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读《中国近代史》有感（通用6篇）

篇1：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近现代史是中国历史中最为跌宕起伏的一段，它见证了封建帝国专制的衰败和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同时也是使中国人民最不能忘记的一段历史，中国几千年来的耻辱便凝聚在这一百多年中。“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当磨洗认前朝。”尽管岁月才过去了二百年不到，近代史似乎已离我们很遥远了。翻开尘封而沉重的历史，穿越时空，去看看近代中国的翻天覆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是谁也挡不住的。中国落后的封建主义制度在适应不了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必然引发社会的变革。资本主义来了，紧锁的国门终于被列强的炮火洞开。鸦片战争以后，独立的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的中国也逐步成为半封建的中国。中法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南京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等等词汇，无一不记录着中国近现代史走过的沧桑岁月。一个完整的国家，四分五裂，一个拥有上古璀璨文化和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背负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十字架，在一片血泪热土中，苟延残喘。中国何以在晚清时落得如此屈辱的下场呢？俄国的彼得大帝及日本的明治天皇能够在这关键时刻向西方学习，令自己的国家现代化，成为国际强国；而中国却不能，并且不断受人欺压。实在，中国不是一开始与西方接触就立即被彻底打败的。外人初时并不知中国是如此不济的。他们只不过是希望可以通通商，没有侵占的野心。后来知道了清庭的无能才起瓜分中国的野心。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正常人也可以看见对手的强盛及自己所受的威胁。我们是有百多年的时间去从后赶上的，但却白白错过了。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坚强不屈的中国人民为救国图强前赴后继做着不屈的斗争。各阶级人民先后对国家出路进行了探索。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戊戌维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均告失败。接着又出现了代表资产阶级改革派的孙中山的同盟会，而后又出现代表工人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大家为中国的命运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肩上的使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从现实中追寻历史的足迹，问什么最后扛起中华民族这面大旗的是共产党？当中华民族面临灭种危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不负众望，力挽狂澜，扶中华于将倾。只有中国共产党在这紧急时刻运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成功的把握住了当时的形势，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现阶段我们仍然坚持这一理论成果，继往开来，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指导全党，教育人们。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其先进性，给国民带来极大地自信心和自豪感！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进入了和平时期。中国近现代史给了我们无尽的血的教训，我们应该从中学会如何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列，如何抓住机遇好好的发展自己，如何为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努力使人类免遭战火的残戮，这是中国之责，也是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职责。过去在自我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同时也经历了不少挫折。195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错误。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根结底，并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而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完全可以纠正这些错误。中国近现代的经受的苦难来自外界，也来自我们的内心。我不会忘记中国的近现代史，不会忘记中国人民所经历的苦难，更不会忘记那段生灵涂炭的岁月。与其为之伤心、难过、愤慨，不如痛定思痛，以我们的实际行动防止重蹈历史之覆辙。我们是当代大学生，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现在，虽然民族独立了，但领土并不完整；国家富有了，但实力并不强大；国防强大了，但环境

篇2：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1840年英国以武力侵，略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反对外国侵略者，同时反对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国历史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就是中国近代带开端。1840年来，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以各种形式对中国进行控制和掠夺。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屈辱史，又是一部反抗史。但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读中国近代史除了“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等种种的愤怒外，留给我的更多的是一些启示。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走了下坡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也一跌再跌。但是，中国何以在晚清时落得如此屈辱的下场呢？中国科技落后，贫穷；西方科技先进，船坚砲利。以往觉得必然的，已经是无条件地接受的既定事实。俄国的彼得大帝及日本的明治天皇能够在这关键时刻向西方学习，令自己的国家现代化，成为国际强国；而中国却不能，并且不断受人欺压。实在，中国不是一开始与西方接触就立即被彻底打败的。外人初时并不知中国是如此不济的。他们只不过是希望可以

通通商，没有侵佔的野心。后来知道了清庭的无能才起瓜分中国的野心。在这段漫长的日子裡正常人也可以看见对手的强盛及自己所受的威胁。我们是有百多年的时间去从后赶上的，但却白白错过了。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地方。虽然当时也是疆域辽阔，人才辈出．但清政府的统治模式已被历史的车轮所赶上，思想守旧的清政府统治者们还以量中华之物力而沾沾自喜，但似豺狼虎豹的帝国主义者们的野心是无底洞．清政府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翌日安寝，起视四野而豺狼虎豹有至矣．着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落后就要挨打．所以要以史为鉴，才能正衣冠．就像古代诗人朱熹说的：问渠哪的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所以我们要保持先进的思想理论，要高瞻远瞩，要站在举人的肩膀上，这样我们才能看的更远，走的更直.所以我们当代大学生要＂以史为鉴＂，我们才能正衣冠．每每讲到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时，人鬼共愤，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冲动，灭了日本，为在战争中牺牲的中国人民报仇雪恨．但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时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样做 的呢？避免正面冲突，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着使我想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思维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哲理．当时还在摸索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思想理论指导了．并运用科学的理论，联系实际，运用于实践丰厚的回报．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但是如果社会制度开明，有激进思想的人只会在社会的边缘，他不会是社会的主流，只有在社会发生变化，而统治者又不改良的情况下，激进思潮才会渐渐吸引人们，掀起大风大浪，引起社会的动荡。

