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禁毒法》看禁毒社会工作的地位

从《禁毒法》看禁毒社会工作的地位（共8篇）

篇1：从《禁毒法》看禁毒社会工作的地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１２月２９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以下简称《禁毒法》），从立法高度确立了禁毒工作的重要地位，并为确保禁毒工作的深入开展，实现在制度、机制、措施上对禁毒资源的有效整合，推动禁毒社会工作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一、《禁毒法》是提升禁毒社会工作的有力武器。《禁毒法》对禁毒工作的方针体制、禁毒宣传教育、毒品管理措施、戒毒措施、禁毒国际合作等作出了全面规定。这是根据禁毒工作实际需要，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禁毒工作实践经验制定的一部全面综合地规范禁毒工作的重要法律，《禁毒法》的颁布也将促进禁毒社会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回顾三年多来禁毒社会工作的艰难历程，虽然在运用专业理念和方法，为戒毒人员提供服务，使他们早日融入社会，早日戒断毒瘾和积极参与禁毒公益活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工作的过程相当艰难，有许多工作感到力所不及，诸如对对象不接受帮教，检测工作没有法律支撑，对象回归后没有固定住所等等棘手问题，常感到束手无策。《禁毒法》颁布以后，这些平时束手无策、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很多热点、难点问题都已由法律条文予以界定，并给出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作为专业禁毒社会工作者，当务之急是要领会《禁毒法》，找准禁毒社会工作的介入点，严格依法办事，并充分运用好社工专业理念、专业方法和专业技能，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尽最大可能去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员，减少和预防违法犯罪。

二、《禁毒法》重新构建了我国戒毒体系，开创了科学戒毒的新局面。《禁毒法》明确了帮教吸毒人员戒除毒瘾、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员是我国戒毒工作的基本方针。禁毒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吸毒一旦成瘾，毒品的生理和心理依赖就会表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因此单纯靠处罚已不可能让吸毒者戒除毒瘾，过分强调吸毒的违法性，还容易使吸毒人员产生被社会遗弃的感觉，消极敌视，甚至抵制戒毒。另外，以往的禁毒工作法律规范中，关于自愿戒毒、强制戒毒、劳教戒毒三种戒毒模式之间的法律法规协调性不强，没有形成统一的立法体系和工作体系，对生理脱毒后的戒毒人员缺乏针对戒除心病开展治疗的条件和措施。因此，《禁毒法》重新构建了我国的戒毒体系，确立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隔离戒毒和自愿戒毒医疗四种戒毒模式，强调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和对吸毒人员的治疗，表明了政府的宽容和接纳，并以更科学、更人性化态度审视戒毒的特殊性，也为吸毒人员回归新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以上海市为例，２００３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成立并组建专业禁毒社会工作队伍，并在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的方法上进行了充分的实践和探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主要表现在：社工以平等、尊重、接纳的理念融入社区，使戒毒人员逐步找回做人的尊严；社工以助人自助的理念帮助戒毒人员逐步在心理、家庭和社会环境、社会的适应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辅导，并按阶段作出评估；社工努力做到社会各方资源的整合，尽最大可能赢得社会各方对他们的关注与帮助，努力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正常人，从而有效提高了戒断的成功率。从上海的实践探索和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禁毒法》新推出的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模式，不仅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于全面有效控制戒断率，预防和减少吸毒人员的违法犯罪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社区戒毒模式的确立，使禁毒社会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禁毒法》将原来只是作为戒毒辅助措施的社区戒毒上升到独立的主要戒毒措施，这使原来处于探索和辅助强制戒毒的社区专业禁毒社会工作，自然随着社区戒毒模式的提升，而在法律地位上予以确定下来。《禁毒法》规定了社区戒毒的主管机构及社区戒毒人员的义务。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作为社区戒毒的主管机构，在具体落实社区禁毒工作方面，首先要配备戒毒专职人员，制订社区戒毒工作计划，指导成立社区戒毒帮护小组，将社区戒毒措施落实到实处。为了确保社区戒毒措施的落实，执行机关和戒毒人员应当签订社区戒毒协议，用以确定社区戒毒措施内容和社区戒毒执行机构及社区戒毒人员间的职责和义务，以提高戒毒的成功率。在社区戒毒期间，社区戒毒人员不认真遵守戒毒协议，包括社工在内的工作人员应当进行批评、教育，社区戒毒帮护小组可以视情节采取限制其活动范围、变更管理等级、责令到指定场所接受教育等帮护措施。按照《禁毒法》的规定，对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应及时报告，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禁毒法的这一规定，赋予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以外的管理职能，因此，随着《禁毒法》的实施，禁毒社工必须具备更高的职业素质，这是因为《禁毒法》规定的社区戒毒人员大多是刚步入戒毒程序的新戒毒人员，还要面临痛苦的生理戒断过程，需要社工掌握了解更多的包括医疗、心理在内的相关专业知识，为戒毒人员提供更广泛的专业服务；对强制隔离人员在执行戒毒措施一年后、两年期满前，由强制隔离所组织、由禁毒社工在内的３人～７人的专业人士参加戒毒诊断评估工作，因此，社工对于强制隔离人员的综合情况应当有较多的了解；禁毒社工要更好地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学习《禁毒法》和国务院即将公布的《戒毒条例》，做到深刻领会、全面掌握、正确实施，这既是禁毒社工面临的新的挑战，也是提高社工综合素质，展示社工专业能力的新机遇。

篇2：从《禁毒法》看禁毒社会工作的地位

一、提高认识，领导重视

党工委、办事处领导高度重视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专门召开禁毒宣传工作会议，研究部署《禁毒法》宣传问题，切实做到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分工到人，齐抓共管。采取多种措施对《禁毒法》进行宣传，使广大群众对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皆有了明确的认识。

二、加强《禁毒法》和禁毒宣传教育工作

一是充分发挥各种宣传阵地作用进行广泛宣传。我办事处充分利用学习宣传，加强干部和群众禁毒意识，强化禁毒观念。采取在人群集中的地方刷写宣传标语，悬挂宣传大标语，黑板报，张贴公告，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对群众进行禁毒教育，积极营造了良好的禁毒氛围，为构建“和谐社会”，创建“无毒社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加强对下属各社区、村（居）委会的禁毒工作的指导，积极推进《禁毒法》深入普及。通过向广大群众进行《禁毒法》讲解，提

高他们对开展《禁毒法》学习宣传重要性认识，为深化《禁毒法》普及奠定基础。要求各社区、村（居）委会积极开展《禁毒法》学习教育宣传活动，切实把禁毒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积极会同公安部门开展普法教育工作，提高《禁毒法》知识的普及率。通过开展禁毒知识讲座，并发放禁毒传单等形式，广泛宣传《禁毒法》颁布实施的重要意义、内容以及党和政府关于禁毒工作的方针政策、禁毒人民战争取得的显著成效、当前禁毒斗争形势、毒品基本知识等，进一步掀起宣传、学习《禁毒法》的热潮。

四是认真做好宣传活动的组织协调、信息报送以及有关宣传内容收集、资料发送等工作，并结合实际，组织学习和宣传发动，通过以会代训、集中学习、问卷调查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禁毒法》宣传教育活动、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

