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精选8篇）

篇1：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摘要: 当前,企业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引起了广泛讨论。而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企业家的作用、价值长期被遮蔽、漠视甚至扭曲。我们对近代企业家这个群体的认识,充满了符号化、简单化,我们带着偏见去认识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也就不可能真正继承他们强烈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可以说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但应该尊重那段历史中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因此研究近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缘由,无论是启迪现代企业家,还是纪念民国企业家,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国 企业家 社会责任

或许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人对民国时期的企业家没有什么概念，认为企业家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具有巨大商业规模的精英，其实不然，企业家不仅是商业精英，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民国时期较为著名的企业家有张謇、荣德生、范旭东、卢作孚等等。他们不仅把自己所创办的企业看的很重要，他们更把民族的兴旺、社会的危亡看成自己的生死。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重视社会信誉，以服务社会为自己的最高选择。“永久黄”团体制定的“四大信条”。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特别是宜昌大撤退的巨大牺牲和出色表现，都是最好的证据。“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既不与草木同腐”这是张謇的名言，荣德生的座右铭是“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卢作孚信奉的是“忠实的做事，诚恳的待人。”

一、社会责任感，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

张謇是清末的状元，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经历了20多次的科举考试才中的状元，但是他深感官场的险恶，遂下决心兴办实业，要以实业来救国。清末，中国人穿的衣服大部分是粗布，像漂亮的布匹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穿得起。张謇深感痛心，于是决定兴办纱厂，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张謇在发展实业的同时认识到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来源于教育。当时的中国教育水平低下，最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中国人，他决心必须要把中国的教育水平提上去，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其中在张謇创办的学校中最为著名的是现在的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张謇的功业还包括建立中国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据统计，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许多学校与事业单位的兴办在当时都是全国第一。他为民族工业和教育事业的贡献，被人们称为“状元实业家”。对于张謇的概述我们看可以看到民国时期的企业家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他们能用自己全部的家产来为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是多么崇高，多么令人敬佩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啊。

二、以服务社会为己任，首先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范旭东也是一个社会楷模，他不仅自己受到了现代知识的熏陶，更学以致用，投身于化学行业，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贡献自己的力量。范旭东1914年从欧洲回国后，决心首先发展精盐生产。他积极研究精盐生产技术，着手筹办久大精盐公司。当时，我国长江中下游，食盐运销由官商合伙垄断。盐商挟资财，勾结官府，左右盐政，鱼肉人民。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食土民族”，而且在去英国的碱厂考察时只让参观锅炉房，这深深刺激了范旭东。范旭东决心自制精盐，他与担任过盐务署长的景本白合作，向政府提出了成立久大精盐公司的申请。消息传开，即遭到旧盐商的反对，但社会舆论极力支持，当局不得不予以批准。

随着范旭东制碱、制盐的成功，环境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但是范旭东最初就是循着中国传统的循环经济的环境思路展开的，注重废物利用。注重工厂的生产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并且开始关注工业废水的处理问题。一篇署名纪的文章谈了精盐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卤利用问题, /久大因制过精盐的废弃物, 如湖海,弃置了未免可惜, 于是便有制造碳酸美牙粉!牙膏漱口水种种物品之举, 此种物品均由盐卤中提出, 故名精盐为-正品., 而此各物曰-副产 , 关于工业安全问题的产生, 《海王》刊文认为是/由手工业进于机器工业时代以后,集团工作兴盛之结果0,虽/灾害之发生,本为难免之事,惟在尽最善之努力,务求其减少而已0“范旭东企业人，已经认识到,工业安全问题与机器的普遍使用有关,是机器生产的产物,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应当以此为借口,忽视问题的解决,应当尽最大努力去减少工业事故。范旭东企业人认为,在关注工人的生命安全的同时,还应关注工人的身体健康问题,要考虑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问题,更考虑保证工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 /工业与卫生关系,可以说十二分的密切,讲求工厂环境卫生的结果,可以使厂内工人工作效率在无形中增加, 因而在质量上,出品都可得充分的进展。

三、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与祖国的兴衰同存亡

卢作孚不仅是一位富于开拓精神和管理才干的现代型企业家，而且还是一位思想深刻、勤于著述的学者。尤其是他的经济思想，即丰富全面，又颇具独特理论价值.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卢作孚早年也曾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启蒙思想家学术思想的影响, 追求光明.他认为：社会改革之道,不外推广教育以开民智,振兴实业以苏民困。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 他主张结合志同道合之士、埋头苦干, 发展实业，影响社会，改变国家面貌。由此, 逐渐形成了他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 的理论基础。

他的公司被定名为“ 民生公司”.公司的宗旨为“服务社会, 便利人群, 开发产业, 富强国家”.为了实现自己“ 实业求国” 的理想,1933 年, 卢作孚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民生公司的灵魂即“ 民生精神”.他对这一口号的阐述是:“个人为事业服务, 事业为社会服务, 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 事业的任务是超经济的”.卢作孚一生最惊心动魄的事迹，就是1938年10月武昌沦陷后亲赴宜昌，组织了宜昌大撤退。将自己民生航运公司几乎所有船只用于抢运战略物资到后方。而且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迅速撤退，他不仅把原先的卧铺该为坐票，更让船票减小到原来的一半，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宝贵贡献。但民生公司却损失惨重。

卢作孚还把这种社会责任感渗透到企业内部管理中去。他不是把员工看作是为他赚钱的工具，而是看作与他一起进行救国救民事业的同伴。他极其善待员工，在民生公司，办有图书室、文化学习班、业务学习班、技术学习班、阅览室、游艺园，有各种运动队、歌咏队，公司承担了员工的吃饭、穿衣、住宿以及大部分的医疗费用。千方百计地满足员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帮助员工与公司一起成长。

四、现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不能全盘否定现代的商人，而绝大多数也仅仅是商人而已，他们没有那种与祖国荣辱息息相关的社会责任，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像毒豆芽、胶囊，酸奶中出现臭皮鞋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商人只顾自己眼前利益，他们更不会忙碌了许多年却一分不剩的用在社会的发展上。或许这和大的历史背景有关系，因为现在是和平年代，但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如果战争来临，他们会不会抛弃自己的企业的利益而为国家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呢？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现代商人，还有一些人是比较具有这种责任感的，像陈光标等。

参考文献：1.李志英《民国时期范旭东企业集团的环境意识与实践》

2.汪洋《近代企业家责任》

3、王勇《卢作孚与民生精神》

4.熊秋良《传统文化与范旭东的创业精神和经营思想》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7年05期

5.傅国涌《民国企业家：沧桑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南方人物周刊（广州）2009年16期

篇2：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摘要：在那段能过一天就一天的乱世变局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晚清政府腐败的环境下，或军阀**的状况下，或列强横行国土的时势下，依然抱着一种“实业救国”的理想而耗尽一生的精力。这群人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受人尊敬的阶层。傅国涌认为他们是“商之大者，为国为民。一群以实业报国为终生理想的大商人，铸就了现代工商业的传统和灵魂。” 关键字：民国；民营企业家；社会责任

以前在思考“一个国家崛起”的问题时，很少会想到商业史。所以对商人阶层缺乏了解。自从这学期选修了“民国企业家创业史”这门课后，开阔了眼界，对这个动荡的年代也有利新的认识。民国乱世，企业家们空有济世理想，却很难着手实现，于是他们就放下抱负，专注于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于是，就出现了像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等一批“实业救国”的企业家。

一、“状元企业家”——张謇

张謇（1853-1926）：我国民族企业家的精神领袖，民营企业家的一代教父。读过历史教科书的人肯定都会懂得张謇的“状元办厂”事迹。但是未必有很多人知道这个“状元办厂”在当时的意义和其对我国民营企业家所产生的巨大启蒙精神。饱读诗书的张謇在1894年（光绪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考中状元。但不久的中日甲午战却改变了这个刚刚高中，满怀治国之道的年轻人的命运。1896年（光绪22年）张謇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从此走上了 “实业救国”的道路。他创办的大生纱厂也对当时的民营企业起着带头作用。大生通过股东大会，分析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中国股份制企业成长发展的状况；对实行的“官利”分配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官利”制度的实行，受当时整个社会高利贷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张謇还有一个创世之举，那就是他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将近20年下来，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1920年，一位访问者描写他看到的南通： “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她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一个欢快劳动的日子又宣布开始了。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运输线四通八达。”而张謇另一个值得记住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南通的建设。张謇的实业精神，体现在南通的建设上。通过对南通的建设投入，“父教育”与“母实业”的建设思想。开启了南通的民智和端正了南通人的风气。当时梁启超对南通的评价是：中国最先进的城市。张謇由此有一个绰号叫“张南通”。南通模式是如此的迷人和让人感奋，在很长时间里它成为企业家的梦想。也是在1920年代，老买办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置1000亩地，设想建立一个类似南通的实验城。而荣家兄弟则尝试着在自己的工厂里搞了一个“劳工自治区”。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1902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第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此后陆续兴办一批学校，有的甚至成为现在中国的一流大学。张謇又开辟了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

