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挂历遗忘的节日散文

一个被挂历遗忘的节日散文（精选4篇）

篇1：一个被挂历遗忘的节日散文

一个被挂历遗忘的节日散文

不是活在玻璃樽，不再用放大镜审视自己的悲哀。什么时候我竟学会不露痕迹地冷笑。那是在没有阳光流泄一地的午后，心己干涸，忘记如何哭泣的日子。那应是一个该铭记的节日！我忘了，我该记住的啊。

开着一个个连自己都觉得没意思的玩笑（我不会）。哪里奢望有人附和。不需要的，确切地说是不屑。

“我给你幸福！”

一定会有人傻傻地笑，但决不是我。指尖没了温度。有些承诺给的竟是别人一生的翘首以待。可惜，那署名是：来世的我！

昙花一现，只为韦陀，转瞬即逝。彼岸花等不来幸福。谁逼着谁背叛，谁去结又有谁来解？谁来把那千丝万缕的拖欠还清？

若真有来世，我做无名花只为自己开；做忘情树决不长在你必经的路旁。无论什么都不游戈过你的世界。

记得在校的话剧团里，幸或不幸地被选上。不愿意强颜欢笑，在那一出出不属于我的戏里，自主选择，永远情愿只充当那最出色的.配角。可是在坠下的帷幕里黯然伤神的却是我抹不去的身影。

握在掌心的流年，是我的手太小了抓不住，它直接而显眼的落在跟前。

只怪我的心太小，装着那与疼痛拥抱的人。只能填下细细碎碎没有主人的莫名思念。

上帝站在我的面前，毫无商量地绝情地折下我的羽翼。“别忘了坠地那刻骨的痛！”转身，消失……那背影庄重肃穆，此时更透出残忍冷酷。

上帝左手的沙漏，右手的金币。我竟透支体力，从未如此卖力地将烙刻着‘幸福’的希望，往里投。可却连一丁点的回音也不曾留下。湮灭！湮灭……

时光的洪流中会错过许多再也得不到的美好！（哥在笑我啊哦）。

错过了什么？

宿命的陷阱，上帝设下荒诞的局。我不会飞翔却还懂得奔跑，有人纵情地跳下去，而我选择绕道！

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受安排地相遇了。谁来驳斥，来世若再邂逅不是错误的叠加呢？

我惟一一次不被选择，这是错的吗？那就执迷不悟的一错再错！

不知从何时开始厌倦了选择，不知怎样进行一场名为‘人生’的审判。

心和心的对峙，冷气在这交集。

想与忘的敌对，记忆仍在撕杀。

若是携着幸福去流浪，谁来给我忘命的勇气！

等……

那一张张白卷在纷飞。那是空缺的生活。

谁的温存在煽动，谁的热情在怂勇。

我为冗长的曾经封尘，决心和喧嚣浮华做一个长久的告别！

篇2：一个被挂历遗忘的节日散文

妇女节那一天，老师除了布置了语文数学作业，语文老师还说第二天要默写古诗。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般的降临在我的心里。回到家我竟然把妇女节的事情给完全忘记了。不仅没有做贺卡，没有跟妈妈说节日快乐，我还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妈妈辛苦工作回到了家，那时我正在看书，对妈妈的出现视而不见。妈妈好像怀着期待想问我什么，可看我看书看的这么认真就不好打扰我，悻悻的回房间了。

我看不明白妈妈到底是在干什么，只好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目光就又回到书上来了。这是，爸爸从妈妈房间里出来了，小心翼翼的帮妈妈把们关上后就悄悄的跑到我身后来了。

“咳”爸爸假咳了一声把我的心思从书中拉了回来。我疑惑的看着爸爸。

爸爸背着手，严肃的问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我默默的沉思着。

许久，爸爸忍受不了着沉默：“你不知道?那我给你提示。今天是三月八日，现在知道了吧?”

“三月八日?什么日子?”我一时间还反应不过来。

爸爸深吸了一口起：“今天是妇女节，你妈妈的节日。”

“哦，是吗?”

突然我想到了什么，三月八日妇女节，我却什么都没有给妈妈准备，怪不得妈妈回来时那么怪，原来是因为这个，看来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跑到妈妈房里，妈妈正偏着头座在床上，我走上前对妈妈说：“妈妈，对不起!”

