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咨询系统

2024-05-09

政策咨询系统(精选8篇)

篇1:政策咨询系统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监管服务系统政策文件。山东省公安消防总队为有效预防电气火灾事故,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下发《关于加强推进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建设及远程联网服务的意见》。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可以实时监控社会单位用电设施、设备、电气线路的运行情况,及时对电气火灾隐患作出警示,更好地辅助单位加强自身配电、用电设施设备、电气线路的管理维护,保证电气系统正常运行,极大减少电气火灾的发生。各支队要站在提高全社会预防和防御电气火灾综合能力的高度,站在提高消防监督执法水平和快速反应能力的高度,切实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继续加强推进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建设,将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建设作为提升社会单位自身电气火灾防控能力,增强自身消防安全管理水平的有力措施。结合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工作,加强对社会单位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建设应用的检查力度,制订切实可行的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建设及整改工作监督跟踪机制,指导新建社会单位配置、配全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监督跟踪未配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社会单位尽快完成改造工作,实现所有火灾高危单位全面普及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并逐步推广到多种类型、不同规模的社会单位,全面提升社会防控电气火灾能力。

逐步面向社会各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事业单位全面普及电气火灾监控及远程联网服务,三年内力争使所有重点消防安全单位全部应用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并接入城市消防安全远程监控信息平台。

面对愈加严峻的电气火灾形势,有关专家积极呼吁尽快采取有效的技术防范措施,遏制电气火灾的上升势头,政府有关部门也非常重视。

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修订稿,2008.10),《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电气火灾监控系统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DBJ/T15-77-2010《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95其他地方政策文件:《关于推广使用智慧式用电安全管理系统的通知》浙江省金华市(金安办〔2015〕41号)

《关于在全县推广使用智慧式用电安全管理系统的通知》浙江省桐庐市(桐消安委办[2016]3号)

《温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推广使用智慧式用电安全管理系统的通知》浙江省温州市(温安委办〔2016〕13号)

《关于在全区企事业单位推广使用“智慧式用电安全管理系统”的通知》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政办发〔2016〕44号《关于推广使用智慧式用电隐患监管服务系统的通知》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盐安委办〔2016〕15号《绍兴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绍兴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推广使用智慧式用电安全管理系统的通知》浙江省绍兴市绍市安委办〔2016〕4号《关于推广使用智慧式用电安全管理系统的通知》浙江省台州市台安委〔2016〕8号《关于推广使用智慧式用电安全管理系统的通知》新疆哈密地区(哈公消〔2015〕215号)

《关于推广使用智慧式用电安全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的通知》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义政办发〔2016〕52号《关于推广使用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通知》新疆若羌县若安办字〔2016〕21号《关于推广使用智慧式用电隐患监管服务系统的通知》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地安监〔2016〕54号《关于推广使用智慧式用电安全管理系统的通知》河南开封市(汴安生委〔2017〕5号)

《关于推广使用智慧式用电安全管理系统的通知》河南开封市通许县(通安生委〔2017〕5号)

为贯彻国家政策,能够实现对电气火灾隐患的实施监管,和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着变被动为主动的“预防为主,综合防护”电气安全理念,推出了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智慧安全用电监控系统,通过远程无线监测终端采集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总线数据,以透传的方式接收报警数据,从而解决了传统电气火灾报警系统中普遍存在的各个单位系统相互孤立、不能通讯的问题。因此,大力推广使用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智慧安全用电监控系统是预防火灾,预防电气火灾的发生,减少社会经济损失,保证人生安全。

篇2:政策咨询系统

科技咨询作为现代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行业,也是当代知识经济与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咨询在国外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而在中国仅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起步较晚。国内科技咨询机构较之国外科技咨询机构,普遍面临规模较小、竞争力较弱等问题,提供的服务不能完全适应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国内科技咨询机构如何转型以寻找合适的发展模式,快速成长,已成为科技咨询行业业内同仁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

杭州市科技咨询中心的转型发展具有代表性。从1986年成立以来,中心就在寻找探索适合自身发展、有竞争力的业务模式。按照“以中科院等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为依托,积极拓展合作伙伴,为企业、科研院所搭建科研成果产业化服务平台”的指导思想,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形成以“合作伙伴群”、“企业服务网”为依托和支撑,以“系列服务活动”为有效载体,以“科技咨询网”为网络信息平台的科技咨询服务平台,建立了以需求信息双向沟通机制、分层次多样化服务机制、后续跟踪服务机制三个机制有机结合的“科技咨询服务”运行机制,有效促进了产学研结合,提高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本文在明确选题的目的与意义、界定基本概念的基础上, 对国际国内研究文献进行总结、评述;对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及行业自身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科协系统科技咨询平台必须转型的必要性;并从战略管理和价值链的角度提出了转型思路和转型内容,然后对杭州市科技咨询中心的转型发展做了具体分析,分析咨询中心的业务开展模式,分析其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寻找其核心要素,总结该模式的特点与作用,通过案例分析方法,从微观层面寻求其业务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最后文章得出结论并对科协系统科技咨询机构的转型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

篇3:政策咨询系统

家电下乡政策是2008年年底,国家在新形势下推出的又一项惠农惠民政策。根据国家财政部和商务部的有关规定,每户农村居民在200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底四年期内,凡购买家电下乡产品者,均可按照产品的销售价格享受国家财政13%的补贴。该政策分为产品需求、销售、购买、补贴和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据调查,该政策在农村落实的过程中问题最大、农民最不满意的是补贴环节。

1 家电下乡的政策背景及其补贴流程

家电下乡工作是我国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为扩大国内需求,改善民生,拉动消费带动生产,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而在全国推广的又一项惠农政策。根据国家财政部和商务部的有关规定,每户农村居民在200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底四年期内,凡购买家电下乡产品,包括彩电、冰箱(含冰柜)、手机、洗衣机四类,每类产品限购一件,在最高限价以内均可按照产品的销售价格享受国家财政13%的补贴。关于补贴申领的程序,国家财政部2009年4月印发了《家电下乡操作细则》(财建[2009]155号)做出了详细说明,提出了五种家电下乡补贴兑现的方法,分别是:(一)农民申领、乡镇财政所审核并兑付方式。(二)农民申领、金融机构审核并兑付方式。(三)销售网点代办申领、乡镇财政所审核确认并兑付方式。(四)销售网点代办申领、金融机构审核确认并兑付方式。(五)销售网点代办申领并垫付方式。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前两种补贴方式,即农民申请补贴、乡镇财政或者金融机构审核兑付的补贴方式。在湖南省湘潭县、衡山县的调研显示,在这两种补贴方式实行期间,补贴滞后问题普遍存在,政策执行不力现象突出,因此,研究这种补贴方式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行政管理学科的理论意义。

