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科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精选7篇）

篇1：科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科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明航

在体制改革或制度安排上，政府的作用是最重要的，政府政策对教育发展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理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教育进步的。一项制度设计越能充分激励个人奋斗，使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重叠程度越大，便是一项成功的制度和改革。因此，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教育制度配置适应教育体制改革的模式

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力和源泉是社会在现实进步中不断积蓄形成的，受多种因素影响。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力和源泉积蓄到什么程度教育体制改革才发生呢？从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分析，教育制度配置适应教育体制改革可以有两种模式：诱制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当某种制度无法满足形势的要求，出现制度不均衡，可能会产生许多备选制度，满足不同的利益者。此时，一种能让多数人所接受的制度被确定，一般被称为诱制性制度变迁。诱制性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和制度调解需求先于新制度的确定而存在，是被动的适应。当某种制度还能满足当前形势的要求，当前形势的主导者为了引导某种形势朝着自己获利最多的方向发展，或预计外界竞争形势的到来使自己的损失尽量最少，主导制度的变化，一般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和制度调解需求后于新制度的确定而存在，是主动的适应。诱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是比较稳健，风险小，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小，但是等待的时间较长，变迁的效率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是效率高，时间快，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但是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大，风险大。从理论上讲，诱制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各有利弊，诱制性制度变迁一般适合于先发型国家、处于优势地位的优势领域，用于基础战略等；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适合于后发型国家、处于劣势地位的弱势领域，用于竞争战略等。

教育制度配置适应教育体制改革也有诱制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是很难截然分开的，也很难有一个绝对标准和界限，对这两种模式的划分和分析，是想说明在制度改革和制度配置中存在着不同意识和不同战略思想。具体到某种情况下到底是采取诱制性制度变迁还是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形态，要依据竞争环境和集团利益，提高科学决策的水平，克服个人偏好和有限理性以及官僚主义等不利影响，乘势利导、因时制宜。

我国教育制度配置适应教育体制改革时，诱制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式应该结合使用。诱制性制度变迁一般应该针对国家教育的秩序、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主要包括学校管理、教育投资体制、西部教育和义务教育均衡等。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应该针对国家未来的人才战略问题，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素质要求、人才选拔标准和制度等。

教育制度配置与教育体制改革的关系

教育制度配置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与前提。教育制度是教育资源的主要配置方式，教育制度配置的改变也使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化。教育体制改革从本质上看是通过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来改变教育的功能（教育公平、教育效率、促进发展、选拔人才等）。因此，没有教育制度配置，教育体制改革就是空中楼阁，教育制度配置可以说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与前提。

教育制度配置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形式与路径。教育体制改革一般表现为一种思想和主张，或是一种前进的方向，是比较抽象的高层次的思想和理论。教育制度配置则表现得较为具体一些，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更通俗地说是一种教育行动秩序和游戏规则。为了实施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制度配置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实现形式与路径。

教育制度配置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支持与保障。当教育制度配置能体现和表达教育体制改革的思想和方向时，教育体制改革会顺利进行并获得成功。当教育制度配置不能准确体现和表达教育体制改革的思想和方向时，教育体制改革会偏离改革者预设的轨道，难以达到预计的效果，教育体制改革就不能获得成功。因此，教育制度配置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支持与保障。

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制度配置的动力与源泉。教育体制改革作为一种思想和主张，一般代表着某个阶级、阶层或统治者的利益，也表达着某种欲望、价值或理想。可以说，教育体制改革具有智慧性、创新性、政治性、革命性和发展性。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既可能是鼓舞人心的，也可能是民怨沸腾的。教育制度配置虽然是教育体制改革的路径和保障，但毕竟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形式，是一种中性的手段，要体现教育体制改革者的利益和理想。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制度配置的动力与源泉。

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制度配置的方向与目标。如上所说，教育制度配置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形式，是一种中性的手段，不是毫无目标，要体现教育体制改革者的利益和理想。因此，教育体制改革也是教育制度配置的方向与目标。

教育体制改革是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关键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并不断完善的30年，也伴随着政治体制、行政体制、科技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教育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适应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有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体制和机制上二者的管理模式不同，配置资源的方式不同，协调权力和分配利益的方式也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以完全竞争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本质上，它以市场方式来调节教育供给和教育需求，追求通过就业市场和升学市场上的竞争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学校、个人对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计划经济模式认为，一个高效、人道的政府可以预测教育供给未来发展的趋势，并据此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对教育予以科学指导。它能够认识并修正市场的缺陷，以民主的方式达到教育事业发展的目标。这种处理方式在本质上偏重于满足社会教育需求，对个人教育需求的满足重视不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也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加速发展，增强了教育发展的动力，也将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体制的转轨，既对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育内容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增加了教育系统自身改革的压力、动力和活力，也将为教育体制改革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体制逐渐完善，经济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以往教育体制中不适应经济、政治、科技和教育发展的弊端日趋显露。在办学体制上，有限的教育规模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管理体制上，国家集举办权和管理权于一身，约束学校的发展，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和教育创新；在投资体制上，教育投资渠道单一，经费投入短缺，有限的投资经费使用效率又不高，严重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教育结构和体系上，不适应经济、政治和科技的发展，教育体系内部的沟通和衔接不合理，影响教育事业为社会经济服务和人才成长服务作用的发挥。

