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通用8篇）

篇1：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2014年中国（北京）电子商务大会：探讨电商发展的新模式

本文作者：陈丽英（前瞻网资深产业研究员、分析师）

距离2014中国（北京）电子商务大会的开幕不到一天的时间，参会代表已纷纷赶往北京为大会的顺利召开作准备，此次大会聚集了电子商务知名企业的负责人，如京东、亚马逊、当当网、聚美优品等，主要探讨电子商务未来发展的趋势以及创新融合的新模式。

电子商务交易规模B2B仍占主导地位

中国电子商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创新发展多种运营模式，传统模式有B2B、B2C和C2C。B2C代表企业如京东商城、当当网、1号店和凡客诚品等，在网络购物中的地位不断提升，C2C代表企业如淘宝网、拍拍网等，占据网络购物市场份额的80%以上，B2B代表企业有阿里巴巴、中国制造、环球资源等网站，为企业间的交易提供平台和服务，占据中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的60%以上，但地位不断下降。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竞争及企业竞争策略分析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为6万亿元，B2B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4.9万亿，同比增长29%，占比为81.67%，整体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2012年中国B2B电子商务市场规模达6.25万亿，同比增长27%，相较2011年下滑两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为10万亿元，B2B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为6.8万亿元，占比为68%。B2B市场增长放缓主要原因受世界经济放缓、国内经济逐渐减速的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导致企业库存压力加大、采购意愿下降，给我国中小企业B2B电子商务发展带来极大挑战。

图表1：2009-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B2B交易规模及预测（单位：万亿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表2：2009-2013年中国电子商务B2B交易规模占比走势图（单位：%）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创新模式不断涌现

此次大会的召开，是企业间管理和技术的交流融合，是在电子商务创新模式发展的新纪元，为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方向标。目前，电商传统模式盈利来源受限，因此企业不断开拓创新新的发展模式，如今涌现的新模式有O2O模式、C2G模式、B2M模式、M2C模式、B2G模式和社交电子商务模式等，其中O2O模式发展迅速、发展空间巨大。

据前瞻网电子商务行业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O2O市场规模为562.3亿元，2012年其市场规模达到986.8亿元，截至2013年10月，已有3000多家门店上线了基于微信的O2O业务，可见O2O模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预计到2015年中国

O2O市场规模将达到4188.5亿元。

图表3：2011-2015年中国O2O市场规模及预测（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O2O模式的优势在于把网上和网下的优势完美结合。通过网购导购机，把互联网与地面店完美对接，实现互联网落地。让消费者在享受线上优惠价格的同时，又可享受线下贴身的服务。同时，O2O模式还可实现不同商家的联盟。O2O模式充分利用了互联网跨地域、无边界、海量信息、海量用户的优势，同时充分挖掘线下资源，进而促成线上用户与线下商品与服务的交易；O2O模式可以对商家的营销效果进行直观的统计和追踪评估，规避了传统营销模式的推广效果不可预测性，O2O将线上订单和线下消费结合，所有的消费行为均可以准确统计，进而吸引更多的商家进来，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的产品和服务；O2O在服务业中具有优势，价格便宜，购买方便，且折扣信息等能及时获知；同时，O2O将拓宽电子商务的发展方向，由规模化走向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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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模式--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它以“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 闭环反馈式运动为核心,遵循3R技术原则,通过3个层次的创新实践,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污染预防战略.分析了循环经济在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实施对策.

作 者：林帼秀  作者单位：广东省环境保护学校,广州,510655 刊 名：环境科学与技术  ISTIC PKU英文刊名：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年，卷(期)：2005 28(1) 分类号：X22 关键词：循环经济   可持续发展   清洁生产   系统工程  

篇3：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关于发展中国家农业落后、农民贫困的根源及解决办法,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就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其中以阿瑟·刘易斯的隐蔽失业理论和西奥多·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学说影响最大,成为发展中国家改造本国农业的重要理论模型。

1954年,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首次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工业部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依赖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只不过是为工业部门扩张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原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必然非常低,其中有一部分人的边际生产率为零,这就是所谓的隐蔽失业。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给出略高于农村生存收入水平的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入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这有效地抑制了工业部门劳动价格上升,促进了工业资本的积累。反过来,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吸引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直到农村以低生产率为特征的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由于农业部门中存在隐蔽失业,所以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会随之提高,农民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提高,这时劳动与资本一样成为稀缺要素,以二元经济为特征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宣告结束,工农业趋于均衡发展,城乡劳动收益差距不断缩小,至少这一过程不会使城乡、工农间的已有差距进一步扩大。

舒尔茨模型正好与刘易斯模型相反。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批评了刘易斯轻视农业的做法,认为“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但是,他又强调,依靠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农业是不可能对经济增长作出大的贡献,所以,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刘易斯强调农业发展落后的根源是隐蔽失业的存在,只有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才能解决问题,舒尔茨则断言:“贫穷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产量下降。舒尔茨在否定刘易斯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收入流价格理论。舒尔茨用收入流价格理论深刻地阐释了传统农业之所以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是因为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流来源价格过高,也就是资本收益率低下。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增加包括机器、设备和良种等新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通过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其使用新生产要素的能力。

二、刘易斯与舒尔茨理论模型在中国的局限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劳动力以两种模式向非农产业转移,一是进入乡镇企业的就地转移,二是进城打工的异地转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本地农民工10284万人。所谓外出农民工指的是异地转移的农业劳动力,也称进城农民工,即刘易斯模型中的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本地农民工指的是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也称在乡农民工,即舒尔茨模型中强调通过对农业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依靠农业技术的进步等方式使农民留在家乡就业。从统计结果看,我国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两种模式同时存在,并以异地转移为主。两种不同劳动力转移模式使农村形成两种不同发展模式,即就地转移—内生式发展和异地转移—依附式发展。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地转移主要是通过发展农村工业实现的,而农村工业的主体是上个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进入乡镇企业的“工人”最大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学术界把他们称之为“在乡农民工”。在乡农民工具有双重职业身份,既是工人又是农民。一方面,他们是乡镇企业中拿工资的工人;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拥有农业户口,有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当然,这里的农民既是一个户籍概念,也是一个职业概念,因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所以,在乡农民工是种田做工两种职业集于一身,用陆学艺老先生的话来说,“工作三班倒,种田早中晚”,正是由于就地转移,才使得这样的“亦工亦农,半工半农”的兼业状态成为可能。刘易斯模型是根据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实践经验构建的,而中国有自己的经济矛盾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企业办在乡村而不是城市;决定中国农业劳动力在向非农产业转移时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形态和特征;决定在乡农民工的职业二重性特征。正是这种职业二重性的特征,使在乡农民工留在本地实现富裕。舒尔茨虽然强调通过引进新的生产要素,以及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农民的就地转移,但是却没有解决投入的资金来源问题。中国乡镇企业的创办及发展不仅解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解决了舒尔茨难题,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的注入大量资金。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农村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乡村城镇化进程,富裕了农民,缩小了城乡差距,通过这种内生式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但目前这种发展模式也受到挑战,进入瓶颈期。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技术薄弱,管理不善,众多乡镇企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自身生存困难,发展举步维艰,难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二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很多乡镇企业实现了私有化,难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另一种转移模式是异地转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大规模持续不断的农村人口进城打工潮流,即“民工潮”,这又似乎印证了刘易斯模型的中国适应性。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限制,异地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民,虽然职业为“工”,但其身份却依然是“农”。“农”的身份与“工”的职业相结合,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农民工。这里所指的农民工是进城农民工。与在乡农民工不同,进城农民工离土又离乡。与发达国家早期经验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不同,其农民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后,离土又离乡,不仅职业由“农”变“工”,身份也由农民转变为市民,而我们的进城农民工虽然离土又离乡,但其身份依然是“农民”而不是“市民”,是乡村的一份子,他们与打工的城市是相分离的,却与户籍所在的乡村是一体。他们在农村不仅有承包地、宅基地,许多人的父母、妻儿也留在老家,实际上,他们人在城市家却在乡村。所以,他们的城市转移是暂时性的而非永久性的,等劳动力生命周期结束后就会返回农村。正因为如此,农民工在城市里紧衣缩食,把工资收入的大部分寄回老家,这就是所谓进城农民工中的高汇款现象。农民进城打工收入也就成为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在农村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问题是,这种依附式的发展能否富裕农民,建设新农村?

正如前文所述,刘易斯和舒尔茨都认为农业中的投入是其发展的前提,无论是物质投入还是人力资本投入都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农村依附式的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是资本不断外流,获得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显示,进城农民工中40岁以下占80%以上,而且男性占64%,受教育程度远高于留在农村的劳动力,而农村留守人口日益老龄化、女性化,这些原来的辅助性劳动力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这些数据表明,农村中的优质劳动力正源源不断流入城市,农业发展面临缺乏优秀人才的局面。农业新生产要素投入也严重匮乏,无力改造传统农业。一方面,农民工的工资比较低,尽管在城市省吃俭用,寄回老家的现金基本用于家庭消费,没有向农业投入的剩余,加之农户把农业收入只作为非农工资性收入的补充,对农业生产投入意愿下降;另一方面,村集体除了土地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了,农村集体经济几近瓦解,无力进行农田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遭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严重不足的农村难以获得发展。事实也是如此,依附式发展模式下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农民依旧贫穷,乡村依旧落后。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新模式与农村发展的新路径

改革以来30多年的实践表明,依据刘易斯模型与舒尔茨模型,中国农业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进入非农领域,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乡差距的缩小,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正面作用逐年递减,负面作用逐年递增。可见,简单运用刘易斯和舒尔茨的理论思考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已不合时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可供借鉴。我们必须重新梳理刘易斯与舒尔茨两种要素配置理论模型,从实际出发,用新的眼光思考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并在成功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农村现代化,探寻农村发展的新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展沿着两条路径进行,一是靠城市带动的依附式发展,即通过城市工业吸纳农业劳动力实现非永久性的异地转移。这条路径需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把1.6亿的进城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实现永久性转移,并把1.6亿的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带入城市,享有同市民一样的福利待遇。虽然近期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强调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但是要使3亿多的农村居民转化为市民,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二是靠农村自身的内生性发展,即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带动农村工业发展,实现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这一过程能极大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但其前提条件是有发达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又与农村集体经济分不开。集体经济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同样的政策,为什么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山西的大寨等能够搞起乡镇企业并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而有些地方却搞不起来乡镇企业,成为进城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根源在于村集体经济是否强大。而以农业劳动力异地转移为主的地区,往往也是集体经济不发育的地方,也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的地方。所以,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就地消化农业劳动力促进农村发展的路径已经无法复制。今天农村自身无法解决其发展问题。农村发展问题上必须有新思路———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

从根本上讲,农村发展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完成这一过程的根本途径是城乡统筹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打破长期形成的农村问题在农村中寻找解决办法、城市化问题在城市中寻找解决办法的城乡分割的解决问题思路。县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之尾,农村经济之首,是连接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桥梁。它的实力与活力,不仅制约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切入点。县域经济是以县域为边界,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其经济基础是农村经济,农民是主要劳动力。所以,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当前解决农村问题的新的路径选择。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土地价格、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东南沿海地区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致使劳动密集型企业生存困难,开始考虑将企业向中西部内地省份迁移。这些中西部内地省份由于县域经济不发达,农村劳动力多数进城打工,成为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农村发展比较落后。借此机会,中西部内地省份可以承接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出来的企业,促进本地制造业的发展。事实也是如此,中西部内地省份的一些二、三线城市纷纷前往东南沿海地区招商引资,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前来落户,这为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大好的机会。由于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县城特别是作为县城副中心的中心镇和一部分重点乡镇成为接纳这些产业的首选之地,极大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发展;农村工业的发展,促使大量农民工“回流”,从跨省异地流动变为就地转移,大量农村劳动力的乡镇聚集催生了小城镇的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反过来进一步扩大了就业领域,有效转移了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就地转移,减少了土地供养负荷,极大地促进了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农业结构调整,加之县域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使“反哺”成为可能,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县域经济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格局,最终把传统农村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从“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到“即离土又离乡”的异地转移,再到今天以异地转移为主的局面。与这两种转移模式相对应,农村形成了内生式和外延式两种发展模式。本文通过对刘易斯与舒尔茨两种要素配置理论模型的梳理,用发展的眼光系统地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进行考察,结合中国农村改革实践,探寻农村发展的新路径。

