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赔偿的免责范围

司法赔偿的免责范围（共8篇）

篇1：司法赔偿的免责范围

一、刑事赔偿的免责范围

《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

(二)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四)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1.正当防卫造成的损害;

2.因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

二、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赔偿的免责范围

1.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

2.错误的先予执行与财产保全

但如果人民法院在先予执行、财产保全过程中违法造成财产损失的，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

3.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7号《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条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因申请人申请保全有错误造成损害的;

(二)因申请人提供的执行标的物有错误造成损害的;

(三)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四)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

(五)被保全人、被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员违法动用、隐匿、毁损、转移、变卖人民法院已经保全的财产的;

(六)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害后果的;

(七)依法不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

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确有错误，被人民法院撤销的，对已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取得财产的人返还;拒不返还的，强制执行。

[司法赔偿的免责范围]

篇2：司法赔偿的免责范围

摘要：最高法院对民事侵权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司法解释具有我国人身权保护制度里程碑的深远意义。但这在适用范围上，这一《解释》中有的条文是否完善，及条文间是否相互协调还值得探讨。本文首先讨论了间接精神损害赔偿主体的限制性扩张，其次论述了《解释》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上还需进一步细化、完善。并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精神损害赔偿  间接精神损害赔偿主体  未成年人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于3月10日正式公布实施。该司法解释成为我国目前在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填补了急需填补的法律空白。此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已经走在了立法前面。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研究和争论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解释》果断的吸收和借鉴了一些在我国实务上已被证明为可行适当的作法及国外通行的、先进的立法经验，表现出很高的立法水平，使中国对自然人人格利益的司法保护实现了重大进展，具有人格权法律保护的里程碑意义。

确定适用范围是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和基石。从这一制度的价值、目的及发展方向考察，确定适用范围主要有两条原则：第一，适用的侵权种类、请求权的主体及赔偿的方式等应适当的放宽，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留下必要的法律空间。随着对人权日益重视的世界潮流，这也是一条必然的发展趋势。第二，在程度上有明确的控制。法律不可能也不必要对任何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精神损害进行救济，只有损害达到一定程度后，才适用金钱或物质的赔偿。另一方面，衡量侵权程度的标准应易于操作。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决定，法官在法律的限度内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一制度实施效果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法官是否适度裁量。

本文试以《解释》的条文为基础就其在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上两点可完善细化之处小作分析，求教于各位师长专家。

一、应对间接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应做有限制的扩大

《解释》第七条规定：“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遗体遭受侵害，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为原告；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列其他近亲属为原告。”

显然，对自然人健康的侵害，如果造成了死亡的严重后果，受害人的近亲属即间接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是无庸置疑的，应给予物质上的抚慰。这一条为当事人请求救济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是我国民法制度的一大进步，从学理上讲是对其亲属身份权的承认与保护。对间接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在国外的立法和司法中是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中都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及权利人的范围。《瑞士债务法》第47条规定，对于致死或伤害，法院得斟酌特殊情事，允许受害人或死者遗族，以相当金额之赔偿。法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亦认为子女受害而亡，应赔偿其父母的精神损失。日本民法“抚慰金”的范围相当广泛，因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名誉及他人财产权均应支付抚慰金。对于造成受害者死亡的，其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即配偶、子女和父母，应有权对受害者死亡所造成的精神痛苦请求赔偿。

但是，如果受害人没有死亡呢？无论是受害人身体健康还是其人格受到侵犯，其近亲属都会不同程度承受精神上的压力与痛苦，有时会更甚于受害人本人。那么，法律应不应该在特定情况下对受害人近亲属给予救济，以及如何给予呢？支持则会有权利被滥用，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之弊端，反之则可能保护不力，有悖于民法公平原则。日本关于这一问题在其民法第711条规定：子女死亡，父母有权请求慰谢金。但如果对致伤未死的情况一律反对，则不为妥当。实践中已有突破性案例：10岁女孩的颜面有严重的伤害后的后遗症，终审法院支持了其父母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对此案例日本存在两种意见的争论，赞成者居多

篇3：司法赔偿的免责范围

一、不可抗力

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当因不可抗力导致邮寄物品发生丢失、损毁、内件短少等情况时,邮政服务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如果邮政用户选择了对邮寄物品进行保价,保价条款是邮政用户与邮政服务企业在签订邮政服务合同时签订的,保价条款体现了自治精神。保价金额由邮政用户自行决定,但是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如果保价的邮寄物品因不可抗力原因发生丢失、毁损、内件短少等损失时,邮政服务企业依然应当按照保价金额进行赔偿。

二、邮寄物品的自然损耗或者合理损失

邮寄物品的自然损耗是指,邮寄物品在运输传递过程中,因气温、压力、重力等原因引起邮寄物品发生的损失。这种损失一般难以预防或者预防的成本过高,而且发生损失的原因不在邮政服务企业一方,所以邮政服务企业无需赔偿。

邮寄物品合理损失是指因邮寄物品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导致在运输传递过程中发生的损失。这种损失是因邮寄物品的自身原因导致的,所以亦不应邮政服务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三、邮政用户自身的过错

邮政用户在寄递物品时应当依照《邮政法实施细则》中第33 条的规定,在邮件中严禁夹带违禁品、反动书籍、货币、活的物等;若邮政用户在邮件中夹带了上述禁止夹带的物品,而后邮寄物品发生损失的,邮政服务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邮政用户在填写邮单的过程中,将收件人的地址、联系方式填写错误,导致邮寄物品被他人冒领的,邮政服务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因在于造成此种损失是由邮政用户的过错造成的,邮政服务企业本身是不存在过错的,所以邮政服务企业无须承担责任。当然这里有一个例外,如果邮寄物品在运输传递过程中,发生毁损、灭失的,仍应当由邮政服务企业承担责任。因为虽然邮政用户有一定的过错,但是直接导致邮寄物品发生毁损灭失的原因在于邮政服务企业的过错行为。2

四、邮政合同中的格式条款

邮政合同是由邮政服务企业与邮政用户签订的,邮政合同的表现形式是邮单。邮政合同的具体内容通常记载在邮单的背面,由于邮单篇幅的限制,用来描述邮政合同内容的字符大多较小,较难以识别,在见到如此复杂的合同条款时,哪些与邮政用户的利益直接相关,哪些又是无关紧要,邮政用户应该对这些内容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一)邮政合同中格式条款的成立

