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系是什么

公共管理系是什么（共6篇）

篇1：公共管理系是什么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后适合做什么工作

可以从事:文教、体育、卫生、社区、老年事业、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部门，老年产业单位，高校、科研单位、政府机关相应工作岗位毕业生到旅游、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险等公共领域以及行政管理部门从事办公室工作。能够从事党政、教育、科研及企事业管理工作。

篇2：公共管理系是什么

公共管理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面对这样一 个问题公共管理学领域的诸多专家也感到茫然。如果把近些年来我国出版的以公共管理学为名的书籍 搜集起来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关于这个问题的定义 是千奇百怪的，而且，这些书籍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 的。这说明，关于公共管理学是什么的问题是没有统 一的认识的，对于这门学科需要研究什么，应当解决 什么问题，是不清楚的。这已经成为这门学科发展的 最大障碍。所以，对这门学科作出规范性的解读，是非常必要的。

一、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学的联系与区别

随着公共管理的兴起，必然需要一门科学去研 究它。公共管理学就是一门在已有的关于社会治理 的知识基础上专门研究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社会治理 模式的科学。在科学发展的意义上，公共管理学将会 对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学科已经取 得的成就加以继承，并将它们整合为一门全新的学 科，从而抛弃这些学科的原有形式。在研究对象或研 究内容方面，公共管理学不再像公共行政学那样限 定于政府，而是要把一切参与社会治理行动的因素 都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来，对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切新生的对社会治理有影响的 因素加以认识和分析。在研究目标上，公共管理学是 服务于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需要的，不仅要实 现全面的理论创新，而且要积极探讨刷新社会治理 的实践方案，在社会治理的每一件具体事务上进行 开放性的创新性探索。

在中世纪后期，即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 型的过渡时期，科学萌动的第一次热潮是以罗马法 注释的形式出现的，正是在这种文献研究中引发了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已经取得 了巨大进展的今天，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也会对既有 的科学文献进行系统的阅读，去从中发现走向未来 的启示。但是，公共管理学更具有直接关注现实的特征，它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因而，它把“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 自己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公共管理学会表现出对 既有科学研究方法的继承，在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 管理模式的建构方面，会充分地运用定性研究的方 法，而在寻求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时，会以科学严谨 的态度去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总的说来，前瞻性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原则，它反对任何把新生 的社会因素纳入到既有科学解释框架中去的懒惰做 法，反对一切不思创新地在既有理论基础上提出实践方案的行为，特别是反对在工业社会科学范式的 意义上来认识公共管理和公共管理学的思想态度。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面对的是 空前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现实，这是以往一切科学都 没有遇到也没有想到的问题，满足于用以往的科学 及其理论去解决新的问题，显然是不行的。所以，对 于公共管理学而言，唯一的科学方法就是面向未来 而进行创新。

从学科渊源上看，公共管理学是直接从公共行政学中脱胎而出的，必然会直接地继承和发展公共 行政学的学科发展成就，即把公共行政学发展中的 一切积极成就吸纳到公共管理学之中来。行政管理 是人类社会亘古就有的治理现象，在农业社会，是依靠权力而开展的治理活动，它没有实现内部治理与 外部治理的分化。在工业社会，当社会治理活动以公 共行政的形式出现的时候，促使政府内部的行政管 理与政府对外部的社会管理相分化，使政府的内部 治理与外向治理在方法、目标和途径上都有所区别。公共管理则是这种分化的再融合，多元社会治理主 体的合作治理已经使内外的区别失去了合理性。但 是，由公共行政学发展起来的行政管理方法和技术 以及社会管理的途径，都可以为公共管理所继承。当人们从行政管理这个概念出发去思考社会治 理的问题时，应当关注的是社会治理技术层面的问 题，所追求的应当是行政行为的效率。当威尔逊提出 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时，他所讲的行政其实就是指 行政管理，而不是“公共行政”。当然，20 世纪的行政 管理由于专业化、技术化和价值中立而造就了公共 行政这一社会治理形式也是一个事实。但是，沿着这 一路径发展起来的公共行政显然不具有实质意义上 的公共性，它的价值中立前提决定了它仅仅具有形 式上的公共性，也可以称作消极的公共性。需要指出 的是，行政管理的专业化、技术化追求是没有错的，在公共管理学探讨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过程 中，依然会维护这一路线。

如果说行政管理这个概念所指称的是一种活 动、行动的话，那么公共行政的概念则是指一种模 式，或者说，公共行政所代表的是一种治理模式。公共行政把农业社会统治者用来治理自身和治理社会 的行政管理改造成只适用于政府自身管理的技巧，并赋予行政管理以科学性、专业化和技术化的特征。在政府的外部功能实现方面，公共行政则通过法律、公共政策等途径去开展活动，实现对社会的管理。这个时候，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就必须被突出出来，就像 古德诺所说的那样成为严格的国家意志执行者，要 避免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工具。