因此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时势造英雄，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讲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他也发出过“学一点历史”的号召．邓小平同志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这些历史，这是发展的精神动力．”中国的近现代史，蕴涵着无穷的奥妙．我们

大学生要善于总结前人宝贵经验，在其中汲取精华，完善自我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社会主义的繁荣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篇3：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灿烂文明的古国。自古以来，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无论是在物质文明上，还是在精神文明上，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整个世界还没有真正地连接在一起，虽然东西方的交流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是在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上远远不像新航路开辟以后那样深刻。在明清以前，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科学文化上，在世界上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元代，中国的疆域无比广阔，将中国的科技迅速向四方传递，对其他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否定的，尤其对欧洲的崛起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

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所表现的综合国力带有明显的不同的时代特征，总的趋势是向前迈进，但这也只是从中国本身发展来说，如果就整个世界来说，中国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中国在明清以后，发展的步伐就落后于西欧，结果导致近代中国经历了100多年的屈辱。

近代中国经历了重大的转型时期，即由过去的传统社会逐步向现代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化的转型。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在近代转型中，表现出的不是落后，而是一种进化。虽然这种进化的道路并不平坦，存在着诸多阻碍，但是，中国文化前进的步伐是无可阻挡的。而中国的文化发展，不是孤立于世界文明之门外，一味闭门造车，或者是孤芳自赏得来的，也不是摒弃中国几千年来创造出的所有传统文化的精华，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文化而来的。“文化的创造不能简单地依傍与袭取他种文化，但是文化的创造也不能离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而孤立进行”，“一切优秀的、含蕴丰富、影响巨大的传统文化，无不包容性很强，汲取和消融外来文化能力很强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正是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这种能力早在古代就表现出来，如古代印度佛学的传入，表现出来的不是一种外来新的学说战胜中国本土的主导文化，而是被中国本土文化加以吸收、改造，变成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形体，成为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1]这种学习和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在中国近代表现得更加惊人，也使中国的文化在近代的转型成为中国社会在近代转型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

中国的文化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经历的是一段曲折的路程，这是由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所造成的。中国人面对着一个重大问题———中西问题。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国家，而且它的发展史是独立的、连续不断的。中国文化的积累是无比丰富的，数千年来不曾遇到任何真正的挑战。中国人视野所及的其他民族，其文化发展程度都不同程度地低于中国。所以中国人在中国面临巨大变动之前，从未想到过在中国之外会有其他高等的文化，还有可与中国人相比肩、具有高等文化的民族存在。这种心理几乎是牢不可破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格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每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都会把他们自己作为观察他们群体之外一切事物的尺度。所以在中国人固有的观念里，自己民族以外的民民族族都都是是蛮蛮夷夷。。随随着着第第一一次次鸦鸦片片战战争争的的爆爆发发，，中中国国的的弱弱势势开开始始暴暴露露。。战战争争失失败败，，割割地地赔赔款款，，主主权权丧丧失失，，虽虽然然给给处处在在大大国国迷迷梦梦中中的的中中国国人人以以巨巨大大的的震震动动，，但但绝绝大大部部分分士士大大夫夫仍仍不不承承认认中中国国落落后后的的现现实实，，固固守守““夷夷夏夏之之防防””，，认认为为侵侵略略中中国国的的英英国国不不过过是是蛮蛮夷夷，，并并无无高高过过我我国国有有可可取取之之处处。。正正是是由由于于这这种种固固有有的的观观念念，，他他们们在在对对待待外外来来事事物物时时，，所所持持的的是是一一种种民民族族的的虚虚骄骄、、盲盲目目排排外外的的思思想想，，因因此此还还有有人人顽顽固固地地坚坚持持实实行行““严严断断茶茶黄黄””的的对对策策，，力力主主用用“封关禁海”的办法断绝中外贸易，以为这样就可以对外国“制伏其命”。从这里看出，鸦片战争虽然标志着但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始，中国要想适应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摆脱贫弱的局面，还要经历一段相当长坎坷历程。而当时人们面对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中学与西学上。

