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儒家思想之浅谈

李白儒家思想之浅谈（精选6篇）

篇1：李白儒家思想之浅谈

孔子儒家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浅谈孔子儒家思想论文，欢迎参考阅读！

[内容摘要]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也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他的“仁者爱人”及“以民为本”的人本思想，“和而不同”的胸襟、中庸之道的哲学智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早己超越了国界和时空的界限，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中华民族则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培养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尊民爱物、尊老敬贤、重信义、保气节、宽厚中正的道德品质和艰苦自立、积极入世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

孔子生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中庸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的地位及影响、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也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孔子的思想超越了国界和时空，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日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其注重人格、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关怀精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等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孔子不仅属于中国，亦属于全人类。

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的先世是殷商的王族。周灭商，殷人受封到宋，转成为诸侯。后在宋国内部变乱中又转为公卿之家。到孔子的曾祖孔防叔时，因宋国内**，避居鲁国。从此失去卿位，从贵族下降为士族家庭。孔子即生于鲁国的陬邑（今山东曲阜）。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陬邑的长官，在孔子出生后不久便去世。孔子幼时家境已经降到一般平民的境地。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他做过管仓库的“委吏”和管放牧的“乘田”，都是地位低下的小吏。他又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30岁以后，他自觉所学有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于是开始招收门徒，进行教育，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办学的成就使孔子赢得了社会声誉，他开始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孔子曾经是齐国贵族的家臣，并受到了齐景公的接见，回到鲁国后又曾担任司寇。孔子的政治才能在齐鲁“夹谷之会”上得到展现。由于齐人的离间，鲁定公对孔子的态度逐步冷淡。孔子便率领弟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在周游列国10多年中却备受冷遇，甚至经常处于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境地。孔子离开鲁国14年后，67岁时返回鲁国。以后主要从事教育，至鲁哀公十六年去世。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维系旧有政治秩序的礼乐制度也难以为继。在“礼坏乐崩”的大环境中，鲁国比较保守，不但“犹秉周礼”，而且保存的周礼最多，以至有“周礼尽在鲁”之说。

二、孔子的主要思想

㈠孔子的“仁”

1、仁的含义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早在孔子之前的一些古代文（如《诗经》《左传》）中就己有仁字出现，但那时的仁的意思，只有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基本含义。仁真正具有《论语》那样强调的重要性与崇高地位则始于孔子。

孔子谈仁最多，一部《论语》中讲到仁的一共有109处，但在不同的场合，他对仁的解释往往不同，而真正涉及仁的本质意义，即可作为定义使用的主要有以下四个：

其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是对“仁”原有意义的确认与继承，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这可以说是孔子对“仁”这个概念的浅层次定义。

其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里把“孝弟”定义为仁之本，即作为仁的最基本含义，这是孔子对仁的扩展与提升。“君子务本”就是要懂得孝敬父母，敬爱兄长，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他人，爱社会的。

其三：“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仁不仅要做到在家孝顺父母，亲爱兄弟，而且出门在外还要能尊敬长辈，说话做事谨慎，对朋友讲信用，博爱大众和亲近有仁德的人。“泛爱众”要把家庭的亲情、血缘之爱扩展为对朋友的友爱，对社会的博爱。

其四，“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这里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能为他们带来实际利益和好处，是“泛爱众”的最高体现。

上面四个关于仁的定义，层次分明，其内涵由浅入深，由低到高，逐步递进。这是孔子关于“仁”的最本质含义。

2、实践仁的方式

孔子认为实践“仁”的方式有多种，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能行五者（指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将这些方式加以概括，提炼，就可以升华成为“忠恕”之道。“忠”是指自己想做的事情，要想到别人也会有这种想法，因而要尽力帮助别人；“恕”则指自己懒惰不愿意做的事，也不要强迫别人去做。“忠恕”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之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忠恕”一词的具体内涵或解释。2000多年来，“忠恕”一直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并且至今对于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仍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㈡孔子的“礼”

