。但是，马基雅维利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的意大利割据势力非常严重，各城邦国家之间彼此仇视和敌对，整个意大利四分五裂，备受西班牙、法国等国的蹂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马基雅维利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来抵御外部的侵略，实现意大利人民的安全和团结。在当时，显然，一个优柔寡断的谦谦君子是不可能完成统一意大利这个重任的，意大利需要的是一个强硬的有手段的君主。“在非常的情况下就要运用非常的手段”，从这一点上来说，马基雅维利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论的切实实践者。

马基雅维利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和仁慈是行不通的，只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才有可能真正的保卫人民。他主张用军队和计谋和赢取战争，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在维持统治的方式上，马基雅维利也不主张过分的仁慈，因为君主的臣子们都是善用权谋、趋利避害的精明小人，因此，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有狮子一般的权威和狐狸一般的睿智，这样才能掌控大局。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观研究的是实然的问题，而不是应然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君主能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这是一种务实不务虚的态度，或者可以说是摒弃了虚伪表面的“正人君子”。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的理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他的理论还是有很多缺点和局限的。

首先，君主的道德不一定是高尚的，君主之所以会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去做，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为了全民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欲望，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很可能会为了自己的享受，加倍的盘剥人民，因此，马基雅维利主义大多数时候会成为君主们掌握权力、攫取利益的工具；其次，马基雅维利公开地提出自己的这些非道德的主张，会在全社会产生一种恐惧和效仿作用，如果君主都选择成为一个“非道德”的人，那么，大臣、人民就会为了适应君主的“非道德”而做一个“非道德”的人，这样的话，全社会就会到处充斥着欺骗、愚弄和残暴的气息，这样国家是不可能存在长久的。

篇3：浅析马基雅维利的君主的德行

一、军事素养

一个君主要保证自己的地位稳固, 首先需要有足够的力量, 这一力量便是军事力量, 其他的一切都建立此基础上。因此军事力量作为君主最重要的保存自己的地位的力量应该被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君主应该重视军事训练, 依靠行动和思考来加强自己的军事素养, 培养属于自己专属的军队。

在国家武装力量中, 雇佣军和援军都被看做是可以依赖的军事力量, 但事实是, 雇佣军和援军是最不应该依赖的军事力量, 原因在于:他们都是因为利益的交换参与到战争中去的, 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不可能在战争中竭尽全力。他们把主要目的放在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上, 为此会不惜违抗君主的命令。同时他们会用一切方式减免自己部队的损失:活捉俘虏以求得赎金;不进行军事防备工作;甚至为了更大的利益不惜压迫雇主或者干脆占领雇主的地盘、剥夺雇主的权力等等。对于援军来说, 则存在着篡夺权力的危险。

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武装力量中最大来源, 君主应该将人民武装起来作为自己的力量。那么, 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控制人民武装的问题。在君主新建国的时候, 也是内忧外患最频繁的时候, 君主应该将一部分人民武装控制起来。当君主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 并且也能使自己的权力跟国家的各个领域衔接起来时, 他就应该开始采取一些新的改革措施了。因为人民武装在此时已变成了不必要甚至可能会起反作用的力量跟国家革新的行动相冲突。此时君主应使国家的全部武器都掌握在自己在夺权时靠拢自己的士兵手中。君主就变成了这个国家中绝对的军事首领。

二、政治素养

如果说军事能力是君主维持其地位的最基本的能力, 那么政治能力便是一个君主不完全依据暴力维持其地位的第二能力。马基雅维利将政治能力分为政治人格、领导能力、外交能力三个方面。

(一) 政治人格

君主的政治人格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君主是否应该慷慨执政?君主是否应该守信?君主是否应该仁慈?