该补贴方式的流程可概括为六个步骤:

2 补贴问题出路的探讨:政策执行系统模型

前期实地调查中,了解到了一系列诸如补贴手续繁琐、到账时间过长的政策执行问题。为了全面准确地分析补贴问题的根本原因,借助行政管理学理论中行政执行、行政效率相关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政策执行理论中的政策执行系统模型相对适用于“家电下乡”政策补贴环节执行过程的分析,最能准确概括作用于该执行环节的各个因素并方便分析其关系。

1975年卡尔·范霍恩和唐纳德·范米特在《行政与社会》杂志上发表了《政策执行总过程的概念框架》译文,提出了政策执行系统模型。该模型标出了影响政策执行的六大要素之间的关系,这六大要素是:政策目标与标准、政策资源、执行方式、执行机关的特性、系统环境、执行人员的价值取向。

以“家电下乡”政策的补贴流程为研究课题,确定几个主要的研究对象:乡财政所、农户、家电下乡指定店、申领的时限,分别对应行政执行理论中的执行机关、政策受众、第三方、政策规定本身。即探究问题究竟是出在了销售商身上,还是农民自身,是政策执行机关(财政所、信用社等)执行不力、行政人员失职还是政策本身就不合实际、补贴时限过短无法完成。结合政策各方面情况放入模型分析:

2.1 政策目标与标准

宏观上为扩大国内需求,改善民生,拉动消费带动生产,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微观上为了惠民、减轻农民的负担、普及家用电器使用率。细化到该政策的补贴环节,衡量补贴工作是否到位的标准即为补贴是否按规定在符合补贴条件的购买人提出申请的12个工作日内兑付补贴资金。

关键点:政策本身12天的兑付时间是长是短。

2.2 政策资源

其一,政策支持:国家商务部、财政部“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政策以及地方相关政策、条例,该政策在2008年底出台,2009年初已在以精庄村为代表的农村地区得到大力推广,补贴资金由国家拨款;其二,商品支持:有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手机等多个名牌电器厂家参与此政策,给予产品支持;其三,受众支持:农民作为收入相对不高的消费群体,价格因素在其购买过程中影响较大较大,农民用户面对提供补贴的“家电下乡”政策还是很乐意办理手续接受的。

关键点:政策的拨款在地方如何分配落实。

2.3 执行方式

家电下乡政策中补贴申领的方式。农民用户在购买“家电下乡”政策指定产品后,将申请资料(户口簿、身份证、税务发票、产品标示卡、一折通)交给家电销售商,销售商统一到镇上财政所申报,经过财政部门层层审核通过特定账户得到补贴,该账户为农业补贴税专用账户。

自从销售家电下乡产品后,因申报补贴必须要有正规发票,这些销售网点除需要交纳原来核定的定额税收以外,还要按开出发票的销售额上缴3%的国税和2.4%地税。除去家中的税赋和减少的毛利,销售商还需为农民用户办理补贴手续而奔波。对此,笔者抱有疑问,销售商是否为挽回利润不开具正式发票、或者有意延缓申请材料提交、提交不合格的申请材料,使得补贴到账时间延长。

关键点:销售商提交申请材料的尽心程度与及时性;

执行方式是否过于存在不必要的繁琐。

2.4 执行机关的特性

补贴流程涉及的执行机关一共三个:镇财政所、县财政局、当地农村信用社。销售商家申请材料提交到镇上财政所审核,镇财政所核实材料后提交县级财政部门。经审批指示县区金融机构即当地农村信用社补贴资金进特定账户。镇财政所设有专门的部门或者窗口办理此手续,补贴成功后农民用户去信用社提取补贴资金。

对于申请进行到什么程度,农民用户可在专门的网站上查到,随着手续一步一步办理相继显示“已录入”→“审核已通过”→“已补贴”。当地农民反映,网站上已显示“已补贴”但去信用社却无法取钱。县财政局表示审批通过兑付补贴,而信用社表示“钱还未到帐”。农民和销售商分析猜测:政策补贴拨款到位,但用于支持地方部门推行政策如开设窗口、支付工资、提供物资的资金短缺,当地信用社或者财政部门可能拿补贴资金周转去了。

关键点:执行机关是否私自扣下补贴、延缓兑现。

2.5 执行人员的价值取向

政策补贴流程中涉及的执行人员主要为镇财政所审核录入人员(与销售商直接接触),县财政局审批人员,当地信用社出纳(与农民用户直接接触)。经采访调查,销售商反映镇财政所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较好,但部分人员手生不懂相应系统操作、甚至从未认真了解过“家电下乡“政策;农民则反映当地信用社工作人员态度恶劣,服务热情低,必须要催促甚至争吵才会“理人”、“松口放钱”。

农民、销售商向笔者反映,由于上级配套经费较少,这些工作人员可能多为无偿加班,工资不变、平日工作负荷骤增,工作热情出现低潮;此外由于缺乏培训和硬件设施,部分工作人员受技术、政策相关知识等限制,降低了补贴的效率。

关键点:执行人员的工作热情和操作水平是否降低了效率,其原因是否为资金。

2.6 系统环境

即为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农村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封闭,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购买家电的渠道较窄。

以湖南省衡山县新桥镇精庄村为例近些年,随着国家减免农业税、增发农业补贴、农民外出打工等,精庄村村民的消费水平明显提升,村名的消费观念也转向重质量、品牌方向转变。但由于地区的相对封闭,村民添置家电主要仍去镇上的家电店,其中“找熟人买放心”和“其他村民如何议论”是两种主要观念。农村的舆论在引导村民购物时有巨大的作用,其中就少不了偏见作怪,这也是“家电以旧换新”在新桥镇没有市场的原因之一。