也就是说，在法律和 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只注重执行的效率，要在不 同的社会利益诉求之间做到不偏不倚，防止受到某 一些社会力量的利用。至于社会中的不同利益诉 求，那是一个政治过程，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去表达，并在代表性机构中去形成公共政策。一旦以公共政 策或法案的形式出现，到了政府这里就只是一个执 行的问题了。事实上，法律以及公共政策的普遍性与政府执行 过程中的具体性之间总是存在着很大的落差的，甚至 存在着许多与法律和公共政策相冲突却又是合情合 理的诉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诉求又无法通 过政治途径而得到有效的表达，更不用说被吸纳到法 律和公共政策的内容中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以 放弃对具体问题的关照去维护行政的公共性，显然

是 一种极其虚假的公共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新公共行 政运动提出了批评意见，要求政府在对社会的管理过 程中去关注具体的公平和正义的问题。

但是，在20 世 纪公共行政的框架内，这一点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公共管理抛弃了由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模式，用合作治 理来取代它，也就从根本上克服了公共行政“形式公 共性”的问题，并赋予公共性以实质性的内涵。在公共 管理的范畴中，行政管理与公共行政的区别已经被取 消，它们都具有了公共性的特征和内涵。当然，公共管理学会保留行政管理和公共行政这两个概念，但仅仅 意味着研究视角上的差别。总的说来，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学是关于两 种社会治理模式的两门不同的科学，在历史的维度 中，它们有着前后相继的关系。而在实质上，就公共 管理学是关于公共管理这一新兴的社会治理模式的 科学而言，它是对公共行政学的扬弃，一方面，它要 继承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科学成就；另一方面，它又实 现了对公共行政学的超越，是对公共行政学学科的 否定。当公共行政学的科学成就被吸收到公共管理 学之中的时候，实际上，公共行政学所研究的内容也 就被包含到公共管理学之中了，或者说，公共行政学 被统合到公共管理学之中了，成为公共管理学中的 一个具体的“问题域”。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学出现 之后，公共行政学所研究的许多问题还会继续存在，还需要作出专门的研究，但是，已经是在公共管理的 总体框架下所进行的研究了。也就是说，虽然在社会 治理实践中，公共管理的出现意味着公共行政所代 表的那种社会治理模式的终结，但是，在科学发展的 意义上，公共行政学有着继续存在的价值，只不过它 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一个构成部分了。

比较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学的区别，可以看 到，公共行政学主要以国家的行政系统———政府为研究对象，而且主要是研究政府自身的管理问题，希 望通过政府自身管理问题的解决去为政府外部职能 实现提供保障。公共管理也同样重视参与社会治理过 程中的一切组织的内部管理问题，在这方面会更多地 继承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内容、方法以及已经取得的成 果。但是，公共管理的侧重点将放在公共产品的生产 和运营问题上，着重研究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在公共产 品的供给问题上的合作行动。这也说明，对于公共行 政学来说，效率追求是第一位的；而对于公共管理学 而言，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才是第一位的。由于存在着 这样的区别，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学在社会治理的 体制、运行机制、组织建构以及可资使用的方法和技 术等各个方面都会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因而为 社会治理所提供的方案也会有着很大的不同。当然，公共管理学是一门正在形成中的科学，相 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还会运用公共行政 学的观念来认识它，但是，当公共管理学直面现实的 社会治理问题去创造性地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 的时候，就会表现出与公共行政学的不同，而且，这 种不同会日益显现出来。

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以客观世界的某一类事物、现象或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科学研究就是 要探讨这类事物或现象及过程的本质联系或规律 性，从而形成学科的概念、范畴、定理、原理和方法的 理论体系。公共管理是一种客观的社会治理活动及 过程，它构成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公共管理学 所要研究的是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公共组织（包括 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之间）的关系、社会治理活动和所运用的手段。

公共管理学所研究的公共组织已经不再仅仅是指政府。当政府代表了公共组织甚至是唯一的公共 组织的时候，这一组织是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现的，现 在，除了政府之外，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力 量都加入到社会治理活动中来。这样一来，组织的形 式就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情况，官僚制组织不再是唯 一的或基本的组织形式。当然，公共管理学在对公共 组织进行研究时，是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组织形式的，而是把研究重心放在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和组织的服 务性质的研究上，特别是关注组织的价值目标及其 实现保证。公共管理活动表现为多元治理主体之间 的互动过程，公共管理学需要探讨公共管理过程中 的机制，进而探讨每一类公共组织如何在自身的建 设中去促进组织间的互动朝着良性发展的方向前 进。就公共管理所代表的是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而 言，是对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否定和扬弃，所以，公共管理所突出的是服务价值。虽然公共组织也有 着自身的管理以及对外部的管理问题，但是，服务理 念决定了它在从事管理和开展管理活动的时候也需 要让这种管理从属于服务。因而，公共管理学应集中 探讨公共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内容，研究公共 组织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通过什么途径去提供公共服 务才能取得良好的绩效。

