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分析（精选6篇）

篇1：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以空前的速度在我国发展起来。迄今为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所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但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次进行及其它环境因素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本文从定性以及定量两个方面分析并说明造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分布不平衡的原因。为了提高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最为主要的是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投资环境。本文的最后部分为中西部地区如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不平衡，区位因素 Abstract:FDIhasbeendevelopinginahighspeedinChinasinceChina’sopeningtotheworld.Sofar,inFDIinwardstock,Chinaisthenumberoneindevelopingcountries,andonlynexttotheUSAintheworld.ButbecauseofChina’sunevenopeningpolicyandotherenvironmentalfactors,FDIinChinaappearsobviouslyregionaldifferences.ThisarticlewillexplainthereasonwhyFDIinChinaisregionallopsidedin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analysis.For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inordertoincreaseitsratioofFDIinflow,themostimportantthingistoimprovetheinvestmentenvironment.SomepolicysuggestionswillbegivenforcentralandwestregiononhowtoattractFDIinthelastpartofthisarticle.Keywords:FDI,RegionImbalance,Locationfactors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商首先选择要投资的国家，然后再具体确定国内建厂地区和厂址。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区位选择。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后者，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时的区位选择。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近期,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邓宁(Dunning)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区位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具体表现为：东道国市场的地理分布状况、生产要素的成本及质量、运输成本、基础设施、政府干预范围与程度、各国的金融制度、国内外市场的差异程度，以及由于历史、文化、风俗偏好、商业惯例而形成的心理距离等。企业从事国际生产必然要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它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化生产的区位选择。[!--empirenews.page--]

（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 1.东道国生产因素 要素成本永远是投资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只有获得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才能使企业在没有技术改进或突破的情况下扩大利润回报。无论是采取公司调查还是经济计量的方法，外商投资区位研究都十分强调成本因素的重要性。我国的广东、江苏、山东、辽宁、上海、福建、浙江等省区经济结构相对高级、资本效率较高，投资的回报率高，对FDI的吸引力大。而西部地区的省区技术水平低，劳动效率不高，导致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因而投资的风险大。2.东道国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包括市场的潜力及其大小。近年来兴起的外商投资区位研究十分强调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其增长潜力对外商投资区位的影响。接近市场意味着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及相关的市场搜寻成本，招聘到合适的熟练工人和运营管理人员，听取和反馈消费者的意见。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外商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吸引力。在中国，接近市场的程度也部分解释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城际差异。3.东道国环境因素 东道国环境因素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硬环境因素主要是集聚经济的程度，软环境因素主要是指政策法规。各项实证研究表明，集聚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投资往往比较看重政府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自改革开放至90年代中期，外资优惠政策一直向东部倾斜，而且在东部地区率先建立了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等，所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4.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之外，地理区位条件、社会文化差异性等诸多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在对外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级阶段，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和高额的信息成本，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比较看重地理区位和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现状与区域分布 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看，自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1979年前，我国几乎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 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将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1年、1992-2000年、2001年至今。1979-1991年为起步阶段，这时候的投资区域大都集中于广东、福建两省及沿海城市。1992-2000年进入成长阶段，投资区域分布开始由沿海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辐射。从2001年开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入了稳固回升阶段。2001年起，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投资明显增加。200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入世对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跨国公司。目前，中国已经是许多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而且也正在成为一些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入世后，由于金融、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开放，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管理营业中心。[!--empirenews.page--]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域特征 中国的外商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在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这种集中化趋势在进一步加强。目前，外资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只有3.08%。

（三）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分布的新趋势 1.外资仍然在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 加入WTO后，尽管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由东部沿海向中部某些地区转移的趋势，但主要是由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到长江流域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但总量规模小，而且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尽管近年来国家采取多方面措施鼓励外商投向西部地区。2.在沿海地区内部，长江三角洲的地位日益重要 在沿海地区，加入WTO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现新一轮的“北上”或“北扩”趋势，即由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以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为核心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由此带来了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的较快增长。在环渤海湾地区，除北京和天津外，其他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较快[1][2][3][4]下一页 的增长势头。这表明外商在华投资区位的选择正在逐步发生转移，长江三角洲地区正日益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域上的差异，是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邓宁曾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四类：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以及投资气候，本文根据第一部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把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选择因素分为成本因素、政策法规因素、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因素。

（一）成本因素 1.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工资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2.交易成本 由于外商对东道国的政策法规及市场等因素不熟悉，外商直接投资会诱发许多交易成本，而这种交易成本在东道国内部空间差异明显。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核心区、外资集中区、边界地区以及开放地区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开放有限，经济发展水平空间不平衡，信息传输渠道少，因此，交易成本是重要的外商投资区位决定因素。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3.信息成本 [!--empirenews.page--]相对于当地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由于缺乏对当地经济和商业环境的知识，从而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因此，外商的区位选择应该是信息成本的理性反映。在中国，信息成本较低的几类地区主要是：地区经济中心、沿海地区、已经建立大量“三资”企业的区位以及外商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区位。

（二）政策法规因素 政策环境的变化对于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允许程度和开放时序是不同的，中央政府的渐进性开放政策深刻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及与其相关的外向型经济的地区差异格局，领先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制度上的优势，对其潜在区位优势的发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国政府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已经明确了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包带的划分，并针对处于不同地带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截至目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在地区间的差异格局仍然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基本上相一致，各地带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表现的时间序列上均体现了一种发展政策的差别。