可妈妈还是不看我。这时我看见爸爸在身后拉了拉我的衣袖，嘴巴动了动，好像在说“妇女节快乐”，我立刻明白了爸爸的意思，转过头对妈妈说：“妇女节快乐!”

妈妈终于把目光对准了我，大气的说：“好吧，我原谅你了。”

“哈哈”妈妈笑了起来。

篇3：一个被挂历遗忘的节日散文

然而电影《一九四二》中的白修德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正如影片所反映的那样, 历史上的白修德也曾不顾个人安危、不惧生命危险, 深入河南重灾区, 实地采访当地的受灾情况。而且在所有人都不愿、也不敢讲真话的情况下, 将河南大饥荒饿殍遍地、野狗食人、哀鸿千里的真相带到了蒋介石的面前。也正是在白修德的极力奔走下, 在他对真相的无情揭露下, 蒋介石政府才开始对河南救灾。 尽管只争取到了电影《一九四二》里的“八千万斤粮食”,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的“八千万元”救济款, 而且其中一大部分还被不良政客、唯利商人剥夺, 但是他却起到了当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没有起到的作用, 那就是勇敢地直面真相、揭露真相。而对于当时的其他人来讲, 宋美龄访美、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都是比河南三千万灾民受灾更加重要的事情。因此历史不该忘记、中国人民不该忘记、河南人民尤其不该忘记这样一个曾为中国人民四处奔走的美国人。正如作家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写道的“: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灾荒, 已经没有人关心。当时的领袖不关心, 政府不关心, 各级官员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 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 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 也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这时, 唯有一个外国人,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3]455

然而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 辗转在权力云集的庙堂, 历史只记住了蒋介石、宋美龄、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陈布雷……, 却唯独遗忘了白修德。在《一九四二》上映之前, 恐怕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曾记得在河南大饥荒的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曾为中国人民“吃的问题”操心的美国记者。即使在看完《一九四二》之后, 观众也只是认为他不过就是一个小说和电影虚构的人物。所以在 《一九四二》尚未淡出人们的视线之前, 笔者试图借助电影《一九四二》这场东风, 吹走掩埋历史记忆的黄沙, 再一次重温历史上的白修德, 并让值得被记住的人不被历史湮没。

白修德原名西奥多·怀特 (Theodore White) , 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1938年怀特以最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 并荣获谢尔登旅行奖金, 这笔奖金足以使他做一次环球旅行。1939年, 怀揣着奖金和推荐信的白修德来到中国, 并在国民政府宣传部找到了一份宣传员的工作。在写给家人的信中, 他这样谈论该工作“:他将负责确保重庆的外国记者不向日方泄露半点有用消息, 哪怕是不经意地。然而, 更为重要的是, 他将制造一些适宜的报道, 以便在所有与中国事关重大的圈子内激起预想中的反应……”[4]37从而扩大中国在美国的影响, 并引导美国民意, 争取更大的经济、政治和舆论支助。刚开始时, 白修德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别扭, 这是“一份奇特的差使”[4]37。他认为这种不实的宣传既违背了新闻工作人员客观、真实、公正的立场, 也损害了美国读者的利益。然而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进攻, 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作战精神让这位初到中国的美国记者充满了同情。尤其是在亲眼目睹了日军针对平民的大轰炸后, 触目惊心的凄惨景象让白修德终身难忘,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四下所见只是一片火光……火势到处蔓延, 城内的小巷都被吞噬在火焰中。……其时人声嘈杂, 妇女在痛哭流涕, 男子在高声喊叫, 婴儿在呱呱啼哭。”[5]21日军野蛮的屠杀行为让白修德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中国人民这一边, 他甚至在一封家书中如此说道“:但愿我在临死之前能看到东京被炸毁。我想知道, 我在重庆见到的那些脑浆崩裂的婴孩能够以某种方式讨回这笔血债。我想让那些坐在东京郊外某座山上的日本记者看到成千上万的难民狂奔乱跑, 血流满地, 哭声震天。”[4]51在这样的情绪下, 他认为任何可能会损害中国政府形象的报道都会“危害民主和这个伟大民族受苦受难的亿万儿女”。尽管 “满心忧虑, 但他仍然赞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忽视他们明显的腐败无能。白修德坚信, 隐瞒这些真相有助于打败法西斯, 从而维护中美双方的利益”[4]11。

