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法律问题研究（精选8篇）

篇1：我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类忽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肆无忌惮地向环境排放各种污染物以及滥用自然资源,造成了当前环境质量急转直下。近年来,由于政府加大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仅仅是部分城市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而广大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有加强的趋势。由于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农村环境侵权问题也显得更加重要,农村环境侵权已经对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经济来源及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考虑到农村环境侵权问题的重要性,笔者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角度,系统地、深入地分析了环境侵权的概念、特征及其构成要件,诠释了环境侵权救济的法理基础和本质内涵,并结合我国农村环境侵权及其救济的现状与困惑,重在阐述我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的实现机制,实现我国农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实践证明,随着科学发展观的逐步实施,我国相关的环境法学理论及其立法明显不足和落后,客观上要求环境侵权及其救济的相关原理及时予以更新,以期为我国农村环境侵权及其救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鉴于此,笔者对我国农村环境侵权及其救济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法律救济、行政救济、社会救济三个方面。【关键词】：农村环境环境损害环境侵权环境侵权救济 【学位授予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1 【分类号】：D922.68 【目录】：摘要6-7Abstract7-10引言10-111.我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概述11-161.1环境侵权概念的重新定义11-121.2我国农村环境侵权的表现12-131.3我国农村环境侵权的特征和影响13-161.3.1我国农村环境侵权的特征13-141.3.2我国农村环境侵权的影响14-162.环境侵权救济的理论探讨16-192.1环境侵权救济的法理基础16-172.1.1权利冲突需要救济162.1.2民法的社会化是环境侵权救济的根基16-172.2环境侵权救济的概念和内涵17-182.3环境侵权救济的构成要件18-192.3.1法律制度要件182.3.2利益衡量要件18-192.3.3忍受限度要件193.我国农村现行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困境与思考19-233.1立法缺失19-203.1.1环境权宪法确认的模糊性或缺失19-203.1.2农村环境保护立法滞后203.1.3法律责任构成要件规定的不协调203.2损害赔偿实现中的困难20-233.2.1证据收集难213.2.2立案难21-223.2.3法律服务获得难223.2.4获得赔偿的执行难22-233.3我国农村现行环境侵权救济的法律思考234.国外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考察与借鉴23-274.1国外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概述23-254.1.1英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状况23-244.1.2荷兰农村环境侵权救济状况244.1.3美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状况24-254.1.4日本农村环境侵权救济状况254.2国外农村环境侵权救济对我国的启示25-264.2.1综合利用法律、行政和社会措施预防我国农村环境侵权25-264.2.2健全农村环境管理体制，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力度264.2.3鼓励公众积极参与，重视农村

环保技术的应用264.3借鉴国外农村环境侵权救济经验时应注意的问题26-275.完善我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建议27-385.1法律救济27-295.1.1公民环境权的立法27-285.1.2对环境损害赔偿进行立法28-295.2行政救济29-315.2.1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305.2.2健全农村环境管理体制30-315.3社会救济31-385.3.1提高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意识31-325.3.2落实企业环境责任32-355.3.3完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35-38结论38-39参考文献39-42致谢42-43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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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我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法律问题研究

【内容摘要】

从《民法通则》到《侵权责任法》，以自然人的人身权益从抽象到明确的渐进式的发展历程，表现了近代中国法制观念在人身权益方面从注重财产保护发展到更加注重自然人人格利益的保护，从立法方面对司法裁判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权利定义和司法救济的依据。但成文法的局限性和人身权益本身的特殊性，没有在法律的刚性层面予以明确，使《侵权责任法》在人身权益保护方面没有太多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但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确是从司法实践更准确的说是司法裁判方面为顺应时代潮流而对立法的超越和突破。

【关键词】人身权 肖像权 公开权 刘翔 汤镇宗 王军霞 自由裁量权

【全

文】

人身权，也就是人格权，从《民法通则》开始直到《侵权责任法》，才得以明确人身权的完整内涵和种类。人身权与财产权一起，同属于民事权益，从民法学的角度来看，人格权不仅是道德上的权利，也不单纯是政治上和公法上宣称的人权，而更重要的是以自然人的人格尊严为主要内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权。我国宪法和法律确认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婚姻自主等等权利，都是个人在社会中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也是在社会中同他人协调生存所必备的权利，同时还是人把自己与社会连接在一起并与社会发生各种联系与交往的前提。民法对这种权利进行具体规定并实行严格的保护，不仅是对个人私权的保障，更是对社会正义的捍卫和对人类最高理想的追求1。

对于人身权《民法通则》未明确列举，而将于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对人身权做了中国人身权益立法过程中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列举：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本文仅对肖像权的侵权和司法救济发表拙见，以资参考。

一、肖像与肖像权

肖像，是指个人形象以图画影响等方式的客观再现，是个人形象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背景环境下的客观显示，肖像作为人格要素之一种，应属个人专有，是个人正常形象的客观反映。

肖像权是肖像人支配自己作为人身要素之一的肖像而产生的专有权利。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肖像创制权，肖像使用权和肖像维护权。对自然人肖像的保护，关键在于使个人正常的形象不受外来的不良影响和歪曲，从而确保人格的圆满无缺、不受侵害。因此，对肖像的侵害，即体现为人格受侵害；而对人格的侵害，通常会产生两种侵害后果：一为使人格缺失，例如使个人身体受损或者使个人的社会 1 王晓能、赵英敏：《论人格权的民法保护》.评价降低；二为使人格商业化，即使人格等同于金钱，从而导致人格价值受贬损。

二、中国与美国人身权益保护的侧重

对于保护的侧重，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着明显的区别。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人身权受到了极端的践踏的中国2在法律中侧重于对诸如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等等这些人身性人格权益的保护；而美国法更注重于对姓名权、肖像权的商业价值和其商业利用的保护，能够充分体现出人身权益所具的能为商业利用、具有财产价值的法律属性，并发展成为了一套以公开权为保护对象的比较完善的相应的制度体系。两者相比较而言，本人认为美国法中公开权对解决本文关于名人肖像权侵权与司法救济更具有指导意义。

三、美国法中的肖像权的保护——公开权的民事救济3

根据美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次）重述、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和有关判例的规定，将姓名、肖像、声音等人格标识等等人身权益称之为公开权，其基本的侵权行为形式是：未经许可对他人的姓名、肖像、声音等人格标识进行商业性使用和对他人的非固定真实表演进行模仿。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把人格标识与商业产品（包括商业服务）相联系。如把某影星的肖像印制在生产、销售的T 恤衫上等。

2、使用他人人格标识为商业产品做广告。

杨立新;从民法通则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人格权法的产生、发展与展望.2006年9月18日.江平、程含红：《商事人格权论》.3、在传媒中使用他人的人格标识。

4、使用他人人格标识为媒体做广告。

5、对他人表演的复制和对复制品的播出。

6、对他人表演的模仿。

公开权主要采取两种救济方式：禁令和损害赔偿，它们都是侵权法中的救济手段：

（一）禁令救济：申请法院颁布命令，禁止被告实施侵害行为。

（二）、损害赔偿：

①原告获得的损害赔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被告盗用行为所造成的金钱损失。比如原告因此所失去的在出售其公开权或许可他人使用其人格标识方面的盈利。二是侵权行为人因其盗用行为的金钱所得。上述两种赔偿形式，原告可以选择数额较高的一种。

②原告可以获得对其人格标识擅自使用的公平的市场价值。这一赔偿额通常表现为侵权人没有为获得允许而支付其应支付的合理的许可费用，这种赔偿方式在难以证明原告的损失或被告的所得时，是非常合适的。这一公平的市场价值，即代表了原告的损失，也代表了被告的不当得利。通常情况下，在人格商品化的市场中，存在着人格标识许可他人使用的许可费市场标准或交易惯例。