（三）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是东道国吸收FDI的最为重要的区位因素之一，市场导向型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开发利用当地市场。这种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通常需要考虑尽量接近市场，因为接近市场一方面可以减少交通运输成本，减少寻找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得到市场反馈信息，从而及时改变经营策略，生产更适合当地市场需要的产品。1.市场规模与市场增长潜力 投资于一个大的市场将有机会获得范围经济，从而降低边际生产成本。中国市场具有开发程度低和潜力大的特点，在未来能够产生巨大的需求。据统计，中国市场上的消费品种类仅仅是美国市场的1/3左右，而且竞争有限，外商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市场。并且这种市场进入成本低，投资回收期短。2.对外开放水平与市场有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对外开放水平，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增强该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中国20年来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由于市场结构和政策倾斜，中国的不同地区在开放程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3.市场发育水平我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与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相对应，中国也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在空间上就出现了不平衡发展。在转型经济中，外商偏向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以便他们能够减少外部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四）集聚经济因素 聚集经济效应通常是指由于一些特定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而产生的正面外部经济效益。集聚经济的存在也意味着节约成本，既包括传统成本的节约，也意味着交易和信息成本的节约。集聚经济的存在可以增强区域的外资吸引力，它与基础设施质量、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力市场以及知识外溢等有关。1.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empirenews.page--]2.专业化供应商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3.劳动力市场 厂商的集中能为拥有高度专业化技术的工人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拥有高度熟练的劳动力的地区比其他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更有优势。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纷纷“孔雀东南飞”，造成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优于中西部地区。4.知识外溢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知识至少和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一样重要，尤其是在高度创新的行业中，知识的作用更加明显。当一种行业集中分布在一个较小的区域时，知识的非正式扩散经常非常有效。

四、在华FDI区位决定因素的数理实证分析 为了探讨中国吸引FDI的区位因素的演变过程，根据第二部分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阶段性分析，我们把1992年至今分为两个阶段：1992—2000年和2001年至今，并对两个时期分别建立了统计模型。在区位解释因素上，由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纷繁复杂，我们仅选取了几个较具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被解释变量，各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上一年末外商投资水平（PFDI）、劳动力工资（WAGE）、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ALE）、各地区公路长度（ROAD）、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重（FTR）六个因素为解释变量。由于政策变量不易度量，且其影响作用正在减弱，便不再引入分析。有关模型的数据来源，对于前一个阶段，我们选择1994年和1995年的数据，共58个样本；第二个阶段采用2001及2002年的数据，共60个样本。以上各变量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各省市区的有关数据。在研究方法上，鉴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变量之间不是线性关系，而采用自然对数则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外资的空间分布，我们对各变量取对数后进行了回归。建立的模型如下: LnFDI=C+a1LnFTR+a2LnPFDI+a3LnPGDP+a4LnWAGE+a5LnSALE +a6LnROAD+a7LnLAB+ε上一页[1][2][3][4]下一页 其中C是常数，ε是误差，ai是偏回归系数。通过线性回归，我们发现，模型检验系数及调整后的R2，都在0.9以上，DW值都接近于2，这表明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型的结果显示：在第一个时期，即90年代中期，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FDI,WAGE,SALE,FTR,ROAD,PGDP，其中PGDP的系数不显著。在第二个阶段，即加入WTO前后，决定区位的各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GDP,WAGE,PFDI,FTR,SALE,ROAD。[!--empirenews.page--]回归结果证实了以下结论： １．发生变化最大的是PGDP，在两个时期的偏回归系数由负变为正。在第一个时期，该变量的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在90年代中期，PGDP并不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但是在第二个时期，PGDP的回归结果非常显著，是各解释变量中影响FDI最大的因素，受资省区的PGDP每增加1%，外商直接投资将增加0.8%左右。这一结果说明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中，地区市场规模日益成为主要的因素。２．PFDI在两个时期的作用都非常显著，表现为在两个时期的系数都较大，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有相对集中趋势，即新的外资企业倾向于选择外资企业多的地区。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外资多主要缘于欧洲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率先进入。不过我们发现两个时期的系数值变化较大——90年代中期，PFDI每增加1%,FDI就会增加1.2%左右，而到了入世前后，PFDI每增加1%,FDI只增加0.7%左右，也就是说，PFDI对FDI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这与我国政府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尤其是近几年来，西部地区积极进行招商引资活动、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服务、给外资大量的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３．在两个时间段里，WAGE对FDI的影响都比较大，而且都为负值，即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且这种不利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剧，WAGE每提高196，在两个时期的FDI分别下降0.4%左右和0.9%左右。４．SALE的作用比较显著，不过在两个时期没有大的变化，这说明SALE作为市场规模变量，对FDI的解释作用比PGDP更有效，在两个时期，SALE每增加196,FDI就会增长0.4%左右。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注重对中国国内市场的战略性进入。５．FTR的作用也很明显，FTR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该地区的总进出口的比重，能间接说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该弹性系数由90年代中期的0.2左右上升到最近的0.4，说明其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得到不断加强。天津的FTR为0.8，居全国之首，而山西、内蒙、青海、新疆四个省区的FTR都在0.1以下。该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限制性条款越少，外商的投资积极性越高。在这一过程之中，政府政策仍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地要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和产品市场体系、疏通各种流通渠道、减少市场风险，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６．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影响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发现ROAD的系数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较大，由负数变为正数，而且在前一时期的统计结果不太显著，这说明在前一个时期交通联系尤其是公路交通联系并不是制约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而到了近几年，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作用已逐渐显现，完善各种基础设施是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向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决定因素。统计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重视信息成本的减少和集聚经济的追求，原有外商投资水平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而市场规模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外商在华投资表现为空间上的自我累积效应，即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原来己经吸引了较多外商投资的区位，这是一种绝对的集中化趋势。在2001年以后，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发生了变化，现有外资水平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外资的空间自我累积效应已经开始减弱，外商直接投资战略开始转向对市场的开拓，转向长期的投资，市场规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市场发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也逐渐开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这说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正逐步走向成熟，外商对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更加有信心。[!--empirenews.page--]

