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股权基金的所得税

2024-07-10

私募股权基金的所得税(通用6篇)

篇1:私募股权基金的所得税

私募股权基金的所得税

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以下简称PE)是指定向募集、投资于未公开上市公司股权的投资基金。目前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主要采用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两种形式。在新《合伙企业法》实施前,我国PE基金主要采用公司形式,公司制PE基金(如大部分创投企业)的税收制度虽然相对规范,但也存在一些问题。2007年6月,新的《合伙企业法》实施后。我国有限合伙制PE基金也逐渐发展起来,究其原因,除了有限合伙制具有灵活的激励机制和决策机制等外,税收优势也是重要的原因。

一、公司型PE基金的所得税问题

1、基金公司层面缴纳的税收。公司型基金从被投资公司获得的收入性质不同。税率也存在差异,如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根据2007年《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属于免税收入,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而转让股权的收益,应并入基金的应纳税所得,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2、基金投资人层面缴纳的税收。我国公司型PE基金的股东包括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自然人或公司)。个人投资者从公司型基金获得的收益,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视为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所得税率。机构投资者的所得税率如低于或等于公司型基金的税率,则从基金获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不再缴纳所得税;如果高于公司型基金的税率,机构投资者分得的税后利润应按规定补缴所得税。自然人做基金管理人。税收待遇视同个人投资者;公司做基金管理人,税收待遇视同机构投资者。

3、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自然人投资者从投资公司型PE基金所得的收益,不仅要缴纳基金层面的企业所得税,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2007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通知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通过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凡符合相关条件的,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这个规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PE基金的税负,从而间接降低了PE基金投资者的税负。但更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颁布相关的个人股权投资的相关税收规定,若基金公司已经足额税率缴税,个人投资者从PE基金获取的收益可以视为税后收益。避免双重征税。

二、有限合伙型PE基金的所得税问题

有限合伙制基金是指由普通合伙人(GeneralPatter)和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tter)组成的合伙制基金。有限合伙人作为基金投资者,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出资比例一般为基金总规模的99%,基金进行分配时。有限合伙人可以收回本金。并获得80%左右的利润分成。普通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出资比例一般是基金总规模的1%,基金分配时,普通合伙人同样可以收回其投资本金,同时在基金收益率超过预定的最低收益率时,还可以获得20%左右的利润分成。

1、基金公司层面缴纳的税收。合伙企业因不具法人地位,不是独立的纳税单位,故在税法上无需缴纳所得税。合伙企业的所得或损失,全部传递到合伙人层面。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或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由此可见有限合伙制PE基金在基金层面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是由基金的合伙人在取得分成收益时分别纳税,避免了公司制基金的“双重课税”问题。

2、合伙人层面缴纳的税收。我国的有限台伙制PE基金的构成中,有限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普通合伙人同样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自然人作为有限或普通合伙人投资PE基金时,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00年9月19日颁布的《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额规定》,在取得基金分成收益时,应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人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法人作为有限或普通合伙人投资PE基金,根据新《合伙企业法》规定,必须对其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收入,经与其自身的其他收入和亏损合并计算后,再根据其适用的所得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自然人担任有限合伙人,税负较重。根据《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合伙企业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人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根据此规定,5万元以上的收入部分都要缴纳35%的所得税。但自然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并不参与基金的经营管理,其收益从本质上来说并不同于个人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更类似于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应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或“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2、自然人间接担任普通合伙人时,双重纳税。根据规定,自然人直接担任PE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时,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在我国,更多的投资形式是,自然人成立公司,该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投资PE基金,因此,则该法人机构的自然人股东从基金分得的税后利润还需要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即双重纳税。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引入“免税公司”法律形式,例如美国的有限责任公司(Lmited liability company,简称LLC),根据美国税法规定。LLC可以选择由股东缴纳所得税,也可以选择由公司缴纳所得税。自然人可以通过成立免税公司间接担任普通合伙人,只需缴纳一次个人所得税。

3、有限合伙制PE基金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根据《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可按其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但由于有限合伙制PE基金不是纳税主体,不需要缴纳所得税,因此,有限合伙制PE基金并不能享受此税收优惠政策。建议有关部门能够颁布针对有限合伙制PE基金的相关优惠政策,推动有限合伙制PE基金的发展。

总之,规范、细化、完善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相关所得税征收和监管政策,才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促进我国基金业的健康发展。

篇2:私募股权基金的所得税

2006年新的《合伙企业法》确立了中国有限合伙制度,由此,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国迅速发展。通常,基金投资人以有限合伙人(LP)身份加入,不参与基金的管理、运作,基金管理人为了控制风险责任,一般成立基金管理公司,以普通合伙人(GP)的身份进行股权基金的管理运作。

2000年以后,我国不再对合伙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根据财税[2000]91号,“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财税[2008]159号文首次则明确“先分后税”的原则,合伙企业虽然不再是纳税的主体,但是必须作为应纳税所得核算主体,在核算出应纳税所得后,将“税基”分配到合伙人,然后由合伙人缴税。这一政策在执行中常常被错误的“认为”是:先分后税“分”的是合伙人企业利润,如果没有利润,则无需纳税。实际上,这是对政策的一种错误理解及做法。

财税[2000]91号同时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每一纳税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作为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国税函〔2001〕84号)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投资分回利息或者股息、红利的,应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0〕91号)第五条规定确定各个投资者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分别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个人所得税率。由此可以发现,在国家立法层面,针对有限合伙人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存在两种政策规定,要么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5%-35%的个人所得税,要么比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

事实上,各省市在执行国家上述政策时,也出现了不一致,以北京、天津为代表的大部分地区针对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收益(LP)目前执行的是20%的税率,少数地区如上海则实行5%-35%的个人所得税率。

地区

北京

天津

上海

深圳

基金投资人(LP)

20%

20%

5%-35%

20% 基金管理人(GP)

20%

20%

5%-35%

5%-35%

投资人

20%

20%

5%-35%

5%-35% 有人提出,对自然人投资者执行20%个人所得税率违反了财税[2000]91号的规定,许多PE/VC服务机构及官方研究机构(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理解国家的合伙税收政策》)也普遍持这种观点。针对这一争议,我们应该梳理一下相关规定,基于国家的法律政策作出判断:

第一,在财税〔2000〕91号颁布的第二年,针对91号实施的口径问题,国税总局又出台了国税函〔2001〕84号文,如上文所述,该文件指出:“对于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的收益应该按照财税〔2000〕91号第五条规定确定各个投资者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分别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可见,84号有意将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特殊对待,也即“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并不属于财税〔2000〕91号在附件1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收入总额(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以及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活动所取得的各项收入,包括商品(产品)销售收入、营运收入、劳务服务收入、工程价款收入、财产出租或转让收入、利息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营业外收入)。

第二,财税〔2000〕91号与国税函〔2001〕84号均为部门规范性文件,不存在91号优于84号文的说法,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合伙制PE/VC有限合伙人投资收益应该按照84号文的规定比照“利息、股息、红利”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当然,无论91号文还是84号文,都不具有法规的属性;但是,规范性文件作为当前我国税收征管的“主力军”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根据上位法(比如《个人所得税法》)否定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效力,但是不能根据一个规范性文件而去否认另一个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效力。至于后来的159号文,可见,合伙企业对外权益性投资收益是不属于财税〔2000〕91号“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范畴的,各地普遍执行的20%的税率在现有法律政策背景下并没有违反现有规定。

在PE/VC运行中,实际情况还要复杂些,普通合伙人如果仅仅管理基金,没有参与基金的投资,按照财税〔2000〕91号的规定应该执行5%-35%的个人所得税率;如果基金管理人同时也是基金的投资人,则应该就经营所得和投资所得分别核算,对于投资所得执行20%的个人所得税率,对于经营所得则应依照“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适用5%-35%的税率。从以上统计来看,目前,苏州工业园、成都、厦门是按照这一规定执行的,其余地区则较为混乱(如前表格统计)。

当然,执行20%的税率未必就比执行35%的税率税负重,因为“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个税不得扣除任何成本,是以全部收益作为税基,而按照“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纳税,则可以扣除符合的规定的相关成本、费用等,税基事实上上减小了。但是,从国家层面来看,针对PE/VC的税收政策应该明确且各地统一,否则会影响税法的权威性和地区间的公平性。

深圳取消税收优惠:35%所得税率LP要哭了!