③一些法院主张原告还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4

美国法对于肖像权侵权和司法救济更贴合本文所讲述的名人肖像权的情形。对于名人与公开权，某些学者和法院主张，只有名人才

4江平、程含红：《商事人格权论》.享有公开权，而普通的人只享有隐私权。佐治亚州最高法院在Martin Luther King, Jr., Center for Social Change, Inc.v.American Heritage Products, Inc.480案中认为：“普通的民众享有隐私权，而公众人物享有公开权，公众人物的公开权受侵犯时的损失按照使用人的窃占价值来衡量。”笔者同意该种观点，其衡量标准也是笔者所推崇的公开权司法救济中的损害赔偿方式。

四、中国的肖像权侵权案例

刘翔肖像权侵权案：2004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精品报社在使用刘翔肖像过程中，因过错造成刘翔人格受商业化侵害，构成侵犯肖像权，为消除精品报社这一侵权行为给刘翔人格带来的商业化负面影响，判令精品报社在《精品购物指南》上刊登道歉；考虑到因千期专刊的发行使刘翔人格在较广泛的社会范围受商业化侵害，存在一定的侵权后果，而且刘翔本人对此不无过错，所以在赔礼道歉之外，判令精品报社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二万元，对刘翔要求125万的赔偿损失和25万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部分不予支持。

汤镇宗肖像权案：2006年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浙江能达利集团公司未经许可使用汤镇宗肖像构成侵权，判令能达利集团公司赔偿汤镇宗经济损失1.7万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四万元，对汤镇宗要求的50万元的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部分不予支持。

王军霞肖像权、名誉权侵权案：2001年辽宁省高院对王军霞起诉昆明卷烟厂侵害肖像权、名誉权案作出判决：昆明卷烟厂在广告中不适当的行为使王军霞肖像权受到了侵害，名誉权受到不良影响。判决昆明卷烟厂赔偿王军霞80万元，创了国内侵犯肖像权最高限额。辽宁省高院解释认为：从现在法律及司法解释看，没有对肖像权、名誉侵权赔偿提出最高限额的规定。判决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对经过庭审调查侵权人的获利及被侵权人的损失无法查清。二是从本案主体看王军霞是奥运冠军、知名人士，昆明卷烟厂具有相当的承受能力。侵权广告的载体香港大公报发行量大、扩散力强、影响面大以及王军霞由于诉讼的实际支出等因素，酌情判定了80万元的数额，对王军霞要求的1000万元的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部分不予支持。

五、中国肖像权司法救济现状

以上三个著名案例，可以看出，除王军霞的肖像权使用中有不良或者说贬损的影响导致侵权赔偿数额加大外，仅仅从肖像权侵权来讲，赔偿都是极其廉价的。就庭审举证中得悉公开的商业合约可以看出，当时刘翔的代言合同已逾百万，汤镇宗也是每年25万元的代言费，区区几万元的赔偿，反映出了我国现阶段肖像权侵权赔偿的尴尬。

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以前对于肖像权的法律规定如下：

1、《民法通则》第100条：“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第12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民法通则＞若干问题 的意见（试行）》第139条“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广告、商标、装饰橱窗等，应当认定为侵犯公民肖像权的行为。”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以上法律、司法解释，对肖像权侵权的司法救济仅仅是原则性的，毫无可操作性。实践中法官往往根据各所在地区制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则的最高上限五万元，将肖像权的赔偿数额死死摁在地板上，如《四川省高院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意见》的通知第三条第3款规定：侵犯他人肖像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标准原则尚应掌握在500元至50000元的幅度内”。同时第5款规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侵犯他人精神性人格权利的,精神抚慰金的数额不受上述50000元规定的限制,其具体赔偿数额应根据侵权人获利的多少而定。”但如何准确计算侵权人的获利，显然是在中国现行举证体制下是最难做到的，这就是典型的没有操作性的指导意见，但在本不完善肖像权侵权司法救济途径中，已经是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可以说，大陆法系中司法实践的局限性，赔偿数额不仅不可能真实的反映被害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反而滋生了不法商家侵权的决心：勇敢的侵权吧，侵权赔偿数额只会是合法聘请名人代言费的十分之一，或许还不到。于是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权、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众口一词的针砭中国，这里，是侵权的温床，当然，不仅仅只因为人身权保护的贫瘠和僵化。

六、《侵权责任法》带来的突破——法官自由裁量权

2009年12月26日公布，将于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侵权责任法》，超越和突破了以往立法上局限性，首次引入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条：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五条：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第二十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这第二十条，第一次明确规定按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来赔偿。根据这一法条，以上三个案例都不难判：刘翔、汤镇宗、王军霞当期的代言合同的实际代言费用，不就是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吗？任何一个商家你要使用名人肖像，按市场价格支付费用，最合适不过了，哪里还需要假道灭虢，以精神抚慰金来实现赔偿？这个道理本不难理解，只是我们的法官当时无法突破思想的禁锢而已，有时候，司法者顺应潮流需要一定的前瞻和突破的勇气。

那么实际代言费的高低如何调整，才能使损失和赔偿协调一致呢？这就引入了《侵权责任法》带来的突破——法官自由裁量权。“不能因法律无规定，就认为在法律上等于零，而不予保护。同样应认为存在法律空白，对此应采取妥当的形式，以适应社会的需求。” 5这里讲的采取妥当的形式，应认为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例来确定哪些人格利益需要保护，以及如何保护。

从司法裁判的角度来说，《侵权责任法》创造性的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可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以弥补成文法规定的不足，而法官在选择按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是按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来确定赔偿数额后，还可以使用自由裁量权予以调整，使之更接近公平与正义，法律的公正得以彰显，它“必由审判官于具体案件中公平裁决，其规范功能始能具体显现” 6。从诚实信用原则上来讲，这一创造性的权利赋予，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和民事行为的规范具有重大的互补意义，是对“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的补充” 7。

【结语】

《侵权责任法》赋予了法官在裁判活动当中的自由裁量权，要求我们的法官更要以基本事实为依据，在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的原则范围之内，使人民的权益得以保护，法律得以信仰，正义得以彰显，公平得以尊崇，“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人民的权利” 8。这才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

加藤一郎;“民法的解释与利益衡量”，梁慧星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二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86页。6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135页。7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二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65页。8 杨立新《人身权法论》。

附录：参考文献

[1]杨立新 《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

[2]王利明主编 《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江平著《江平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年12 月版

[4] 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 年版。

[5] 王利明、杨立新等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

[6]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法律出版社

篇3：我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法律问题研究

环境侵权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 即因人为活动对各种天然的或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施加不良影响, 导致环境质量下降, 从而使广大区域的公众的财产权、人格权以及环境权遭受损害的侵权行为, 可以把环境侵权定义为:因行为人污染环境造成他人财产权、人格权以及环境权受到损害, 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

针对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 王明远先生认为:“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包括环境民事救济法和环境行政救济法两大部分。 (1) 笔者认为环境侵权民事救济是指受害人的人身权、财产权通过环境介质受到侵害时, 以排除侵害或赔偿损失为行为或措施, 直接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环境侵权行政救济分为狭义上的行政救济和广义上的行政救济:狭义上的环境侵权行政救济又称为环境行政侵权救济, 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自己人身权、财产权 (通过环境介质受到侵害) , 请求有关国家机关给予补救的一种措施, 包括对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加以纠正, 以及对因行政行为而遭受财产损失给予国家赔偿或行政补偿等多项内容。 (2) 广义上的环境侵权行政救济除了包括环境行政侵权救济外, 还包括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本文环境侵权行政救济的主要是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 其救济途径主要包括行政协调、行政裁决、行政仲裁等。

二、我国环境侵权行政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还欠缺有关环境救济方面的专门立法, 其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环境基本法以及若干环境专门法律。在实践中, 我国目前对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基本上适用传统的民事侵权救济制度。除了当事人之间可自行和解外, 可以申请行政机关进行调解、裁决、仲裁, 还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向行政机关申请国家赔偿和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等。