五、对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FDI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外资的政策建议 加快西部开发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的强烈共识，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发展前景，也为世界各国投资者，包括港澳台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目前，西部地区既存在发展的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来源和技术来源，又存在改革的动力不足，缺乏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因此，加快西部招商引资，必须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实行优先开放，建设开放型的经济，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发达国家开放和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对国有经济开放和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对物质、技术开放和对观念、思想开放。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国际经验表明，享有基本教育和拥有基本技能、文化的人力资源储备，符合私营部门需要的国民教育计划，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而调整的劳动大军的教育计划，会增强一国或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empirenews.page--]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上一页[1][2][3][4]下一页 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4.打造具有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 鉴于中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区内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不相同，特别是各省区中心城市与偏远的山区农村经济基础相差甚远，因此，本文认为，中西部地区利用FDI战略应采取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策略，即引进外资应着力在具有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以点带面，带动中西部地区走向繁荣。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西部地区虽然总体上落后于东部，但在区内已经产生了许多中心城市，其向心作用和扩散作用都是巨大的。因此本文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没有必要再沿用国家在区域发展上推行的板块式推移的梯度发展战略，而是通过多层次的发展极在不同点上带动经济增长。而且中西部地区的地域广阔，经济的内向型特征和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特征决定了中西部经济发展更适合采用这种战略。目前，中西部地区共有国务院批准的各类对在开放城市36座，其中的中心开放城市如重庆、西安、武汉、成都、长沙、郑州等地，与其他地区相比经济基础雄厚且发展较快，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资本供给充足、自我累积能力较强、人力资源丰富、技术实力强，产业结构方面以机械、建材、纺织、食品为支柱产业。在未来的利用FDI的战略中，这些中心城市将是重要的发展支点和辐射点，并通过扩散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吸引外资和经济发展。在优化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结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继续加快这些开放城市吸引外资的步伐，提高引资质量，重点吸引技术和资金密集型项目，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引导外资流向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以主导产业和企业群为聚集点和辐射点，向其他产业或更深、更广的层次延伸，从而带动中西部地区全面繁荣。

（二）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前景展望 如前所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为了鼓励外商积极投向中西部地区，1999年以来，中央政府配合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己经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扩大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领域，拓宽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渠道，放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条件，制定并发布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我们相信，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今后一段时间内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将会逐步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将会逐步得到改善，外商在西部的投资规模将会出现较大的提高。但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跨世纪的长期发展战略，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近中期内，外商在西部地区的投资将会首先集中在那些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地区，如西安、兰州、重庆、成都、昆明等。可以预见，率先大规模进入西部的将主要是两类公司：一是以利用政府优惠政策为主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另一类是以占领和开拓西部市场，开发当地资源等为主要目标，注重长期发展的欧美国等跨国公司。因此，对各级政府来说，今后应着重鼓励第二种类型的公司“西进”，并在政策上给予相应支持。

篇2：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投资环境的日益完善,强有力的.经济发展态势和巨大的市场开发潜力吸引了许多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来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

作 者：李文彬 李培亮 张自如 范宇新 作者单位：刊 名：理论学习英文刊名：LILUN XUEXI年，卷(期)：“”(12)分类号：F8关键词：

篇3：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分析

近年来, 我国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目标国, 而外资也成为我国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尤其是近十余年来, 我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数量一直位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截至2005年末, 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4万家,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6 854亿美元。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我国进行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希望通过因子分析, 深入了解我国主要城市吸引FDI流入的关键区位因素, 从而能更好地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关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 国内外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此作了研究和探讨。有些学者从成本最低化角度来探讨FDI的区位决策, 如Caves (1982) 以及Mariotti和Piscitello (1995) 等从各种成本角度对FDI的区位决策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Woodward D.和R.Rolfe (1993) 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呈现对投资选址产生正影响的因素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土地面积、汇率贬值、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集聚度、免税期限、自由贸易区的规模等;而产生负影响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利润汇回管制、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现今随着信息经济学的不断发展, 又有研究指出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外商为了降低信息成本的一种理性选择。中国也已有很多研究做了相关分析。沈坤荣、耿强 (2001) 构建了一个包含外国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 并运用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及自治区的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导致了经济增长率的增加, 并且发现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扩散效应的发挥程度与人力资本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沈在他2002年的论文中, 进一步采用中国分省分年的Panel Data数据和计量分析方法, 研究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投资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 除了市场容量、劳动成本、市场化水平等因素以外, 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FDI区域性选择和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从以上相关的文献研究中, 可以发现各国学者对于影响FDI的区位因素的研究已经很多, 但是针对中国做的研究还比较有限, 而随着外国对华投资规模的飞速提高, 而我国加入WTO后面临新的挑战, 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在借鉴以上文献研究的成果基础上, 本文运用SPSS统计软件, 试图从中国21个主要城市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因子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动机。

二、指标选择和样本确定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确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文选择一系列相关指标, 确定样本城市, 运用SPSS统计处理软件进行因子分析。

指标选取如下: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等学校数、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量、限额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职工平均工资、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外商直接投资新签协议合同数。指标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根据数据可得性, 确定了21个主要城市分别为: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重庆、成都、西安。

三、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因子分析

利用因子分析技术, 首先对2007年的数据矩阵进行处理, 根据其特征根分布特点可判断选取2个主因子比较合适, 累积方差达到84.273%, 能够解释全部信息量的近85%。由于原始数据之间有些变量指标的相关系数很大, 即部分因子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 因此进行斜交旋转。对比发现, 旋转后的PatternMatrix的解释能力增强。斜交旋转所得的2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见表1, 载荷矩阵见表2。根据斜交旋转结果确定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主要因子, 按重要程度依次为硬实力和软实力。