具体地说，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应当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公共管理学担负着认识公共管理这一新 型社会治理的模式的学科使命。公共管理学应当努 力去把握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所具有的 一切新的特征，努力在公共管理产生的时代背景中 去理解它在社会治理上的革命性意义，以科学求实 的态度去厘定公共管理的范围和内容，以启蒙后工 业社会的精神去寻求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方案，以 服务为原则去构想公共管理的体系结构和行为模 式。通过这些工作，公共管理学将为一切从事公共管 理活动的人们确立起全新的服务观念，让他们在新 的历史背景下，通过自己的创造性行为，投入到社会 治理的过程中去，为社会提供其所需的公共产品。第二，公共管理学需要为公共管理的系统建构 提供理论支持和全面规划。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正在 生成中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还主要是由于应对现实 中所出现的新的问题而在各个具体的方面进行的治 理创新，而现有的理论研究更多地是极力在旧的公 共行政学的框架中来对它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在新 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意义上，对公共管理的系统化理 论研究成果尚未出现，所以，公共管理的实践得不到 系统化的理论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公共管 理实践的发展。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需要立足于后工 业化和全球化的现实，在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意义 上来认识公共管理，对它作出系统化的理论探讨，并 在理论探

讨的基础上去对治理体系的结构、制度、运 行机制、治理方式以及行为模式等各个方面进行系 统而全面的规划。第三，公共管理学需要努力去把握人类社会后 工业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新的社会现象对社会治理 的影响。20 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复杂 性与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时期，每日每时都有新的 社会现象和新问题出现，对既有的社会治理方式形 成极大的挑战，许多问题因为治理方式的不适应而 演化为危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学需要承 担认识这些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任务，需要通过 对这些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认识去思考对策性的应对方案，进而发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社会治 理的一般规律，提炼出公共管理的一般原则和方法。第四，公共管理学需要特别关注新的科学技术 成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运用问题。公共管理学是 一门科学，在学科交叉、相互借鉴已经成为科学发展 的基本趋势的情况下，公共管理学需要借鉴其他学 科的新的成果和研究方法。不仅如此，公共管理作为 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也需要得到新的科学和 技术成果的支持，需要随时汲取和应用新的科学技 术手段。

事实上，20 世纪后期以来，在社会治理方面 已经大量吸收借鉴了科学技术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支撑，以公共行政为 代表的社会治理体系早已坍塌了，正是源源不断的 新的科学技术成就使公共行政体系在今天这样一个 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还能够维持社 会治理的局面。所以，公共管理应当更加重视对新的 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而公共管理学在这方面是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的。第五，公共管理学还应承担起对人类社会治理 历史重新梳理的任务。人类的社会治理文明是一个 连续的过程，在历史上，有着许多宝贵的治理经验，同时也有着丰富的治理思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从 不同的视角出发，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随着公共 管理的出现，公共管理学可以获得一种全新的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对人类的治理文明作出重新 解读，可以在历史上发现那些长期被湮没了的治理 经验和思想。公共管理学的任务是要把历史上的那 些有价值的治理经验和思想转化成知识，使之服务 于公共管理活动的开展。当然，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需要更多地从现实出发，以公共管理为研究对象，以 公共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为研究重心，要能够 通过理论研究去解决公共管理实践所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开发公共管理前瞻性预测技术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方面发挥作用。

总之，公共管理学是一门新兴 学科，所要从事的是创新性的研究，善于发现社会治 理中的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就是这一学科的基 本任务，也是这一学科发展的动力所在。公共管理学担负着对公共管理加以研究和规划 的使命，事实上，公共管理学对公共管理的建构也就 是对人类社会治理的重新规划。

在公共管理学的历 史视野中，存在着三种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社会的社 会治理活动是从属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工 业社会所建构起来的是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公共 行政是它的典型代表。现在，当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 时，需要建构的是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而公共管理 就是这一治理模式的具体形态。或者说，公共管理在 形式上还会保留管理的特征，但是，它与工业社会中 的社会治理过程不一样，它是一种从属于服务需要 的管理。当然，在工业社会的管理中也包含着服务，比如，政府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性机构。应当看 到的是，这种服务是从属于管理的，是为了更好地达 成管理的目标。公共管理则不同，它在形式上的管理 却是为了更好地达成服务的目标，服务是公共管理 的基本宗旨。总之，公共管理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它涉及到 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从行政管理、国民 经济管理和公共财政管理，到教育及知识管理、社会 保障管理、社会治安管理、城市交通和社区服务管 理、土地资源和环境保护管理，以至于体育和全民健 身、公共绿地等等的管理，都是公共管理的内容。在 这些管理活动和过程中，最为主要的是要充分实现 社会公平，要保证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成员都 能够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公共管理需要建立起一 个统一的框架，把所有这些方面整合为一个有机系 统，使它们得到有效的协调。

三、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

从理论研究的视角看，公共管理作为一个相对 独立的研究领域，兴起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其 发展过程中，因学者研究取向上的差异而显现出不 同的风貌与内涵。公共管理学者波兹曼（Barry－ Bozeman）认为，尽管研究途径及理念互有差异，但 就概念的演进而言，公共管理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 途径：一是公共政策途径（public policy approach，简 称P 途径）；二是企业管理途径（business approach，简称B 途径）。

