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时代爱国主义的时代特性不尽相同

不同的时代爱国主义的时代特性不尽相同（共3篇）

篇1：不同的时代爱国主义的时代特性不尽相同

践行爱国主义.争做时代先锋

内乡初中：学生：朱杨白

不同的时代爱国主义的时代特性不尽相同，但它作为一种正义的、极具凝聚的力量是古今一脉相承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根本目的就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它应当成为每个公民应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革命时期有一大批优秀先辈抛头颅洒热血，为新中国的诞生谱写了壮丽诗篇，在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许多革命烈士在外地也为党和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为当代中学生，有需要了解革命先辈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以及他们走过的艰苦卓越的革命道路，努力学习以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爱国主义。

一、爱国主义是中学生最基本的素质要求

爱国主义是我们祖国优良的传统美德。如果忘记了过去，等于了背叛历史。我们了解到工作着的老前辈们是没有工资，没有补贴，甚至倒贴的时候，惊讶万分——劳碌了半个多世纪，退休后也不愿安享天伦，这是怎样的热情，怎样的信念在支持着他们？问及此，老人回答很简单：我们这一辈的都到了这岁数了，很多老友先我们去了，我们要不抓紧做个证人，记录这段历史，那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半个世纪的历史就没有一份直接的证明。老前辈们回答很简洁，很真诚。其实这，就是一种责任——共产党人不变的追求；这也可说是一种信仰；老前辈的话现在仍在我耳边回响，他说：“有人问我有什么信仰，我说没有，我觉得我为大家做点事情就很高兴，他们于是感慨，这也是一种追求呀”。老前辈讲到这里，笑了笑，不再说下去了，而在座所有认真听的人，都被感动了。我想，大概真正有服务于他人的思想的人，从来都不会以此标榜自己，他们用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奉献使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而有意义。现在，无数共产党员都在实践着党章中对党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中普通的一员。其实，只有谨记这样的责任，才能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形成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的追求。中学生已是半个社会建设接班人，是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后继人。学习荣辱观与认识保持党员先进性是必要的。

二、中学生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重要性和必要性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是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迫切需要，是培育新时代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根本要求。共产党党员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员必然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是贯彻党章的基本要求、实践基础和永恒课题。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作为一句俗语出现在诸多文本中，许多人认为这是“套话”而不放在心上。在搞某些宣传教育活动时凡事要入脑、入心，必须一步一个

脚印，踏踏实实做好身边的小事。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也不例外，必须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既要轰轰烈烈的宣传，更要踏踏实实地践行。江泽民同志对当代中学生提出了做“理想远大、热爱祖国，脚踏实地、积极进取的有志青少年”的要求，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做到“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把自己培养“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的人；成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成为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人；成为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人”。今天，我国已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密切，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更需要我们不断弘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古有言：少年兴则国兴，小年强则国强。我们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和现实，增强爱国的情感和振兴祖国的责任感，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明天，我们将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的信念；我们将更加坚定为民族振兴，为中国人民造福的决心；我们将更加勇敢，更加顽强，更加坚韧不跋地前行，学习前人，也要无愧于前人；我们也要做出我们这一代的贡献，为后代人留下我们的脚印。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让我们每个人都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作出自己的贡献吧！实践是接受教育的有效的一种方式，借此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国家，即将属于我们的时代，所见让我们视野更阔，所行使我们印象深刻，实践出真知，实践让我们担起责任，立爱国之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争做时代先锋。

建国60周年征文

践行爱国主义.争做时代先锋

内乡初中：

学生：朱杨白辅导教师： 张朝辉

2009年10月

篇2：相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生

1978年以来中国短暂的商业史中，那些盛极一时如今已不被更新一代所知的企业家不可胜数。事情往往是这样，不独商界，由失败者主演的戏剧总是更为惊心炫目。

欲望膨胀的失败

那时候很多人没有听说松下幸之助、杰克韦尔奇，改革者们凭着对市场本能的敏感（还要有足够的胆量）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步鑫生、马胜利们成了时代精神的代表，点石成金的圣手，不但商界迫切需要他们的指点，政界甚至艺术界都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取智慧。就像他们的成就来自于那个初经开拓的草莽世界，他们也被那些热情却无知的市场初民毁了。步鑫生从衬衫进军自己并不熟悉的西服，马胜利从石家庄纸厂走向全国，将100家亏损纸厂组建成“马胜利纸业集团”。很快，改革者无所不能的幻觉破灭，他们发现观众们在变得聪明起来的同时也变得冷酷无情。