邮政合同的具体内容中往往会加入格式条款,但是对于格式条款是否成立却是个未知数。《合同法》第39 条第1 款已经对格式条款的订立原则做出了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此条的关键不在于格式条款由一方遵循公平原则制定,而在于其后的邮政服务企业的提示义务。提示义务往往成为合同中格式条款成立与否的关键点。但是对于提示义务应该有哪些,一直以来都未达成一个明确的标准。笔者认为,邮政服务企业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提示。

第一,提示的方式。一般情况下,对合同中格式条款提示的方式以个别为原则,以公告为例外。但由于邮政服务企业具有普遍服务的职能,其所面对的邮政用户是全体公民,而且,邮政合同的内容一般不会随意改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以个别为原则进行提示,无疑会增加已经身兼重负的邮政服务企业的负担。因此在如此情况下,就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公告的方式对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予以提示,如张贴公告,通过广播媒体播放通知等。

第二,提示的内容。面对邮政合同中的诸多条款,并不是每一个条款都应当给予同等的关注程度,予以一一提示。应该提示的是与邮政用户的切身利益相关的条款,如限额赔偿的规定、索赔时限等。

第三,提示的时间。对于提示的时间,一般都认为,以邮政用户签订合同之前或者同时提示为宜,若是在邮政用户签订合同之后再进行提示,就已经失去了提示的意义,同时也很有可能给邮政服务工作造成延误,影响邮政服务企业的工作效率。

第四,提示的程度。提示的程度以足以引起邮政用户注意为标准,若是采用公告的方式进行提示,公告的位置应当尽量张贴在明显的位置,若是采用个别的方式,提请注意应达到足以引起用户注意的程度,也就是给据邮件限制赔偿责任的内容应采用特殊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表标示,使用户“一眼就能注意到”。

(二)邮政合同中格式条款效力的认定

虽然每个邮政合同中都有格式条款,但并不是每一条都能作为邮政服务企业的免责条款。《合同法》第40 条规定了3 个关于无效格式条款的情形:第一,合同无效。如果合同无效,则其中的格式条款自然无效。第二,免责条款的无效。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以及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无效。在邮政合同中,邮政服务企业提供的寄递服务与邮政用户的人身权益不直接相关,所以邮政合同中一般不存在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但是,对于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却有很多,邮政用户对交由邮政服务企业运输传递的货物具有财产权,所以关于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则较多,例如,对于未保价的邮件,发生毁损、丢失的邮政服务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当出现类似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邮件丢失、毁损等条款时,该条款违背了合同法的规定,所以无效。第三,提供格式条款的邮政服务企业免除其责任、加重邮政用户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其中,免除其责任是指,免除了依照法律的规定本应由其承担的全部或部分责任。而加重邮政用户责任,是指在邮政用户应承担的责任的基础上增加邮政用户的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是指,在发生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损害时,禁止邮政用户向邮政服务企业主张赔偿责任。如故意缩短邮政用户请求赔偿的时限等。在格式条款中出现了以上3 种情形中的一种,则该格式条款无效。在发生损害时,邮政用户完全可以违反该格式条款的规定。

(三)对邮政合同中格式条款的解释

当因邮寄物品发生损失引起邮政用户与邮政服务企业发生争议时,邮政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往往成为争议的焦点。最先考虑的应当的是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其次要考虑的是格式条款的解释。格式条款的效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于格式条款的解释往往成为解决争议的难点,对于格式条款的解释有如下几种解释。

第一,要分清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当格式条款的规定与非格式条款的规定不一致时,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格式条款是由邮政服务企业一方制定的,非格式条款要比格式条款更公平,所以要适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

第二,首先,对邮政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这里的“通常理解”不仅应当包括邮政服务企业的“理解”,更应当考虑邮政用户的“理解”。其次,邮政合同中的某些术语,应当按照一般的、普通的理解予以解释,如果有个别生僻的术语,邮政用户无法理解,就应当以一般的合同相对人的理解进行解释。再次,如果随着文化水平的发展与进步,导致邮政合同中的术语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则应当依照当前的新含义予以解释。

第三,应当做出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利的解释。由于格式条款是由一方制定的,所以难免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再有,制定格式条款的是邮政服务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不公平往往指的是对邮政服务企业有利,所以在发生争议时,出于保护邮政用户利益的考虑,应当做出对邮政服务企业一方不利的解释。

结语

篇4：司法赔偿的免责范围

在判断违约方的可预见范围时，除了可预见性规则的预见主体、判断时间、预见内容、客观标准等四方面内容外，违约方和守约方的身份、违约方对特别情势的实际了解程度、标的物的性质和用途、守约方支付价款的多少等因素在适用时也要引起重视。

〖案情〗

原告：上海欣辰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辰公司）

被告：李海

被告：阜阳市万达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公司）

2012年1月，骏马公司与ALKIRA公司签订订货合同，约定由ALKIRA公司向骏马公司出售某品牌木浆，价格条款为CFR，货物总价为535 000美元。2012年2月28日，骏马公司因该批货物进口，按完税价格人民币

3 375 349元向税务部门缴纳进口增值税人民币573 809.33元。同日，就货物自进口港上海转运至荆州的水路运输，经由骏马公司委托阳阳公司、阳阳公司委托物阳公司、物阳公司委托欣辰公司、欣辰公司经案外人许传禹介绍委托李海，最终由李海实际经营的“皖阜阳货1686”轮承运。2012年3月7日11时30分，“皖阜阳货1686”轮载运涉案木浆沿长江上行至武汉煤炭州水道4号过河标上1 000米附近时，与“荣江019”轮发生碰撞后左舷中部破损进水后沉没。货物沉江全损。

2012年7月21日，骏马公司与阳阳公司就货物损失赔偿达成协议，确认货物直接损失为人民币3 686 903元，其他损失包括海关增值税损失、进口船运及通关费用、进口保险费、紧急调货费用、停产损失、信用证开证费等进口代理费用，共计人民币1 695 190.62元，并约定，货物直接损失部分由骏马公司向保险公司理赔，其他损失部分由阳阳公司按人民币