(一) 第一主因子:硬实力

这一因子主要反映了8个变量的综合信息, 方差贡献达68.712, 该因子与各个城市的限额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外商直接投资新签协议合同数和地区生产总值呈高度正相关, 与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量和职工平均工资呈较强正相关, 与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也具有较大的正相关性。它总体上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 因此命名为硬实力。

根据表3, 第一主因子得分排序最高为上海市 (3.34656) , 最低为济南市 (-1.16488) , 南京市排名第十二 (-0.27764) 。

(二) 第二主因子:软实力

这一因子主要反映了2个变量的综合信息, 方差贡献达15.560, 该因子与各个城市的高等学校数、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呈较强正相关, 主要反映的是各城市的人力资源和经济结构, 因此可将这一因子命名为软实力。

根据表4, 第二主因子得分排序最高为北京市 (2.88296) , 最低为苏州市 (-1.48519) , 南京市排名第八 (0.2639) 。

(三) 综合得分结果分析

为了求得一个反映各个城市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处地位和发展潜能的综合分数, 按照两个主因子的贡献率 (表1) , 计算出各国或地区综合因子得分 (表5) 。综合得分在0以上的城市为5个, 分别为上海市, 北京市, 深圳市, 广州市, 天津市。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仍然高度集中在沿海发达城市, 但是向内陆城市扩散的趋势已经明朗化。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因子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上海得益于整体经济实力和较发达的人力资源环境, 综合得分排在第一名, 对外国直接投资有很强的吸引力;而南京尽管人力资源环境较发达, 集聚了众多高校, 但因为其经济实力不太发达, 即第一主因子硬实力只排在第十二位, 导致综合排名为第八位, 与上海、北京等城市相比, 在对外资的吸引力上还有差距。

给南京的启示是, 积极提高本地经济实力, 提高本地居民生活水平,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 以此带动经济实力等即硬实力的提高, 以期在将来吸引更多的外资, 弥补发展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逆势, 取得更大发展。

摘要：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是现代跨国投资理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运用SPSS数据统计处理软件, 对中国21个城市、10个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明晰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要素禀赋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与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的众多因素提炼归纳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主因子, 并按照因子分析结果将城市综合得分进行排名, 以期判定南京在中国城市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位势, 为南京的吸引外资寻求路径突破和模式创新提供一定依据。

关键词：影响因子,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外商投资动机,区位因素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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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分析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西部

从区域分布看，我国的FDI明显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20世纪90年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我国FDI的流入得到了飞速发展。2004年我国实际流入FDI达606亿美元，占亚太地区FDI流入量的一半以上。然而，在数量迅猛增长的同时，FDI并没有均衡的进入到我国各个地区，从东部，西部两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占据绝对优势。1990年～2003年各阶段(见表)，中国利用FDI的85％以上投向了东部，而地域广大的西部地区却仅仅占到了不到15％。为什么FDI会有如此明显的区位选择的偏好? 本文在分析影响FDI区位分布的多种因素中，选取市场规模、群聚效应、对外开放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这五种因素分别从现状层面、实证角度进行东、西部吸引FDI的区位比较，进而给出了西部的定位。

数据资料来源:“中经网”和各年度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一、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1.经济因素

邓宁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影响FDI的经济因素概括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聚集水平、人均收入、消费水平、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通货膨胀率、经济外向度、国内投资率、储蓄率、贸易顺差、偿债率、债务率等。

研究表明，市场因素将成为影响FDI的最重要因素。市场规模及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产生正影响。跨国公司将其制造工厂投资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有利于接近消费者和要素市场，减少运输成本，及时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并获取规模收益。

经济聚集水平对FDI的区位选择有重要意义。群集效应是指由于经济活动和相关的生产设施区域集中而形成的规模经济。在这些地区，城市群集中，基础设施良好，相关的产业配套条件好，可以利用“产业空间”积聚形成的特定的溢出效应。

劳动力成本也是国外投资者关心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直接关系到外资企业利润率目标的实现，较低的劳动力成本降低企业的可变成本，提高企业的赢利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亦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受一国的优惠政策，法律法规，金融体系，市场准入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越高，进出口贸易就越发达，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吸引力就越大。

2.人文因素

邓宁认为，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各国的金融制度、国家的外资政策人力资源的差异、政治安全性，由于历史、人文、语言、偏好、商业习惯等形成的心里差距，以及经济体制及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等因素对FDI的区位选择由重大影响。

外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早期吸引FDI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优惠的外资政策降低了外商面临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额外交易成本,减少了对环境的依赖。因此FDI总是偏好信息成本低的区位，外商投资区位选择正是对信息成本的理性反应。高信息成本不利于吸引外资的进入，而低信息成本会增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人力资本是影响FDI规模和质量的决定因素，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也是东道国获得技术溢出效应的必要条件。国际经验表明，享有基本教育和拥有基本技能、文化的人力资源储备，符合私营部门需要的国民教育计划，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而调整的劳动大军的教育计划，会增强一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

3.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包括地理条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发育程度、低廉且被广泛使用的中间产品等。自然资源禀赋及市场地理分布状况对FDI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地理上的接近是吸引FDI的区位优势，靠近创业者的出生地、土地资源丰富区、环境和气候地形质量有利地区、大学和其他科研机构等都是有利于FDI流入的微观区位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可以降低生产或交易的成本。

简而言之， FDI区位分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影响FDI在我国区位分布的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规模，群集效应，对外开放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等。

二、东西部吸引FDI的区位现状比较

1.市场规模

西部拥有广阔的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相对于东部而言，西部具有总体需求的快速成长期，这对于市场导向型的FDI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西部地区经济总量较小，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低，市场容量小。截至2003年，东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10365.80元4160.42元，分别是西部地区的1.43倍和2.17倍。显然，西部地区偏低的市场化程度对引进FDI是极为不利的。