二、“棉花大王”——穆藕初

穆藕初（1876-1943）：吴晓波在《跌荡一百年》中专门论述过他的事迹。吴晓波认为他是当时全中国最懂棉花的人，是“棉花天王”。穆藕初33岁的时候，深感中国棉纺业的落后，下决心到当时棉业最发达的美国德克萨斯州读书，这一读就是整整8年。穆藕初学成归国后，筹办了上海德大纱厂。一年后，德大生产的棉纱在北京商品陈列质量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一夜成名。棉纺织业在当时是中国第一大产业，聚集了张謇、荣家兄弟和周学熙等众多顶级企业家，穆藕初后来居上，居然能迅速崛起，与他在美国学到的棉花专业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是分不开的。

穆藕初另外值得记住的有两个地方：一是他翻译了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而且翻译的中文版竟然比欧洲版出得还要早。穆藕初或许是历史第一批在中国实践科学管理原理的企业家。而另一个值得记住的是，他是昆曲得以留存的恩人。穆藕初长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平生喜欢昆曲、书法、学佛、养鱼和斗鸟，是一个少见的才子型企业家。1921年，他感于古老昆曲的日衰，便赞助成立了昆剧保存社和昆剧传习所，这些机构在昆剧的流传上居功至伟。昆曲大师俞振飞在怀念他时说：“我国戏剧自清末皮黄崛兴，昆曲日益式衰，经先生竭力提倡，始获苟延一脉，至于今日。”

三、“家族企业”——荣氏兄弟

荣氏兄弟：荣家在我国是一个传奇的家族。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我国商业上举足轻重的家族。哥哥荣宗敬（1873-1938）和弟弟荣德生（1875-1952）是商业界上的一对最佳组合。他们单独一个创业的话，凭才能或许都已经能做到像张謇那样的成绩。但上天偏偏让他们成为兄弟而一起创业，这或许注定了荣氏家族在我国商业史上的一个不灭的传奇。荣宗敬的“雄才创业”和荣德生的“老成持守”代表了创业和守业的两种方向，兄弟两人一攻一守，进退自如。这种搭配能让荣氏在时势机遇到来的时候，能应势而上，创造辉煌。而在险像横生的形势下，仍能保命自守。这种生存智慧以家族传统的形式流传下去。经历几次危机，在晚清、民国和共和国时代变迁中，在革命和动荡的时势下，荣氏家族仍能得以保存。因此，荣氏家族可以算是我国商业史上最长命的家族。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永远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而单独生存发展。对于个人来说，做个有钱的老板不是目的，只有心忧天下、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对于企业来说，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第一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企业只要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点，并适当地回馈社会，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甚至支持。而这些支持，将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就像中国人说到海尔，在自豪中，也有着特别的尊敬。因为，我们看得到，海尔集团一直秉承“真诚到永远”的理念，在不断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一直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反哺社会。多年来，海尔集团在扶贫、救灾、助残、教育、体育等方面做出积极的投入，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而谈到海尔这样的贡献，我们又不得不提起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张瑞敏说的好：“企业最重要的是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尽到社会责任后，利润将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不能把利润作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目标，否则，可能就得不到利润。”事实上，他就是带着这样的思想发展海尔，最终也使得海尔成为民族工业的骄傲。与此相对的，近来发生过的“毒奶粉”事件可说是一个震撼力极强的反例了。产生的原因自是不用说了。在“发展观”的驱动下，传统信仰大厦坍塌，社会道德滑坡，然而健康的商业道德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有什么损害消费者利益却可以更多赚钱的法子，少有企业家去制止、举报，反而趋之若鹜，视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为无物。因此，说到底，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得如何，企业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① ② ③ ④

吴晓波《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厦门航空杂志2011年06期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中信出版社2008年

傅国涌《大商人》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张謇：一名伟大的失败英雄》南方网2009年04月16日

篇3：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一、 清至民国云南水利与社会变迁研究的概况及存在问题

中国水利史研究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总体而言, 中国学者关于水利史的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国家治水、 水利工程技术领域, 奠定基础的经典著作是郑肇经的 《 中国水利史》 ( 1939 年) 与冀朝鼎的 《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 1935 年) , 姚汉源的 《 中国水利史纲要》 ( 1987 年) 可以视为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萌芽之作。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中国水利史研究出现了从治水社会向水利社会转换的新动向, 以王铭铭、 行龙、 张俊峰、 钞晓鸿、 钱杭、 冯贤亮为代表的学者从水利与社会的关系入手, 推进了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进步。云南的水利社会史研究也经历了从以水利技术工程为中心向水利社会史的转变。

民国时期, 学者研究的旨趣在于: 一方面, 水利工程、 水利技术方面, 代表性的论文有丘勤宝的 《 云南水利问题》 、 吴绍墨的 《 云南农田水利事业的检讨》 、 刘晋柽的 《 西南灌溉事业之研究》 等; 另一方面, 汇总云南水利建设情况, 如 《 新纂云南通志》 、 《 续云南通志长编》 等志书中的水利部分。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云南的水利史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 传统的以技术为中心的水利史研究继续发展, 出现了以樊西宁的 《 鄂尔泰与云南水利》 、 诸锡斌的 《 赛典赤·赡思丁与云南水利开发》 、 方慧, 方铁的 《 明代云南地区的水利工程》 、 李连清的 《 清代督抚张允与云南水利事业》 、 杨明辉的 《 明初安定局面的出现和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 、 张琰等 《 近年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问题的研究: 以云南为例》 、 杨吉超等的 《 云南大理州历史水利考察纪行》 等;第二, 系统规范的新水利志书的修订和编撰。 这主要体现在以 《 云南省志·水利志》 、 《 大理州水利志》 、 《 红河州水利志》 为代表的水利志书的修订和编纂; 第三, 有些学者实现了从“ 治水社会” 到“ 水利社会”研究视角的转换, 围绕水利与社会变迁展开研究, 内容涵盖政治、 经济、 宗教、 文化、 民俗、 环境、 社会生活等因素。 代表性的著述有, 方国瑜的 《 滇池水域的变迁》 、 周琼的 《 清代云南内地话后果初探: 以水利工程为中心的考察》 、 王瑞红, 马维启的 《 民国时期云南高原水利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 等。 今人之著述, 为课题的写作提供了借鉴和思考, 其不足之处在于, 研究的视角相对狭窄, 研究的方法相对单一, 研究理论相对陈旧。

国外学者对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要早于国内学者, 研究理论也较为成熟。 具有代表性的是由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提出的“ 治水社会”观点, 日本学界提出的“ 水利共同体” 理论, 具体到云南水利研究的论

文有W.M.Davis, Drainage evolution on the Yunnan- Tibet ( Geographical Re vie w) , Lie ut Ward , The hydrography of the Yunnan- Tibie t frontie r。 国外学界的理论为课题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具体研究论文但其侧重的地理范围在滇藏交界地区, 对其他地区的水利建设未能谈及, 这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空间。

二、 清至民国云南水利与社会变迁研究范围及创新之处

清至民国云南水利与社会变迁研究的范围包括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水利实证的论证, 水利社会史视阈下的水利与社会研究, 具体包括为:1) 清至民国时期云南水利史研究回顾与反思: 从宏观上对云南水利史以往研究的评价, 探讨用水利社会范式研究云南水利史的可行性; 2) 清至民国时期滇池流域水利与社会变迁: 主要考察滇池的水环境、 水资源与水经济、 水利组织与政治权利、 水权与争水、 水信仰与民俗之间的关系; 3) 清至民国时期抚仙湖区的水利纠纷研究: 描述抚仙湖区的水环境 ( 水旱灾害与水利建设) , 水利纠纷的类型与发生, 水利纠纷的解决方式, 进而探讨水利与社会变迁的关联。

这项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 首先, 本课题回顾和反思以往云南水利史研究的情况, 接着引入“ 水利社会” 分析框架, 为本课题的具体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研究范式; 其次, 通过三个水利个案 ( 滇池、 抚仙湖、 洱海) 分析水利与区域社会变迁的关联性; 再次, 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 归纳总结云南水利与区域社会变迁的共性与差异性。

三、 结语

利用既有的研究成果, 再加上现场调研, 本研究力求得出如下结论: 1) “ 水利社会史” 理论的引入, 打破了“ 治水社会—水利共同体”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范式, 丰富了中国水利史和社会史的研究; 2) 水案是研究云南水利史的一个切入点, 为我们动态地了解区域社会变迁提供了可能; 3) 湖域社会 ( 以滇池为中心) 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 传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合力形成的,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分水, 用水体系是水利社会的稳定“ 开关”。

摘要：清至民国云南水利与社会变迁的研究, 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对云南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为当今云南的水利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水利社会”分析方式的引入, 推动了水利视野下的云南社会史研究。

关键词：云南,水利,社会变迁

参考文献

[1]郑肇经.中国水利史.上海:上海书店, 1984.