深圳实施不到五年的合伙制PE个人所得税税率将由20%调整为严格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目征税,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由于私募基金的LP出资额都较大,原先20%的所得税率将上升至35%!

据了解,北京、上海、天津、芜湖、新疆以及西藏等地均有PE税收优惠及扶持政策。恰逢中央鼓励投资创新创业,深圳突然取消合伙制PE税收优惠政策,多名PE人士及律师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取消税收优惠政策对深圳本地PE机构影响颇大,未来这些机构或考虑迁址。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英国诗人雪莱的这句诗曾给人们带来不少希望。然而,随着深圳天气回暖,不少本地私募股权机构(VC/PE)却开始发问:“春天来了,下一个冬天还会远么?”

这里的冬天是指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发布的取消区域合伙制PE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在近日深圳地税局发布的《关于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停止执行地方性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温馨提示》中,深圳地税局表示将按照国务院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要求,于2014年12月1日起停止实施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的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措施。

至此,深圳实施不到五年的合伙制PE个人所得税税率将由20%调整为严格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目征税,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而在2010年7月9日深圳市下发的《印发关于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中,对于有限合伙制PE,个人LP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为20%。目前,深圳是第一个取消合伙制PE区域优惠政策的地区。

了解,北京、上海、天津、芜湖、新疆以及西藏等地均有PE税收优惠及扶持政策。恰逢中央鼓励投资创新创业,深圳突然取消合伙制PE税收优惠政策,多名PE人士及律师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取消税收优惠政策对深圳本地PE机构影响颇大,未来这些机构或考虑迁址。由于对有限合伙企业征税尚存在诸多不明朗的地方,以后个人LP(合伙人)可能会通过资管计划或者转以公司实业身份进行投资,从而减轻高达35%的税率负担。

深圳本土PE影响大

业内人士表示,取消优惠政策主要影响的是有限合伙制PE,公司制PE则不在影响范围内。其中,个人LP和基金产品是受影响最大的两类主体。

深圳一家本土PE机构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PE机构在选择注册地时主要关心政策的三个层面:一是政策优惠,二是政策稳定,三是政策落实。为打造金融中心,深圳曾出台包括按有限合伙制PE当年实际募集资金规模进行一定奖励的措施,比如募资10亿元奖励500万元,募资30亿元奖励1000万元,募资50亿元奖励1500万元。在诸如此类政策的吸引下,深圳成为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PE机构落户最多的城市。

这次政策突然取消,业内人士多觉得不可理解。

上述PE机构人士认为其实深圳从未有过“优惠”政策。按照2010年颁发的通知,个人LP按个人所得额20%的税率进行征税。北京、上海、天津以及芜湖等全国很多地区的个人LP均是按照此税率交税。真正优惠的政策在于区域性税收返还。

他举例说,新疆和西藏等地的优惠政策即反映在税收返还,“如果将返还的金额考虑到实际交税中,个人LP真正所缴的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在12%至15%。”12%和35%之间的差异不言而喻。

PE机构的基金产品和项目投资较一般理财产品有两个不同点:一是起投门槛高;二是投资周期长,3至5年的基金产品已经算短周期投资。一位PE机构的律师告诉记者,PE机构基金产品和项目投资的特点决定了投资周期较长,而且前几年有可能处于亏损状态,之后,获益的时间会相对集中。假设投资周期为5年,如果按照新的税收政策,即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假设个人LP前四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第五年获益后一次性上缴35%的收入,将盈利摊薄到每年的收益后,“会发现每年的投资回报率其实并不乐观。”这位律师表示,长此以往,PE机构要么选择迁址,要么选择将资金投放到股票市场。

迁址是采访中PE机构会考虑的一个方向。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艺表示,深圳作为PE重镇,汇聚了多家知名基金,如果税收优惠取消了,确实对当地PE影响大。而且每个地方税收政策都有差异,各个地方税收优惠的不同也为PE机构注册带来麻烦。“像西藏、江西等地区给的税收优惠力度特别大,我们在为机构做税务筹划时也会推荐去那边注册。但有时候注册时当地政府承诺给了优惠,过一两年换了领导,税收优惠却没执行下去。等到基金要退出了,我们再考虑迁址,又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从深圳福田区迁到深圳前海,或深圳迁到西藏,都会遇到麻烦,有些地方不接受异地的注册号。同时,异地设立基金会增加日后管理工作的麻烦,比如要考虑在注册地派人,或者文件往来都需要快递进行。”王艺说,机构在选择新募集基金的注册地时,会考虑多重因素,既要看税收和奖励措施,也要看当地的政府资源,同时还要综合考虑基金投资项目的阶段和退出周期,比如拟投临门一脚就能上市的企业,就推荐去税收政策短期内能落地的地方注册。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迁址,其实还有多种避税方法。上述PE机构的律师告诉记者,由于深圳刚刚取消优惠政策,详细的避税方案尚未投入实践。不过,从理论上来说,至少有两种合理避税的方法。一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实施。整个基金的LP可以将股份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鉴于资产管理公司不用收税,个人LP可通过资管计划分配利润。二是考虑到一般个人LP都有自己的实业公司,如果公司处于亏损或者需要走账的状态,可以由个人投资承接,以公司名义进行投资。

期待明确统一的税率政策

相较于希望深圳地税局可以再次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或者政策出现某种松动,PE机构人士更多的是期盼出台全国统一的税率标准。

浙商创投合伙人李先文认为这次深圳率先取消有限合伙制PE税收优惠政策的行为,未来将会变成全国性的常规行为。在他看来,区域性返还税收等政策加剧了PE机构之间不公平的竞争。在鼓励扶持创投创新的基础上,他表示期待全国普惠性的政策出台。

尽管地方优惠税收的取消意味着LP拿到手的收益减小,但也有机构认为,从长远来看,国家会在统一清理地方税收优惠后,出台针对股权投资机构统一的税收政策。

钧天创投投资副总监高明月表示,现在各地的税收政策各不相同,哪里出优惠大家就跑去哪里注册。如果国家能够尽快针对股权投资企业出台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对创投行业起到明显的鼓励作用。反之,由于私募基金的LP出资额都较大,35%的税率会降低LP的投资热情,下一期基金可能因此断供了。