匡远街道办事处

篇3：从唐诗看唐代商贾的社会地位

一、唐代商贾所处的社会环境

有唐以来,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 唐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出现了诸如长安、洛阳、扬州、益州、苏州、杭州这样的一大批商业繁荣的大都市, 并由此构成了全国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 兼营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从史料记载可知, 唐代的中国商船已远航到南亚、西亚、甚至非洲一些地区, 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就是唐代商人为后世留下的光辉足迹。唐代商贸盛况正如《旧唐书·崔融传》所说的那样:“且如天下诸津, 舟航所聚, 旁通巴汉, 前指闽越, 七泽十薮, 三江五湖, 控引河洛, 兼包淮海, 弘舸巨舰, 千舳万艘, 交贸往还, 昧旦永日。”[1]唐人张籍所作的《凉州词》生动地描述了凉州道路上运输丝绸的景象:“边城暮雨雁飞低, 芦笋出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 应驼白练到安西。”[4] (第2册, 卷375, P19160) 杜甫的《忆昔》写道:“九州道路无豺虎, 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 男耕女桑不相失。”[3] (卷13, P1163) 《夔州歌》其七写道:“蜀麻吴盐自古通, 万斛之舟行如风。”[3] (卷15, P1305) 这些诗歌以艺术化的方式彰显了商业网络四通八达, 经商车船往来不绝, 商业贸易繁荣昌盛的景象。被历史尘封的盛世唐朝的气象在诗歌中变得可感可触。唐代的商业中心长安, 当时还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商业中心。长安有东西两市, 据考古勘察, 西市长宽各约一千米, 市内有两条南北大街和两条东西大街, 宽度都在十五米左右。东市的构造也大致如此。“东市, 南北居二坊之地, ……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 四面立邸, 四方珍奇, 皆所积集。”[1] (第一章, P212) 唐代诗人张祜描绘商贾如织的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 足见其商业的繁荣”。[2] (第8册, P5887) 曾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称苏州是“人稠过扬府, 坊闹半长安”。[2]

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 还出现了夜市。唐代律令规定:“中午击鼓三百声开始贸易, 日落前三刻, 击钲三百下, 贸易停止。”由于商业的发展, 这种市制被打破。长安、扬州、汴州都有夜市。让我们透过诗歌来感受盛唐昔日的繁华。杜荀鹤看苏州夜市:“夜市卖菱藕, 春船载绮罗。”[2]王建看扬州夜市:“夜市千灯照碧云, 高楼红袖客纷纷。”[4] (第2册, 卷290, P1047) 描写汴州夜市:“水门向晚茶商闹, 桥市通宵酒客行。”[4] (第2册, 卷289, P1027) 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语言看到的却是生动的画面, 还原的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叫卖声声、交易红火的夜市。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还有草市。草市大多设在城郊附近、交通要道或者水陆津渡, 那里商旅往来频繁, 是一种非正式设立的市场。这种市场早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已出现, 至唐朝时更加普遍了。[1] (第1章, P213) 杜牧说:“凡江淮草市, 尽近水际。富室大户, 多居其间。”王建的诗中对此亦有反映:“草市迎江货, 津桥税海商。”[4] (第2册, 卷288, P1016) 这些诗歌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商贸发展情况, 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让我们了解到唐代的商人处在一个商业经济繁荣发展的良好大环境之中, 这样的环境更利于商人个人的经营活动。

二、唐代商贾的生存状况

(一) 商人阶层的崛起

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体, 商业活动的发展使老百姓看到有利可图, 于是经商者日益增多。“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管子》说:“夫凡人之情, 见利莫能勿就, 见害莫能勿避, 其商人通贾, 倍道兼行, 夜以继日, 千里不远者, 利在前也。”有不少农民或弃农从商或亦农亦商。这一点在晚唐诗人姚合的《庄居野行》[2]中亦有体现:“客行田野间, 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 尽去作商贾。”唐代出现了很多大商贾, 我们从历史资料中可以了解他们富甲天下的资财。官僚子弟裴伷先, 在北庭“货殖五年, 致资财数千万”。[5] (卷147, P348) 定州富商何明远, “每于驿边起店停商, 专以袭胡为业, 资财巨万, 家有绩机五百张”。[5] (卷243, P564) 岭南富商陈武振, “家累万金, 为海中大豪, 屖象玳瑁, 仓库数百”。[5] (卷286, P686) 长安大商人邹凤炽, “其家巨富, 金宝不可胜计, 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 遍满海内。四方物尽为所收, ……又常谒见高宗, 请市终南山树, 估绢一匹, 自云山树虽尽, 臣绢未竭”。[5] (卷495) 上都巨富王酒胡曾一次出钱三十万贯助修长安朱雀门。以后修安国寺, 皇帝命能舍钱一千贯者, 撞钟一下, 王酒胡“径上钟楼, 连打一百下, 便于西市运钱十万贯入寺”。[5]足见唐代富商大贾资财之雄厚。拥有财富是商贾给予世人的最直接的观感。所以才有张籍《贾客乐》中的“农夫税多长辛苦, 弃业宁为贩宝翁”[2] (卷371, P1857) 这样的现实观照。商人人数增加, 势力增大, 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活跃并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支配力量。

(二) 商人亦尊亦卑的社会地位

商人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导致其社会地位的改变。艳羡商人已成为当时的普遍心理。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时人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一点不能不说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金多众中为上客”。谁财大谁气粗, 就能得到同行乃至他人的尊重。还可以像刘禹锡在《贾客词》中说的那样:“高货比封君, 奇货通悻卿。”正如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说的:“因其富厚, 交通王侯, 力过吏势, 以利相倾。”[6] (第2册, P25) 像邹凤炽那样“常与朝贵游”, 又能谒见皇上的商人当然不在少数。玄宗在诏令中就指出:“比来富商大贾, 多与官吏往还, 递相凭嘱, 求居下等。”同时还有不少富商还“各以延纳四方才士, 竟于供送, 朝之名僚, 往往出于门下。每科场文士集于数家, 时人目之为豪友”。[9]这些情况均说明唐代商人的地位已有了很大提高。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社会, 在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农抑商是一贯政策的前提下商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的确是社会的进步。但是商人的社会地位还没有上升到各行业平等的程度, 根深蒂固的贱商观念不会轻易得到彻底改变。在我国历史上贱商观念自古有之。韩非在《五蠹》中把商人说成是“五蠹”之一。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强调贵农对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直言进谏要抑制商业, 把商人看成是不劳而获者。贱商的社会价值观必然反映在对待商人的态度上, 轻视商人就成了必然。《论语·娄离》:“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商人一直被看做重利轻义的小人。历来人们评论商人都是重利轻义, 好像商人就是势利小人的代名词。白居易的经典叙事诗《琵琶行》就这样写道:“老大嫁作商人妇,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 绕船月明江水寒。”[2] (卷435) 琵琶女在慨叹身世的同时也传达给我们一个信息:商人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理解, 包括他们的家人, 他们仍被划入小人之列。《旧唐书·韦安石传》中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这一点。 (权相张易之) 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前博戏。安石跪奏曰:“蜀商之贱类, 不合预此筵。”因顾左右令逐出之, 座者皆为失色。则天以安石辞直深慰勉之。[7] (卷92) 刘禹锡的《贾客词》的诗前是有一个小序的, 他这样写道:“五方之贾, 以财相雄, 而盐贾尤炽。或曰:贾雄则农伤, 予感之, 作是词。”显然刘禹锡是持反对态度的。在他的诗中, 也把商人看做是投机取巧的小人。

[4] (第2册, 卷343, P1543) 贾客词[4] (第2册, 卷343, P1543)