[2]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3]汪家伦, 张芳.中国农田水利史.北京:农业出版社, 1990.

[4]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 2007.

[5]方国瑜.滇池水域的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篇4：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学生就业困难；低就业率；职业困境；教育转型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1—0271—05

本文試图讨论1912—1937年中国社会的学生就业困难问题。研究该问题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挖掘历史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研究民国——这个中国教育模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则显得更有意义；另一方面也具有现实的关照意义，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仍旧十分严重。

但是对此问题的研究，学术界长期以来没有专门的关注，只是在某些相关主题中涉及而已，近些年才有学者进行一些深入探索。清末学生群体的就业困难问题在桑兵专著《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中有一些涉及。民国学生就业困难比之清末更为严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学生群体失业：武增峰的《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教育反动》[1]，谭玉秀、范立军的《抗战前大学生失业问题探悉》[2]，黄佑志的《简论抗战前国民政府救济大学生失业的措施》[3]；学生失业的社会政治影响，主要是陈德军的成果：《南京政府初期“青年问题”：从国民识字率角度的一个分析》[4]和《南京政府初期文科与实科比例失衡的社会政治效应》[5]。

本文将以民国时期的主要教育类报刊为史料来源，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去更具体地阐述1912—1937年中国学生就业困难现象的表现，并且尝试从教育转型的角度来分析此问题更深刻的历史背景，而这也是相同主题的研究较少涉及的。

一、问题的表现

中国新式学校教育开始于清末，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它随即成为国家的主要制度性教育，毕业生逐渐增多，此系中国教育的重大变革。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却在教育救国的“凯歌”下很难就业，从而造成了一个新的教育问题，并引起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有两个重要的表现，首先是毕业生就业率低，即“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其次是能就业学生的职业困境，即毕业生通过职业对社会和个人的回报低。

（一）毕业生就业率低

毕业生就业率指的是升学和就业者占毕业生总数的比例。其统计是很烦琐的工作，民国时期无论中央、地方政府还是学校都没有对这个数据的采集有足够的重视，所以没有留下全国性的统计数据或者地方性的更为精密的统计数据。不过热心教育的社会组织、报社和杂志社进行了一些零星年份、地区或者个别学校的统计，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毕业生就业率提供了一些依据。

1914年京津地区某中学的校长称其学校毕业生“谋事而不得事者”占毕业生总数的1/2。”可见该中学的中学生就业率大约50%。江苏省教育会在1915年和1916年进行了两次省内各中学的毕业生就业调查，发现毕业生中的77%（1915年）和61%（1916年）为不能升学者，他们“大都无业，或虽有业而大都非正当者也。” [6]由此可以推知，此时江苏省的中学生就业率至少在50%以下。1916年黄炎培曾在报告中说：“现在中国教育上最可虑之事，莫如学生毕业后之状况，大抵一百分中有二十五分升学，三十分得有相当职业，而其余则皆失业之人。” [7] 黄炎培是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他掌握的情况大抵也是以江苏省为基础，可知此时江苏省中学生就业率为55%左右。以上情况是京津地区和江苏省的中学毕业生就业率，而作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其就业率应该高于全国水平，所以如果乐观的估计，民国前期中国的中学生就业率大概在50%左右。

民国时期关于小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非常少，仅有江苏省的统计。1917年江苏全省超过75%的小学毕业者需要就业，但是“大都营营逐逐” [6]，也就是不能就业。可见小学生就业率大概只有30%，低于中学毕业生就业率。

同时，作为学生群体少数的大学和专门学校毕业生，其就业相对较好，不过20世纪30年代以后，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就业率日益降低。1934 年山西全省专科以上毕业生失业者有4 700人，而山西全省三十年来，专科以上毕业生总共不过8 905人。像中央大学这样的一流院校其20世纪30年代某届“毕业生二百余人，半数未获相当职业。” [8] 可见30年代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为50%，陕西省的就业率应该更低。

更尴尬的是，实业学校其教学宗旨便是直接面向社会生产，可是其毕业生的就业率仍然很低，“十之六七”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6]，也就是说其就业率大约为35%。

虽然以上的统计严密性和精准性十分欠缺，但是作为仅有的一些数据，还是可以作为估算民国时期学生就业率的依据。此时期中国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基本不超过50%，比例极低，可见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不能就业者之多，“毕业即失业现象”之严重。

（二）毕业生的职业困境

学生就业困难的另一大表现是即使毕业生找到工作，其工作性质也很单一，并非社会所实用，甚至产生反作用；而多数学生只是为暂时糊口，非心所愿。从而构成毕业生就业的职业困境——就业后通过职业对社会和个人的回报低。

民国时期，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大抵为教员者居多数。其次为各行政机关人员，而为生利之农商者竟无一人。” [7]当时教育界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毕业生多充任学校教员。教育评论家舒新城曾说道：“（大学）文科毕业当教员，理科毕业当教员，商科毕业当教员，你教员，我教员，大多数全是教员。”“一般专门学校及至于中学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都以‘教书’为本位，却是很普遍的现象。” [9]

大学及专门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相对较好，因为人数少，学生素质比较高。不过，其就业路径还是很狭窄，正如胡适曾对大学毕业生所说：“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 [10]可见，新式学生进入社会，并没有给社会带去活力和创造力，为改造社会各个领域出力，其多数仍然做着传统的知识人职业——政治家、公务员或者教师，就业路径非常狭窄。

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生计问题还有很多毕业生铤而走险，干起了很多不正当的职业。“然人是有求生意志的，人又是靠物质来生活的，他们这一批‘职业落第’的人，再不为宋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鬼话所迷了，为一时一刻不可缺少的生存故，自然只好走非常的路：游民、兵、匪、娼妓、强豪者的走狗等等，凡可恃以吃饭的，将无不趋之若鹜。” [11] 这些群体给社会和国家都带来了极大危害。从这个意义上说，毕业生不但没有改造社会，反倒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危害，成了“高级”的社会破坏者。

而从个人的角度讲，职业对毕业生的个人回报也是相当低的。从时人的一些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面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心理写照，更可以体会学生们临毕业时的困惑和恐慌，及其初次工作的不如意。1935年商务印书馆的一个编辑回忆他20世纪20年代中学毕业时讲道：“我会好几次真地去把这个问题和同级的同学、已毕业的老前辈以及师长们去商量过。但是结果，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的只会叹几口气，埋怨几句社会，而想不出半点办法。就是出题目叫我们做这篇文章的国文教师（以“毕业后去向”为题——笔者注），也只在我们文卷上圈圈点点，末尾加上一个‘意沉痛而语真挚’的批头，并没有启示我们应当怎样去找出路。”“一到临毕业的半年就渐渐地转入苦境的境况里，后来竟终日为职业问题发愁了。等到真的跑到社会里来以后，更想到人生的无意味，感到非常无聊。在这两年中，我无时无刻不是为职业问题和人生意义而瞎撞，乱碰，奋斗，就是如今，我还是这样苦苦的在黑暗中挣扎。”“除了一小部分……可以天天在金屋里陪他的姨奶奶外，大多数的中学生，无论从中学出来直接跑进社会里来做事，或者往大学或出洋打了一个弯子再到社会里来做事，个个人都要来一尝这个滋味的。” [12] 这种生活的苦恼还导致当时很多学生悲观消极，顾影自怜。甚至以嫖妓为乐，耗尽家财，被父母、亲戚鄙视，青年学生为此而自杀的现象也层出不穷[13]。

可见民国时期学生就业困难不仅是个严重的教育问题，更扩展成社会问题，对社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二、教育转型导致的就业危机

那么，如此严重的就业问题原因何在？早在民国时期，各界学者就对此问题进行了各种讨论。但是笔者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学生就业困难与当时中国正经历的教育转型有极大关系，而今日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也与之有些相似。

（一）中国学生就业模式的传统与转型

近代变革以前的中国教育以科举考试为中心建立，经过宋代的定型和明清的强化，形成了固定的“学校”体系——私立的私塾和书院，国立的府、州、县学和国子监。其课程内容是背诵和理解“四书五经”，并进行八股作文写作。学生学习的主要目标是应各级科举考试，通过定期举行的县级、省级和国家级考试相应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学衔，或者通过“捐”的方式获得监生或贡生的学衔，①从而成为“绅士”阶层，构成了中国传统四民社会②最高等级。其中大部分进士和小部分举人会成为国家官员，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下受教育者的主要就业理想。