2.群集效应

尽管西部地区已经形成几个不同层次的聚集经济主体，但与东部相比，西部在发展聚集经济方面仍十分落后，聚集经济指数远远落后东部地区，集中表现在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尚未形成规模庞大，结构合理，竞争力强的城市群。

同时，西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系统长期落后，构成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据统计，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线路的综合密度为29公里/平方公里，这与东部地区1597公里/平方公里相差甚远。西部地区的铁路密度仅为全国水平的38％和东部地区的17％。西部地区的航空设施比较少，许多城市尚未通航，顺应全球时代的跨国公司所需的航班更少。因此，较低的城市化水平，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西部吸引FDI 的主要障碍。

3.对外开放水平

无论东部还是西部，优惠政策的激励效应正在逐渐的淡化，依靠优惠政策引资已不再长久。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太多，公共管理中存在手续繁琐强买强卖等执法不严的现象；法律法规的完善度，开放度透明度都不及东部；脆弱的信用体系和低下的商业道德已成为到西部投资的外商止步不前的原因。在社会意识方面，西部人的目光短浅，市场观念差，开拓创新的能力不强。并且西部产业准入标准的趋同使西部地区难以构造新的政策优势。提高西部的对外开放水平是增强引资的重要途径。

4.劳动力成本

沿海地区在过去20年里取得高速发展，主要是它拥有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廉价的劳动力。随着东部经济崛起，这一优势在劳动力价格上涨的过程中逐渐消失。相对于东部而言，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享有优势，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是吸引FDI的显著优势之一。但西部地区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低，技术熟练程度不及东部，劳动效率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这一比较优势。所以，西部人均工资固然低于东部，但人均效率工资高于东部，相對生产率的劳动力价格并不占优势。

5.人力资源

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源对FDI选择的影响程度正在加强，外商更倾向在人力资源丰富的东部投资。据2004年的统计数据，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的比重东部地区为6.83%，西部地区为4.87%，东部地区比西部高出近两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于收入较低，人力资本投资受到限制，投资不足导致人力资本的产出不足，这大大制约了西部吸引FDI的规模和质量。

综上所述，市场规模，群集效应，对外开放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这五大因素影响了FDI在我国东西部分布的差异，接下来本文将就五大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为定性分析提供数量依据。

三、影响FDI在我国东西部分布的实证分析

1.选取影响变量

(1)实际利用外资额（FDI）作为被研究对象，属于因变量，用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平均工资、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是影响FDI的重要因素，属于自变量，分别用X1、X2、X3、X4、X5表示。

(2)市场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表示经济实力最常用的指标，因此用GDP表示市场规模。

(3)固定资产投资的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聚集经济正是与基础设施的集中有关，所以用固定资产投资表示聚集经济。

(4)对外开放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进出口总额，理应用进出口总额表示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

(5)劳动力成本是要素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用平均工资表示成本因素。

(6)人才是人力资源的精华，我国将本科学历的人群界定为人才，通常用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表示人力资源。

2.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所选取得样本有东部8省3市及西部的11省1市，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时间为2004年。本文所选取的数据为横截面数据，接下来分别选取东、西部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模型。

3.模型的建构

假设模型:Y=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其中βi为回归系数(i=1,2,3,4,5）通过EVIEWS4.0软件运行，得到的是所选择的各个变量对FDI的系数，从而获得FDI分布的各相关变量的影响程度。

4.比较模型结果

东部结果：

西部结果：

东部地区:Y=20.39 X1+92.00X2+0.07X3－3.29X4+19.64X5

西部地区:Y=4.40X1+24.26X2 +0.08X3－1.48X4+15.62X5

5.对变量影响程度的理论分析

(1)在东部的结果中,仅X1变量通过P值检验(P值≤0.05),但并没有通过T值检验(T值≥2.44), 其他的X2、X3、X4、X5变量既没有通过P值检验，又没有通过T值检验。

(2)在西部结果中，X1变量通过了P值检验(P值≤0.05)，也通过了T值检验(T值≥2.36) ，其他的X2、X3、X4、X5变量既没有通过P值检验，又没有通过T值检验。

(3)比较东西部结果，我们发现，X1变量代表的市场规模对吸引FDI有正效应，其他变量X2、X3、X4、X5、所代表的聚集经济、对外开放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与吸引FDI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4)总体而言，模型建立的不成功，有些变量在现实当中是可以解释FDI的，比如，聚集经济在现实中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但在模型中并没有通过。

(5)模型通不过的原因：一是模型建立之初收集到15组数据，不符合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至少收集30组数据的规则。二是从可行性角度分析，一方面，有些变量与FDI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比如对外开放水平与FDI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并没有特别权威的结论。另一方面，有些变量与FDI 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但由于不能量化，比如国家优惠政策，因此不能将其引入模型。三是在建立，模型的现实过程中，变量完全通过各项检验，方程拟合度好的情况极少。

(6)尽管模型理论上没有通过，本文仍旧从现实中影响FDI因素的角度出发，给出西部吸引FDI的定位。

本文从影响FDI区位分布的诸多因素中,市场规模，群集效应，对外开放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这五大因素影响了FDI在我国东西部分布的差异，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对吸引FDI有正效应，而聚集经济、对外开放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与吸引FDI 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西部地区要实现有效的吸引利用外资，就必须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借助西部大开发的时机，不遗余力地打造良好的软、硬件环境，增强吸引FDI 的能力，为西部经济的发展做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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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unning, John H.(1981),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George Alle and Unwin