“政府如今大力支持创业,还出台了创业引导基金,我们对国家出台统一的税收优惠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深圳应该是开启统一标准的试点。”高明月表示,钧天创投的VC基金目前尚未到退出阶段,所以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该基金的LP反应并不是很大。短期内,优惠取消对PE基金的影响更明显,尤其是2011年、2012年投项目较多的基金。

几天前,全国政协委员、深圳证券交易所原理事长陈东征在这次两会上提交了建议完善私募基金税收政策的提案。陈东征认为,现行投资基金所得税政策简单比照工商企业或者个人投资者,导致不同组织形式私募基金税收负担轻重不均,不利于促进私募基金行业发展。在提案中,其中一条提议即是制定公平统一的投资基金税收政策,明确包括公司型基金在内的各类投资基金如符合将每年所得90%以上收益分配给投资者,由投资者缴税等条件,均可不作为纳税主体。此外,他还建议对长期投资取得的资本利得,实施差异化的优惠税率。同时,他提议降低创业投资基金的税收优惠门槛,改进创业投资基金应纳税所得抵扣政策,将抵扣主体从基金改为投资者。

篇3:私募股权基金所得税问题研究

私募股权投资 (PE) 是指私募股权基金通过对目标企业 (包括上市企业与非上市企业) 进行权益性投资, 在此过程中基金投资者按照约定分配比例分享投资收益, 并按基金组织形式及出资额承担投资风险, 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附带考虑了将来的退出机制, 即通过被投资企业的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 出售持股获利。私募股权基金是指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以非公开方式募集的, 并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管理的, 专项用于对企业进行直接股权投资的资金集合, 是私募股权投资的运作载体。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在其管理的基金中的出资金额一般为基金总规模的1%, 投资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为基金总规模的99% (见图1) 。项目退出基金分配清算时, 如果基金实现盈利, 投资者 (包括出资1%的基金管理企业) 先行收回各自投资成本。当基金的内部回报率 (IRR) 未达到基金管理企业与投资者约定的比率 (一般介于5%到10%之间) 时, 投资收益由各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配 (见图2) ;当基金的IRR超过基金管理企业与投资者约定的比率时, 以投资者的出资额为基数, 投资者按约定的比率先从基金投资收益中抽取其优先受益部分。除去投资者优先受益部分的基金剩余的投资收益由基金管理企业与投资者按20%:80%比例分配 (见图3) 。此外, 基金管理企业每年从基金中提取占基金规模2%管理费, 或是投资者每年向基金管理企业缴纳其出资额的2%作为管理费以维持基金的运营。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包括公司制、合伙制、契约制和信托制, 就实践的情况而言, 当前我国最为流行的是公司制和合伙制。在2007年新《合伙企业法》实施前, 我国私募股权基金主要采用公司制形式, 2007年6月新的《台伙企业法》颁布允许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以来, 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后来居上,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合伙制基金。本文将主要围绕这两种实践中最普遍采用的类型来进行分析和探讨, 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最大效果。

作为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包括包括公司制和合伙制两类, 此外在国外也存在个人担任私募股权基金的管理人的情况。

二、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所得税问题

其一, 基金公司层面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 (下称“基金公司”) 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依据基金公司从被投资公司获得收入的性质不同, 收入是否属于应纳税所得存在差异。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 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股权转让的收益, 属于基金的应纳税所得, 应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基金公司无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情形下, 基金公司股权转让收益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2007年3月,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通知规定, 创业投资企业通过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 (含2年) , 凡符合相关条件的, 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当年不足抵扣的, 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即基金公司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所得所对应的可抵扣投资成本为实际投资成本的1.7倍, 因此, 在此情况下基金公司股权转让收益的实际所得税税赋低于25%。

其二, 基金投资者层面缴纳的所得税。按性质分, 我国基金公司的投资者即基金的股东可分为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基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个人投资者从基金公司取得的分红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基金存续期满清算后的收益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税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者的适用税率均为20%。不考虑基金公司的所得税税优惠 (一般情况下不存在所得税优惠) , 当基金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时, 个人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 (包括基金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两个环节) 为40% (基金公司环节, 25%企业所得税+个人环节, (1-25%) *20%个人所得税)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机构投资者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 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基金存续期满清算时的投资收益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60号) 文件第五条第二款“被清算企业的股东分得的剩余资产的金额, 其中相当于被清算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按该股东所占股份比例计算的部分, 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剩余资产减除股息所得后的余额, 超过或低于股东投资成本的部分, 应确认为股东的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的规定, 确认为股息所得部分属于免税收入, 确认为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部分为财产转让收入, 应按机构投资者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缴纳或抵减企业所得税。因此机构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25% (基金环节, 25%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 0%的企业所得税) 。如果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国有企业则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投资基金的实际税赋为25%, 如果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个人则该自然人的实际税赋为40% (基金环节, 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 0%的企业所得税+自然人环节, (1-25%-0%) *20%的个人所得税) 。

对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之类的免税主体而言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25% (基金环节, 25%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 0%的企业所得税) 。

其三, 基金管理人层面缴纳的所得税。基金管理人可以分为个人、合伙企业及公司。自然人担任基金管理人, 税收待遇视同个人投资者, 按应税所得的20%缴纳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赋为40% (基金公司环节, 25%企业所得税+基金管理人环节, (1-25%) *20%个人所得税) 。

合伙企业担任基金管理人, 根据《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的生产经营所得, 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人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 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当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万时的税率为35%, 合伙企业无须缴纳企业所得税, 在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万的情况下, 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的实际税赋为51.25% (基金环节, 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管理人环节, (1-25%) *35%的个人所得税) 。

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 税收待遇视同机构投资者, 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税赋为25% (基金环节, 25%所得税+基金管理人环节, 0%的企业所得税) ;如果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国有企业, 则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的实际税赋为25% (基金环节25%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 0%的企业所得税) 。如果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个人, 则该自然人的实际税赋为40% (基金环节, 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 0%的企业所得税+自然人环节, (1-25%-0%) *基金管理公司股东环节20%的个人所得税) 。

三、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所得税问题

其一, 基金层面不缴纳企业所得税。有限合伙制基金是指由普通合伙人 (General Partner) 和有限合伙人 (Limited Partner) 组成的合伙制基金。其中普通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 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作为基金投资者, 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 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合伙法》第三条规定, 除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外, 其余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担任有限合伙制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 因合伙企业不具法人地位, 不是独立的纳税单位, 合伙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 故合伙制基金在基金层面上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2008年12月,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简称“159号文”) , 明确了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原则, 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 而合伙企业不作为纳税主体, 合伙企业的所得或损失, 全部传递到合伙人层面。

由于合伙制基金不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 合伙制基金无法享受前述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 (含2年) , 按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

其二, 基金投资者层面缴纳的所得税。我国合伙制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即有限合伙人可分为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基金。根据159号文的规定,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原则上以合伙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 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

自然人担任有限合伙人的, 应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当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五万元时适用的税率为35%。相对159号文的规定, 部分省市政府 (京津沪等) 为了吸引人民币基金, 开发金融资本产业, 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抱有更为积极鼓励的态度, 并颁布了相对优惠的地方税务政策。如北京在2009年颁布的文件规定对合伙制基金的自然人合伙人取得的收益, 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财产转让所得”税目, 适用税率均为20%, 缴纳个人所得税;天津和上海早在2008就有相关规定, 明确在自然人合伙人中, 不执行合伙事务的有限合伙人应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目, 适用税率为20%, 缴纳个人所得税。无税收优惠地区的个人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5%~35% (基金环节, 不缴税+自然人环节, 5%~35%个人所得税) , 由于当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五万元时适用的税率为35%, 实践来看, 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的投资收益承担的税赋往往能达到投资收益的35%。有税收优惠地区 (京津沪地区) 的个人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20% (基金环节, 不缴税+自然人环节, 20%个人所得税) 。