但是能通过最高级考试成为国家官员的读书人毕竟是少数，根据张仲礼的研究，清代绅士中最终能成为官员的只占大约3%[14]，而其他人只有继续参加考试争取更高学衔成为官员，或者自谋生路。近代曾有人评论这种现象说：“此数十万人大都进不能得官，退不能迁业，以侥幸妄想终其身，诚为天下之至苦。” [15]

但事实上也不完全如此，社会也能够容纳一些未获官职的士人。由于传统社会读书人相对稀少，19世纪中期每年只有25 089人通过县级考试成为秀才——最低一级的学衔，而清代太平天国运动前后中国所有获得学衔的读书人也只有约109万和144万[14]，如果以1851年人口43 189万人做基数[16]，那他们仅占总人口的0.25%或0.33%。所以即使没能成为官员，他们要么可以利用祖上遗留的家产为生，而更多的可以就其他职业，尤其是需要文字读写能力和管理能力的职业，这是一般老百姓不能胜任的工作。如帮助家族和地方管理公共财产，主持公共工程，服务地方教育界，成为官员的幕僚，或者经商、行医[17]。③ 重要的是，在他们工作的过程中仍然可以不断进行科举考试，向成为国家官员之路迈进。这就是传统中国读书人走向社会的主要通路——也可以认为是科举时代受教育者就业的主要模式。

而19世纪以来一系列与西方的交流和摩擦，使清政府认识到科举考试造成的人才知识局限，于是洋务运动时期开始尝试办少数新式学校，进行外语和自然科学教育。新式学校从此在中国诞生，也形成了新式的受教育者——学生。甲午战败更是激起了国人的改革决心，新式学校数量开始增多，不过此时学生的就业和科举时代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和科举考中者一样被授予功名和官职[18]，④并被安排到清政府及其各地官员创办的新式机构中服务。这一时期新式学校与旧式科举杂糅在一起，无论新式学生还是旧式读书人基本上仍然按照科举模式就业，而且新式学生日益得到更好的就业安排，所以一些旧士人也主动进入新式学校，争取新的社会流动机会[19]。⑤

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由此新式学校教育成为国家唯一制度性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学校教育得到了更有力的提倡，完整的学校体系建立起来。整个民国时期中国基本上经历了两个学制——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和1922年的壬戌学制，从而建立起小学、中学、大学的普通教育体系和甲乙种实业学校、高等专门学校的实业教育体系以及师范教育体系[20]。⑥这三个体系培养人才的目标不同，普通教育体系属于升学预备，而职业教育体系和师范教育体系属于就业预备。因为民国政府不再延续清政府分配学生就业的政策，所以除师范毕业生有毕业服务制度[20] ⑦ ——可以算是一种就业分配外，民国时期大部分学校毕业生必须自谋生路，但是“生路”如此难谋，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就业困难。

（二）转型带来的危机

以上的教育改革是中国受外部因素影响的急剧变革，它使传统的受教育者就业模式快速解体，短时间内天然地导致了学生就业危机。

中国传统社会受教育者的就业模式有科举考试为制度性的保障，也有社会对知识人的容纳方式作为社会性的保障，清末新式学生也基本按照制度性保障就业。但随着科举制度废除和清王朝终结，受教育者的就业模式在制度层面上瓦解。

而更重要的是，新教育的发展也使社会层面上的传统就业模式难以维持。首先是学生人数比之传统时代的急速增加。新教育发展以来，作为受教育者，学生数量比之传统时代的绅士增加很多。如前所述，19世纪中期中国一年只产生新绅士25 089人，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全国只有绅士109万和144万，且维持着稳定的水平。可是到1923年国内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6 615 772人[21]，到1937年时一年产生的学校毕业生就有2 567 218人[22]。⑧ 这种学生人数急剧增加导致固有的就业路径激烈竞争，竞争失败者自然日益增多。

而这也与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非常相似。1992年全国只有高等学校1 053所，在校本科生218.4万人[23]。这个群体一直到1995年左右还一直享受着国家就业分配政策，并拥有固定的职业路径，这种路径也因为群体人数稀少而一直比较稳定。

可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大学生毕业生群体开始短期内急剧膨胀，与其固有的就业路径难以匹配。其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人发展到2006年的506万人，八年间增长了3.7倍。毕业生数也是连年快速增长，1998年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人数为83万，2002年为134万，2005年为338万，2006年为413万[24]。于是导致其固有的就业路径竞争激烈，竞争失败者自然日益增多。可见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困难问题是20世纪中国学生就业困难的一个延续，也可看做是20世纪初以来中国教育急剧大众化不断发展的结果。其次，教育模式的转变导致民国时期学校毕业生年龄过小。民国时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初始阶段，所以各级学校比例悬殊，即学校等级越高，数量就越少。1921年全国有国民小学167 076所，高等小学10 236所，而中学仅有547所，大学及专门学校仅有125所，其学生比例分别为87.48%、9.02%、1.74%、0.50%[25]，这样的差距使得大批中小学毕业生不能继续升学。1915年和1916年江苏省内中学生的升学率只有23%和39%，1917年全國只有大约10%的中学生可以升学[6]。而不能升学的学生只能选择就业，其人数自然非常可观，1921年全国小学和中学生占各种学校学生总数的约98.24%[25]，1937年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99.16%[26]，① 所以此时的学生就业困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中小学学生的就业困难问题。

中小学生毕业时年龄过小，天然造成了毕业生在社会上生存的困难。科举时代，一个读书人获得“秀才”这个最低级学衔的年龄多数在21~30岁之间[14]，已经属于成年人。所以即使他们不再进行考试，不能继续取得更高等级的学衔，在社会上谋生也具有了一定人生经验和阅历。但是，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毕业生大多10~18岁，较之科举时代差了一个10岁的年龄段，所以其走进社会谋业生存，相对就困难了。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的学生就业困难问题是近代以来教育改革的一个结果。这种改革使教育本身的发展不是为满足市场和社会的当时需求，而是为了长远的现代化目的。所以教育改革导致教育急速发达，打破原有学生就业人数与就业路径之间的平衡。当教育的大众化持续发展，这种不平衡就会长期存在。并随着更高等级受教育人群的不断膨胀，学生中的不同群体就会陆续面临这样的问题。因此，学生就业困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必然面对的客观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中国的学生就业问题，放在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改革的过程中来看待，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认识这个问题，以期更好地解决它。

参考文献：

[1]武增峰.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教育反动[J].南京社会科学，2003，（10）.

[2]谭玉秀，范立军.抗战前大学生失业问题探悉[J].教育评论，2008，（6）.

[3]黄佑志.简论抗战前国民政府救济大学生失业的措施[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3）.

[4]陈德军.南京政府初期的“青年问题”：从国民识字率角度的一个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2，（1）.

[5]陈德军.南京政府初期文科与实科比例失衡的社会政治效应[J].史学月刊，2004，（6）.

[6]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J].东方杂志，1917，（14）：7-163.

[7]黄炎培调查美国教育报告[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392.

[8]武增峰.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教育反动[J].南京社会科学，2003，（10）：86.

[9]舒新城.愿全国教育家反省[J].教育杂志，1925，（17）：1-2.

[10]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独立评论，第7号，1932-07-03[G]//季羡林.胡适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546.

[11]杨贤江.事业与实学[J].学生杂志，1924，（3）.

[12]堤柳.从临毕业到就职业[G]//中学生社.中学毕业前后.上海：开明书店，1935：156-163.

[13]李大钊.学生问题（二）.《甲寅》日刊，1917-04-05[G]//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1.

[14]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76-116.

[15]论废科举后的补救之法[J].东方杂志，1905，（11）：251.

[16]姜涛.清代人口统计制度与1741—1851年间的中国人口[J].近代史研究，1990，（5）：29.

[17]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8]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G]//璩鑫桂，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521-530.

[19]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J].历史研究，2005，（5）.

[20]璩鑫桂，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661-1011.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928-929.

[22]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K].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1414-1458.

[23]杨宏雨.困顿与求索——20世纪中国教育变迁的回顾与反思[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242-262.

[24]孟桂云，邓晓丹.大学生失业原因透析与市场化就业去向[J].高教研究，2007，（6）：97.（下转310页）

（上接274页）

[25]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改进社公布中国教育统计[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927.

[26]民国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K].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37年，第十四编，教育统计，P.4-59.