由于家电下乡政策指定产品质量过关,农民比较在乎价格因素,手续繁琐但节省花费的家电下乡政策还是受到了农民的接受。

2.7 基于六要素的综合分析

结合霍恩和密特的政策执行系统模型示意图分析,政策目标与标准和系统环境对于政策的补贴环节基本上是无阻力的,其中政策目标与标准对于补贴时限是否合理的探讨,经调查只要申报以后三个执行的部门正常运作,补贴资金是能够在12个工作日之内到位的。而执行方式中农民用户与销售商的活动主要在补贴环节的前期准备和后期领取,对于补贴程序的执行影响不大,因此把问题的焦点放在了三个执行机关及其配合上。

值得深究的是政策资源中的国家政策资源中的资金分配,由图表可知资源及其配置在整个政策执行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政策资源直接影响执行方式和执行人员的价值取向,对于执行机关的特性也有较大影响。

资源配置直接影响着各部门间的沟通协作,影响着执行者的价值取向,而各部门机构间的沟通协作情况直接影响着执行机关的特性和效率。以“家电下乡”政策补贴流程为例,对于执行机关的特性,补贴资金到位,但拨给政策配套的工作经费较少,人物财力资源不到位,工作人员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工作积极性自然不高;而对于执行人员的价值取向,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硬件设施的不配套使得各部门都不愿意进行额外工作,镇财政所、县财政局、当地信用社缺乏有效的合作与沟通,县财政局完成了审批任务后,只是远程通知信用社,缺乏一个监督和强制的机构确保信用社受到讯息并且及时反应。相对应的,信用社作为执行机关,由于缺乏组织间的沟通和强化行动,受到通知后也没有一个有力的监督机制来监督它按时拨款,再加上受工作经费短缺的制约,信用社的工作积极性骤降,主观随意性很大,将补贴资金挪作他用、扣发补贴的现象是很有可能的。

由此,资源分配不当(工作经费结构失当)和执行机关彼此孤立成了最根源的问题,这两个因素直接导致于执行机关政策实行失范以及工作人员的实际失职;此外,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各执行机关自由性较大,各部门之间沟通、协作不成功,造成了补贴到位晚等问题。

3 小结

“家电下乡”政策的补贴环节作为整个政策最大的症结,其原因是多元的,包括了三个执行机关(镇财政所、县财政局、当地信用社)工作孤立、随意性较大,也包括工作人员的技术、热情问题,缺乏一个系统外的监督机制等等;但根本原因是政策资源的分配问题和部门组织之间的沟通问题。

资源配置时一定要考虑非直接受益者(如执行机关、执行人员、第三方等)的需求和处境,只有工作经费到位了、配套设施跟上了,整个政策开展工作才能系统地运作;而组织部门完成特定的份内的工作并不困难,关键在于做到高效协作,保证在任务传递的通畅,杜绝由于权责不清、无人监督而出现的彼此孤立和资源处理的自由随意。

参考文献

[1]张国庆.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78.

[2]毕正宇.西方公共政策执行模式评[J].江汉论坛,2008(4).

[3]马俊生.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M].清华大学出版.2006-12-1.

[4]柴志敏,刘小英,李富忠.家电下乡补贴政策分析[J].中国经贸,2009(3).

篇4:政策咨询系统

关键词 虚拟咨询组织 多Agent系统 协商 分布式控制

中图分类号:TP311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信息高速公路的飞速发展,人类面临着二十一世纪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市场竞争的严峻挑战,企业只有改变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大批量制造模式才能建立适应新环境的经营管理模式。虚拟咨询组织代表当今企业间更加灵活的“竞争-合作”关系,通过协同合作谋求一个“多赢家”局面。虚擬咨询具有动态性、开放性、分布式网络结构、扁平化、系统性、单元化、可重构、规模可调等特性,它是一种柔性的可重组的新型咨询企业组织形式。其分布式的特点决定了它与传统咨询企业的信息系统有所不同。

1基于多Agent系统的咨询组织结构

为了保证组织中成员自治性的同时能够像一个组织一样进行工作,组成虚拟咨询组织的各个成员企业必须能够互操作并实时交换信息。但是各自治成员企业间具有异构性,使各个成员企业不能直接进行交互。为了解决由于系统的异构性而造成的成员企业不能交互的问题,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是使成员企业的内部功能与虚拟咨询组织有关的功能分离,并产生对原有系统的必要映射。基于这种情况成员Agent一般采用四原则形式:Agent核心层,Agent任务层,接口,Agent通讯层。

Agent核心层代表各个成员企业的自治部分,即成员企业的内部管理信息系统和Web信息发布系统。Agent任务层包括支持成员企业之间交互的所有功能,它起的是协商与协调的作用,在虚拟咨询组织中作为各成员企业的代言人。它主要包括信息池,协调模块,协商模块和执行模块。接口为Agent任务层与Agent通讯层之间的内部通讯协议,实现了Agent任务层与通讯层之间的信息交换。Agent通讯层由EDI模块和外部通讯模块组成,主要完成各个Agent之间的信息交换。

用上述的Agent通用结构建立的虚拟咨询组织中,任务层通过通讯层发生交互,Agent核心层只与自己的任务层发生联系,这样既保证了各成员企业之间能够互操作和实时交换信息,又保持了各个成员企业的自治性。另外,该框架的使用也实现了虚拟咨询组织的可重用、可重组和可扩充的特性,成员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动态的加入或退出虚拟咨询组织。

2项目分解中的Agent合作机制

通常的咨询任务无法由一个企业成员独立完成,需要多个成员之间相互协作实现。因此,需要对咨询任务进行合理的分解与分配。进行项目分解时要遵循独立性,层次性,组合性和均匀性等原则。对于项目分解和分配这里使用了项目参考库和投标机制,同时设计分解Agent、管理Agent、投标Agent、招标Agent用于项目的投标机制的运行。