中国人在看待中学和西学所产生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在时代发展中呈现出不断冲突与磨合，正是中西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碰撞以后交织在一起的，从而给中国旧的传统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促成了中国文化转型。在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这与那些能够放弃中国固有的旧传统文化的羁绊，放弃“夷夏之防”，认为西学值得中国人去学习，并且可以成为中国摆脱贫弱受他国欺凌，以达到富国强兵之效的仁人志士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而人们学习西方的过程也是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林则徐、魏源等人首先提出向西方学习，他们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使中国文化向近代化转折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之后，林则徐等敢于面对现实，注重对真实情况的考察，在实践中逐步改变了观念。林则徐是“师夷长技”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一书中将这种思想发挥得更加充分。在书中魏源进一步把它概括为“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并形成了“制夷—悉夷—师夷”的思路，在中国知识界迅即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带来了处理中外关系上的新观念。这种思想的形成，表明现实需求迫使那些以经世救国为职志的仁人志士们，把腐儒们所固守的“夷夏大防”信条弃置一边。虽然“师夷长技”之说没有正面提出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但是事实上已经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推上了论坛，拉开了近代中西文化大讨论的序幕，并对以后出现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丁伟志、陈崧两位先生的评价：“‘师夷长技’之说的提出，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史上是划时代的第一枪，是具有行为标准意义的开放的文化观念的初创，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过渡的首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最早形态。”但是，林则徐、魏源等提出该说，不可避免地遭到当时顽固守旧派的攻击。鸦片战争的结果已经向中国人昭示了中国在军事技术上落后于西洋的事实，但顽固守旧派在“严夷夏之辨”和“重道义轻功利”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双重束缚下，极力反对学习外国，或者说它是“奇技淫巧”不可学，或者说它是技艺之末不必学。一时间，林则徐、魏源之说成为众矢之的。无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迈出得如何艰辛，但是它对中国文化的转型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它揭开了中国人挣脱旧思想的束缚，开眼看世界，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之路的序幕。

第二阶段，洋务运动在“师夷长技”基础上，使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向前又迈进了一步。对于洋务运动，过去人们的评价往往不高，近年来史学界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它的评价愈发公允。如果说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是向西方学习的号召阶段，那么洋务运动可以称为向西方学习的实践阶段。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直至90年代夭亡，这三十多年里，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在中国兴办洋务，以自强为目的，将“师夷长技”之说由观念变成实践。在文化观念上的变动主要体现在洋务运动引发的中学西学之争上。洋务运动不仅是一场谋求国家自强的运动，而且是一次思潮的兴起。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十一月(1861年1月)议复“俄法助战”之议的奏折中，顺带提出了“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力”的主张。[2]这可以看作为洋务派开始时推重林、魏“师长”说，并准备付诸实施的信号。要在中国造炮制船，就得按西方资本主义的办法办工厂，就得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科学。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和文化的近代化那以此为开端，因此，洋务运动实际上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一股以重新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为特色的新文化思潮从此兴起。这场思潮的兴起，冯桂芬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书是这场思潮的最早代表作，该书对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冯桂芬对于列强与中国间存在的强弱悬殊之势，不仅敢于重视，而且苦苦探索造成“第一大国受制于小夷”的局面的原因。他大胆地回答道：“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接着他又说道：“则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3]在这里，他很清楚地指明，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不是天然条件不如，而是“人自不如”，中国人没有奋发起来励精图治，没有尽人事，总之，是中国人的主观努力不如人。因此，解决国家落后局面的办法是知耻而自强。冯桂芬的议论深入到了文化观念冲突的层次，并且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五年的围绕着“应不应该办洋务求自强”这个中心议题的文化争论。洋务派在同顽固派的争论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即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后来成为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的基本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蓝本。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一次是同治五年(1866年)冬至六年(1867年)春，关于同文馆应否以“正途人员”学习“西学天文算学”的争议;一次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至光绪元年(1875年)春夏间，关于“筹议海防”的争论。以这两次争论为中心，联系到洋务派与顽固派长达三十五年的一连串争论，我们可以看出“中学西学之争”的概貌与实质。目前，史学界对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模式褒贬不一，但是比较起来，他们的思想确实要比同时期顽固派的思想要进步，他们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并且以自强为目的，想要找到一条解决中国落后被动受制局面的道路，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在对西学的认识上，显然要高出以前的林、魏等人。正如丁伟志、陈崧的评价：“‘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提倡西学的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综观它在洋务运动的全程中所起的作用，‘中体西用’论无疑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它以‘体用’‘本末’的关系，努力论证着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可以互补，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因此可以说，‘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的是标新领导的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中国人对于中国贫弱的症结和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原因的认识也进一步加深，洋务派所提出的“中体西用”的论点的局限性也日益显露出来。在人们要求全面学习“体用兼备”的西学，在中国实行变法改制的思潮萌动的时候，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论式渐渐变成了妨碍中国人从根本上去学习西方的羁绊。