目前, 我国对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没有专门的统一立法, 实践中的法律依据主要是《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和《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此外, 各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也制定了一些地方政府规章如《安徽省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程序》、《吉林省环境污染纠纷调解处理办法》、《湖北省环境污染纠纷调解处理办法》等。从我国过去环境侵权民事案件的处理情况来看, 环境纠纷依靠民事调解或诉讼解决的事例仅占一部分,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向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投诉反映情况的形式, 经过这些机关的斡旋或劝告得以解决的, 这是加强我国环境民事纠纷行政处理的有利条件。鉴于此, 笔者认为, 通过现有法律体系完善我国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极为必要。

三、对于完善我国环境侵权行政侵权救济制度的几点建议

当前, 国外立法与实践中处理环境纠纷的行政方式主要有行政斡旋、行政指导、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等。而我国目前环境纠纷的行政性处理机制以行政调解和行政裁决为主, 这一处理环境纠纷的行政司法体系明显比较薄弱。笔者认为, 之所以出现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缺失, 是由于长期以来重行政执法轻纠纷处理的观念和立法的不统一造成的。无论从我国环境行政机关的现有资源, 还是从其他领域的法律法规和现有实践来看, 完善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都有现实的可行性, 应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行政机构设置, 挖掘行政系统内部资源, 设立专门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构, 加强行政调解的法律效力, 形成行政斡旋、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多种方式相结合的纠纷处理体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下, 保证行政处理有序进行。

(一) 设立专门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2款之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 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 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管理权的部门处理。”作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其主要职责是执行环境法律法规和环境政策, 追究环境违法责任。在我国现有的环境行政机关中设有处理环境纠纷的部门, 然而仅由这些部门处理环境问题力量显薄弱。第一, 环境侵权纠纷涉及多个行政部门, 如环保、水、大气、资源等。第二, 各行政部门处理环境侵权纠纷时缺乏统一标准这一规定实际上导致环境司法机关与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合二为一。通常环境执法强调效率, 而环境司法追求公平, 同一行政机关既积极追究违法者的责任, 又居间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裁决, 从权力分立的角度来看不符合公正的要求。另一方面,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 无论在财政还是人事任命上都受其领导, 这种地位的从属性使环境行政机关在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地方政府以保护经济为由的不合理干涉, 很难实现裁决的独立和公正。

笔者认为, 可以自上而下设立环境侵权纠纷管理委员会这一专门的处理环境纠纷行政机构, 该机构以各级环保局为中心, 在环境保护部首先设置, 之后在地方各级环保局设立相应机构。委员会成员由环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环保专家、法律专家、医学专家、环保社团、科教界人士以及辖区企业、群众代表组成。

(二) 完善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方式

第一, 行政调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调解是指环境污染处理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方法, 以第三人的身份, 居间对当事人因环境污染侵权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调解, 并做出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行政调解书的处理方式。作为环保行政部门处理环境纠纷的最常用方式, 行政调解在很多地区的行政规章中都有所规定。我国的环境行政调解包括责任纠纷和赔偿金额纠纷两类。然而,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调解程序, 以便行政机关及时处理环境纠纷, 行政机关之间管理权限的划分也比较杂乱。实践中, 多个行政机关处理同一案件和遇到棘手的环境纠纷时相互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一方面, 在启动程序上依当事人的申请, 以自愿为原则, 行政机关只是提出调解方案, 尽可能促成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在法律效力上, 调解协议既不能由主持调解的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也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只能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 则调解协议自动失效。当事人不服调解结果的还可提起诉讼, 请求司法救济。但当事人所提起的这种诉讼只能是以原纠纷为标的的民事赔偿诉讼, 而不能以作出调解处理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也不能申请行政复议。 (3) 另一方面, 由于行政调解定位不明, 部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无法正确把握调解的性质, 实践中强迫调解的现象屡屡发生, 导致当事人对行政调解产生厌恶感, 既破坏了行政机关的形象, 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笔者认为, 对于行政调解, 应当坚持自愿原则, 不能强迫调解和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或者裁决。但是, 如果当事人一旦自愿接受, 以签字等方式明确表示同意, 就应当视为当事人之间订立了协议, 具有法律拘束力。在一方当事人反悔或者不按约履行的时候,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起诉到法院。法院在审理时, 应首先审理原行政调解协议和行政处理决定的合法性, 而不应抛开原行政调解协议和行政处理决定重新审理原纠纷。如果经审查认为原行政调解协议和行政处理决定合法, 应判决当事人按照调解协议和处理决定履行。如认为原行政调解协议和决定不合法, 则应重新作出判决。这种将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结合起来的方式, 既尊重行政机关的工作, 贯彻了“契约自由”原则, 又能够提高环境纠纷处理的效率, 节约救济成本。

第二, 行政裁决。行政裁决是指环境行政机关根据纠纷当事人的请求或依职权, 依法对所受理的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做出裁决、决定或责令纠纷当事人承担某种义务或从事 (停止) 某项活动。如1994年的《山东省环境污染纠纷处理办法》第20条、24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 当事人反悔的,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做出裁决。”我国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方式有重调解轻裁决趋势。行政调解虽然具有许多优点, 但并非行政机关包治所有环境纠纷的万能良药。作为一种行政行为, 行政裁决一经做出即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与其他纠纷处理方式相比, 行政裁决更具有权威性, 可以避免因纠纷处理的拖延而造成的损失扩大, 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 在重视发挥行政调解作用的前提下, 应该丰富我国纠纷的行政处理方式, 尤其要加强行政裁决的作用。

第三, 行政斡旋。行政斡旋是指环境行政机关为环境纠纷当事人的和解提供意见促使他们自行和解, 但不直接参加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在这种处理方式下, 环境行政机关不介入当事人之间的谈判, 而是为当事人交涉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整理双方的主张和论点, 促成协议的达成。这类纠纷处理方式程序上比较灵活, 主要适用于简单的小额环境纠纷。目前, 我国尚未将行政斡旋作为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方式, 但国外已有相关的立法例, 如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第2条第1款规定“政府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 确立发生公害纠纷时的斡旋、调解等的纠纷处理制度。”

第四, 建立环境受害行政补偿制度。环境受害行政补偿制度是政府以行政手段介入环境侵权损害赔偿通过征收环境税、环境费的方式设立损害补偿基金, 并设定相应的救助条件, 以该基金补偿环境受害人使受害人获得迅速、确实的赔偿。在侵权责任人可以确定的情形下, 可以向加害人追索所付补偿金的制度, 如在环境侵权人有免责事由、赔偿能力不足或根本不具备赔偿能力、无法确认加害人、人的生命身体或农作物以及家畜等被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侵害、受害人亟待救助而民事诉讼缓不济急等情形下, 即有适用该制度的必要。目前我国行政救济尚未建立环境受害行政补偿制度, 行政补偿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借助于政府公权力的运用, 妥善认定受害情况, 并用补偿基金及时补偿受害人。这一制度的缺失对于受害人的权利保护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如何透过行政之强力督导或国家之福利行政, 使受害者损害填补之实现, 不仅至为重要更是批评现代政府是否尽职负责, 乃至评价国家是否进步文明主要标准之一, 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 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环境受害行政补偿制度, 建立环境损害风险赔偿基金, 在县级以上环保部门设立专门的环境受害补偿委员会负责具体的补偿事务。

综上所述,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通过行政权力的作用, 避免了诉讼程序的烦琐和迟延, 有利于尽早实现损害的赔偿, 以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从而也在相当程度上避免或减轻了传统“私法自治”原则对环境受害人产生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金瑞林.环境侵权与民事救济---兼论环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J].中国环境科学.1997 (3) .