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第一，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

教育在人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贯穿于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改变自身形态和方式。历史上教育的每一次创新，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的不断创新是教育发展的生命源泉。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这一切正在引发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化，同样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教育。新世纪对创新人才的呼唤和对知识价值的更加重视，促使教育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与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传统教育体制已经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为了争取在21世纪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教育改革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扩大，教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将承担起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邓小平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邓小平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是基于他对教育在新技术革命中的战略意义的分析，他是把教育同人才、科技发展、经济振兴、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看待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第二，多出人才和出好人才是衡量学校质量的根本标准。

多出人才和出好人才就是指学校培养人才的数量多、质量高，是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也是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对人才质量的要求中，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说素质，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9年2月21日

篇2：科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新制度经济学经过60年代以来约近30年的.演变和发展,现已成为西文经济学的一个颇有影响的理论分支,并成功地对诸多社会现象进行了阐释.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阐释美国当代教育体制改革.

作 者：黄河 周采 Huang He Zhou Cai 作者单位：黄河,Huang He(南京大学商学院)

周采,Zhou Cai(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

篇3：科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一、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迫在眉睫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今天, 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也在发生悄然的变化。如何让大家熟知的“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 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走向, 而要实现“中国创造”的价值性升级, 则迫切需要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向中高端化发展。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会直接导致行业和企业发展方式的变化, 因此经济新常态就是职业教育的新常态。不仅要注重人才培养的“数量”, 更要揣摩如何提高人才的“质量”。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改革不能脱离职业教育的核心主题, 因此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第一要解决教学的理论核心内容;第二, 要解决理论向实践应用方向的转化问题。教学内容的设置不能是简单的知识累加或原理的堆叠, 如此的课程设置不仅使得老师的教学变得抽象化, 而且使得学生也难以深刻理解, 进而导致学生对知识产生厌倦情绪。职业教育之所以突出“职业”的主题, 是为实现企业与学校的互通。因此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也应该是以行业和企业的需求为风向标进行改革和调整, 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 使学生向知行合一发展。

二、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推行策略

面对经济新常态的变化, 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改革既需要技术与文化的突破和创新, 又需要制度的保护和推行。课程体系的改革一般在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对研究既定的改革放案从上而下有序推行。另一种则是先通过从底层进行课题研究通过实践经验对课程体系提出改革意见, 进而大范围推广。但是无论实行何种策略进行推广, 其课程体系的改革必须要建立在对教学理论和实践有研究的基础上。课程改革针对的主体虽然是学生, 但是老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 要先进行系统的培训, 让新的思想和概念植入到老师的脑海中并有深刻的体会, 才能“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地说服学生, 并将知行合一的学习理念深入到学生心目当中。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课程体系改革所存在问题相较于对应的制度体系要少很多, 制度的不完善成为当前课程体系改革的症结和难点所在。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事者, 乃制度之谓也。”制度的缺失使得目前职业教育课改难以落到实处, 本应与行业、企业互通的职业教育模式, 由于企业的缺席而无法实现生源技术能力水平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接, 不仅制约了学校教育水平的提升, 同时也限制了学生的发展。

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实施措施

1.重视和完善教学制度

职业学校要建立完整的教研制度, 需要通过对老师系统化的培训, 要让授课教师明白教学内容设置的真正目的, 而且还要学会如何教才能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授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教师和学生不仅要对理论内容在探讨中进行理解, 同时还要验证理论内容的合理性, 通过教师的引导让学生学会在实践中如何应用知识。因此学校要重视每一个教学环节, 完善备课、上课、听课、评课制度, 将一系列教学制度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才会不断地推动课程体系改革的向前发展。

2.建立新型的课程结构体系

在经济结构不断转型的今天, 职业教育要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 结合学生的情况, 突出职业教育的功能, 围绕着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 合理地定位课程内容, 通过主动与企业沟通, 掌握企业的需求变化, 来调整学校的课程体系。建立以“学与企相结合”的一体化模式, 因材施教, 把文化素质和岗位技术相融合, 以培养出具有高素质的学习型技能人才。

3.宣贯新的教育理念与方法

职业教育是为国家经济发展源源不断提供技术人才, 因此职业教育要围绕市场来办学, 为企业培养实用型人才。第一, 从重理论教育向实践技能型转变, 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第二, 不仅要注重整体生源的综合素质, 还要弘扬个性, 对学生采取鼓励的方式, 为个性化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第三, 老师和学生的角色要进行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中, 知识的传授以老师讲授为主, 这种情形并不利于学生的学习。新型的教学模式要以学生为中心, 老师以激发、引导的方式与学生共同学习, 把理论知识切实与实际相结合, 与企业相对接。第四, 教师要对学生的情况进行细致的调研, 每一届、每一班的学生都会有不同的特点, 针对学生的特点研究出能够适应学生的教育方式, 进而将教学方式推到课程改革当中, 将教学质量不断推向更高层次。