第三阶段，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感更加强烈，更迫切地想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洋务运动所尝试的道路已经失败，中国将何去何从呢?一个新兴起的学派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曙光，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派。早期的维新派是从洋务派的阵营分化出来的。甲午战争后，从洋务派分化出来并公然另树一帜的维新派迅速登上了历史的前台。以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后期的先进分子，虽然在政治上、职分上仍是洋务营垒中人，但在思想简介上已经明白洋务派的做法不可取，开始探求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救国方案。他们的言论事实上已成为维新思想的先驱。维新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在他们的思想带动下，走上了维新变法之路。维新派与以往的派别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西方国家形成的新认识，直接成为主张援引西方资本主义成法为模式在中国实行维新变法的鲜明旗帜。维新派的思想家们，以革新者的勇气和自信，奋力破除成见，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了有别于“旧学”的“新学”。“新学”一经提出，就在当时朝野知识阶层中引起巨大的轰动。那么，“新学”有何新颖之处呢?就当时及后人的评议而论，主要有三点：(一)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援西学改造中国;(二)兴起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三)复活明清之际“经世致用”精神，改革治学宗旨，整顿学风流弊。可见，无论从思想渊源还是从学理构成上看，“新学”都是一个文化复合体。一方面，作为维新变法学理依据的“新学”，主要是19世纪80年代学习西学的成果。无论就其关于现实的变法改制的政见而言，还是就其对理想社会提出的构想而言，都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产物。康有为的未刊著作《实理公法全书》[4]即体现了他的学说与西学的关系。在这部书稿中，他套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推断出人类存在着固有的“实理”，并断言只有符合这种“实理”的“公法”才是有益于人道之法。康有为构筑了新的人生观和社会观，他认为“天地生人，本来平等”，人人都有“自主之权”，因而“天赋人权”的平等观理所应当是社会立法的唯一准则。他又设计了一套符合“实理”和“公法”的社会制度，从议会制、民主制，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到官僚、宗教、法律、礼仪、民事等等。另一方面，康、梁“新学”与今文经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维新派提倡“新学”，力图在中国进行变法，也像前两个阶段中两大派别一样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在康、梁等人宣传“新学”的时候，国内传统文化仍然以绝对的优势统治着论坛的舆情。而且，虽然康有为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但在个人情感上他还是割舍不掉对中国圣贤遗教深厚的信念。因而他借助在中国振兴今文学派来达到宣传“新学”的目的，其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当时被公认为“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在同中国旧学对比中展开的关于对西学的先进性的论述，其深度远远超过康梁。严复是维新思潮中最激进、最能反映新思潮时代精神的人。他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教化学术之非也”，所以他“力主西学，未及其他”。他更断言，中国当前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学西学：“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除此之外，其道莫由”[5]。总体而论，维新派提倡的“新学”事实上是具有“会通中西”之意和提倡“西学”之实。

维新派崛起和维新思想的传播，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战。极端的守旧派在打着“卫圣教”、“避异端”的旗帜下，对维新派进行了凌厉的围攻。当时就全国情况来看，以湖南表现得最为激烈。原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原吏部侍郎叶德辉为首的湖南守旧人士，以“雷霆斧钺，所不敢避”的豁出去的态度，反对“新学”，保卫纲常名教。湖南的新旧之争的重心表现在学术上、文化观念上的对垒。守旧派攻击维新派的观点主要表现在：有的说康、梁提倡的是假西学;有的说康、梁提倡的西学不合中国的国情;有的说康、梁提倡的西学是弃长取短;有的说康、梁是要把中学化为西学。无论哪一种观点，其核心打击的目标都是康、梁“新学”根据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民权、平等学说构建的改变中国君主专制的宗法制度的变法改制的主张。新旧两大派别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大论战，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历史向前发展的趋势是一个不可改变的，通过新旧之学的论争，维新思想也得到大大的传播，不少知识分子接受了“新学”，而且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也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但是，历经两千多年形成的旧文化、旧思想对当时的人们的控制并不是那么轻易打破的，而且康、梁等维新派本身还存在诸多缺陷，对当时中国的国情分析得不够准确，在“百日维新”失败后，中国的守旧派又开始对维新思想算秋帐，致使守旧势力出现了短暂的得势，文化的复旧盛极一时。但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些守旧势力用复旧文化能够解决的，而且维新派推动的中国文化观念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人的进一步的觉醒，可以说，维新运动不仅是一次政治改革运动，而且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更是中国文化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