[2]曹明德.环境侵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篇4：论环境侵权救济方式的法律制度

关键词：环境侵权；救济方式；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ＤＦ205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7）12－0127－03

一、排除侵害

（一）我国排除侵害法律规定的不足

目前我国的法律尚缺乏对排除侵害这一要件的进一步界定，而且没有规定“部分排除侵害”（包括限制作业时间）和“代替性赔偿”等救济方式。在我国的现实案例中，作为加害人的企业一旦被判决排除侵害，企业往往会面临减产、停业治理，甚至关闭，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基于这种考虑，法院不得不回避了受害人的排除侵害请求，其结果是令受害人完全承受污染危害，显失公平。

（二）排除侵害与利益衡量原则

在环境侵害的排除方面，利益衡量原则是其最基本的思考方法。所谓利益衡量原则，是指在环境侵害的排除上，综合考虑权利不可侵原则和原因行为的社会妥当性、合法性、有用性、价值性等。其所追求的目标在于维护产业活动、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安宁、生命健康乃至优适环境之间的平衡。利益衡量原则是否可以适用以及适用的程度，可以根据不同的权利类型分别加以考察。

（三）环境侵害排除方式的完善

在环境侵害的排除方式上，“中间排除侵害”、“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赔偿”即“代替性排除侵害的损害赔偿”等具灵活性的理论和制度应运而生，在环境侵害排除中更好地兼顾产业利益和保护社会公众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两个方面的需要。

中间排除侵害和部分排除侵害的方式在实践中应用较广，中间排除侵害的制度是指国家采取立法或司法判例的方式，通过限制责任人的生产或营业时间或排污时间，或采取限制污染产生的措施，甚至禁止部分侵害行为。

部分排除侵害是指法律规定环境行为责任人对其产生环境侵害的行为加以一定的限制（而不是全部排除），同时加大受害者的忍受义务。这项制度在美国、德国比较发达。我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0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在进行扰民的夜间建筑施工之前，必须要经过审批手续，如获批准，方可施工。

二、赔偿损失

（一）损害赔偿范围的拓宽

1．非财产上损害之赔偿

环境侵权非财产上的损害主要包括人身损害、精神损害、环境权益的损害以及危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破坏。环境权益的损害是指环境因素被污染、破坏，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了人们拥有健康、安全、舒适、宁静、优美的环境的权利。生态破坏是指环境要素被污染、破坏，使生态环境遭受到的难以恢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对这两种损害的救济方式目前仅限于排除侵害和恢复原状，只有在无法恢复的情况下才考虑金钱赔偿的问题。

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应包括因严重污染造成受害者死亡而给其亲属造成的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也包括环境危害给受害人造成身体伤害甚至残疾，或是公民因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引起的精神痛苦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我国立法上对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未作规定，实践中对因环境污染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法院一般也不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环境侵权案件中的受害人因为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遭受到难以弥补的精神损害，但获得赔偿的却很少，这有悖于“有损害就有赔偿”的基本法律原则。日本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便在判例中承认了有关精神利益损失的赔偿，如“大阪国际机场噪声案”。法国的规定也比较早，其民事法院历来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范围除了人格权、财产权外，还包括诸如生活乐趣的剥夺等精神上的损害。

2001年2月26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 161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从而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系列问题，实践中也已经有一些案例据此判决环境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但该规定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就产生了对“精神”以及“精神损害”的理解上的差异，如何衡量什么样的损害就是精神损害，损害的后果怎样才算是重，这些都取决于法官在审判实践中的自由裁量。

鉴于环境侵权对于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等皆有较大影响，甚至还可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因此，在民法和环境法中明文规定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适当的与必要的。具体做法上可以借鉴其他國家的成功立法经验，如日本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对环境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的救济亦应从这些方面进行规定。

2．惩罚性赔偿

所谓惩罚性赔偿，是指行为人因其恶意、轻率或漠不关心的行为，法院因而判给受害人超过其实际所受损害之赔偿，其目的在于惩罚不法行为人与阻止该行为人与他人在将来从事该类似不法行为。

环境侵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侵权行为往往具有价值正当性，法律不能对其做出完全的否定评价。而对于恶意的、性质严重的污染破坏环境的侵权行为应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针对的是主观上具有重大恶意的环境侵害行为。通过引入惩罚性赔偿，可以比较有效地遏制环境侵权行为，使受害人利益得到最大限度保护的同时，对环境的保护也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目前，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对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处罚性是公权利介入私法领域的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由国家权利机构予以实施。因此，笔者建议民法中增加环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原则。

（二）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

传统的侵权救济只是简单地在两方当事人间进行利益再配置，而环境侵权损害的严重性、责任者的可负担性、判决的可执行性、赔偿的时效性等问题决定了受害人一时难以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赔偿，同时对于加害人而言，也会因为赔偿金额巨大导致难以维持自身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更有甚者因不能负担而破产或关闭。环境侵权是社会权益性侵害，其原因事实又具有社会有用性和公益性，某些重大危险性公害事件（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美国三里岛核污染、印度博帕尔毒气外溢）受害地区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这些情况都使环境侵权救济不再是致害人与受害人个别人之间的问题，而成为社会性问题，需要建立社会化赔偿制度。损害赔偿社会化是指将侵权行为发生损害视为“社会损害”，然后根据国家高度设计的损害填补制度由社会多数人承担，实现受害人损失的分散和分担的社会化。目前，我国在这方面仍是空白。

1．责任保险制度

责任保险是对传统民事损害赔偿的补充性救济，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向第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承诺在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负赔偿责任时，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保险。

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危及到千家万户的生活，且这种损害多是由于必要的合法活动引起，灾害的发生频率高，危害大，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受害者急需救济，另一方面，如果损失巨大，仅凭加害人的一己之力无法负担全部的赔偿，甚至会因此造成企业停工破产的严重后果，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对此，许多国家都对从事有高度风险的企业进行强制性责任保险。这样，因环境污染侵权而致赔偿责任时，就可通过保险的渠道将巨额的赔偿金分散于社会，从而实现损害赔偿的社会化。这既保障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全，又有利于对受害人的及时救济，避免了各种矛盾的冲突及因之而生的社会动荡。

国外的环境保险市场发展较早，瑞典在1995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65条规定明确了强制保险的政策以及应当办理保险的单位，又在第66条规定，根据保险项目的具体规定。此外，还规定了不缴纳环境损害保险金的后果以及免予缴纳的情况。法国和英国都是以任意责任保险为原则，仅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场合下才实行强制责任保险。总之，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正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并在环境侵权损害填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有成为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并重的损害填补制度之势。

2．财务担保或担保制度

财务保证制度在有些国家如德国是与责任保险制度结合使用的。它是指由潜在的环境侵权责任人提供一定的资金专门用于对受害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救助的制度。依照方式不同，主要有两类，一是提存金制度（或称寄存担保制度）；二是企业互助基金制度（或称公积金）制度。

以上两种制度在公害大国日本得到了较为成功的运用，实际上这是一种通过共同协助的方式将大额赔偿转由污染者逐年赔偿的制度，其既保证了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同时又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转，而且该种制度也不会将损害赔偿过多地转嫁给社会。但这种制度最大的缺陷在于其仍然必须以加害人的环境侵权赔偿责任的成立为前提，于是就有了行政补偿基金制度的建立。

3．行政补偿基金制度

基金是对污染赔偿义务人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受害人损失或对受害人损失可不予赔偿的部分进行补偿。基金来源一般由从事污染危险行为中获取收益者缴纳，赔偿金额大小按受害人实际损失计算，但不包括难以量化的损失，也要有一定的赔偿限额和免责条件。一般来说，政府以征收环境费(包括排污费、自然资源补偿费等)、环境税等特别的费、税作为筹资方式而设立损害补偿基金，并设定相应的救助条件，以该基金补偿环境受害人,而且在侵权责任人可以确定的情形下，有的基金组织仍得以加害人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为基础，保留其向加害人追索所付补偿金之权利的制度。这一制度以日本最具代表性。1973年日本之《公众健康受害补偿法》就是以“污染者付费原则”为基础，以民事责任为依据设立的对远距离、长期、多重污染所致生命、身体、健康的损害填补机制。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适当借鉴这一立法经验，逐步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制度。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设立基金。