分解Agent根据承担的项目,在参考库中寻找相同或者相似分解方案,如果项目参考库中存在相同或者相似的项目分解方案,则分解Agent根据此方案对所承担的项目进行分解。否则分解Agent要对咨询项目建立新的分解方案,并将该分解方案加入参考库中,作为以后进行项目分解的参考方案。

管理Agent是对子项目进行招标的管理者。一方面,它接收从分解Agent发送来的子项目,并负责生成完成子项目招标的招标Agent。另一方面,管理Agent负责接收投标Agent送来的投标进展信息,将不能完成投标的子项目上报给分解Agents重新进行分解。

招标Agent是动态存在的。它一方面负责将子项目信息通知部分或者全部投标Agent向它们进行招标,并收集来自投标Agent的投标信息,选出最优投标Agent并其发送中标通知。另一方面负责接收投标Agent监督到的项目执行状态,如果出现意外情况,招标Agent与部分或所有投标Agent重新进行招标确认。

投标Agent是虚拟咨询组织内各个伙伴成员的代理。一方面,投标Agent与招标Agent进行投招标后获得子项目,并监督伙伴成员对子项目的执行情况。另一方面,投标Agent还可以将伙伴成员的状态信息提供给招标Agent或者管理Agent。

通过上述项目分解机制可以实现对项目分解和执行过程的实时监控与管理,因此可以很好的提高项目的执行效率,最大化组织成员的利益。

3总结

基于多Agent系统的咨询组织,因其良好的对企业独立性及系统合作性的保障,正作为一种全新的企业经营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研究的虚拟咨询组织中,每一个成员企业为独立的Agent。这种设计方法极大地保障了个成员企业的独立性以及灵活性,它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参加或退出某个虚拟组织,以获得更高的企业效率。

参考文献

[1] 李玉光. 基于Agent的虚拟咨询组织信息系统研究[D]. 河北工业大学,2004.

[2] 樊晓聪,徐殿梁,侯建明等. 面向Agent软件工程. Agent计算、编程风格与语言设计[J]. 计算机科学,1998,Vol,25.

篇5:政策咨询系统

一、提高认识,认真学习,熟练掌握系统的操作方法和相关的知识

根据单位的工作安排,我认真参加了人行举办的银行信贷登记系统培训班,掌握了基本的系统操作方法。作为一名系统操作员,我认识到单纯是掌握操作方法是不够的,还要加强学习,不断补充知识,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是对与银行有信贷业务关系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的信息管理系统,通过该系统数据的录入和查询,可以了解到与我们有信贷业务关系的客户的有关资信状况,并以此作为审贷的重要依据。在工作中,我不断学习、积累经验,利用系统的查询功能并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进行分析,有效地降低了信贷业务风险。

二、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准确、及时、完整地做好数据的录入和报送工作

自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筹建以来,我严格按照人民银行的要求,严格执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规定的有关规章制度,及时做好原始数据和增量数据的录入工作,没有发生过延迟录入、上报的现象。一直以来,我严格按照人行的统一要求,将客户开办信贷业务时产生的信息包括贷款、承兑汇票、保函、担保,以及企业基本概况、财务状况、欠息、逃废债、经济纠纷等情况,通过计算机通讯网络,传输到人民银行的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为确保信贷登记入库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我社还建立了完整的内部岗位责任制、业务制度和系统保障制度等,落实到人,坚持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相结合,实施全程监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充分利用和发挥系统的功能,有效防范信贷风险

为了充分发挥信贷咨询系统的功效,我社还将信贷咨询系统纳入全社风险防范管理体系,作为风险控制的基础技术平台。以往我社在发放贷款前无法全面完整地了解企业的信用状况及信用记录,导致了我社贷款质量不高,而现在我们每办一笔贷款业务,都已经习惯于先“上网”查询。借助银行信贷登记可以很方便地查询借款人基本的信用、财务情况等,提高借款人的咨信透明度,避免盲目发放贷款或无把握发放贷款。几年来,我社的信贷信息量和利用效率不断攀升,充分发挥了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监督和反映的作用。据统计,我社利用该系统查询的平均次数达到00000次/年,截至今年7月底,已录入信息****笔,贷款余额累计*****万元。今年,我社利用该系统防范信贷风险**笔,否定有潜在风险的贷款****万元。

四、积极工作,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上网运行至今,差不多五年了。系统建设初期工作的艰辛、责任的重大,我依然记忆犹新。在上级部门和联社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全社的系统操作员加班加点地整理、录入数据信息,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录入贷款2*****7万元,共31000007笔。我们辛勤劳动换来的成绩,得到上级部门和领导的高度评价和赞扬,为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投入使用创下了良好的开端。作为信息监督员和系统操作员,我深深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为确保系统数据传送及时、准确、完整,在日常的工作中,我始终把工作放在首位,认真搜集和审核资料,即时加班加点也要及时做好数据的录入和报送工作,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每年的“贷款卡”年审期间,我积极配合人行和协助客户办理有关的手续,并把“贷款卡”的管理工作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确保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正常运作和使用。

五、积极提出合理建议,完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

在日常的系统操作和维护中,我积极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方法,提高自己利用系统功能防范风险的能力,不断积累经验,并向上级部门提出合理化的建议,积极推动****市的信贷登记咨询建设工作的发展。目前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技术力量和设备所限,致使贷款卡证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比如,金融机构网点普遍未配备刷卡器,信贷企业将办好的贷款卡交给贷款行社,行社网点也无法读出,加之,全辖金融机构网点又未联网,所以,考察信贷企业的信息,还只有靠查看企业报表及与其他金融机构联系,方法比较原始。

建议的应对措施:应积极完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尽快实现人民银行与各金融机构的联网和接口,使此系统能充分发挥其提供信息、指导信贷业务的应有作用。

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先进个人事迹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篇6:信息系统安全中的行为和政策问题