篇5：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分析

一、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写作意义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积极举措。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推进，国际资本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资源之一，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引资政策，加大了引资力度，我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强大的竞争力，因此，本文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对当前我国吸引外资的现状，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进行评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本选题对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好的服务于转变发展方式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分析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来，外资大量涌入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采取积极措施吸引FDI，一举成为世界上吸引FDI的重要国家，在引资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FDI流入量十年来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突破500亿大关，达到527.43亿美元；2004年突破600亿大关；2008年高达923.95亿美元。在长期的高速增长之后，2009年外商投资增速趋缓，开始呈现高位稳定增长的态势，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900.33亿美元，同比下降2.56%，但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仍遥遥领先。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项目68万多个，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达到9426.46亿美元。

（二）专家、学者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形式，近几年，专家及学者们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王保国和宋湛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域分布不均衡特征非常明显，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部分，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以及几个直辖市。而且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域分布产业不均衡，高端产业占比少。

还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引进外资方式中外资投向不合理，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看，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全部投资额中所占比例一直很低，而制造业所吸收的外商投资比重明显偏高，加工工业的数量占比重较大。在第三产业中，商业饮食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吸收的外商投资比重很小。从技术密集度看，外资主要投向劳动密集产业，而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规模则相对较小。

除此之外，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引进的外资质量差，技术含量低。在我国不少地方 1

存在着片面追求数量、不讲究利用外资实际效益的倾向，导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低，投资规模小，利用外资质量不高。

（三）专家、学者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

针对上述提到的问题，专家和学者们都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来合理引导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实现引资战略的重点转移。今后一段时期，要实施力度更大的产业倾斜政策和区域倾斜政策，进一步优化来华外商投资的产业与区域布局结构，实现引资战略的重点转移。在产业结构上，应本着着力提升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优化产业结构的目标，及时修订现有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从产业价值链角度细化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重点投向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环保产业，注重引进高附加值、高辐射力、低能耗和处于产业高端的外商投资项目，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的外资项目进入，要抓住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重大机遇，制定和完善相应法规和鼓励政策以及整体协调管理体系，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的跨国转移。

此外，许多学者针对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出建议，如加快技术进步与创新，实现从引资到引知的战略转移。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上，应当将过去偏重于引进资金流量逐步转向以技术创新为重点，目前，应尽早制定必要的政策措施，适当鼓励外资兼并和收购国内企业，使国际上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得到较快的扩散，并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创造便利条件，促进科技成果投入市场，同时，要特别注意建立面向市场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的企业集团，使其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重点支持一些关键性和基础性技术的创新基地建设，提高我国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以各种方式开展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一国能否有效地吸收外资,除了国际条件外,最重要了是取决于本国投资环境的优劣.三、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分析的评述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2009年，我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3435家，合同外资金额1935.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900.3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4.8%、8.4%和2.6%。2010年1～2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3家，同比增长14.5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0.24亿美元，同比增长4.86%。中国连续17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吸引外资年均增长20%，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2倍多，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外贸出口、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增加就业机会、稳定人民币汇率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毫无疑问，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和增强综合经济国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从整体性短缺经济向结构性过剩经济的转变，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依然强劲，但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对此我们应给予高度重视。因此，笔者鉴于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探索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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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分析

一、东莞外商投资概况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广东省东莞的情况，东莞地理位置优越，是沟通广州、香港及珠江口两岸深圳、珠海的交通枢纽,拥有人流物流快捷便利的优势.东莞气候宜人，资源丰富，濒临南海，地处北回归线以南，位于广东省中南部、东江下游、珠江三角洲腹地，珠江口东岸。东莞处于穗港经济走廊中间，北距广州50公里，南离深圳90公里，水路至香港47海里，至澳门48海里，是广州与香港之间水陆交通的必经之地；依山傍海，自然资源丰富，属珠江、东江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有丰富的土地、森林资源。既宜于发展粮食生产，又有利于发展经济作物。盛产荔枝、龙眼、香蕉、菠萝、橙、柑、桔等岭南佳果。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充分发挥地处广州、深圳、香港经济走廊之间的区位优势，实施外向带动策略，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县迅速发展为初步工业化的城市、国际加工业基地之一,与中山、顺德和南海并称为广东经济“四小虎”,其重要原因在于积极引进外资。借助于外商直接投资优势，积极发展工业，相对来说东莞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迅速成为中国综合经济实力30强城市，其惊人的速度不能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外商投资，东莞从“三来一补”起步，逐步发展以合资、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加工装配为主的多种投资方式。到2001年末，全市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50亿美元。全市现有外商投资企业13500多家，其中，全球100强企业有12家，500强企业有30家，跨国公司有124家，境外上市公司有近800家，全市投资额在2000万美元以上的“三资”企业、设备价值在5000万港元以上的来料加工企业和著名跨国公司近200家。

在东莞投资的企业大部分从事工业生产，也有投资商业。生产的产品涉及电子电工、机械机电、建材、电脑、通讯、橡胶塑料、化工、轻工、家具、服装服饰、医药保健、食品饮料等领域，种类众多、齐全，特别是电子工业和电脑资讯产品。2001年东莞社会主要经济指标

GDP：578亿元，比2000年增长18% 工业增加值：298亿元,增长19%[!--empirenews.page--] 第三产业增加值：230亿元，增长19%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25亿元，增长22%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6亿元，增长16% 以上增长指标均居全广东省第一，财政收入120亿元，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500亿元，居全省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344.55亿美元,其中外贸出口189.89亿美元，连续第六年紧随深圳、上海居全国第三位。从现实情况看，外商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占有绝对大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会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地区经济发展了也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一）增加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资金。在所在地区本身资金来源有限的情况下，若想发展高新技术，难度是相当大的。如果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无疑解决了资金问题，加快了经济发展的脚步，外商带来的资金是雄厚的，给所在地区注入了大量的投资资金。2002年东莞市利用外资高达21.48亿美圆，外商直接投资额度在当地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从而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扩大了就业。外商直接投资会给所在地区提供相应数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中国劳动力较为廉价，一方面可以为外商节省了成本，另一方面也给所在地区提供就业机会，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为当地政府减轻了负担。目前, 东莞当地户籍人口155万，外来就业人口500万。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不但安置了东莞当地的富余人员，而且也安排了其他地区的剩余劳动力。