机构投资者担任有限合伙人的, 其从基金获得的收益按其自身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但机构投资者在计算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 不得用合伙企业的亏损抵减其其他业务的盈利。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细则并未对合伙企业的亏损如何弥补及弥补年限需作明确。在机构投资者可能因自身能够享受到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的背景下, 机构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将低于或等于25% (基金环节, 不缴税+基金股东环节, 0%~25%的企业所得税) 。如果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国有企业, 则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投资基金的实际税赋为该机构投资者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税赋介于0%~25%之间 (基金环节, 不缴税+基金股东环节, 0%~25%的企业所得税) 。如果如果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个人则该自然人的实际税赋为低于或等于40% (基金环节, 不缴税+基金股东环节, “0%~25%”的企业所得税+自然人环节, (1-“0%~25%”) *20%的个人所得税) 。

对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之类的免税主体而言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0% (基金环节, 不缴税+基金股东环节, 0%的企业所得税)

其三, 基金管理人层面缴纳的所得税。合伙制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分为个人、合伙企业及公司。执行合伙事务的普通合伙人为自然人时,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00年9月1日颁布的《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额规定》, 在取得基金分成收益时, 应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人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 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因此实际税赋为介于5%~35% (基金环节, 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环节, 5%~35%的个人所得税) 。

执行合伙事务的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时, 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的税赋与自然人担任合伙制基金管理人的税赋相当, 介于5%~35% (基金环节, 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环节, 基金管理人环节, 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的合伙人环节, 5%~35%的个人所得税) 。但执行合伙事务的费用能够进行相应的抵扣, 因此其税基要低于自然人担任合伙制基金管理人的税基。

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公司的税收待遇视同机构投资者, 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税赋为基金管理公司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一般情况下为25%, 有所得税优惠的除外;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国有企业的, 则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的实际税赋为25% (基金环节, 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环节, 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管理人股东环节, 不缴税) 。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个人的, 则该自然人的实际税赋为40% (基金环节, 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环节, 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管理人的股东环节, (1-0%-25%) *20%的个人所得税) 。

四、不同基金组织形式下各主体的税赋比较

第一, 基金投资者或实际出资人的税赋比较。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从节税角度出发, 由于公司制基金在基金环节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而合伙制基金在基金环节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因此, 对于各类基金投资者或实际出资人来说, 投资公司制基金的税赋要高于投资合伙制基金的税赋。

但当基金收益主要来自于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时, 由于公司制基金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存在超额抵扣的税收优惠, 因此投资公司制基金所得的税基要低于投资合伙制基金的税基。

此外, 当自然人通过其控制的经营亏损公司投资公司制基金时, 其通过该亏损公司投资于基金的收益的税赋将低于其直接投资于基金的税赋;若基金的组织形式为合伙制时, 自然人直接投资合伙制基金较间接投资合伙制基金的税赋更低。

第二,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人的实际出资人的税赋比较。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从节税角度出发, 由于公司制基金在基金环节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而合伙制基金在基金环节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因此, 对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人的实际出资人来说, 以合伙制作为基金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要优于以公司制作为基金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

但当基金收益主要来自于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时, 由于公司制基金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存在超额抵扣的税收优惠, 公司制基金管理企业的税基要低于合伙制基金管理企业的税基。

此外, 自然人通过合伙企业管理公司制基金的税赋成本最高, 劣于以其他任何方式担任基金的实际管理人。

参考文献

[1]寇祥河:《冲国风险投资所得税政策研究报告》2008年中国风险投资年鉴。

[2]寇祥河、潘岚:《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所得税问题初探》, 《证券市场导报》2008年第2期。

篇4:私募股权基金的所得税

私募股权投资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另一种是上市公司非公开交易股权。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逐渐成为私募股权投资的主流组织形式,已经发展出一定的规模。我国在新《合伙企业法》中第一次有了有限合伙制的概念。我国法律规定法人和其他的组织都可以担任合伙人。和其他的投资方式对比,有限合伙制的私募股权投资具有很大的优势,在资金募集、收入分配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另外这种投资方式的激励机制、组织成本以及监管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方便之处。

现行税法下合伙企业层面所得税处理

在有关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合伙企业的税务问题的法规中规定,我国的合伙企业税收方式参照个体税收的方式,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而是由合伙人分别缴纳。合伙人是纳税的义务者,如果合伙企业是自然人所有,则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合伙企业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有,则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另外,我国税务可以分利之后再计算税额。这也是合伙企业独有的特点,透明纳税实体。

自然人合伙人的所得税处理。需要缴纳税款的包括自然人、合伙人投资所得的股息、红利等收益。我国相关规定对于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在对外的投资过程中获得的红利和股息等收益是不归纳为合伙企业的营业收入,所以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这类收入知识算作个人的投资所得,只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即可。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自然人、和合伙人收益的20%为税额,通常个人所得税都按照这一标准进行计算。

自然人合伙人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过程中的收入也需要缴纳收入所得税。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财税的相关规定,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自然人合伙人投资企业的转让过程中的收入也需要根据税法规定缴纳所得税,税务计算标准适用5%-35%的税率。

非自然人合伙所得税处理。新《合伙企业法》规定,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人可以由自然人、合伙人、各企业或者民间组织、政府机构等法人都可以担任。和原来合伙企业税制仅对自然人组成的合伙企业税务问题进行规定不同,新的税制也适用于上述法人或者组织组成的合伙企业税务方面的问题。

根据税务的相关法律规定,如果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是法人或者是其他的组织,缴纳的所得税为企业所得税。而对于其他的投资所得和合伙人分配时,对于这类型的所得收益的性质没有明确的定义。如果根据透明纳税实体的原则,合伙人分配所得的性质不变,企业股权转让所得按照25%的税率计算;如果是合伙企业对其他企业投资收益则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管理人层面所得税处理。在投资过程中可以选择合伙制或者公司制这两种法律形式,如果合伙人担任管理人员,那管理人员的收入除了收益分成之外,还包括企业管理费,支付给管理人员的费用大约为企业投资资本的所占比例的1.5%至2.0%。因为这类收入为管理者的服务性收入,根据先分利然后计算税额的原则。合伙制的法律形式下的企业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公司制的法律形式下的企业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两种是有区别的。

企业采取合伙制形式时,企业收益分成部分的收入合伙人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公司制形式,企业如果是以公司制的形式存在,根据透明纳税实体的原则,企业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的性质不变,企业股权转让所得按照25%的税率计算;如果是合伙企业对其他企业投资收益则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存在的问题。投资者通过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进行投资过程中,需要满足的条件要求比较低,发展门槛不高,同时这种企业管理机构结构简单,可变动性强,运行便捷高效,利益分配结构灵活性较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调整。这也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可以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为主流投资基金组织的重要条件。但是对于合伙制企业的收入纳税法规没有形成明确规定,税务缴纳没有实际的法规可以参照。在合伙企业收入税务方面急需得到立法管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法律法规尚需完善。根据我国当前税法规定,自然人合伙人担负的税务偏重。在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过程中,最具争议的应该是自然人合伙人转让投资企业获取的收入的税务缴纳方案。在我国出台相关税收政策前,合伙企业大多是小规模企业,税收方式也根据5%至35%共五个等级划分采用累计税率,对于收入超过5万元以上的部分,按照35%的税率收取个人所得税。随着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的不断发展,投资金额不断增多,所以,合伙人的收入往往会超过5万,达到更多的金额,所以原来的35%税率相对过重,不利于这一行业的发展。也大大的影响了人们的投资热情。