篇4：“中国模式”的新挑战

关于“中国模式(China model，或称中国模型)”的讨论正在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话题。我们研究中国模型，就是系统研究中国迄今持续高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动力过程。中国持续高速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上，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块是如何通过自身或通过相互作用，推动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

在战略最高层，政治、经济和社会不是平行单线发展的，也不是机械加总的，而是有机、有战略性的逻辑联系。因此，我试着把这个战略框架(或综合发展模型)表示为如下页的一个循环过程(图1)。

在宏观上，中国模型是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巩固政治稳定。当然，这个模型也有它自身的缺陷，但相对于并列的、单向性的模型，它更实际一些，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发展和战略。

政治解决权力问题，经济解决效率问题，社会解决和谐问题，制度解决规范问题。与此相应，在操作上，我们可以化解为三个相互依赖的模型：即政治模型、经济模型和社会模型。制度应该是一个分别研究的过程，但这里我们把它混杂在其余的模型中讨论。就其目标而言，不妨这样概括：政治模型的目标是政治稳定；经济模型的目标是增长；而社会模型的目标可以说是和谐。

政治稳定模型政治自然是关于权力：权力的获得、分配和保持。中国政治模型的目标是保持政治稳定。

中国政治稳定模型有四个主要参数：合法性、利益整合(权力分配)、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而从这四个方面解决政治稳定问题，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基本的政治模型。其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稳定，其主要途径是逐步解决合法性、利益整合、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这四个主要问题。

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的权力分配、政府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模型的改革和发展，有不少著述，它们对政治稳定的作用不言自明，这里不予赘述。这里仅仅讨论合法性和利益整合问题，因为这两者与中国整体发展模型中的经济和社会因素直接相关，而且对中国模式战略模型的未来走向也有重要意义。

合法性是政治稳定的主要基础。在中国，这个合法性主要来自政治过程之外，比如意识形态或统治的绩效。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自“文革”以后，它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依赖于政绩。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政绩主要来自中国发展模型的另外两根柱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即，中国政治稳定的合法性动力是外生性的(Exogenous)。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邓小平何以将经济发展说成是一个“政治目标”。

当然，与任何政治实体一样，政治稳定不能完全由外在因素决定，而必须有政治的内生动力。在中国，政治稳定的内生动力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统治效率，二是利益整合、广纳精英，三是统治秩序(包括权力的交替和分配)。其中，利益整合和广纳精英是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面临的新问题。

总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政治稳定模型可以表示为以下关系：政治稳定=f(合法性，利益整合，行政效率，权力交替机制)+随机因素。其中，合法性的取得主要来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从实践中看，这个政治稳定模型十分成功。经济发展带动了国强民富，利益整合开通了通往政权中心的道路，相当成功的权力平稳交替以及不断提高的行政效率，使近十年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没有发生重大问题。

经济增长模型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尽管有许多因素，但核心是两个：一是改革以解放生产力，二是开放以充分利用国际生产要素有利中国的分配。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型中，体制改革不是根本目标，根本目标是经济增长。体制改革是通过解决和疏导经济激励问题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的动力过程是：体制改革改善经济激励，激励提高生产力，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体制改革的内容、方向、速度，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进度。

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形式上谈的是体制问题，但核心仍是生产力。是通过调整经济激励，包括价格体制和分配体制两个方面来调动积极性，从而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引进市场机制，是试图通过价格机制来调动生产积极性，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是从分配体制上提高生产的经济性。所以，中国经济模型的提出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战略的问题。

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或转型不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其目标不是要实现市场转型，而是解决短缺经济问题。经济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因素，因此，解放生产力成为基本目标。

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开放，即加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特别是1993年后的改革开放同步于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共识”和对市场机制的高度信心，事实上为中国开放政策的成功创造了一个罕见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因此，使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是：经济增长=f(以改革提高生产力和效率，以开放获得外资和市场，政府行政效率)+其他因素

社会和谐模型社会模型是三个模型中最新也是最弱的环节，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因素在中国的发展模型中并不是一个重要内容。改革初期，人们甚至认为社会似乎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会自然、自行解决的问题。其次，有研究说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发展指标中，经济指标持续上升，政治指标比较平稳，但社会指标却有逐渐下滑的趋势；再次，如何确定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模型因素，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提到中心位置。

改革开放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变迁：技术发展和游戏规则变化引起了技能重构(skill－reconfiguration)，期望参照体系的急剧变化引起相对贫困和社会地位对换。此外，市场机制必然导致的两极分化，而与市场机制不完善又促进了权钱合一等，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对立和利益冲突。而日新月异的变化，加快了知识更新和技能退化，又增加了个人的经济风险和生活前途的不确定性。

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的发展模型中，严峻的社会问题会成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因素。应该说，在中国的发展模型正在创造改善社会和谐的客观环境。迄今中国社会和谐模型可以概括为以下框架：

社会和谐=f(经济利益分配，政治利益整合，社保制度)+随机因素。其中，经济利益的分配缩小社会问题的物质诱因，政治利益整合和参与开通民怨上达的渠道，而社会安保制度则有助于减小个人的经济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分配和社保也有助于经济发展模型的转型。而政治开明，也有政治稳定的意义。

总而言之，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模型的主要目标是

社会和谐，但其主要渠道和促动因素还处于进一步厘清的过程中。以人为本的原则固然是社会和谐的一个主要原则基础，但如何操作，仍然有待研究。

中国发展模型的主要特点

中国经济模型也是有模型参照的：通过包产到户、分灶吃饭来解放生产力，就是激励和价格理论的无意识应用：以出口加工带动经济增长，也不无“亚洲四小龙”经验模型的影响；中国的国企改革，不无日本、韩国和西欧等国“产业政策”道路的影响。中国当年和今天的改革开放，绝对不是毫无根据、闭门造车的实验。

那么，中国模型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首先，从模型的框架看，循环式模型是中国发展模型的第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是与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理想发展模型大相径庭的。现代发展理论认为，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市场与政府的分离。而中国的发展模型恰恰强调了三者层层相接，环环相扣。理论家看到了条条块块的地方，政治家在治国活动中看到了丝丝缕缕，这是中国政治家的高明之处。

中国发展模型的特点之二，是务实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与其他新兴市场的发展模型相对照，中国发展模型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参数和包袱。如上分析，市场化和对市场的尊重，并不是出于对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崇拜，而是对现实的尊重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中国发展模型的特点之三，是一个高度集中、具有高度忧患意识的政治领导制度，保证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至于干扰既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同时保证了国家资源可以迅速调整转移到短期目标。它保证了国内资源的全部用于发展，保证了在转型过程中可以及时调整战略，保证了短期利益不至于影响到长期战略的实施。

中国发展模型最后一个特点，是经济战略的成功与全球化过程密切相关。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基本环境。国际资本流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前提，而在国内消费不足以消化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国际消费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面临的挑战

没有理由认定，迄今为止相当成功的模型，会完全适用于正在发生变化的世界。

对中国模型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模型中有些动力因素的正面作用开始到达巅峰，边际效用开始减少，有些可能产生副作用。(2)模型成功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3)竞争对手对模型某些方面的挑战(比如汇率)，迫使中国调整模型，以符合国际游戏规范。(4)竞争对手模仿中国的模型，应用中国的游戏规范，削弱了中国模型的竞争优势。

具体而言，挑战之一来自模型内部结构。循环性模型造成了一个高度相关、高度复杂的体系。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系统性风险就比较高。

迄今中国政治模型是相当成功的，但这个模型蕴藏着潜在的风险。作为具体表现，比如使政治稳定受到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的影响。

挑战之二是迄今包容性似乎与代表性兼容并蓄。但包容性和代表性之间的平衡，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包容性使代表性不再有实际意义?什么因素会导致临界点的变化?

挑战之三是，经济模型成功的条件开始发生变化。这主要是指中国经济模型的开放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国际市场，而国际条件正在经历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变化。面对中国在世界中的新角色，面对进入“新常规”的世界，中国模型也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1)国际消费能力受到制约。虽然短期内仍然有出路，但长期趋势并不明朗。

(2)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理念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挑战。

(3)国内消费由于人口预期和变化，其容量增长将受影响。

(4)中国产业的消费市场不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人口占世界1／4，虽然消费能力较低，未来的潜力还是可观的。

(5)国内消费能力与国际消费能力在高消费层相近，但普通层仍然有差距。产值利润的国内外差价仍然较大。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真正挑战的是能源。

资本积累也开始受到挑战。美元走向对中国形成双重威胁：首先使中国持有的美元储备大量缩水；其次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的压力。

挑战之四是，软力量需要有意识形态的内涵。中国发展模型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特点，长处是它注重实际，注重实效，因而比较有弹性，比较灵活。但同时它也难以把这个模式转化为“道义”，即软力量。

篇5：简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简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乃至全球化进程,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使中国地区间、产业间的分工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作 者：张明 作者单位：巢湖广播电视大学,安徽,巢湖,239000刊 名：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年，卷(期)：2(3)分类号：F120.3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 区域经济发展 新趋势

篇6：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摘要]基于对河南省王庄镇中鹤模式的实地调研，实证分析了其四化同步发展的现状，讨论了中鹤模式在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以及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方面的优势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中鹤模式“四化”同步发展瓶颈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鹤模式；四化同步；中鹤新城；土地流转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9026

1对“四化”同步发展的认识

“四化”同步是指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其本质是“四化”互动。“四化”同步就“四化”的关系来讲，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工业化、城镇化带动和装备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支撑和保障，而信息化发挥对其他“三化”的推动作用。因此，促进“四化”在互动中实现同步，在互动中实现协调，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基于上述背景，河南省中鹤模式结合当地农区实际情况，对“四化”同步发展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2中鹤模式的运行机制

中鹤模式是在信息化平台下，以企业为主要推动力实现土地流转，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工业产业化和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同时解决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土地流转后的农户在企业的帮助下搬到新城内生活，促进城镇化发展，从而达到“四化”的协调和统一。

中鹤模式的内在逻辑在于，通过获得清洁粮源生产基地，先取得工业化模块的竞争优势。然后在现代信息化手段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模块的规模效应和技术优势，发展现代农业和基于现代农业衍生出来的服务业，进而在耕地资源集中优化的同时，给当地农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更高品质的住宅和各项基础设施，从而形成一种产业链闭环，充分地发挥土地、劳动力、资本以及技术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边际产出率，实现各方主体的共赢，见图1。

图1中鹤模式的运作示意

中鹤模式以成熟的工业化模块解决新农村建设前期的资金问题；以土地流转置换和给付特定指标内的免费住宅或超低价住宅，解决农民土地的出让问题；以政府出资和多元化的商业资本为资金来源，建设住宅和商业一体的新城镇；以发展全产业链的现代农业及其配套服务业为产业升级方向。从而构建了“政府―农民―企业”三个主体，并使各方主体共享产业升级、经济效益增长成果。

3中鹤模式发展现状

河南中鹤集团始创于1995年，依托国家对农业产业的政策支持，凭借优良的区位和原料优势，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国家财政参股企业、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中鹤集团自2005年正式启动中鹤新城项目建设至今，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方面，发展了农产品加工，拉长了产业链条（见图2），形成了产业聚集，农区工业化加速推进。近几年，中鹤集团农产品加工领域不断拓展，规模迅速壮大。目前清洁粮源基地已流转1.52万亩，采用公司加农户的形式，进行规模化、信息化作业。同时，中鹤粮食精深加工产业园区形成了两大功能：一是70万吨的仓储能力；二是75万吨的年原粮加工转化能力，基本形成了以小麦、玉米为主的从田间到餐桌的由两条产业链组成的产业集群。