4.编写职业教育专门教材

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有所不同, 因为职业教育更加贴近实际生产, 更加注重其实用性的培养。职业教育教材要根据行业、企业的特点来编写。作为职业教育学校, 要经常性组织师生对不同专业的企业开展实践、沟通以及调研活动, 通过与企业对话, 深入了解企业的迫切需求, 进而将企业的需求作为学校课程体系改革和发展动力, 通过实际案例和实践操作, 将复杂的知识原理做深入浅出的阐述, 以期做到简单化、形象化。学校还可以组织企业来学校作专场演讲, 将行业的发展前景、企业的所需传达到每一位师生的心中, 做到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无缝对接。

5.推行“校企联合”教学模式

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企业, 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职业教育要更为紧密地与企业之间进行沟通, 以企业的实际需求来审视学校课程设置得是否合理, 以企业的生产方式来反观学校的素质是否能满足其要求。通过企业的实践将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向更为贴近实际的方向发展。“校企联合”教学模式的开启, 有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 改变以往职业教学与实际相脱节的情形, 使学生在理论中去实践, 在实践中指导理论学习。

经济新常态的开启, 促使职业教育的发展迎来新契机。面对多变的市场情形, 职业教育还需要广大教师不断努力创新教育模式。未来职业教育的重心将是学生, 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技术素养的培养需要教师的创造性劳动付出。因此作为教师要积极积累和推广教学经验, 不断地推动课程体系的改革, 为职业教育明天的辉煌献出一份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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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黎明, 赵俊, 任国灿.“2+1”校企合作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职业教育版) , 2008, (1) .

篇4：科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评审；同行专家

[作者简介]姜春林，王文苑，张立伟，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同行评议与科学计量相结合的机理分析与对策研究（编号11BTQ2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重点项目：基于科学计量方法的人文社会科学代表性论文评价研究（编号：DUT14RW206）。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评审有其特殊性，同行评审尤为重要。然而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评审存在诸多问题，国内研究多数集中在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与说明，指出存在的不合理与不公正，而有关人的理性因素并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出来。期刊论文评审是一个包含各种主客体和环境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系统，不仅需要管理学、科学学等“近亲”学科为其提供智力支持，而且需要从新制度经济学、心理学等视角，研究评审系统诸要素（投稿作者、期刊编辑和同行专家）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以及他们之间存在各种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关系等。

一、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评审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1.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评审的特点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主观精神或思维）、人的文化产物以及人组成的社会及其规律。

首先，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各人各派的学说很难取得一致或共识，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抱有不同的观点，受学术权威的影响较大。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审人会不自觉地将这种主体性反映到评审结果中来。如果某种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与评审人的学术观念相左，那么评审人一般不会给高分。

其次，结果检验比较困难。人文社会科学包含人的情感、心态、信仰、文化、价值，以及由这些具有不同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组成的不同性质的社会问题。所以，人文社会科学难以定量化甚至无法定量化，各种定性分析方法迄今仍然是其必须采用的有效方法。

再次，价值实现具有滞后性。人文科学通过教育和学习等途径，转化为人的心理素质、价值观念；社会科学能够通过一定的领导机制转化为决策方案、方针政策，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发展。但要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价值，还需要经过人们的普遍理解和接受。

2.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评审的影响因素

第一，评审主体因素。目前我国通行的论文评审制度是“三审制”，即论文的筛选必须经过编辑初审（亦称一审）、同行专家或编辑室主任复审（亦称二审）和总编（主编）终审（亦称三审）三个环节。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与科技期刊三审制的不同在于，除了一些高水平期刊，多数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二审采用编辑室主任复审制，即内部评审制度，而多数科技期刊的二审则是同行专家复审制度，又称外审。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评审的过程中，评审主体（期刊编辑与同行专家）的行为选择会影响论文的评审结果。

第二，期刊制度因素。（1）管理行政化影响论文评审结果。一是学术期刊的审批制。我国新闻出版实行的是审批制度，办刊门槛越来越高。主办者一旦获得出版权就不会轻易放弃，只要刊登的文章在政治上没有出现问题，一般就会一直办下去。由此导致一些编辑精力往往不用在学术质量上，缺乏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1]。二是用稿用人行政化。有的主办单位把期刊作为下属的行政部门，用行政标准任用人员、录用论文，用行政指令下达任务，要求期刊必须安排本校人员的文章，内容、质量反而放在其次。期刊主编有的是主办单位分管领导兼任，有的是主办单位科研处长兼任，这样主编几乎没有精力来考虑提高期刊的质量[2]。（2）经费短缺导致编辑人才流失。目前，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综合性期刊偏多、专业类期刊偏少的问题，“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加之人文社会科学很难迅速转化为经济效益，导致办刊经费的短缺。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应该有一批懂政治、懂专业、业务精、外语好、能熟练使用电脑等现代编辑工具的高素质编辑人员，但是收入微薄使得一些有作为的中青年编辑纷纷离开编辑岗位，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编辑队伍的稳定和发展。（3）没有严格执行同行专家评审。我国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至今實行的仍是以主编为核心的编辑主审制[3]。期刊编辑的非专家倾向性强，受专业学术水平、逻辑判断力等局限对学术期刊的发展往往具有制约作用，在制度层面上使学术论文刊发与否难以做到客观、公正[4]。