1、君主是否应该慷慨执政

在君主夺权的时候, 君主表现出适当的慷慨就可以获得各方的好感, 可以使人民信服他。在君主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的时候, 他可以运用掠夺来的财物对士兵和国民大行慷慨之手。因为它是一种极佳的示好方式, 能够为君主带来名誉上的好处。

2、君主是否应该守信

君主的信誉问题是决定君主权力生死存亡的关键, 他应该将自己的信誉与自己的权力地位结合起来, 君主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人认为是一个无信誉的人, 失信行为, 君主有必要为之找出一些理由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君主对于已经成文的法律制度尽量不要随意更改, 因为这容易导致民众的不理解, 引发民众的疑虑。

3、君主是否应该仁慈

在社会环境中, 人与人之间是争夺利益与争夺利益的合作这两种关系的混合。因此, 团结与战争的抉择理应与切身利益相关联, 但是又由于第三者无处不在, 也即潜在的朋友或敌人无处不在, 故而, 善良仁慈的表现不可或缺, 对于潜在朋友来说可以争取友谊, 以免陷入孤立。当然, 残酷强大也绝不可少, 那更可以震慑潜在的敌人并拉拢强大的朋友。在君主这里, 使人畏惧则总是比单纯受人爱戴更加安全。

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丧失权力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遭到轻视, ;一个是遭到憎恨。君主过分的慷慨会遭致自身的贫穷, 或加深对平民的压迫;过分讲求信誉会导致君主轻率浅薄;过分仁慈则会使得君主优柔寡断、软弱怯懦、变幻无常。这些都会使得君主遭人轻视。但君主若过分残酷则会留下恶名;过分吝啬盘剥人民、搜刮民脂;完全没有信誉使得国家毫无法纪、邪恶丛生。这些都会使得君主遭人憎恨。为了获得好感, 君主应该将那些不好的可能会得罪人的事情尽量让别人做, 施加恩惠的事情自己做。

(二) 领导能力

君主的领导能力主要体现在管理大臣们这一方面。

首先君主要知道如何选拔最有利于自己统治的大臣, 应该选拔真正为君主着想的大臣。而那些一味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大臣则不能特别重用。君主还要敢于使用自己夺权时期有才华的敌人, 重用他们并不会使得君主遭到叛变的风险, 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必须用行动来消除君主对他们的坏印象。

(三) 外交能力

任何国家终归不可能是封闭的, 需要与外国势力打交道。那么, 不论君主是在自己领地周边, 还是君主通过侵略得到的其他领地周边, 都应该保证自己在当地最有势力、最受尊重。这就需要君主的军事力量足够强大, 需要君主做到帮持弱国、抵制强国。因为, 君主的军事力量足够强大是它不被别人欺压, 遭致灭亡的基本力量。帮持弱国、抵制强国使得君主可以在周边国家建立很高的声誉, 当自己国家受到侵略时, 其他国家才会伸出援助之手。当君主占领一块新的领土的时候, 他要做的便是灭掉先前统治者的血统, 这样便不存在国内念旧的人帮助残余势力重新获得政权的风险。

总之, 作为君主, 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权力和最高地位的享有者, 马基雅维利认为, 具备一定的德行是必须的, 只有这君主才能称其为君主。

摘要：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论述君主就是指那些时刻站在权力和地位顶端的人, 其最主要的和最根本的职责就是要成为君主, 其它的都是强加给这个身份的多余之物。君主成为君主也即是君主要不断使自己成为最高权力和地位的拥有者。那么, 针对这一目的, 君主应具备相应的“德行”, 即军事素养、政治素养。

关键词：君主,德行,军事,政治

参考文献

[1]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M].潘汉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07

篇4：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

佛罗伦萨·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于一四六九年五月四日生于阿尔诺附近，五十八年之后，也就是一五二七年，他在这里溘然离世。除了外出执行过几次外交使命，他一生都在佛罗伦萨度过。他的家庭属于“胖子”阶层(Popo1arigrassi，即享有一些世袭遗产的阶层)，但是并不富有 。对于马基雅维利的生平，西方学术界也有争论。有人认为他是一位高高在上、荣华富贵的达官显宦(R.Naves《君主论》)，有人却把他描绘成一位衣衫褴褛、受冻挨饿、经常提着菜篮子在陋巷中蹒跚行走的穷人(GiuseppePre-zzolini《马基雅维利的一生》)。一般认为，在佛罗伦萨永恒首领皮埃尔·苏德里尼统治时期，他任过自由与和平委员会的秘书，掌管过共和国的其他几个委员会，官运亨通。后来，西班牙人袭击了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这时他倒了运，丢了官职，甚至被当作阴谋分子关入监狱，受到虐待。后因查无实据，统治者才没有加害于他，只以流放罚处。在流放期间，他埋头著书立说。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详尽地谈论了称霸之术。他要告诉君主的是如何取得和保持统治国家的权力。