不仅如此，当地政府还依托中鹤集团规划了58万平方公里的市级特色工业园区――浚县粮食精深加工园区。目前，园区建成区面积2平方公里，中鹤集团8家全资子公司全部布局园区内，初步形成了粮食精深加工产业集群，规划在2015年，园区实现年加工原粮145万吨，入驻企业25家，员工2万人，年产值100亿元，利税10亿元，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粮食周转物流港和精深加工基地。

第二，在城镇化方面，顺应土地规模经营、工业化发展大势，新型社区应运而生。按照“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一体”的理念兴建中鹤新城，将企业扩张与社区建设捆绑发展。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有2.8万平方米的商业中心工程、9万平方米的中小学工程、1.3万平方米的行政服务中心工程、16公里的城区道路工程、日供水3万吨的自来水厂、日处理1万吨的污水处理厂和164栋住宅楼工程，共7个项目。其中，新城中学、行政服务中心、道路、住宅楼等工程已经相继投入使用。500多户家庭近2000余人已搬入新城内。目前已提供了500多个包括绿化、保洁、保安、物业、餐饮、商业、建筑等形式的就业岗位。

第三，在耕地的利用上，由于农民让渡出了宅基地，增加了耕地存量，实现了规模集约经营。首批搬迁后新增土地达到1500亩，预计全部农户搬迁后可增加耕地30000亩。目前，针对宅基地让渡形成的新增耕地存量，中鹤建成了3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区。同时，在3万亩粮食基地上综合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创建高产示范区，实现了用先进设施装备农业和现代科技武装农业同步推进。项目实施完成后，预计年产值将超过3亿元，实现综合增收3700多万元。

4中鹤模式的优点与缺点

4.1优点

第一，经济效益。改变了传统粗放式农业发展局面。随着中鹤模式的推进，中鹤集团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集约化经营，实现了粮食生产的现代化和标准化水平，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不仅如此，全产业链经营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优势。中鹤集团实现了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而这样的全产业链经营凸显了规模经济效益。同时，政府依托中鹤集团规划建设了浚县粮食精深加工园区，这为更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形成产业集群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社会效益。提供了工作岗位，有效释放了农村劳动力，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一方面，中鹤集团的工作岗位给予了青壮年在家乡附近就业的机会，改善当地就业状况；另一方面，中鹤新城的现代化学校、医院等设施为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更好的保障，提高了生活水平。

第三，生态效益。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也有效增强了基地区域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使粮食增产增收，同时有效保证了食品安全的可追溯性。中鹤集团不但建设了清洁安全粮食原料基地，更通过成立农业科技合作社、农业机械合作社的方式，培训指导农民科学种田、统一劳作管理，同时进行田、水、路、林、电、村综合治理。

4.2缺点

第一，现阶段农民搬迁意愿不强，阻碍土地流转进程。采用发放现金补助或粮食的做法并不能说服所有仍住在农村的居民。这不仅导致了中鹤新城内部分住宅的闲置，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土地流转的进程。

第二，已搬迁至中鹤新城的居民缺乏管理、投诉和反馈机制。走访中鹤新城过程中，有住户反映某些包括在开发商责任内的室内装修质量不高，并且多次报修后无人上门修理，新城缺乏管理大大降低了住户在新城内的居住热情。同时，垂直式居住环境使得当地节日氛围有所下降，对当地文化传承造成一定的冲击。

5中鹤模式如何更好地发展

51阻碍发展因素

中鹤模式是对“四化”同步发展的新探索，在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从企业和群众反映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资金问题。一方面，资金需求量大。中鹤集团新建和在建的项目计划总投资256亿元，中鹤新城规划建设投资60亿元，规划的企业铁路专用线项目总投资3亿多元，未来流转土地12万亩每年需要1.5亿元，一期搬迁住户拆迁补偿费需要2.6亿元，企业规划到2015年向产业园区投资25亿元。另一方面，融资难度大。企业贷款尤其从大型商业银行融资，最基本的条件是企业财务制度、财务报表公开透明和有足够的不动产作抵押，但中鹤集团目前尚不具备这些条件，融资是今后企业面临的大难题。

第二，建设用地指标问题。建设用地指标不能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企业和社区发展建设处于初期阶段，且农户本身搬迁意愿不强，使得农户搬迁效率低，土地无法及时置换出来，建设用地指标十分紧缺。

第三，产业支撑能力问题。一是企业的硬实力不足。目前中鹤集团年税后利润仅有5000万元左右，对于企业自身项目建设和再生产、建设社区、规模化经营土地的资金需求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二是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足。目前中鹤集团仍缺口各类生产人员3000人，而因土地流转和建设征地脱离土地的劳动力有8917人，其中只有2000多人在中鹤集团工作。这表明，一方面企业的工资水平对部分农户吸引力不足；另一方面反映了劳动力素质偏低，不符合企业用工要求；除此之外，产业层次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企业多为初级产品，知名品牌少，尤其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少。

第四，交通问题。交通瓶颈制约了企业发展。中鹤集团地处三县交界，大部分公路是断头路，且部分路段损毁。不仅如此，大吨位的运输车辆限制通行，使得进出产业园区的道路承载力已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据企业反映，因交通问题，企业一年减少近千万元收入。随着集团的快速膨胀，进出园区原料和产品的增多，这种制约会更加明显。

第五，宣传及群众思想工作不足。由于企业宣传工作不到位，农户对项目的不了解，使得大部分农户不愿意流转土地，更倾向于自己耕种。不仅如此，原有的住房条件较好的农户，习惯了农村生活方式而不愿搬入新城居住，严重地拖延了土地流转进程。

52措施与建议

依托中鹤集团带动王庄镇“四化”协调发展，需要壮大产业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增强支撑能力。在产业园区、新型农民社区和土地规模化经营等项目建设上，应做到量力而行，稳步发展，稳中求好、好中求快，积极稳妥地推进“四化”协调发展。为此，提出以下措施与建议：

第一，拓展融资渠道，突破资金瓶颈。一是鼓励企业加快自身发展，快速提升企业实力，增强企业主导和投资项目建设的能力。二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吸纳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行业龙头企业参股经营。三是积极创造融资条件，企业要按照大型商业银行放贷标准，完善财务制度和财务报表，提高信用度；完善建设用地手续，提高资产抵押能力，争取获得大型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四是积极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建议市、县有关职能部门对中鹤集团上市给予人才和金融方面的支持，协助企业做好上市工作。五是积极争取上级部门专项扶持资金或政策性补贴，以缓解企业资金筹措压力。

第二，协助解决建设用地，保证重点项目建设。一是要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鼓励企业建设标准多层厂房，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减少建设用地压力。二是市、县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加大用地指标争取力度，并积极谋划从市外购买一批补充耕地指标，以弥补建设用地指标不足。三是建议市、县政府积极为企业争取或调剂更多的用地指标，并协调相关部门办理有关土地手续，确保中鹤新城和企业重点项目的建设用地。

第三，加快工业化进程，增强企业经济实力。一是加快企业项目建设，让建成的项目尽快投产，在建的项目加快进度，争取的项目尽快到位，为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打好基础。二是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现有生产手段的技术改造，把握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使企业有更加厚实的创新基础占领产业技术前沿和市场，以增强抗风险能力和未来发展的竞争能力。三是坚持不懈地实施精品名牌战略，强化企业的商标、品牌和质量意识。立足现实需求，不断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提升产业层次，增强企业发展实力。

第四，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鉴于地理位置的限制、中鹤集团进出原料和产品运量逐年增大的现实，有关部门要加快实施公路的升级改造，积极帮助企业协调铁路专用线建设工作，以畅通进出园区道路，改善园区交通条件。

第五，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在推进中鹤模式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因此，县、乡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舆论宣传引导，深入做好群众工作，让群众认识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感受到 “四化”协调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和好处，力求使广大群众识大体、顾大局，理解和支持中鹤集团的工作。同时要积极研究补偿措施，最大限度地维护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自觉自愿配合和支持土地流转工作及中鹤新城建设。

第六，完善政策措施，加大扶持力度。一是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促进“四化”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尤其在企业非生产性投入的社区和产业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同时对国家和省用于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要落实到位。二是加大扶持力度。各级有关部门要对中鹤新城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给予积极支持。一些保障房项目和新型农民社区的政策性补贴向企业倾斜，积极争取一些水利、土地整理等农业项目和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用于支持土地流转区内的生产道路、电力、水利、机械配套等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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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odore W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4]殷久勇，杨百路传统农区实现“三化”协调发展的有益探索――中鹤模式的调查与思考[J].银行家，2012（5）

[5]冯献，崔凯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与同步发展的现实选择和作用机理[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3（5）

[6]王景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特点与发展建议[J].城乡建设，2013（1）

篇7：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摘 要 对比国内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本文从多个方面对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新方向：（1）回归现实问题，构建稳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2）研究方法的变革和大数据的使用；（3）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整合及文化视角。

关键词 当代社会心理学 新方向 大数据 文化视角

Abstract Through contrasting the latest developing status of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this paper rethinks the problems which exist in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 studies and proposes the new orienta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1）Return to realistic questions and buil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framework；（2）Reform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use big data to analyze；（3）Integrate the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analyze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Key words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 new orientations； big data； cultural perspective国内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对比

1.1 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

近几年，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正迅速扩展。2010年至今，发表在国外学术理论期刊上的有关社会心理学的文章有9000多篇。研究主题按频次排列包括刻板印象、社会互动、归因、态度、社会群体、情感、动机、个性、群体认同、偏见、归属、自尊、社会地位、道德等。需要注意的是，国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越来越注重文化和性别因素的影响，对社会认知、社会知觉、自我认识、态度改变、从众行为、团体过程、人际吸引、社会支持、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以及偏见等方面的性别和文化差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不同文化中的整体性和分析性思维、使用社会神经科学的方法研究归因中的文化差异、自利归因的文化差异等。

此外，近5年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应用性更强、内容更细，主要涉及5个模块，健康管理、组织管理、环境研究、法律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健康管理模块主要包括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如负性生活事件、知觉压力、刻板印象威胁、社会支持等，其涉及的病症包括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组织管理模块主要涉及激励与员工心理、领导胜任力、组织文化。性别与领导力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如“玻璃悬崖”（glass cliffs）理论。关于环境研究，阿伦森（2014）在其《社会心理学》（第八版）中将这一模块称为“人类的可持续未来”，涉及内容包括噪音、污染、拥挤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以及环境保护等。法律模块主要涉及目击者证词、陪审团的集体决策过程。例如邦德（Bond）和德保罗（DePaulo）在2008年做的关于判别谎言的个体差异研究，以及格拉尔茨（Geraerts）等人2007年做的关于恢复性记忆的研究。此外，市场营销在近几年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热点，Ivanic等人（2014）通过实验的方法探究了广播员的口音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对听众评估电台广告的可信度、听众对广播员的态度和听众购买广告产品或服务的可能性的影响作用，Malhotra等人（2007）则通过在英国四个呼叫中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内在或外在奖励与员工情感性、规范性和持久性承诺之间的联系，Osman等人（2015）同样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态度、情感评价和习惯养成对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

研究方法方面，除了传统的观察法、相关法、实验法和元分析等研究方法，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兴起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跨文化研究、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神经科学，例如哈蒙?琼斯（Harmon-Jones）关于失调和减少失调时脑活动差异的实验。