第四阶段，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的核心舞台，也推动了中国文化向近代化的进一步转型。这个阶段是中国文化近代化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戊戌维新的失败，激发了先进的中国人对国事的深深的担忧和思考，从而也引发了一场更深刻的思想解放浪潮。这场思潮勃兴于海外，表现在民权思想的兴起。民权思想主要是革命派宣传民主观念，与维新派宣传的民主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宣扬中国应该效仿欧美走民主共和之路，所以在文化观念上，他们对待中国的旧文化观念的批判比维新派更为激进。他们继承了维新思潮中激进一翼的启蒙精神，倡导从文化上进行自我解剖，以寻求中国衰败的思想深层的原因。1901年5月创办于日本的《国民报》第一期发表了《二十世纪之中国》一文，对这种走欧美民主共和道路的革命思想从文化角度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文中说道：“今日固竞争之世界，不日进化，则日退化，无天可怨，无人可尤，我中国自取也。”“自取”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受专制主义之害，使得“中国两千年之学术、政治、法律及一切”，均为“一人一家之私教养成之者也”。这种文化反省鞭辟入里、痛快淋漓、切中要害，达到了对中西文化本质认识的最高水平。民权之说，固在梁启超、汪康年、严复等人于戊戌前的言论中早有涉及，但他们那时的认识肤浅，所遇阻力又大，并没有能够列入维新派变法活动的宗旨中。而辛亥革命期间，流亡于海外、思想跟得上时代进步的志士仁人们，逐步认识到民权之有无乃是列强与中国形成强弱富贫殊别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说，当世界迈入20世纪的时候，国际大势已经表明中国近代以来争论不已的中西文化问题，其实质并不在于历史经历的不同和民族特色的差异，而在于现实社会的发展程度。也就是说，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先进的中国人已经自觉地认识到，当时两种文化冲突的焦点，不在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的、区域的不同传统特色，而在于现实中存在的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巨大落差的关键，又在于政治上的施民权与行专制之别。可见，正确看待中西文化问题的实质、向西方学习的实质，在20世纪的开端，在流亡海外的向往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的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那里，已达到利用资本主义的民权政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层次，已达到用自由平等为旗帜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观念取代封建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文化观念的层次。

这种新文化思潮的兴起对于旧文化营垒震撼之剧烈是可想而知的。1900年夏，康有为对于梁启超日益趋向民主革命的言论大为不满，师生之间发生了分歧。梁启超敢于直接顶撞师尊，对康有为反唇相讥。他对康有为的批评，表明了梁启超此时此刻已决然地摆脱那种“体用”“本末”之类的文化观的羁绊，于是乃敢痛斥中国学界死守“一先生之言”，政界死守“一王之制”，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于是他认定自由对中国为“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以提倡民权为主要旗帜的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先进人士倍加关注的热点;为兴民权而开民智，成为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抨击固有文化落后面的基本内容。换句话说，身居海外的爱国志士们，已经把在国民思想上进行民主主义观念的建树作为文化战线上的首要任务来看待，所以，在短短两三年中，在海外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文化所进行的大量翻译、研讨和著述，以及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初步检讨反省，事实上都已成为20世纪在中国兴起新文化风潮的重要准备。

三

上述所说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向近代化迈进过程中有不容否定的作用，而且当时的进步人士大都接受西方文化胜过东方文化的观念，学习西方文化成为他们救国重要途径。但是中国固有的文化是不是像当时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呢?事实证明，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包含丰富的优秀成分，虽然被当时人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热潮所掩盖，但是迟早它会被中国人意识到并把它发扬下去。正如古代一样，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在近代也必将继续发挥出来，汲取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丰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并将以近代化的中国文化面貌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继辛亥革命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它最突出的体现。在新文化运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战的爆发对我国文化界带来的巨大震撼。一战成为成为历史发展转变点，包含着两大特征：一是世界文化走向对话，二是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由于中国人对此感悟不同，一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面临着新的变动。当时，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三大派别：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东方文化派。在一战后，强权主义有增无减的现实，尤其是俄国革命的感召，使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左翼开始向俄国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首先在中国树起马克思主义大旗，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全面地介绍给国人。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对一战后世界潮流的变动，却无动于衷。他们信仰实验主义，在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主张“好人政府”和由一点一滴做起的社会改良主义，反对俄国式的“过激革命”。1919年夏出现“主义与问题”的著名论争后，新文化运动中的两派最终分道扬镳了。东方文化派的异军突起，引起了当时人们的关注。所谓东方文化派，并无明确的界定，它被当时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贬斥为文化反动派，泛指反思西化并以复兴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的一派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玄学派)、梁漱溟(后来的农村建设派的代表)、章士钊(1925年创办《甲寅》杂志，又称“甲寅派”代表)、吴宓、胡先骕、梅光迪(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又为“学衡派”代表)等。虽然东方文化派内部派别林立，但他们对于世界潮流变动的感悟理路相类：一战是西方文化过于趋重物质文明而忽略精神文明的必然结果。西方文化破绽百出，相形之下，东方文化趋重精神文明是其优长，自有它独立的价值。东方文化派的兴起，是以1920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为标志，胡适强调梁启超这书发表以后，如同放了一把“野火”，使西方文明的权威在许多人心目中发生了动摇。1920年底梁漱溟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东方文化派的出现，是因为一战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弊端，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对话，久受压抑和冷落的东方文化在东西方引人关注，甚至一时形成全球的“东方文化热”，是合乎逻辑的事情。首先，东方文化派的出现，是国中人反省一战，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对话潮流的产物。其次，新文化运动以西学反对中学，以新学反对旧学，于其时思想解放运动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对复杂的文化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的态度，一味颂扬西方文化和否定固有文化，存在着民族虚无主义的弊端，所以东方文化派的出现又是反省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最后，一战后中国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要求民族自决的呼声日高，东方文化派高扬了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东方文化派强调复兴民族文化，进而复兴中国，这说明它的出现是中国民族进一步觉醒的产物。