4．社会安全体制

社会安全体制包括社会保险、责任集中和国家给付三种形式，是基于社会福利思想而建立的一种损害填补机制，其目的在于为一国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其偏重于人身损害的补偿。环境损害之所以被纳入社会安全体制内，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环境污染行为的合法性和价值性决定社会在从污染者的生产活动中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帮助其分担风险。目前，世界上社会安全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全都是经济发达国家。

社会保险是国家为了推行社会政策，谋求社会福利而对全社会成员依法强制进行的一种保险，由环境侵权造成的疾病、残废、死亡自然也包含其中。

责任集中，是指在有复数责任主体的场合，法律只规定由其中一个主体承担责任，而其他责任人则不直接承担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制度，该损害赔偿方式主要应用于核能损害赔偿中，如我国台湾地区“核赔法”22条的规定。

国家给付，是指因加害人以及相关的责任保险人、财务保证人的支付能力有限，致使受害人无法获得适当的赔偿时，以政府财政分担部分损害赔偿责任，从而保证给付。究其原因，仍然是因为环境侵权的特点决定了赔偿数额会超出加害人的支付能力，国家于加害人个人等的赔偿能力有所不足时出面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以保证社会安全。

考虑到环境侵权的特征，笔者认为，应该在经济发展水平允许的条件下，将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更多地纳入社会安全体制的范围内，以保障受害人及时适当地获得补偿，保持环境保护、受害人损失填补和经济发展的平衡。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环境问题已日趋严重，环境侵权现象也更加严重，几乎各种污染侵权类型都有，而且存在着诸如地面沉降、生态系统退化和生产力下降、破坏自然资源等生态破坏侵权现象。因此，有必要基于我国的國情及其发展趋势，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的经验教训，对现有的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进行调整、修正和补充，使之适应受害人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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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曹明德．环境侵权法[Ｍ]．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 周珂．环境法[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 王保树．中国商事法[Ｍ]．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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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曦．国际环境法[Ｍ]．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篇5：论我国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的社会化

一、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社会化概述

(一) 侵权损害救济社会化的概念

环境侵权救济社会化有的学者将之称为“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填补责任的社会化”, 也有的学者将其称为“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制度”。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社会化就是将环境侵权事件中因无法查清侵权行为人或者无法落实的环境侵权责任, 转由其他特定的社会组织承担的一种救济制度。

(二) 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社会化的原因分析

1、环境侵权损害的特殊性。环境侵权区别于一般的侵权行为, 具有间接性、继续性、反复性、广阔性、累积性等特点。从近年来各大环境事件来看, 因环境侵权所引发的损害呈现出受害地域广泛、受害人众多、加害人难以确定、因果关系难以判断、影响时间长等特点。这使得受害人和生态环境在环境侵权事件发生后, 损害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弥补和修复。在环境损害表现出社会化的背景下, 为妥善解决损害赔偿的问题, 环境侵权损害的救济途径就必须考虑社会化。

2、我国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存在社会化不足的问题。环境侵权损害显示出的社会化是采取社会化救济手段的重要原因, 但环境侵权损害救济自身社会化不足的问题是也是不容忽视的。目前, 我国环境侵权损害救济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 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的法律制度社会化不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损害救济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为环境侵权行为人逃避损害赔偿责任提供了空间。这主要表现为:首先, 《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免责事由, 为环境侵权行为人提供了逃避处罚的理由, 当侵权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构成免责事由时, 受害人将无法获得救济。其次, 环保法的诉讼时效期限仅规定为三年, 即使采用民法通则中的最长时效20年的规定, 由于环境侵权损害的潜伏性特点, 很可能使得超过诉讼时效而呈现出的环境侵权损害得不到救济。再次, 我国相关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立法将其与一般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等同化, 忽视环境侵权损害的的特殊性, 不利于环境侵权损害的认定, 这也将导致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救济。相关的救济立法无法达到救济的目的。

其次, 环境侵权损害救济途径不完善。因环境损害引起的损害纠纷, 根据环境保法的规定, 当事人可以进行行政调解或者民诉诉讼。然而, 侵权行为的主体一般表现为企业与普通的民众, 侵害行为人往往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足以应付高昂的诉讼成本, 但受害者很可能因为无力承担该成本而使自己不能获得应有的损害赔偿;再者, 侵害行为人一般以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力而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 这使得受害者通过行政调解或诉讼获得救济困难重重。最后, 我国环境侵权损害的救济基本上采用的是传统的民事侵权救济途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救济是建立在侵权人确定和责任个别化、具体化的基础之上的。环境侵权行为人的不确定性, 使得环境侵权损害的救济呈现出滞后性。

再次, 加害人赔偿能力的局限性。加害人的赔偿能力是影响受害人能否实现损害救济的重要因素。即使我国的环境侵权损害救济在法律制度和途径上都不存在问题, 但是因为环境损害的责任最终会落到加害人身上。因此, 加害人的赔偿能力至关重要。但由于环境侵权行为影响的广泛性, 使得环境侵权行为的受害者呈现出受害主体广泛的特点, 损害赔偿的范围广就增加了企业的赔偿负担, 而加害人的赔偿能力是有限的, 这就很可能会导致了受害人得不到充分的救济。如在印度博帕尔毒气泄露事件、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和美国三里岛核污染事件中, 加害人因无力担负巨额赔偿而破产, 致使受害人无法得到赔偿。

二、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社会化机制

环境侵权所造成的损害范围在扩大, 而当事人得到救济的水平却没有提高。面对损害日益的社会化, 为了弥补传统的侵权损害赔偿救济的不足, 从而达到平衡加害人、受害人及社会整体利益的目标, 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社会化机制为我国的环境损害救济提供了解决思路。该机制不仅可以完善传统民事侵权责任体系, 缓解受害人救济与加害人赔偿危机之间的矛盾, 还有利于应对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严重的大规模环境侵权事件, 促进社会持续、和谐稳定发展。

目前, 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的救济方式主要有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财务保证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等。

(一)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又被称为“绿色保险”制度, 是传统的责任保险在环境领域的新应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运行机制是, 由侵权行为人事先向保险人投保环境责任险, 当发生环境侵权事件时, 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人, 由保险人承担向受害人补偿或环境治理的责任。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具有分散赔偿责任的功能, 通过将环境侵权引发的损害社会化, 从而达到避免因侵权行为人的赔偿能力的有限性而导致受害人不能获得充分赔偿的问题;同时分散环境污染损害带来的风险, 可以保障企业的正常经营。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国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并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且比较完整的体系。但该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立法方面主要集中在相关的石油立法中, 也曾在大连、沈阳、长春等地进行过试点, 由于承保范围窄, 保险规模小等原因, 投保呈下降的趋势。我国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设上尚缺科学合理性。

(二)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

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可分为政府补偿基金、企业赔偿基金, 其中企业赔偿基金又包括提存金制度和企业互助基金制度。由于污染企业通常是地方政府的纳税大户, 政府是企业排污最重要的间接受益者, 因此, 政府有责任通过财政拨款的形式帮助建立基金。政府补偿基金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征收的环境税和环境费等项目。该基金具有行政补偿的性质, 体现了“福利国家”的思想。

企业赔偿基金是指由企业对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 自己筹资组成的基金模式。其中的提存金制度是指企业事先预存一定资金作为担保金, 以保证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损害的赔偿;提存金制度体现为企业的单独救济, 没有社会化的性质, 其实质是一种财务的保证制度。企业互助基金则是由危险相近的企业筹资设立的基金, 当损害发生时由该基金进行赔付, 损害的风险转由行业中的成员共同承担。我国可借鉴的外国经验有日本1973年《公共健康受害补偿法》中规定的公害健康补偿基金、法国设立的机场噪声损害补偿基金和美国的超级基金等。