纵览近5年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可以发现，实验研究成为了国外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国外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愈发受到重视与推崇。但大量采用实验的方法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存在诸多的缺陷。早在20世纪末，Aroldo Rodrigues和Robert V.Levine（1999）就发表了“反思实验社会心理学发展的100年”的文章，并对实验社会心理学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1.2 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

以中国知网为例，2010年至今，国内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有260多篇，2014年出现明显激增，从2013年的48篇到2014年的89篇，以乐国安、张世富和俞国良、叶浩生等学者为主要代表。国内并没有专门的社会心理学刊物，就近5年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文章看，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支持、情绪情感、性别角色、主观幸福感、从众行为、学习或职业倦怠、网络成瘾和压力等，7成以上研究的对象均为大学生。国内社会心理研究多使用相关法和实验法，其中，相关法使用更为频繁。

尽管已经历30多年的发展，但对比国外社会心理学的成熟与迅速扩展，国内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虽有部分理论和测量工具方面的创新，但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远远不足，研究对象局限，研究方法落后，研究内容多照搬国外研究，研究结果信效度存在质疑（例如研究结果无法重复）。此外，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其它的问题，例如评价标准模糊、欠缺有效研究工具，以及教学科研体系不完善等。可以说，整体而言，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仍处于“摸索阶段”。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问题

2.1 研究对象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人员在对象的选择上都倾向于采取方便取样的方式，其中，大学生最受青睐。为了取样的便利性，研究人员通常会通过相熟的老师或同学将某一班级的学生作为研究被试，类似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在心理学本科大学生中最为普遍。这种做法不仅会降低研究的外部效度，还会面临伦理问题，如被试参与实验可能是迫于压力而非自愿、保密性和匿名性受到威胁、被试面对某些特殊问题时隐瞒实情或服从研究者目的等（高华，2009）。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会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广度和应用价值造成不良影响，也不利于中国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的整体发展。

2.2 研究方法

国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过度强调实证主义，实验研究泛滥。主流的社会心理学为了量化社会行为的研究，把社会行为孤立在实验室中，观察环境变量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然而，社会心理现象实则难以数量化和操作化，例如幽默、攻击和顺从等。这些社会行为的定义随文化情境的不同而不同，根本无法精确的测量（叶浩生，2004）。其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物。人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协商和建构的产物，受文化历史因素的塑造和影响。因此，社会心理学实验的研究结论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是相对的。其三，用单一因素来解释社会心理学现象是很困难的，而且一些因素往往成为其他因素或行为的调节变量或中介变量（刘长江，2007）。面临着方法上的窘境，国外社会心理学界自20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反思，并尝试探索新的研究之路。而国内远远没有跟上这一步伐，大多是根据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与批判。

2.3 研究内容

对比国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缺乏稳固的本土化理论根基和理论框架。许波认为，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儒、道、佛三家思想相拒而相和，儒家又久居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学派之位，拥有着浓厚伦理色彩的儒家心理学也就成为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主要的思想和理论根基（许波，2005）。而彭艳琴则认为，有着上千年发展历史的佛教专门研究的就是如何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彭彦琴，201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道家文化对于缓解人们心理压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慧和陈萍，2005）。在关于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试图找出各家思想中一切与心理学相关之处，而这种做法实则非常盲目，且很可能陷入重复做工的境地。从古至今，中国思想学术流派何其多，每个派别又有各自繁杂的理论观点。但这些观点并非完全独立，以儒、佛、道三教为例，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三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出于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融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深层的、广泛的、有机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为辅翼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格局（张玉璞，2011）。因此，在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之前，若先对中国百家的思想理论进行归纳、整合和提炼，推进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的构建，研究则会事半功倍，研究的系统性和效率也会大大提高。

2.4 研究工具及评价体系

发展至今，仍有不在少数的心理学家们将西方心理学的研究量表直接移植到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之中，或是只对西方量表进行本土化的修订或制作。而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区别于西方心理学，其人文性质更为浓厚，其中许多观点都带有极强的价值规范性和理想主义色彩。这种急于用问卷和量表来证明研究假设的做法表明，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从原理、策略、工具到评价标准都仍未摆脱西方的定量思维的桎梏。因此，推进西方量表的本土化、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测量工具和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是我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2.5 学科建设

在当前的教学科研体系中，我国社会心理学与西方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从教材、课程设置、师资配备、科研基金项目设置到人才培养目标，整个中国心理学体系仍是以西方心理学为主导（汪新建和柴民权，2014）。这样直接导致学生对我国本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缺乏了解和兴趣，从而间接阻碍了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因此，要推动我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就必须改变教学科研体系的现状，推进教材的编制、改变原有的课程和科研基金项目设置，并培养和引进中国社会心理学人才。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3.1 回归现实问题，构建稳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在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地位比较高，这主要源自于其应用价值为美国社会做出的实际贡献。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问题意识非常强烈，其研究成果的应用性也非常高，因此受到了美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拥护。而国内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则一直未摆脱西方思想的限制，也未形成基于我国本土特色的、稳固的理论基础，而多是将国外已有的研究和结果生搬硬套到国内。因此，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出发，对中国百家的思想理论进行归纳、整合和提炼，推进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框架的构建是必然而紧迫的。而就近5年的文献发表情况看，我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更多地从现实问题入手，为提高研究的应用价值而努力。

3.2 研究方法的变革及大数据的使用

以往的社会心理学通常基于问卷、数据统计、抽样调查和实验室研究分析心理数据，而在大数据时代，真实、准确、及时的大数据样本将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带来崭新机遇。借助大数据，社会心理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实体实验室的依赖，最大限度、最为高效地扩充潜在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不再只局限于实验室小样本或问卷调查采集的随机样本，从而面向尽可能全面的数据、趋近于总体的样本，这就使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大数据还能够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提供更为多样化、异质化的样本，并使研究者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尽可能避免社会期许效应，最大程度规避研究对象在测试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复杂、无关干扰。在我国，已有不少学者投身大数据的洪流，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例如，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建立了“行为与大数据研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蔡华俭教授创建了“云端心理实验室”、朱廷劭教授基于大数据开发了“国人心理地图”，这些有价值的尝试都将带动中国社会心理学朝向大数据时代迈进。

3.3 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整合及文化视角

为了构建多维度、多视角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近年来，社会心理学愈发趋向于吸纳其他学科的观点，例如社会认同理论中对群体冲突的研究借鉴了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社会类化理论中对群体偏见等研究则运用了政治学和法学理论，以及创新性地将社会心理学理论建立在神经机制的解释上而形成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不同的理论之间相互碰撞、交织、融合，逐渐形成了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整合趋势，并推进了社会心理学的纵深发展，包括现代社会心理学与传统社会心理学的整合，以及社会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理论的整合（黄雪娜，金盛华，& 盛瑞鑫，2010）。

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试图靠拢自然科学，建立具有普世性的理论模型，超越时间、历史、文化，而适用于一切人类。但多年的实践证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必须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会影响人类深层的心理学结构。未来的社会心理研究会更为关注社会心理行为的文化差异，文化视角将愈发频繁地出现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构建和具体的研究中。

参考文献

篇8：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1 黄石模式形成的背景

黄石模式的形成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一是黄石市传统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诸多问题阻碍了其住房保障的发展;二是黄石市城镇住房保障发展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使政府面临很大压力;三是黄石市政府高度重视城镇住房保障的发展,并积极推动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四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主管部门的推动;五是黄石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的积极努力;六是黄石市作为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建设试点城市,对其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

1.1 黄石市传统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黄石市在进行城镇住房体制改革之后,也积极实施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和廉租住房保障制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其城镇住房保障依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面临着沉重的压力,而这与其传统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性质与特点是紧密相关的。

1.1.1 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不统一

虽然黄石市先后实施了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廉租住房保障制度以及棚户区改造政策、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等,但始终没有建立统一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不同的保障对象纳入到不同的保障制度之中,享受着不同的保障待遇;不同的人群在进入、分配、腾退等各个方面都缺乏统一的标准;不同的保障制度依循不同的法规,各自有其独立的运行机制,相互独立,相互割裂。

1.1.2 住房保障体系不完整

虽然伴随着住房保障的发展,住房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位和错层问题。

从保障缺位来看,按照传统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以下住房困难居民没有被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第一,非城镇户籍和城镇常住户口以外的大量住房困难居民;第二,不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但又没有能力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住房困难家庭(本文称“内夹”);第三,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条件,又无力通过市场购买商品住房的住房困难家庭(本文称“外夹”)。这就使得住房保障无法发挥出其所应承担的以保“住房民生”为目标的社会保障功能。2009年黄石市获得保障性住房(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的居民仅占本市住户数的5%,还有相当多的住房困难居民得不到住房保障,诸多刚参加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复转军人以及政府、企业、事业单位来黄石工作人员的基本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

从保障错层来看,收入水平高的住房困难居民所获得的保障待遇反比收入水平低的住房困难居民所获得的保障待遇高,前者能够购买产权式保障的经济适用住房,后者只能获得租赁式保障的廉租住房实物配租或者租赁补贴。

此外,住房保障投资与建设管理体系、住房保障供应体系、住房保障管理体系(包括住房保障申请与审核体系、住房保障配租分配管理体系、住房保障补贴管理体系、住房保障运营体系、住房保障腾退管理体系等)都不完整、不健全。

1.1.3 住房保障制度安排不公平

由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廉租住房保障制度、棚户区改造政策等适用于不同的保障对象,享受住房保障的方式、待遇等方面都存在差别,加之在住房保障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约束因素,造成了住房保障的不公平。由于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不统一、不完整、不健全,加之保障政策执行中的利益倾向和寻租等原因,在传统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下,住房保障的公平也无法得到保障。

1.1.4 住房保障方式相互割裂,且结构不合理

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属于产权式保障,只售不租;廉租住房保障属于租赁式保障,只租不售。这两种保障方式相互割裂,相互之间不能进行转换。住房保障方式的相互割裂,一方面降低了保障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破坏了住房保障的公平和统一性。

在长时期内,黄石市的住房保障基本上是经济适用住房占据主导地位。经济适用住房实际上是通过政府让利出售来实现住房保障的方式。这种结构一方面造成政府始终没有保障性住房存量,另一方面收入水平低下的住房困难户始终无法在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制度下获得住房保障。应该说,其与住房市场供求状况和住房保障发展阶段是不相适应的。尽管后来建立了廉租住房保障制度以及其他住房保障制度,但采取的依然是租(廉租住房、农民工住房保障等)、售(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分离的做法,只是改变了保障方式结构不合理的形式,不可能根本解决保障方式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1.1.5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安排

住房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公益事业,因此要促进住房保障的发展,就必须建立系统性的激励机制,既要形成对政府自身的激励机制,又要形成对社会单位的激励机制。从经济适用住房来看,在土地商品化和实行招拍挂以前,政府还有供应土地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积极性,土地商品化和实行招拍挂之后,土地出让收入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也就失去了供地的积极性。廉租住房只租不售,虽可增加政府资产和保障性住房存量,但一方面由于租金低廉,政府投入廉租住房建设的资金难以回收;另一方面社会单位对投资建设廉租住房没有任何的积极性。其结果是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严重不足,保障性住房供应增长缓慢。

1.1.6 保障性住房腾退和资源再配置困难

廉租住房租金低廉,由于现行法律的限制以及租户的利益刚性,廉租住房一旦配租出去,就很难腾退出来,基本上形成了“配租一套沉淀一套”的格局。这样要满足未保的住房困难户的住房需要就得新建廉租住房,不仅政府负担重,而且也打击了政府的积极性,当然也造成了社会不公平。由于经济适用住房的政策取向和价格优惠,一旦售出,政府就失去了支配权,已出售的经济适用住房就不能再用作保障性住房的房源。这就意味着,政府可以支配保障性住房资源的初次配置,却很难进行保障性住房资源的再配置。即使政府不断兴建保障性住房,但因为政府实际所能支配的保障性住房房源很难相应增长,由此造成的要么是政府背负继续大规模投资兴建保障性住房的巨大压力,要么是住房保障停滞不前。黄石市传统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所存在的问题意味着其住房保障要获得发展就必须对传统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进行改革,并进行系统性创新。