不同区域政策不统一。地方政策制定没有统一的参照标准。部分地区实行投资转让所得收入按照全部收入的20%的比例收取所得税。因为个人所得税是地方和中央按照地方40%、中央60%的比例分配,地方为了发展当地的投资规模对税率模式进行修改,实行统一税率为20%以取代5%至35%的累进税率,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是降低税率,其应对资产变化的灵活性大大降低。目前这种税率依然需要改进。

国家税收标准是各地区参照的标准,相关规定的制定都是参照国家标准。比如上海地区,2008 年8 月上海发布了关于自然人与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关于所得税税收政策说明的文件,这一文件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家出台政策存在的不足的一种补充,能够对当前税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管理。对于自然人和有限合伙人不对合伙企业进行管理的合伙人,他们的个人收入包括利息、股息和红利,税务缴纳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参与管理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和普通合伙人则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的相关规定,按照5%-35% 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这种纳税模式是五级超额累进税模式。上海地区这一政策反而比国家对普通合伙人的税收标准更为严格。政策依然没有区分普通合伙人的收入性质,收税标准依然根据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

根据上述政策出台后的知道精神,随后上海地区又出台了新的法规文件,实施新的税收办法。主要是根据上海地区颁布的法规,主要鼓励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积极向新区进行投资,加大对新区项目的开发。对于投资的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收入所得税减免50%的税收,相当于把税收的50%的收入奖励给投资企业。同时对于符合政府规定条件的企业的人员进行一次性奖励,以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外,对企业在对应区域给予一定的投资建设补贴,例如房租补贴和购房补贴等。

建议

建立完善的合伙企业税收制度。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还存在诸多问题,许多方面对税务问题的规定并不明确。我国对合伙企业的税务问题立法低、稳定性差,所以,需要政府加大立法力度,不断建立健全合伙企业税收制度,完善当前收税方案。对于国家税收过程中存在的争议问题和没有详细说明的问题进行规范,不断完善税收制度。例如对于企业中的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根据他们的职责和收入性质,区分他们的位置,从而根据他们自身的条件制定合适的税务政策,虽然,实行统一税收方便政府税务工作的管理工作,但是这种收税方式是不符合科学要求的一种制度,必须对其进行改革。

加大税收扶持力度。金融业的发展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转变过程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地位举足轻重。而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对于传统的实体经济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效的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所以政府需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行业进行规范,不断加大政策方面的扶持力度。我国在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已经落实了相关政策,对投资企业有很大的优惠作用。但是新的《企业所得税》并不适用于合伙制企业,所以出台的优惠政策无法扶持到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政府要积极推出更新的政策以满足投资市场发展的需要。

根据不同地区出台的不同政策进行改革,比如上海地区在出台政策之后不断出台新的法规文件,实施新的税收办法,对原有的不足进行改进。主要是根据上海地区颁布的法规,主要鼓励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积极向新区进行投资,加大对新区项目的开发。对于投资的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收入所得税减免50%的税收,相当于把税收的50%的收入奖励给投资企业。同时对于符合政府规定条件的企业的人员进行一次性奖励,以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外,对企业在对应区域给予一定的投资建设补贴,例如房租补贴和购房补贴等。

虽然部分地区出台过关于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的优惠政策,但是这也仅仅是小区域的实验实行,另外加上政府推广力不足,政策实施起来也存在不稳定等现象。所以这一优惠政策并没有给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者带来多大益处。所以,需要政府从全面的角度出台统一的、合理的适用于有限合伙制私募的税收扶持政策,积极推动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的稳定发展。

目前我国在合伙企业有关的税收立法方面还存在不足的问题,法律建设明显滞后,在处理合伙人的税务问题上并没有完善的处理机制,各地税务机关的处理方式也得不到统一。需要不断加强在合伙制私募股权方面的法律约束和引导,不断合理化、规范化市场投资过程,保证私募股权投资方式的健康稳定发展。

篇5: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管理

一. 私募股权基金提供的增值服务。

私募股权基金为被投资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式有很多,成功的价值创造计划往往综合了多个战略,包括提供绩效、重整企业等等。但无论何种计划,为被投资企业提供有效的增值服务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实际上,相对于简单的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要的金钱,私募股权基金所提供的一系列增值服务更为重要,更为促进企业的发展。能够给企业带来钱以外的战略资源和价值的,才是企业应该选择的。

私募股权基金能够提供的增值服务非常之多,包括帮助企业规范运作,走向正确的方向,进行资源整合,开拓市场渠道,提供合作伙伴资源,解决疑难杂症,协调公共关系,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帮助企业二次融资或上市融资。

1、帮助企业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由于民营企业在公司管及制度上的缺陷,其往往不会制定中长期的企业发展规划,对于企业如何发展、如何有效竞争、如何开展营销、如何进行技术开发大多没有一个具有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的谋略。私募股权基金有着自身的优势,其拥有一些专业高端人才能够为被投资企业制定各方面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帮助被投资企业对自身的市场定位、资源整合、战略措施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2、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民营企业往往缺乏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家族式管理的痕迹较为明显,而且常常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在私募股权基金进行投资时,其本身就非常注重被投资企业的治理结构及组织构架,因此私募股权基金往往会向被投资企业提供在公司治理结构及架构方面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并帮助其逐步建立规范的公司构架。

3、规范财务管理系统。民营企业在管理规范性上的欠缺,不仅表现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同时也反应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上。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往往不高,监控往往也不规范,同时不少民营企业存在大量关联交易,缺乏现代财务管理的理念。私募股权基金能够为被投资企业在财务管理层面提供的服务包括规范的会计账务处理流程的建议,帮助被投资企业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有效防范认为风险并帮助企业树立以规范管理、控制风险为基本理念的现代财务管理理念。

4、企业提供再融资方面的服务。私募股权基金利用手中的资本市场的资源,主动联系相关的投资者,帮助被投资企业筛选并找到合适的投融资伙伴。有些私募股权基金还要求在融资之后被投资企业只能聘请其作为第二轮投资的财务顾问,牢牢抓住企业的融资控制权,以防止在二次融资时以自身权益被稀释。

5、上市辅导及并购整合。一般而言,被投资企业的强项集中在自身的技术或创新能力,而在资本市场筹划方面的能力则大多比较薄弱;于此相反,私募股权基金由于长期在资本市场打拼,对于资本市场的熟悉程度以及资本运作的能力方面要远胜于大多数被投资企业的企业家,因此在为被投资企业提供资本市场增值服务方面,私募股权基金可以说当仁不让。私募股权基金能够提供的增值服务还包括很多,由于其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因此能够在市场拓展、降低采购成本、引进高级管理人员、寻找合作伙伴、品牌战略等各个方面给被投资企业以大量帮助,民营企业均有机会获得私募股权基金的帮助与支持。

二、私募股权基金如何参与企业管理。

股权层面的安排。国内私募股权基金大多数都会选择非控股投资,即选择做小股东。一般而言,非控股型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都不会超过被投资企业总股权的40%。