二、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评审的新制度经济学机理分析

1. 评审主体的理性行为影响评审结果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人的主观因素占有很大比例。因此，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能否发表，涉及的不仅仅是论文本身的学术问题，更有论文评审主体的因素问题。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时，都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在自身有限的认知水平下，综合考虑利己和利他因素之后，选择认为最满意的策略[5]，这就是有限理性假设。同时，人们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在交易过程中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6]。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存在，导致了交易活动的复杂性，影响了市场的效率。

期刊编辑在论文评审过程中会理性地衡量行为成本和行为利益，倾向于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但是他们也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选择一个最满意的策略。期刊编辑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在初审时更倾向于录用一些名牌学校、重点学科点及知名学科带头人投来的论文。这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论文的评审质量。

同行专家在作出决策之前会考虑自身利益，面对有限的时间资源和有限的脑力、体力，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论文的价值、花费的时间、自己的声誉等，选择一个最满意的策略。同行专家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在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1）如果同行专家以寻租形式获得个人好处，收受作者的贿赂，或因与作者私交甚好而同意发表，从而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会损害评审的公正性。（2）某些专家为了追求短时间的成果数量，评审的随意性可能很大。加之某些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对论文设置的评审标准操作性不强，评审指标太抽象，如用“突出”“较突出”“一般”“没有”等划分创新性，用“重大”“较大”“一般”“很少”等划分应用价值，那么同行专家可能出于对自身的考虑草草几笔便答复了事，以较小的投入换来等效的收益。（3）期刊编辑在选择同行专家时，一般都倾向于把论文送给在本学科很有名望的人，但他们往往是学科带头人或者是研究团队的负责人，不但承担着较多的科研任务，还身兼行政职务，大多没时间也没精力评审论文。于是有些专家便委托自己研究团队里的年轻学者，甚至是自己的学生代为评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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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审过程中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很多科研工作者会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同一篇论文投往水平较低的期刊没被录用，而转投水平较高的期刊却被录用呢？因为在评审过程中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交易中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8]。在论文评审过程中，期刊编辑与投稿作者、同行评审专家之间可以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得到清晰的呈现和解释，如图1。

图1 论文评审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论文评审涉及两个层面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存在投稿作者与期刊编辑之间。投稿作者希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而社会上存在的普遍观点是期刊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表征所刊载论文质量的优劣，所以投稿作者要在投往哪些期刊上作出自己的选择。而期刊编辑也要考虑论文是否符合办刊宗旨，能否体现办刊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投稿作者将传播知识、实现价值的权利委托给期刊编辑，双方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且投稿作者并不知道期刊编辑的评审行为，他们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其中投稿作者是初始委托人，期刊编辑是初始代理人。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于期刊编辑与同行专家之间。期刊所载论文的质量直接影响期刊的办刊水平，但期刊编辑的知识水平无法对专业性极强的科研成果的优劣作出判断，需要依靠各个领域的同行专家。而同行专家在评审论文过程中的努力程度各不相同。这里，同行专家只是就论文的学术问题作出评审，而期刊编辑则要结合办刊宗旨、受众群特征综合考虑论文能否发表，所以期刊编辑与同行专家之间存在着关于论文能否发表的非对称信息。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期刊编辑委托同行专家评审论文，期刊编辑是整个论文评审过程的中间委托人，同行专家是最终代理人。

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中，如果同一批送审的论文中优质论文数量较多，期刊编辑自然会优中选优，导致某些优质论文落选，损害了委托人即投稿作者的利益。同时，期刊编辑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下更倾向于录用一些名牌学校、重点学科点及知名学科带头人投来的论文，这种情况也给低水平论文作者提供了学术寻租的机会，即借助知名学者的声誉达到发表论文的目的。这种学术寻租现象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很常见，一篇论文有三四个作者，其中有的作者的研究方向与论文内容没有任何联系。另一个委托代理问题是高水平论文作者的逆向选择。如果某一期刊中低水平论文发表多了，那么高水平论文作者就会选择高水平的期刊投稿。大多数质量一般的期刊，一旦失去了高水平论文作者的信任，则会产生类似于经济学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第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同行专家作为代理者，主要由期刊编辑来决定，这一机制很难形成充分竞争的代理人市场，造成代理人相对缺乏责任感、风险感和约束感，容易产生道德风险。由于编辑无法直接观察同行专家的评审过程，同行专家在有限理性假设下，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谋取私利。期刊支付给同行专家的审稿费很低，论文评审工作又很繁重，很多学者并不愿意担任同行专家。所以，期刊对同行专家的监督一直比较弱，即使某位专家出现了问题，期刊对其处罚也只是不再聘请而已。期刊编辑难以对同行专家给予有效的激励与惩罚刺激。监督不力以及被发现后的处罚不力很容易滋生代理人即同行专家的道德风险。