Social Problem and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The Difficulty in Graduates’ Employment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1912—1937

GUO You-qi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01，China）

Abstract：New-style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began in the late period of Qing Dynasty.It’s regarded as a drastic change that in 1905 the Qing Government abolished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made new-style school education to be main educational style with more and more graduates.But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it’s difficult for many graduates to be employed whatever level and style of school they graduated.This difficulty can be represented by the low employment rate of graduates and the vocation morass of employed graduates.As a result，a new educational and social problem formed.This phenomenon is partly because of the drastic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perio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outside factors.It made the traditional employment pattern of people who had received education collapsed rapidly，which leading to the difficulty in graduates’ employment inevitably.Thus，if we can consider the difficulty in graduates’ employment in Chinese society as the outcome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 from 1900s，it would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is problem more objectively.

Key words：the difficulty in graduates’ employment; the low employment rate;the vocation morass; th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篇5：论南京民国建筑

结课论文

通达学院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130041班13004134曹震

2013年11月

封存的记忆——南京民国建筑的探究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民国建筑就是保护的重点，然而在众多的民国建筑中当属南京的民国建筑最为众多。南京民国建筑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特点，也记载着南京的曲折历史，更是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将从实际出发，探寻南京民国建筑的历史地位，分析南京民国建筑的保护与利用的意义。探究南京民国建筑的保护与利用现状，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本文主要通过介绍南京民国建筑保护与利用等。从这些方面得出结论，加深对南京民国建筑的理解。

关键词：南京民国建筑；历史地位；保护；开发利用

一、南京民国建筑的历史地位

南京作为民国首都期间，曾兴建了数量众多、流派纷呈的议会党政类、纪念类、文化教育科研类、宗教类、使领馆类、经融邮政公用类、官邸别墅类、工业交通类等建筑面积近900万平方米。这批优秀的民国建筑，在中国著名的古都和历史

文化名城之一南京的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作为上世纪初全国的首都，国民政府制定的《首都计划》，可以说是中国政府首次自己主持的大规模的现代城市建设规划。据考证，其中包括人口预测、城市功能分区、道路系统规划、市政工程等。这些都说明，南京民国建筑在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上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历史地位。

其次南京是中国建筑是活动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20世纪20、30年代一批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建筑师和工程师聚集到南京，他们有的自己拥有事务所，有的为政府规划，有的在大学任教，在南京近代建筑的探索、实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今日的南京，无论是城市布局、接到设计，还是社会风俗、人文教育，都继承了许多民国时期的东西。由此可见，民国建筑在对历史的传承上也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南京民国建筑的保护与利用现状

对于南京城里一大批珍贵的历史遗产，多年来虽也曾注意保护和利用，但是由于过去对历史认识的偏颇及财力的限制，受到的破坏触目惊心。1988年调查时，尚有将近200处重要民国建筑，2002年时仅存130处，三分之一以上已经

消失。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建筑的拆毁速度比建国初期快了几倍。若干极为重要的民国建筑仅能当成部队和机关事业单位的一般房屋使用，完好境况悬殊很大。由于经费不足，缺乏古旧建筑维修知识和专业队伍，许许多多的优秀民国建筑无法维修。同时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座座高楼大厦的耸立，严重的破坏了连贯的视觉效果。使得南京民国建筑的生存环境变得恶劣，对其进行针对性保护的需要迫在眉睫。

三、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保护文物建筑一直都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中国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但仍然困难重重。南京民国建筑在保护和开发中存在着种种问题，在观念、制度、人才培养、管理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

第一、缺乏整体的保护思路

南京民国建筑分布散乱，地方军方有着不同的保护思路，但是都没有

创新性，都是一些假大空的方法，而且由于高层的不重视，这些方法都难以落实。地方军方工作不协调、不团结都是保护中的问题

第二、缺少健全有效的法律

虽然政府将民国建筑列入法律保护的范围，但是至今仍未出台针对南京民国建筑保护的相关法律条文。同时对于受到法律保护的民国建筑同样倒在了挖掘机下，这是九不得不让我们想到这样的法律保护是不是仅仅是一张空头支票。那些破坏民国建筑的人和单位最终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可见法律是不够健全的。

第三、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

虽然在建筑方面，南京不乏优秀顶尖的人才，但是从南京民国建筑的分布来看，很多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这些优秀的人才却无用武之地。对于南京民国建筑的管理显然是不系统不到位的，究其根本就是没有这样专业的管理人才。

第四、城市发展影响民国建筑保护

有关人士的调查发现，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很多民国建筑都难以得到保护，比如由于道路的拓宽对建筑本体有着严重的破坏，又如，很多建筑都被各种现代化商铺利用，并且包围着很多违建，使得民国建筑变成了大杂院。

四、南京民国建筑的保护与利用的解决办法的建议

第一、建立统一的地方军方联合保护指挥办公室，对民国建筑保护进行指挥。由指挥部队保护工作进行部署。

第二、加快讨论完善法律，并加强执法力度，执法效率。

第三、给管理方面的人才和建筑方面人才机会，对南京民国建筑加以考察，并且对建筑做出评估，为保护工作提供保护方案。

第四、将南京民国建筑考虑到城市规划中，加强对违建的处罚力度，根据保护方案，进行设计。

第五、可以根据分布图，设计民国建筑旅游路线。

结语：

篇6：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吴会蓉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成都 610039）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四川师范大学与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1至12日在成都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社、《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现史”省级重点学科承办，《四川大学学报》杂志社、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四川师范大学校院共建科研创新团队“中国西南区域研究（1840-1960）”协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民国时期的边疆与少数民族。

8月11日9点，研讨会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开幕式。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院长王川教授主持。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建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中枢教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先生以及四川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研究员出席了开幕式并先后致辞。

来自京、宁、陕、甘、赣、冀、豫、滇、黔、川、渝、吉、闽、桂等14省市的40余家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108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并聆听了大会的主题发言。

大会主题发言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先生主持。四川大学罗中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主编凌兴珍编审、第二历史档案馆曹必宏研究员、云南大学潘先林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玉教授及西南民族大学张世均教授先后作了主题发言。罗中枢对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战略意义、重点研究方向及协同创新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四川师范大学凌兴珍教授考察了国民党中央筹办边疆教育的历史动因、过程、成效及其历史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孙宏年研究员梳理了1912至1916年间陆兴祺治藏活动的表现及其建议，论述了陆氏在民国时期西藏治理中的贡献与影响。云南大学潘先林教授就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类型、主要现象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玉教授指出，1874年日本侵台事 1 件发生后，《申报》对其进行了广泛报道，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振兴中国”的讨论。随着申报对这场讨论的展开，民族危机的信息被广泛传播进而为许多国人所知晓。经过申报的讨论，国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由接收上升到按受的层面，国家危机越来越强，导致求变、求强、振兴中国的思潮不断涌现。总之，作为晚清社会主要纪录者和晚清社会思潮与变革运动积极参与者的《申报》，对于考察晚清内政与外交、经济与社会、文化与教育及中国近代化的细微进程，均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张世均教授在阐述19世纪后期俄、英构建的印度周边扩张战略的基础上，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指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对我国新疆、西藏的侵略造成了中印边界的领土争议，成为当今中印边界领土争端问题的源头。这一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印两国关系及中国的边疆安全、政局稳定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8月11日下午2点至12日下午4点，大会以“民国时期的边疆与边政”、“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人物”、“西南区域少数民族与边疆社会”、“民国时期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它相关论题进行分组研讨。在小组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就会议主题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相关议题各抒己见见，畅所欲言，各小组评议人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下午4点30分至6点50分，大会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川教授主持。

闭幕式有三项内容。

1、小组总结分组讨论情况

1）四川大学陈廷湘教授代表第一小组汇报了小组研讨情形

他指出：第一小组的研讨有两大特点：一是史实呈现与现实关怀突出。他谈到，第一小组有99%的论文对史实的梳理极为清晰，对事情前因后果的阐述颇为清楚。同时，边疆、少数民族问题均与现实相关，许多文章对现实提出了好的建议和建言，这是历史研究值得提倡的方向。西方曾在一段时期提倡价值中立，陈先生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历史诞生之时就关心现实。他还援引希洛多德、塔西佗、司马迁与克罗齐的话来证明历史研究除了呈现史实之外，应当关心现实。本组会议的研讨中，关怀现实，为现实提供参照的特点十分鲜明。二是视野宽广、2 兴趣广泛。本组研讨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民国时期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主要体现在王川、段丽波、黄雪垠、范德伟、秦和平、许建英、周毓华等学者的论文中，尤其是王川先生的文章以小见大，通过1942年的“藏警案”，阐述了这一事件背后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演变，史料充分，用了未公诸于事的戴新三的《拉萨日记》，阐释全面，论证深入，是一篇值得学习的好文章；二是关于民族学与边疆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刘清涛的《商上补议》一文中；三是边疆涉外研究，主要体现在向玉成和张世均的文章中；四是西部边疆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主要体现在李玉、姚乐野、左茜、何芳芳等学者的文章中；五是边疆人物研究，主要体现在邓海春、李金凤、尔布什哈的文章中；六是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研究，主要体现在李峻杰的文章中；七是边疆教育研究，以凌兴珍、周正龙、张晓攀、张屹、徐德丽、成飞等人的论文为代表；八是边疆交通与运输研究，以徐文渊、尚季芳的文章为代表；九是边茶研究，以曹必成、木霁弘、田茂旺等人的文章为代表。陈教授也指出，本组当中，亦有个别学者的论文史实梳理有待改进，对历史时间与史实的把握欠准确；个别学者有赶会的情况，论文未写完或只有提纲和概要，这些是由于时间不足造成的。