1 300 000元赔偿了结，从骏马公司应支付的运费中扣除。阳阳公司履行赔偿义务后，骏马公司将对运输船舶的追偿权转让给阳阳公司。2012年8月1日和2日，阳阳公司与物阳公司、物阳公司与欣辰公司分别就其他损失部分达成与前述协议内容基本相同的赔偿协议，最终约定由欣辰公司就涉案货物损失之外的其他损失一次性赔偿人民币1 300 000元，该款项亦从应支付运费中扣除。在支付上述费用后，欣辰公司有权依据相关证据向事故责任方主张权利。后骏马公司向太保荆州支公司申请理赔，太保荆州支公司全额支付骏马公司保险赔款人民币3 499 719.77元，据原告称，该理赔金额系按进口报关单记载货物总价532 434.68美元乘以110%，并扣除5%的免赔额计算得出。

另查明，“皖阜阳货1686”轮船舶所有权人为李海。2009年12月31日，李海与万达公司签订挂靠经营协议。双方约定，李海将“皖阜阳货1686”轮挂靠在万达公司名下经营，若发生海损事故及出现货损货差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均由李海负担。后双方于2010年1月4日将船舶登记经营人变更为万达公司。

原告诉称，原告在本次事故中遭受的所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系由被告李海造成，被告李海对此应负全部责任。因货物直接损失骏马公司已经进行保险理赔，因此主张由两被告连带赔偿其他间接损失包括进口海关增值税、进口的海运费及包干费、信用证开证费等进口代理费用、重新进口调运差价损失及重新进口货物产生的国内陆路运费损失国内陆路运费损失共计人民币1 300 000元。

被告李海辩称，原告与两被告之间没有运输合同关系，原告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损失计算不合理。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万达公司辩称，万达公司只是“皖阜阳货1686”轮的船舶挂靠单位，不是船舶的经营人，船舶的实际经营人为李海，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货损与被告万达公司无关。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裁判〗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欣辰公司与被告李海联系并协商后，将涉案货物交由“皖阜阳货1686”轮运输，且被告李海亦实际履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原告欣辰公司与被告李海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原告欣辰公司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货物损失之外的其他财产损失实际发生，也未能证明被告李海的违约行为与其所主张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该损失为被告李海在订立合同时已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故法院对于其要求李海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李海系“皖阜阳货1686”轮的船舶所有人和实际经营人，原告欣辰公司直接与作为船舶实际经营人的李海取得联系、进行协商并最终建立运输合同关系时，并不知晓“皖阜阳货1686”轮的挂靠情况及作为挂靠人和登记船舶经营人的万达公司的相关信息。根据运输合同相对性原则，欣辰公司只能要求被告李海承担违约责任。最终，法院驳回了原告欣辰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原告以一审法院认定合同及违约行为成立，却未支持损害赔偿为由提起上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海所有涉案船舶因发生事故，致涉案货物受损，违反了其与欣辰公司就运输合同项下的相应合同义务。然欣辰公司主张的损失系李海与之缔约时无法预见，与李海的违约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遂于2013年10月13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涉及内河货物运输货损赔偿范围认定与可预见规则在损失计算中的司法运用问题。

一、内河运输货物损失范围的认定方法

所谓违约损害赔偿，是指合同一方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依法或根据合同约定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在于补偿，通过赔偿达到合同已经履行的状态，即守约方期望通过合同履行而能取得的利益通过赔偿的方法得以实现。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通常指的是合同标的物的实际损失，间接损失一般指的是违约行为造成合同标的物以外的可得利益损失。

内河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不能适用《海商法》的规定，其运输货损赔偿范围认定的主要依据《合同法》和《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对于违约损失范围做了原则的规定，即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三百一十二条对货物损失赔偿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又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或按照合同有关条款、交易习惯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二十一条对于常用的损失约定方式“保价运输”做了规定，货物发生损坏、灭失，承运人应当按照货物的声明价值进行赔偿，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实际价值低于声明价值的，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赔偿。

分析上述规定，内河运输合同中的货损赔偿数额并非直接以货物的实际损失为确定依据，而是首先遵从当事人对货物赔偿数额的预先约定，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无法补充约定或根据以往交易惯例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再考虑可得利益，可得利益是指合同如果履行，守约当事人基于合同能够享有，而因为对方违约，使其在事实上不能享有的交易收益。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可得利益主要分为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和转售利润损失等类型。因可得利益系未来取得利益，所以在司法认定中应坚持客观确定性，要求这种利益具备转化为现实利益的基础和条件，守约方需对其负举证责任。然而并非所有的可得利益都涵盖在损失范围内，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还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

综上所述，内河船舶运输货损赔偿范围的计算路径应依次是：当事人约定损失范围（保价运输）→→货物损失部分价值+其他可得利益→→扣减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守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守约方不当扩大和过失所致损失。

二、可预见原则的适用标准和考量因素

违约方的可预见标准，《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是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可预见性规则作为对违约损害赔偿中完全赔偿原则的例外和限制，其预见的主体应是赔偿义务人即违约方；预见时间应是合同缔结之时，合同签订后的披露不应作为推定可预见性的考虑因素；关于预见的内容，则应是受害方所受损害的事项类型，而并不涉及具体损害事项的损失程度；可预见性的判断标准则应该采用客观标准，即应以正常人在了解缔约时的情况后应该合理预见到的因违约而导致的损害后果予以认定。同时，违约方和守约方的身份、违约方对特别情事的实际了解程度、标的物的性质和用途、守约方支付价款的多少等因素在适用可预见规则时要引起重视。

（一）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类型

合同双方，特别是违约方的身份表示着他对合同标的物的用途、功能以及相对方适用标的物的了解程度，违约人的专业程度越高、技术水平越好、同相对方的原有关系越密切，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及责任就越有可能在合同的协商中加以考虑。如在买卖合同中，货物供应商违约，给买受方造成的转售利润损失较有可能被认定为属于合理预见的范围，但如果是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则没有义务了解货物的功能、用途，以及收货方需要货物的目的，通常认为收货方的利润损失不属于承运人的合理预见范围。