（三）增加了税收。外商直接投资必然会给所在地区缴纳税款，一般来讲，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在市场上都有较强的竞争力，经营状况很好，上缴当地的税款也会随之增加，从而增加了所在地区的税收。

（四）增强了地区经济实力。近些年来,东莞市经济实力在全省21个地(副省)级市中排名第三,仅次于深圳和广州,ＧＤＰ增长率(1998年)居全省之首。东莞经济增长中,外资的贡献率达到62 5%,带来的ＧＤＰ增长率高达12 8%,在全省各市中占据首位。外商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东莞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和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占广东省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 6%增加到1998年的16 4%。目前，东莞是全国外贸出口总额最多的地级市，1996－2001年东莞市外贸出口总额849.18亿美元，连续六年居深圳、上海之后，在全国排名第三，在全国地级市中排名第一。

（五）带动了地区科技、管理水平的提高。一般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都有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水平，在技术、信息、管理上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引进了一些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给所在地区带来了新产业、新信息，提高了本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也带来了市场经济和竞争的意识、观念，在管理方式上同样起着示范带头作用，培养了一批先进的科学管理人才和生产技术力量。这样就易于促进所在地区的科技水平和科学管理水平的提高。东莞20000多家企业从全国各地吸收并培养了人数约30多万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熟悉中外企业先进管理运作模式的、高素质的中高层管理及工程技术人员。[!--empirenews.page--]

（六）带动地区市场开发能力。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可以充分地利用其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良好的金融信誉、集中的资本和物资，以及遍布世界是销售、信息网络不断开发新产品和新的服务项目，以此引发新的需求，借此不仅可以开发新的国内市场，还可以进占国际市场。东莞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电脑设备生产基地，全市有2800多家企业从事电脑资讯产业, 能配齐一台整机电脑95%以上的零配件。是世界电脑机箱的最大产区，清溪镇生产电脑机箱1500万台，占全球份额的30%，居世界各产区之首。是全国第一个镇级主办的国际性服装交易会，中国（虎门）国际服装交易会每届成交额均超10亿元，为虎门镇争得“中国服装名城”。还是全国最大的外资家具制作基地，大岭山镇外资企业家具出口总值达12亿美元，约占全国外资企业家具出口总值的五分之一。

（七）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广大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使得消费在范围和程度两方面都能拓展，使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其价值得以实现，人们的需求得以满足，没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任何新产品和新的服务项目的研究和开发都将失去动力。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一）产业结构容易造成不合理。投资结构不合理,产业倾向性严重。外资主要投向第二产业,而且主要分布在电子、服装、机械等行业，而一些急需利用外[1][2][3]下一页 资加快发展的领域,如创汇农业、城市基础建设、旅游、信息服务等产业和领域未取得重大突破。东莞三大产业结构比例：1978年第一产业占44%，第二产业占44%，第三产业占12%；2001年第一产业占5%，第二产业占56%，第三产业占39%。从这里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的比例加大，主要在电子、轻工产品行业投资较大。而在第一产业（农业）和城市基本建设等外商直接投资较少，容易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力具有明显的行业偏向性，由于受到技术、管理水平、营销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外资竞争力的行业偏向性较大，一般主要投资于电子和轻工业产品。与其资本投入专门化程度和劳动要素密集程度的线性关系并不十分明显,但是仍能从中反映出三者之间一定的偏向关系。也会给地区经济带来一些问题和负面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使地区的发展规划难以顺利实施。这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主要遵循市场规律的法则,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很少关注城市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时由于所在地区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而大多实施许多优惠的引资政策,使得政府很难再以计划的手段来调整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经营方向。当外资在该地区的某个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时,就会左右该行业的发展方向和经营方向,所在地区政府以前制定的发展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将会难以付诸实施。在东莞的一些工业行业中已出现了这种情况的先兆。由于外资企业同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具有超强的竞争优势,当外资大量进入该行业时,就很可能形成垄断,这对所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empirenews.page--]外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外商投资虽然使ＧＤＰ增加,但是其宏观效果和效益并不理想。在利用外资实践中,注重外商投资的货币资本功能,过分强调这种资本功能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而未能从总供给的生产角度,详细地分析、研究和判断外商投资对资本形成的作用与影响,对产业结构变化的作用与影响,以及这些作用与影响对经济发展中技术变革的综合效应及其长期性。就目前的利用外资来讲,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贡献虽是不可低估,但其负面效应也应值得重视。其主要问题是引资管理缺乏规范化。对每一个引资项目的审查工作不是很具体,求“资”心切,重视数量,忽视了项目的投资是否与当地行业的经济发展规范相适应的研究。

（二）所在地区中方配套资金不足,严重影响了外商投资经济迅速发展。普遍反映很多合作项目由于中方缺乏配套资金而搁浅;有的签约项目因为中方许诺的资金到不了位,不能正常开业和生产经营。在东莞有许多项目由于当地配套资金难以落实，致使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无法确定，影响了外商投资的迅速发展。

（三）盲目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容易造成相互间的竞争地区政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容易盲目审批项目，造成同样企业重复建设，过量开发类似产品，抢夺当地、中国、国外市场，造成相互间竞争异常激烈，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损失。从产品的销售来看,由于很多三资企业产品是外销的,外资过分地集中,一方面造成产品销售会过分地依赖于外方市场本身的容量;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同出资国厂商共同竞争海外市场的局面。