2）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代表第二小组汇报了小组的研讨情况

秦教授指出，第二组共有33篇论文，围绕主题展开了讨论，本组讨论具有 目标明确、资料丰富、论述深入等特点。从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关于边政和边疆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宋培君、汪洪亮、袁剑的文章中；二是关于新疆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段金生、周卫平、付娟、文志勇等人的文章中；三是关于地方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罗群、胡宝华、周真刚、陈沛杉、黄惠运等人的文章中；四是康藏研究，主要体现在边笑非、熊玉文、黄辛建、邹敏等人的文章中。

2、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教授作大会总结

王川教授从四个方面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这四个方面亦是此次研讨会 的特点：

1）理论讨论充分，现实关怀强烈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对民国时期的“边政”、“内政”与“边区”、“边疆” 等概念及边疆学的构建与人才培养等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同时，也对边疆历史人 3 物、民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2）海疆、陆疆，涵盖八方

本次研讨会的探讨涉及海疆、陆疆，以陆疆为主；内容范围涵盖四面八方，从东北到西北，从西南到东南，东西南北各方皆有涉及。

3）重视新材料、探讨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本次研讨会既有对传统史料的整理，也重视运用新的档案与日记来探讨 民国时期的边茶、边疆教育、边疆城市、边疆交通等新问题，得出新的结论。

4）沟通各方，科研协同

此次会议老少咸齐，几代芸集，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边疆、民族学学专家，亦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更有崭露头角的一代新秀，他们是边疆民族史地的希望；既有汉族学者，亦有兄弟民族的代表，集汉、藏、彝、满等族于一堂，体现了科研协同的精神。

王教授还表示，此次会议能够办成，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高度重视！感谢列席代表，他们的参与体现了求知的学术精神！感谢会务工作人员，他们的辛勤努力为会议的成功举行提供了后勤保障！

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致闭幕辞

篇7：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环境、消费者、对社会的贡献。

企业不仅仅是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体，企业作为是社会的细胞体，还是社会整体财富积累、社会文明进步、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环境这三重底线，需要对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环境等一系列对象负责。简单说，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表现为关心员工成长、对消费者权益负责、关注环境保护、救助社会中需要关心的群体等等。

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八大标准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任玉岭建议，应从以下八个方面来确立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标准：

1.明礼诚信

确保产品货真价实的责任

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诚信缺失正在破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营，由于企业的不守信，造成假冒商品随时可见，消费者因此而造成的福利损失每年在2500―2700亿元，占GDP比重的3-3.5%。很多企业因商品造假的干扰和打假难度过大，导致企业难以为继，岌岌可危。为了维护市场的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企业必须承担起明礼诚信确保产品货真价实的社会责任。

2.科学发展

企业的任务是发展和赢利，并担负着增加税收和国家发展的使命。企业必须承担起发展的责任，搞好经济发展，要以发展为中心，以发展为前提，不断扩大企业规模，扩大纳税份额，完成纳税任务，为国家发展做出大贡献。但是这个发展观必须是科学的，任何企业都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也不能只顾局部，不顾全局，更不能只顾自身，而不顾友邻。所以无论哪个企业，都要高度重视在“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

3.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特别紧缺的国家，企业的发展一定要与节约资源相适应。企业不能顾此失彼，不顾全局。作为企业家，一定要站在全局立场上，坚持可持续发展，高度关注节约资源。并要下决心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尤其要响应中央号召，实施“走出去”的战略，用好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以保证经济的运行安全。这样，我们的发展才能持续，再翻两番的目标才能实现。

4.保护环境

随着全球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日益恶化，特别是大气、水、海洋的污染日益严重。野生动植物的生存面临危机，森林与矿产过度开采，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很大威胁，环境问题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经济持续发展，企业一定要担当起保护环境维护自然和谐的重任。5.文化建设

医疗卫生，公共教育与文化建设，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极为重要。特别是公共教育，对一个国家的脱除贫困、走向富强就更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医疗卫生工作不仅影响全民族的身体健康，也影响社会劳力资源的供应保障。文化建设则可以通过休闲娱乐，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我们的国家，由于前一个时期对这些方面投入较少，欠债较多、存在问题比较严重。而公共产品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固然是国家的责任，但在国家对这些方面的扶植困难、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应当分出一些财力和精力担当起发展医疗卫生、教育和文化建设的责任。

6.发展慈善事业

虽然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还存在很多困难。特别是农村的困难就更为繁重，更有一些穷人需要扶贫济困。这些责任固然需要政府去努力，但也需要企业为国分忧，参于社会的扶贫济困。为了社会的发展，也是为企业自身的发展，我们的广大企业，更应该重视扶贫济困，更好承担起扶贫济困的责任。

7.保护职工健康

人力资源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也是企业发展的支撑力量。保障企业职工的生命，健康和确保职工的工作与收入待遇，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为了应对国际上对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也为了使中央关于“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落到实处，我们的企业必须承担起保护职工生命、健康和确保护工待遇的责任。作为企业要坚决作好尊纪守法，爱护企业的员工，搞好劳动保护，不断提高工人工资水平和保证按时发放。企业要多与员工沟通，多为员工着想。

8.发展科技

当前，就总的情况看，我国企业的经济效益是较差的，资源投入产出率也十分低。为解决效益低下问题，必须要重视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降低煤、电、油、运的消耗，进一步提高企业效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尽快改变技术落后状况，实行了拿来主义，使经济发展走了捷径。但时至今日，我们的引进风依然越刮越大，越刮越严重，很多工厂几乎都成了外国生产线的博览会，而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确没有引起注意。因此，企业要高度重视引进技术的的消化吸收和科技研发，加大资金与人员的投入，努力做到创新以企业为主体。

二、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

立白集团是国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典型优秀案例。从企业文化来看，立白人有“一、五、十”文化： 一个经营管理总要求：改革 创新 快速 高效；

五个“立”核心价值观：立信、立责、立质、立真、立先； 十颗心：爱国心、感恩心、亲缘心、分享心、利他心、包容心、简朴心、平常心、自省心和自信心。

立白集团日常的工作和企业运行都是围绕这些方面展开。发展中的立白积极履行着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关爱民生、匡助教育、周济孤贫，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感恩的心态回馈社会，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关心弱势群体，坚持服务社会、承担责任，为国家解决数十万人就业，累计为公益慈善事业捐款两个亿，2015年央视大型公益节目《出彩中国人》的爱心公益支持伙伴中就有立白集团的身影。而最近，也不断推出立白公益跑、关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立白幸福包等公益活动，取得了不俗的社会效应。

篇8：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对服饰审美规律的研究, 目前学界比较注重的是从审美经验本身出发, 如通过对服饰审美的表象、形式、感觉及心理方面的分析来探讨其变化发展规律。这种探讨细致入微, 具有相当的针对性、专业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但从一定角度来说, 却具有其局限性。

探讨服饰审美的规律, 我们可以从服饰审美的观念、现象本身着手, 也可以从服饰审美现象与观念之外的其他方面着手。也许, 探讨与服饰审美相关的其他方面, 更容易让我们接近服饰审美的真相, 从而找到服饰审美的最为本质的规律, 并发掘出服饰审美对其他方面的重大影响。

我们知道, 任何现象都是本质的体现。服饰审美现象体现的是服饰审美观念, 而服饰审美观念背后隐藏的是更为深刻的时代背景。这个时代背景体现并包括了几乎所有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内容。简单来说, 由这些时代背景派生而来的社会价值观, 正是服饰审美现象背后的直接动因。一个时代的社会价值观, 决定着一个时代的服饰审美观念和服饰审美现象;反过来说, 一个时代的服饰审美现象, 也正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社会价值观。