（二）当事人的告知情况

守约方是否将涉案合同的特别情况告知过违约方，也应是判断可预见性的重要考量因素。合同的相对人只有在事前知晓了特别情况，对违约时该部分利润损失才能有所预见。如果守约方出于某种考量，将极有价值的信息隐藏，在对价不变的情况下，无形中加大了相对方从事交易活动的风险，违背了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原则，不应获得该特殊利润的补偿。将涉案合同的特别情事在订立合同之前或之时如实告知相对方，既可避免其谋略行为的产生，同时又促进了这一有价值的信息传递，也不妨碍相对方借势要求提高价格，符合“信息—相应交易条件—违约后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这一过程，有利于促进“风险—价格—预防”机制的形成 。所以，在一般情形下，可得利益的损失不用必须履行告知义务，根据可预见性规则的规定及理论内涵就可以对其认定；而在特殊情形下，守约方应对违约方履行特别情事告知义务，才能认定违约方能够预见到因其违约行为给相对人带来了相关利益损失。本案中，原告称涉案受损的木浆为生产烟卡产品的原材料，白度、灰分含量等各项技术指标远远优于国内同类型阔叶木浆，目前国内无可替代产品，但其并未将这一情况告知承运人李海，因此这一特殊情事造成的损失也就超出了李海的合理预见范围。

（三）标的物的性质和用途

合同标的物的性质和用途，是影响可预见性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情况下，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往往能够预见到非违约方按照正常合理方式使用标的物而带来的利润，也能够预见到因为自己的违约行为给非违约方带来的损失。

（四）合同的对价和内容

就像上文提到的，缔约的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对于相关的判断因素一般给予充分的考量，合同对价的多少往往与可预见的风险相关，可以用来考量违约方的预见程度。并且，在很多合同中，双方对于合同标的物的销售方向、用途、市场价格做了明确的列举，在判决时，法官直接依据合同约定的内容认定违约方对守约方依照合同正常履行能够获得的利益是可以预见的，认定了可得利益的损失 。

篇5：司法赔偿的免责范围

谈到这个行政赔偿范围, 这个概念一直在范畴上存在不同的见解。比如“行政赔偿范围这个概念可以在两个层次意义上使用, 一是指导致行政赔偿责任的原因行为即侵权行为的范围或者说行政赔偿应当界定在哪些事项上……;二是指赔偿损失的程度, 即是否仅赔偿直接损失?……我国国家赔偿法是在第一个层次意义上使用行政赔偿范围这个法律概念的, 西方国家在国家赔偿立法及理论研究中一般是在第二层次意义上使用‘赔偿范围’这个概念。”还有不少学者对此还谈及行政赔偿主体的范围, 也就是哪些主体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笔者主要谈第一个层次。因为第二个层面, 大家都知道已经被众多学者谈到要扩展精神损害赔偿和间接损失赔偿等内容, 对这个趋势已经比较清楚, 而笔者鉴于对哪些侵权行为可以引起国家赔偿还存在不少学界争论, 将行政赔偿的范围界定在引起行政赔偿的原因行为上。

二、英美法系代表之美国和大陆法系代表之法国行政赔偿比较

下面将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的美国再结合大陆法系的法国简单比较两国的行政赔偿概况。

首先, 从行政赔偿范围的立法模式来看, 目前统观世界各国这方面的立法例大致分为三种, “其一为仅规定概括性条款, 未加具体列举, 日本国是这样;其二是通过行政法院判例荟萃而成的, 比如法国;其三是采取概括与列举并用的方式, 这可以在美国的《联邦侵权求偿法》中找到, 我国也是这种体例。”“美国有1946年的《联邦侵权求偿法》, 但法国却没有一个有关行政赔偿的法规。”法国首先是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并存的体制, 而在法国行政法中, 判例等非成文法占有首要的地位, 行政赔偿制度由行政法院的判例, 而不是由成文法确立和发展。至于原因笔者认为除了本身判例是行政法主要渊源之外, 还不可剔除国家赔偿制度在法国的演进过程中对判例的依赖性。

第二, 从两国行政赔偿范围得以确立和发展的沿革来看。西方国家行政赔偿制度的确立经历了国家主权完全豁免时期、国家主权有限豁免时期以及行政赔偿制度的全面确立时期。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 所有国家都否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存在。例如当时美国的“国家免责”, 即非经政府同意不得对政府起诉, 这一原则既适用于联邦政府, 也适用于州政府。自19世纪7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行政赔偿制度的初步确立阶段。最初法国的国家赔偿是由普通法院受理的, 但是这遭到了法国行政法院的坚决反对, 并在1873年于著名的勃朗哥案件的判例确立了行政侵权赔偿的基本思想。这个判例第一次明确了国家对公务活动所引起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开创了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先例, 标志着行政赔偿制度的诞生。二战后, 国家赔偿制度得到了全面发展, 世界各国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法律诸方面的改革, 其中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抛弃主权绝对、国家免责观念, 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20世纪40年代后, 法国行政赔偿范围的不断扩大, 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的范围逐步缩小, 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和最高行政法院判例所确认的事项。法国成为国家赔偿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而美国作为以不成文法为传统的英美法系国家代表也开始制定了专门的国家赔偿法典。美国于1946年颁布了《联邦侵权赔偿法》, 经过1966年的修改, 至今仍在适用。该法规定凡政府的任何人员于其职务范围内因过失、不法行为或不行为, 引起人民财产上的损害或人身上的伤亡, 联邦政府应与私人一样, 负有被提起诉讼并进行赔偿的责任。