贾客无定游, 所游唯利并。

眩俗杂良苦, 乘时取重轻。

心计析秋毫, 摇钩侔悬衡。

锥刀既无弃, 转化日盈盈。

邀福祈波神, 施财游化城。

妻约雕金钏, 女垂贯珠缨。

高货比封君, 奇货通悻卿。

趋时鸷鸟思, 藏镪盤龙衫。

大艑浮通川, 高楼次旗亭。

行止皆有乐, 关梁自无征。

农夫何为者, 辛苦事寒耕。

很显然他认为商人是唯利是图者。他们在经营的时候不讲诚信, “眩俗杂良苦”, 欺骗世人, 掺杂兑假, “乘时取重轻”, 趁机控制价格, 以获取利润。不仅时人对商这一行业持否定的态度, 而且其实唐代统治者亦是如此, 抑商政策是有明文规定的。贞观二年 (公元627年) 下令:“五品以上, 不得入市。”[8] (卷86) “禁工商不得乘马。”[8] (卷31) 在政治上还规定商人不得做官吏、应科举。

商人的这种亦尊亦卑的两难的尴尬社会地位, 恰恰折射出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价值观的局限性, 无论是当朝的最高统治者, 社会文人, 还是普通百姓, 一方面受传统观念的束缚, 鄙视商业和商人, 另一方面必然接受新认识的洗礼、认可、羡慕, 并从事这一行业。唐代诗歌在两个不同的侧面都有所反映。

摘要：浩繁的唐代诗歌所反映的内容可谓无所不包, 唐代的商业、经济、商人自然也融入了唐诗的海洋之中, 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唐诗在再现了唐代经济的繁荣发展的同时, 也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商人亦尊亦卑的社会地位。

关键词：唐代,唐诗,商贾,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1]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明[K].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全唐诗[I].北京:中华书局, 1960.

[3]仇兆鳌.杜诗详注[I].北京:中华书局, 2004.

[4]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I].

[5][宋]李昉.白话太平广记[I].北京:中华书局, 1986.

[6]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I].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7][后晋]刘煦.旧唐书[I].北京:中华书局, 1997.

[8][宋]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 1955.

篇4：从《禁毒法》看禁毒社会工作的地位

清朝至民国，上百年来烟毒肆虐无度，给国家及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和无穷祸患。没有哪个政权或哪种政治力量能够铲除这一社会毒瘤。上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以刚柔并济——法治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政策，创造性地将公安、司法、基层群众组织及其宣传纳入统一的治理体系，并分工协作；同时，开展广泛、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充分发挥其在整个运动中的作用。仅历时两年就塑造了一个“无毒”的新上海，创造了社会治理的一大奇迹。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上海；禁毒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2-0005-03

一、陈疾旧疴困扰着上海这个现代化都市

鸦片战争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大肆走私鸦片，导致中国烟毒泛滥，即便是上海这个领风气之先的现代化都市，同样长期受其困扰，形成了一道与现代化都市气息极不相称的陈疾旧疴。对于烟毒泛滥，清政府曾制定《吸食鸦片烟治罪条例》，首开以刑法手段制裁吸毒者的先河，但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中英法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鸦片贸易摇身一变成为合法，烟毒泛滥更加肆无忌惮。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严令禁烟，蒋介石还自兼全国禁烟督察处总监，在上海设立禁烟分支机构，但因其治理不力，竟出现烟毒泛滥，“烟馆多于米店”的景象。到解放前夕，国内罂粟种植面积不减反增，高达2000万亩，吸毒者达2000万之众。作为远东最主要的毒品制贩运口岸和中转集散地的上海更是严重，当时全市约有毒品工厂20余家，出售毒品和供人吸毒的烟馆2万多处，吸毒者约10万余人，平均每80户中就有1户吸毒。[1]

1949年上海解放后，尽管制贩运毒品由公开转为隐蔽，但却继续毒害人民。不少毒犯还与海外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往来港沪，将境外的毒品运入上海倾销；有的毒犯甚至为了继续进行制贩运毒品活动，用金钱女色拉拢腐蚀公安、铁路、航运、海关等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如何治愈旧社会遗留的这一陈疾旧疴，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和治理上海面临的一大考验。然而，正如邓小平所说：“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上海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以超常的社会治理能力荡涤着旧社会遗留的一切污泥浊水。其中，从1950年起开展禁毒运动。历时两年多，基本治愈了这一困扰上海逾百年的陈疾旧疴，塑造了一个“无毒”的新上海。那么，中国共产党靠什么创造了这样的历史奇迹？

二、刚柔并济、施之有序、科学有效、手到病除

中国共产党在禁毒问题上超越了历史上任何其他阶级和政党。它以刚柔并济、科学有效的治理对策，以施之有序、行之有效、坚决彻底的姿态，展示了一个先进政党领导的人民政权超常的社会治理能力。

第一期禁毒运动（1950年5月至1951年底）：法制先行，以猛药去疴。首先，制定法律法规，发挥其威慑力。1950年2月24日，中央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指出“现在全国人民已得解放，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特规定严禁鸦片烟毒”。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部全国性禁毒法律，它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禁毒运动即将在全国展开。紧接着，上海市委就发布《关于查获毒品之处理办法的通令》、《上海市禁烟禁毒暂行办法》等文件，先明令制贩运毒犯和吸毒者限期登记并不得再犯，否则从严惩处。1951年2月19日，市政府又发布《关于重申毒品买卖禁令的决定》等文件。这些文件中的法律条文既遵循了中央的禁毒方针，又借鉴了北京市局的相关做法，同时，从上海的具体实际出发，对罪犯和涉毒人员处置进行了具体详尽的规定，确定了逮捕、管制、登记的具体分类标准，使各部门在禁毒运动中首先能够对症下药，有法可依。法制的先行，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它是禁毒成功的前提和保证。

其次，公安司法显威力。禁毒运动开始后，公安司法部门随即活跃在禁毒第一线。由于有了法律法规做后盾，公安司法显现了法治的正义性和巨大威力。在侦查打击毒犯的过程中，公安司法部门在重拳出击的同时，又采取“力劝两头，斩断中间”的策略，将打击重点放在毒品的贩运上；而且使用自首立功分子，发动他们提供材料，专案中有关案犯并不是全部都抓，中间主要的骨干，一般不捕，而是留下线索，作为耳目，作进一步侦查。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估计捕后仍需释出管制的亦不捕，以缩小打击面，控制逮捕数字在必要的范围内。据统计，在第一期禁毒运动中，全市共破获烟毒案6800余起，捕获人犯12000余名，收缴鸦片37万两及大量的制吸毒品器具[2]。毒犯遭到沉重打击，烟民数量明显下降。上海烟毒泛滥情况初步得到控制，上海人100多年来第一次在毒品问题上看到了希望，彰显了法制在禁毒运动中的震慑力和不可替代的刚性作用。

