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腐败问题

权利腐败问题（共6篇）

篇1：权利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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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腐败问题

“权力腐败”背景：

所谓权力腐败，是指党或国家机构的一级组织，党或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构任命的其他人员，为满足私欲、谋取私利或局部利益而实施的严重违背党纪政纪，违犯国家法律、侵犯党和国家、人民利益，并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政治影响的蜕化变质行为。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我国“权力腐败”问题的现状：

我国当前权力腐败问题有以下的几种表现形式：

一、在行政管理中把权力当作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监守自盗，挪用挤占国家的专项资金;采购物品收受回扣，侵占公款;走私贩私，严重扰乱国家经济秩序;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商品房买卖置换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或以劣换优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汽车的;以赌博或变相赌博等形式收钱敛财的，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或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特别是违规发放与核销贷款;在政府投资项目中搞虚假招标投标;非法批地、低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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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土地或擅自变更规划获取利益;违规审批探矿权和采矿权、参与矿产开发;在企业重组改制中隐匿、私分、转移、贱卖国有资产;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严重违反津贴补贴有关规定的案件，在征地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安全生产、社保基金管理、环境污染、库区移民等方面严重侵害群众利益;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收受商业贿赂。有些领导干部违反组织人事纪律，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以个人好恶恩怨取人，利用手中职权安排提拔子女、亲友、亲信、同乡，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拿职位送人情，搞交易，拉关系，甚至变相卖官。

二、在行政管理中把权力当作为生活作风腐化的桥梁。少数公职人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依仗手中的权势和占据的领导岗位，在生活上迷恋灯红酒绿，腐化堕落，大搞以权谋色。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就是利用美色为诱饵，进行权色交易。这部分人把人民给予的权力当成自己捞取钱财、获取美色的桥梁。在工作交往上把权力变为吃喝玩乐、挥霍浪费的机会。部分权力在运行的过程中，紧紧与吃喝联系在一起，好象不吃不喝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致使动用公款吃喝玩乐之风越演越烈。有人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因而你用权请我，我用权请你，出现一宴接一宴，天天赴宴大吃大喝，甚至贷款吃喝，送礼、三陪都由公款支付。变相公款旅游、超标准超编制配备使用小汽车、违规集资建房和超标准多占住房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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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行政管理中把权力当作为获取名利的条件。在权力腐败中，部分权力已经介入意识形态领域，当权者把手中的权力变为捞取政治地位和资本的手段，以手中的权力和金钱为动力，弄名利地位，弄官衔待遇，弄先进劳模，弄文凭职称，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谎报成绩，大搞浮夸。

我国“权力****”问题的原因：

一、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利己主义不断蔓延。以商业贿赂为特征的权力****行为的主要根源是一种市场行为的利益导向。一方面，由于现行的行政大权落在一小部分管理人员手中，他们手中掌握着“生杀大权”;另一方面，买方与卖方之间的竞争，买方中一部分会在利益的驱动下，用获得所拥有的超额报酬中的一部分，以贿赂(红包或回扣)的方式来争夺。对超额报酬的估计与正常报酬的预期两者之间的差额越大，越存在行贿的经济基础。

二、在行政审批、执法监督、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和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不完善和行政权力运行不规范，以及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建立之中，许多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制订出来。不健全、不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身就是滋生****的土壤，而不健全、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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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 工作总结 调研报告 讲话稿 事迹材料 心得体会 策划方案 的监督制约机制更使得****有机可乘，有空可钻，****必然蔓延，为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土壤和条件。由于部分地区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等方面的许多改革措施还没有到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实现，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这就为少数人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二是对房地产开发的管理不规范，存在随意减免税费的弊端;三是在企业产权交易过程中，行政权力不当介入，产生严重****问题;四是财政管理体制不健全，资金监管不力。种种事实表明，“小金库”已经成为****现象滋生的重要经济源头。五是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存在缺陷，“一把手”搞****，带来的危害性更大。对“一把手”监督不到位，对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

三、部分领导干部在经济建设中，放松对道德修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的学习，腐朽思想恶性膨胀。从近年来查办的****案件可以发现，很多人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是他们走向腐化堕落的总根源。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屡屡做出违反政策的事情;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对党章、党规、党纪视而不见，滥用职权、专横跋扈;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不能正确对待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淡忘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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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于穿名牌、坐好车、住豪宅;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不懂得“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心存侥幸，肆无忌惮地去搞****;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生动摇，沉湎于封建迷信和低级趣味之中;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缺乏道德修养，才会不顾人格，干出追求感官刺激的种种丑恶行为。

四、对党政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认识不足、治理不够，执行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流于形式，是产生****案件的温床。****案件的发生，与长期以来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不正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正之风催生了****分子的****行为，而****分子的****行为又使得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使更多的干部身陷其中，不能自拔。虽然每年都有一批****分子被查处，但从量的角度，对****的查处率仍低于****的滋长率;从质的角度，惩治严厉不足，宽软有余，一些****分子仍存侥幸心理，弄虚作假，查住自认倒霉，查不住白捞好处。

五、干部人事制度缺乏公开、民主、竞争机制，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提供了机会，同时又成为派生其他****的源头。很多严重违法案件，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的问题。比如，一些案件之所以成为典型的群体性****案件，与一些人以人划线，搞“小圈子”有关，而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跑关系、进圈子，对上送钱送礼，都是为了一个“官”字，是一种买官卖官的行为。从案件查处的情况看，一些职务犯罪案件的****分子的买官卖官行为，已经超出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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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成为一种经济性的交易行为。

我国“权力****问题”的对策：

一、深化体制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政府系统的****行为，集中发生在行政审批、执法监督、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和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中，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不完善和行政权力运行不规范。要从根本上解决滥用行政权力问题，必须加快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反****要靠教育、要靠法制，还是搞法制靠得住。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遏制****要把制度建设作为重点，把廉政建设和反****的要求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坚持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从根本上消除滥用权力的问题。一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进一步减少和调整行政许可事项。现在，一些行政机关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行政审批权，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和权钱交易。今年，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对现有的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继续进行清理，下决心再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进一步规范审批程序、方式，明确各个审批环节的标准、条件、时限和相应的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做到分工合理、职责明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特别要针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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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发生****的重点环节和部位，完善监管制度。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公开，实行“阳光”审批，推行网上审批。加快建立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加强对行政审批权运行的监控，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的随意性和暗箱操作。二要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权力运行过程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内容，扩大公开的范围和层次，规范公开的内容和形式。各级行政机关要抓紧编制政务公开目录，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基本制度，市(地)级以下政府要完善政务公开工作机制，省级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加快推进政务公开。学校、医院和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环保、公交等公共事业部门也要全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修改后将公布施行。这是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的重要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做好实施的准备工作。要加强各级政府网站建设，通过推进政务公开，促进政府提高工作透明度和行政效能，方便群众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监督行政行为。三要健全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体制机制。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要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支持监察、审计部门依法独立履行监督职责。现在有些被查处的大案要案，社会上早有反映，群众也有不少议论，是不难了解清楚的，但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我们一定要在建立健全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有效纠正过错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做到防微杜渐。今年要在全国推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对象的行政问责制度，抓紧建立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科学评估政府工作人员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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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职责的情况。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内部的专门监督。监察部门要严肃查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失职渎职等行为。审计部门要重点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等公共基金的审计工作。