第三, 从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范围的具体行为方面来看。在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上, 美国和法国都将此划入行政赔偿范围之内。美国有一个案例, 一个小男孩在公园玩耍, 因为没有拦人的铁链, 小男孩受了伤, 法院认定政府负有赔偿责任。这让笔者想起我国的一个新闻报道, 是说某乡村的一个河堤口, 一小孩在岸边玩时, 不小心落水身亡, 父母将构建河堤的承办政府机关告上法庭, 政府机关没有先例, 而且与法无据不予赔偿。笔者认为这里主要的因素除了两国立法状况不同之外, 关键是追究责任原则有所不同。比如法国是危险责任和过错原则结合, 美国是逐渐确立这样的理念。而我国则是从违法原则来追究政府责任。其实在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内容上并不排除违法的行政不作为, 只是该案表现出来的不作为没有明确的法律需要作为的依据, 导致了违法原则在这里出现了漏洞。在羁束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上, 法国和美国存在一些差异。对自由裁量行为造成的损害国家不予赔偿的规定, 是美国《联邦侵权赔偿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法在2680条中规定了大量不适用国家赔偿的情形,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 如因行政机关或公务员行使裁量权或不行使裁量权, 不论该裁量权是否滥用, 国家均不负赔偿责任。相对而言法国赔偿的范围则很广泛了。基于法国行政赔偿的追究原则, 只要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 即便是自由裁量行为也给予赔偿。在过失的行政行为可否获得赔偿上, 美国并不一律排斥, 但是需要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具体是, 原告不仅需要证明行政机关职员的行政职务行为构成过失, 而且还要证明损害的发生是由该职员的过失引起的。在法国, 损害赔偿一般是由过错行政行为造成的, 过失一般是公务过错, 故意是个人过错。公务员表现出极端的粗暴和疏忽时才构成本人过错。针对公务过错, 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而个人过错则由公务员个人承担私法上的赔偿责任。 (1)

在行政立法行为是否可以获得赔偿上, 美国给予了排除, 而且, “政府官员执行制定法或规章所规定的职务行为, 不管所执行的法律和规章是否有效, 所引起的赔偿请求”都不予赔偿。在法国通过判例确定, 因立法行为制定的某项立法的实施导致了特定人的损害, 受害人则可以依据危险责任原则请求主管行政机关承担赔偿。在公务员行为可以请求国家赔偿的范围大小上, 美国联邦侵权责任范围仅限于职务行为。美国是通过宪法性诉讼和联邦侵权求偿诉讼来分配公务员和政府之间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1988年美国修改《联邦侵权求偿法》规定, 美国代替官员的赔偿责任, 成为官员执行职务时侵权赔偿的唯一被告。受害人不得追诉官员的责任, 但官员违反宪法的侵权行为例外。法国的公务员责任追究制是比较特殊的, 有一个发展过程是由公务员个人责任到行政主体责任再到现在的行政主体并列责任。法国公务员造成损害的行为, 出于行政主体过错, 由行政主体负赔偿责任;如果该行为出于公务员个人的过错, 则由公务员个人负赔偿责任;如果公务过错和个人过错并存, 由两者负连带责任。公务员或行政主体赔偿全部损失后, 都可请求共同责任人偿还其应当承担的部分, 双方对于关于赔偿金额的分担和实施的争议, 由行政法院管辖。而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追偿的方式要求公务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比如我国。对于公务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对自己的部分职务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必然可以让公务员加强责任意识, 提高行政行为的质量;让受侵害人去选择两个赔偿主体中的任意一个, 对于受侵害人而言恐怕也是一种良好的权利保障的方式。

第四, 从行政赔偿范围所依据的归责原则和理论根据比较来看。在美国, 《十国行政法》举例如下, 在游行示威中警察开枪打死了并未参加游行的无辜者, 死者家属却不能得到政府救济。而在法国就能得到救济。因为这属于危险责任的范畴, 警察的行为具有风险性, 应负风险责任。而不是介意有无过错, 指挥要造成了严重损害, 就应负赔偿责任。从上面的表述, 可以简单看出法国是过错责任和危险责任, 而美国则主要是过错责任。其实这深层的理论根据也对这种责任追究的原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关于国家赔偿的基本观念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倾向认为国家赔偿在性质上是国家承担违法侵权责任的一种方式, 是建立在过失责任的原则之上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代表国家进行公务活动的政府官员对于侵权行为的发生主观上有过错, 或者公务活动上存在某种缺陷, 即公务过失。此时的国家赔偿责任是一种代位责任。第二种倾向认为根本不考虑致害行为是否有过错, 是否违法, 是否有可非难性, 而是根据国家负有的社会责任强调对公民、组织所受损失的补偿。公共负担平等说与社会保险理论是典型代表。第一种理论正是美国目前国家赔偿依据理论所属的类型, 而法国则是第二种, 基本上就是公平负担平等说。基于此, 就便于理解法国的危险责任为什么较之别的国家会那么大胆和广泛。第二种学说已经被广大学者看好, 不少国家也在慢慢普遍接受法国行政法学界的观点。公平责任平等说和社会保险说可能是构筑国家赔偿制度未来前景的理论脊梁。

三、我国行政赔偿范围扩大之改革势在必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法国通过行政法院一系列的判决确立了非常广泛的行政赔偿范围, 现在国家几乎承担全部行政赔偿责任。一些在传统理论上认为应属于国家责任豁免的事项, 如行政立法行为、行政机关内部惩戒行为, 公有公共设施管理与设置欠缺行为, 甚至对于因国际条约产生的巨大而特别的损害, 法国的行政法院都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国家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为了使受害人有更多机会获得赔偿, 法国对“公务行为”进行扩大解释, 主张只要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从事的行为, 或在行政主体权力控制下而工作, 即使行为人不具有公务员的身份, 也被理解为公务行为, 对其侵害, 国家也应承担责任, 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行政赔偿的范围。美国的行政赔偿的范围也日益扩大, 借鉴法国等行政赔偿较为先进国家的经验, 做出利于受行政侵权行为损害的人的赔偿范围的界定。比如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天, 一名美国游客躺在沙滩上享受夏威夷阳光, 大风将一个椰子吹落, 正好打在那名游客的头部关键部位, 性命就此断送。这宗美国史无前例的案件, 惟有凭法官“自由裁量”。法官指出夏威夷州政府因管理失职而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 使宪法精神蒙垢, 致游客死亡, 理应判罚。这是对政府所管理的公有公共设施导致相对人身体损害的赔偿确认。

法国的行政赔偿的范围远远大于我国, 我国行政赔偿的范围明显过窄, 扩大赔偿范围势在必行。在美国司法判例上已经开始向法国这种比较先进的侵权行为界定靠近,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 扩大行政赔偿的范围, 以加大对行政相对方权益的保护, 也将是行政赔偿制度发展的必然方向。

参考文献

[1].皮纯协, 冯军.国家赔偿法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6

[2].李召亮.论行政赔偿范围的渐进扩展.政法论坛, 2000 (5)

[3].吴建淼.十国行政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4].程丽华.中法两国行政赔偿制度若干规定之比较.政治法律研究, 2007 (1)