第二期禁毒运动（1951年底至1952年11月底）：分工协作与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让吸毒贩毒者无处藏身。首先，成立领导机构，各部门分工协作形成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1952年7月12日，根据市委“关于开展肃清毒品运动的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了由公安、法院、检察署、民政、铁路、航运、海关、邮电、税务、宣传、总工会、妇联、青年团等部门负责人联合组成的上海市肃清毒品委员会。各区亦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成立区肃清毒品委员会，从事宣传教育、发动群众检举和核对材料、配合侦捕等工作。铁路公安处则另行成立分会。在整个肃毒委员会中，各个单位职责明确且协作紧密。公、检、法等负责毒品案件的侦察、审讯和宣判等；民政、卫生等部门负责戒烟、毒品处理工作；工、青、妇组织负责宣传、教育和发动群众；铁路、海关等部门负责查禁毒品的走私和运输。在打击毒品犯罪的善后处理过程中，明确规定由人民法院、检察署、青、工、妇联等群众团体组成审理机构审理毒犯；民政局与妇联等组织则负责联系解决家属工作或提供必要的救济事宜；缴出的毒品烟具由卫生局成立专门机构，统一收缴；毒品的销毁则由市政府组织临时监督焚毁烟毒委员会执行，委员由民政局、卫生局、公安局派代表担任，主任委员由民政局代表担任。每次焚烧烟毒时，由该委员会莅临现场监督焚烧，并须邀请各有关机关及人民团体选派代表监视。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使得肃毒力量覆盖了禁毒的各个环节与每个角落，各部门、各机构、各团体有条不紊的分工协作形成一个十分有效的治理体系，将禁毒的执行力发挥到了最大化。

其次，充分发挥群众在禁毒运动中的作用。从1951年底至1952年，随着上海市肃清毒品委员会的成立，里弄的禁毒组织也逐渐健全起来，由此开始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参与肃毒运动，这可谓是建国初上海禁毒运动的突出特点，也是以往历史上禁毒没有的一大景观。

1952年1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发布《上海市居民委员会暂行办法（草案）》，对居民委员会的组织范围、职权范围作了初步规范。由此，上海居民委员会成立，这为禁毒运动发挥群众力量提供了组织基础。在第二期禁毒运动中，居民组织广泛深入的禁毒宣传，将自上而下的宣传动员与自下而上的群众性宣传活动结合起来，使禁毒的声音无处不在。例如，在禁毒宣传中，宣传部、妇联等部门组织居民委员会的宣传人员对所在里弄居民进行灵活多样的宣传，讲解共产党的禁毒决心和政策，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同时，还组织小型座谈会、受害者控诉会、吸毒者会、吸毒者家属会、毒犯家属会、老年居民会以及各种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让被害群众现身说法。这一运动开展两个月间，全市共召开各类大小会议约3万余次，受教育的人数达250万人以上，宣传活动遍及于各个角落。这些群众工作又与巡回审讯会和公审大会相呼应，让隐身的毒犯既感受到法治的威慑力，又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特别是当禁毒运动的意义和政策经过宣传人员的反复宣传后，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拥护，许多人，以至那些一向不参加政治活动的老年人和家庭妇女都积极自觉地投入禁毒的宣传、检举等实际工作中。这就使毒犯无所藏身，有的甚至被迫自行向政府坦白登记。在开展宣传活动的前两个月内，就有1.5万人向公安机关检举毒犯材料2.1万多份。群众广泛的参与把禁毒运动推向了顶峰。正如当时人们所言：即便是“钻在泥洞里的蟹也给摸出来了”。据统计，在第二期禁毒运动中，全市共破获制贩运毒专案159起，共查处制贩运毒犯13685人，其中制贩运毒总量折合鸦片在200两以上的大毒贩1384名。查获鸦片2.36万两，海洛因4900两，没收销毁了制造、吸食烟毒的工具6329件。[3]从此结束了上海烟毒泛滥的历史。

善后阶段（1952年）：以持续的教育改造政策绝根烟毒。上海禁毒运动的完全胜利，不仅体现在社会秩序的稳定，丑恶现象被涤荡，还表现在对毒犯的善后处理及对烟民教育改造的成功。

思想教育工作是党的事业成功的关键环节。中国共产党能够根除烟毒，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后期对吸毒和贩毒者进行持续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回顾上海禁毒运动的历史可知，党和政府在对毒犯的后期处理中采取了严厉惩办与宽大处理相结合的政策，对大量制毒贩毒，以及一贯以制毒贩毒为业，集体制毒贩毒犯和解放后仍继续从事制毒贩毒，且拒不坦白、死不悔改、罪大恶极的现行犯严厉打击惩办；而对个别少量贩卖，偶尔为之的，过去犯过现在已洗手不干、彻底坦白、真诚悔改、检举立功者则从轻从宽处理。所谓从轻处理不是放任，而是实施长期教育改造的方针，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最终达到根绝的目的。在禁毒运动的尾声，为了巩固已有的禁烟成果，彻底铲除毒品消费市场，市政府将10万烟民同少数毒犯严格区分开来，对他们进行登记、教育，并积极帮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一年期限内自动戒除烟毒，所需药品由政府免费配给；毒瘾较大的且非强制不能戒除者，则进入由政府指定的30家医院和戒毒所集中强制戒除，这部分人大约占吸毒总数5%左右；对年老病弱戒毒有性命危险者，则可以缓期戒毒。不仅如此，市政府还特拨款3.6亿元（旧币）作为戒毒医疗费和烟民生活困难补助费，使家境困难者也可以免费住院戒毒。[4]这种持续的教育改造工作，使制贩运毒品和吸食毒品的人数逐步减少，最终达到了根绝烟毒的目标。

由于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禁毒措施，到1953年，上海向全世界宣告禁毒成功。自此，上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无毒”城市。在上海，公安机关1954年至1983年整整30年的刑案统计表上，先后有15年制贩运毒品一栏都是空白。这自然取决于解放初禁毒运动的成功。

三、历史的启示

烟毒泛滥，“烟馆多于米店”的现象在上海早已不复存在。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历史上的那场禁毒运动，对今天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法治是达到社会治理目标的前提和保障。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几乎空白。如果不是及时颁布禁毒法律法规，发挥法治的力量，要迅速铲除近百年来形成的社会毒瘤是难以想象的。禁毒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既表明了新中国对消除毒品的坚决态度，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同时，也使党和政府有法可依，使禁毒运动能有效开展。

第二，多元主体分工协作形成合力，是社会治理成功的关键。自古以来，“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在中国百年禁烟史上，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对禁烟颁布过法令，但最终都因其腐败和治理不力，使得禁烟法令犹如一纸空文。民国期间的上海甚至还出现禁烟总局与烟土官卖行合署办公，闹出前门罚款，后门贩毒的奇闻。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以往的禁烟者，就在于其不仅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制度，而且创立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即不仅及时制定了禁毒的法律法规，而且公安司法等部门严格执法；且各部门、各团体能够做到分工协作、有效配合，使禁毒的执行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否则，要荡涤上百年烟毒泛滥的污泥浊水是难以做到的。

第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理念。中国共产党能超越历史上一切阶级和政党，成功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创造出禁毒成功的历史奇迹，关键在于充分依靠了群众的力量。在近百年的禁毒史中，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禁毒运动充分动员并发挥了群众的力量，因而也才有了禁毒的彻底性。

第四，以人为本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解放初期的禁毒运动剔除了民国政府“寓禁于征”不为百姓着想的禁烟做法，采取严厉惩办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实行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的政策。对于一些因病吸毒上瘾者，或因工作劳累为解除疲劳而吸毒的受害者，强调只要他们自己痛下决心，戒除烟瘾，一律不歧视，不处罚。对戒烟期间的部分困难烟民还给予适当的生活补助。这样，一方面为烟民创造了重新做人的条件，另一方面则又剪断了毒品泛滥的根子，因而使禁毒运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参考文献

[1][2][3][4]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18.162.164.170.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篇5：从《禁毒法》看禁毒社会工作的地位

工作情况汇报

根据县禁毒委员会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今年6月份，我镇认真组织开展了一次《禁毒法》集中宣传活动，取得较好成效。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领导高度重视，工作责任明确