公共政策途径（P 途径）下的公共管理研究认 为，公共管理必须与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定密切联 系。公共管理学者列恩（L．E．Lynn）直接将公共管理 界定为政策管理，认为只有从管理的观点探讨公共 政策，才能使政策目标与理想得到落实。依据他的观 点，政策管理就是指具有行政责任的公共官员对政 府行动予以政治上有利的诠释。公共政策途径下的 公共管理起源于20 世纪70 年代，是由于对当时传 统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的不满，人们提出了公共政 策研究的课题，而且率先推动这项研究的主要是学 者们，所以在大学里，许多公共政策学院或政策课程 应运而生。然而，在学术界与实践部门之间，对公共 政策研究的要求是有所区别的，公共政策学院特别 是政策分析课程（policy analysis program）往往强调 计量分析与经济学的应用，而现实中的公共部门对此导向的研究需求不高，它们对管理问题表现出更 为浓厚的兴趣。因此，公共政策学院在考虑到市场需 求又不愿落入传统公共行政窠臼的动机下，也开始 更多地从管理的视角去进行公共政策研究。公共政策途径下的公共管理研究一般将公共管 理者界定为那些处于高层次政策管理职位的人，而 非日常行政事务的管理者，同时特别强调具有政策 制定权的高级行政主管的管理策略。依此，比较重视 公共管理的政治向度。

以研究取向而言，公共政策途 径十分重视非理论性的、非量化的，以实务为基础的 规范取向；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是采用个案研究法。因此，对于这种公共管理理论而言，公共政策代表公 共事务管理中的“柔性面”，而政策分析则代表公共 事务管理的“硬性面”。按照波兹曼的总结，公共政策 取向的公共管理有三点基本共识：（1）视公共管理为 政策分析的互补之物，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构成公 共政策途径教学与研究的两大方向；（2）公共政策途 径在教学和研究中十分重视个案分析，常常直接以 实务工作者的经验为素材；（3）以高层管理者，特别 是政治官员的任命为教学研究对象，致力于促进政 府部门与学术界之间的沟通对话。世纪70 年代，在管理思潮的影响下，各国的 企业管理学院不再专注于对企业内部行政管理过程 的研究，转而开始注重研究工商政策与管理战略，于 是纷纷改名为管理学院（school of management）。在 此背景下，B 途径的公共管理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企业管理途径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途径的公共管 理相比，有以下不同之处：（1）企业管理途径的公共 管理研究在课程设计上依循商学院的传统，公共政 策途径的公共管理研究则依循公共政策学院的传 统；（2）企业管理途径的公共管理研究并不强调公共 组织与私人组织的差异性，公共政策途径的公共管 理研究则特别凸显公共组织的特殊性；（3）企业管理 途径的公共管理研究企图与公共行政合流，公共政 策途径的公共管理研究则企图摆脱公共行政，开辟 一个独立的管理研究领域；（4）企业管理途径的公共 管理研究重视策略与组织间的管理，是过程取向的，因而非常强调组织设计、人事与预算等问题，但公共 政策途径的公共管理研究则强调政策与政治问题；（5）企业管理途径的公共管理研究主张采用量化分 析（如集群资料分析、实验设计），公共政策途径的公 共管理研究则强调采用个案研究法。

近些年来，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人们，开始越来 越多地倾向于把企业管理途径与公共政策途径的研 究整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对公共管理的一种兼容性 的认识，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为公共管理是一个整合性概念（integrative concept）。它基本上是一种介于企业管理与 公共行政之间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公共管 理在“什么”（what）与“为什么”（why）的层面上是沿 袭公共行政或公共政策，而在如何（how）的层面上 则沿袭了企业管理。第二，认为公共管理是将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运 用于公共部门，但并未由此改变公共部门的主体性。公共管理并不否定公共部门的特性，主张在维持“公 共性”的基础上，借鉴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或管理精 神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民众的需求。在实际选择公 共的或私人的管理方法的过程中，应注重实际效果，提倡互补而非替代，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以更有效 的方法整合各种可供公私部门使用的政策手段。第三，认为公共管理重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强调以最高管理者的战略设计、政策设计为焦点。任何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解决两大问题：内部／ 技 术问题（internal/technical problem）、外部/ 整合问题（external/integrative problem）。公共管理非常重视外部整合。事实上，通过整合，能够兼顾内外环境关系 并突出战略管理。第四，认为公共管理不完全等于“政府管理”，而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强 调的是政府行政或政府管理，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 者，不一定完全是政府，非营利部门、非政府组织以 及私人部门等都是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 调的是普适意义上的治理

（governance），主张由众多 行动者组成关系网络，在众多行动者之间形成合作 伙伴关系，共同完成公共管理的使命。第五，认为公共管理强调价值融合和与责任分 担。公共管理强调价值的融合，不仅重视经济、效率 与效能，同时也重视公平、正义和民主。公共管理在 主张弹性、自主管理以及授予权能的同时，特别强调 责任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发展客观有效的绩效测 量标准，才能落实政府的各项职责。第六，认为公共管理关注政府改革与政府重塑。可以说公共管理的兴起与发展是与20 世纪七八十年 代以来的政府改革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府部门 的改革（reform）、变革（change）、再造（reinventing）、创 新（innovation）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题。这反映 了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紧密结合的特性。另一方 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改革若持续下去，公共管理 的概念、外延与内涵都还会不断地得到充实。因而，公 共管理理论、原则也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显然，公共管理研究的P 途径和B 途径都具有 很强的过渡性特征，虽然它们反映出强烈的创新追求，试图突破传统公共行政的研究框架，但是，在公 共行政学的视角上来认识和理解公共管理的色彩依 然浓厚。考虑到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 式，在对它的认识上存在着多样化的观点是可以理 解的。但是，关于公共管理的所有观点中都包含着一 个共同的方面，那就是认为公共管理已经不再是传 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不再是单纯由政府承担的治 理社会的方式，如果对这些观点加以提升，即从人类 社会治理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认识公共管理，就会 发现，公共管理所代表的是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根 本性变革，它所意味着的或代表着的是一种新型的 社会治理模式的出现。公共管理的研究无疑需要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 域，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借用 理论与方法，需要吸收公共政策和企业管理研究中 的一切积极成就，需要从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财政学、经济管理学中获得处置和调节现代社 会中各种复杂经济利益关系的有效政策手段，但是，所有这些路径都不过是建立健全公共管理这一新型 的社会治理方式的手段，而公共管理研究的直接目 标是建立起完整统一的公共管理学，让公共管理学 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而屹立于科学的学科之林 中。