比他们走得更远的是禹作敏，当年的大邱庄“庄主”。在把自己的贫困村庄变为一座工业城市的同时，他也成了一个不可一世的“皇帝”。“家天下”也是某些企业家的梦想，禹只是走到了极端。

把牟其中与当年的改革者归为一类有些勉强，一位最早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企业家，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相同。他用数百车皮积压的轻工产品从即将解体的前苏联换回四架飞机，这真实的奇迹让他之后的所有狂想都有了不可置疑的说服力。他有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对商业世界有独特的见解和宏大的构想，思考动辄以人类为起点，但是他缺乏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钱。他更适合做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企业家。在后来的德隆唐万新身上还可以看到牟其中的影子。

当市场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充满，残酷的竞争让企业家们被迫从天马行空的想象向现实着陆，另一种简单的失败也悄悄来临。对广告、价格战的迷恋导致诸如秦池酒业、爱多VCD等企业迅速把自己打垮，它们曾经铺天盖地的庞大身躯原来不堪一击。此后，中国企业家们开始更多地谈论战略、管理、基业长青，当初的野心还在，手段渐渐变得高明。但是到了中国乳业三聚氰胺事发，人们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进化程度表示出极大的担忧。

模式超前的失败

当人们认真思考唐万新的产融结合战略的时候，他已经在监狱里服刑。捉襟见肘的资金无法支持他的梦想。牟其中曾在另一所监狱中说：在中国金融改革到位以前，绝不与中国金融界及资本市场来往。唐万新、顾雏军等人过早掀起的产业整合浪潮影响深远，他们的见识与其遭遇的瓶颈碰撞激烈，从而使整个场景看起来悲惨壮烈，而他们在商业伦理上的缺陷被遮盖。

孙宏斌是此类人物在地产界的代表。这个同样进过监狱然后在天津默默做了10年地产的人第一个提出地产全国化，也第一个被宏观调控拧紧的资金链勒住了脖子。当年，孙的顺驰集团要超过万科引发众多争论，现在，全国扩张的地产商已遍地皆是。孙宏斌们的失败也可以归因于欲望远离现实的强大反作用力，但用商业模式的超前解释更接近于真相。

与体制相关的失败

褚时健不会想到，他最终在历史上被反复提及总是在这样的场合。在他之后，李经纬、郑俊怀等功名卓著不让于他的企业家也倒在同样的事情上。甚至可以把赵新先归于此类。按照王石的说法，如果当初三九有赵新先的股份，他还会那么毫无顾忌地扩张吗？

这类企业家以后不会再有，产权不清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在同样的制约下，柳传志能够用20多年时间“拐大弯”，谋略之高下立判。另一个极端如王石，在送来的股份面前转过头去，无论其初衷如何，事实证明他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

把那些因与官员走得太近而消失的企业家们放在这里吧。物美创始人张文中，福禧集团张荣坤，农凯集团周正毅，国美电器黄光裕。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这一类还会反复涌现。

最后，把怀念留给那些生命也已经消失的企业家，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逸飞集团创始人陈逸飞，海鑫钢铁创始人李海仓，利达玩具创始人张树鸿。前两位中年死于过度劳累，李海仓死于仇杀。张树鸿是位港商，因生产的玩具含铅量超标全部被要求召回而自杀。张不是一个大人物，但是从他的“消失”能看到中国制造困境的影子。

篇3：不同的时代爱国主义的时代特性不尽相同

他生于杭州，祖居海宁硖石横头街，小名“三宝”，大名史东山。

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创造了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1951年编导的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获捷克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荣誉奖”，他是上世纪50年代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导演奖的唯一中国导演。

印象： “追求完美，对工作很严格”