在我们之前, 一个又一个的时代远逝而去。我们无法真实地接触到孔子的时代, 亦无法真正感受和领略到汉唐的雄风。但我们可以从兵马俑的战袍上感触大秦的神韵, 从马王堆的锦绣罗绮中遥想辛追的绰约风姿。盛唐的华冠艳服, 让我们确信那是一个经济富裕、国泰民安、思想开放的朝代;大宋的素雅简朴, 让我们对那个远去的朝代, 充满悲悯同情以及足够的仰慕和尊敬。文字是抽象的符号, 它的记述无法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和理解那些过往的年代, 但那些历经千年而流传下来的衣物织锦, 却让我们较直观地触摸到一个个真实动人的故事:它们在说, 它们所在的那个时代是富裕的, 充盈的, 活泼的, 每个人的脸上都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着憧憬和向往;或者它们在告诉我们, 那个时代是穷困的, 凄凉的, 禁锢的, 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着压抑, 每个人的行为都显得那样的彷徨与无奈。我们无法仅凭文字就觅见真实的历史, 但从文字与实物的相互印证却可以推断出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政治有序或是混乱, 经济繁荣或是萧条, 思想自由或是禁锢等等。实物的存在, 让历史显得更为真实。我们隐隐地感觉到:审美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最有可能是真实的社会时代背景。能不能仅从残存的锦衣绣袍中就窥探出某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 推断出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价值观和时代精神, 这其实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中山装

民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学界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这段时期称为“民国时期”。这个时期距我们不是太远, 也不是太近。合适的距离, 使得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来对这个时代的背景以及服饰审美现象与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进行一番有趣地思考。

一、民初时期, 动荡的时局, 保守的价值观与保守的服饰审美现象

民国时期, 从1912年至1949年, 算起来只有短短的37年。但就是在这短短的37年间, 中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磨难, 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学者从经济史的角度, 将民国时期的经济史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所谓“民初实现宪政阶段 (1911-1915) ”。“军阀混战时期 (1916-1927) ”, 及所谓“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1 9 2 8-1 9 3 8) ”和“抗战和国共内战时期 (1938-1949) ”[1]。这里, 我们暂且借用这种划分方法, 来对民国时期各阶段的服饰审美现象作些剖析。

1911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爆发, 1912年1月1日, 孙中山在南京宣誓,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改用民国纪年, 自此中华民国正式建立。中华民国的建立不仅废除了清朝对中国的统治, 也成功结束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政体。

在民初实现宪政的阶段至军阀混战时期, 临时政府的政权极不稳定, 风雨飘摇, 岌岌可危。其中, 曾发生两次帝制复辟事件, 使得刚刚建立的政权面临覆灭的危险。中华民国遭遇的这两次重大危机, 包括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起初, 袁世凯利用军事优势与政治手腕, 在南北议和中取得了绝对优势, 接任了临时大总统, 并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后迁都北京, 史称“北洋政府”。1915年12月12日, 袁世凯恢复帝制, 同时宣布将1916年更改为“洪宪元年”, 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袁世凯的复辟行为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15年12月, 蔡锷、唐继尧与李烈钧等人发起护国战争, 护国军在云南起义后, 南方多个省份相继响应。起初袁世凯的北洋军和护国军互有胜负, 但最终北洋军未能战胜护国军。与此同时, 北洋军内部反对袁世凯实行帝制的势力也不甘示弱, 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联名发出通电, 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 这给了袁世凯致命一击。1916年3月22日,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 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并在同年6月6日病死。袁世凯称帝事件结束后, 紧接着上演的是“张勋复辟”事件。1917年6月, 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 率5000“辫子兵”, 借“调停”为名, 于6月14日进入北京。入京后, 张勋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 “襄赞复辟大业”。同月30日, 他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 并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 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 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 通电全国改挂龙旗。7月1日早晨, 北京街头的警察挨家挨户命令悬挂黄龙旗。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又重操旧业, 但一时供不应求, 许多人家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应付。而那些早就盼望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则弹冠相庆, 兴冲冲地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 没有发辫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成的假发辫, 他们穿上长袍马褂, 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张勋复辟集团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复辟当日, 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愤然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当时在教育部供职的鲁迅冒雨到教育部提出辞职以示抗议。时在上海的孙中山闻讯后极为愤慨, 立即发表讨逆宣言, 6日偕同一批同志乘军舰南下, 计划到广州组织武力讨伐张勋。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各省会均召开万人大会, 各家报纸发表大量文章, 一致声讨张勋。1917年7月12日, 段祺瑞组织力量讨伐逆军, “辫子兵”战败, 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告退位, 复辟仅12天破产。

在民初“实现宪政”的阶段, 旧势力猖狂复辟, 新生力量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 人们对将来所持的态度是犹豫的, 是摇摆不定的。旧势力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地盘, 在新生事物面前, 大多数人感到模糊和茫然。此时的社会价值观倾向的仍然是旧的、传统的、已有的秩序、规章、制度, 欣赏的依然是已有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行为。辛亥革命在一夜之间能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推翻, 却不能在一夜之间将新的、自由民主的观念普及到每个国民的心中。“武昌起义的枪声响彻云霄, 回荡在古老的神州大地和崭新的华夏天空中。剪辫, 作为革命胜利的象征被强制推行, 自愿剪辫者当然不能说是少数, 但不愿剪辫者却也为数不少。”[2]这一时期的社会价值观, 固守、徘徊在传统的边缘, 表现在服饰审美现象上, 便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 仍以传统服饰为美。这一时期, 还有不少男士留着长辫、穿着长袍马褂, 女子则穿长袖长裙, 其中汉族女子的服饰以短袄 (高立领, 大襟, 窄身, 窄袖, 盘扣) 、黑裙 (一种长及脚面的裙子) 为主;满族贵族女子穿着旗袍, 整体轮廓仍然承袭清代晚期的宽身造型, 线条也很平直, 只是袖子不再是倒大袖, 而是变得更加简练——被缩短和收紧, 露出了手腕, 袍身的长度也不再及地, 而是缩短至脚踝处。总之, 这一时期的服饰审美仍是以传统为主, 缺乏创新。一些细节上的变化, 如减少繁复的刺绣、将原先长及地面的裙长缩短至脚踝等, 但并没有出现与传统审美完全相背离的现象。当然, 新的服饰样式也开始萌芽, 亦不乏大胆新奇, 但穿的人却并不多, 也常常被主流价值观所鄙夷。“1917年5月18日《上海时报》的一篇评论用自以为相当辛辣的笔锋, 对这种‘身若束薪, 袖短露肘’的时装大加嘲讽:‘近来女界中流行一种女服, 则衣无领, 而秃颈也……今日秃颈, 则不久将呈其玉雪之胸背’。”[3]在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看来, 女子的服装仍应将身体完全遮掩住, 以体现女子温柔、端庄、顺从的品性。因此, 裸露身体任何部位的服装都是不被推崇和赞许的。