Merrill Warkentin和Robert Willison

欧洲信息系统杂志(2009)18,101-105.DOI:10.1057/ejis.2009.12 现代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技术基础设施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导致了组织中的日益增加的动态与混乱的环境,这支持了信息系统在商业﹑政府和其他领域的应用。因为我们的协会(经济﹑政策﹑军事﹑合法﹑社会)是日益全球化和内部链接的,由于我们更多的依赖于自动化的控制系统来为我们提供能源和服务,也因为我们建立了基于网络的机制来协调全球化互动,所以我们需要向我们的系统和进程介绍易损性弱点。越来越多的对网络空间的依赖扩大了我们的易损性—隔离不再是一个选项了。对于我们所依赖的信息系统,我们需要对它的各种各样的威胁进行理解和分析,与这种理解和分析的需要相比,之前所讲的现象在任何方面都不是那么要紧和富有挑战性了。

安全威胁有多种来源和成因。在Loch等人的分类学中,信息系统的安全威胁被分类为四种因素—外部原因(人为因素和非人为因素)和内部原因(人为因素和非人为因素)。那些以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为中心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外部威胁的,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人工制品被开发出来保护组织的边界(例如:入侵检测系统﹑防火墙﹑防恶意破坏软件等等)。在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传统中,一直都采取很大的努力来调查信息系统安全威胁中的人为犯罪,特别是针对那些在企业组织中的人(在防火墙后,就类似这样)。在Loch等人的框架中,威胁的来源是以人的意图为特征的(目的性的VS偶然性的)。行为研究协会的许多关注是在信息系统安全政策上的,这些政策不被员工所服从。有些行为是基于目的的﹑有意的﹑恶意违规的(就像破坏活动﹑数据窃取﹑数据破坏等等),还有的行为是无意的和偶然的,包括忘记修改密码,在离开工作地之前没有下线,粗心地丢弃了一些敏感信息而不是将它粉碎。Warkentin在1995年扩展了分类学来包括了低级的和高级的威胁,后者是一个有目的性的个体或者是一个寻找模糊弱点和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组织,组织是通过坚持入侵来获得最大化长远效益,从而给经济带来严重损失。

那些来自于人们目的性行为的风险是相当危险的,尤其是在现在这样充满黑客﹑间谍﹑恐怖分子和犯罪团伙的世界,犯罪团伙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标,会合作起来全球袭击我们的信息资产。许多恶意的个体希望造成破坏和损失,为了政治原因或是军事目的,有的恶意个体会窃取贸易秘密和法人所有权信息,有的会窃取财政信息来实施诈骗,有的会是身份盗用者,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其他的犯罪行为。另一种风险是由恶意软件的新级别引起的,这种新级别使得软件更隐蔽和更有效,能够使软件穿透最新的边界防护。这些风险包括病毒﹑蠕虫﹑木马程序﹑隐匿技术和分散的僵尸网络袭击。

但是,最大的威胁是内部威胁--组织中作为防火墙信用代理人的成员(IM和Baskerville,2005年;Stantan等人,2005年;Willison,2006年;Willison和Backhouse,2006年)。这个员工和其他委托人用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来定期地和组织内的信息财产相互作用。员工能够对信息系统的机密性﹑完整性和有效性造成损害,通过一些故意的行为(使员工不高兴或者进行间谍活动),或者他们可能会介绍风险性通过对安全政策的被动不服从﹑怠惰﹑马虎﹑低训练或者是缺少动力去有活力地保护完整性和一些敏感信息的私密性,这些敏感信息一般来自于组织和它的合作伙伴﹑委托人﹑顾客和其他。这被叫做“末端安全问题”(Warkentin等人,2004年)因为个体员工是信息系统及其网络作业的末端。(我们有时会说最好的网络作业安全问题--最脆弱的连接—是在键盘与椅子之间。)内部的人经常会通过他们的终端直接接近整个网络工作,这样会造成一个主要的威胁。在50个国家开展的一个对近1400家公司进行的全球性调查中,研究者发现意识和个人问题保持了“最严峻的挑战是传递成功的信息安全主动权”(Ernst和Young,2008年)。尽管社会工程提供了对付黑客的最少的抵抗路径,在这项调查中只有19%的响应者是进行员工的社会工程测试,但是85%声明开展网络安全的定期测试。内部威胁被重复说明是对信息安全的最大威胁,但是在仓促中用不断增长经验的边界控制来保护边界的时候,这个威胁经常被忽略。加深对训练﹑雇佣人员的注重,促使员工安心地工作将产生很大的报酬给实行了这种策略的组织。

大量的方法和观点已经被用来调查企业的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这个特殊事件的焦点是集中在私人电脑用户﹑工作团体﹑或者组织和它的进程,之所以包括进程是因为它与信息系统安全的追求相关。组织特有地开发和实施一些计划﹑政策﹑协议和规程来保证信息资源的安全,伴随着用户训练项目和利用统治结构来宣传对安全政策和规程的服从(Warkentin和Johnston,2008年)。与这些努力相违背的是那些意图做一些电脑犯罪的不诚实的员工,这就像那些粗心的或是无动机的员工,因为一些突然的和粗心的操作而不能维持系统的安全。是什么原因让一些私人用户和团体来服从安全政策,而让另一些人突然地或者是有目的地违反安全规则和程序?什么激励因素和抑制条件是对保证服从或是对阻止类似于电脑犯罪﹑黑客﹑间谍或破坏活动等故意的行为是有效的?怎样才能够使服从安全政策和程序获得成功?不服从的原因是什么?在组织环境中有什么因素能够促使一个员工进行电脑犯罪?我们该怎样来理解这些违法者的犯罪行为?这些研究疑问促使我们来计划这个特殊的问题。

研究者调查了关于安全政策服从和不服从的多种前情,毫无疑问地,理论根据是熟悉的一个例子—技术采用模型﹑组织行为﹑社会影响等等。我们相信,尽管这些是(将会继续成为)了解个人动机的富有成效的领域,我们必须吸收新的探索计算机指令系统的道路。我们应该开扩我们的眼界和吸收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方法论途径。我们可以学习其他认知的和行为的科学,包括犯罪判断﹑教育﹑道德和其他。