1、礼的含义

礼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属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二是礼仪上的规定，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待人接物直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份，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这叫“仪”，这里的“仪”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孔子主张“为国之礼”（《先进》），“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礼记·哀公问》。孔子认为礼是治国之本，主张用礼来治国，建立一种“礼制”，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的社会，而孔子所崇尚的礼就是周礼，即周朝的国家及礼仪制度。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复礼”是一切言行要合于礼，其实质是主张建立如周朝一样的礼仪社会，即“秩序和制度下的社会”。

2、实践礼的方式

孔子认为礼的方式是“正名”，“正名”就是用周礼的等级名分把被破坏了的名实关系匡正过来，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孔子还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行为规范，其意义与实质都在于要恢复、体现和巩固社会的秩序和制度。

3、“仁”和“礼”的关系

孔子主张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这是孔子的创新。关于礼、仁的关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句话的本意是，礼乐只能由仁人来实行，不仁的人是无法奉行礼乐的。在这里可以看出，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就仁和礼的本质来说，仁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主要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体系注重仁和礼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改。仁与礼并不矛盾，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

㈢孔子的“中庸之道”

1、“中庸”的含义

中庸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中”，二是“和”。中庸不是调和与折衷,这不是孔子的原意，.孔子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这表明孔子并不是无原则的爱，不是谁也不得罪，只知调和折衷的好好先生。中庸的“中”是指“适度”，即“无过”、“无不及”，孔子认为“过”与“不及”是一样的，因为都不“适度”；中庸的另一个含义是“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不是指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相同，而是指不同事物之间要相互补充，相互调节，从而达到总体上的和谐，这是中庸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中与和又是相辅相成，彼此相关的，他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品德，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依据，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就是处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能恰到好处。

2、“中庸”的价值

孔子很重视中庸思想，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不仅是一种德行，而且也反映了孔子对世界万物本质规律的认识。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与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比，中庸之道主要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论被讨论的，原本是为了调节人际关系，但实质上不仅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实际价值，而且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㈣孔子的教育思想

1、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

从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出发，孔子认为要实现大同世界，关键是要把仁爱思想灌输到广大群众中去，为此需要培养一大批有志于弘扬和推行仁道的志士和君子。这类志士和君子既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志向，又要有弘道和行道的德才。志向是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之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德才是指具有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德行与才能，培养具有上述弘扬与行道志向和德才的君子或志士，这就是孔子的教育培养目标。

2、关于教育的作用。

《礼记·大学》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教育的过程和步骤，也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积极努力地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3、关于教育的对象。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即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夷狄，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在等级森严的宗法分封制下能在实践中始终以此作为办学方针，这无疑表明孔子有极大的革命勇气与魄力。

4、关于教学的内容。

为了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孔子确定的教学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课程。“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乐互为表里，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射”是射箭；“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这四项属军事技能；“书”包括识字和自然博物常识，相当于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数”的教学不仅指一般的数学知识，还包括记日、记月、记年的历法，甚至八卦也属于“数”教的内容。由“六艺”可见，孔子的教学内容己包含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三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在约2500年前己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5、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

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并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并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他的这一思想为儒家后学所继承和发展，并以孔子名义总结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其中，“博学”、“审问”属于学的过程，“慎思”“明辨”是思的过程，“笃行”则是习和行的过程，这五个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过程式的内在联系，这是中国最早提出的教学过程阶段论，对我国古代教学曾起过重大的影响。

6、关于教学的方法。

孔子有诸多辉煌创造，如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知行统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循序渐进、举一反三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千古流传，至今仍有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7、关于教材建设。

孔子晚年，皓首穷经编订的“六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教科书，后被荀子尊敬为“六经”。除《乐》亡佚失传以外，其余“五经”在我国2000多年的传统社会里一直是官学和私学的最基本教材。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从教育的培养目标、教育的作用、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一直到教材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不仅为我国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其崇高的地位。

三、孔子的地位和影响

孔子对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和认真朴素的态度，把思维聚焦于人生的实际问题。他的“仁者爱人”及“以民为本”的人本思想，“和而不同”的胸襟、中庸之道的哲学智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早己超越了国界和时空的界限，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中华民族则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培养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尊民爱物、尊老敬贤、重信义、保气节、宽厚中正的道德品质和艰苦自立、积极入世的精神风貌。