三、我国的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救济方式评析及完善

(一)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维护民众权益的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虽然在《海洋保护法》中规定了船舶油污责任保险、《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规定了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环境责任保险和《道路运输条例》中的危险物品运输责任风险等立法中有涉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但其仍然存在承保范围有限以及适用上的局限性等不容忽视的问题。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承保范围仅限于因偶然的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害等经济性损失, 这使得具有潜伏性的环境侵权事件的受害人无法得到补偿, 并且因为其仅限于对受害人的补偿, 生态环境的损害也将得不到修复。由于中国的环境责任险还是一个新生事物, 加上我国环保管理水平较低和企业环保意识的薄弱, 企业自主投保的积极性相对较差, 因此, 在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约束的前提下, 环境责任保险在具体的适用上存在较大的困境。

在完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中, 首先, 应当明确环境侵权责任保险的承保对象, 将累积性的环境事件纳入到承保范围。并根据我国的环保运动和保险制度的发展, 逐渐地扩大对环境损害赔偿的承保范围。其次, 要科学的划分环境责任保险的类型, 将其划分为强制责任险和任意责任险。基于我国的环保意识、环保管理水平较低的现状, 我国应当采取以任意责任险为主, 以强制责任险为辅的保险制度。再次, 要科学合理地制定环境责任保险的费率, 并根据环境污染事故的特点, 规定较长的环境责任保险索赔时效, 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 保护受害者, 促进环境责任保险的健康发展。

(二) 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的不足与完善

目前, 我国的环境损害赔偿基金中的政府补偿基金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排污费和现有税种中的有关环境保护的相关收费, 资金来源范围窄。企业损害赔偿基金中的提存金制度只是将单位提存的保证金用于其日后将会发生的损害赔偿上, 还是体现为一种一对一的责任, 并没有将环境损害的风险转嫁由社会承担的功能;在企业赔偿基金中, 应为互助基金是由某一行业的组成的共同体提供,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化的效果。但互助基金制度因为是由企业联合体在一个相对较封闭的范围内对损害进行分担, 所以资金来源也较为单一。

对于环境损害赔偿基金, 应当拓宽其资金来源。政府补偿基金应当在原先排污费的基础上, 将环境税收和政府财政拨款纳入资金来源范围。于此同时, 可以接受社会的捐赠、发行环境福利彩票、环境债权等多种方式筹集基金;由于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属于公益性基金, 对基金可以获得的利息收益和其他收益也可以作为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的来源。

四、结语

鉴于环境侵权损害救济的社会化对当事人的损害弥补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国应当结合自身实际构建一个完整的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的救济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124.

[2]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336.

[3]谢文, 王育红, 王杰敏.刍议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机制[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11) .

[4]喻磊, 周莹.论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社会化分担机制[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03. (03) .

[5]宋宗宇.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5:235.

篇6：我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法律问题研究

关键词：农村环境侵权 法律救济 惩罚性赔偿

一、环境侵权概念的新认识

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这不仅是我国学界的共识，也是得到立法承认的。然而究竟何为环境侵权，学界众说纷纭。①有观点认为是"危害环境的侵权行为。其侵犯的客体包括他人的财产权、人身权和环境权。"另有观点认为"狭义的环境侵权是指因行为人污染环境造成他人财产权、人格权以及环境权受到损害，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②还有观点认为："环境侵权是指因产业活动或其他人为原因，致使环境介质的污染或破坏，进而间接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或有造成损害之虞，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③通过综合比较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环境侵权是指受人为原因或产业活动的影响，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或污染，从而对他人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造成损害或损害可能性，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

二、我国农村环境侵权状况

（一）我国农村环境侵权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占据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环境状况告急。媒体新闻不断报道出的"癌症村"、"黑池塘"等等不断向人们告示出农村环境侵权问题的严重性。

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一、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过度使用。二、规模化畜禽养殖业造成的环境侵权。三、乡镇企业的"三废"污染。四、居民生活污水和垃圾的排放。五、农村环境侵权立法不完善。我国环境立法在指导思想上一直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④污染研究立法没有研究制定出适合农村建设、乡镇企业管理发展的法律制度及实施手段。

（二）我国农村环境侵权的特征

环境侵权行为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农村环境侵权行为是指受产业活动或人为因素影响，对农村环境造成破坏或污染，导致农村居民人身权、财产权以及环境权受到侵害或侵害可能性，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行为。农村环境侵权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农村环境侵权范围广、程度深。我国农村占地面积广，农村环境的好坏与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戚戚相关。农村环境遭到破坏和污染，不仅会给农民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会严重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

2、当事人的不平等性。农村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大多是维权意识薄弱的农民。农民作为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对于环境侵权行为的认识度不够，维权意识较低。

3、侵权后果的持续性。自然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承载能力，当环境污染超过限度后，环境问题便会显现。环境污染往往是持续性的，受害人不能及时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不能尽快消除。

4、农村环境侵权行为预防难、解决难。首先，利益冲突大。农村环境侵权往往涉及到乡镇经济发展，地方政府采取保护主义。其次，法律服务机制不完善。侵权受害人大多为农民，没有相关的法律援助等机制无法帮助侵权受害人采取法律维权方式。再次，因果关系确定难。环境污染种类多样，比如企业污水的排放、化肥农药的渗透等都会造成水污染，究竟是何种导致，难以确定。

三、我国农村侵权法律救济的相关思考和建议

（一）立法规定环境权

我国现行立法尚未明确规定环境权的相关概念。环境权立法上的缺失也是受害人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法律上对环境权没有明确的规定也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农村环境是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对农村环境侵权的法律救济应针对农村的特殊情况，制定适合农村的相关法律法规，更有利于农村环境侵权受害人权益得到更好的维护。

（二）强化责任追究，结合惩罚性赔偿

农村环境侵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责任的强化追究。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是针对环境侵权行为所采取的民事救济行为。强化责任追究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细化责任主体，包括直接责任主体和间接责任主体；二是细化责任承担，包括免责事项、加重情节等。惩罚性赔偿又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是加重赔偿的一种原则，不仅具有补偿功能，还同时具有威慑、惩戒和预防的作用。许多环境侵权行为人是在经过利益衡量后选择侵权的，其行为要么是为了追求更大利益，要么是基于收益大于赔偿的精心算计，从而给受害人带来严重的损害后果。因此，如果不采用惩罚性赔偿措施，就无法对其进行严厉打击，无法全面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加大法律援助

农村环境侵权案件受害人很少采取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除上述分析之原因外，还因为环境侵权诉讼费用高，很多受害人望而却步。环境侵权诉讼案件诉讼费用与诉讼标的成正比。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即使想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也因高昂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的呢过放弃。因此，我国应加大农村法律援助力度，为侵权受害人提供免费的律师引导帮助其维护合法权益。

（四）加大政府投入，在农村普及污染处理设施等

农村环境侵权问题的影响面广，程度深。对于已有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健全的机制。各类环境污染对农村水、空气、土壤等的损害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整治管理。对于未来可能产生的污染需要加大预防。对于农村垃圾的填埋和处理需要政府投入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结合公众参与，在农村建设垃圾处理厂等相关设施。此外，政府还应扩大宣传教育，不仅要提高整体居民的环境意识，还要提醒可能造成环境侵权的各类主体完善环保设施，减少环境污染。

自然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全人类都有义务和责任去维护良好的环境。在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农村环境侵权问题不容忽视。我们应整合多方力量，集中关注和治理相关问题，完善立法、加大惩治力度，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让农村的天空依旧湛蓝、河水依旧清澈！

注释：

①陈泉生：《论环境侵权的诉讼时效》，《环境导报》1996年第2期。

②曹明德：《环境侵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③邹雄：《环境侵权法疑难问题》，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④张建伟：对农村环境侵权的法律思考，《环境保护》，2011年第15期第43页。