（四）对民族经济有一定的冲击。大部分外资企业是由外方控股,而且外方独资企业日渐增加,外方凭借其系统化管理和全方位服务,控制了国有企业和一大批协作配套企业。外商在直接投资时,选择的是基础好、信誉高的企业的厂牌、市场等,而为了能更多地利用外资,低估了这些企业的内在价值,致使国有企业资产隐性流失的现象时有出现。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三资企业引进的技术并非一流,管理手段也不先进,一些三资企业的管理出现了“国产化”、“乡镇企业化”的现象,这有悖于各地区利用外资的目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以追求最大利益为主要宗旨，在市场竞争中与民族企业展开竞争，争夺市场，他们雄厚的资金、高技术水平、独自的市场销售、信息网络，还享受有较为优惠的地区政策，在同民族经济竞争时，处于优势地位，产品价格竞争力优势又对中国相同或相似产品向海外其他市场出口时形成竞争压力。对民族经济造成一定的威胁和压力。

四、进一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端正利用外资的思想认识。利用外资首先是将国外的资金、技术、资产、设备等为我所用,以促进我国地方的企业发展。一个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如果一味地只想依靠自有资金发展,那么,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这样一种企业是永远发展不起来的,迟早要被淘汰。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刚刚建立,要想在激烈竞争、不断发展的现代国际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就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就要积极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利用别人的资金技术发展自己,缩小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而利用外资不失为一条快捷的途径。在思想意识上要克服那种把合资、外商独资看成是一种时髦或当成一种政绩的做法，要有长远的、端正的思想认识。[!--empirenews.page--]

（二）积极制定地区适当的优惠政策，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要研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地区经济政策，给予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适当的优惠条件，简化办事手续，当地政府积极为外商企业服务，帮助解决相应的问题，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的直接投资。扩大招商引资力度，尽快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三）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于创汇农业、基本建设和其他行业解决产业导向问题。就是要使吸收的外资能用在刀刃上,能够用在我们经济发展最需要的领域和部门。在国家、本地区最需要利用外资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能源、交通以及基础的原材料、农业、技术改造等,我们要积极鼓励外资进入;而一些过去我们已经重复引进了很多生产线、国内市场已经饱和的领域要严加限制;对于环境污染比较厉害的一些项目,或者是影响我们国家、本地区安全、影响人民身心健康的一些项目我们就必须严加禁止。所以,我们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产业导向目录实施好,在实施的过程中还要根据变化的情况不断修改,制定本地区的相关政策，使外商直接投资真正能够更多地发挥积极效应,真正达到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目的。

（四）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参与地区经济发展从长远利益出发,注意吸引外资的合理投向。目前东莞的外资流向不尽合理,今后,在利用外资方面应更多地将外资投向能源、基础设施及农业方面。东莞是广东的重要城市，它的基础设施近几年虽有了较大的改善,但由于长期的问题堆积,远远跟不上现代经济发展的步伐。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最近国家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关税免税待遇,对外资的进入有一定的影响,但这适应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要求,符合国际经济通行规则。总的来看,东莞的投资环境比改革开放初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还不够,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改善,特别是要朝着三资企业的国民待遇这个方向来发展。

（五）进一步开放竞争性产业，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开放竞争性产业，有区别、有重点地吸收外资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有步骤地推进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服务贸易开发的基本原则是：有步骤、有控制、积极稳妥；维护国家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旅游、会计和法律服务等一些服务贸易领域可以进一步扩大开放范围。

（六）保护民族工业,实行扶持大型国有企业的战略。在现实的特定的条件下,保护国家的经济独立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民族企业应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部门应由民族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而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只能居于辅助地位。二是具有较高资金利润率或较高积累率的上一页[1][2][3]下一页 部门,不能由外商垄断或支配,而应保护民族企业享有相当份额,以保证民族资本的积累和扩大。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企业在整体实力上要弱于跨国公司,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和企业自身很难与跨国公司展开有效的竞争,因此,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要实行扶持大型国有企业的战略,一方面鼓励它们联合,加速兼并,扩大规模,增强实力;另一方面在人财物上给予优惠,使其与跨国公司相抗衡。[!--empirenews.page--]制定正确的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将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起来,鼓励民族企业联手以企业集团形式参与竞争,抗衡外企的垄断。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欧盟在竞争政策上采用的双重政策,即对国际竞争比较激烈的产业(如远程通讯、新材料、电子、汽车、航空、计算机、化学和医药等)里的国内企业的兼并、联合放宽限制或鼓励联合,而对受外来竞争压力不大的传统产业则施以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因为这些行业或部门中多数已实现规模经济,企业间联合的积极性不大,且容易形成市场垄断和价格串谋行为。与其它政策相比,制定并运用竞争政策来对付外企垄断行为针对性更强,矫正市场扭曲的作用更大,因而更为有效。逐步实施市场一体化原则，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各个经济主体在一个公平、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竞争，这就要求我们地区政府积极实施市场一体化原则，逐步使外商直接投资行为更加成熟、更加合理，使民族企业逐渐摆脱不平等的待遇，在统一、公平、优良的环境中参与竞争，促进地区经济的健康、持续的发展。综上所述，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其实他们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如果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就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同样也会给外商直接投资创造很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应力求全面地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出相应的地区对策，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各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贡献。参考文献：

1、马 宇：《关于外商投资与发展民族经济的思考》(对外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 外国投资与民族经济》，1996年2 期；

2、傅江景：《外商投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劳工权益受损的经济分析》，《当代财经》，1994年11期；

3、刁品明：《经济欠发达地区兴办外商投资企业中不容忽视的问题》，《经济发展研究》，1998年2期；

4、鲍灵光：《朝鲜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优惠政策》，《涉外税务》，1996年2 期；

5、《葫芦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中国对外贸易》，199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