服从问题很显然是跟那些诚实员工的行为有关,他们不管什么原因,可能或不可能遵守一个组织的安全政策。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在组织环境中的信息系统安全,那就会有一个其他形式的行为值得我们考虑—违法者的行为。有趣的是,这个研究领域没有从信息系统安全协会获得太多关注。但是有焦点是关于违法者有潜力去打开未来研究的初始领域。传统地来说,信息系统安全对策被分成了四类,包括威慑﹑阻止﹑侦测与恢复(Forcht,1994年;Parker,1998年;Straub和Welke,1998年)。服从研究因此包括了试图去促进“阻止”的措施。员工行为导致密码使用将成为一个显著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服从或不服从政策,他或她的行为是与技术系统相联系的,这会造成“阻止”电脑滥用。然而,由于对违法者行为的关注,我们是有可能从这个控制领域移开的。但是这要依赖于运用适当的理论去应对适当的问题。因为这样的目标,信息系统安全研究者不必去重新改变方向。相异理论现有的体系使得我们对违法者的行为有所了解,不仅是在犯罪中,更重要的是在犯罪过程之前。如果这些“适当的”理论能够从中得到,那么就存在可能去进一步了解第二种行为形式和扩大安全保卫的范围,这种保卫范围将超越传统的威慑﹑阻止﹑侦测和恢复级别(Straub和Welke,1998年)。

最近的一篇论文(Willison,2009)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内部威胁的研究越来越多,目前存在一个缺乏对员工的不满情绪的问题的深入了解以及这在激发某种形式的计算机犯罪方面如何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Willison(2009)利用一套理论称为组织公平,它分析不同组织现象如何能够影响员工对公平的认知。有人认为,通过应用程序的这个理论,一个更好的理解提供了动态的不满情绪。这使得实施措施能够阻止形成,但也消散,预先存在的不满情绪。重要的是,人们的不满暂时解决之前,行为发生威慑通过。因此,通过应用程序的组织公平,这提供了组织可能扩大范围的安全措施。尽管公司可能采用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来阻止员工计算机犯罪,为什么不减轻的不满情绪,从而阻止初始元素犯罪行为? 在术语总额的安全威胁是减轻在管理系统安全,就必须确定组所有可能的威胁,然后应用一个公式(seeWarkentin,1995),为每个产品summates威胁的伤害是预期,应该这种威胁发生,并且其发生的概率。例如,一个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可能会消灭一个数据中心,但其发生的几率在一个特定的位置可能较低,而不准确的数据条目的概率可能更高,但潜在的损失是很低的。重要的是,预期的值的总成本的一个恶意攻击从知情人可以有一个更大的金融冲击比无数次的行为、疏忽、遗漏或监督由善意的,但不够训练或很差的员工有热情。事实上,什么使刑事内幕威胁如此危险的是,这些个体犯罪在上下文的工作场所的环境提供他们目标训练和暴露在非常的技能和知识(知识的会计程序,知识的安全缺陷,资历和权威、计算机软件技能等)。这使他们能够执行他们的犯罪行为。帕克(1998)主张考虑网络罪犯来说,他们的技能、知识、资源、权力和动机。不诚实的员工经常有这些属性在丰度,当这样的一个威胁,在执行金融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放置一个更大的研究强调罪犯会因此似乎是一项有价值的事业。所以越来越重视个人谁犯前款罪的,而不是对个人仅仅小幅违规,将会有更大的金融冲击。这是主要的动机分析法理学的增加净通过新眼镜的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包括越轨行为的研究,组织公平研究、代理理论、心理学理论、组织行为、感知组织的支持,和其他理论和方法为研究人类行为。我们相信这个呼吁研究代表了对未来可行的议程。

这个特殊的问题包括六个文件,所有这些考虑信息系统安全之间的关系和行为的员工为执行这个函数。这种性质的研究是及时的,而嘴唇服务付费的重要性是安全、问题引发了对学术研究的质量在这个地区。Siponen等。(2008年),例如,回顾了文献信息系统安全为1990-2004年期间,包括三个主要信息系统安全期刊和相关论文发现在前20信息系统期刊。覆盖1280篇论文和分析方面的理论、方法和主题,结果发人深省。理论的应用的一个关键元素被良好的研究,然而没有理论是在1043年的论文引用。按照方法用于实证研究,论文的比例,进行了现场研究(0.07%),调查(5.31%)、案例研究(2.65%),和行动研究(0.07%)被证明同样缺乏。最后,尽管需要考虑更多的社会方面的信息事业系统安全长期以来被公认,主题安全教育和安全意识只占两个和7个文件分别。这些数字告诉相比其他信息事业的成熟系统不同学科。一些信息系统的研究已经指出,作为一门学科的成熟,应用程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数量会增(Farhoomand 1987;Farhoomand&Drury,1999;Vessey等,2002)。这是伴随着移动从技术或更多的组织或管理焦点(Culnan,1987;Vessey等,2002)。同样的,然而,不能说对信息系统安全。

我们的第一篇文章,通过Herath和Rao,专注于问题的最终用户“遵守信息安全政策。更具体地说,他们进步和测试一个集成模型,利用通用威慑理论、保护动机理论、组织承诺和分解理论计划的行为。与312年员工调查从78年组织反应,研究探讨了打算遵守信息安全政策。作为一个为数不多的在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提出影响未来的搜索关键学术研究和信息系统安全从业人员。

同样,Myyry, Siponen, Pahnila, Vartiainen,Vance也检查合规,但是而不是关注意图,他们解决道德推理理论如何可能提供一些深入的违规行为的原因。因此,一个理论模型,解释了不符合道德推理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道德发展理论的认知由Kohlberg理论动机类型由施瓦茨,随后的火电厂模型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的实验研究结果。

Carol Hsu检测了财政组织中的成员怎样说明安全保证进程的实施,也就是英国标准7799的第二部分。通过用一个解释性的个案研究方法论,Hsu吸收了框架分析的概念来鉴定管理者们对不同群体的解释,这些不同团体是类似于检定小组和其他的员工。通过这些解释,每个团体分派不同的含义给检定进程,检定进程可以影响到涉及相关安全操作的决定。Hsu因此提出管理者首先需要认识到框架的不一致性,才能相对进行调整来保证一致性和获得全部的安全效益。