早在公元1世纪，儒家文化就传播到了越南、日本等地。明朝初年，朝鲜就创设成均馆于汉城，祭孔于文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教文化圈。

四、孔子思想的现实意义

2005年9月28日，在孔子诞辰2556周年之际，伴随着首次“全球联合祭孔活动”拉开序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了“2005年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第二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172届执行局会议上，“孔子教育奖”被正批准设立，这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在联合国设立的奖项，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最高级别的国际奖项。1988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提出：“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儒家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利他、注重和谐和的东方品格和释方着和平信息的人文关怀精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必须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下，在人类文化走向多元化的大潮流中，孔子必将会气宇轩昂的走向世界，儒家文化也必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大放异彩。

孔子不仅属于中国，亦属于全人类。

篇2：李白儒家思想之浅谈

育的创新与发展

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关系到祖国的兴衰与发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所以，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的创新与发展，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更是学校的重要职责。

首先、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职能作用，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工作建设。

学校的主要职责是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阵地。我校历来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坚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不断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学校由专人全面落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各项任务。

我们学校始终坚持全面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认真学习领会 “三个代表”精神，培养和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求全体教师爱生如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为使每个学生都有美好的心灵，创造的才干，健康的体魄，活泼的个性而努力工作。

我们学校坚持每周国旗下讲话，加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文明礼仪教育、安全教育、理想教育等，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列入了重要日程。学校行政领导与各班级齐抓共管，亲自参与、策划，及时检查、督促落实，教导处、少先大队部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使得学校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齐抓共管，积极采取措施为未成年人服务。

为了使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落到实处，有成效，在每次活动中，我校教导处精心安排，周密筹划，针对中小学生的特点，安排主讲教师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采取提问和反问互动的方式，形象生动的故事等形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采用征文评选比赛等，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祖国博大精深的人文历史和传统文化，让他们回眸历史，展望未来，激发他们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启发他们刻苦学习，为建设美好家园和祖国而努力奋斗。具体做法是：

1、形成共识，齐抓共管，让所有教育工作者都自觉参与到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争做师德标兵。

2、成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挂帅全面抓，教导处。

人员具体抓，大队辅导员协助抓，班主任及各科任老师协同抓，家长、社会配合抓，加强了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领导。

3、实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工作序列化，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年级、不同家庭及思品大纲的具体要求，向学生抓好“五个五”教育，即：①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学校、爱劳动；②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讲卫生、讲秩序；③五心：忠心献给祖国、热心献给社会、爱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④五旗：党旗、国旗、军旗、团旗、队旗；⑤五种精神：热爱科学、刻苦钻研、培养自己特长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每期结束各班评出“五星三优”学生，全优星、单科星、读书星、文明星、进步星。优秀组长、优秀组员、优秀值周班长。

4、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主渠道，坚持每周国旗下讲话和每日红领巾广播制度。国旗下讲话有专题和主讲人，集体宣誓，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

5、认真上好思品课，抓好其他学科的德育渗透，确保德育工作落实到每堂课、每门学科中，教师备课要有德育目标。

6、治理好育人环境。学校通道两旁，每个教室墙上要有《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内容，校园及班级黑板报刊中，每月要更换一次德育内容。

7、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课外活动和主题班会。学校根据重大纪念性节日每期开展

一、两次大型活动；少先队大队部每期至少开展

两次以上为社会或他人的献爱心活动，各班每期开展一次为本班特困生献爱心活动，三年级以上班级每月开展一次主题班队会。

8、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研究，提高研究水平。

再次、开拓创新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引领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学校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前沿阵地，是未成年思想道德教育的生动课堂。让广大青少年得到快乐、熏陶、感染、启迪、受益，使学校真正成为未成年人学习知识，了解革命传统的重要课堂，成为增强爱国情感，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成为陶冶道德情操，提高思想修养的重要场所，积极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职责，同时也是长期、艰巨的工作任务。