1.2 黄石市城镇住房保障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压力

黄石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是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原材料基地、武汉城市圈副中心城市和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转型试点城市。以钢铁、有色金属、煤炭、水泥等矿产开采与加工为支柱产业和主要经济来源。辖一市(大冶市)一县(国家级贫困县——阳新县)四个城区和一个省级开发区,总面积4583平方公里,总人口257万人,其中市区城镇户籍人口71万人,市区常住人口81万人(除注明者外,黄石市的有关数据均来自于黄石市房地产管理局,特向黄石市房地产管理局表示感谢)。黄石处于我国内陆地区,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城市和重工业城市,1980年其资源型产业占工业产值的61.21%,2008年资源型产业仍占工业产值的51%。伴随着改革开放黄石经济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区位劣势、政策劣势等多方面客观和主观原因,使黄石市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滞缓,与沿海地区和先进地区相比,经济增长缓慢,由企业倒闭或者停产、减产、转业等原因导致住房问题特别突出。2008年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2980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2734元,恩格尔系数仍高达40%,进入本世纪以来,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仅为8%。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和增速缓慢使得依靠市场途径解决住房问题困难重重。黄石市住房保障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和压力,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2.1 棚户区和危旧房居民的住房问题突出

黄石市是典型的工矿城市,棚户区和危旧房多,棚户区和危旧房大多建设时间长、功能不配套、居住环境恶劣,低收入家庭高度聚集,改造任务异常繁重。黄石市工矿产业发展历史长,计划经济时期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工矿区的住房条件很差。由于企业体制的改革和产业转型,很多企业经营困难,所以房改之后,棚户区和危旧房也未得到及时改造。在房地产业发展起来之后,黄石市利用商业开发方式对棚户区和危旧房进行改造,政府对开发单位项目实行土地出让金先征后返,并给予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结果是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棚户区和危旧房集中区基本上都得到了改造,这些片区居民的住房问题得到解决。但是还有大量的商业开发价值小、开发难度大的棚户区和危旧房片区,开发商不愿意涉足,因此造成这些片区居民的住房问题未能在这种方式下得以解决。据初步统计,黄石市共有各类棚户区164片,占地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居民12万户,其中低收入家庭占80%以上。根据黄石市房地产管理局的调查,黄石市棚户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房屋破损严重。棚户区半数以上的房屋房龄超过40年,因年久失修,房屋极其破旧,墙体大多开裂,室内阴暗潮湿,夏季难抵雨水,冬季不御风寒,棚户区房屋大多是简易房、小平房,人均居住面积小。严重损坏房占23.6%,危险房33.3%。第二,人居环境恶劣。棚户区内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60%的棚户区没有排水设施,98%的棚户区没有供暖、燃气、消防设施。很多户共用一处公厕,大部分居民靠燃煤取暖、做饭。街巷路多为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道路泥泞,没有路灯,夜晚一片漆黑。第三,地域偏远闭塞。国有工矿棚户区一般处于城市规划区外,土地级别属于六、七级,附加值极低,且在短时间内很难出让并实现收益。第四,低收入群体聚居。棚户区内居民多半为“双困家庭”,就业困难,收入低。由于住房使用年限长、质量差,这些片区居民的住房条件日益恶化。这不仅不利于城市的整体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因此尽快解决棚户区和危旧房片区居民的住房问题成了黄石市面临的紧迫任务。

1.2.2 保障性住房存量严重不足

黄石市基本上没有可以使用的保障性住房存量。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传统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缺乏激励机制,导致保障性住房建设滞缓。截至2008年底,黄石市所建成的包括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不过16000套,同期建成的商品住房达到61331套,自建私房达15568套,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滞缓制约了保障性住房存量的增长。第二,传统的城镇住房保障方式造成保障性住房一旦分配出去就再难成为可使用的房源。黄石市从1994年就开始兴建经济适用住房,2006年开始兴建廉租住房,截至2008年底,黄石市共建成经济适用住房13591套,建成廉租住房2365套,但由于经济适用住房只售不租,廉租住房只进不出,造成新建的保障性住房一投入使用就沉淀下来。黄石市拥有国有直管公房3918套,共187708平方米,但在传统体制下,它们并不能用作保障性住房的房源。这样一来,虽然政府投资兴建了1万多套保障性住房,但却没有可供再分配的房源,这样要解决保障对象的住房困难,就只能继续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因此,促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可分配的保障性住房存量就成了黄石市住房保障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1.2.3 住房保障任务重

按照黄石市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调查数据,黄石市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2平方米的中低收入家庭(家庭人均月收入700元以下)共有14335户,占调查统计户数的13.7%,低于16平方米的中低收入家庭共有32549户,占调查统计户数的31.1%(参见表1)。考虑到城市人口的增长,预计“十二五”期末全市总人口达到100万人、30万户,人均建筑面积低于16平方米将达到3.5万户,按套型面积50平方米计算,需要新增保障性住房174万平方米。一方面要完成这么重的住房保障任务,另一方面又要避免陷入越保越多、越保越重、越保矛盾越多的困境,不改变传统的城镇住房保障体制和体系是不可能实现的。

1.2.4 租赁市场发展失衡

尽管伴随着住房供应的持续增长,黄石市住房租赁市场相应取得了发展,但租赁市场的发展仍然滞后和失衡。第一,住房租赁市场供应不足,年租赁房屋不足6万平方米,租赁市场占整个市场比例不足10%;第二,住房租赁市场供求结构失衡,公共性质的租赁住房供应严重不足,供出租的住房基本上都是分散的居民供房和“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住房,租赁住房的供应存在着主体缺位;第三,市场供应的租赁住房租户权益得不到保障,政府提供的廉租住房产权主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1.2.5 新建保障性住房的资金严重不足

黄石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由于产业转型面临的特殊困难、产业竞争力不强等原因,经济发展缓慢,发展水平低,可用于新建保障性住房的财政资金十分有限。要新建174万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至少需要50亿元以上的资金投入,2009年黄石市市级可用财力不过15.4亿元(数据来源于《关于黄石市200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载于黄石市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网,投入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即便按财政收入的2%计算,也不过3000万元,而且到2009年10月30日,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已经高达52.6亿元,占市级2008年GDP的比例为18.14%(数据来源同上)。由此来看,保障性住房建设依靠黄石市财政资金投入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依靠城投之类的融资平台也不可行,一是因为市级债务总额已经很大,已经达到黄石市市级财政收入的335%,通过已有的融资平台筹集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几乎不可能;二是其他项目的财政支出基本上都是只增不减,因此即使通过已有的融资平台筹集到了资金,也不太可能投入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怎样解决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问题就成了保障性住房建设能否如期进行的关键。

1.2.6 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供应缺乏动力

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而保障性住房建设却要求无偿划拨,同时由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模式主要是成片或者按独立单位建设,政府为确保土地收入,就不愿意将城区土地划拨给保障性住房建设,尤其是不愿意将有经济价值的土地划拨给保障性住房建设。结果只能是要么不供地,要么是将城市偏远地区的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土地划拨给保障性住房建设。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是保障性住房建设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如何让政府有供地的动力和积极性,并为保障性住房产权的明晰和流转提供必要的条件,成为黄石市政府必须破解的难题。

1.2.7 保障性住房产权安排和运营方式单一,缺乏对接机制

虽然政府不用对经济适用住房进行财政投资,但政府无偿提供了建设用地,并且对其没有处置权,政府的产权利益得不到保障,以致于政府失去了建设经济适用住房的积极性,某些经济适用住房也成为部分单位的职工福利住房,因此为社会所诟病。政府投资的廉租住房只租不售,享有完全产权,虽然产权清晰,但排他性的产权安排也使得其他经济单位不能或者不愿参与廉租住房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的产权相互割裂,没有对接机制。由于保障性住房产权单一,运营方式单一,既无利可图,又有很大的风险,社会单位以及个人缺乏投资的权益保障和经济激励,金融机构也不愿意提供信贷资金。改变保障性住房产权安排和运营方式单一的格局,实现保障性住房产权安排和运营方式的合理化和统一就成了黄石市城镇住房保障发展必须创造的条件。

1.2.8 住房保障管理制度和体系不健全

住房保障管理制度和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住房保障管理制度;第二,主管部门的权责利不对称,住房保障管理机构工作任务重,但编制、人员、经费紧缺,并且缺乏必要的实施手段,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不健全;第三,没有建立起分层、分工合理的住房保障管理体系,往往是主管部门“胡子眉毛一把抓”。住房保障管理制度和体系不健全,一方面造成了住房保障管理不到位,既损害了住房保障的公平性,也损害了住房保障的效率,另一方面造成了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管理积极性的下降,无法形成管理高效的局面。

1.3 黄石市政府对城镇住房保障发展的高度重视

地方政府对住房保障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地方政府对住房保障发展的政策取向不同必然会导致住房保障发展的差异,地方政府越重视和支持住房保障的发展,住房保障的发展会越快,反之,则会越慢。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对住房保障是持消极态度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第一,向保障性住房建设供地,就会失去相应的土地出让收入;第二,担心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应会损害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从而失去相关税费收入;第三,担心越保越多,越保负担越重。当然,也有担心“穷人”聚集的。虽然地方政府的担心有其客观原因,但只要保障制度和体系设计合理,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地方政府应该对城镇住房保障具有高度的责任心,通过提高住房保障实现人人住有所居和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是地方政府应该实现的目标。

黄石市政府对住房保障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黄石市连续几年将住房保障工作列入政府10件实事,2009年黄石市将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造(三改)和住房保障工作上升为“一号工程”、“一把手工程”,提出“用3年时间全面解决80%以上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黄石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亲自挂帅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导小组、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等,小组成员由各县(市)、区领导和市直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2010年,结合“十二五”住房保障规划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规划、棚户区改造规划的编制,黄石市政府将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目标责任分解落实到相关县(市)、区,将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协调配合责任分解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并订立责任书。将目标责任考核与政府对县(市)、区和相关责任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的考核挂钩,由市人大、政协、市委、市政府组成考核领导小组,定期检查并按分值评出结果,考核结果在新闻媒体公布。将考核结果与各单位及主要负责人的“面子、帽子、票子”结合起来,实行严格的奖惩兑现,以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顺利推进。

黄石市政府利用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建设,对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改革和创新。第一,提供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改革、创新的氛围与环境。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改革、创新不可避免触及利益的结构性调整,既有增量改革,也有存量改革,没有宽松适宜的氛围和环境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第二,高度重视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建设和住房保障制度的创新。2009年10月,黄石市政府积极申请,获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建设试点城市。黄石市政府充分利用试点的机会探索创建新的住房保障制度,积极支持保障性住房投资、建设、供应、配租、补贴制度等创新,在黄石市政府的支持下,出台了从《黄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到配租、补贴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新的住房保障政策。第三,高度重视建立新的住房保障管理体系。在黄石市政府的支持下,黄石市建立了包括政府主管部门——住房保障中心——众邦公司三个层级分工比较合理的住房保障管理体系。第四,积极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平台的建设。黄石市专门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县(市)区和市直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融资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组建了开发性金融合作办公室,具体协调与开发银行的合作,并批准组建了专业性的投融资平台——黄石市众邦城市住房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众邦公司”)。同时,积极争取金融机构的支持,并于2010年7月在国家开发银行的支持下,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开发性金融支持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试点城市,一举解决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问题。第五,推动新的住房保障制度实施。黄石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投融资、规划建设、用地供应方式、房源整合、配租、补贴、管理等都是全新的制度,新的制度被接受和落实的确又是一个新问题。黄石市政府按照务实、创新的理念,积极协调,为新的住房保障制度实施创造所需要的各项条件,使新的住房保障制度在短期内迅速得到落实。