1、设置可转换优先股。所谓可转换优先股即持有该股的人在 特定条件下可以把优先股转换为一定数额的普通股。可转换优先股的设置可以使得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者更为灵活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或上市后的市场表现来确定究竟是持有优先股还是持有普通股。

优先股的有点在于拥有股息分配的优先权以及剩余资产分配的优先权,其一大特点就是固定收益,因此当公司的经营情况差强人意时,优先股比普通股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同时也会失去获得高额回报的机会。而可转换优先股条款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而设置,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另外,私募股权基金选择可转换优先股也是基于投资者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采取的一种缓冲方式。

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的法律法规中对优先股做出明确的规定,上市公司也没有公开发行优先股的情况出现。不过优先股的设置在股权投资协议中任然被广泛运用并且得到认可,但这主要停留在意思自治的层面,与国家层面的立法不可相提并论。因此在股权投资协议中对优先股所作的一些列权利义务安排仁不能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2、设置反稀释条款。反稀释条款是公司法中常见的一种可转换证券上的条款,用于保证证券持有人享有的转换之特权不受股票之再分类、拆股、股票红利或相似的未增加公司资本而增加发行在外的股票数量的做法的影响。因此反稀释条款可以被看作是对可转换优先股持有人的保护条款,保障前期投资者不因后来的廉价出售股权而导致股权被稀释。

常见的反稀释条款主要有两类:棘轮条款与加权平均反稀释条款。棘轮条款————当企业经营不好,不得不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售股权或更低的作价进行融资时,前期进入的投资便可能贬值,所以投资者会要求附加棘轮条款。反稀释条款包括棘轮条款。棘轮条款是对投资者有利的反稀释工具,也是投资方最常用的反摊薄保护形式。稀释是指融资后导致每股净账面价值下降,反稀释则意味着资本结构的重新调整。

棘轮条款的主要意思是:如果以前的投资者收到的免费股票足以把他的每股平均成本摊低到新投资者支付的价格,他的反稀释权利被叫做“棘轮”。棘轮是一种强有力的反稀释工具,无论以后的投资者购买多少股份,以前的投资者都会获得额外的免费股票。有时棘轮也同认股权和可转换优先股结合起来,在实施认股权时附送额外的股票或在转换时获得额外的股票,以保证创业投资公司持股比例不会因为以较低价格发行新股而被稀释,进而影响其表决权。作为一种财务工具,棘轮条款是目前国内对赌协议的原型。

a、完全棘轮条款

在完全棘轮条款的情况下,投资商过去投入的资金所换取的股份全部按新的最低价格重新计算。例如投资商以每股10元钱的价格投资100万元购买了10万股优先股,稍后企业又向一家战略伙伴以每股5元的价格发行5万股换取25万元的资金;按照全棘轮的算法,投资商的股份应该从10万股调整到20万股。这样即使被投资企业以低价出售很少一点股份,投资商的股份比例也会大大增加,这对公司创办人和原始投资人有很大的影响。根据特拉华州法律写成的《美国风险投资示范条款》的募股说明书(Termsheet)中,采用完全棘轮条款(full-ratchet provision)。

b、加权平均价格条款

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新一轮的融资作价低于前一轮投资商投入的资金,除非企业中途取消融资或者前一轮的投资商放弃反棘轮条款,企业创办人就可能失去大部分股权。所以,企业家应该要求以更合理的加权棘轮条款,也就是以所有股权(股票)的加权平均价格重新计算投资商和创始人的股份,这样创始人的股份稀释就没有那么严重。还可以要求投资商所有的可转换债权全部与普通股同样计算,这样万一以后以较低价格增资扩股,创始人的股份也不会被稀释得太多。

例如,当初创业投资公司以每股1元的价格投资10万元,投资公司与企业创办人各占企业的10万股(50%);过了一段时间后企业以每股0.1元的价格增发1万股,再次融资1000元,如果用全棘轮方法计算,二次融资后投资公司占100万股(10万元/每股0.1元),企业总股数增至111万股;如果用加权棘轮法计算,融资价格为每股0.918元(101000元/110000股),投资公司拥有10.89万股(10万元/每股0.918元),总股数为21.89万股(投资公司10.89万股+创办人10万股+新发1万股)。

3、为优先股设置表决权。在一般意义上,优先股没有表决权,但在私募股权基金中,为了有机会参与被投资企业的管理,私募股权基金往往会要求获得特殊性的权利,即要求其手中所持有的可转换优先股拥有与普通股相同的表决权而不论其是否已行使转换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手中持有可转换优先股的投资者在行使转换权之前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对被投资企业进行控制,确保其选择行使转换权时的利益在转换之前得到充分保障。

4、管理层的股权安排。通常私募股权基金进入时会同时安排相当一部分股权份额由企业管理层持有。利用股权激励,鼓励管理层除了保持自身良好的声誉和业绩外,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通过分享股东一部分剩余的办法,激励其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同时也给管理层自身带来可能的高收益。当然管理层也要承担企业亏损带来的损失,以此来实现管理层与私募股权投资者之间的利益一致性。

事实上根据剩余索取权与企业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在企业经营层已经拥有一部分企业控制权的同时,给予一定的与剩余控制权相适应的剩余索取权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于管理层的股权或期权安排在我国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对于目前的国内被投资企业尤其是民企,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公司的主要股东往往也是公司的管理层员,我国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发展还很不完善。因此在很多时候,管理层实际是缺失或者不完整的,在这种股东与管理层重合情况下,对管理层的股权或期权安排不应再一味地给予管理层股权或者期权,也应在给予权利的同时对其加以一定的限制,如在给予管理层期权奖励的同时,如公司经营不善也应相应限制或剥夺其企业管理权。

5、ESOP(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除了在管理层层面的股权安排,在股权层面安排员工激励的举措同样重要。ESOP是一种员工福利计划,通过让员工低价获得期股的方式激励员工在较长时间内努力工作,从而以更高的价格兑现期股权益。ESOP实际上还有一定的融资功能,因此无论对公司还是员工都有一定的正面左右。

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安排。如果说股权安排是私募股权基金能够参与被投资企业控制与管理的基础,那么安排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则是私募股权基金能够有效参与被投资公司的途径与方法。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使私募股权基金顺利地把握被投资公司的战略方向、重大决策以及财务经营情况,其核心内容是围绕如何把握或分享被投资企业的控制管理权。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公司控制权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公司的所有者即股东,二是公司的经营者,即管理层。私募股权基金在进行投资时都会选择做小股东,其在对公司所有权控制相对而言比较弱的,因此在经营管理层面控制权的争取就显得很重要。

一般情况下,私募股权基金获得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部分参与权及监督权的主要途径包括占有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以及推荐或更换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财务管理人员。

1、参与董事会及重大事项的决策。私募股权基金在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对外投资、资产重组、重大资产购置、企业经营层的选择及薪酬制度、企业经营目标等重大事项中都会积极参与董事会的决策中。

2、PE懂事的一票否决权。私募股权基金虽然在董事会中占有席位可以随时了解并参与董事会的运作,但仅仅拥有一个或少数董事席位并不能保障私募股权投资者在董事会中的地位,确保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投资安全。一票否决权体现了私募股权基金对于参与被投资企业控制管理的一种理念。“只是帮助企业进行重大决策,而不干预所投资企业的具体经营事务”,只是告诉企业“什么不可以做”,而不是“应该怎么做”。否则不仅企业管理团队的创新精神会受到抑制,而且会扰乱企业的整个决策与经营程序。