1939年6月, 幸运女神开始眷顾白修德, 《时代》杂志的远东编辑选中了白修德, 让他担任该杂志的兼职记者。至此, 白修德便开始了明星记者的成长之路。白修德带有“亲化倾向和中国式热情”[4]39的新闻报道得到《时代》创始人亨利·卢斯的欣赏。1941年5月, 卢斯夫妇抵达重庆, 在蒋介石夫妇的热情接待下, 白修德陪同卢斯进行了一次美好的返乡之旅, 通过这个旅程卢斯夫妇惊喜地看到“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政府———曾经是他的传教士父亲在本世纪的梦想———正在领导中国走向希望”[4]64。在重庆待了13天后卢斯返回纽约, 同他一起返回的还有已走上星光大道的白修德。然而纽约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 白修德在1942年又重返中国“, 当白修德回到重庆的时候, 他发现那儿的政治形势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蒋的国民党政府依旧无能、腐败和残忍”[4]69。尽管如此, 但白修德依然认为至少“蒋让中国在表面上形成了统一战线, 这对打败日本是非常关键的。……蒋总司令是中国惟一能够还击日军的力量”[4]69。

白修德的这一观念一直保持到1943年才有所改变, 河南大饥荒中人人相食、卖儿鬻女、哀鸿遍野的凄惨景象让白修德极为愤怒, 等不及返回重庆, 白修德就将新闻稿直接从洛阳发了出去, 消息首先发表在《时代》杂志上, 并迅速引起了美国报界的关注。白修德事后回忆道, 当时如果不是美国新闻界行动起来, 河南将仍作为无政府状态存在, 那么饿死的人将会更多“, 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5]122。刘震云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也感叹道“:美国人帮了我们大忙。当我们后来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时, 我想不应该忘记历史, 起码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这两年不要打倒。”[3]463

自河南采访回到重庆后, 白修德便四处奔走、竭尽全力为灾荒中的河南人民寻求帮助。他对身边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讲述河南的灾情, 他还苦苦要求美国大使馆的官员给予帮助, 并恳求中国国防部长和立法机构的首脑给河南提供救济物资。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美国大使馆嫌白修德多管闲事, 国民政府则因为白修德揭露了他们不体面的疮疤而心怀暗恨, 一时间白修德成了整个重庆最不受欢迎的人。“我的上帝, 我还来不及反应, 全城就把我视为敌人。”[4]72无奈之下白修德只得写信求助宋庆龄, 恳求她在蒋介石面前说说情, 最后观众们就看到了电影《一九四二》中, 白修德与蒋介石面对面对质是否存在“人吃人”的那一幕。在白修德的努力下, 蒋介石政府开始了正式的救灾“, 满载粮食的列车开始抵达河南, 施粥所开始运作, 大量银元也从重庆流向灾区。但是国民政府同时也采取措施, 以确保将来不再有尴尬的报道外泄”[4]73。

河南灾荒成为白修德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转折点, 自此以后, 白修德便努力“纠正他过去在报道中国事务时存在的失误, 先是通过为《时代》周刊撰写的报道, 后来又借助于他的书《中国的惊雷》”[4]11。而他的这一思想转变, 也让他走到了蒋介石的忠实拥护者卢斯的对立面, 并最终引发了新闻史上著名的白修德决裂《时代》事件。1944年11月白修德访问延安, 在那儿他看到了代表中国未来希望的充满朝气的共产党人。然而他却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留下好印象, 由于他私下向美国特使赫尔利转达毛泽东不可能在他和蒋介石之间达成协议的意见, 而成了毛泽东眼中蓄意破坏团结的人。国民党不喜欢, 共产党不欢迎, 白修德最终黯然离开中国。

参考文献

[1]王博.从神父形象探析电影《一九四二》的美学突破[J].名作欣赏, 2013 (2) .

[2]张英.一九四二, 虚构与真实[N].南方周末, 2012-12-6 (E27) .

[3]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4]乔伊斯·霍夫曼.新闻与幻象[M].胡友珍, 马碧英译.新华出版社, 2001.