二、继续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商业贿赂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毒化社会风气。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继续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治理商业贿赂，务必取得明显成效。一要加大查办商业贿赂大案要案的力度，形成对****分子的强大威慑。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利用审批权、监管权、执法权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案件，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对权钱交易、商业贿赂比较严重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等领域的案件，要重点查办。对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级别高、涉案范围广的重大复杂案件，要加大督办力度。不论是什么人，不论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厉惩处。二要抓紧研究制定近期能够见到实效的法规制度。强化对经营者和从业者的引导、约束和监管，对有商业贿赂行为的企业和个人，要实行高额经济处罚，降低或撤销资质，吊销证照，依法处理。要加强社会诚信建设。通过这些措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要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及时向社会通报典型案件，回应人民群众的关注，支持新闻媒体对商业贿赂行为的监督和曝光，增强全社会反对和抵制商业贿赂的意识。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长期任务，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进一步抓好自查自纠工作，从严把关，不能为了赶进度而降低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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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三、坚决刹住违规建设楼堂馆所的不良风气。近些年，政府机关违规修建豪华办公楼和培训中心的问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十分突出，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有的机关办公楼占地面积过大，人均使用面积严重超标，建设装修豪华;有的打着培训干部的旗号，兴建的“培训中心”像星级宾馆一样豪华;有的贫困地区不惜贷款、举债，挪用扶贫款、救灾款等专项资金，违规修建高档楼堂馆所，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形成极大反差。违反规定建设高档楼堂馆所，追求和攀比办公场所豪华气派，是一种严重的铺张浪费行为，也是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这种做法挥霍浪费国家资财，加重人民群众负担，严重背离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助长追求奢侈享乐的不正之风，腐蚀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和进取意志，影响很坏，危害极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对这股奢靡之风，要狠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刹住。为此，今年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全面清理。要对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兴建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情况进行全面彻底地清查。对于违反规定拟建和在建的楼堂馆所，要坚决停建和缓建。已建的要根据有关规定和当地实际予以处置，直至没收、拍卖或改作它用，决不能再作为政府的公用场所。对一些地方和部门，违反规定建设楼堂馆所的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人员，要追究责任，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依纪严肃处理。要选择一些典型案例曝光。二是严格控制。对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规模、占地面积、装修及设备标准、精心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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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工程造价和资金来源要严格控制。现有办公楼已经达到标准的，一律不准改扩建或购买办公楼。对确需新建、改扩建和加固改造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要严格报批，严禁未经批准开工建设。今后，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不得批准新建培训中心项目，不得再安排政府预算内投资对现有培训中心进行扩建和改造。三是健全制度。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作出过严禁兴建楼堂馆所的决定，此后又多次作出有关规定。现在，要根据新情况和新特点，修订规范楼堂馆所建设的法规制度，完善项目建设审批程序和监管机制。严格公共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增加预算透明度。要把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接受群众监督。发展改革、财政、建设、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对有禁不止的，要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直接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并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对于审批把关不严造成不良后果的，要追究有关审批人员的责任。

四、进一步加强政风建设。政风建设是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从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全面阐述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问题，强调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全党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各级政府、各部门，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必须认真学习，全面贯彻落实。结合政府系统工作特点和当前实际，要特别强调厉行节约，规范职务消费，降低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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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办一切事情都要勤俭节约，量力而行，精打细算，讲求实效，反对大手大脚，奢侈浪费。一要严格控制公务消费。现在人民群众对职务消费过多和行政成本过高议论很多，意见很大。各级政府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严格规范政府机关公务接待，改革公务接待方式，探索公务接待社会化的途径。要严格控制会议、差旅、出国考察和公务用车等支出，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格管理和规范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职务消费。将政府机关各种公务消费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并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的广泛监督，对各种奢侈浪费行为要严肃查处。二要下大力气解决会风文风问题。会风文风反映政风，反映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反映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会议多、文件多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表现。文山会海不仅耗费干部大量精力，而且浪费政府大量资源，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控制会议规模，提高会议质量，减少文件数量，增强文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要全面清理和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节庆、达标评比和表彰活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显著降低行政成本，加快建设节约型政府。

五、继续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实质，是一些政府部门滥用权力或行政不作为的问题。“去民之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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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腹心之疾。”我们是人民的政府，要关心和解决群众的疾苦，各种权力都必须用来为人民谋福祉。各级政府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群众办实事。今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认真落实“两免一补”政策,确保农村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继续解决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严格规范学校办学和收费行为，对学校乱收费的，要严肃追究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二是继续整顿和规范食品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行为。切实规范医疗机构的诊疗和收费行为，规范新药审批和药品价格核定办法，认真治理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和商业贿赂。三是解决城市住房存在的突出问题。各地方、各城市都要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努力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深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强化房地产市场监管，依法打击房地产开发、交易、中介等环节的违规违法行为。四是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专项行动，严肃查处环境保护方面的违纪违法行为。五是坚决查处农村乱收费，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同时，要坚决纠正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水库移民、企业改制、安全生产、涉法诉讼中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继续查处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等问题。

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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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加强作风建设，坚持讲政治，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求真务实，坚持维护团结，坚持清正廉洁，确保换届风清气正，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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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权利腐败问题

——通过依法行政，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浅谈公务员行为规范的重要性

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公务员行为规范对公务员最基本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既强调引导公务员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严于律己，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又强调依靠法制等多种手段，监督规范的实施。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公务员的行为规范力度，查处了一系列贪污腐败案件，我们不禁想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腐败的产生？公务员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手中权力？在公务员这个大队伍里，怎样才能真正形成良好的风气，为人民服务的氛围？

近日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贪腐数亿元一审被判死刑。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间，许迈永利用担任萧山市副市长、杭州市西湖区代区长、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受让项目股权、承建工程、结算工程款、解决亲属就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5亿余元。此外，许迈永在任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期间，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万余元，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

本人认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我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权力过大、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约束。治理腐败首先应该从制度上规范权力的使用。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不是制约权力，而是制约具体行 使权力的个人。个人超越法律来行使权力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类：

第一，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不知法，不懂法而滥用权力。但通过目前我国已建立的公务人员选拔，培训，考核制度。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把严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大门。以及一大批受过相当程度学历教育的青年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后，不懂法的现象将逐渐减少。因而，就这个层面的原因而言，仍需制约，但并非问题的主要方面。