1.4 国家和地方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的推动

国家和地方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的推动作用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黄石市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改革、创新进行指导和引导;第二,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为黄石市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改革、创新提供理论指导和咨询;第三,积极鼓励黄石市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改革、创新,对黄石市的探索及时进行研究和总结,使其方向及构想逐步明确和科学;第四,协助黄石市积极争取上级政府的支持,上级政府领导的肯定也进一步推动了黄石市的改革与创新;第五,积极协助黄石市争取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第六,批准并积极推动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建设试点,为黄石市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1.5 黄石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的积极努力

黄石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是黄石市住房保障工作的责任单位和主管部门,是住房保障规划、制度及政策的制定部门,是政府住房保障决策的落实单位。可以说,黄石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抱着强烈的责任心和创新精神来从事这项工作。

第一,对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进行深入调研,探索可行路径,设计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改革、创新的方案;第二,起草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其他办法,为决策机构提供高质量的法规和政策蓝本;第三,依据职权制定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的多项具体办法,推动新制度的建设;第四,积极争取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试点;第五,积极争取开发银行对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融资支持;第六,设计和推动住房保障管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建立三个层次合理分工的住房保障管理与运营体系,完善黄石市住房保障中心的建设和职能改革,积极推动众邦公司的建立和发展,打造出专业性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平台;第七,积极推动新的住房保障制度的实施,整合住房保障资源;第八,积极沟通,争取上级政府和黄石市其他政府部门的支持。

正是因为黄石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的积极努力,才能在短期内实施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改革、创新。

1.6 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建设试点提供的平台

黄石市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改革、创新可以说缘起于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建设的试点,借助这个平台,得以对整个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与创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黄石市作为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建设试点城市,是希望通过黄石市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建设,为国家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建设和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及体系改革、创新提供经验。而对黄石市来说,被列为国家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建设试点城市,一方面对其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激励和压力;另一方面也为其大胆探索、大胆尝试提供了平台,利用这个平台,黄石市得以建立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融资平台,以获得上级政府的多方面支持,对传统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改革,构建起以公共租赁住房为主导的统一的新型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

黄石模式的形成是以上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黄石模式表明要使城镇住房保障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对传统的制度和体系进行改革,必须也能够建立起统一、公平和高效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

2 黄石模式的特点

黄石市在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改革、创新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黄石市先后制定一系列住房保障法规和政策,包括《黄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公共租赁住房租赁管理实施细则》、《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和补贴管理实施细则》、《商品房项目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实施细则》、《黄石市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审批暂行办法》,以及服务于新的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建设的多个配套文件,如《关于加快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黄石市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考核办法》、《国有住房清理转换实施方案》等。之后,体系建构以及多项具体工作如期进行,各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黄石市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改革、创新的探索仍在进行,虽然有关政策还待或者需要进一步完善,但黄石模式已基本成形。黄石模式的特点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2.1 政府从被动作为到主动作为:从执行上级指令实施住房保障到政府主动担责,积极推进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改革、创新,主动大力发展住房保障

黄石市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实施住房保障,但总的来看,过去基本上只是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政府的要求,一方面始终没有制定出能一揽子解决城镇住房保障问题的政策,另一方面城镇住房保障尚有许多欠账。虽然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反复强调地方政府要在城镇住房保障工作中担责,但城镇住房保障长期被视为地方政府的包袱。政府掌握着土地以及各种政策杠杆,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任何一个城市住房保障的发展都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面对上述问题,黄石市政府转变理念,主动担负起住房保障的责任,变被动执行为主动担责和推动,对政府在住房保障中的角色进行明确和正确的定位。住房保障被作为黄石市政府的“一把手工程”,黄石市市委和市政府将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改革、创新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从政策和资源等各个方面提供大力支持。一是将住房保障列为政府的工作任务;二是建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各城区政府及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建立高端决策和协调机制;三是建立以主要职能部门——市房地产管理局牵头的工作机构,确保各项具体工作的推进和实施;四是建立部门分工和协作机制,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五是建立起责任制度,对住房保障中心和各责任部门进行目标考核和奖惩;六是制定多部住房保障法规,构建起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改革、创新的法规体系;七是以各种方式为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改革、创新提供条件,国有直管公房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体系的改革正是在市政府的领导下得以实施的,同时也为住房保障发展尤其是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提供各种有利的条件,包括土地供应、基础设施配套、争取银行贷款等。

2.2 从局部创新到系统性创新:从块状的局部性创新到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系统性创新

黄石市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同其他城市一样,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虽然每一次创新都能解决一些问题,但由于历次创新都是局部性的,都是针对特定的问题而进行的,因此难以避免地带来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整体不协调等新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住房保障所面临的问题。黄石市以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试点为平台,对其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创新,将系统思维的理念和办法融入创新并贯穿于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各个方面与全过程,一方面其建构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理念、框架、原则等实现了创新,另一方面公共租赁住房的规划、投资、建设、房源筹集、分配、补贴、管理体系构建、腾退等方面也实现了创新。黄石市将住房保障视为实现人人住有所居和人人享有适当住房条件的必要条件,以住有所居为短期目标,以居者有其屋为长期目标,明确提出了公共租赁住房筹集、分配和管理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即“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监督;多方参与、利益分享、责任共担、合理分担;市场租金、分类补贴、租补分离;以租为主,租售并举,体现公平;公开公正、营运有序、管理有序规范的原则”。黄石市明确要以所有的住房困难居民为保障对象,而不只是部分住房困难居民。

黄石市将公共租赁住房划分为公益型公共租赁住房、社会型公共租赁住房和混合型公共租赁住房,明确了各自的供应对象和管理办法。黄石市规定了公益型公共租赁住房的多种渠道,政府全资建设的廉租住房、政府直管公房、政府收购的住房、在普通商品房项目中配建并由政府回购的住房,以及在棚户区、危旧房和“城中村”改造和园区建设中政府全资建设持有全部或部分产权的住房、未售和腾退的经济适用住房(限价房)、社会捐赠的住房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自管公房(含民营企业代管的国有公房)均统一纳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体系。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实行规划管理,商品房项目开发必须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按照谁投资、谁拥有、谁受益的原则进行,构建起保障性住房权责明晰、利益明确的新产权制度。公共租赁住房按照统一的收入和住房条件标准进行配租,不再分类配租;实行租补分离,按照统一的补贴标准和办法进行补贴。不再职能混杂,而是建立起由政府、经办机构和运营机构分工负责的管理体系。由于采用市场租金,且租补分离,停补即停保障,因此腾退变得简单。黄石市的一系列工作展示了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改革、创新的思路和路径,应该说唯有进行系统性的改革和创新,旧的制度和体系的弊端才能得以解决,才能建立起统一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

2.3 从分散到整合:从住房保障资源的分离、分散到按照新的制度实现住房保障资源的整合归一

传统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是在政府的政策规范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享受着政府所给予的多项支持政策,包括土地供应、建设补贴、保障补贴、税费减免等。但由于不同类型的住房保障相互割裂,享受着不同的政策优惠或支持,所形成的保障性住房也“各归其主”,住房保障资源分散。这一方面制约了住房保障的发展,无法形成保障“合力”,另一方面造成了“设租”和“寻租”,也使得不同类型保障性住房发展的高度不平衡。黄石市通过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的建设,将各类支持住房保障的政策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支持政策,并将各类保障性住房进行整合,都归入到公共租赁住房这一个“篮子”中,这样就解决了住房保障资源分离、分散的问题。这样一方面能够形成“合力”,放大住房保障资源的使用效应,促进公共租赁住房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便于政府的操作和管理。

2.4 从相对不公平到相对公平:从传统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的相对不公平到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制度的相对公平

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制度和廉租住房保障制度从制度设计上来看,由于覆盖面小、保障方式割裂等原因,既导致了社会不公平,也导致了内部不公平(保障对象之间),另一方面由于利益驱动和管理制度不健全,造成运行过程中的不公平,包括保障性住房分配不公,甚至暗箱操作等。公平应该是住房保障的首要原则,因此必须以公平为基本原则对传统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一方面要确保制度本身的公平,另一方面要确保制度运行的公平。制度本身的公平是制度运行公平和保障公平的前提,黄石市从构建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入手,将公平原则贯穿于公共租赁住房制度设计的各个环节。一是住房保障的对象确定为住房困难居民,而不只是特定的住房困难居民,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原则;二是将住房保障纳入统一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入口,这样因为保障制度割裂造成的不公平就得以解决;三是统一住房保障待遇标准,按照收入水平的高低进行分类补贴,从制度设计上避免了条件相同待遇不同或者条件不同待遇相同的问题;四是申请自由,分类轮候,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优先,保障了经济条件更差、住房条件更差的保障对象的权益;五是相对而言腾退更便利、公平,由于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执行的是市场租金,且租补分离,一旦租户不符合保障条件即取消补贴,政府除了采用强制手段令其腾退外,还可取消补贴及至于收取处罚性质的高额租金,从经济上来看,都令租户无利可图。这样保障性住房腾退难、腾退不公平的问题可大大缓解。虽然新建公共租赁住房的配租、补贴等尚未进行,但制度设计的公平为制度运行的公平提供了有利和必要条件。

2.5 从“打补丁”到整体的体系设计:从不断延伸的“打补丁”式住房保障体系到建构整体设计有机的完整的住房保障体系

同其他城市一样,黄石市传统的住房保障体系也经历了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再到廉租住房保障家庭制度、棚户区和危旧房改造制度、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和狭义的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的延伸过程,这个体系不断扩大,但由于其性质属于“补漏”性质的外延扩张,缺乏整体的住房保障体系设计,因此始终摆脱不了“补丁”打得越多,面临问题越多的格局。黄石市立足于住房保障发展的最终目标,通过公共租赁住房这个形式,对黄石市住房保障体系进行了整体的考量和设计,明确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均可享受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从保障目标与范围、基本原则、规划与建设、投资与产权分割、房源筹集与供应、准入与配租、租金补贴、管理与维护、腾退等全方位设计出了内在统一的有机的住房保障体系,这样未来的住房保障就不再需要“打补丁”,而只需要按照既定制度去发展。

2.6 从分割到统一:从相互割裂的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到构建统一的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

尽管传统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的内容不断扩充,但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等各有其保障对象、保障待遇,各有各的目标和管理制度,并且相互之间互不隶属、平行推进、互不对接、相互割裂,也没有上位法规统领各项住房保障制度,所谓的住房保障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包括不同“模块”松散的不具有内在融合机制的机械组合,这一方面造成住房保障严重的不公平,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住房保障的发展。黄石市通过制定新的住房保障法规,将所有保障性住房进行整合,统一纳入公共租赁住房,按照统一的制度进行建设和管理。黄石市的公共租赁住房不是狭义的公共租赁住房,而是指“政府提供土地、税费等政策支持,由政府、企业、社会或个人提供,限定保障面积、供应对象,面向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出租或出售的政策性住房”,是广义的公共租赁住房,实际上也是保障性住房的概念。黄石市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统一性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制度的统一。黄石市出台了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将所有住房保障归并到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按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实施。第二,管理的统一。所有住房保障的管理均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投资、建设、准入、配租、补贴、腾退管理等均按此办法进行。第三,配补政策的统一。黄石市出台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对全市保障性住房配租和住房保障补贴政策做了统一规定,准入资格、申请和审核程序、配租标准、补贴标准等均按照管理办法进行,分类轮候、分类补贴成为统一的规则。第四,供给的统一。黄石市一方面将所有的新建保障性住房统一纳入公共租赁住房,另一方面将各类存量保障性住房和政府直管公房统一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供应体系,保障性住房的供应渠道由多种类型归并为一种类型。第五,进入的统一。根据暂行办法,所有保障对象均并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公共租赁住房实际上成了获得保障的统一的入口。尽管现行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还不能说提供了构建统一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坚实的制度依据,但办法显示出黄石市向建立统一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迈出了可贵的一步,统一的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已基本成形。