三、优化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评审的对策

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评审的过程中，要考虑期刊编辑和同行专家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特点，考虑期刊评审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问题，制定相应的制度措施防止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促使科研人员自觉有序地进行科研活动。

1. 搭建期刊编辑与同行专家之间的沟通平台

加强委托代理双方的沟通，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对于避免道德风险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学界有人将同行专家看作是期刊的“局外人”，仅在有论文需要评审时，才临时联系专家[10]。这种“局外人”的心理可以说是对同行专家的不尊重，使得他们没有归属感。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来说，双方情感沟通工作做得不好，产生道德风险的几率就会更高。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可以相互信赖的关系，那么产生道德风险的几率自然会下降。

对此，期刊编辑要正确认识自身评审和专家评审的关系，应理解同行专家的辛苦，与同行专家建立互相尊重、互相信赖、互相支持的和谐关系，在双方的情感沟通上多做文章。一方面，期刊编辑要把定稿意见及时反馈给同行专家，即使他们的评审意见未被采纳，也会愉快地接受编辑部的定稿结果，为以后继续保持良好和谐的工作关系奠定基础[11]。另一方面，期刊编辑要定期做好各种回访工作，及时听取同行专家对评审机制的意见和建议；定期评选优秀同行专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知名度和责任心，并给予物质奖励。

2. 建立监督機制以规避同行专家的道德风险

期刊编辑不能直接观察同行专家的论文评审过程，同行专家对期刊编辑不但隐藏了评审信息，还隐藏了评审行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于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解决的关键在于建立监督约束机制。

首先，发挥主编对于论文取舍的主导地位。主编必须结合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现状、期刊的办刊方针和受众范围，综合专家的评审意见后，对论文作出选择。作为期刊的鉴别把关者、过程监督者和质量控制者，主编应从繁杂的行政事务中脱离出来，对同行专家的评审结果起到监督作用，降低道德风险的几率，不可使专家的学术权力凌驾于编辑出版权力之上。

其次，建立开放的监督机制——开放同行评审。同行专家作为投稿作者最终的代理人，与投稿作者之间存在很强的非对称信息。在传统的双向匿名评审中，同行专家的评审过程完全是在私底下进行的。开放同行评审可以建立起投稿作者与同行专家沟通的桥梁，甚至将整个评审过程向作者完全开放，这样的模式可以对同行专家评审论文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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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科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理论。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 研究了交易成本的概念, 并用它来解释企业形成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 威廉姆森建立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 通过严格界定产权可以克服经济的外部性, 消除市场失灵, 而后, 德姆塞斯和张五常等人作了深入的研究, 形成了产权经济学。

(一) 交易成本经济学

交易成本经济学从契约的视角研究经济组织, 从节约交易成本出发可以探讨契约组织的经济问题。有些隐含的契约组织问题, 如卡特尔问题, 都可以在交易成本的意义上进行研究[1]。因此,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

交易成本的概念最初是由科斯提出的。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先提出市场成本的概念, 它包含了交易成本的内容。科斯认为, 市场交易成本包括发现交易者的费用、谈判费用、签订合同以及保证合同条款的履行进行必要检查的费用等, 即交易费用包括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影响交易成本的首要因素是市场的不确定性, 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成本, 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二) 产权经济学

产权经济学是循着科斯定理的思路发展起来的。科斯定理形式多样, 都是借产权和交易成本说明市场机制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外部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积极的影响被称为外部经济正效应, 如养蜂和苹果种植者相互提供外部经济正效应, 蜜蜂传播花粉可以提高苹果产量, 苹果园为蜜蜂提供蜜源增加蜂蜜产量。消极的外部影响被称为外部经济负效应, 如位于河流上游的钢铁厂排放的废水污染了河水, 使地处下游的养鱼场的产量减少。

科斯定理指出, 只要产权明晰, 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 市场机制可以纠正经济中的外部性。科斯本人从未将定理写成文字, 最初是由斯蒂格勒以文字表述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将会相等。”罗伯特·库特把科斯定理概括为三种形式:第一, 只要产权能自由交换, 这些产权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上看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 法律所规定的法定权利分配不当, 会在市场上通过自由交换得到校正。第二, 只要交易成本为零, 产权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第三, 只要产权能够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进行交换, 这些产权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产权被认为是一组权利, 包括占有、使用、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其财产的权利。德姆塞斯和艾尔奇安接受了科斯交易成本的观点, 进一步研究了产权、产权结构和企业制度。

(三) 制度创新理论

诺思认为,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他研究了制度创新的基本因素、制度创新的动力和制度创新的基本过程, 并把制度创新论用于经济史的研究, 被誉为新经济史的代表人物。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 进一步将他的分析范式拓展到整个人类史中制度演化的考察[2]。诺思制度创新理论重视制度需求所带来的制度创新, 忽略了对制度的供给分析, 只有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 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发生[3]。戴维斯也提出与诺思相似的观点, 制度创新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 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相似性