第二，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自身受某种私利的驱使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是一种较多的现象且不易控制。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作为国家官员本应只代表国家利益行使国家权力，为何会受其私利驱动而滥用手中的权力？这与集中于其身上的不同的法律身份有联系。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行政机关公务人员是兼具多种法律身份的人。而各种法律身份所代表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公务员实际上具有三重法律身份，即普通公民、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代表务。公务员的这第三种身份使他们实际上掌握并运用着行政权力。个人作为行政主体代表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而这种身份拥有的行政权力又可以服务于他的其他法律身份，可以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多种身份使之既能运用行政权力又能运用权力隐形服务于自己的私利。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同时兼具的不同身份各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各种法律身份所体现的利益往往会互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如果是个人或小集体所代表的利益战胜了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时，权力滥用于谋私就有其基础。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偏好。这就是促使这 些权力实际主体背离法律赋予其权力初衷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曾说过：“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公务人员作为普通公民有其利益，包括追求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作为公务员群体也有其群体利益，部门利益。如充足的经费，更好的办公设施，更多的福利待遇等。为达此目的往往发生争权越权的部门本位主义，为了得到更多的，更好的公务员群体工作待遇和相关福利争经费，滥收费，滥罚款的现象就易于发生。由于公务人员各种法律身份所对应的利益并不一至，这些差别的利益种类又集中于同一个主体——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法者——公务员，且无论个体的公务员还是群体的公务员都具有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就不难理解有时行政权力被他们违法使用的现象了。

为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正常运转，国家不能不把行政权力交给公务人员使用，而在社会资源相对短缺，国家公务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权力有可能被他们用于谋私。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以回归法律赋予公务人员行使权力的初衷？对此我们要在在成本和交易机会上形成制约公务员运用权力牟取私利的机制。如果公务员利用代表社会公益的身份为个人或部门群体牟取利益远小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或者能强有力的控制他们利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则能行成有效地制约。当然这只是从正面约束他们手中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方式之一。而这达不到制约的目的，原因是这解决不了贪欲的问题，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膨胀型的，一旦失控将难以满足。因此有针对性的制约重点是：其一，尽可能设置使他们不敢滥用权力的机制。其二，设置使他们不能（或无法）滥用权力的机制。

篇3：浅析权利碰撞问题

权利碰撞是指权利主体之间的正当合法的权利所发生的冲突。什么是正当合法的权利, 首先它是正当无疑的, 其次权利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1]法定权利之间的权利发生冲突, 是典型的权利冲突现象。可以理解为, 权利碰撞发生在于两个或多个合法权利主体之间。权利碰撞可能发生在私人与私人之间, 私人和团体之间, 团体与团体之间, 私人与国家之间, 团体和国家之间, 国家和国家之间。权利碰撞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权利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发生冲突的权利必须是合法的、正当的, 违法犯罪行为由于不是行为人行使其合法权利的行为, 所以不可能发生权利碰撞问题。二是发生冲突的权利主体为两个以上的多数。权利碰撞是发生在两个以上的权利主体之间, 如果国家参与民事活动, 也有可能成为权利碰撞的主体。

2 权利碰撞的本质

马克思曾经有句名言:“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2]从中可以看出权利与经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权利是不同利益和不同价值的体现和产物。

2.1权利与义务都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和途径。每一种权利都代表着某种具体的利益, 这种利益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 也可能包含二者, 利益是指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和可以享有的有益于自己的物质与精神的事物。所以, 权利主体可以从法律层面、道德层面看出主体可以享有、应该享有哪些权利。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时往往伴随着应尽的义务, 根据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只有履行一定的义务, 才能获得相应的权利。权利与义务都是实现其利益的手段和途径。和谐的社会是需要每个权利和义务主体一起构建的。

2.2权利主体追求的利益不同, 形成了利益的多样性。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时, 都有着某种目的性, 其希望通过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达到某种效果。每一种权利都代表着一种具体的利益, 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规定每一个权利主体都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追求和实现自己利益的权利, 但因为每个人所追求的利益不同, 所以其利益诉求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权利主体在追求利益的时候具有相似性和共同性, 形成了利益追求上的共性, 追求自己的利益与他人追求利益的这个过程是互相促进的, 从而在权利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帮助的合作关系, 但在某些的情况下, 一个权利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也会同其他权利主体的利益发生冲突和碰撞, 使权利主体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对立或紧张状态, 从而发生权利碰撞。

2.3权利碰撞的实质就是价值冲突。前面我们说到权利碰撞是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而这种利益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 也可能具有物质和精神的结合。那么精神方面的利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观的价值。价值的实质是价值观, 一种主观的认识。人们能够交往是因为在认识上具有统一性、同一性。当人们对待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件事时观点相似, 人们会和平相处。因为人类社会的存在是由多个个体组合而成, 并以个体方式而存在, 而这些个体在认识上呈现出不同性、差异性甚至是对立性。这种不同性、差异性、对立性在较小的情况下, 一般就不会产生和形成碰撞, 但当这种不同性、差异性、对立性达到了一定程度, 将会导致碰撞的产生和形成。所以, 在很多现实生活中除了利益因素外, 权利主体对问题的认识不同也是引起碰撞的原因之一, 而这正是价值观不同的具体体现。

3 权利碰撞的原因

3.1权利的因素。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入, 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开始觉醒增强, 人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 权利主体对权利的要求也日益多元化, 所以就要求有新的法律来确认权利主体的权利和社会结构的分层。[3]社会整体不断发展的同时, 现有的法律在关于权利界限方面开始出现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权利主体对权利探索的想法使得主体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方向开始模糊甚至开始“创造”权利的现象, 所以权利界限的扩展和新权利种类的出现, 使得权利体系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 导致人们在行使权利时难免就会发生碰撞。

3.2经济的因素。“中国正处在发展中、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原有的、尚未彻底转轨的计划经济的矛盾和冲突。”[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不断转轨。权利碰撞的前提是人们权利得到认可, 市场经济的实行后, 人们开始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社会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差异性、竞争性等等, 为权利的发展以及相伴随的权利碰撞创造了社会经济条件, 虽然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还不够完善, 计划经济隐退了, 但还未完全转轨。”[5]这对于权利碰撞的发生具有重要影响。

3.3道德的因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滋生出拜金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 人的自私性膨胀, 道德意识的缺乏, 使人的行为缺乏理性基础。过于追求物质利益, 为追求各自的利益不择手段、不讲诚信、不顾及他人的合法权利, 总认为只要不违反法律可以实施任何行为, 而忽视道德的要求, 从而产生权利碰撞问题。

3.4法律的因素。现在我国的法治正处在不断的发展中, 法治不够完善、不够完备, 法治的发展和不断健全为权利主体的权利保护创造了条件, 但同时也为权利碰撞创造了条件。宪法和法律规定了权利主体的权利, 主体享有众多的权利, 在权利行使时法律都会保护和尊重其合法权益。我国的法治同社会发展一样, 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权利体系在不断的发展和丰富, 许多的权利也在不断的合法化, 但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法治国家, 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受到限制, 立法存在不完善、不完备之处。[6]这是造成权利碰撞的重要原因。