如果前瞻性地认识公共管理学的话，在后工业化 取得积极进展的时候，公共管理学还可能成为所有 社会科学门类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

四、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征

作为一个新兴的科际整合的交叉学科，公共管 理学具有宽广的理论基础，它同时又是一门着眼于 解决公共领域实际问题的应用性科学，因此，公共管 理要从多学科相结合的角度研究能够直接作用于实 践的综合性的治理手段与工具。

第一，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具有交 叉性的特征，它是人们应用各种学科知识研究公共 管理过程的一个综合性研究领域。一方面，公共管 理学是在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策 科学等学科基础上，融合各种理论逐步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公共管理学以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出现也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它在吸收其他学科的理 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正在显现出逐渐形成本学科的 “研究范式”或“研究纲领”的前景，而且，它也已经取 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第二，公共管理学是以应用为取向的科学，是一 门理论见诸实践的科学。公共管理学通过对不同时 期不同国家的社会治理系统及过程的研究，加深了 人类对这一领域的了解，积累了感性知识，并正在将 这些知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去创建概念、方法、原 则和定理等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就公共管理学产生 的人类的知识体系在工业社会中所达到的一个很高 发展高度的前提下来看，公共管理学是有着深厚的 学术基础的。同时，公共管理的理论又是直接来自实 践并为了指导实践的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公共 管理学能够体现出学术性与应用性的统一。

第三，公共管理学体现了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 一。所谓实证性是指公共管理学追求经验科学的证 实、预见和客观性等传统，要求对公共管理的现象、事实或经验加以归纳与分析，得出一般的假设或可 检验的命题和理论，并由经验、事实来检验这种假 设、命题或理论的正确性。通过实证性的研究，公共 管理还要能够解释相关的现象或过程，并作出对未 来的预测。所谓规范性是指公共管理学还要把价值 分析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力求提出规范性的 建议，特别是对于公共管理合作体系的规范要作出 创新性的建构。

第四，公共管理学体现了公共性与科学性的统 一。这个特征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政治性”与社会 性、可操作性的关系。公共管理主体所涉及的是国 家、政府或其他公共组织，是以提供公共产品为宗旨 的。与私人管理不同，公共管理过程更多地是发生在 公共领域，属于对公共生活的管理，因而具有公共 性。另一方面，公共管理也具有管理的形式，遵循管 理的科学规定，也具有一般管理的过程，同样包含决 策、计划、沟通、协调、监控等基本环节，并采用某些 共同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所以，公共管理学既具有传 统的公共行政学、政治学的特征，又具有管理学的特 征，传统的多学科特征都会在公共管理学中得到融 合和同时体现出来。

第五，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需要科学的和有效的 方法。公共管理学的方法体系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交叉性和多样性。其他社 会科学的分析方法，特别是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 等的方法对于公共管理学是适用的，而且公共管理 学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跨学科交叉混合性。

篇3：“心力管理”是什么、不是什么

“心力管理”是实践者创造的理论成果, 不是一种“纯理论”

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上, 从来就不缺少企业一线的管理者。管理学的开山之作《科学管理原理》, 就是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弗里德里克·泰勒先生的扛鼎之作。而后世的诸多企业家兼管理学家如斯隆先生等, 更利用自己的企业管理实践和思考, 为世界范围内的管理思想作出了杰出贡献。鹏凯先生的“心力管理”也是这样的一类成果, 它不是在“象牙之塔”中研究出来的, 而是在企业的管理实践中不断思考、不断试错的结果。唯如此, 这样的成果才更具有实践的价值和推动企业在效率和效益两个方面提升的可能性。尽管有很多方面不能完全比拟, 但我认为鹏凯先生在企业管理中的探索, 其价值和张瑞敏先生在海尔的持续变革中创造的管理思想是一样可贵的, 因为企业的变革与成长, 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心力管理”是基于制度和契约的, 不是只依靠“脉脉温情”