禁毒工作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安危和民族兴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为加大对禁毒宣传工作的领导力度，我镇专门成立了禁毒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由镇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和副组长，其它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任小组成员，分工明确、责任到位；结合我镇实际，制定了操作性强的宣传工作方案；将《禁毒法》宣传作为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禁毒宣传教育的重点工作，并纳入到普法计划。

二、宣传教育活动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禁毒教育是保证广大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广泛深入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为此，我们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在公共场所悬挂有关宣传标语；组织青年团员发放禁毒宣传单5000份；在敬梓中学组织开展了禁毒宣传讲座；向广大青少年普及拒毒、防毒知识，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禁毒宣传高潮，等等。

三、务求实效、常抓不懈、深入开展戒毒帮教

为了使青少年做到拒毒、防毒，我镇一方面组织青少年观看禁毒宣传片，使他们切身感受到毒品的危害，增强青少年对毒品 1的免疫力；另一方面，针对涉毒青少年，积极组织力量对他们进行帮教，长期跟踪服务，给予吸毒青少年更多的关心爱护，使其早日脱离毒品的危害。通过深入涉毒青少年家庭，通过与曾经吸毒的青少年交流思想，关心生活、帮助学习、心理辅导等帮教，让他们充分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增强帮教对象的戒毒信心，促使他们改过自新。

活动开展以来，在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我镇禁毒宣传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禁毒宣传工作任重而道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努力，开拓创新，扎实工作，积极探索新时期、新形势下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不断提升禁毒宣传教育工作的整体水平。

敬梓镇综治办

篇6：看禁毒宣传片的感受

在《快乐的“摇摆”》这部小品里，那位扮演在第一次吃摇头丸后尝到甜头的人为了继续吃就给了扮演贩卖摇头丸的人钱。由此我知道了吃毒品会让人倾家荡产!或许有的毒品只卖很低的价钱，但小数怕长计，终有一天会令吸毒者倾家荡产!毒品不但会让你倾家荡产，还会让你付出你那宝贵的生命。在小品的末段，扮演吃摇头丸的人最终死于吃摇头丸。从中我知道了摇头丸虽然可以给我们带来暂时的快乐但终究会像那位扮演者一样死在给自己带来一时的快乐的摇头丸上。

在《灰太狼的阴谋》这部小品里，懒羊羊因为听信了灰太狼注射白粉有美白的作用而差点被灰太狼注射白粉。我知道了那些贩毒者大多都用花言巧语来诱骗一些无知的少年和爱美的人。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对那些陌生人的话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要轻信他人。而一些爱美的人更加不要轻信陌生人所说的。前段时间上网看见有介绍一些白粉婆，大多都以和蔼的老太太面孔出现，宣称她们那些特制的粉有美白作用(其实是白粉)，专门去诱骗一些容貌姣好的年轻女子。所以我们要对陌生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别被别人的花言巧语骗了。

在《包公新审案》这部小品里，原告社会哭诉了被告毒品危害了社会的安宁，使许多幸福的家庭家破人亡。其实尽管毒品在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它害人的事实。而原告的状词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吸毒对人体、家庭、社会的危害有多大。而第一个小品也说出了毒品对社会的危害是十分大的。

篇7：禁毒法

（摘自公安部“法制在线”栏目）

现将公安部法制局“法制在线”栏目中执行《禁毒法》有关问题及解答 转载如下，供学习参考。

有关执行《禁毒法》问题解答

1、《禁毒法》实施后，曾因吸毒被治安处罚，能否作为前科，认定其吸毒成瘾严重？

答：《禁毒法》第38条第2款“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包括吸毒情节严重（从吸毒时间、频率、剂量综合判断）或者曾因吸毒被劳动教养、强制戒毒、强制隔离戒毒、治安管理处罚的情形。

2、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对吸毒人员处罚时，是否以成瘾为前提？

答：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对吸毒人员进行处罚不以吸毒成瘾为前提。

3、《禁毒法》规定吸毒成瘾的认定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安部门规定。请问:在认定办法还未出来之前，吸毒成瘾的认定如何操作？仍然按照以前的方法吗？

答：根据《禁毒法》第31条第3款规定，《禁毒法》实施后，吸毒成瘾的认定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安部门规定。经咨询禁毒局，《吸毒成瘾认定标准》正在制定中，在《吸毒成瘾认定标准》出台前，吸毒成瘾标准主要是公安部《关于对吸食、注射毒品人员成瘾标准界定问题的批复》（公复字[1998]3号）。

4、如何认定吸食“摇头丸”等苯丙胺类毒品成瘾？对于曾多次因吸食“摇头丸”等苯丙胺类毒品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违法人员，可否认定其吸食毒品成瘾？对初次查获的吸食苯内胺类毒品违法人员尿检为阳性的可否实行社区戒毒？如可以实行社区戒毒，对该作出的拘留何时执行？

答：根据《禁毒法》第31条第3款规定，吸毒成瘾的认定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安部门规定。经咨询禁毒局，相关认定标准正在制定中。在该认定标准出台前，吸毒成瘾标准主要是依据公安部《关于对吸食、注射毒品人员成瘾标准界定问题的批复》（公复字[1998]3号）和《关于对吸食苯丙胺类毒品违法人员处理意见的通知》（公通字[2002]19号）。对于曾多次因吸食“摇头丸”等苯丙胺类毒品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违法人员，可否认定其吸食毒品成瘾，主要是看吸毒人员是否已经出现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苯丙胺类兴奋剂滥用及相关障碍的诊断治疗指导原则》认定的成瘾标准。根据《禁毒法》第33条的规定，吸毒成瘾是社区戒毒的前提条件，对责令社区戒毒的同时决定行政拘留的，可以先执行行政拘留。

5、《禁毒法》中规定对“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社区戒毒是否属行政处罚？如果不属，是属何种性质？

答：社区戒毒不是行政处罚，是《禁毒法》中规定的一种戒毒方法。

6、“责令社区戒毒”和“责令社区康复”有什么不同？各适用于哪种吸毒者？在本辖区抓获的外地吸毒者如果适合社区戒毒，将如何执行？

答：社区戒毒是《禁毒法》第33条规定的，对象是吸毒成瘾的人员，社区康复是《禁毒法》第48条规定的，对象是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根据《禁毒法》第33条规定，社区戒毒可在户籍所在地或现居住地进行。对在其现居住地进行社区戒毒的，具体执行办法依照《禁毒法》第34、35条规定执行。

7、社区戒毒是不是强制隔离戒毒的前置条件？

答：应当把《禁毒法》第38条第1款和第2款结合起来理解，根据第33条和第38条的规定，对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对吸毒成瘾严重的，也可以直接强制隔离戒毒。法律赋予了执法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实际执法中，要把对法律的理解和当地执法实际结合起来。

8、对查获有以下证据之一的，有戒毒前科的人员能否决定强制隔离戒毒：查获时本人承认吸食、注射过毒品，但毒品尿样鉴定呈阴性，无其他证据印证；查获时本人不承认吸食、注射过任何毒品，但毒品尿样鉴定呈阳性，无其他证据印证。答：不能单以违法嫌疑人陈述材料作为定案的依据；不能单以尿液检验结论作为吸毒行为的认定依据。