4 权利碰撞的解决途径

4.1立法途径。因立法缺陷造成的权利碰撞, 可以通过立法, 不断健全法治来完善和解决权利冲突。首先, 在立法之前要考虑权利之间的冲突, 在立法机构理性认识范围之内, 可以通过审慎思考、谨慎立法避免因立法不周而引起的权利碰撞。在规划、计划立法的制订过程中, 从社会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建立讨论机制, 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同时对这些项目的科学性、可行性进行认真研究, 从涉及经济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社会保障等方面筛选, 为以后的立法工作提供依据。这对于人们权利的保障和缓解权利碰撞非常重要。其次, 积极探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新途径和新机制, 如丰富听取意见, 发挥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重视运用新闻媒体广泛征求意见。一是严格执行立法听证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是指立法机关为了收集或获得最新立法资料, 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当事人、与议案有关的利害关系人或有关代表陈述意见, 为立法提供依据和参考的一种立法制度。[7]立法听证在体现民意、协调社会利益、信息的收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协调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和决策。二是开展全民立法讨论。全民立法讨论是将有关会产生权利碰撞的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布, 让全民开展有关讨论, 广泛收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立法机构在收集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和完善, 再提交讨论通过。同时开展网络参与立法讨论, 使立法建议表达呈现多样化。虽然全民讨论的立法效率略低, 但为人们解决权利碰撞提供了渠道。三是专家咨询和论证。立法过程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十分重要, 可以请法学专家提出法律咨询意见或者法学专家论证结论。法学专家的咨询意见和建议、论证结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立法质量, 有利于科学立法, 避免或者减少权利碰撞。

4.2审查机制的完善。审查制度是指官方较权威机构对有关事项检查筛选, 以达到其所预期的目的。解决权利碰撞可以通过以下三个制度来避免或减少权利碰撞。

4.2.1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备案审查制度是指依照法定程序报送有关机关备案,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 有关机关应当予以登记的法律性要求。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中有备案制度, 但备案制度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要把事后审查变为事前审查。备案审查作为一般规范性法律文件生效的要件, 制定主体只有把法律性文件报送备案并通过审查后, 才可公布并发生法律效力。同时, 该制度也应该明确备案审查的期限, 提交的材料等, 使该制度操作性更强, 使备案的作用真正发挥作用。[8]避免或减少权利碰撞。

4.2.2完善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是特定的国家机关根据特定的程序或者方式, 针对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的制度。违宪审查包括违宪认定和制裁两个环节, 它以违宪认定为基本出发点, 以违宪制裁为最终归属。违宪审查制度是为解决法律、法规、规章同宪法的冲突。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违宪审查制度, 但是审查模式又各有不同, 就我国而言, 如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 设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 独立行使违宪审查权, 并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审查程序, 就可以避免或减少权利主体之间的权利碰撞。

4.2.3法律、法规、规章清理制度。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法律立、改、废较为频繁, 故要及时对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清理。而我国《立法法》中并没有该项制度, 故应该建立该项制度。一是采取在新法律、法规、规章中明文规定旧法律、法规、规章废止。二是把废止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目录清理出来公布, 以便权利主体避免权利碰撞, 但这种制度建立后往往落后于现实的需要, 不可能彻底地解决权利碰撞, 所以还要建立事后补救制度。[9]

4.3司法途径。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权利碰撞问题是一种事后救济措施, 不管是立法主体还是权利主体, 他们的理性认识总是有限的, 即使在认识范围内作出的权利规定也会有漏洞和碰撞, 这种情况下只能在事后来弥补, 而司法途径就是一种较好的方式, 司法途径解决权利主体的权利碰撞具有灵活动态的特点, 能够及时有效地补救、平衡或缓解权利碰撞。[10]一是加强法院调解的作用。在诉讼过程中, 可以通过法院的调节来帮助诉讼人解决问题, 这对于诉讼人和法院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解决权利碰撞的时候, 调解制度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二是法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就是法官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地运用法律来解决具体权利碰撞问题。由于法律具有一定弹性, 赋予法官创造性的适用法律, 行使自由裁量权, 这对权利碰撞问题的解决有着巨大的作用。[11]三是加强司法解释。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人们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制定的法律再完备也会有不足之处, 为弥补制定法的不足, 补充制定法的漏洞, 司法解释十分必要。丰富司法解释的内容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司法解释体系。司法解释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有了司法解释, 才使得各级人民法院依法解决权利碰撞才更有根据。

4.3.1强化社会公德建设。梁启超的《新民论》:“我国民所最缺者, 公德其一端也。功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 国家之所以为国, 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 善群之动物也。人而不群, 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 而遂能有功者也, 必有一物贯注而联络之, 然后群之实乃举, 若此者谓之公德。”[12]《新民论》中对公德进行了论述, 社会公德是生活与社会中的权利主体为了其利益而约定俗成的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行为规范。

4.3.2权利碰撞中的公德反思。权利主体日常生活中权利碰撞频频出现, 主体越发关注其权利就也容易产生权利碰撞, 但主体是否可以从公德的角度来思考权利碰撞问题。梁启超说, “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 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知有公德, 而新道德出焉矣, 而新民出焉矣”。”[13]主张维护自己的权利没有错, 但一心只想着自己的权利, 而不顾及他人的权利, 而不管它与公德的主张是否相符, 这是所不提倡的。在生活中, 做到“相善其群”十分必要, 不然冲突碰撞将频频发生, 反之, 如果都有公德心, 那么权利避让就会成为人们一种自觉的行为。

4.3.3德治与法治。孔子曰:“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14]孔子认为用道德来引导, 用礼教来整治, 人们就会有自觉的廉耻之心, 并且心悦诚服。同样在现代社会中, 权利主体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时, 除不得超出法律规定的权利范围之外, 还应该做一个有公德的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治国理政经验的科学总结, 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要准确把握这一基本原则, 深刻认识法治和德治的内在联系, 始终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 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 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 着力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15]权利碰撞的发生除了道德原因以外, 还有人们的法制意识薄弱的原因,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增强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通过法律广泛宣传, 推动其蕴含的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不断深入人心, 对于权利碰撞的解决做到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5 结束语

总之,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当中, 权利碰撞已经成为其发展道路上值得重视的一大问题。要想解决好这个问题应发挥好法律、法规的约束性作用, 同时强化道德理念的规范作用, 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这样对于权利碰撞的解决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同时重视用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 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大力培养既有法治信仰又有高尚道德情操、既接受他律又能够自律的新人, 这才能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 权利碰撞现象才能逐渐减少或者避免。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同时也更加关注自身的利益, 随之而来的是权利碰撞问题的高频出现。本文从权利碰撞的概念及其特征出发, 深入分析造成权利碰撞的原因, 主要有经济发展因素、法治因素和权利意识等因素, 进而提出解决权利碰撞的有效途径, 主要包括立法、司法和强化社会公德建设三种途径。

关键词：权利碰撞,原因,解决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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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梁启超:新民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

[14]孔子:论语[M].时代华文书局, 2014年1月, 第18页.