[5].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5

[6].姚天冲, 尹勃.法国公务员行政赔偿责任制度评介.河北法学

篇6：司法赔偿的免责范围

关键词：免责条款；说明义务；司法审查

案例1：在一机动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中，保险人因被保险人未在保险事故发生后10个工作日内将保险事故通知保险人，违反了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而拒赔①。

案例2：一被保险人因其车辆行驶证到期未进行年检，保险人根据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保险人投保的车辆若未进行行驶证年审，则保险人不予赔偿保险金。”）而作出拒赔的决定。

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是指保险人在投保人签订合同之前就已经在合同中事先拟定的、旨在减轻或免除其在保险事故发生之时所应承担的保险责任的条款。由于投保人在缔约时合同谈判的能力非常弱，为避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世界各国在保险法的相关立法中均对保险人克以较重提示和说明义务，以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中实现合理平衡。

一、免责条款提示与说明义务的类型

如前所述，司法层面中过半的保险合同纠纷是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对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无法接受或有不同理解造成的。上述两个案件中，原告方还会同时主张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的过程中，未对免责条款进行说明和必要的强调。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我国保险法中要求保险人承担的提示与说明义务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保险合同中一般性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承担一般性的提示说明义务；另一种是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成德安明确说明的义务。本文主要针对的是第二种提示说明义务展开论述。

二、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

实践中，保险人会根据保险产品的不同销售方式采取不同方式的说明。如采取保险代理人直销方式销售保险产品的，其提示说明义务在合同文本之外主要是依赖保险代理人的口头说明。由于保险合同签订与否与保险代理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保险代理人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或者忽略对免责条款的解释和说明，这也是很多被保险人在纠纷发生后称自己对免责条款并不知情的原因。在电话销售保险产品时，往往是采用客服与投保人进行通话的方式进行相关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这种方式虽然快捷，但缺点是没有面对面的交流，会使得投保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根本很难理解专业性极强的免责条款。在网络销售保险产品方式下，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依赖于投保人的自主阅读。这一方式一定会受制于投保人的维权意识、知识水平、理解能力，因此，其效果不一而足。

三、对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司法审查

对保险人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进行评判，需要首先确立一个基本的标准，即究竟要求保险人履行程序化的说明义务即可，还是要求保险人在对投保人履行说明义务的程度，一定要达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仅要对免责条款予以注意，还要求向投保人说明免责条款的相关内容，使得投保人准确理解和掌握②。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后一标准。这一标准能够很好地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基于缔约地位和专业实力的不同所产生的缔约能力差异，确保了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遵守和公平原则的捍卫。

司法实践中，对免责条款说明义务进行评判还主要依赖于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因此，还存在着同案异判的情况。审判人员主要从形式、内容和证明责任的角度进行司法审查。所谓形式审查，是审查保险人是否对免责条款做加粗、加黑等明显区别于其他条款的形式上的特殊标识，或者，是否另外要求投保人签署《投保人声明书》。在上述案例1中，因保险公司未对免责条款做突出标识，最后法院判定保險公司承担保险责任。

所谓内容审查，是审判人员对免责条款的内容本身进行甄别，此时需要综合运用解释的方法，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方式、效力规则和投保人的认知能力来进行综合评定。根据《保险法》第19条、43条和44条的相关规定，因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条款，无论保险人是否对其进行提示和说明，其效力也均属无效。在综合评定是否充分履行说明义务时，还需要根据条款本身的难易程度和投保人的理解能力还评判。如案例2中，虽然保险公司对相关免责条款进行了说明，但由于根据普通人对行驶证的理解是只要有证就可以了，是否进行年审是行政机关依职权进行处理的问题，因此，行驶证到期未进行年审不影响保险人保险责任的承担。

总之，对保险人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进行司法评判，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前尚没有一个通行的标准可供参考，需要司法人员秉承公平之司法原则，在个案中找到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平衡点。

注释：

①詹昊.新保险法实务热点详释与案例精解[M].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②潘红艳.《论保险人的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以对保险行业的实践考察为基础》，《当代法学》，201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曹兴权.《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篇7：论我国行政赔偿范围的完善

一、我国行政赔偿范围的立法现状

行政赔偿制度在我国的确立, 是以1994年5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 为标志, 该法在第二章通过三个条款明确了行政赔偿的范围, 这其中包括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权和公民财产权的求偿范围进行了明确规定, 同时在第五条也考虑到了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进行规定。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对于《国家赔偿法》修改的决定, 但遗憾的是, 此次修改对于行政赔偿范围的变动来说只能是“小修小补”, 在第三条的第 (三) 项增加了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虐待行为也应视为对于公民人身权的侵犯, 在第四条增加了违法征收、征用财产为侵犯公民财产权的行为。总体来说, 我国行政赔偿的范围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一) 侵犯公民人身权的情形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章第三条之规定, 受害人在以下五种情形下, 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其人身权请求国家赔偿:

1. 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在行政强制措施, 能够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包括强制治疗、强制戒毒、强制隔离、强制传唤、行政拘留等, 随着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的废除, 行政拘留成了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公民人身自由限制较为严厉的一项措施。虽然行政拘留不如刑事拘留那么严厉, 在拘留期限上一般也短于刑事拘留, 但它仍然能在短期内剥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 因而法律严格规定了行政拘留的执行主体、具体程序、拘留期限以及一些救济性措施等, 在对公民进行行政拘留处罚的时候, 如果违反了这些措施, 则会构成违法拘留。而对于违法采取行政拘留以外强制措施的, 给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也应当允许其提起行政赔偿。

2. 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这类情形则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直接采取非法手段如监禁、拘禁、绑架等手段, 对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剥夺的行为。例如, 税收征管部门为收取税收, 而采用了以上手段, 给公民的人身自由造成侵害的, 应当允许其提起行政赔偿。

3. 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考虑到实践中不仅会出现诸如“城管打人”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殴打他人, 而且甚至可能会出现虐待他人的情形, 所以2012年《国家赔偿法》修改的时候在此条款加入了殴打或唆使、放纵他人虐待公民的行为, 并且如果这些情形产生了公民身体受到伤害或者死亡的, 则应当允许其或其近亲属提起行政赔偿。