9、《禁毒法》第62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吸毒人员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或者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的，不予处罚。”是否可以依据《禁毒法》对其社区戒毒或强制隔离戒毒？对吸毒人员在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或者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之前或之后的所有吸毒行为都不予处罚？ 答：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指吸毒人员在公安机关未掌握其为吸毒人员的情况下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吸毒人员资料的行为。对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吸毒人员信息录入“吸毒人员动态库”，对吸毒成瘾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依法责令其进行社区戒毒或依法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对吸毒未成瘾的，公安机关应当对其进行教育处理，但不予治安管理处罚。登记后再吸毒的，依法进行处理。

10、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应予以拘留、罚款等处罚；根据《禁毒法》规定，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吸毒成瘾人员接受社区戒毒，有法定情形的，依法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请问：进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可否与拘留、罚款等处罚同时并用？或者是应当并用？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与拘留、罚款等处罚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联系？是否存在互相抵触的情形？对吸毒人员采取强制隔离戒毒措施的同时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强制隔离戒毒期限是否和行政拘留期限折抵？

答：从《禁毒法》第62条、第33条、第38条的规定看，并未排除对责令社区戒毒、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不能同时适用治安管理处罚，但确实也不如现在已废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8条第2款有关强制戒毒和治安管理处罚同时适用的规定明确。因此，我们专门咨询了部禁毒局，他们认为，对吸毒成瘾人员责令社区戒毒或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同时，可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当然，在实践中，对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同时予以行政拘留的，其执行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是先执行行政拘留还是先执行强制隔离戒毒。如先执行行政拘留，由于不少拘留所不具备戒毒治疗条件，可能导致戒毒人员出现戒断症状而产生生命危险；如果先执行强制隔离戒毒，期满（2年）后再执行行政拘留，不说其意义有多大，如果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与拘留所或行政拘留决定机关不能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似难以保证行政拘留都得到执行。《禁毒法》实施后，强制戒毒已改为强制隔离戒毒，行政拘留期限不折抵强制隔离戒毒期限。

11、《禁毒法》59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非法传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或者易制毒化学品制造方法”行为和60条规定的“包庇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等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治安管理处罚法》上没有相关的处罚规定，执法实践中，如何掌握处罚种类和幅度？

答：禁毒法第59条和第60条列举的几项中，有的是直接追究刑事责任的，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刑法第347条规定，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就不存在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情况。如果行为不够刑事追究标准，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又没有规定的，不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12、决定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和强制隔离戒毒前，是否要对被处罚人进行告知？ 答：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和强制隔离戒毒不是行政处罚，法律未要求决定前告知。但如果同时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的，应当在处罚前依法履行告知程序。

13、查获两名外地吸毒人员，经询问承认吸食海洛因成瘾，尿检呈阳性。经调查，没有因吸毒被处理的前科，现已对两人行政拘留十五日，拟打算在拘留期限届满前再对两人决定社区戒毒。对于社区戒毒是否理解为办案单位将戒毒决定书寄到该两人的辖区街道或乡镇（两人在此地没有固定住所，没有正式工作），并要求两人马上回辖区街道或乡镇报到，接受社区的监督。是否如此处理？

答：经咨询禁毒局，在《戒毒条例》出台前，被责令社区戒毒且在现居住地无固定住所的，应当责令其回户籍所在地接受社区戒毒，并通知其户籍所在地的社区。被责令接受社区戒毒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七日内持此决定书到社区戒毒执行地报到，否则视为拒绝接受社区戒毒。依照《禁毒法》第38条第1款第1项规定，对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公安机关对其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

14、甲在2008年5月30日注射毒品海洛因（甲在2006年曾因注射毒品海洛因被强制戒毒三个月），并于当日被抓获，办案单位在2008年6月2日对甲呈报劳动教养，请问对甲应如何处理？ 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第3条第2项规定，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在新法施行以后，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但适用新法对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为有利的除外。因此，适用《禁毒法》对保护甲的权益更为有利的，应当适用《禁毒法》的规定处理。

15、《禁毒法》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对于发生在6月1日前但6月1日后被查处的吸食毒品行为，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还能不能进行劳动教养？进行社区戒毒的公安机关要不要出具法律文书？出具怎么样的法律文书？由谁签收？进行强制隔离戒毒的法律文书，文书格式是怎么样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送何处执行？

答：《禁毒法》实施后，对吸毒成瘾的，不能决定劳动教养；责令社区戒毒的，应当出具《责令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决定书》。戒毒法律文书样式已随《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戒毒法律文书(式样)的通知》(公通字[2008] 25号)下发，可在公安信息网上自行查询；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应当送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可按照《禁毒法》第4章的有关规定和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关于近期强制戒毒所有关工作的通知》（公监管［2008］114号）操作，《关于近期强制戒毒所有关工作的通知》第1条规定，公安强制戒毒所已经更名为强制隔离戒毒所。经咨询禁毒局，除公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外，还有由原来劳教场所转变而来的属于司法行政部门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公安机关可以选择投送。

16、吸毒人员在所外戒毒期间又吸毒的该如何处理？《禁毒法》已正式实施，是入所内执行原决定还是重新决定强制隔离戒毒？执行的期限该如何计算？吸毒劳动教养所外执行期间出现此情况又该如何操作？

答：6月1日以后不再审批所外戒毒。对6月1日前决定限期所外戒毒，在所外戒毒期间内又重新吸食毒品的，应当入所执行原戒毒决定；限期戒毒是强制戒毒的一种执行方式。如吸毒人员在限期戒毒期间又吸毒，且其限期戒毒的决定情形消失的，可以将其投送强制戒毒所继续戒毒，其限期戒毒的期限应当计入其强制戒毒的期限。如其强制戒毒期满后仍未戒除毒瘾的，强制戒毒所可以提出意见，报原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批准，延长强制戒毒期限；劳动教养所外执行期间吸食毒品的，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61条规定处理。

17、按照《强制戒毒办法》第6条之规定，强制戒毒期限为3个月至6个月，自入所之日起计算。对强制戒毒期满仍未戒除毒瘾的戒毒人员，强制戒毒所可以提出意见，报原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批准，延长强制戒毒期限；但是，实际执行的强制戒毒期限连续计算不超过1年。而依据《禁毒法》第47条第3款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1年。后者明显重于前者，不利于违法人员，违背基本法理。应该怎么办？ 答：《禁毒法》第47条第3款规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一年”，不是必须延长至一年。从对违法人员有利的角度出发，原强制戒毒期满后，需要延长强制隔离戒毒，尽量不超过六个月。

18、《禁毒法》第44条规定了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在戒人员的治疗问题，请问如在戒人员病危，所内医生无法救治，现法规没有对危重病人进行限戒，怎样处理？对有严重传染病在未发现时收戒入所强制隔离戒毒，所内又没有隔离设施，怎样处理？

答：《禁毒法》第44条中所称“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对有严重残疾或者疾病的戒毒人员，应当给予必要的看护和治疗”中“治疗”既包括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供必要的治疗，即在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内治疗，也包括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不具备治疗条件的，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将患严重疾病的戒毒人员送医疗机构治疗。

19、毒品犯罪嫌疑人若染有毒瘾未戒除的，可以先行强制隔离戒毒等毒瘾戒除后再依照刑事程序办理吗? 答：根据《禁毒法》第50条规定，对被刑事拘留的吸毒人员，应当给予必要的戒毒治疗。按该条理解，刑事拘留期间不因戒毒治疗而中断。20、《禁毒法》规定的责令社区戒毒是否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措施）？ 答：鉴于《禁毒法》未明确规定，不服社区戒毒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此，《责令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决定书》（2008年5月28日印发）未明示救济权利。