诺思和戴维斯认为, 制度创新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十分相似:技术创新往往是技术上一种新发明的结果, 制度创新也往往是制度上的一种新发明的结果;技术创新需要在已知的几种可供选择的新技术性之中进行选择, 制度创新也是如此;一个行业中的技术创新可能引起另外一些行业的技术创新, 同样, 一个行业中的制度创新也可能引起其他行业的制度创新。

2. 影响制度创新的因素

诺思和戴维斯的制度创新是在既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的政治经济制度创新。促使制度创新的因素除了成本和收益之比外, 还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市场规模的变动, 能够改变一定制度安排下的收益和成本, 获得情报的成本和排斥局外企业的成本, 并不随着交易的增加而同比例地增加;二是生产技术的发展能够改变现存制度条件下成本和收益之比, 从而引起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三是由于一定的社会集团对自己收入的预期发生变化, 从而引起他们对现存制度条件下成本和收益之比的看法作普遍的修正。

3. 制度创新的过程

制度创新有五个阶段:一是形成“第一行动集团”, 支配制度创新的决策单位预见到潜在利润的存在, 认识到只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可以得到潜在的利润, 这些支配制度创新的决策单位就构成了“第一行动集团”;二是“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制度创新的方案;三是“第一行动集团”几种收益为正值的制度创新方案进行选择, 选择的标准是利润最大化原则;四是形成“第二行动集团”, 这是在制度创新过程中为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预期收益而建立的决策单位, 制定创新实现后, 两个集团之间对追加的收益进行再分配;五是“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努力, 使得制度创新得以实现。

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

(一) 经济体制改革过程是一个制度创新和变迁的过程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是制度安排能否存在的根据。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具有较高的经济绩效的制度安排不断取代经济绩效较低的制度安排的过程。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应该被抛弃而应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 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前者经济绩效较低而后者的经济绩效较高,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建立了自己的制度经济学, 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文化也有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一样, 其基本的特征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配置上的基础作用。因此, 必须通过市场制度的创新建立健全市场调节的机制。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认为, 最优化是有条件的或有限制的、相对的, 不是无条件的、绝对定义上的最优化。相比之下, 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更具现实性。

市场制度的创新, 除了放开价格, 任由市场供求关系自发地确定价格, 增强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 消除影响商品、货币流通中的障碍等等, 还包括加强市场法规的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制度及法律为准则的经济, 没有制度及法律便没有经济发展和运行上的公平和约束力, 没有一系列旨在维护市场秩序的规则, 市场经济也就无法正常运转[4]。

企业制度的创新是经济体制改革或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心环节或关键。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其本质在于以企业内的交易代替市场交易。企业内部的成员间的联系是通过合约确定的, 合约确定企业内各类人员的工作职权, 他们的利益的分配, 具体地说是合约按照各类人员拥有的资源及其稀缺程度, 确定其在企业的分工及地位和收入分配。内部控制应具备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企业契约主体产权交易效率的功能与界定和维护产权的功能[5]。一个企业制度安排发生了变化, 会影响其他的企业制度安排发生变化, 直到实现新的企业规模的均衡, 这时各种类型企业内的交易的边际成本又达到均等。所以企业制度创新的本质在于节约交易成本。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正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契机, 其核心就是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应当进一步落实国有资产监管管理机构的职责。中国的国企改革, 推行股份制, 就是为了明晰产权, 实现产权多元化,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以便提高企业效率, 解决国家垄断的弊端[6]。当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退出后, 究竟哪方面的力量能够成为国有股权退出后的代替者并取得较好的效益, 要由市场来决定。

(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合同制度

市场经济制度, 在一定意义上说, 就是合同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经济关系, 例如, 商品买卖、劳动力的雇佣、财产权的转移等等, 都表现为一种合同的关系。甚至如前所述, 企业制度也是一种合同制度, 在企业内部, 股东和经理, 经理和一般职工, 企业各部门之间, 都以合同的形式确定其间的关系。因此, 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中的最重要的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市场经济, 当然也要建立完善的合同制度, 借助于合同制度来调节经济关系。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可以把合同理解为合法交换, 在这个交换中, 双方当事人就某些相互责任或义务达成协议, 并在法律上得以确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处理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许多矛盾和冲突都出在这个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上。如何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及其危害, 是处理现代合同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合同制度的发展是同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步的。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和其他各项制度的完善, 合同制度也将逐步发展和完善。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 它主要由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理论等构成, 分析和重新解释许多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的问题。把握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精髓,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合同制度, 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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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科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关键词：管办评分离；第三方评估；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