解放后在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后来做了史东山女婿的王云人（史东山长女史大同的丈夫，退休前是中国电影基金会的秘书长）向笔者回忆：“我们住一个大院，他年轻时候很帅，一表人才，穿着西装、领带，皮鞋擦得很亮，院里的人都很尊敬他，大家都叫他东老。电影圈里，大家都知道东老。”

从海宁硖石走出去的东老，是凭借自学成材的大导演。

17岁那年，当中学算术教师的父亲病逝，作为长子，为了养家的重担，他辗转北平、天津、张家口做报务员。仆仆风尘中，这个青年来到了上海。

20岁出头，他被介绍去电影《古井重波记》担任一个角色，这是他走入电影界的开始。

除了参演，他还搞美工、灯光、剪接、洗印工作。

“人这一生，半为社会，半为自己。”—这是他20岁时贴在床边的座右铭。

23岁，编导电影《杨花恨》。这是他做电影编导的第一部作品。这个大动乱中的江南才子展露出他的编导才能。当时也在上海的作家周瘦鹃在报上写文章说“史东山是电影界的妙才”。

年轻时代的史东山在当时的上海名噪一时。在拍了《杨花恨》后的第二年，他转入联华前身的大中华百合公司，导演了《同居之爱》《儿孙福》，《儿孙福》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刚刚接触电影，还处在无声片的时候。电影屏幕上很多是鸳鸯蝴蝶派作品和武侠神鬼片。

而史东山的电影从表现小市民的身边小事、关注女性的处境和爱情，到关注时代的最强音。

中国的进步电影事业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史东山占据了其中重要一页。

“1928年，父母结婚后，田汉就是家里的常客，他们是好朋友。通过田汉，父亲认识了地下党夏衍、阳翰笙等人，他们经常在家里开会。”在回忆父亲加入左翼电影事业的往事时，长女史大同如此说道。

老电影人都说，东老脾气大，但为人正直，工作严肃。

在重庆时曾有一个剧团让大家自由投票表示愿意跟哪一位导演合作，结果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愿意与史东山合作。这成为电影界的佳话，由此也可以想象当年的史东山在电影戏剧界的威望。

“我父亲追求完美，对工作很严格，对人和蔼可亲，他批评人家，人家也心服口服，因为他说得对。”史大同说。

史东山和蔡楚生被认为是解放前的影坛双雄，史东山的成名略早于蔡楚生，且素有“伯乐”之誉。史东山上世纪30年代初在老联华公司当导演时，发现明星公司副导演蔡楚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与几位导演联名推荐蔡楚生进入联华当导演。

1930年3月，史东山加入左联。他是八年抗战中拍摄抗日电影、导演抗日话剧最多的一位电影导演。

1947年，在上海摄制的故事片里，可与《一江春水向东流》媲美的，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两部影片都轰动当时。上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纪实风格的张扬是中国电影现代变革中的重要一面，《八千里路云和月》正是这一变革步伐中的一部开山之作。

家风： “正派，正直，

不随波逐流”

史东山和夫人华旦妮一生共养育了5个儿女，分别为：史大千、史大中、史大正、史大同、史大里。

5个子女中，仍健在的只有长女史大同，她退休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塑型化妆工作。史大同出生于1934年5月，她天性里有父亲的影子：执着、认真、勤奋。

“在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由于爸爸一生为革命，先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三次与我们告别，长期忍受着骨肉分离之苦。实际上，从1937年我3岁记事起，直到1955年2月23日爸爸去世，我真正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4年，但是，他给我的教育和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影响了我的一生。”

1937年，史大同3岁时，史东山告别妻儿去了当时的抗日中心武汉，进入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抗战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

“武汉沦陷了，他和周总理一起迁移到重庆，继续拍摄抗日电影。我6岁时，妈妈带着三个哥哥冒着炮火，辗转去重庆找爸爸。”史大同被留在上海亲戚家里，一直到抗战胜利，“等父亲回来，我已经12岁了。”