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基础是人性永恶论。他把特定历史阶段各个阶级斗争的激烈状况永恒化和普遍化了。他断言人有亘古不变的本性。这种本性是恶的、自私的、伪善的、狠毒的，大有后来霍布斯所谓“人对人如狼”之意。因此，他认为驾驭人类需要有强力的手段。既然人身上综合了人性和兽性，那么治国之术就有两种：强力和法律。法律适用于人，强力适用于兽。统治者应善于既为人又为兽，这样才能保证统治稳固长久。

他在《君主论》中描绘了一位理想君主的形象。君主应具有实力。君主不必操心应该如何去做，而应全力以赴地做好正在做的事情。在恶人之中，君主应学会做恶人，不做有道德的人。君主应令人生畏，而不应让人爱戴 ，因为令人生畏取决于君主，让人爱戴取决于他人，只有这样，君主才能令行禁止、一呼百应。君主应摆脱传统的善恶观，不必害怕臭名远扬，他应拔剑在手，树立自己的绝对威信。主不能信其民，民亦不敢亲其主。他告诚君主：“在辨认陷阱时，您应当是狐狸；在吓唬恶狼时，您应是狮子。”(《君主论》，第92页)这便是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基本内容：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对军事格外重视，视之为君主进行统治的主要手段。他在《君主论》中花了很多笔墨谈论军事，还曾写过专门的论文(《战争的艺术》)。他断言君主首先是军队的统帅。他十分蔑视那些“没有武装的先知们”。“他们(君主们)是靠自己的祈求还是靠力量来完美地开展他们的事业呢？如果他们只靠祈求，他们便不可避免地要失败，可是如果他们使用力量，失败是很少的。”“国家的主要基础古今都有两个：良好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没有精兵良将，法律不啻一纸空文。”(《君主论》，第30、61页)所以他主张以佛罗伦萨的市民取代雇佣兵。雇佣兵享领重金，但作战很不卖力，不能成为君主的得力工具 。

马基雅维利反对罗马教会，指责罗马教会利用各领主、大公、君主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削弱和毁坏了国家，“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他曾气愤地说：“教会使我们国家四分五裂，现在仍让它四分五裂。”(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21页)他主张国家管理信仰，使其成为统治的手段。

马基雅维利鼓吹专制君主用权术和强力进行统治，目的究竟何在呢？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也提出了各种解释。如假装论，马基雅维利为了让君主的丑陋面貌暴露无遗，才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君主的可恶特征，卢梭就持这种观点。许多人指责马基雅维利抛弃了道德原则，陷入邪恶。为了达到目的，不惜采用最卑鄙、最下流、最无耻的手段。

实际上，马基雅维利推崇称霸之术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统一意大利，“建立和维持国家。”(Berki《政治思想史》，一九七七年英文版，第124页)雅各布·布克哈特也说：“尽管他象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言行放任，但国家的兴隆始终是他的想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84页)隐居期间，马基雅维利曾在一家小客栈里住过一段时间，他常同客栈里的酒客争论，对意大利分裂和腐败的状况大发议论。有一次，一位酒客向他发问：“那您的旗帜是什么呢？”他用手指蘸了蘸杯子里的里昂蒂葡萄酒，在桌子上划了一面旗帜，在旗帜上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 ：“统一、武装和非教士化的意大利。”(Prélot：《政治思想史》，一九七五年法文版，第207页)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目的。

为了统一，他呼吁君主采取强力行动，排除阻力，认为只有一位君主脱颖而出，制服群雄，各封建领主才能统一在他的权力之下。在意大利这块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狼争虎夺的土地上，用所谓道德的手段，不掌握武装力量，不冲破宗教束缚，君主便一事无成。他对当时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法兰西羡慕不已，称之为管理得最好的国家，“那儿许多完善的制度保证了国王的行动自由。”这就是他对国家制度的憧憬。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权制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一开始它帮助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破和战胜封建领主地方割据的壁垒。“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53页)