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趋势。《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提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作为指导和规范管办评分离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标志着党和政府为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决心和努力方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管办评分离的核心要义在于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府、学校和社会的活动界限，形成政府依法管理、学校依法办学、社会依法参与的治理新格局。作为社会参评教育的重要形式，第三方评估教育绩效在当前这一背景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然而，从当前实践情况来看，政府、学校、社会第三方并未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教育绩效评估仍以政府内部评估为主，社会主体作为第三方进行评估的空间相对有限。实际上，管办评分离作为极为复杂的综合性议题，涉及教育管理体制、现代学校制度、公众参与等一系列制度体系的调整、革新甚至是重塑问题。因此，管办评分离背景下的第三方评估教育绩效的制度创新实质是一场极为复杂的制度变迁活动。由于这一变迁活动是在突破原有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制度供给均衡，原有制度体系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一变迁过程产生强烈的制约作用，延滞第三方评估教育绩效的制度创新过程。本文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工具，对管办评分离背景下第三方评估教育绩效创新面临的制度环境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为第三方评估有效推进提供可资借鉴经验。

一、第三方教育评估制度环境的新制度经济学解读

新制度经济学起兴于二战以后，属于西方新政治经济的理论范畴。作为应用经济方法研究政府问题的主流学术流派，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重要的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发展分析之中，提出制度是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该新制度经济理论庞杂，内容丰富，主要有制度变迁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两大体系。

制度变迁理论诠释了制度变迁的本质与根本动力，制度均衡、路径依赖及诺斯悖论则是分析制度变迁与创新的关键概念。所谓制度均衡，是指在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新制度的持续供给能够满足制度变迁的需要，各行动主体普遍对当前制度现状感到满意，而无意对此现状进行改变。所谓“路径依赖”是用以诠释以往的制度体系对当前及未来的可能性影响。在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体系中，由于沉淀成本、同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及适应性效应等强化机制的存在，能够产生可观的报酬递增效应。路径依赖既能够引导制度变迁步入良性循环轨道，也可能导致制度变迁向错误方向惯性滑动，最终陷入“锁定”困境。所谓“诺斯悖论”，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理论重要命题，揭示的是国家与社会经济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矛盾的关系，即“国家的存在一方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但另一方面，国家又是导致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个悖论实质上反映出一个普适的道理：政府缺位难以成事，而政府越位又会催生诸多矛盾。

交易费用理论比较了不同配置资源方式的交易成本。诺斯认为：“制度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或在形式上是人为设计的约束人们行为互动的框架体系”。作为理性的行动主体，人们总在既定的约束规则下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通过树立彼此共同认可和遵循的交易规则，能够有效减少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诺斯认为，在市场进行选择交易中共有三个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费用支出：用于搜索信息、协调谈判、监督防范三种费用。这些费用实际上可归纳成一种费用，因为这些交易费用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代表着交易信息不充分而催生的资源浪费或不必要的损失，即“发现和确认最终价格的支出成本”。新制度经济学承续了“经济人”假设。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在“经济理性”的个体不断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总结出机会主义的定义，其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总是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增加自身利益。威廉姆森将人的这种一旦有机会就会“损人利己”的行动取向称为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的产生源于信息片面性或是非真实性。

1.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第三方教育评估制度环境的内涵

在管办评分离这一大背景下，第三方评估教育的制度变迁作为整体教育治理变迁的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制度环境内涵。第三方评估教育绩效，其内涵是指第三方作为独立法人，可以在教育法律法规允许的条件下和范围内自主、自由地对教育和学校进行评估，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界的干扰和支配。第三方评估的落实，必然会受到制度环境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只有创设和优化了必要的制度环境，第三方评估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切实卓有成效。总体而言，第三方教育绩效评估的制度环境主要是指影响第三方评估自主权的法律、法规和习俗等，是政府、社会、学校等各方面自觉接受的各种行为规范。

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系列核心概念，需要关注两个重要方面：

篇7：科学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1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含义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对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通过采取综合性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指人类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动,尽可能不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破坏,以较小的环境代价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持续发展。由于大部分污染都是消耗资源和排放废弃物造成的,因此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核心是减少资源消耗和保护生态环境,从源头预防污染,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再利用和再循环,对没有再利用价值的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2005年我国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并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状况;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建立社会化、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运用经济手段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其目标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使资源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都能得到合理配置与高效综合利用,使污染物产生量最小化并使废物得到无害化处理,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人类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思路是:“以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转变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为主要途径,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管理、经济、教育和公众参与等手段,尽快建立健全促进节约型社会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综合利用水平,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和化石能源,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占用获得最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确保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制度基础与制度变迁

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由有限理性和具有反思能力的个体构成的社会的长期经验的产物。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也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对环境危机的一种制度性反思。制度作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是社会博弈的结果,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活动。那么,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呢?康芒斯曾将制度定义为“限制、解放和扩展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如果我们从博弈论的角度将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理解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那么构建一个能够满足个体理性的共有信念就成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最优问题与既定经济社会的激励结构密切相关,而激励结构是由制度和产权决定的。因此,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制度基础,将人类的经济行为与环境代价密切联系起来,在集体理性的共同目标下,约束和激励个体行为。