近年来, 关于中国式管理的提法很受人们关注, 而关于中国式管理讨论最多的, 首先是对西方管理的所谓“制度”、“严格”等寓意的批评, 认为中国式的管理可以在更强的人际关系下解决制度不能顾及的问题。因此, 随着“心力管理”的传播, 我十分担心人们也将这一理论成果强行归于“中国式管理”的窠臼之中。根据我和鹏凯先生的接触及学习“心力管理”的体会, 我感觉黑松林的管理之所以有特色、有成效, 在“心力管理”的强色彩下, 有一个大家不太关注的“底色”———制度和契约。鹏凯先生在许多故事中和员工交流的内容, 都是以制度、而不仅仅是以个人的喜好或者善意为前提。基于此我认为, “心力管理”是融合契约化的制度设计+管理者的用心和敬业的结果, 而不是简单的“以文化人”。而且我一直认为, 无论在企业层面还是社会层面, 制度和契约的完备与先进与否, 永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企业文明进步的旅途上, 我们宁可先要制度, 也不能先发“善心”。

“心力管理”是一种过程的实践, 而不是一套说词儿

不同的管理理论关注不同的管理问题。总体来看, 关注过程, 是“心力管理”的核心方向。著名管理学家马奇先生曾说:“我们需要明白规则是如何转化成行动的, 还需要明白规则是如何与其他行动逻辑纠缠的”。熟悉企业实践的人都知道, 企业的制度和规则制定起来相对容易, 最难的是制度在员工工作实践中的实施和执行, 尤其是在中国文化情境中。因此, 我认为鹏凯先生抓住了企业管理的“牛鼻子”, 即十分关注员工工作实践中如何按照既定的制度来动手工作, 在过程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及时纠偏, 保证制度执行的完整性和彻底。从这个意义上讲, 鹏凯先生的“心力管理”是一套很实用的方法, 而不是一套虚乎的“说词儿”。

“心力管理”是黑松林员工联合出演的“大合唱”, 不是鹏凯先生的“独角戏”

篇4：北欧公共政策的核心是什么

所谓“公共政策”，泛指所有由政府设计、制定与推行，而其效果又足以影响到民间无论企业或个人的行为的一些规定或办法。因此，举凡财政、金融、产业、国防、外交、环保、教育、文化等等，都属公共政策的范畴。其设计核心要领，说到底，就是（1）效率；（2）公平。也因此，对政策品质是否优劣的评判标准，也是（1）效率，（2）公平。

先谈第一个，教育政策。瑞典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欢迎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倡导的“教育券”理念在瑞典及其他北欧国家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与采行。所谓“教育券”的概念与运作方式是：（1）首先，政府在办学及教学方法上，普遍开放，有公办学校有民办学校，有免费（慈善公益）学校有收费甚至高学费学校；教师则有自主设计课程，自行组织考试的自由；教师被允许尝试不同的教育风格，但都重视“创造力”与“团队学习能力”的培养；考试的目的主要是发现学生的问题，而非将学生划为三六九等。总结一句，自由及多元。（2）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以高税收得来的丰裕财政中，编列宽裕教育经费，普遍向家长派发“教育券”，家长则以不同额度的“教育券”缴交给他们属意的、就读的学校，学校则以收来之教育券向政府“请款”办学。

这一套政策的精彩之处，就在于（1）竞争与效率，教育市场中产品纷陈，由消费者（家长及学生）自由选择，通过竞争，体现效率与多元；及（2）公平，无论供给方（学校）与需求方（家长与学生）都处在公平的地位——资源配置的公平与竞争机会的公平。既顾到了效率又兼顾了公平，所以是好的政策。

其次，谈就业政策。丹麦实施的是高度弹性的工作制度，意思是企业可以毫无顾虑地、轻易地辞退雇员——这完全符合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使企业得以最高效率运作；但另一方面，政府会对失业者慷慨解囊，并尽最大努力（通过培训及就业市场的撮合）帮助他们找到新工作。这无疑也兼顾到了对弱势者的公平与正义。

第三，是工资政策。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劳工与政府三方面同感困扰的问题就是劳雇对立。其实，劳雇关系既可以是“零和”的（短期看，或局部看），也可以是“非零和（即双赢或三赢）”的（长期看或全面看）。北欧国家政府在工资政策上通常采取两套做法：（一）要求各公司的董事会的组成必须纳入劳工代表，让董事会在进行工资决策时，能让公司利益各方尽可能从公司长远利益角度来考量，化解短期的矛盾。（二）每年均由全国企业代表、劳工代表与政府三方，共同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讨论工资调整的基本方向，供各行业、各企业作参考。这两套做法，无疑也都能兼顾效率与公平。

人类摸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有年矣，谁都知道两种体制各有优点与缺点，难的是不容易做到存（扬）优去劣。《经济学人》以“下一个超级模范（The next supermodel）”标题点睛，很有见地。斯德哥尔摩埃尔斯塔——由达尔大学的拉尔斯.特雷高教授用了一个精彩的词语：“国家个人主义。”也是神来之笔。

篇5：公共基础知识考试是什么

公共基础知识属于综合性考试，考试大纲要求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科技、历史、公文等诸多方面，范围广泛，内容庞杂，考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所有的内容都详细看一遍是很不现实的，“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做法也是很不科学的。从近几年的公共基础科目考试命题的特点来看，公基考题越来越灵活，考查方式也日趋多样化。如何“以不变应万变”、快速掌握指定考点、有效提高应试成绩是每个考生颇为关注的问题，这里涉及到复习备考的方法和技巧问题。