Boss, Kirsch, Angermeier, Shingler, and Boss 建立了一种模型来解释员工的信息安全预防行为。他们的发现是基于一个普查,在普查中有提到当个人察觉到安全政策是强制的,他们将会很主动的去做安全预防。而且,如果他们认为坚固的管理是在评估他们的行为,他们将会更加有可能去服从。他们还注意了情感淡漠和电脑自我效能是信息安全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个别员工可能会对安全政策的遵守无视,但是与管理者沟通过后也许会改变他们的观点。此外,他们的研究说明了针对员工行为的奖励措施在安全环境下是不起作用的,就像它在其他领域中一样。

在我们下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项目,是与安全鉴定中的密码使用有关的。Zhang, Luo, Akkaladevi, and Ziegelmayer分析了从有经验认知的观点中来恢复多种密码的问题。在这项研究中,作者认识到用户经常危及密码的保密性来改善可记忆性。使用者控制的密码越多,就越难回想起来。原稿调查了干扰缓和措施对提高多样密码恢复的使用情况,并说明一系列的还原法可能会提高个人的回想认识过程。在我们最后的文章里,Lee和Larson通过对小型和中型企业(服务器信息块)高管们的调查了解了组织中抗恶意软件的使用。应用保护推动理论,作者调查了服务器信息块的高管们,然后证明了威胁和顶部评价成功地预测了他们对抗恶意软件的使用意图,这个意图直接导致了组织的采用。他们还决定了社会影响和采用决策中的预算问题。最后,卖主支持是对抗恶意软件采用的一个关键的促进因素,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集中的行业。

所以多样的原因﹑动机﹑抑制因子和政策服从因素和电脑犯罪在文章中被分析。这些因素的特征在于三个方面(1)与信仰和意图相关的安全和政策服从(包括道德和伦理原因),就像Herath ﹑Rao ﹑ Myyry﹑Siponen﹑Pahnila﹑ Vartiainen 和Vance分析的那样。(2)分析领悟与感觉属性,包括认识过程,就像Hsu的论文 和Zhang﹑ Luo﹑ Akkaladevi和 Ziegelmayer 的论文所分析的那样。(3)关注激励的影响(或者缺少这些),包括漠视﹑敬畏和信心特征,加上在Boss﹑ Kirsch﹑Angermeier﹑Shingler﹑和Boss的论文和Lee和Larson 的论文中提到的应对行为。综合地说,手稿最精彩的部分提供了关于重要研究领域的一个有启发性的观点。

篇7:政策咨询系统

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评价模型系统及应用

研究和建立一套以可计算的均衡理论模型(CGE)为核心,同时与大气环境质量模型和健康影响模型(暴露-反应模型)连接,组成了环境政策综合评价模型,为综合评价环境政策产生的各类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种评价方法.利用该模型系统,分析北京市采用能源环境税对北京市的大气环境、健康、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模型分析认为,北京市采用单一的能源环境税可以改善北京市的大气环境,但也将迟缓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如果北京市在采用能源环境税的.同时进行绿色环境税收制度改革,则不但可以改善环境,而且可以促进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

作 者:姜林 JIANG Lin 作者单位: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37刊 名:环境科学 ISTIC PKU英文刊名:ENVIRONMENTAL SCIENCE年,卷(期):200627(5)分类号:X196 X32关键词:环境政策 健康影响 评价模型系统 综合影响评价方法

篇8:基于政策的层次系统协作模型

关键词:政策,多Agent系统,协作模型

0 引言

随着MAS(Multi-Agent System)技术的日益成熟,越来越多大型、开放、复杂的领域利用MAS技术构建仿真系统,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1,2]。在MAS中,Agent间有效的协作不仅能提高单个Agent的功效,也能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增强多Agent系统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系统的柔性[3]。Agent间的协作关系包括点对点型、中央控制型、超类子类型以及层次型[4]。其中,由于层次型协作关系更适合于描述类似于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而备受研究者的青睐,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的协作机制研究,主要基于合同网[5,6]。虽然包括基于合同网在内的协作机制为Agent之间的协作奠定了基础,但对个体Agent而言,现有的BDI逻辑不能简洁的促使其采取与系统整体期望相一致的行为,也不能使相互陌生的Agent动态地组成协同系统。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采用政策作为整个层次MAS协作的行为准则,提出基于政策的多Agent协作模型,从而使层次MAS协作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扩展性。

1 层次系统中Agent协作特点

层次系统协作关系如图1所示。

Agent协作的过程是对任务进行分解并由多个Agent分别完成的过程。对任务的分解,可以表示为图1所示的树型结构图。图中,T0为上级Agent接受的任务,该Agent将T0分解为T1和T2。T2交给某一个下级Agent完成,同时将T1继续分解。所以T0=T1+T2,T1=T3+T4…。该树的所有叶子结点代表分配给所有下级Agent的子任务,它们组成总任务。

层次系统中Agent的协作与商务领域中研究的基于市场机制的竞争、投标、合同的协作方式截然不同。在层次系统中,协作关系极少存在投标、中标等问题,更多的是任务、命令、指示等。在Agent间的相互关系上,不是竞争、欺骗等关系,而是指挥、控制等关系[7]。与一般意义上的Agent协作不同,层次系统中Agent协作具有以下特点:

(1)层次系统中,各个职能Agent虽然表现出一定的自治性,但是其对外更多的表现为受控性,即各个职能Agent必须无条件的接受上级Agent的指挥控制。同时上级Agent对下级Agent表现出绝对的权威性。

(2)协作的时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针对某一任务,单个Agent由于自身资源所限无法完成,需要其他Agent支援配合;能完成某任务,但其执行任务的某个动作,依赖于其他Agent的前序动作;存在命令,由上级Agent根据效用思维进行推理认为,其下级某些Agent联合执行任务效用最好,即以消息的形式下达命令。

2 问题定义

政策、MAS以及Agent行为被视为相互独立的部分,它们之间通过一定的组合及映射关系,最终实现Agent行为的输出。而且通过行为之间的组合,可以反映多个政策的要求。为了说明基于政策的Agent间协作过程,给出相关定义如下。