3、参与公司监事会。

4、派驻高级管理人员并获得经营管理层的更换权。私募股权投资后,往往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资源帮助被投资企业聘请符合现代企业管理水准的高级管理人员,帮助被投资企业的管理走上符合资本市场要求的轨道。

国内常用的是设置目前的绩效考核制度和相应激励制度,弥补原有民营企业管理上的缺失的内容。

5、审查财务报表及对财务权的其他控制。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资本的高风险性,其在财务方面面临较大的风险。要求被投资企业按期提供月、季、报表,监控企业的现金流和资金使用情况。一旦发现有某些瑕疵,立即召开临时董事会探讨补救措施。

同时,私募股权基金也会要求推荐其自己的人员用以更换被投资企业原有的财务管理人员,将公司的财务状况控制在手以避免所投资进的风险,增强对被投资企业的监督和控制。

日常联络与沟通工作

要消除私募股权基金作为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及时且稳定的沟通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建立完善的沟通机制也是私募股权基金应当进行的重要任务。

1、每周与被投资企业联系一次。

2、每月对企业进行一次走访

3、每季度提交项目跟踪管理报告。

4、须对被投资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或监事会会议预案提出本人意见。

5、不定期向被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建议书》

三、面对危机的处理和控制。被投资企业的经营出现了下滑或发生了困境处于危机情形,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私募股权基金会希望获得更多的控制权以确保其利益。这些控制权包括现金流权、投票权、董事会权、清算权以及其他一些控制权。私募股权基金具体做法:

1、被投资企业经营不善时控制权的转移。在投资协议中直接约定企业控制权转移的相关条款,也可以称为企业下降条款,即当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或因其他原因导致的企业状况恶化时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企业该采取何种行动的条款。若被投资企业的财务报表或运营数据下降到一定的数值,就代表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善,企业家就应将企业的控制权,包括董事会控制权转移给私募股权基金。事先约定企业下降条款的有点在于私募股权基金能够在一个明确事先约定好的时间点取得对企业的控制权,避免不必要的纷争。但其同样存在一定的弊端,那就是事前约定的控制权转移的临界点很可能不准确,有时被投资企业的财务数据可能并没有下降到临界点以下,但实际上公司的经营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

2、要求控股股东或管理层回购。

该种措施的可行性基础在于私募股权基金一般都是以优先股或者优先债的形式来进行投资,并且已在投资协议中约定了经营不善时的回购条款,如约定当公司的前景、业务或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于变化时,优先股股东有权要求公司立即回购已经发行在外的优先股。购买价格等于原购买价格加上已承诺但尚未支付的红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后企业无法回购全部优先股而要面临破产,私募股权基金由于所持证券的优先性,任然对被投资企业的破产享有优先权,可以将自身的损失降低到最低。

3、强制被投资企业进行清算。

篇6:私募股权基金的现状、困境与未来

盈盈飞飞

百家号06-0616:33

中国正在加速进入大资管时代,中国居民财富的增长使得财富管理行业加速成长,成为化解高储蓄率、促进直接投资市场发展的中坚力量。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31日,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53.47万亿元,比2015年底的20.5万亿增长了一倍多。其中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资产管理规模8.75万亿元。截至2017年4月底,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18890家,已备案私募基金52403只,认缴规模12.28万亿元,实缴规模8.95万亿元,私募基金从业人员22.56万人。然而,对于私募基金而言,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节奏放缓和结构转型的关键时候,私募基金投资端如何获取稳定收益或者优质项目也成为行业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私募基金投资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如何避免走入投资的歧途也备受关注。

在此背景下,6月4日,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举办了以“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前景”为主题的分论坛,聚焦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现状、困境与未来展望。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全球并购重组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创业金融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对本次论坛提供了学术支持,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泛海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全球并购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朱宁主持了本次会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鹤年、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余利明、汉富控股董事长韩学渊、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蔡雷、春华资本董事总经理王鹏程、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昆吾九鼎讲席教授田轩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冯鹤年:券商系私募股权基金具有三方面优势

冯鹤年

因在《基金法》下基金法律关系明确,机制灵活,因此大资管行业在严监管的趋势之下,还是向着“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本质回归,而基金构架成为资管行业回归热点探讨模式之一。今年年初,中国证监协会发布了《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新规要求券商必须在一年内对直投业务完成整改,过去的券商直投将成为历史。全国约60家券商直投子公司将逐步转型为证券公司旗下的私募基金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鹤年从券商的角度谈了监管规则的改变以及券商资管的应对办法和合规经营的方式。他表示,在大资管时代的巨大市场中,券商和私募是最具活力也最有潜力的两股力量。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四大类资管机构的规模增长出现放缓,尤其是公募基金增速大幅度放缓至1.5%,公募基金以及子公司专户甚至出现绝对规模的下降,只有券商和私募的资管规模攀升,其中券商资管规模达到18.8万亿,增长了6.67%,私募基金管理规模达到8.8万亿,增长了10.9%。因此二者的结合也让人颇为期待。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券商系的私募基金子公司已经开始跑市场了,2016年券商系的私募基金子公司显示出了极强的投资能力,投资业绩得到市场的认可。排名前五的券商私募基金营收都在10亿以上,这说明券商做私募基金具有很强平台优势。

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券商拥有完善的实体资源网络,在寻找项目方面具有很强优势,可以丰富私募子公司的项目源。二是券商拥有完善的金融资源网络,各个业务线条都有自己的融资渠道,拥有丰富的融资经验,他们的潜在客户也都是私募基金子公司的潜在募资对象,可以丰富私募子公司的资金源。三是券商拥有完善的研究资源网络,对于一、二级市场的研究广泛和深入,可以提升私募子公司的投资管理能力。

然而,因为存在投资比例不得超过20%的限制,券商成立私募基金需要从自有资金为主到外部资金为主,考验子公司的募资能力。另外,监管规定明确了保荐加直投的模式受到限制,亦考验着私募公司的投资能力。冯鹤年认为这些规则也对券商系私募基金的发展产生制约。

“不过挑战只是暂时的,机会是长期的,券商私募基金子公司转型也是大势所趋。” 冯鹤年表示:“我相信只要能在合法合规严格风控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券商的平台优势和协同的效应,未来的券商私募子公司将成为私募市场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余利明:主权基金可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余利明

截止到2017年一季度,全球主权投资的资产规模将近75000亿美元,多数来自石油天然气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目前在世界十大主权基金中,中国占据三家,包括中投、外储和社保基金,中国主权基金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运作的趋势。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余利明认为,市场化运作的主权基金可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目前,国际社会已逐步确定了主权投资在资本结构、风险管理和问责方面加强透明度的最佳做法,本质上就是要求主权基金必须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因此,他建议应充分发挥发挥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的作用,主权基金通过投资“一带一路”项目群增加人民币在中小国家的使用水平,扶植香港联系汇率模式,提升人民币在中小型经济体内落实外储的地位,系统性地在规模上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余利明表示,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可以通过国家主权基金带动私有股权基金的方式,以人民币产业投资加投资项目集群的方式扩大境外人民币长期投资规模,逐步覆盖经济体量合适的发展中国家。他并展望说,人民币项目集群投资应主要体现在中国具有优势的基础设施方面,把全球基建产品与人民币的互动关系逐步发展成为类似美元与石油的联动关系。这样一来,拥有人民币的储备权和定价权就等同于在全球基建投资产品中掌握了话语权。