篇6：什么是公共财政体制（定稿）

公共财政体制是政府经济行为符合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要求的一种制度安排，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人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公共财政体制的概述

要实现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效率装置。实现经济效率要求的效率装置需要两类制度安排：一类是效率市场的制度构建，另一类是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政治行政制度构建，两者统一于同一社会经济制度之中，共同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求。因此社会经济制度是由效率市场制度和政治行政制度共同组成的。由于效率的基本装置是市场，因此效率资源配置的基础也就是市场，即是说市场体制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市场体制的核心制度是充分竞争基础上形成的价格制度安排。这个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是：

（1）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的制度保证；

（2）消费品和经济资源的获得由出价竞争制度保证。

前一特征保证了消费者和生产者各自根据自身的偏好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自动实现了双方各自的利益极大化。后一个特征保证了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帕累托均衡价格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因此，市场体制下的价格制度安排确保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优化状态。无数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通过价格竞争的方式得到了资源配置帕累托优化状态这个意外的结果。但是这个意外结果的获得是以产权明晰为前提的，这就是说，只要某个主体能够为市场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市场体制就能够通过价格制度的调节自动地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由于国家天然就具有“暴力潜能”方面的绝对优势，因此，由拥有“暴力潜能”优势的国家为市场提供产权保护就比单个的市场主体分别保护自已的产权效率高，这就是说，国家存在基本作用就是保护产权。“离开了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产的分析”。

公共财政体制这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生产什么公共商品

二是如何生产公共商品

生产什么公共商品，涉及到社会公众对公共商品的需求，关键是政府提供的公共商品要符合社会公众的集体偏好，实现公共商品资源配置帕累托优化状态。但公共商品的需求偏好不可能像私人商品一样通过货币投票来决定.因为公共商品的生产成本只和社会公众个人支付的价格发生间接的联系——政府征收的收入和对公共商品生产的拨款是分开进行的，社会公众搞不清自己缴纳的收入中间有多少用于国防，有多少用于政府行政管理，又有多少用于司法设施等，社会公众所能感受到的只是自己的财政负担和政府提供的公共商品的满意程度。因此，实际中，如果社

会公众感受到财政负担是合理的，对政府提供的公共商品是满意的，那么公共商品的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如何生产公共商品涉及到政府公共部门的效率问题，关键是公共部门要以最低成本生产出社会公众需要的公共商品。如果政治家的决策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公共商品的真实偏好，而公共部门“生产”公共商品的过程又是不折不扣完全执行政治家的决策，以成本最低的技术“生产”出公共商品，那么政府提供公共商品就是有效率的。因为它既保证了公共商品资源配置效率，又保证了公共商品生产效率——X效率。

以上两个方面表明，要确保公共商品生产过程有效率，同样需要有对公共部门生产行为激励与约束的制度构建。

公共财政体制制度安排

1、要有确保公共财政体制有效运行的民主政治制度安排。民主政治制度安排是公共财政体制的基石，没有它，公共财政体制只会流于形式，不可能实质运行。因为只有民主政治制度才能确保社会公众对公共商品偏好的充分表达，也才能确保社会公众个人对公共商品的偏好以民主的社会公众可接受的方式集合成为社会公众全体偏好。同时，也只有民主政治制度安排，才能使社会公众集体偏好成为政治家提供公共商品的决策。反之，也只有民主政治制度安排才能使严重决策失误的政治家失去政治地位，从而确保各级政府首脑不唯上，不唯权，而只是对下负责——对选民社会公众负责。否则，公共商品的提供只能反映少数个人偏好基础上的所谓“国家需要”，公共商品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状况不可能根本改变。

2、要有控制政府支出的制度安排。政府支出是为公共商品的生产提供资源，因此政府支出制度安排要能够确保政府支出完全用于市场体制不能有效的公共商品的资源配置。这一方面要求政府职能必须从立宪层次上加以界定，市场和政府的分工必须在宪法条文中划分清楚，政府行政及由此产生的支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否则属于非法行政和非法支出，其行为人的行为后果属法律制裁之列。政府预算必须成为规范政府支出的法律文件，而不仅仅是政府的收支计划。政府的一切支出必须有社会公众民主基础上选举出的代表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批准，相应形成政府预算的法律条文，财政部门具体安排政府支出拨款前必须向立法机关提交拨款的明确的法律依据，由立法机关审查通过才能据此拨款。另一方面要求有公共部门使用资源的有效监督的制度安排。要保证公共部门必须按预算批准的用途使用资源，把资源真正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商品而不是用于自身的享受上。这就涉及到财政对公共部门使用公共资源的监督以及审计部门对公共部门使用公共资源的审计，作出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要有对公共部门“生产”公共商品效率估计的制度安排。公共部门既是“生产”公共商品的职能部门，又是公共商品决策的信息来源，这使得公共部门既可能导致本部门预算规模的扩大，又可能把公共资源更多地用在自身享受而不是用于为社会公众服务，因此，建构对公共部门“生产”公共商品效率评估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财政体制构建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包括公共部门内部约束与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对公共部门提供公共商品绩效评估的制度安排等。