篇4：一个容易被遗忘的年代

这一年,李白34岁,正是盛年,刚结婚,却又走了很多地方。王维大概也是34岁。杜甫年轻一点,这年23岁,也在各地游历。世界级的大师全都年轻在一时、一处,今天想来还让人倾心。那时唐代民富国强,天下安适,杜甫曾这样描写一路所见:“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就在这一年的年初,一位日本学者在长安去世了。他叫井真成,比李白和王维大两岁。他是19岁那年与阿倍仲麻吕一起到中国来的,阿倍仲麻吕的中国名字叫晁衡,与李白和王维同岁,后来又成了他们的好朋友。李白的《哭晁卿衡》名传千古。

这是一个充满了青春友情的伟大时代。在那群年轻人中,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日本朋友。在李白、王维看来,这些同龄的日本朋友情同手足,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家乡比较远,隔着大海。这年,日本朋友井真成永远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中国了,后来,阿倍仲麻吕也是在中国结束生命的。

当然,更多的是回去了。就在井真成去世后不久,有一个与井真成、阿倍仲麻吕一起结伴到中国来的吉备真备回国了,他大一点,比井真成大4岁,比阿倍仲麻吕、李白、王维大6岁,基本上都算同龄人。吉备真备从中国带回日本大量的汉文典籍,后来一直作官,升到日本朝廷的右大臣,足以左右朝野的文化思维。

当时在中国,也是上上下下文气勃郁、襟怀开阔。连皇帝唐玄宗也愉快地注视着这些年轻的文化天才,以及这些天才们身边的日本朋友。734年唐玄宗得知井真成去世的消息后,立即下诏追封官职并予以厚葬。厚葬的墓志铭上郑重地记下井真成的祖国“日本”,并根据唐玄宗的吊伤之情写道:“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

就这样,隆重地葬到了历史深处。

坟墓渐渐被时间的尘土所淹没。尘土间,历史快速而纷乱地行进着。

直到一千两百七十年之后的2004年,墓志铭神奇地出土了。再过一年,墓志铭运到日本东京展出。井真成也算是以最辉煌的仪式返回故乡了,只是迟了一点。

正是在这块墓志铭上,日本朋友看到了迄今最早对“日本”国号的记载。

那天下午,我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站在离这块墓志铭很近的地方。很多日本朋友在久久地排队,轻轻地移步。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先生站在那里大声地说:“21世纪的今天,日中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坎坷,不少有识之士为之担忧。对我来说,墓志铭的发现,就像听到了超越一千二百年的声音,呼唤日中两国人民要友好相处!”

此话正合我意。第二天,我便赶到镰仓平山郁夫先生家拜访,希望与他更多地交换看法。

平山郁夫先生今年75岁了,是一位闻名国际的大画家,而他艺术成就的最高峰,是有关丝绸之路的系列。我家本来就藏有他的画集,这次他又送给我们一册。他把唐代以来的那条友谊之路、沟通之路画得无比安静,并以安静呼唤永恒。

那天我们谈得很多、很久。我也是旅行者,走过他所画的那条路,因此话题很多。可惜在我走过之后,那条古代友谊之路的中东、中亚、南亚一段,现在已经完全走不通了。于是我们只能在声声叹息中讨论东方美学。因为只有美,才能最终地嘲笑暴虐。

顺着那次谈话的思路,几天后我又一次到了京都和奈良,去考察那里从唐代和宋代带来并留下的建筑、美术、文化、宗教遗迹。平心而论,从保存的完整、准确、精细、科学而言,超过我们中国。唐宋风范在这里又与日本传统的原生态美学相融合,在东方美学的充分体现上,京都好几个以寺庙为中心的园林,几乎达到了至高境界。

与以前每次来日本一样,这次我走了很多城市乡村,一路上遇到过大量的日本文化人和普通市民。听下来,几乎没有一个忘记了唐代,没有一个不歌颂友情,没有一个不谴责战争,没有一个不企盼和平。尤其在京都立命馆大学的和平博物馆里,大量材料对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批判,在力度上甚至超过被侵略国的同类展览。和平博物馆用让人痛心疾首的一系列实物展示了一群年轻的生命一旦被误导,将会对邻邦同龄人造成多大的伤害,而且,最后也都伤害了自己。因此,和平和友谊,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