参考文献：

【l】陈泉生：论环境侵权的诉讼时效，《环境导报》1996年第2期。

【2】曹明德：《环境侵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3】邹雄：《环境侵权法疑难问题》，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4】张建伟：对农村环境侵权的法律思考，《环境保护》，2011年第15期第43页。

【5】李挚萍，陈春生等：《农村环境管制与农民环境权保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6】李靓：论农村环境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研究》，第16页。

【7】厉民：农村环保需筑牢防护墙，《中国环境报》2010年1月12日。

【8】张雪绸：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及其保护对策，《农村经济》2004年第9期。

【9】于華江，于志娜：农村环境侵权行为问题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篇7：环境侵权私力救济的类型化整理

一、法定的环境侵权私力救济

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单行法有关环境侵权救济的规定都比较原则、抽象，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实践中对环境侵权行为进行的救济，所秉持的法律依据往往是民法、刑法中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现行环境法中几乎不存在有关环境侵权私力救济的内容，因此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规范的、法定的环境侵权私力救济形式也主要是指刑法、民法中有所规定的私力救济形式，是它们在环境侵权领域的具体表现和应用。刑法、民法中有关私力救济的规定主要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

（一）正当防卫

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刑法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基本法，在环境侵权领域也同样适用。所以环境侵权纠纷中的正当防卫行为可以理解为:为了使国家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环境侵权，而采取制止不法环境侵权的行为，对不法侵权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行为。

环境权是一项新兴的人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为了使本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权，有权采取自力措施，制止不法侵权。所以当公民的环境权益遭受不法侵害时，公民理应享有正当防卫权。

（二）紧急避险

我国刑法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在环境侵权纠纷中同样存在紧急避险行为，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环境侵权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紧急避险属逃避性侵害，其加害的是无辜的第三人。正当防卫的危害来源于人的行为，而紧急避险则来源于人的行为或者人管理下的物的活动，也可来源于自然力。

二、实定的环境侵权私力救济

我国现行法律中对私力救济的规定只有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却没有自助行为。实际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助行为在现实生活中频频出现，这明显是一种正当行为，但我国民法等相关法律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与引导，只是默许它的存在。

许多国家的法律和判例都承认自助行为，如德国、瑞士、奥地利、法国、日本、英国等，我国台湾地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亦有此类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台湾民法典》对自助行为做出了如下的规定：“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对于他人之自由或财产施以拘束、押收或者毁坏者，不负赔偿之责。但以不接受法院或其他有关机关援助，并非与其时为之，则请求权不得实行或其实行显得有困难者为限。”自助行为在许多国家已被上升到法律层面，但我国的私力救济体系尚不完备，只有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规定，却没有法定的自助行为，这无疑是民事权利保护制度中的一个缺陷。而近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财产流转范围的扩大，交易风险也更加普遍而复杂，如果不允许权利人在情势紧急的状态下实行自助行为，势必给权利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根据上述论述，笔者尝试给环境侵权自助行为下个定义。所谓环境侵权中的自助行为，是指公民为了保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在遭受到环境污染和破坏情况紧急又不能及时请求公力救济或得不到及时的公力救济的状况下，而采取对侵害者的人身或者治污设备等予以强制力迫使其停止污染或破坏的行为。

三、环境侵权私力救济的限度

由于私力救济是个人在遭遇权利被侵害之情形下自行采取的非程序性行动，且在判断、要求上带有较强的个人主观性，往往会对侵权人带来超出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后果，从而导致新的不正义的出现，因此，它应当也必须存在于一定的限度之内。徐听教授也认为，“私力救济只是在一定情形下一定限度内才具有正当性，它应当存在于一定的合理空间。”[1]

（一）正当防卫的合法性限度

第一，须有正在进行的不法环境侵权存在，这是实施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对于已经终了的或自己想象的侵害，不存在正当防卫。如果排污者早已停止了排污，则不能对它实施正当防卫，但连续性的污染行为，虽是暂停时间，仍可认为是正在实施的违法行为。正当防卫所针对的不法行为在环境法上是指违反环境法规，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具体而言，正当防卫的对象主要针对的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有毒有害物质的泄漏等紧急性、突发性环境事故等。第二，实施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环境权益。只有保护的权益合法时，才是正当防卫。第三，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和不法侵害行为实施。即只能针对环境污染侵权者本人和不法环境侵害行为实施，不可涉及无辜。污染侵权者，不一定是排污单位的领导人，也可以是排污单位的某项设施。第四，防卫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即防卫仅以能制止该违法行为为限。具体而言，针对财产防卫既可以达到目的，不得针对人身;采用扣押机器、工具等方式即可以达到目的的不得采用损毁的方式。在环境法上，环境侵害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以经济损失计算的话，也许并不大，但如从生态平衡角度看，后果却十分严重，有些甚至不可估量。此时，就不能以直接的经济价值作为衡量防卫行为的限度，而应考虑环境污染和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国目前环境侵权问题因诸多原因，而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环境立法不健全，执法失效，地方政府优先发展经济而置环境保护于不顾的狭隘观念等，对环境侵权现象的频繁发生难辞其咎。而这些困难的克服非一朝一夕之功，而因其导致的环境侵害却发生频繁。如果不在法律上承认公民的环境侵权的私力救济权利，公民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及环境权益则得不到保障，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因此，正当防卫作为私力救济的一种手段，其应该得到环境法上的确认。并且，正当防卫得到环境法的认可后，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侵权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人们在万般无奈下采取的暴力型私力救济。

（二）紧急避险的合法性限度

第一，必须是威胁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利益的环境污染的危险正在发生，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发生或者已经结束，则不得实施避险。这种危险是正在发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如不采取措施予以救济将会造成更大损害或更急迫的危险。第二，环境侵害危险须是现实的、紧迫的。不及时采取救济措施将危及更多人的环境权益，且这种危险是能导致生命权、健康权损害的现实的、紧迫的环境侵害危险。第三，避险行为须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如果当时能够采取其他措施避免危险，就不能采取紧急避险方式。避险是以损害某种利益来保全另一种利益的行为。第四，避险行为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其标准是避险所致损害不超过危险所能造成的损害为限度。超过必要限度或采取措施不当，应当承担适当的法律责任。我国环境法无此方面的明确规定，但是《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污染事故的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第三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必须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者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措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2]《民法通则》仅作了原则性规定，此规定也应适用于环境侵害紧急避险。我国《民法通则》第129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三）自助行为的合法性限度

第一，自助行为的目的必须是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是自助行为与紧急避险和正当防卫的最大区别。避险行为既可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也可以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而自助行为必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自助行为的存在依据，在于弥补公力救济的不足，因为只有在来不及请求公力救济或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公力救济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才可实施自助行为。第二，自助行为必须是针对不法侵害或者现实危险行使。环境问题的滞后性、不可逆转性和损害后果的难以恢复性、灾难性等特点，决定了对环境侵害的活动必须注意“防患于未然”，因此在行使环保自助行为时，不能仅限于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还应当包括正在发生的危险，只有这样才能贯彻落实环保“预防为主”的原则。如果不存在不法侵害或者现实危险，则不产生正当权益需要行使自助行为予以保护。第三，须是在情势紧急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济的情况下实施的，并且如果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的保护请求即无法实现或者很难实现。“合理的自助行为，必须是在情势紧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帮助的情况下实施;并且，如果在当时不实施此行为，则权利保护的请求权将无法实现或者难以实现。”[3]第四，自助行为的手段不得违反法律、公共道德和善良风俗，并且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第五，采取自助行为后，必须及时寻求公力救济，即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请求有关行政机关予以解决。如其行为不被有关机关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对方负损害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徐听.论私力救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346.

[2]余耀军.环境侵害民事救济制度之创新[J].私法研究, 2003 (1) .