4、要有控制政府收入的制度安排。政府为何要征收收入，从什么地方征收收入，如何征收收入，征收多少收入等都应有立法 机关批准法律依据。这就需要制定《政府收入基本法》，政府收入基本法是约束政府收入行为的根本法律制度安排。只有制定政府收入基本法才能从根本上约束政府公共部门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所谓“三乱”行为。唯有如此，社会公众才能依法缴纳收入而不是依公共部门自己的文件缴纳收入，政府和社会公众分别享受收入基本法规定的权利，承担收入基本规定的责任，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清楚明白。《政府收入基本法》中要规定政府收入制度的立法权、解释权、调整权、征管权、收入使用批准权等，其中立法权、解释权、调整权、收入使用批准权属于立法机关，政府只能享有收入征管权。《政府收入基本法》的制定涉及到每一个社会公民的切身利益，也涉及政府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推行，应当作为公共财政体制制度安排中的重要环节。

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五大着力点

准确界定政府职能，消除“三位”现象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界定政府的职能、限定政府的权力、让政府退出市场.当前，之所以还存在着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等现象，﹁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政府究竟应当行使哪些职能还缺乏比较准确的界定。各级政府尤其是多数地方政府仍将发展经济、开辟财源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责，把公共服务作为第二职责。不少地方政府直接筹划和投资竞争性项目，而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长期不足，缺口很大，越是基层财政，上述表现越突出，矛盾也越尖锐。公共财政还没有从它“错位”、“越位”的领域完全退出，而“缺位”的领域明显进入不足。在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主要具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主要职能。过去政府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职能方面比较到位，但在履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方面还相当滞后。因此，应对我国政府现有的职能事项进行逐一鉴别、筛选，这样既可以消除“错位”，把日益膨胀的机构减下来，激发出政府的活力；又可以消除“越位”，把政府不该管的、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务让位于市场；还可以消除“缺位”，把政府该管的、本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情真正管好。只有按照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要求去纠正好“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才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归位。

科学处理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国外经验和国内实践表明，要实现公共财政体制良性循环，必须协调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正确划分事权与财权，依法规范和科学核定收支基础，使财政分配关系建立在责权利相结合的基础之上。

政府间事权的划分是确保国家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政治保证。首先，事权划分是分税制财政体制完善的基本条件。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虽然明确划分了各级政府的财权，增强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由于各级政府间的事权没有明确调整，事权与财权脱节，缺乏合理的支出范围界定，导致地区之间苦乐不均，贫困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偏低等新的矛盾。其次，事权划分不清易于造成上下级政府之间互相推诿，致使政府的正常公共职能无法行使。所以，正确划分好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是非常必要的。

在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时，应遵循受益原则、行政管理原则、国家利益原则。受益原则简言之就是谁受益、谁管理；谁制造危害、谁负责。行政管理原则就是对于无法用受益范围划分的上下级政府共同承担的经济行政或者社会行政事务，按照行政管理的一定标准来划分。如：凡是属于全国范围内宏观调控的事务，应由中央政府来决定；凡是一个省范围内的宏观调控，应当由省级政府来承担。国家利益原则是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高度出发，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协调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关系的准则。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旦国家认为有必要，则国家有权将划归地方的事权收回来。同时中央政府与上级政府有权对下级政府的各项具体事务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应根据各种公认的划分标准，尽快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范围，将一些属于中央事权但地方财政承担支出的项目，划为中央财政支出，由中央财政承担；同时，属于地方政府事权范围的一些事务的决策权，中央应尽量少干预、不干预或在出台新的减收增支政策时，充分考虑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对不同地区的不平衡差异进行区别对待。按照社会公共需要确定，政府公共支出范围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调控决不能像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包大揽，而是按市场规则、适应市场要求办事。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主要来自全体公民交纳的税收，公共支出应主要用于“公共”领域。因此，应该按照社会公共需要来确定公共支出范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支出：一是维持性支出，包括国防、财政机关、公检法司、基础教育、科研、卫生保健等支出；二是转移性支出，主要包括价格补贴、补贴支出等；三是公共工程性支出，指大型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支出。财政要逐步从建设性支出中退出来，只涉及从事国计民生的大型公益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维持性支出，财政只负责基础性支出，对公益性支出则由社会负担。

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

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必须继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政府机构作为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的载体，应根据行使政府职能的需要加以设置。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是对我国政府管理机构的一次重大挑战。在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时一定要充分体现公共财政理念，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并根据行使政府职能的要求调整和完善政府机构，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财政体制，然后据此设置行政机构和人员配备，建立起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实行新公共管理的行政管理机构，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加强公共服务理念，提高政府服务水平

构建公共财政体制要求我国财政从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要求政府提供的主要产品就是服务，即服务于市场、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也就是说，公共财政理念的内在实质就是服务性财政，政府的根本职能就是提供优质服务。政府应改变自己的角色，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不直接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应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和投资决策权真正交给企业；把社会自我调节的管理和职能交给中介机构；把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交给群众自己依法办理。所有的政府行为都是为社会经济发展间接地提供动力，其目的就是让市场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和居民唱主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一步加强立法，建立富有成效的法律调整机制；进一步改进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方法，切实把政府经济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