十五世纪末，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和商业的大大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城市在西欧迅速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封建割据却妨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当时的意大利，政治上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外敌遍布，任人宰割。城市共和国、王国、公国、教皇辖地及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均各自为政。封建统治者之间尔虞我诈、相互攻伐、战火连绵。此时意大利的政治结构类似于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新的生产方式正趋于突破这种在质和量上都陈旧了的政治结构。资本主义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战胜封建领主阶级，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其次，意大利长期以来受外敌蹂躏，西班牙、法国、德意志和罗马教廷分割着意大利。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都已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扭转了领主国家互相倾轧的局面，因而国力大振。面对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的土地，新兴的资产阶级痛感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怎样统一意大利呢？资产阶级受其历史和阶级地位的限制，只能寄厚望于集权的君主，企图借君主之手实现他们统一意大利的夙愿，打垮割据的封建领主，完成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业。马基雅维利恰恰反映了这一愿望。他耳闻目睹了这种景象，深感意大利要统一，要排除外敌，必先自强。自强的最好方法就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只能得出“没有君主，便没有统一”的结论，为理想的君主提供霸术。因此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君主论》是当时资产阶级的人才设计方案。也有些学者认为，马基雅维利让君主出面统一国家，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君主消灭了封建领主的分立主义、统一意大利之后，便应组织自由的国家，弃霸术而兴王道。

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的真实用意是希望有一位君主能纵横捭阖、力克内乱、驱除外敌，统一意大利，为新兴的市民阶级和新的生产方式创造有利的条件。有人说他写此书一方面出于生活拮据，另一方面是为了博得新主子的欢心。这两个因素可能成立，但是他们并不能说明《君主论》的内容和用意，真正的解释应当在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中去寻找。

在政治思想史上，马基雅维利贡献很大。他首先在近代的意义上使用了“国家”一词，赋予这个词以民族国家的意义，后来欧洲大部分语言都采用了这个词。不过，他尚未清晰地规定国家的性质，他的国家仍然与君主的人格混同一起。他第一个用“人的眼光”来观察政治，摆脱了宗教神学、道德伦理和形而上学的传统方法。马克思肯定了他的这个贡献，“……从近代马基雅维利……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

(《马恩全集》，第三卷，第368页)

马基雅维利对后世起着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上述观察事实、不凭主观思辨进行政治研究的方法论；二是他对玩弄权术、讲究计谋、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论述。这后一种影响被人们称作“马基雅维利主义”。对于后者，我们应当尤其注意加以识别和批判。

前面我们说过，马基雅维利主张统一意大利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应怎样评价他所主张的不顾一切道德原则的手段呢？手段的卑鄙证明目的的卑鄙，这个推论似乎不适合马基雅维利。因为在他那里，“恶”是历史的杠杆，手段是不正当的，而他要达到的目的却是顺乎历史潮流的。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一是他所处的动乱时代，二是他的阶级局限性和个人的悲观主义。他不仅看不到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人民群众，而且出于他狭隘的眼界，他不能用正确的历史观考察历史的变迁，把个人和权谋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希望寄托在君主和权谋上。他只能在历来统治阶级的统治术中寻找灵丹妙方，不惜采用最卑鄙、最无耻、最没有道德的手段。他的政治理想虽然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但他最终把它寄托于君主。这种主张不免流为剥削阶级争权夺势的“法宝”。归根到底，他所推崇的手段仍然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所迷恋的手段。这是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糟粕，应当加以剔除和批判。

这种倾向同时反映出，资产阶级作为历史上的一个剥削阶级，一开始就要求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不讲道德的权术之上。马基雅维利主义后来被剥削阶级的统治者视若珍宝，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卑鄙野心和目的。他们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所依据的原则就是‘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但，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是不正当的。”(《马恩全集》，第一卷，第73页)马基雅维利主义作为手段本身就产生于剥削阶级的权术政治，因而它为剥削阶级崇尚是不足为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