由上可知，一战后中国文化思潮的演进发生了新的变动，即由新文化运动的一枝独秀，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东方文化派三派各领风骚的格局和呈现出多远演进的态势。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取向是：调和中西，实现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复兴;自由主义者的文化取向是：西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取向是：在争取民族革命斗争中，实现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创造。三者比较起来可以说各有优劣，在中国文化转型中都有积极的一面，但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产生互相冲突在所难免。其中表现最为激烈的要数“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及以“十教授宣言”为发端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等。论争的实际是中西文化问题论争的继续。东方文化派提出要重视科学但反对“科学万能论”的科学主义，进而重视审视中国文化趋重精神文明的价值优长，表现了一种可贵的前瞻性。

综上所述，正如耿云志先生所说：“中西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差异比较问题，更不是简单的孰优孰劣问题，重要的是从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流中认识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认识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从而发生深刻的文化自觉。在文化接触、交流中，如果不加以外部的强制，一切优秀的东西绝无丧失之虞。文化是包括文字记载、口头传说、实物实迹、个人和群体行为、风俗习惯等内容。这些东西在特殊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有巨大外部强制力的情况下，或许可以暂时地局部地被扭曲淹没，但决不可能完全丧失或被完全取代的。”[6]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结果，并不是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所取代，而是中国文化在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后，逐渐转变成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被中国人接受的新型的文化。

摘要：中国社会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即由传统开始步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 特别是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上的转变。中国文化的转变, 是在吸取西方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 逐步打破中国人思想枷锁的过程中实现的。这是自明朝而开始的“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转型的过程中, 争论的焦点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通过读《中西体用之间》一书有感: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结果, 不是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所取代, 而是中国文化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后, 逐渐转变成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被中国人所接受的新型的文化。

关键词：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学,西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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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贾帧等.筹办夷务始末 (咸丰朝) .中华书局, 1979.第71卷:2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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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文化研究辑刊 (第一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5]王栻.救亡决论.《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第一册:54.

篇4：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有感

但是，纵观近代中国，当权者坐井观天，固步自封，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依旧认为自己还是天朝上国，外国人离开了中国就无法生活。殊不知西方国家已经在19世界40年代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且发明了蒸汽机车、火药等，科学技术已经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了。反观清朝政府，一味的追求享受，追求奢靡的生活，而不管不顾整个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死活。不变革新的制度，不发展新的科技，反倒把那些追求进步的人士当成了反动人员，抓进了监狱。导致了当时中国的落后，这就为后面列强的侵略提供了内因。

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迅猛，本国无法承受发展的科技，所以他们需急对外扩张，这时中国就成了他们眼中的一条肥鱼。于是，他们把目光对准了落后的旧中国，拉开了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序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痛和悲伤。

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自古以来引以为傲的民族尊严和民族精神，在外来侵略者的脚下承受着无情的践踏与打击。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其后的100多年里，中国人一直都在民族耻辱中浮沉，5000多年的灿烂文化，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曾经在西方人眼里的极乐世界，都在这时变成一个冷漠的嘲笑。而当时的清政府软弱无力，一味的抱着不抵抗政策，急于想要维护自己的封建利益，很多次的战争，都是我们国家占了主动地位，却被清政府的软弱打败了。清政府急忙召回将领，导致战争不战而败。并且，清政府还急于和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的条约，将整个中国拉向了深渊。中国从此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首先，普通人民无法忍受列强的入侵给予他们的伤害，于是他们开始拿起自己的武器，抗击列强的侵略，比较有名的是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迫使侵略者们暂时放弃了他们的侵略想法。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还有比较有名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但这些运动都没有真正起到拯救旧中国的作用。因为他们的組织者是农民，农民阶级有着他们的局限性。他们的思想是老旧的，无法担负起拯救中国的重任。

然后，有一部分封建阶级发现了中国的弊端，他们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的现状。于是，戊戌变法出现了。但是，这些人依旧无法摆脱封建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也无法挽救中国。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他们为了救中国，也为了资产阶级的进一步的发展。他们也站了出来，开始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但是，依旧因为他们的阶级局限性，拯救中国的任务他们也无法完成。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无数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都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他担负起了拯救旧中国的任务。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努力奋斗，不断地提高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中国人民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从此站了起来。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列强侵华的屈辱史，它警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应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人民抗争史，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民族，中国人民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民族探索史，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都不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纲领，不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篇5：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学中国近代史有感