21、强制隔离戒毒是否属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如被强制隔离戒毒人不服强制隔离戒毒决定，能否向其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答：强制隔离戒毒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根据《禁毒法》第40条第2款、《行政诉讼法》第1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款规定，对强制隔离戒毒不服的，可以向原告的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2、因解除强制戒毒的法律文书已被明确废止，6月1日后，强制戒毒期满的，应用何文书解除? 答：《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戒毒法律文书(式样)的通知》(公通字[2008] 25号)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行政法律文书（式样）〉（试行）的通知》（公通字[2006]21号）中的强制戒毒/延长强制戒毒决定书、解除强制戒毒证明书、限期戒毒通知书即行废止。因此，我们认为6月1日以后，原强制戒毒期限届满需要解除的，使用《解除强制隔离戒毒证明书》。

23、《禁毒法》第47条规定，执行强制隔离戒毒后，经诊断评估，可以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也可以延长强制隔离戒毒。这里规定的“诊断评估”是如何操作的，怎样诊断评估，诊断评估后出具什么样的文书？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释义与实务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编）的解释，诊断评估应当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本人在戒毒期间的现实表现、戒毒治疗和身心康复情况、人格状况、家庭和社区的环境条件等，诊断评估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组织和安排。目前未有专门的诊断评估文书。

24、对执行社区戒毒的地点，如何理解固定住所的定义？违法人员租住的地点是否属于固定住所？

答：目前，对《禁毒法》第32条中的“固定住所”未有明确解释，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参照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解释中“经常居住地”的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认定。

25、对在甲地吸毒后又流窜到乙地的吸毒人员，乙地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后，是否可以对其作出责令社区戒毒或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我们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乙地公安机关有管辖权并对上述吸毒人员作出责令其回户籍所在地接受社区戒毒或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对责令社区戒毒的，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及时通知吸毒人员户籍所在地的城市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并做好相应的交接工作。

答：吸毒成瘾是吸毒人员的一种身体状态，查获地公安机关有权管辖，依法作出责令社区戒毒或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责令社区戒毒，但在当地没有固定住所的，经咨询禁毒局，在《戒毒条例》出台前，被责令社区戒毒且在当地无固定住所的，应当责令其回户籍所在地接受社区戒毒，并通知其户籍所在地的社区。被责令接受社区戒毒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七日内持此决定书到社区戒毒执行地报到，否则视为拒绝接受社区戒毒。依照《禁毒法》第38条第1款第1项规定，对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公安机关对其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

26、对逾期不接受社区戒毒的人员，决定强制隔离戒毒是否原决定公安机关办理，还是由执行地公安机关办理。

答：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9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其违法行为发生地应当是社区戒毒所在地。因此，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应当由社区戒毒所在地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也可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

27、办理吸食新型毒品的强制隔离戒毒，其前科是否必须是因为吸食非新型毒品如海洛因、大麻等才行？ 答：吸食新型毒品需要强制隔离戒毒的，未要求其前科须为吸食非新型毒品，《禁毒法》第38条第2款“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包括吸毒情节严重（从吸毒时间、频率、剂量综合判断）或者曾因吸毒被劳动教养、强制戒毒、强制隔离戒毒、治安管理处罚的情形。

28、《禁毒法》第59条、第60条规定 “对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未与之相应对接，《禁毒法》规定的一些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违法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相应的规定，以致无法处理。

答：禁毒法第59条和第60条列举的几项中，有的是直接追究刑事责任的，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刑法第347条规定，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就不存在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情况。如果行为不够刑事追究标准，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又没有规定的，不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请全面理解法律条文。

29、《禁毒法》第59条第二至第七项、60条、61条中的情形，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且不属于“屡教不改”，治安处罚又无法律依据，如何处理？

答：违反《禁毒法》第59条、第60条，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若《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未有相应处罚规定的，不予处罚。违反《禁毒法》第61条的，直接依据《禁毒法》第61条作出处罚。

30、甲因吸毒于2008年5月13日被劳动教养（所外执行）二年，7月份发现该人又吸毒，可否对其因吸毒成瘾，决定强制隔离戒毒？没有执行的劳教期限如何解决？

答：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61条第1款第4项规定，劳动教养人员在所外执行期间吸毒的，应当撤销所外执行，投送劳动教养场所执行剩余劳动教养期限，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毒瘾。

31、《禁毒法》第47条第3款规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一年”，请问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人员能否两次或多次延长（总的延长不超过一年），如这次延长三个月，但是满三个月后仍需要延长戒毒期限，能否再延长戒毒期限若干月？

答：《禁毒法》第47条第3款对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的程序和最长延长期限作了明确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我们认为，经诊断评估，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可以多次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但多次延长的强制隔离戒毒期限不得超过一年，且在每次延长的强制隔离戒毒期限届满前，必须进行诊断评估，并按照《禁毒法》第47条第3款的规定进行审批。

32、张某和李某在某宾馆吸食由张某带来的毒品，张某的行为是否能以提供毒品、吸食毒品合并处罚，如果可以，张某的初次吸毒行为、提供毒品行为是否可以各处罚款500元，合并执行罚款1000元？

答：张某购买毒品供他人吸食的，不属于吸毒“造成严重后果”，应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第2项规定，以向他人提供毒品进行处罚，同时又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数个治安管理处罚为罚款的，采用并科原则，将罚款数额累加，决定执行的罚款数额。

33、吸毒成瘾人员有艾滋病戒毒所拒绝接收，康复中心也不接收。请问是否还需要对该吸毒人员作出社区戒毒的决定？

答：《禁毒法》第44条规定“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对有严重残疾或者疾病的戒毒人员，应当给予必要的看护和治疗”，患艾滋病不属于强制隔离戒毒拒绝收治的理由。

34、社区戒毒决定书中明确写出“被责令接受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七日内持此决定书到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执行地报到”。请问如果被决定社区戒毒人同时被决定行政拘留的，按常理是先执行行政拘留，那么如果先执行行政拘留，什么时候送达社区戒毒决定书，如果作出当天送达，那么会出现行政拘留结束时已过了七日的报到期。如果到解除拘留当日送达，会不会超出文书的送达期，而且此做法对办案单位比较复杂。答：对吸毒人员同时决定治安管理处罚和责令社区戒毒的，应当先执行治安管理处罚。被治安拘留期间不应当计算在《责令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决定书》中规定的报到期限之内。

35、公安部公通字[2008]25号文件规定:从2008年6月1日限期戒毒通知书即行废止,但公安部6月6日《部长办公会议公告》,《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属现行有效规章.我局根据《部长办公会议公告》对不适宜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根据《强制制戒毒所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十条规定对不适宜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做出了限期戒毒的通知.请问:限期戒毒通知书是否可继续使用？

篇8：从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看列宁装

列宁装本为前苏联的男性上衣, 20世纪50年代初, 为何在中国演变为女装?它对于当时的中国女性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一些学术文章评论列宁装的发展动因时认为:由于新中国刚成立时“中苏同盟, 无敌于天下”的政治概念左右了服装, 所以出现了女人穿列宁服 (与列宁装同义) 的现象[3]。再者, 列宁装是由单位统一发放的——发什么穿什么, 实行“供给制”的国家工作人员就穿这样的衣服[4]。对于上述观点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第一, 穿列宁装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为了体现中苏友好关系, 表达对新中国理想的追求, 中国人民主动学习苏联文化, 包括服饰文化。而模仿穿着苏联的服装样式, 也体现了两国人民的友谊。第二, 列宁装作为制服穿。建国后, 列宁装作为女军装发行, 当其除去胸章即为政府机关的女性制服。