篇4：防范权利腐败的四种有效途径

一、以德倡廉，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

当前，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严重。深究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道德行为的主体摆脱了自己应遵守的各种道德规范约束的现象。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各级党组织应把政治理论学习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不断加强政治伦理建设，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就是要以德倡廉，强化政治行为主体的道德内约，使政治行为主体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在加强政治伦理建设时，我们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具体来说，就是要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继承我们民族、我们党的公正、廉洁、自律等观念，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等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从而淡化权欲，诚心为民，廉洁公正，克己奉公，举贤任能，为戒徇私，开拓创新，善于进取。加强政治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企业工作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引导公职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塑造一批廉政、勤政的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通过树立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来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二、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不愿”，就是分配公平，公职人员有一份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因此谁也不愿意为贪小便宜而失去较为丰厚的工作报酬和生活保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企业管理人员的劳动给以较高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分配公正原则的。企业管理人员较高的社会角色地位与较高的薪金收入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在这一阶层中形成“社会公正”的判断，只有当他们有了“社会公正”的判断后，才有可能对自己承担角色的道德、义务、责任和规范产生认同，而认同是他们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的前提，否则，他们会把越轨行为作为对“社会不公”进行补偿的手段。薪金越低，与其社会角色地位越不相符，寻求“补偿”的动机就越强烈。

所以，在一个存在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适当的高薪是养廉的方法之一。但高薪只有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才能对企业工作人员的廉洁行为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因为，高薪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实际上是加大了国家公职人员的成本和风险。在生活风险日益增加的當今社会，国家一方面给在职人员较稳定、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其行为和财产收入，一旦发现有越轨行为，不仅会失去得到的一切，而且还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三、以监督保廉，建立“不能腐败”的权力运行机制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已经成为被全社会普遍认识和承认的共识，也是我党不断认识腐败、防止腐败、打击腐败的基本依据。翻开一个个党员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例剖析材料，几乎每一个案例在总结教训时都把“监督不力”作为一个主要原因，这也说明了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确实有很大的难度。那么，对领导干部监督的难点到底在哪里？其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个影响《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深入贯彻落实的瓶颈，使党内监督真正落到实处，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监督是指享有监督权的主体依法对社会生活的管理者以及社会管理运行进行监督检查、惩戒和制约的行为，其本质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它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是防范权力腐败的根本性措施之一。分解权力、限制权力、监督权力，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思路。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从而致使某些党员干部视党纪为“摆设”，视政令为“白条”，把中央的三令五申当成耳边风，你禁你的，他干他的。

近几年来，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虽然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一个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措施。例如，有的监督部门互相摩擦、互相制肘，使监督作用互相抵消，降低了监督的整体功能；有时对同一社会行为实行多头监督、重复监督，浪费了人力物力，影响了监督的效率；留有大量的监督“真空”，使社会运行过程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现有的一些准则、规定、制度在数量上不算少，但对权力腐败的约束力很小，远未达到法律上应达到的强制性程度。此外，监督机构分散，缺乏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整体配合差，领导关系与监督关系合二为一，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力和整体监督效能。上述种种原因，造成制约权力的机制较“软”、较“虚”，致使一部分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有的甚至处于失监的状态，从而导致个人或集体违纪案件不断发生。

篇5：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

朱 磊

腐败现象伴随着政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一直困扰着政治社会的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杜绝腐败。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腐败已经跨越了国界，成为全球性的一大治理难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发展。人类为了反腐败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依然任重而道远，特别是处在经济转型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的国家，腐败的危害尤为突出，治理难度也相对较大，因此，研究腐败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俄罗斯腐败问题的重要性

俄罗斯腐败问题由来已久，自从苏联时期就大量存在，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以后，这个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自苏联解体、俄罗斯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以来，腐败问题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严重影响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一大“毒瘤”。腐败无处不在，给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公民对国家政权机关已经失去信心。腐败和其他犯罪有紧密的关系，相互作用，使俄罗斯的腐败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可以说，腐败的蔓延正严重威胁着俄罗斯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也给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带来剧烈震荡。因此，如何科学而全面地认识俄罗斯腐败现象，如何寻找更加有效的防范与打击腐败犯罪的对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1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俄罗斯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均加强了对腐败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反腐败实践探索，采取了一系列反腐败措施，但目前俄罗斯的反腐斗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因此，以俄罗斯腐败犯罪为研究对象，从腐败问题的历史渊源、犯罪成因、犯罪特点、危害性及发展趋势等切入点着手，梳理俄罗斯腐败犯罪的大致脉络，将重点放在俄罗斯政府如何治理腐败犯罪这个问题上，这对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社会上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现象。目前，腐败遍布各行各业，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到教育、卫生、体育、学术领域，腐败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大案要案频发、大批省部级高官相继涉案等现象时刻提醒我们，反腐败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对俄罗斯腐败及反腐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总结其经验教训，从而为我国如何应对腐败提供参考，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腐败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以介绍西方理论性研究成果和反腐败经验为主到剖析中国特殊的腐败问题本土化研究为主的转变，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地得到提高和扩展。1990年王沪宁与竺乾威联合编译的《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是我国第一部将国 2 外关于腐败的各种理论流派、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介绍到国内的书籍，极大地启迪了国人的思维；王沪宁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一书，是国内第一部具有学术性的反腐败专著。笔者于2011年8月25日在中国知网（CNKI）以“腐败”为题名进行检索得到的结果是，有以此为题的相关记录共34097条，这表明我国学者对腐败问题的研究给予了大量的关注。

而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笔者继续以“俄罗斯腐败”为题名进行检索时，与之相关的记录仅有33条，且其中有32条全部发表于2000年以后，研究的大多是普京执政以后的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涉及叶利钦执政时期的文章仅有一篇《俄罗斯宣布：向腐败开战》，且这根本算不上是一篇学术论文。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俄罗斯2000年以前的腐败问题研究几乎还处于一片空白、无任何学术成果的阶段。2000年以后发表的与俄罗斯腐败问题相关的学术论文、文章中，很多内容雷同、论点相似，大部分都以陈述事实为主，缺乏全面深入的系统分析。专著方面，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著述。笔者仅知道2006年问世的一部社会史专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中，黄立茀研究员对苏联官僚主义与干部腐败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研究。截止到2011年8月25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上尚未找到一篇以俄罗斯腐败问题为研究内容的博士、硕士论文，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查到吕静的一篇硕士论文涉及2000—2008年的俄罗斯腐败问题研究。这表明，我国学术界对俄罗 3 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深度、广度上都远不能与同期的欧美国家及俄罗斯学术界相比，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和现象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澄清，如此重要的课题亟待国内学者的重视。

综观上述材料，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

1.俄罗斯腐败问题的现状和原因。戴隆斌在《俄罗斯腐败的特点及其原因》一书中概述了普京执政后俄罗斯的腐败状况，并指出了俄腐败具有如下特点：（1）腐败范围广，层次深，几乎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2）腐败程度深，总体呈现长期严重腐败并且有越来越严重的势头；（3）腐败手段多种多样，且不断翻新，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4）腐败数额的多寡与城市大小、经济发展程度呈明显的正向关系；（5）呈现公开化的特点，往往与社会上的黑恶势力相勾结。作者将俄腐败的原因归结为：（1）转轨期间的过渡性质；（2）政府反腐不力，反腐制度建设不完善：（3）腐败的惯性作用和个人利益的驱动。