在史大同上小学的时候，父亲托人给女儿带来一封信，当时她还看不懂这封信，别人念给她听，信中的一段话她铭记一生：“一个人从小要热爱劳动，自己的事自己做，不要依赖别人。劳动是光荣的，不劳动才可耻。一个不爱劳动，整天好吃懒做的人，就会像猪一样蠢。”

“我深爱我的爸爸，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她回到父亲身边，但父亲和她只在上海共同生活了两年，又再次分别。“爸爸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他把全部时间放在了事业上，他没有时间陪我们玩耍和聊天。”

对于把女儿长期寄养在亲戚家里，史东山心里有深深的内疚。“所以，1949年上海一解放，他就第一个把我接到北平，留在他身边。爸爸补偿给了我很多的父爱，那一年我16岁。”

父女俩住在招待所——前门远东饭店。

“爸爸每天去开会，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我一个人呆在招待所，当时还没找到学校，人家都开学了，我就哭了。爸爸就搂着我说：‘你爸爸也没上多少学，小的时候家里很贫穷……读到初中就失学了，后来全是爸爸自己刻苦自学的。所以，人的一生一定要靠你自己去努力奋斗。奋斗，你懂么？’”

16岁的史大同心里非常崇敬她的父亲，“奋斗”二字刻上她的心头，她在不知不觉中学习着父亲。“无论把自己放在哪里，对自己都严要求，高标准。”

1950年，正当《新儿女英雄传》正式开拍之际，抗美援朝开始，17岁的史大同在自己的坚持下参了军。“虽然爸爸从小离开我，但我很理解他的爱国心，从小留在脑子里。他是爱国的，国家号召保家卫国，我要像爸爸那样站出来，我要参军。”

参军那天，她到北影摄影棚和父亲告别，生平第一次看见刚强的父亲掉下眼泪。“爸爸教育我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奉献精神、献身精神，这是爸爸对我的教育。直到现在不计较待遇，不计报酬，这是爸爸遗留给我们的。”

文革后的史大同，已经45岁了，开始自学英语，现在她能做到与外宾对话，给中央电视台翻译剧本。史大同说：“爸爸走前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分钱，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思想财富。我崇拜他，我就学他，我的孩子就学我。我把爸爸的这种学习奋斗精神传给了我的两个儿子。”在史大同看来，史家人的家风，正如著名演员白杨所说源自史东山的正派和正气。“正派，正直，不随波逐流，做人做事力求完美，我们家有这个传统。”

传承： “热爱是最重要的”

史大同的两个儿子王晓昀、王晓康在改革开放初相继出国留学，王晓昀是目前最优秀的数据库软件工程公司下属PowerDesigner的创始人，任法国巴黎SAP软件公司的总设计师。“他在国外33年，一直没加入外籍。”

王晓康受外公影响，从小热爱艺术，爱画画，爱写作。毕业于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电影电视学院。曾自编、自导、自己独立制片，拍摄了两部英文专题片《目的地—拉萨》和《喜马拉雅的传奇》。现从事高级管理工作。

史东山的大儿子史大千也是一位导演，代表作品有《青年鲁班》《红色背篓》，1985年病逝。

而在1954年9月底，史东山在离开人世前不久，曾接到邀他出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兼教授的公函。这是他梦寐以求培养电影新人的舞台。史大千的第二个儿子史晨风正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影《最后的疯狂》就是由他导演的。三代人的道路也折射出中国电影史的演变。

史东山的二儿子史大中，小学毕业后考入“重庆幼年空军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回到北京，积极为新中国航空事业服务。在文革结束后病逝。史大中的两个儿子史少杰、史少凡都从事技术工作。史少杰在德企工作，他说：爷爷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观点。爷爷这种精神也是中国的希望。史少凡在清华大学信息研究院搞科研工作。在他自己的工作上，他和他的祖父一样也追求完美。

第三个儿子史大正，毕业于上海音乐学校钢琴系，后成为上海青年钢琴家。

幼女史大里是我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曾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史大正与史大里均于2010年去世。

史东山孙辈里，没有一人见过祖父史东山，但祖父对他们的影响却融入在血液里。

史晨风是目前史家后代中唯一在从事影视创作的人。他30岁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片子。眼下，海清、小沈阳主演的热播剧《后厨》，他是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