[3]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1 (395) .

篇8：我国农村环境侵权救济法律问题研究

关键词：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认定；法律救济；管辖权

目前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例，已经从现实世界逐步延伸到网络中来。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侵权案例，具有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方式与特征。网络知识产权立法环节的薄弱，是知识产权维护自身权益存在困难的主要原因。通过分析众多侵犯知识产权的方式和特征，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维护知识产权的道路。

一、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侵权的认定

1.著作权（COPYRIGHT）

《著作权法》中对于著作权法保护对象有详细的规定，而对于网络作品的著作权却没有相应的文件规定。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对于具有著作权作品的规定如下：“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以上对于享有著作权作品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其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①首先作品应为作者的智力创作，为作者独创的智力成果；②必须属于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的作品；③必须能够以一定的形式或载体进行传播；④必须能够按照个人需要大量复制，具有复制性的特征。网络文学或者科学著作，也具有以上几方面特征，因此也受到相应著作权法的保护。网络文学或者科学著作主要以电子文档的形式传播，其具有可复制性与流动性的特征，形式的灵活性使得网络专著保护率大大降低。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作品原创作者依法享有对其作品的发表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使用权、获得报酬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也依法享有对其作品侵权案件的投诉权。

2.商标（LABEL）

目前我国很多著名网络公司都有自身的域名、网站名称、网站图标，这些企业网络标志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所以网络商标的保护也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课题之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法》规定，商业标志是商业企业商业文化的结合体，具有强烈的商业文化底蕴与深厚的企业内涵。网络商业标志包括：营业特征、图案、标识语和广告用语等。但网络商标与传统商业标志有着很大不同，主要不同点为表现形式和使用方式。但网络商标的注册审查与传统商业标志却没有太大的区别，都要服从一系列的注册程序，并要保证其的合法性。网络商标法律规定：只有符合《商标法》相关条文、使用@作为网络商标，才能受到相关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

3.专利（PATENT）

互联网快速发展，使得电子商务活动日益频繁。目前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公司与技术获得属于自身的专利，其中最主要有以下几种：图形压缩技术、数字化产品网络销售技术、网页技术、在线专家系统等。由于我国还没有颁布相关的网络专利保护法案，所以电子商务技术的网络专利保护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欧美发达国家将网络专利分为以下几方面：网络经营专利、计算机程序专利等。网络经营专利具有完善法律保护的国家有：关国、日本和欧盟等。这些国家关于网络经营专利的保护条件是：该专利应该具备独创的科技特征，还要能够在虚拟网络中顺利运行。若互联网公司对其他公司科研技术进行抄袭与改动，则此技术不具有网络专利保护特征，所以也不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计算机程序专利具备完善法律保护的国家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日本等。以上国家都有着严密的法律保护程序，對计算机程序专利进行保护。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计算机程序保护法案，《专利法》明确规定：一切使用规则与特定方式的智力活动，都不受到特定的法律保护。特定的公理、定理、原理与数学方法，也不受到相应法律的保护。

二、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侵权的构成要件

1.行为违法

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是指通过网络从事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侵害知识产权的方面包括：著作权、域名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多种权利。只要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就构成违法犯罪现象，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数量与方向，不够构成网络知识产权侵权与否的评判标准。例如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涉及到引用、摘抄、套用他人或者其他著作权所有者文章、话语的部分，需要注明出处与作者。凡不经他人同意擅自使用或抄袭他人文学作品信息的行为，都构成网络文学著作权侵权。侵权者需要根据使用或抄袭他人文学作品信息数量的多少，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注重侵权行为，而不注重侵权数量的多少。

2.损害事实

《罗马法》对于损害的界定为：如果自身行为对其他任何事物都不构成损害，那么其自身不需要担负相应的责任。如今对于损害的界定为：损害指的是外在事物对自身拥有权利的破坏，或对自身受法律保护利益的破坏行为，需要担负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目前所说的权利损害指的是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精神上的损害和经济上的损害等。财产损害指的是外在事物或者行为对个人财产权利的破坏；人身损害指的是外在事物或者行为对个人身体的伤害，对个人名誉与相关法律权益的盗用、诋毁、侮辱等；直接损害指的是外在事物或者行为对个人权利或财产造成的直接破坏；间接损害指的是外在事物或者行为对个人潜在利益或权益的破坏；精神损害指的是外在事物或者行为对个人精神造成严重打击与破坏，这种破坏长期存留于当事人记忆中且无法愈合。

三、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救济

1.停止侵害的适用

知识产权侵害情况若没有妥善解决，会导致侵害方的侵害行为持续发生的后果。这种对知识产权权利拥有人持续侵害的行为，需要相关法律进行约束与制裁。民事救济中最重要环节为停止侵害，知识产权权利人实施停止侵害的权利，能够有效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权益。如果知识产权权利侵害情况持续发生，而知识产权权利人没有向法院提交相关侵害情况，法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法对此侵害行为进行法律方面的制止。若知识产权权利人及时提交侵害情况，而由于侵害案件特殊性无法立即制止侵害，则需要法院进行协商后妥善解决。侵害的制止不仅维护产权所有人的法律权益，也从侧面维护社会和平稳定。

2.损害赔偿的适用

损害赔偿指的是侵权行为致使被侵权人的著作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受到损害而不能用其他方式弥补损失时，侵权人有义务补偿被侵害人所遭受的损失。而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包括以下方面情况：违反知识产权合同、侵犯知识产权。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也分为以下几种：全部赔偿、过失相抵、衡平原则。全部赔偿原则指的是知识产权侵权方，应支付给被侵害权利方所有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包括经济、名誉与网络影响等方面的损失。对于网络知识产权名誉与网络影响的损失，应根据情节严重程度与影响的大小进行賠偿，其中最重要赔偿为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指的是知识产权拥有者在自身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精神与心理方面承受的巨大痛苦与压力。这种精神痛苦与压力造成的一切后果，需要相关法律进行界定；根据其精神破坏的程度，要求权利侵害方给予相应的侵权赔偿。除此之外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中的名誉权，也是《知识产权法》容易忽略的地方。不良的知识产权言论传播与信息披露，会对权利拥有者造成严重的名誉损害，而这些损害需要侵害方进行赔偿。

3.赔礼道歉的适用

赔礼道歉指的是侵权人需要对所侵犯的知识产权与产权所有者，在公共场合进行相应的道歉与解释，这是对权利受害方起码的尊重。赔礼道歉模式如今已在网络知识产权案件中广泛使用，他不仅能够结合消除影响的责任形式适用，也能够与其他民事责任方式并用。诉讼中若当事人双方相互间已达成谅解，法院可以不必在判决书中注明侵害方公开赔礼道歉。若有赔礼道歉的必要，则需要在以下几种方式中选择：首先是侵权人在法庭当面对受害人进行道歉，并有法院记录着当庭记录；其次是采用书面道歉模式，通过公开的网络渠道进行道歉；若以上两种方式受害方均不能接受，则需要侵权人在大众传播媒体中公开对受害人道歉。赔礼道歉不存在经济纠纷，只为弥补受害者的心理创伤。

4.消除影响的适用

消除影响指的是对于那些损害知识产权所有者的言论、舆论与文章等，需要侵权人使用一定方式予以消除。消除影响需要在公开的媒体或者媒介中进行传达，例如：登报、公告、媒体公视等。这种不良影响只要没有完全消除，侵权方就有义务继续完成消除工作。

四、结语

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侵权和救济，旨在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只有营造公平公正的网络权利保护环境，才能保证网络社会的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欧蓉蓉.论知识产权侵权法的美国范式[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06）

[2]张滢.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抗辩问题的探讨[J].法制与经济（中旬），2012（04）

[3]孙栋.对向第三方发送知识产权侵权警告函的法律规制——以我国的诉讼文化为背景[J].知识产权，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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