2.7 从部分保障到全面保障:从对特定对象的保障到对所有应保对象的保障

虽然随着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的发展,住房保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但依然有相当部分的住房困难居民被排斥在住房保障对象之外。传统的住房保障实际上是选择性保障或者说是结构性保障,并不能对住房困难居民应保尽保,应该说这是不符合住房保障原则的。能否实现应保尽保,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而定,但作为一项社会保障性质的制度安排,住房保障应该以应保尽保为目标。黄石市出台的《办法》规定公共租赁住房“面向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实行分类轮候配租制度”,“符合条件的家庭或个人有权申请租住(或合租)一套(处)公共租赁住房”。住房保障对象制度安排的全覆盖是黄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重要内容,应该说是对传统的住房保障对象覆盖面的突破,体现了住房保障应该追求的目标和具有的功能。

2.8 从多种形式保障到主导形式保障:从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廉租住房保障、农民工住房保障等多种保障形式到以公共租赁住房为主导

黄石市过去的住房保障形式与其他城市一样,也是以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廉租住房保障为主,同时还有农民工住房保障、限价商品住房等多种保障方式。过多的保障方式虽属我国城镇住房保障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但却不是住房保障所应该有的,而且带来了管理繁杂、不公平等多方面问题,住房保障形式由繁入简应该成为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改革、创新的方向。黄石市的做法是不再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而只新建公共租赁住房,并且将各类保障性住房存量和国有直管公房统一纳入到公共租赁住房管理体系中,将公共租赁住房作为住房保障的主导形式。不同经济条件住房困难居民的住房保障待遇通过租金补贴和保障性住房出售价格的优惠反映出来。这样,一方面是住房保障的管理既能统一起来,又大大地简化了,为提高住房保障的管理效率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相对于传统的多种保障形式,也可最大限度地确保公平。从中国城镇住房保障的未来发展来看,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应成为住房保障的主导形式,黄石市的做法符合住房保障发展的未来方向,也为中国城镇住房保障形式的改革和创新做了有益的探索。

2.9 从租售割裂到租售一体、租售并举:从经济适用住房的只售不租、廉租住房的只租不售到公共租赁住房的可租可售、租售并举

经济适用住房是一种产权式保障,长期以来只售不租;廉租住房是一种租赁式保障,它只租不售。两者不能转换,各自都没有可售可租的制度安排。售租割裂带来的主要问题是:第一,破坏了住房保障的公平和统一性。经济适用住房居民获得的经济利益远超过获得廉租住房保障的居民。第二,降低了住房保障资源的利用效率。空置的经济适用住房不能出租,闲置的廉租住房又不能出售,由此造成了大量住房保障资源的浪费。第三,缺乏灵活性。不能根据保障性住房供应状况、保障对象的需求而灵活选择适宜的保障方式。第四,加重了政府的住房保障负担。对经济适用住房而言,地段好的或者升值潜力大的,很容易就卖掉了,地段不好或者质量不好的经济适用住房卖不掉,政府还得新供经济适用住房满足保障对象的需求;对廉租住房而言,地理位置好的容易出租,地理位置不好的保障对象难以入住,又不能出售回收资金,这样政府只能再新建或者购买廉租住房以满足保障对象的需要。

黄石市利用公共租赁住房这个新的保障形式,将“可租可售”贯穿其中。《黄石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管理实施细则》中规定“公益性公共租赁住房先租后售、租售并举,承租人享有优先购买所租住的公益性公共租赁住房的权利”。这是对传统的租售割裂形式的突破:第一,公共租赁住房作为保障性住房既可以出租,也可以出售;第二,租售不再限制在特定的保障房,而是同一种保障房的可售可租、租售一体,可根据条件选择租或者售。

当然,是以租为主还是以售为主,则是一个时机选择的问题。总体而言,目前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应选择以租为主,以确保保障性住房存量的增长,正因为如此,《办法》提出了“以租为主,租售并举”。但随着保障性住房供应量的增长,保障性住房应分步进入租售并重、租售并举和以售为主、租售并举的阶段。同时,基于保障性住房会出现的结构性过剩,在任何阶段都会有过剩的保障性住房出售,但出售必须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而且政府要调节好保障性住房的保有量和结构。

2.10 从产权模糊单一到产权明晰多元:从经济适用住房产权的模糊、廉租住房产权的单一到公共租赁住房产权的清晰多元

保障性住房的产权问题一方面关系到产权的归属、产权主体的利益保障问题,另一方面也关系到保障性住房投资和供应、保障性住房运营的激励和效率;既对产权主体的利益保障和社会公平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对住房保障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保障性住房的产权安排关系到利益机制和激励机制。从经济适用住房来看,投资各方的产权份额没有明确的划分规则,造成产权模糊,政府作为重要的产权主体其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从廉租住房来看,虽然由政府所有的产权关系是明确的,但同时也失去了对投资的吸引力。根据《办法》,“公共租赁住房实行谁投资、谁持有、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投资者权益可依法转让”,实现“多方参与、利益分享”。公益性公共租赁住房由政府独资兴建,政府拥有完全产权;社会性公共租赁住房(指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或购买的公共租赁住房,具体是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独资建设、购买和提供的向社会公众或特定对象出租的,按照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制度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体系的住房)的产权由社会投资单位所有;混合型公共租赁住房(指政府与企业、社会力量按照公共租赁住房政策,两方或多方共同出资建设或收购、享受优惠政策建设的共有产权公共租赁住房)的产权则按投资比例拥有相应的产权份额,并规定政府出资部分包括政府投入的建设或收购资金、地方优惠政策折算资金、土地出让金作价投入等,社会力量出资部分包括建设或收购资金投入、房屋拆迁补偿投入、建设用地权益价和其他配套投入。产权关系的明确为保障性住房使用权益的分配和处置提供了必要条件。《办法》同时根据产权结构规定了不同类型与公共租赁住房产权结构相对应的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对象、申请和审核程序、租金、收益分配、维护和管理、腾退等方面的规则,实际上是明确了谁投资、谁拥有、谁支配、谁受益的原则。公共租赁住房产权的清晰可以规范公共租赁住房的利益分配和运营,有利于增进社会公平,公共租赁住房产权的清晰和多元则会对社会投资产生激励作用。

2.11 从单一的土地供应方式到多元化的土地供应方式:从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的无偿划拨到兼有无偿划拨和出让、租赁或作价入股等有偿使用方式

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建设用地长期采用无偿划拨的方式,虽然有助于降低成本,但“一刀切”的政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是给保障性住房未来的处置带来困难;二是单套或者部分保障性住房在可以并需要按市场价格出售时,无法按商品房办法出售,在整体“变性”时,土地“变性”手续以及作价也相当困难;三是土地利益得不到保障;四是保障性住房建设得不到好的用地,尤其是在地价高涨的条件下,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只会配置在城市偏远地区,这样一来也就无法满足保障对象就近、方便的需要。未来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仍然应该有无偿划拨,但也应该根据需要采用有偿使用方式,以部分解决上述问题。黄石市在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方式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引入了有偿供应的方式。《办法》规定“面向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对象供应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实行划拨供应;其他方式投资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可以采取出让、租赁或作价入股等方式有偿使用,并将所建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水平、套型结构、建设标准和设施条件等作为土地供应的前置条件。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投资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尽管面向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对象供应的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用地是否都应实行无偿划拨供应的方式尚需进一步探索,但毕竟明确了可以采取出让、租赁或作价入股等多种有偿使用方式。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新建保障性住房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途径。

2.12 从职责混杂到职责明确合理:从住房保障管理机构的全面负责到建立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管理体系

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黄石市住房保障管理体系虽然随着住房保障事业的发展而逐步进行调整,但在改革前,住房保障管理机构“胡子眉毛一把抓”,一方面管理机构不堪重负,限于管理机构性质、机构人员职数等原因,管理不到位遂成必然;另一方面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等,相关事务的权限委托给其他机构就难以避免,但哪些事务管理权限可以委托、哪些不能委托并未分清楚,结果是出现管理权限的结构性错配。黄石市利用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创新,构建起了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住房保障管理体系。具体来说,这个体系包括三个基本层次:第一,政府主管部门。政府的职责是制定住房保障法规和政策,制定住房保障发展规划,提供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向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提供住房保障补贴,为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提供担保或者其他支持,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确定事务性管理机构和运营机构等。《办法》明确了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的职责,规定“市房地产管理局是公共租赁住房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研究和拟定相关政策,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公共租赁住房供求情况,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公共租赁住房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供应计划”。第二,黄石市住房保障中心。黄石市住房保障中心隶属黄石市房地产管理局,其具体职责是经办住房保障管理的具体事务。《办法》规定“市房地产管理局住房保障中心具体负责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受理、资格审查、租赁补贴的审核和发放、备案等工作”。第三,黄石市众邦城市住房投资有限公司。众邦公司是住房保障的具体运营机构,它是按照市场化运作、公司化经营、企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受托机构,其职责是从事住房保障投资、融资、建设、房源筹集、租赁管理等各项具体事务。《办法》规定“市众邦城市住房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政府授权管理公司是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公共租赁住房营运经营主体,代表政府履行公益性公共租赁住房房源筹集(建设)、租赁经营和日常管理等工作”。总的来讲,黄石市形成了由“出政策的”(政府)、“办事的”(住房保障中心)、“做事的”(众邦城市住房投资有限公司)机构所组成的职责明确、分工合理的住房保障组织机构和营运管理体系。尽管层次划分和职责范围划分的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黄石市提供了住房保障的新型管理体系架构,也反映了住房保障管理体系改革和创新的方向。

2.13 从暗补到明补:从经济适用住房的优惠价格、廉租住房的低廉租金等暗补形式到准市场租金、租补分离、分类补贴的明补形式

住房保障补贴关系到保障对象的切身利益,也影响到社会公平,采取什么形式一直是理论界存有争议的问题。实行住房保障制度的国家或者地区也实行不同的补贴制度,总的来看,既有暗补,也有明补。采取什么形式,应综合考虑以下基本因素:第一,有助于实现对住房保障对象的保障;第二,便于管理和监督;第三,有助于社会公平;第四,能相对减轻政府负担。暗补和明补各有利弊。暗补可减轻保障对象的经济负担,但由于价格限制,吸引社会投资困难,供应增长受限,由此就会限制保障对象覆盖面的扩大和保障水平的提高;暗补并非不能监督,但管理负担重,监督也比较困难;暗补的目标自然也是促进保障和社会平等,但难以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对象和公众都很难明晰保障对象到底获得了多少利益,在制度不严密的情况下,还有“暗箱”操作的可能;表面上看,采取暗补的形式政府负担会减轻,但实际上达到同样的保障水平,政府投入的资源并不会减少,而且还会产生比较大的社会成本。明补则利用经济机制,可促进住房保障资源供给的增长;相对而言,明补更便于管理和监督,虽然明补也避免不了暗箱操作,但相对而言受到的约束要大得多;明补看起来政府的经济负担加重了,但实际上由于资源利用的市场机制强了,获得的收入会增加。暗补变明补改变的主要不是政府经济负担的轻重,而是政府负担的机制和方式,暗补所导致的是算不清楚的住房保障账,明补提供的则是明明白白的住房保障账。经济适用住房的价格不包括土地等住房生产要素的价格,优惠的出售价格掩盖了政府的补贴;实物配租的廉租住房保障,非市场的低廉的租金也掩盖了政府的补贴,两者都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因此,总体而言,补贴转变为以明补为主应是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和创新的方向。