中国近代史给读者一个历史的框架，透过历史向我们述说救国与强国之道。鸦片战争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因为西方那时已拥有了先进了军事装备，他们在世界范围内谋求更大的利益，而中国正在闭关锁国，政治，军事统统在中古时期，军事所依托的科学技术在大清朝还没有萌芽，所以那些小国就用炮弹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国家。也就是说，在外，要发展科学技术，战时具备实力来抵御与击败外敌入侵，平时可用来发展国家经济。在内，提高国民素质与民族的凝聚力，战时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平时可专心发展经济，强大国家。

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历史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此后，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激起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救亡图存，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面临的神圣使命，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挽救中华民族危机。这些斗争和探索，粉碎了帝国主义将中国变成其附庸的目的，使中华民族燃起了新的希望。

虎门销烟的壮举，拉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序幕。无数爱国官兵以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颂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定海三总兵郑国鸿、王锡朋和葛云飞，两江总督裕谦，吴淞的陈化成等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沽炮台的守军奋起抵抗，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中法战争爆发以后，聂士成主动请缨赴台湾抗敌，刘铭传更是短衣草履亲临前线，与士兵同饮同食。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平壤战役中，总兵左宝贵坚守阵地，视死如归。在黄海海战中，丁汝昌、邓世昌、林永升等官兵以他们英勇无畏的抵抗，令敌人胆颤。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中国官兵同样以他们的英勇无畏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三元里抗英、黑水党抗英、香港民众的抗英活动、太平军抗击外国侵略者、台湾人民抵抗外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反侵略：抵制美货运动、收回路矿权斗争等等。

西方殖民者以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闭关自守的中国人，从此中国人开始了学习西方的艰难起步。这种学习，经历了从睁眼看世界，到物质技术的学习，政治制度的借鉴，再到思想文化的探寻四个阶梯式的跃进过程。

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是林则徐。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领导了广州的禁烟运动和抗英斗争。他一改清政府官员鄙薄夷人、惟我独尊的观念，对西人进行实地了解。他组织翻译英文《广州周报》而编成《澳门月报》，他还特别组织编写了《四洲志》以了解世界形势。为了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林则徐还组织选译了《各国律例》等书和大炮瞄准法、战舰图式等资料。通过了解，林则徐认识到外国的船炮远远高出中国之上，必须学习西人长技，才能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基于这种认识，他曾购买洋人大炮来武装清军，并实地做过研制、改进中国大炮的工作。他甚至上奏道光皇帝，建议用关银的l／10做经费仿造外国船炮，他还对俄彼得大帝微服出行、学习西方技术的行为表示了赞赏。

在民族创痛的刺激下，魏源秉承林则徐的思想，并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阐述。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著成《海国图志》，明确阐述“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的道理。他提出中国当以俄罗斯彼得大帝为榜样，励精图治，赶上“西海之国”。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固然有攘外之急需，但绝非皮毛之见，它包含着深刻的革新思想，已显示出他用世界眼光思考中国问题的远见卓识。

洋务运动的兴起，是中国人学习西方长技的正式开始。基于对敌强我弱形势的清醒认识，洋务派试图从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学习坚船利炮的技术，以维护清政府统治。这些人在中央以奕訢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张之

洞为代表，设立了总理衙门管理对外事务，衙门内设有英、法、美、俄四股，以后又增设海防股；在总理衙门之下，设有南、北洋通商大臣，分管南、北口岸的通商和交涉事务。为了培养翻译人才，总理衙门还设立京师同文馆，学习外文。这些机构的设立，为洋务运动的进行创造了条件。洋务运动前期以“求强”为目的。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或是经费不足，或是煤铁等能源不济，这使洋务派原先创办军事工业时的踌躇之志顿减大半，无法回避的困难，令洋务派备受困扰。他们终于明白，单靠军事工业的兴办是不能强国的；西方的强大不仅在于其坚船利炮，更在于其国与民的富足，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和深化，必然外现于行动。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进入了寓强于富的“求富”阶段。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种种作为，体现了中国人不甘落后，奋起直追的勇气。但是，他们想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单靠引进先进技术来挽救国家危局，这是不可能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强国梦的破灭。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作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物质技术的学习才能行之有效。这种日益高涨的改革思潮，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戊戌维新是在“救亡图存”的呐喊声中拉开帷幕的。它从一开始就把学习西方的着眼点放在政治制度上，希望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来挽救中国任人宰割的危局，真正实现中国的自强自主。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中国要想强盛，就必须变革旧制，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梁启超、严复、谭嗣同都表达同样的见解。光绪皇帝颁发了维新变法的要旨： 在政治方面，设立制度局，改革旧机构，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广开言路，允许自由设立学会、报馆，给予言论、出版自由。在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设立国家银行，设农工商总