戴隆斌在另一篇论文《俄罗斯的腐败及其后果评析》中指出，苏联解体后，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处处都能感觉到俄腐败现象的存在。俄腐败的主要类型有贪污型、互惠型、勒索型。俄腐败问题给国家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政府公信度降低，老百姓对政府官员不信任；国有财产大量流失；恶化投资环境，使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并产生大量资金外流，严重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发 4 展；败坏了俄当前的社会风气，社会犯罪猖獗，严重影响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徐向梅在其编译的一篇文章《最大的犯罪——腐败威胁着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中提到，俄每年至少要揭露出2000起官员收受贿赂事件，但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石油与酿酒行业中的腐败、金融与外汇领域的腐败、司法部门与军队中的腐败等都非常严重，而且俄反腐败斗争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很多，困难重重。

2.俄罗斯政府采取的反腐败措施。杨斌在《普京对私有化腐败的打击与俄罗斯经济复苏》一文中指出，普京执政后进行经济政策调整，特别是惩治私有化过程中的严重腐败，采取措施打击金融寡头的违法掠夺，促使俄罗斯长期萧条后出现了经济复苏。从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俄罗斯新型权贵寡头崛起的过程可看到，前苏联党政官僚和企业经理的蜕变，还有西方产权理论和改革药方的误导，是私有化中滋生严重腐败的重要原因，普京惩治腐败未能解决深层次矛盾，未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走向充满变数。庞大鹏和金哲在《俄罗斯的“反腐败国家计划”》一文中认为，当前俄罗斯反腐败的基本特点是普京执政团队将反腐败定位为一项国家计划，这表明反腐败的政治意义不仅仅在于是否可以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更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能顺利进行。反腐败问题既然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中的系统性政治难题，因而也就涉及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金融危机对俄罗斯反腐败现状具有直接影响，俄罗斯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反腐败问 5 题高度关联。

胡仁霞在《俄罗斯新一届政府反腐败措施及其预期成效》一文中提到，梅德韦杰夫政府2008年5月上任后，大力推行反腐败措施，相继出台了《俄罗斯联邦反腐败计划》和《国家反腐败法》，新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构建了反腐败的法律基础和预防机制，赢得了俄罗斯舆论界的广泛称赞。俄罗斯政府采取的反腐败措施包括：（1）建立完善反腐败法律法规，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行为；（2）严格规范政府各部门权限，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3）强化国家和社会对腐败行为的监督；（4）政府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确保腐败官员难以逃脱惩罚。

3.从法学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腐败及反腐败立法。李景华将《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翻译后发表，同时在《＜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凸显预防腐败思想》一文中提到，该法律突出强调腐败预防，将腐败预防优先作为反腐战略。俄罗斯的《反腐败法》之所以规定了优先适用预防的反腐败措施，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只有消除腐败根源，消除腐败产生的条件，才能减少和控制腐败，俄罗斯的反腐实践已经证明，打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预防才是根本；二是腐败在俄罗斯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之一，反腐败是对国家安全的防卫，因此，要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事后的打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做好事先预防；三是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与国际反腐败标准接轨。崔浩旭在《俄罗斯司法腐败透视》一文中分析了俄罗斯司法腐败的现状及危害，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是司法腐败的传统、法治环境的不 6 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俄罗斯治理司法腐败的措施包括：（1）完善相关法律，加强制度约束；（2）重新分配资源，增加司法投入；（3）实施信息公开，加强公众监督；（4）促进司法独立，实施司法问责。

综上所述，国内学界对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呈现以下四个特点：（1）研究人员集中在国际政治和法学领域，历史学界尚未有人系统地研究此问题；（2）目前研究腐败问题所涉及的时期几乎全部集中在2000年以后普京执政时期和2008年以后的梅德韦杰夫执政时期，几乎没有涉及苏联时期和1991—2000年叶利钦时期的腐败问题研究，具有完整历史连贯性的研究更是罕见；（3）即使对2000年以后的腐败问题研究，也仅仅局限于对总体状况、原因措施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时期、研究领域都过于单一和集中；（4）由于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起步较晚，而且研究的规模和投入的力量都不是很大，导致成果分散且数量不多（平均每年仅有几篇论文发表），2011年到目前为止仅有3篇相关文章发表：陆南泉在《同舟共进》上发表的《俄罗斯缘何难以遏制腐败》及在《俄罗斯学刊》上发表的《关于俄罗斯腐败问题的评析》，敬菁华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的《政治文化与腐败现象之间的关系——以当今俄罗斯为例》。成果偏少使得国内研究跟不上俄罗斯腐败犯罪的发展趋势，出现一些研究上的薄弱地带和理论空白点。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加强对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力度，争取在深度、广度上均取得一些成果和突破。

三、国外研究现状

尽管苏联时期就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但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此类问题可以说是学者研究的禁区，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相关成果并不多见，仅是1980年代中期，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对一些严重的腐败大案有些许报道，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贪污案，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渔业案件”、“索契案件”、“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等。另外，这一时期有很多抨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腐败问题的著述，如别利松的《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机构的腐败与滥用职权》。该作者认为，腐败是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有关苏联腐败问题的成果有利哈诺夫的《帮派的构造》，文中讲述了国内主要商业机构中的腐败事件；雅基缅科在《如何加强反受贿斗争？》一文中阐明了受贿的危害性并提出了治理受贿犯罪的一些建议；格里沙耶夫和兹德拉沃梅斯洛夫在《受贿：概念、原因、分类：教学参考书》中分析了受贿的定义、危害性、原因及预防方式；克维齐尼亚的《职务犯罪：刑事法律和犯罪学角度》讲述了苏联如何从立法的角度同职务犯罪行为作斗争；雅科夫列夫的《社会生产领域的犯罪》分析了滥用职权盗窃国有资产的行为；加尔佩林的《有组织犯罪、腐败与刑法》一文中提到了与有组织犯罪、腐败作斗争的刑法完善问题；沃尔任金的《腐败与刑法》提到了苏联刑法中腐败的界定及其表现形式。

总之，苏联时期对腐败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将其作 8 为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交锋的工具，大力抨击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腐败问题，从而掩盖国内严重的腐败现象；二是苏联法学界对腐败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致使苏联没有出台相关的反腐败法律，对腐败行为的遏制缺少法律基础。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随着近年来腐败问题的进一步恶化，腐败也成为举国上下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腐败问题成为很多科学著作、出版物、研讨会研究的课题，这不只是因为腐败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更主要是因为腐败在俄罗斯国内已经引起严重的恐慌。如今，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腐败除了呈现一般共性外，还有俄罗斯自己的特点。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俄罗斯要解决目前的腐败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俄罗斯迫切需要强硬、连续、逻辑性强的反腐败政策。