制度是如何被创新的?制度变迁是否存在路径依赖?制度是人为设计的还是自发演化的?制度能够被自我实施吗?这些成为新制度学派一直在争论和探讨的问题。哈耶克和肖特的制度演化理论认为,当事人在应对特定的环境时,偶然地或出于其它原因采纳了某个规则,导致他在后来的竞争中获得优势,那么该规则周围优胜劣汰的结果被延续下来;同时,其他当事人会通过模仿该规则以增加自身竞争力,使该规则得以广泛传播。青木昌彦则认为,制度必须是作为博弈的均衡结果来维持的,并且制度存在于当事人的意识中,并且可以自我实施——“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在同一域还可能存在其它社会建构的情况下,它代表了参与人内生的、自我实施的行动决策规则的基本特征,因此治理着参与人在重复性博弈的策略互动。”制度作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因此,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有信念,成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基础。进一步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言,只有一个共有信念是远远不够的,参与人基于共有信念决定之后的策略选择,才构成博弈均衡的结果。共有信念是集体理性,个人实现自我利益的行为方式选择是个体理性,从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转换,是从主观到客观的转换,而从集体理性向个体理性的转换,则需要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因此,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言,制度变迁成为关键所在,而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是资源相对价格和人们消费偏好的变迁。

3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制度创新与变迁机理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政府干预是合理有效的,制度变迁的轨迹也将是有效的,形成路径依赖——一旦一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建立以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都会加强这一轨迹。改变资源的相对价格和人们的消费偏好,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在动因和持续动力。为什么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资源利用率低、污染排放量高?其主要原因是资源的市场价格偏低、污染排放的成本过低,经济行为主体没有“减排增效”的经济动机和社会责任。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要靠政府的强制干预,而且要让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包括:建立起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提高生产的资源利用效率,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价格和财税政策;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改变公众的消费偏好,形成节能环保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让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管理措施从“末端治理”转向生产、流通、消费活动的各个环节,体现“生产者责任延伸”和“污染者共同付费”原则,从加强综合、协调、合作的角度共同应对环境与发展的挑战。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制度对于社会经济运行的绩效是至关重要的。制度作为博弈均衡的结果,既是社会的激励机制,也是社会的约束机制。随着参与人的支付函数以及周围环境发生变化,制度也会发生变化。制度变迁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行为人之间不断博弈的过程。如何由已经符合人们认知习惯的传统社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过渡,需要在正式规则(法律、产权和契约等)、非正式规则(规范、习俗等)和实施机制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新型的社会形态需要在不同的制度层面进行调整和适应。具体来看,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变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政府干预的方式,提高资源的使用成本,让资源的市场价格向实际价值收敛;积极开发和推广资源节约、替代和循环利用技术,加快企业节能降耗的技术改造,对能源消耗高、生态效率低、污染严重、技术落后的工艺和产品实施强制性淘汰制度,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价格和财税政策;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二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以环境教育和环境意识普及的方式,唤起公众的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从而提升整个社会对环境的责任感,让足够的认知成为公众自觉行动的能力;改变公众的消费偏好,形成健康文明、节能环保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

威廉姆森划分了制度演化的4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指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宗教、语言和认知等方面,是嵌入制度或者社会和文化的基础;第二层次是指基本的制度环境,即“博弈的正式规则”,包括详细制定的宪法、政治体制、基本人权、推动基本制度环境变迁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机制等;第三层次是指治理机制,即“博弈的玩法”,包括制约和影响合约及交易关系的结构、商业企业的垂直和水平结构以及内部调节的交易和市场调节的交易之间的边界制度等;第四层次是指短期资源分配制度,即经济的日常运行规则,在垄断、寡头等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价格、工资、成本以及交易的数量都由市场的性质决定。从制度演化的层次来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应该在这4个制度层级中循序渐进,依据所采取的制度变迁方式不同,选择从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第三层次→第四层次,或者从第四层次→第三层次→第二层次→第一层次的制度演化。从目前关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研究和实践现状看,尽管在这4个制度层级中都有所涉及,但侧重点还是显而易见的,相比较而言,关注和开展较多的是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如我国正在抓紧制定和修订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法律法规,加快《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进程,健全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建筑节能、节约石油以及包装物回收利用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抓紧修订《节约能源法》等;正在加快完善自然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积极调整水、热、电、天然气等的价格政策,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充分运用价格机制调控土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同时,也正在研究建立再生资源回收处理收费制度,完善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建立和完善企业生态恢复、破坏修复责任制度等。尽管在广泛开展国情教育,增强全民的资源忧患意识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等方面,社会各方面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实践和努力,但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不但需要的时间更长,而且也需要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变革。

演化博弈论认为,博弈局中的行为人的策略不但由个人理性决定,而且还由社会习俗惯例决定,制度作为博弈均衡的结果,并不是过多地依赖于参与人的精确的一次性理性计算,而是更多地依赖于通过一种稳定的自然而然进化演进的机制来实现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有信念下,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实现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收敛,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制度演化的各个层级进行相应的完善和发展。

摘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有信念下,通过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实现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收敛。制度变迁是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所在,而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是资源相对价格和人们消费偏好的变迁。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唤起公众的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环境责任感,让足够的认知成为公众自觉行动的能力。

关键词：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共有信念,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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