4. 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在今年5月某市发生的铁路民警枪击案中, 虽然最终被有关部门认定为警察开枪合法, 但却引发了全国的轰动, 尤其是对于警察使用武器、警械等应当合法、合理的问题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因此, 对于违法使用武器、警械的, 并且致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 更应当引起重视, 也应当允许其或其近亲属提起行政赔偿。

5. 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该条是一个兜底条款, 考虑的是其他未能详细列举的情形。

(二) 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情形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章第四条之规定, 受害人在以下四种情形下, 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其财产权请求国家赔偿:

1. 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在司法实践中, 以上行政处罚措施虽然看起来如果对公民人身权利直接限制那么严厉, 但是诸如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措施有时对法人、组织等却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个错误或不当的行政处罚都有可能使一家企业面临破产或倒闭的结果, 因此, 应当赋予受害人在以上的情况下提起行政赔偿的权利。

2. 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不仅在行政诉讼中经常见到, 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也经常见到, 无论哪个领域, 目前该问题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和热点, 刑事诉讼领域的46公斤黄金违法没收一案引发了全国关注, 国内知名的应松年、马怀德、陈光中、陈兴良以及陈卫东等教授还专门一起论证过这个案子。由此也可见, 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手段容易侵犯公民的财产权, 应当赋予其救济的权利。

3. 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在2012年《国家赔偿法》修改之前, 本条款的规定是“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立法者也逐渐认识到“征收、征用财产”应当能够将“征收财物、摊派费用”包括其中, 因为违法摊派费用本身就是对财产的不正当索取。因而, 当面临这种情形时, 也应当赋予受害人提起行政赔偿的权利。

4. 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该条也是一个兜底条款, 考虑的是以上能够列举以外的其他情形。

(三) 国家不予赔偿的情形

有原则必有例外,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 行政赔偿的立法也是如此。目前世界上诸多国家都是从赔和不赔的角度出发, 将行政赔偿的事项分为积极事项与消极事项。只有日本较特殊, 在国家赔偿法中未具体规定赔偿责任例外, 而是由实务及理论确定之。②权利都是有界限的, 行政赔偿索赔权也是如此, 立法主要考虑了三种国家不予赔偿情形:一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这种情况下应当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自己承担责任;二是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根据一般的归责原则, 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 则应由其自己承担不利的后果;三是兜底条款, 即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存在的问题

(一) 列举式规定优点与缺点并存

我国《国家赔偿法》采用的是列举式为主、兜底条款为辅的方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需要进行国家赔偿, 以及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例外情形进行了明确规定。但从司法实践中来看, 其主要作用的还是《国家赔偿法》第二章第三、四、五条明确列举的几项内容, 而兜底条款所宽泛规定的, 在实践中也很难有权威机关进行解释, 这一点, 从该法2012年第三、四条的修改中就可以看出来, 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这些明确列举的条款。实事求是的说, 采用明确列举的方式对国家需要赔偿以及不需要赔偿的内容进行规定, 是由当时的国情以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并且这种方式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以明确指导的方式进行规定, 有利于实践中分门别类地进行操作;二是有利于对于赔偿范围的严格限定, 从而能够避免赔偿范围过于宽泛而使国家不堪重负的情况, 从而在初期能够使该制度较为顺利地确立和执行, 这一做法也体现了我国“先建立制度后逐渐完善”这一指导思想。③

但这种列举式为主的规定方式在具备较强实践操作性的同时, 也严格限制了受害人可以提起行政赔偿的范围, 列举式规定使得赔偿范围很难再有弹性, 即使有兜底性条款, 也鲜见有权机关进行解释。同时,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 《国家赔偿法》第三、四、五条这样列举式的规定同该法第二条之规定在逻辑上存在着一定的混乱。《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 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 造成损害的, 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即采用的是侵权行为、侵权结果、因果关系的方式的进行了规范, 但是该法第三、四、五条对范围进行了很大规模的限缩, 即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受侵害才能请求行政赔偿, 那么, 除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呢, 不也仍存在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况吗?

(二) 抽象行政行为仍被排斥在行政赔偿范围之外

2014年我国《行政诉讼法》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改, 其中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将以前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修改为可对“行政行为”进行诉讼, 也就是说, 我国《行政诉讼法》经过修改将“抽象行政行为”也纳入行政诉讼可诉范围之内。但反观我国的《国家赔偿法》, 抽象行政行为一直被排斥在行政赔偿范围之外, 虽然《国家赔偿法》在2012年也进行了修改, 但对该问题并未提及, 究其原因, 有以下几点:第一, 抽象行政行为存在较多的政策性成分, 具有较多自由裁量因素, 不便于讨论它的合法性;第二, 抽象行政行为涉及的利益是不特定相对方的, 只有经过具体执法行为后才能特定化, 才会出现明确的赔偿请求人。而该请求人的请求也只会针对直接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的具体执法行政行为, 因为法律不能要求他了解具体执法行为背后的作为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第三, 根据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 行政法规的审查和撤销权属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地方规章的审查和撤销权属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地方规章和地方规章的矛盾由国务院负责处理, 这是中国宪法所确定的政体的体现。④总而言之, “要是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赔偿范围就必须区别以上各种情况, 分别规定由不同的机关负责。这在中国的行政赔偿立法中是难以做到的。”⑤

虽然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的相对人而制定的具有普适性的法律规范的行为, 但不容否认的是, 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种制定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等具有普适性的法律规范的行为, 也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变得密切相关。2014年《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就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 将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可诉对象进行了立法上的修改。此外, 相对于具体行政行为而言, 抽象行政行为的影响往往更为广泛, 一旦发生侵权行为, 其破坏性肯定是要比一项普通的具体行政行为更大。因此, 不能因为侵权对象是抽象行政行为, 就将之排斥到行政赔偿范围之外, 而是应当赋予救济途径, 与行政诉讼紧密结合起来。