定义1政策是系统对在某种状态下所作行为选择的一种陈述性描述,即规定了主体在什么状态或条件下,发生了什么事件时该做些什么动作[8]。通常政策是指导系统行为的方法,它规定了MAS的目标、动作及效用。

定义政策P为一个四元组P=,其中,Strigger是触发政策执行的状态集,A是政策执行的动作集,Sgoal是政策执行后的状态集,U是衡量执行效果的效用函数。

定义2 Agent是处在某个环境中的计算机系统,系统有能力在这个环境中自主行动以实现其设计目标[9]。它具有自主性、反应性、预动性、社会性、协作性、移动性等特征。

定义Agent为一个五元组,即Ag=,其中,Att表示Agent的属性,包括内在属性和外在属性;P为Agent必须遵循的政策;Ser为Agent所具有的服务;FKB表示知识库;BDI表示Agent的心理模型。

定义3 MAS协作模型为一个五元组M=,其中Ag={A1,A2,…,An}是参与协作的Agent集,G表示在特定情况下的协作目标,P表示协作政策,T表示协作成员集,Ag∈T,S表示协作配置。

处于时刻T、状态S的MAS通常被描述为状态和值的序列。政策指导系统执行一个动作,从而使系统达到一个新的状态S’。因此,政策可以被视为是一个状态转换函数[10]。

定义4行为表示为一个三元组B=|OP,state,cost|。其中,OP是指该行为的操作,反映该行为要提供的功能;state={accepted|refused|failed|complete}表示该行为的状态;cost为执行代表,表明执行该行为所消耗的资源总量。

由定义可知,一个政策P可产生引导Agent的一个行为B,假如当前存在两个政策P1、P2作用于同一客体上,标志为P1的政策产生行为B1,标志为P2的政策产生行为B2。可以通过B1、B2的组合combinedB(B1,B2)来同时反映政策P1、P2的要求。对于一个政策导向过程来说,关键在于根据政策来实现Agent与行为之间的绑定。

政策驱动的实质是实现集合m∈PA×BA×AA中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的改变。其中,PA代表政策域;BA代表行为域;AA代表Agent域[11]。

3 基于政策的多Agent协作机制

多Agent协作是指多个Agent通过协调各自的行为,围绕共同的目标而相互作用的合作过程[12]。在协同过程中,利用政策作为Agent协同的导向和调控的主要手段,在政策的规范和驱动下,Agent执行规定的协同动作,推动协同的进程,并且维持协同进程的正常进行。

3.1 政策驱动的Agent结构模型

图2展示了在MAS中Agent与其它Agent的交互情况。

每一个Agent都有两种属性,分别是外部属性和内部属性[13]。内部属性是Agent的固有属性,包括每一个Agent的地位、功能及与其他Agent交互的政策等。

外部属性包括外部相关信息、在特定环境中其他Agent所呈现出的特殊属性等。当Agent加入到新的MAS中时,它必须通过其内在属性通知系统构造服务它的存在。由内在属性,系统构造服务构造出所加入进来的Agent的外在属性。

政策按照不同的作用域分为两种——全局政策和个体政策。全局政策是系统内部各Agent之间必须遵守的规则的形式化,体现了系统的全局利益。个体政策是单个Agent自己必须遵守的,体现个体偏好或行为约束。

与不同政策对应的是不同的服务,政策启动相应服务。常用的服务有系统配置服务、发现服务、定位服务、失败检测服务、命名服务以及认证服务等。

接口用于与系统中的其他Agent或服务通信。

3.2 政策共享机制

在MAS中,政策可以在Agent间分散部署并共享[14]。Agent可以动态的共享这些政策。这可以使Agent减小其体积。如果没有政策共享,那么在最初执行任务时,每一个Agent中的政策集都必须包含所有政策,这无形中增加了Agent的政策集规模并影响Agent的执行效率。而Agent共享政策,可以使每一个尤其是下级Agent中的政策集规模变小,Agent初始运行时只需要其自身必需的政策。在需要协作时,由上级Agent通过服务接口传输新增的政策。政策共享如图3所示。

初始运行时,每一级Agent中的政策集中只包含与其初始任务相关的政策。当需要协作时,上级Agent除了向下级Agent明确任务目标以外,还需要制定新增的政策,从而指导下级Agent的协作。

4 政策导向的Agent协作算法

本算法的应用背景是战场作战仿真,使用上级Agent代表在作战仿真系统中各级具有指挥权限的指挥Agent,下级Agent代表完成具体作战任务的作战单元Agent,指挥Agent负责任务的分配及谋划作战单元Agent间的协作。本算法针对的主要是Agent在静态条件下的协作机制,即某一时间段内,Agent可以完成的几项子任务,不考虑完成任务的执行时间,也没有考虑多任务的时间重叠等问题[15]。

Step1指挥Agent向建制内作战单元Agent下达命令T={t1,t2,…,tn},作战单元Agent将自身所能完成该任务T的能力上报给指挥Agent;

Step2作战单元Agent接受到作战任务后,在个体政策的指导下,对各项任务进行排序,构建自身的任务集合;

Step3作战单元Agent从任务集合中顺序获取当前处理的任务,当任务集为空时,说明任务已经完成,成功退出;

Step4当作战单元无法完成任务或指挥Agent要求必须协作时,转入下一步;

Step5指挥Agent根据协作申请下达协作指示,同时检测有无全局政策:

(1)有。应用全局政策;

(2)无。转入下一步;

Step6检测有无个体政策:

(1)有。应用个体政策,并进行政策冲突消解;

(2)无。转入下一步;

Step7指挥Agent分配协作政策,刷新下级Agent政策集,启动下级Agent与政策相关的服务;

Step8下级Agent建立并执行协作行为,产生协作动作;

Step9下级Agent当前任务完成,转入Step3,进行下一任务的规划。

这种MAS协作模型将以政策驱动及政策分布共享的优势相结合,作战任务的协作方案由上级Agent制定,减轻了作战单元Agent的初始设计复杂度及运行时的计算量。在协同过程中,Agent的行为受多级政策的共同影响,采用政策集优先级和最近生效时间优先原则[16],过滤无效政策,最终形成无冲突协作行为。

5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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