余利明阐述他的想法称:“如果通过人民币产业投资加国家主权债投资项目集群的输出模式,提高人民币在斯里兰卡的贸易结算、计价和外汇储备当中的占比,同时推动香港模式下这个经济体与人民币挂钩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逐步增加人民币在这个经济体金融体系中使用占比,最终这种双边的合作有可能诱导当地的央行自愿采用与人民币挂钩的黏性汇率制度。”

2017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向丝路基金注资1000亿元人民币,并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为3000亿元人民币,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合作支持“一带一路”项目。这实际上是吹响了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之下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军号角。余利明认为,特别是在经过去年中国外储下降的背景下,应更理解这些战略措施的重要性。

他认为,香港采用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值得借鉴,尤其是在中国目前在将香港地区作为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的当下,应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的作用。如果全球以人民币定价的标准化基建投资产品模式辅以在中小经济体自愿采用人民币连续汇率制度,我们将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进而全面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韩学渊:PIPE基金可成为私募基金追求规模的法宝

韩学渊 中国私募基金历史并不长,但发展比较迅速,通过共同基金或者其他的合格投资者以市场价格的一定折价率购买上市公司股份以扩大公司资本的一种投资方式——PIPE私募基金也成为资本市场上一道新兴的风景线。PIPE主要分为传统型和结构型两种形式。传统的PIPE由发行人以设定价格向PIPE投资人发行优先或普通股来扩大资本;而结构性PIPE则是发行可转债(转换股份可以是普通股也可以是优先股)。

汉富控股董事长韩学渊表示,国外经验来看,海外上市的私募股权基金非常看重管理规模,因为规模决定了稳定的现金流。就中国而言,如果要做大管理规模,就需要做比较后端的投资,比如PE投资、PIPE等,另外投资不动产的基金也容易将规模做起来。

“我们注重于后端,因为容易起规模,在这种所谓的PIPE投资中我们可以大量地跟保险、银行、信托、资管来合作,很容易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让我的基金规模从200亿变到更大的一个体量。” 韩学渊表示,其实目前募资能力还是私募基金的主要能力之一,且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对于大多数私募而言仍然是挑战。他分享汉富控股经验称,公司有8个合伙人在五个不同产业中进行深耕,每个合伙人只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做PIPE投资很重要的是,除了细分产业之外,我们每一个合伙人、专业团队必须在所在领域中提供增值服务,这非常重要,而且每一个合伙人我们要求他在这个产业中只能选龙头的公司,一到两家进行服务。” 蔡雷:PE具有两栖性和本土性

蔡雷

在中国资本市场,PE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独特作用。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蔡雷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PE的理论问题与实践操作”的主题演讲,他表示,PE具有两栖性,是跨着金融和产业而诞生的,“Private +Equity”在资金端金融化,在资产端产业化,就必须极其深刻、深度地跟实体经济联系在一起。“这是PE价值所在,如果PE纯粹是金融资本,肯定没法比拼银行,如果纯粹是产业资本,也没法比拼很多实体企业。因此PE 的资本运作一定是跨界的、两栖的。”蔡雷表示,同时一定要与业务所在国的金融体系高度相关,投资领域与实体股权相关系,因此PE也是高度本土化的。蔡雷总结中国PE的发展历程表示,中国PE的发展模式一开始是基于成长性企业的参股,这与美国PE基于一个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加高度成熟的经济,且表现为杠杆收购为主的A模式不同。2000-2008年起步阶段,中国PE表现为典型的成长型企业参股模式,选择优秀龙头企业进行参股。在2009年创业板开通之后,PE投资增加了Pre-IPO模式,2013年之后,随着环境的变化,中国PE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产业整合性的投资时代:帮助产业龙头整合,通过加上N的方式成为一个区域性龙头、中国龙头,甚至国际龙头等,因此目前“1+N”的模式是PE的主流模式。

蔡雷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在国企改革、一带一路建设、供给侧改革、实体企业产业升级中PE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且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成熟、金融手段的进一步增加,未来中国市场也可能逐步走向一个标准的美国模式,很有可能也逐步迎来杠杆收购时代。

王鹏程:私募股权基金是提升企业效率助推产业升级的重要推手

王鹏程

春华资本董事总经理王鹏程表示,从全球资产配置来看,私募股权已经成为机构投资者最重要的一个资产配置类别之一;从投资回报率来看,PE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无论在成熟市场还是在亚洲的新兴市场,都高于整体大盘的表现。且根据发达国家经验,PE不断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通过收购兼并不断塑造产业格局,其形象已经从最早的门口的野蛮人变成了提升企业效率、助推产业升级的重要推手。

王鹏程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中国自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相关,在此背景下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技术创新会成为下一轮增长和核心方向。且未来有三个方向会成为PE投资重要的关注点:第一是科技创新产业,包括TMT产业和共享经济领域。移动互联网广泛的渗透、大数据技术、云计算能力的显著提高都将不断创造出新的行业发展机会。第二是大消费和泛消费服务业领域。第三是跨境并购。

但他同时表示,跨境收购虽然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从硬币的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海外的兼并收购其实有很多挑战和困难,比如监管的风险、财务的风险、项目经验的欠缺、政府行政审批,以及最终整合以后业务能不能协调发展等。因此他建议,成功完成一个跨境收购的应有长期的战略准备,要有备而来,而不是为了收购而收购;需要必要的人才储备,熟悉对方市场环境;且需要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包括合适的顾问、中介、联合投资人等;同时,跨境并购对企业自身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企业文化上必须非常的开放,另外管理层必须有很强的执行力。

田轩:CVC,一种新的创投组织形式

田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助理、昆吾九鼎讲席教授田轩在论坛最后分享了主题为“企业风险投资,一种新的创投组织形式”的演讲。他表示,传统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叫IVC,它的组织形式核心是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从LP合伙人那儿拿钱,由普通合伙人来管,普通合伙人收管理费和管理分红。而CVC(企业风险投资)与传统私募股权不同的是,其背后的资金来源是一个主营业务非金融的企业,基本上使用母公司的自有资金,而CVC为母公司下的风险投资部门,专门投资一个个小微企业。

“CVC的定义就是主营业务非金融类企业设立的风险投资,通过它的附属机构直接进行风投。” 田轩梳理了全球CVC的状况和中国的情况,并表示:“比如说美国做得最好的就是英特尔,且谷歌、通用、微软、戴尔等等这些大型的企业都有自己的风险投资部,然后去投这些小微企业。”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CVC发展历史非常短,目前像阿里、腾讯、百度、联想都有自己的CVC,且比较而言做的较好的是腾讯。田轩表示,CVC首先优先考虑企业的战略目标,而不是以财务回报为最主要的目的,大量的企业需要不断地找到新的增长点,要不断转型。这个过程中并购重组是最简单和直接的办法。且一般VC迫于分红压力,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回报LP,但CVC投资存续期非常长,不过其也存在缺陷,比如独立性较差。但是CVC相对于传统的IVC,投资的小微企业长期的创新会更好,成功退出的概率会更高,即IPO或者是被收购的概率会更高,且IPO的市场估值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即和IVC相比,CVC更加能够激励企业来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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