(三) 精神损害赔偿和间接财产损害仍旧被置身事外

精神损害赔偿应否纳入行政赔偿范围, 在我国的争论由来已久, 以至于该争论至今仍未停息。之所以仍未停息, 是因为我国《国家赔偿法》始终未作出让步, 未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行政赔偿之范围, 当然, 间接财产损害也是如此, 虽然《国家赔偿法》经历了2012年的修改, 但对于“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条文仍旧是只字未动。其实诸如此类问题不仅在行政诉讼领域存在, 在刑事诉讼领域争论也是久未停息。但正如有的学者认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经济建设迅猛发展, 中国的财政状况必将逐步改善, 财政负担能力也将逐步提高, 而且随着国家赔偿法深入实施, 实际操作经验日益丰富。”⑥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虽然起步较晚, 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尤其是这样一个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发展, 是全体国人有目共睹的, 可以考虑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 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与时俱进的完善。

三、改革与完善

随着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 当前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进入了全面深入发展的新时期, 对于行政赔偿这一重要内容, 应当以与时俱进的眼光, 逐步拓宽行政赔偿范围, 以推动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一) 打破概括式列举的窠臼, 扩大行政赔偿的范围

对于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所规定的列举式为主、兜底条款为辅的方式, 学界多主张可以采用概括性规定为主、列举式排除为辅的方式进行完善。因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很容易发现, 采用列举式为主、兜底条款为辅的方式对行政赔偿的范围进行规定以后, 人们就很容易落入概括式列举的窠臼, 除了概括式列举的内容, 其他的情形很难再予以考虑, 这无形之中就将行政赔偿的范围进行限缩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在西方国家的立法中, 通常只对行政赔偿事项范围用一个概括性条文予以规定, 即由国家赔偿法法典对赔偿范围设定统一的标准, 凡符合标准的都属于行政赔偿范围, 而不作详细列举。”⑦我国采用这种与西方国家刚好相反的方式, 也并非是更为稳妥, 列举式方式进行规定有着可操作性、简单明了以及能够减少争议等优点, 但是其封闭性太强, 难以适应社会的迅速发展。因此, 笔者认为, 在完善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扩大行政赔偿的范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改革目前“列举式为主、兜底条款为辅”的立法模式, 在此基础上, 可以借鉴目前世界上主流国家所采用的“概括肯定+列举排除”模式, 即将可以赔偿的范围用概括的方式进行规定, 赋予其一定的自由裁量, 而对不进行赔偿的范围则采用明确列举的方式, 进行规定。

(二) 循序渐进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赔偿范围

从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可诉对象即可看出, 抽象行政行为与公民的距离已经是密不可分。此外, 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赔偿范围也是和宪法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精神相一致的, 如果说过去我国财力、物力有限而不能较大范围地进行行政侵权的救济, 那么现在我国的政府已经走向了法治政府、责任政府, 这些本身就属于政府的责任理所应当由其承担起来。但笔者并不赞同将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赔偿范围之内, 而是应当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 目前将部分可行的、操作性较强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赔偿范围。目前我国《行政复议法》已经允许行政相对人在提起行政复议的时候对部分的抽象行政行为申请审查, 虽然该范围目前看起来仍然较窄, 但笔者认为, 可以《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此范围为基点, 不断地进行完善与发展。可将行政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可以申请行政赔偿的对象纳入行政赔偿范围, 因为目前我国行政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不仅名目繁多, 还经常出现彼此之间“打架”或是模糊不清的现象, 允许对这些行政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申请行政赔偿不仅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还有利于法律的不断完善。

(三) 精神损害赔偿和间接财产损害的问题

之所以无论在行政诉讼还是刑事诉讼, 精神损害赔偿和间接财产损害赔偿的问题都成为一个“老大难”, 就是因为我国立法在这个问题始终坚持一个原则, 那就是不赔。考证我国赔偿制度的发展史以及其他国家的发展史, 在国家法律制度发展初期囿于财力、国力的限制, 对赔偿范围进行较多限制也就无可厚非, 如美国建国初期奉行国家主权免责,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合众国建国初期财力不足。⑧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甚至税收有时都出现当年“花不完”的情况, 笔者认为完全可以扩大行政赔偿在精神损害赔偿和间接财产损害, 以更加深入地尊重和保障人权。首先,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而言, 将其纳入行政赔偿范围首当其冲的障碍就是精神损害赔偿的程度以及赔偿的方式与金额应当如何界定的问题, 但精神损害赔偿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的解决, 已经积累了许多的有益经验, 完全可以借鉴, 而不能因为精神损害的无形已经精神损害赔偿难以计算就忽视这个问题的存在, 毕竟有些情况下精神上所受的伤害可能会比物质上、肉体上所受的伤害更加严重。其次, 对于间接财产损害而言, 较大的障碍也是损害该如何界定的问题, 借鉴有关学者的观点, “该间接损失是在正常条件下客观存在的, 并且若非该行政侵权行为的出现, 按照通常预期行政相对人必然会获得收益”, ⑨对于间接损害的界定还是可行的。因此, 笔者认为, 对于行政赔偿范围的改革重在扩大行政赔偿的范围, 而精神损害赔偿和间接财产损害应当纳入其中, 对于达到相当严重程度的精神损害以及合法证据证明的间接损失应当纳入行政赔偿。

注释

1 刘宇航.我国行政赔偿范围研究[D].长春理工大学, 2014.

2 皮纯协等主编.国家赔偿法释论 (修订本)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6.88.

3 薛冰.论扩大和完善我国行政赔偿范围[J].法治与社会, 2010 (36) .

4 蔡眸.关于拓展我国行政赔偿范围的思考与建议[D].辽宁师范大学, 2013.

5 岳光辉.国家赔偿200问[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114-115.

6 黄瑞, 张东理.论我国行政赔偿的范围及其完善[J].求实, 2002 (1) .

7 骆元卡.我国行政赔偿范围及其立法完善[J].理论与改革, 2004 (6) .

8 韦宝平.论我国行政赔偿范围的拓展[D].南京师范大学, 2007.

篇8：交强险的赔偿范围是什么？

答：交强险是指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首先，《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条例》第21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显然，王某属于该条规定的受害人，是交强险的赔偿对象。其次，该《条例》第23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因此，王某的医疗费损失和车损均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再次，根据中国保监会制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条款》第八条规定，保险公司对每次事故赔偿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万元，负责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康复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万元，负责赔偿医药费、诊疗费、住院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合理的后续治疗费、整容费、营养费；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

因此，王某有权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1万元，车损1800元。对于王某剩余的医疗费2.5万元，只能由王某和许某按交警队划分的事故责任比例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