二、军阀混战时期, 相对自由的思想空间与新锐前卫的服饰创意行为

在两次封建帝制复辟的闹剧过后, 中华民国迎来的是长达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北洋政府因为“府院之争”、贪污腐败及军阀割据而动荡不安, 最后, 北洋政府被数个势均力敌的军阀所把控, 且各军阀之间展开了连年战争, 致使时局混乱, 民不聊生。当时北洋军阀的主要势力有:据有东北、河北及山东的奉系张作霖 (含鲁系) 、据有河南、湖广的直系吴佩孚, 以及据有江南的新直系孙传芳。为了维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广州护法政府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了第一次北伐, 但因实力不足, 与陈炯明等军事将领意见不和而失败。孙中山寻求美、英、法等国支援未果后, 改与苏联合作, 改组中国国民党, 采取联俄联共的政策, 在共产国际协助下重建政府, 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黄埔军校, 培训独立的革命军事力量。1925年, 护法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 并建立国民革命军, 简称“国军”或“革命军”。1925年底, 国军东征陈炯明, 李宗仁平定滇、桂叛军。1926年, 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革命军宣布北伐。北伐期间, 革命军主力北上长沙与武汉, 击败直系后, 东征攻下南昌。东路军经由闽浙, 最后与主力军会合于南京, 新直系溃败。在国民革命军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以后, 国民政府内部因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态度而一度分裂, 北伐陷于停顿。宁汉复合后, 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 并在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加入下, 于1928年攻克北京, 北洋奉系军阀张作霖撤往东北并被刺杀于皇姑屯, 其子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至此, 国民革命军北伐完成, 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军阀混战无疑给社会带来混乱和灾难, 但因为这一时期的战争并不是全面展开, 而是局部进行, 这无意中便在某种程度上给新生的文化艺术力量创造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此外,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也产生了巨大变化, 而服饰审美现象因此呈现出突变和转型的面貌。1915年,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后改为《新青年》) , 它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新文化运动是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文化界人士发起的一场思想启蒙和思想革新运动。它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核心人物, 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 提倡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民主、科学精神, 以救亡图存。1919年由青年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 则将新文化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反帝反封建、自由、民主、科学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思想启蒙运动使得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辛亥革命没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人们的社会价值观,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却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服饰变革的开端首先从青年学生开始, 思想前卫、大胆的他们向往着西方的民主自由, 向往着一种全新的社会、全新的生活方式。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先生在他首发于1918年5月的《新青年》月刊的小说《狂人日记》中写道:“古来时常吃人, 我也还记得, 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旧的、“吃人”的社会需要推翻, 一切旧传统在学生们看来也是必须要全面革除的。然而, 他们与旧传统决裂的一个最为直观最为直接的方式, 就是在服饰方面的改头换面。女学生先是剪去长发, 几乎一律都梳着齐耳短发, 再就是将长大的旗袍裙子剪短至膝, 除了作极为收身的剪裁缝纫处理外, 还将一直被遮遮掩掩的手臂、小腿暴露在外, “这时的旗袍开始收腰, 腰线较低, 胸部、腰身、臀部的曲线略突出, 虽仍为倒大袖, 但袖口变小, 装饰也趋于简洁;下摆的长度逐渐变短, 摆线提高至膝盖处, 露出了健美、白皙的小腿。”[4]他们的常见装束也包括一条百褶短裙搭配一件收腰短装, 看上去干脆利落, 富有青春朝气。这一时期, 女装的另一个突变便是开始引进西式洋装。新文化运动不仅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思想观、政治观、价值观, 也向国人介绍欧美的一些生活方式, 包括欧美的流行趋势。“尽管专门的服装媒体还很鲜见, 但一些综合媒体, 在介绍社会生活、娱乐新闻、新面料动向的同时, 用很大篇幅来介绍欧美新款流行时装, 成为国内服装厂家跟踪世界流行趋势的信息通道。”[5]一些厂家开始尝试生产西式洋装, 而一些电影明星也开始穿起这种与传统服饰截然不同的新样式服装来。与女学生相比, 男学生在服饰方面的大胆和创新也毫不逊色, 他们理着平头, 穿着类似军服的 (日式) 青年装, 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大路上。而一些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青年, 则穿着上了儒雅与威严并存的中山装, 表达自己追求革命的坚定立场。除了这些新式服装外, 作为西方服饰的代表——西装, 自然也成为这一时期男装的新宠。学生们用新式的服饰很好地诠释了新文化所倡导的新观念, 即自由、科学、民主与进步。这些新的服装式样, 简洁明了, 合体收身, 与过去那些笨重、繁琐的服饰大有不同, 体现出一种奋发向上的创新精神。学生们的行为迅速影响了整个社会, 一时间坊间兴起了一股新的服饰热潮: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工厂工人, 妇女们脱下拖沓、繁重的旧式服饰, 陆续改穿轻松、简洁的新式服装;男士们则个个剪辫易服, 穿上各种新式服装, 穿西服、打领带也渐渐成为一种时尚。

三、“黄金十年”时期, 多元的价值观与多种多样的服饰审美现象

北伐战争以后的十年 (1928年—1938年) , 被一些学者称其为民国时期的“黄金十年”。这十年的民国政府,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方面在形式上都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除东北外) 。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通过外交途径逐渐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建立了中央银行和统一币制;将立法和刑法系统现代化;建设联省公路与部分铁路干线, 各级教育也有一定发展。晏阳初、梁漱溟等人推行的农村运动以及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也开始于此时期。尽管这些作法无法改变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本质和专制独裁的性质, 而且其发动的连年内战, 巨大的军费开支, 扼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但某些建设措施对社会的进步也不无益处。

新文化运动时期, 国人几乎尽全力去接纳、吸收西方的社会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在当时看来, 一切旧的、传统的就是不好的, 一切新的、外来的就是最好的。而在1928-1938的十年里, 人们开始反思:旧的未必全坏, 新的未必全好。西方的东西可以学习和推崇, 中国原有的东西也不必尽数抛弃, 好的传统理应加以传承。这种充满理性和自信的心态, 这种自觉的社会价值观在服饰的审美现象上, 便呈现出一些新的样貌来:一边是西式洋装继续流行, 一边是中式服装不甘落后。中西服装互相辉映、互相参照, 无论是从服装的材料, 还是款式和搭配上, 都体现着一种中西合璧的倾向。

这个时期流行的女装款式多种多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推崇的西式洋装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流行, 高跟鞋、连衣裙受到许多女子的钟爱。“在30年代单一种类的女性流行服装中, 连衣裙无疑令人耳目一新。与中西合璧的改良旗袍相比, 女士连衣裙可算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舶来品, 其能够在中国大地站稳脚跟, 主要也是由于其与中国传统女装存在着形与神上的默契。”[6]除此之外, 一些中式服装也重新得到大家的青睐。有些中式服装以改良的面貌出现, 得到大家的喜欢和推崇。在这些新样式服装中, 最为典型的应该是改良旗袍了。这些旗袍的改良体现在各个细节方面:剪裁开始采用西式分片剪裁, 制作中出现了省道结构, 胸省、腰省、臀省使旗袍更加贴身, 线条简洁生动, 富有立体感;旗袍也尝试选用一些新式的或外来的面料, 如绒、呢、纱、蕾丝等;旗袍的款式则更有无袖、短袖、长袖等, 中式盘扣则是旗袍设计中的不变元素。新式旗袍时尚典雅, 散发的是一种中西合璧的迷人神韵。

这一时期, 中西合璧的服饰审美现象不仅表现在服装的剪裁和款式上, 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服饰的穿着方式上。大街小巷时常可以看到用西式坎肩、高跟鞋、丝袜、项链、耳环搭配中式旗袍的女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外来商品的进入, 西方生活习俗的渗透, 国内大城市女子频繁地出入交际场所, 使得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合体着装最为突出, 洋式衣裙还要配上眼镜和手表, 遮阳伞握在手中, 更显新潮和浪漫。”[7]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 男子的着装方式也尽显中西合璧的特色:有身着长袍马褂, 头顶西式礼帽, 足蹬西式皮鞋的;有内着中式对襟绸缎薄袄, 外套西式裘皮大衣的;有架着西式墨镜, 脚穿中式千层布底鞋的等等, 无不陶醉在中式的古韵诗意和西式的新锐时髦中。

四、硝烟四起的战争年代, 衣求蔽体

北伐战争以后的“黄金十年”只是暂时和相对的, 之后的民国迎来了自己的最后十年 (1938年-1949年) 。民国政府因为在“黄金十年”阶段采取“剿共”政策, 损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 对华侵略的步伐不断加强, 民国由此陷入重大的危机之中。1937年7月7日, 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后陆续攻陷华北各地, 对日抗战全面爆发。民国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呼声中被迫出面迎战。战争的硝烟将人们的美梦击碎, 时局动荡, 国难当前, 人们挺起胸膛, 奔赴战争的最前线。1945年, 抗战胜利结束。之后, 解放战争爆发, 战火继续在中国的大地上燃烧, 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路线都被纳入特殊的战时轨道。这一时段的民国笼罩在战争的魔爪中, 哀鸿遍野, 一片混乱与凄凉。

民国时期的最后十年, 是国难的十年, 是战乱的十年, 也是民不聊生的十年。在这特殊的战争时期, 物质极度贫乏, 生活也极端困难和紧张, 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 一切与求生存无关的需求都变得奢侈和荒唐起来。求生存成为这一时期最为主要、也最为根本的需求和愿望。这一时期, 人们注重和强调的不再是服饰的审美功能, 而是服饰的实用功能。在战乱中, 人们追求的是衣能蔽体, 衣能保暖, 甚至希望能以衣换物, 以求果腹。“衣饰华丽”、“珠光宝气”, 都与这个时期的民众无缘。节俭朴素、灰暗压抑是这个时期人们的心理写照, 也是这一时期的服饰带给人们的主要印象。

血雨腥风的民国时期, 也有短暂繁华的“黄金十年”, 这段历史虽然短暂, 但“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民国将近四十年的历史, 几乎可以以每十年作一个阶段, 以区别每个时间段的差异。每个时段的社会状况都不一样, 社会价值观也不同, 服饰审美现象也大相径庭。服饰的变革从起初的萌芽状态到变革维新的十年再到繁荣成长的十年, 最后戛然而止, 都映照出社会的真实背景, 客观地反映出社会时局的变幻无常。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背景,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社会价值观。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服饰审美现象;反之, 一定的服饰审美现象对应着的是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背景。我们可以从民国服饰的审美现象中得到这一启示, 即任何时代的服饰审美现象都有理由成为那个时代的最为真实和准确的诠释, 都有理由向我们讲述那个时代一切真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

注释

1[1]杨小凯.民国经济史[J].开放时代, 2001 (09)

2[2][3][5][6]华梅.中国近现代服装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8.44页, 51-55页, 85页, 104页

3[4]徐冬.旗袍[M].合肥:黄山书社, 201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