黄石市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办法》明确要以“市场租金、分类补贴、租补分离”为基本原则,规定“政府主导的公共租赁住房应坚持公益服务性质,以保本微利为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实行市场租金、动态调整”,“租金收取与补贴发放实行租补分离、收支两条线管理”,“对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根据其住房、收入(资产)等情况进行分类补贴,租赁补贴统一以住房券结算”,实际上形成了系统的明补制度。其一是租金实行市场租金,租金标准已不存在暗补。其二是实行租补分离,租赁按租赁程序办,符合条件者即可入住,补贴则按补贴程序办,租户必须按租约按期交付租金,按租赁管理办法执行,租金支付不存在暗补,但能否获得补贴以及能获得多少补贴与租赁资格无关。《黄石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和补贴管理实施细则》规定“租赁补贴发放实行申请审批制,每年审批一次。租赁公租房家庭的租赁补贴起步阶段按季度发放”,“以后逐步实现按月发放”。其三是实行分类补贴,即主要根据保障对象的收入状况实行差额补贴,收入越低,补贴越多,反之则越少,保障对象获得的补贴存入专户。《黄石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和补贴管理实施细则》规定,“入住公租房的家庭住房租赁补贴发放标准为:城市最低收入家庭按保障面积片区市场租金的90%发放补贴;城市低收入家庭按保障面积片区市场租金的80%发放补贴;市政府引进的特殊人才、在黄石工作的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全国英模、荣立二等功以上的复转军人、烈士家属、伤残军人家庭等按保障面积片区市场租金的40%发放补贴;新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按保障面积片区市场租金的30%发放补贴”。这就体现了住房保障的公平原则,同时保障对象获得多少补贴也一目了然。其四是设计出了暗补改明补的过渡方式,即租赁补贴统一以住房券结算,这样既减少了补贴资金支付负担和资金管理费用,也解决了财政困难问题,由于差额部分要有租户自己承担,因此也可促进居民家庭理性消费。其五是规定了对特困家庭的救济措施,《黄石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和补贴管理实施细则》规定“为缓解最低收入和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交租的压力,对这两类家庭按先申请补贴、后交纳租金的方式进行”。黄石市的明补制度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改革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且其明补制度业已比较完整,也具有可操作性。

2.14 从单片开发到双向配建:从单独新建保障性住房到商品房开发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开发配建商品房

由于土地供应方式、住房供应对象及方式等多方面的原因,过去商品住房开发和保障性住房开发是截然分开的,因此也就出现了独立成片的保障性住房小区(也有少量的独立成栋的保障性住房楼宇),而且往往集中在所在城市当时的偏远地区。由此既给保障性住房的管理带来了困难,也给物业管理、社区管理等带来了困难,并且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一般而言,一个城市的住房困难居民不可能集中于某个区域,按照就近、方便的要求,保障性住房供应分布应该适当分散在各个城区。要实现这一目标自然可以采取存量结构调整的方式,即通过收购、置换等方式在需要的城区增加保障性住房房源,但在目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存量调整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因此必须通过增量结构调节的方式改变保障性住房的分布结构,由此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开发模式。黄石市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和创新。

一是要求在商品房开发中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办法》规定“在普通商品房开发项目中,应按总建筑面积的5%配建公益性公共租赁住房,并在项目建设用地出让条件中,明确配套建设的总建筑面积、单套建筑面积、套数、套型比例、建设标准及建成后回购事项,并以合同方式约定。配建住房由政府以成本价回购(剔除享受政策减免的税费外),产权归政府所有”。“凡未落实配建要求的普通商品房开发项目,由房产部门牵头,国土、规划、建设等部门全力配合进行处理。规划部门不得办理审批、验收手续,房产部门不得办理商品房预(销)售和初始登记手续。确因规划、设计等原因不能落实配建要求的项目,业主应向政府交纳异地建设费”。商品住房开发项目中配建保障性住房由过去政策“喊话”的软约束状态变成了行政强制的硬约束。黄石市专门制定了《黄石市商品房项目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实施细则》,规定“凡在全市规划区域内开发建设的商品房项目(含棚户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项目)均纳入配建范围”,并明确“配建公共租赁住房分强制性无偿配建和自主经营配建两种方式”。无偿配建是指“凡在全市城市规划区域内开发建设的商品房项目(含棚户区、城中村、危旧房改造项目)必须无偿配建一定比例的公共租赁住房”,也就是说无偿配建是开发商的义务和责任。自主经营配建是指在已取得建设用地的商品房开发项目中配建一定比例的公共租赁住房,或在新取得建设用地的商品房开发项目中超出配建比例建设公共租赁房。自主经营配建的公租房产权由开发单位持有,在一定年限内参照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的有关规定自主经营。虽然相关政策要求在商品住房开发项目中配建保障性住房,但落实困难,黄石市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办法进行强制性规定,则解决了配建难的问题。在采取行政强制的同时,黄石市也给予公共租赁住房配建以政策优惠,减轻开发商的开发成本。

二是允许在公共租赁住房开发项目中配建商品房。这一做法一方面有利于项目开发的资金回收,另一方面也更符合保障需求。当然保障性住房开发项目中配建商品房需满足的基本条件就是土地的出让。由于黄石市公共租赁住房开发项目用地包括土地出让等方式,因此通过土地出让方式获得的建设用地就满足了配建商品住房的要求。双向配建应该是解决保障性住房分布结构失衡的基本途径,黄石市的做法显示可以通过开发项目的管制和土地供应方式的多元化来实现双向配建。

2.15 从分割的融资到融合的融资:从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建设融资的“分渠”到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融资的“合流”

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涉及到多方面问题,既有资金来源问题,也有资金使用的安全性问题,这些也一直是保障性住房建设面临的难题。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融资,一般是由开发商运用自有资金或者依靠商业银行的开发贷款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由于经济适用住房是出售给特定对象,出售价格确定的原则是保本微利,而且供不应求,因此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投入的资金一般没有信用风险。廉租住房建设依赖于政府提供资金,由于廉租住房只租不售,无法实现资金投入收回的良性循环,无法获得商业银行贷款,也不可能得到其他市场资金,由此廉租住房建设就受到很大限制。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融资和廉租住房建设融资渠道不同,资金供给主体不同。

黄石市通过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融资开辟了保障性住房融资的新机制,实现了政府资金和商业银行贷款以及其他社会资金的制度性“合流”,并且建立起了公共租赁住房融资的“主银行”机制。具体来说,第一,明确了公共租赁住房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办法》规定“公益性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营运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一)地方财政按财政部《廉租住房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从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和土地出让净收益中计提的资金以及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的住房保障资金;(二)上级财政安排的资金;(三)房改房清理收缴的增值收益以及经济适用住房上市收益等;(四)运用直接和间接融资方式从金融市场筹集的专项资金;(五)出租、出售公共租赁住房及配套设施回收的资金;(六)棚户区、危旧房和‘城中村’改造腾退土地等运营的增值收益;(七)业主未落实配建公共租赁住房配建要求,向政府交纳的异地建设费;(八)社会捐赠等其他途径筹集的资金。上述资金中是廉租住房建设专项资金的,全部用于公共租赁住房中符合廉租住房建设标准的住房建设”。第二,建立起了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主银行”的商业性信贷资金来源。国家开发银行为支持黄石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提供了45亿元的授信额度,解决了黄石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融资问题。在其他城市大都为建设资金筹集发愁的时候,黄石市却已经成功地解决了筹资问题。

黄石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融资问题之所以能解决,虽然与其作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试点城市有关,但也与其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有关,如果没有这种系统性的制度创新,即便作为试点城市也恐难顺利地解决融资问题。其创新之处体现在:一是其可租可售的制度安排,提供了资金回收灵活、可行的渠道;二是公共租赁住房开发项目中配建商品房,提供了资金回收的一个途径;三是谁投资、谁拥有、谁受益的产权制度吸引了社会资金,也调动了企事业单位投资的积极性。总的来看,要解决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融资问题,就先要确保资金安全,因此就必须创新保障性住房的产权制度和运行方式。

3 黄石模式的启示

从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改革、发展的最终目标来看,黄石模式尚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例如统揽住房保障的法规尚未制定),但黄石市的确在探索建立新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方面做了积极可贵的探索,黄石模式已基本成形。研究和总结黄石模式对明确中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的改革、创新和完善,对建立新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确有重要的价值。黄石模式对推进中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的改革、创新、完善有着多方面的启示作用。

一是城镇住房保障的发展需要对现行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和体系进行改革、创新。现行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及体系的形成有其客观的经济、社会背景,具有历史必然性,但其并非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及体系的理想和终极模式,并且没有为住房保障的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对现行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及体系进行改革、创新是城镇住房保障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是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及体系的改革、创新应该进行整体设计和整体推进。现行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及体系的改革、创新不能再依循“打补丁”的老路,而应该进行系统性的改革和创新,因此必须根据住房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进行整体设计、整体推进。

三是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及体系的改革、创新应遵循高公平、高统一和高效率的核心原则。改变现行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及体系不公平、不统一和低效率的局面,必须在改革、创新中始终坚持高公平、高统一和高效率的核心原则,以其统领新型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及体系的构建。

四是城市地方政府积极主动地承担城镇住房保障责任是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及体系改革、创新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从保障对象的分布、土地资源的掌控、保障的有效性和信息优势等方面来看,由城市地方政府作为城镇住房保障的主要责任主体是最合适的。一方面要通过立法明确城市地方政府的职责并加强考核;另一方面要使城市地方政府主动作为、积极作为、有效作为,这样才能推动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及体系的改革、创新,促进住房保障的持续发展。

五是要以保民生、促发展为目标,按照“应保即保”、“无缝对接”的思路确定住房保障的覆盖面。住房保障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稳定,住房保障的发展应该以保民生和促进社会发展为目标,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的原则进行设计,按照应保即保的原则将全部低收入、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居民纳入住房保障范围,由此实现住房保障的“无缝对接”。

六是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及体系的改革、创新应与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相协调。城镇住房保障是在市场经济中的保障,所以其改革、创新应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不可替代市场,而是通过弥补市场缺陷,促进全民住房福利的提高,并且要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相协调。

七是公共租赁住房应成为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的主导。鉴于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狭义)制度设计存在的缺陷,应将公共租赁住房的发展作为城镇住房保障发展的重点,建立起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为支柱的保障体系。当前一方面要做好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制度的设计,另一方面要予公共租赁住房发展以大力支持。

八是借鉴现代产权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保障性住房产权制度。按照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要求构建保障性住房的产权制度是城镇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应将构建产权及利益划分科学、合理、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保障性住房产权制度作为目标,切实为住房保障的发展提供产权制度条件。

九是住房保障方式应坚持租售并举、配补并举,并根据住房保障的发展阶段调整租售结构、配补结构。由于住房保障需求以及保障性住房供应等的差异和变化,任何单一的住房保障方式都不可能满足住房保障的需要。租售并举、配补并举应该作为城镇住房保障方式的常态。但同时要根据住房保障发展阶段的变化,调整租售结构、配补结构。总的来看,从“租售并举,以租为主”、“配补并举,以配为主”,再到“租售并举,租售并重”、“配补并举,配补并重”,再转到“租售并举,以售为主”、“配补并举,以补为主”,应该是符合住房保障循序渐进发展规律的,在当前,合理的选择应该是“租售并举,以租为主”、“配补并举,以配为主”。

十是要构建起分层、分工合理和权责明确的住房保障管理体系。分层、分工合理、权责明确的住房保障管理体系应是包括政府、住房保障的经办机构、住房保障的运营机构三个层次的管理体系。缺层、错层、混层都不利于住房保障的高效运行和持续发展。

十一是要创新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的供应方式,建立无偿划拨和有偿使用并存的土地供应方式。虽然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实行无偿划拨的方式能够降低保障性住房建设成本,但难以保证土地供应,或者虽然供应量有保证,但供应结构不合理,而且不利于后期管理。从长远来看,应转向土地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除了永久性供出租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可采取无偿划拨方式之外,其他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均可采取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