一些俄罗斯学者对本国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基尔皮奇尼科夫的《俄罗斯腐败》，介绍了俄罗斯腐败的历史、俄罗斯不同领域的腐败状况以及如何进行反腐败等问题；索科洛夫—米特里奇的《人民的敌人：从官员到寡头》，用大量的事实材料揭露了俄罗斯官僚阶层的阴暗面；波波夫的《反对俄罗斯国内外的有组织犯罪、腐败、恐怖主义》，阐述了有组织犯罪、腐败和恐怖主义在俄罗斯及国外的发生、发展状况以及治理情况；波格丹诺夫和加里宁合著的《俄罗斯的腐败》，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角度介绍了俄罗斯腐败产生的根源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介绍了近十年来发生在政治、经济、法律和道德领域的 9 腐败问题，作者在对俄罗斯各界学者提出的反腐败策略的统计分析和世界各国的反腐败经验的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遏制腐败的具体建议；此外，俄罗斯民主信息学地区基金会2004年出版的《反腐败政策》也从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俄罗斯腐败蔓延的根源，并提出了具体的反腐败对策，该书已经成为俄罗斯相关专业大学生的必读书目。另外，道尔戈娃的一系列成果《犯罪、其组织性与犯罪社会》、《俄罗斯的犯罪状况》、《俄罗斯犯罪：统计与现实》、《护法机关人员的犯罪》、《犯罪学：法学教材》、《作为犯罪问题的权力》、《腐败的确定及反腐败立法》、《腐败与反腐败》、《犯罪与权力—会议论文》、《俄罗斯的腐败犯罪问题》等，其中都有关于俄罗斯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相关专题研究。

纵观俄罗斯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表象研究阶段，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全国各地发生的腐败事件本身，注重对事件过程的记述并对某一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第二阶段为理论探讨阶段，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侧面对腐败的本质、危害以及反腐败对策等进行探讨，其成果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但这些研究比较零散，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

第三阶段为理论提升阶段，研究者们开始对腐败的基本原理进行比较系统、科学的研究和阐述，甚至提出了“反腐败学”或“腐败学”的建议并对此做了开创性的尝试。该阶段的研究比较薄弱，尚处起步阶 10 段。

四、俄罗斯腐败问题的研究建议

今天，腐败成了各种政治制度的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可以说，腐败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之“癌”，一场全球性的反腐败斗争正在展开。要反对腐败就必须了解腐败的实质及其变化发展规律。而研究俄罗斯的腐败问题为我国应对类似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因为俄罗斯经历了当今世界两种主要的社会制度，即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解体后至今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俄腐败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较完整地了解腐败问题，从而有助于我国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开展。因此，如何深入研究两种制度下俄罗斯的腐败问题，以及如何准确找出苏联时期腐败和现代俄罗斯腐败问题之间的异同和关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此，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角度来综合分析腐败的缘起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而寻找遏制腐败蔓延的有效方法。

1.对研究对象做科学的界定，即对“腐败”这一概念给予准确的理解，这是研究腐败问题的前提。目前，国内外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需要对“腐败”这一概念做了很多界定，有的学者将其分为政治价值意义上的腐败和行政规范意义上的腐败，还有的学者采用市场供求关系的模式，将腐败看作一个市场，还有的人将腐败定义为追求利益而违反或偏离公职范围的行为。笔者认为，每种观点虽能成一家之言，但界定的内容都过于个性化或界定的外延过于宽泛，因此在研究腐败问题 11 前，对“腐败”这个概念做出全面、合理的科学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2.建议在研究俄罗斯腐败问题中，一定要强调该问题研究的历史连贯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俄罗斯各个时期腐败问题的种种表现，从俄罗斯对腐败问题的界定、种类划分入手，着重分析俄研究腐败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俄境内腐败的本质、根源，综合分析俄国内的反腐败形势，系统梳理俄罗斯的反腐败立法、反腐败战略、反腐败机制和反腐败主体（包括各强力部门、护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各种规模的反腐败行动中的组织和实施。

3.建议利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犯罪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力争在此基础上从多方面、多角度阐述俄罗斯腐败的基本理论问题，犯罪概况、特点、危害和原因及采取的反腐败措施。透过俄现有的研究成果，尽力对错综复杂的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实践作出自己的分析，并立足于我国反腐败的需要，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例如有的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矛盾和紊乱，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不能普遍形成对权力有效制约的机制，因此就会大量滋生蔓延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还有的学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道德环境和社会风气对滋生腐败的影响极大。有的民族对腐败持一种默许的态度，并在生活中屈服于腐败行为，而有的国家则视腐败为国之大殇，从儿童时期就培养公民们的反腐败习惯，在这 12 一点上，非洲国家和北欧国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研究方法，并把它们运用到研究俄罗斯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中去。

4.力争在选题、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有所创新。选题上，突破以往仅限于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内容研究，尽量全面建构一脉相承的苏联解体前后各时期腐败与反腐败问题发展史；研究方法上避免以往国内翻译介绍性居多的情况，要利用大量的俄文文献和俄专家的研究成果，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既有宏观概述、又有微观个案分析，得出有价值、有新意的结论。

篇6：权利腐败问题

【摘要】腐败是一种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公共权力产生而产生的复杂社会历史现象，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现象。早在19世纪，英国的阿克顿勋爵就说过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而且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焦点，各国都普遍存在这一问题。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成果，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大幅度增强。但是繁荣的背后隐伏着巨大的危机：即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在目前大规模反腐败、查办大案要案的打击下，腐败之势其锐未销，据检察机关统计数据，各级政府的腐败的确是从人数、金额、程度等方面都在扩大，总的来讲反腐工作事倍功半。本文主要从国外的反腐败成功经验，我国官员的腐败现状、腐败原因，以及如何开展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工作方面做一些探讨。

【关键词】反腐败 清廉 国外 现状 原因 中国特色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对腐败问题研究得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每年都会发布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2003年至2010年，中国在排行榜上的得分始终在3.5分（腐败比较严重）左右徘徊，根本没有任何一年可以称得上是“长足进步”。

七年来我们的清廉得分在低位小幅高低徘徊，排名从66位下跌为78位，累计下跌达12位。虽然一些人对此排名存在异议，但长期 以来的低位排名也是问题。政治文明、政治清廉是世界大势所趋，再不奋起直追我们就要被远远抛离。如此反腐形势，又如何能令人乐观？

一、国外的反腐败成功经验

世界各国在加强司法和行政部门反腐职能的同时，借助媒体监督、民众举报、签订反腐公约等多种方式，加大反腐斗争力度，惩处高层腐败。如一些国家的新闻媒体对官员腐败丑闻的追踪、揭露起到了廉政监督的积极作用，各国反腐的力度加大使得越来越多的高官纷纷落马。如以色列总理沙龙因涉嫌腐败被起诉；涉嫌腐败导致韩总统卢武铉被弹劾。

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以9.3分并列第一，被评为本“世界最清廉国家”，中国香港 以8.4分排名第13名。位于亚洲的新加坡和香港与中国大陆文化最相近，我们主要研究下这两个地区的反腐败情况。

新加坡在殖民时期特别是“二战”后到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前，腐败曾是该国人民习以为常的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决心清除腐败现象，为此，他们主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寓廉政要求于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建立和逐步完善现代公务员制度，并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以减少腐败动机；厉行法治，依法行政，建立起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尽量减少腐败的机会；建立精干的、高效能的反腐败机构，严厉调查和惩处公务员中的腐败分子，增加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这些方面的措施相互配合，共 同发挥作用，从而做到了使公职人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新加坡如今被公认为亚洲的“清廉先生”，该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我国香港地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有组织的腐败(主要集中在警察系统中)也变得十分猖獗。腐败的恶性发展在70年代初终于引起公众的大规模抗议，从而迫使港英当局下决心粉碎有组织的腐败问题。1974年，港英当局成立了直属于总督的廉政公署，并从整肃警队中的有组织腐败犯罪开始重拳打击腐败分子，香港廉政公署采取了“三管齐下”的反腐败策略：一是赋予反腐败机构很大的独立调查权，高效率地调查和起诉腐败分子；二是成立防止贪污处，致力于消除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中存在的可能导致腐败的漏洞；三是加强对公众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贪污的祸害并争取他们对反腐败工作的积极支持。经过20年不懈的努力，香港的廉洁程度从90年代至今一直保持比较良好的记录，我国香港地区所创造的教育、惩治、预防“三管齐下”反腐败的策略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