然而, 笔者认为当时中国妇女穿列宁装不仅仅是把前苏联男性的服装挪来照穿来表达政治理想, 而是结合了中国建国初的国情需要, 并且因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一定的演变。在变化过程中, 对其穿着人群的分析, 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列宁装。据史料记载, 建国后穿着列宁装的主要群体是女军人、政府工作女性、知识妇女和学生等。笔者借助服装心理学中“团体与个人外观”的理论来分析这几种人群。

团体:女军人, 女干部, 女性知识分子

列宁装是这个团体的日常工作服, 穿着这样的工作制服, 不仅可以让外界认出哪些是组织成员, 更能促使组织成员解释他们的地位、责任和特权[5]。这个群体大致遵循了“代表党的男人引路→投入运动/生产/战斗→得到改造/解放/保护→不断斗争/追求集体解放/不怕牺牲→成为团员/党员/妇救会主任→变成女英雄[6]”这样一条成长轨迹。从这个方向中, 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与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相伴而行的。当时, 国家大力发展妇女运动, 鼓励妇女从家庭中走入社会, 推动妇女参政议政, 培养知识女性, 开办女子学校, 进而提高了妇女的政治地位。因此, 较之于建国前, 这样一批妇女已不再是旧社会男性背后的附属物, 而是作为了国家的人而存在, 是为建设美好的新中国而奋斗的一批女军人、女干部、女知识分子们, 她们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站立起来, 大有一种“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的气势, 代表了一群被解放了的、独立的新中国新女性的形象, 她们的形象通过服装外观表现出来即为列宁装。

从各种新闻报刊资料、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女性穿列宁装的情况。据《新华日报》记载, 1950年7月, 上海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 与会者都是男穿中山装, 女穿列宁装。从典型的个人也可以看出来, 当年曾跟随毛泽东主席左右的英语翻译者“唐闻生”, 每当毛主席接见外宾, 她给毛主席当翻译时, 总是穿一身灰蓝色的列宁装。另外, 王仙芝, 现任中俄友好协会理事, 曾于1949年~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任俄语翻译员, 在她的《我的苏联回忆》[7]中写道:她的母亲是旧中国社会的上层人家小姐, 从没有工作过, 她父亲姓王, 是中国四平大学教授, 她母亲被称呼为王氏, 建国后仍然裹着小脚。而王仙芝是他们家第一个参加革命的女性。当她从苏联留学归来抱着第一个儿子见高堂的时候, 她穿的就是一身英姿飒爽的列宁装, 而她母亲仍然穿着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旗袍。从这样的历史情境中我们能感知到他们两代人在厅堂里相遇的那一刻是旗袍与列宁装的“对峙”, 更是文化、地位、心理上的碰撞, 也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女性社会地位的写照。

个体:普通妇女

列宁装的影响力还可以表现在个体对这个群体的服装和外观的参照上。举个例子:上海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写道:1949年5月, 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但实足年龄尚不满24岁。看着满街红旗, 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 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 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 渴望着工作。

老裁缝张承广师傅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时, 说道:“解放后, 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 很多人都不敢再穿, 中山装和列宁装就成为时髦的衣服了, 列宁装穿起来确实很好看。那个时候, 女同志能有套列宁装就很不错了, 当时流行一个顺口溜:‘做套列宁装, 留给结婚穿。’长江路上当时有好几家裁缝店, 不少人都拿着布料去找师傅给自己做套列宁装。”那个年代的青年男女结婚, 新娘的礼服往往就是双排扣的列宁装。

从理论上来说, 个体可能会加入提供参照性影响力的团体, 而服装和外观提供了一种肉眼可见的基础, 可以表达对团体的认同, 建立起能够提供荣誉、名声与认同的社会身份[8]。苏秀只是个普通人, 为了能够穿上列宁装而不断拼搏, 渴望的是可以去社会上工作、得到社会对她的认同, 这也是当年中国大多数女性的内心写照。青年女性把列宁装作为结婚礼服, 也成为了她们追求先进与时髦的形式。

因此, 无论从团体还是个人来看, 穿列宁装的妇女在当时的社会中树立了一种革命、先进、独立的女性形象, 建立起一种被认同的社会身份, 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体现了女性经济、政治地位的提升。这应该是50年代初社会各阶层共同适应、普遍接受、追求、穿着列宁装的内在动因之一。

然而很多研究者认为:列宁装只不过是政治的产物。建国初中国的妇女解放在“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的口号下拥有“男性化”的倾向, 即以男性为标准要求女性, 因而“女性并没有获得个性自主与性别意识, 不过是特定的政治话语支配下的承载政治经济革命使命的意识形态的整体符号。”[9]

笔者认为, 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 女性首先作为人, 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就业权利, 这给女性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她们刚刚从旧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对于刚涉入职场的女性而言, 在寻找自身价值的时候期望找到一种与男性同等权利和能力的象征, 而穿着男装特征的列宁装, 能够反映出她们的能力和配合工作需求的意愿。回顾世界服装史时也可看到, 一战后, 许多妇女走进了工厂或社会各种机构和部门, 职业的需求推动了女装向男装靠拢:紧身胸衣的束缚慢慢消失, 曾经流行一时的霍布尔裙于1914年左右也销声匿迹, 当时裙子短缩到离地20厘米左右, 腰身越来越宽松。女性一旦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人们便走向另一个极端, 即否定女性特征, 向男性看齐。我们再来看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 同样是在战争后进入到相对和平、安定的时期, 也是新一轮妇女解放时期, 富有机能的列宁装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短发配着简朴的面料、色彩、细节构成的服装样式成为当时人们追求的打扮。而中国妇女完全丢弃女性装束, 在衣着上与男人看齐, 应该是反对苏修以后逐渐开始的。在笔者采访的人物中, “王仙芝”谈及列宁装时会洋溢着激动的神情:“在那个年代, 我穿着列宁装走在路上, 很多妇女羡慕地看着我, 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那时穿着列宁装走在街上的妇女和当今女性提着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 手提包 (法国著名奢侈品品牌) 走在街上, 或许有某些相似的地方, 那就是一种身份认同感。当时的妇女在满足了社会安全的基础上, 也希望得到家庭、团体、朋友、同事的肯定与信任, 展示女性的社交能力, 满足社交需求, 获得社会认同感, 并进一步实现自我尊重、自我评价以及自我实现的心理层次。列宁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女性的心理需求, 因此获得了人们的审美肯定。

结语

从以上的论述中, 我们很难再从男/女、刚/柔、理性感性等先验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思考中国列宁装与女性的关系。在同一历史时期, 不同的研究者也有不同的观点。虽然这种服饰在反对苏修的历史事件中很快退出大众的视野, 但列宁装中双排扣和翻领这些设计元素在当今的服装设计中已经司空见惯。时代不同, 人有变化, 服饰更替, 人们爱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曾说过, 某一过去本身就是给予构成当时社会情境的那些因素的精神的一个行动者或代理者。透过列宁装, 我们可以窥知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 这种变化曲折而珍贵, 也表明了女性服饰发展的新起点。

参考文献

[1][3]华梅.中国服饰史.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117页, 117页

[2]刘爱芳.现代女性打扮的风格.现代服装, 1996 (06) :65页

[4]张竞琼.西服东渐——20世纪中外服饰交流史.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 2002.43页

[5][8]Susan B.kaiser著.服装社会心理学.李宏伟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0.438页, 428页

[6]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85页

[7]王仙芝.我的苏联回忆.妇女研究论丛,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