局、矿务铁路总局。在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派人出国留学。在军事方面，裁减绿营，精练陆、海军，行征兵制，用西法练兵。

维新变法内容广泛，其核心就是通过变革旧制，渐进地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以实现强国之目的。最终，由于变法维新触动了慈禧及守旧势力的利益而遭到镇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人继续进行着学习西方、变革中国的努力。他们认为：靠温和的改良是不能实现变革图强的理想的，只有运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腐朽的封建制度，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思潮蓬勃兴起。一大批革命的报刊、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宣传资产阶级共和思想的大潮在中国兴起。1911年武昌起义激起了全国规模的革命，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被革命所颠覆，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在中国诞生。然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的果实终被袁世凯所窃取，整个中国成了大小军阀的角斗场。要想真正使中国走上正道，必须从提高国民素质入手，彻底批判封建的思想文化，树立全新的文化观念。

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新文化运动兴起了。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封建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彻底批判。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即以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号召。对民主和科学的热烈追求，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变革，必须从器物及制度的移植向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方面转化。他们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举凡一切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的观念形态，如自由、平等、公正、人权、个性解放等教育可以德先生即民主代表，民主是合乎理性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是自由、公正、平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还认识到，科学是与专制对立的，因为专制帝王思想的背后就是愚昧和迷信；只有树立起科学的精神，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一切问题，才能真正破除迷信，革去愚昧，使国民素质有质的改变。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以自己如火的热情，深沉的理念和勇敢的精神，为中国人接纳、吸收人类进步文化铺就了平坦的大道。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西方思潮正是由此如潮涌入，以致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异说竞起，百家争鸣。最后，先进的中国人经过思考、辩驳、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总之，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经历了由物质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艰难探求和辛苦跋涉，最终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新中国成立之前，饱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此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广大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经验教训，落后就要挨打，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却不是决定的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中国正是因为武装的落后和领导者的腐败错误方针政策，才使落后的中国和人民大众置身于火热之中。近代历史有力

篇6：读《中国近代史》有感

21岁 陈永萍 人文学院 中文本152 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够塑造人的性格。”是以，我在闲暇之时便喜欢看书。近来又把《中国近代史》重温了一遍，收获了很多感触。

回顾历史，使我们明白：在列强争雄的时代里，我们必须要养成强烈的爱国心和深刻的民族观念，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在中国近代史，因为闭关锁国、清政府的腐败、人民思想的落后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致使清王朝从东方国家中的顶端慢慢落入泥里。在经历一系列的惨痛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儿女终于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不断增强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断地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党和政府需要出力，我们人民大众才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做起，从小事做起，养成强烈的爱国心和深刻的民族观念，同心共筑中国梦。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众志可以成城。唯有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国家才能越来越强大。

中国，我们的祖国，是在每个中国人心中不容侵犯的碑。当清政府在战争中节节败退，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每个中国人看到这段历史都是倍感愤怒的，却又只能叹息，叹息当时国家的贫弱。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是叹息，而是要努力，为祖国的腾飞贡献自己的力量。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这些充满激情的话语时时在我的耳边回响，也让我想起总书记慷慨激昂的演讲：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广大青年应该牢固确立的人生理想。

是啊！作为青年的我们要有理想，有了理想的指引，我们才能坚定不移的走好实现理想的每一步。青年只有立大志，方能成大业。所以作为青年的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理想，有一个中国梦，并且为之努力，使祖国更加强大。

我也有一个梦，一个理想，那就是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虽然平常，但是我会努力做好，让这份“平常”变得更有力量。在我生活的地方，已经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适龄儿童没有办法上学的现象。但是在别的地方，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很多孩子都没有办法入学。我在填报志愿时也曾迷茫过，忽然间我看到一则新闻，说四川某处村落的孩子上学之路是多么的困难危险，于是就决定填报教育类专业。进入大学接受了系统的课程学习，更加了解了教育事业的现状及影响力。在读《中国近代史》时我也了解到科学的教育知识对民众来说是多么重要，所以促进教育的发展是必要的，要使教育具有科学性，使民众的思想不断与时俱进。所以我想在毕业之后，如果有条件就去参加支教，为教育条件落后的地区奉献自己小小的力量。但是无论在哪里，我都会坚定做一名合格的教师的信念，力求不辜负这“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少年周恩来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志，成就了救国济民、立国立民的千秋伟业。与他相比，我的梦想并不辉煌巨大，但是这是我最真诚的想法，所以我会一直有动力去朝这个梦想前进。不论何时何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所以啊，梦想不分高低，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去做去完成，那就是光荣的，值得称赞的。我相信，大家小小的理想，会汇聚成燎原之火，为祖国的腾飞提供充足的动力。

总书记说：

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可以说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