二、我国官员的腐败现状

中国官员的腐败现象究竟到了什么地步？造成了多大的危害？无法全面的回答，只能作一个轮廓性的描绘。2010年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含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同比增加2％，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82人，追缴赃款赃物计74亿元。贪污、挪用、逃资海外、公款消费……，光是吞噬国有资 产的方式就不可胜数，例如近期发生的 江西贫困县财政局官员套取约近亿元资金携老婆潜逃案件，震惊全国。从无形的损失来看，其社会危害性特别大，它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是我国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诱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由于政治制度、社会机制与经济发展的不相匹配，使得社会矛盾丛生，社会不和谐因素不断出现，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呈现易发多发的态势，主要表现为腐败大案要案数量增加,串案、窝案增多，腐败的群体由低层向高层发展，腐败用人和司法问题突出，徇私渎职严重，腐败动机恶性转化、花样翻新，腐败网络紧密坚固、发案部位呈网状延伸，腐败蔓延呈国际化趋势等。

三、腐败问题原因探讨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民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而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并没有相应的配套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等与之配套，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使得诸多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呈易发多发态势。

（一）制度不完善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这样就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制度建设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初级阶段，在传统的政体中，人治的色彩很浓，家长制的作风占主 导地位。其次是新中国成立不到60年，前30年在加强制度建设方面还走了一些弯路，我国真正进入民主法制建设的时期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在这样的传统背景下和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要想把制度设计得很科学、制定得很完善，的确很有难度。

从现实情况看，很多腐败现象从表面看来是人的素质问题，但从深层次上看却还是制度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有的制度不配套，偏重制定要求式的实体制度，而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保障制度相对缺乏，使一些制度执行起来弹性很大。其次是因为一些制度滞后或缺失，无法从源头上防止腐败问题的发生。最后是因为监督制度的制度、监督权力的权力偏软，使得一些制度成了摆设。以上这些原因就造成了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的发生。

（二）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从我国这些年的反腐败实践看，腐败现象的产生存在这样的“三个基本”现象：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缺乏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特别是对主要的领导干部，同级党委不敢监督，同级纪委也不敢监督。人民群众形象地描述对“一把手”的监督现状：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媒体监督太险，下级监督不敢。

特权和腐败案件频频发生就说明了相关监督机制不健全，特别是还不能实施有效的群众监督。我们党历来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自 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但是，相当长时期以来，群众监督没有得到充分落实，一方面是因为群众监督没有制度化、法制化，其监督权没有得到切实的保证；另一方面是因为群众的监督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一些地方，监督者必须看被监督者的脸色行事。

（三）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教育缺失

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交流不断加深，社会文化环境得到了发展，但也也使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有所滋长，使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权力观发生了变化，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跌入了腐败的泥潭。此外，我国经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官僚主义、等级观念、特权意识、官本位思想等封建社会的固有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成为滋生腐败的主要土壤。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思想教育工作，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努力还不够。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把反腐倡廉教育当成基础性工作来抓，有的人把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与反腐败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要上，反腐败要让”。另外，反腐倡廉教育的方式方法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反腐倡廉教育方式没有随着现代人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反腐倡廉教育流于形式、应付，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

（四）社会转型期矛盾丛生，应对不力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整个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但我们也应看到，社会不同阶层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差异，各利益 主体都希望通过不同方式获取有限的资源，这就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引发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

由社会转型带来的腐败问题众多，部分领导干部以非法利益为纽带，运用权力资源为小集团或个人谋取非法私利，形成利益联合体；一些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存在谋私行为，乱收费、做假账、假评估等问题严重；一些不法商人和企业主为了取得竞争优势，不择手段拉拢、腐蚀掌权干部；一些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对自己与先富起来的人的财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不满意、心理失衡，从而引发了大量腐败行为。

四、关于中国特色反腐败工作的一些思考

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斗争，是在社会转型期诸多矛盾相互交织下进行的，我们既要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到其长期性，坚定信心是关键，反腐败斗争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急于求成。

（一）继续深化改革，为预防腐败提供强大动力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旧的体制打破了，新的体制又不完善，就容易产生腐败问题，对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以改革统领反腐败的各项工作。在经济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在三个方面取得进展：一是完善市场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基础性作用，打破垄断；二是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同时，进一步提升各种非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三是规范政府行为。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 管理和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重点是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形成结构合理、配臵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使一切公共权力都得到有效的监督。

（二）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加强制度执行力建设 依法反腐是国际反腐败经验的重要总结，我国的反腐倡廉也要多加完善具有较强执行力的法律制度，避免假、大、空的政策性规定。同时，还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保证已有反腐败法律的执行力，促使国家各项廉政措施真正得以贯彻落实。

要加强行政管理方面法律的建设和执行。以《公务员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为主体，完善财产申报法、公务员行为准则等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加强公务员的管理和考核、处罚力度，严格公务员从业纪律和职业操守，实现公务员队伍廉洁高效、依法从政。

要尽快完善经济管理尤其是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反腐败法律体系，需要金融监管方面法律法规的支撑配套。要多方征求意见，完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彻底堵塞腐败资金的流通渠道。尤其要重点加强和完善反洗钱和金融实名制方面的法律制度。

要加强司法制度建设，重点完善责任追究方面的法律体系。任何腐败行为都应该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腐败行为责任追究机制，促进党内纪律追究、行政处罚、刑事责任承担等不同层面责任之间的衔接配套，建立层次分明、严密科学的责任追究体系。

（三）健全反腐败监督机制，保障人民监督权 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把专门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

首先要加强检察机关、审计机关等监督机关的建设，充分保证其侦查权、财政权的独立性，减少干预和阻碍。监督机关要大力发展现代技术手段，提高腐败案件的发现率。

我们党和国家的创立者毛泽东同志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找到了一条反腐“新路 ”即“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在目前的反腐形势下，我们更要坚持这条道路。一是要从宪法和法律上保护人民监督权，进一步完善保障监督权有效实施的法律细则，建立各级政府对信访、举报、投诉等的受理和处理机制；二是畅通人民监督渠道，完善互联网监督体系，倡导并规范微博举报、网上发帖曝光等行为，使得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最大的保障。

（四）保持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发挥惩治的预防和治本功能 面对现阶段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查办腐败案件的工作一刻都不能放松。当前，重点是查办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查办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谋取私利的案件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等。对于腐败案件，必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能手软。同时，要充分发挥法律、政策、纪律的综合治理作用，立足于惩治、教育、预防这三个关键点，在惩处的同时做好教育和预防工作。

（五）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崇尚廉洁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