最后、我校每学年举办一次“爱我家乡、知我家乡”的主题班队活动。教导处利用清明节和植树节等重大节日带领学生进行德育思想教育实践活动，让学生参观学习，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学生的积极性。作为校长的我坚持上好思想品德与社会课，向学生宣讲中华历史文化。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同学们争先恐后提问交流，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望。通过生动的讲解，寓教于乐，使学生们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传统美德，增强了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树立了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引领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激发了他们

篇3：浅谈体育教学融入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起源于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 并在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孔子的教育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承继了夏商以来的学校教育的理念, 关于体育的思想当然也是源于此处。这也成为后来孔子教授“六艺”的主要内容。孔圣人认为, 应从仁、知、勇三个方面培养人才。这和现代教育所提倡的全面发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孔子的学生中, 诸如子张等均是武艺高强的勇士。可见, 儒家对人才全面发展相当的重视。

二、当前高校体育教学现状

大学生作为一个即将迈入社会的特殊群体, 思想趋于成熟, 行为趋于理智。但同时又面临着生活经验的不足, 和年轻气盛的特点, 这个群体有着一定的独特性。近些年, 随着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高校教师越来越重视学生的心理特点, 也促使了高校产生了一些新的教学理念。但面对这个特殊的群体, 很多教学理念却难以发挥其特点。分析大学生的心理以及高校体育的教学现状, 主要有以下几个不足之处:

1、学生爱好体育却不喜欢体育课

据调查很多大学生热爱体育运动, NBA、英超等充斥着学生的眼球, 几乎每一项赛事在大学生中都有疯狂的粉丝。但通过调查, 却发现虽然很多学生喜好体育运动却对身边的体育课缺乏兴趣。细究原因, 是因为课程设置的不合理造成的。例如, 对于统一的教学进度和考核标准, 以及上课安排的统一的训练项目感到厌烦。教师无法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制定他们的发展目标, 无法理解到学生的情感体验, 从而直接影响到了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

2、考试模式挫伤积极性

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的标准就是考核学生的体育成绩。这就造成了很多身体素质不是很好的学生无法完成教学任务, 从而挫伤了这部分学生的积极性。在体育教学尤其是专业体育教学中, 这种情况更甚, 体育教学过分功利性影响了学生的情感。

3、学生体育态度、认知水平、习惯不良。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当前高校的学生中, 肥胖的学生比例持续增长。另外, 网络、流行音乐以及各种非主流文化充斥校园, 造成很多学生生活习惯不良, 每天自觉参加体育锻炼和晨练的学生屈指可数。这些影响到了体育教学活动的开展。

三、借鉴儒学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借鉴儒学理念, 将“仁”“礼”等儒家思想有效地融入到当代课堂中来, 将体育运动中增添人文色彩, 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以“仁”教学, 因材施教

以“仁”教学, 因材施教是儒家教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子曰:“少之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及其老也, 血气既衰, 戒之在得.” (《论语.季氏》) 这是结合人在不同时期的特点进行分析, 是因材施教的最好阐述。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 (《论语·学而》) 因材施教必须以知人为基础的, 在体育教学中没有绝对的后进生, 不擅长篮球可以踢足球, 不擅长足球就练田径, 这也是体育真正的魅力所在。

2、重视“言传身教”

据说:“孔子之劲, 能拓国门之类, 而不肯以力闻。”“孔子射于瞿相之圃, 观者如堵墙”, 可见孔子并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 而是一个擅长体育的健将, 正是孔子自身的均衡发展和言传身教, 使得他培养了大批全面发展的人才。在当前大学体育课堂中, 很多体育教师仅仅是擅长其中一项或两项体育项目, 比如体操专业毕业的教师仅擅长体操、篮球专业的教师仅擅长篮球, 这在大学公共体育课的教学中是十分不利的。作为一名教师应该注重全面发展。

3、寓教于乐, 满足学生情感体验

在儒学的教育理念中, 十分注重与学生的交流, 这对现代体育仍具有重要意义。体育教学比其他课程教学更具有趣味性, 这是体育教学的优势, 但体育教学为群体教学, 单一的教学内容很容易产生学生想学的与老师要教的不同的矛盾。教师多与学生交流, 了解学生的想法, 根据学生兴趣开展分组教学, 可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4、以“中和”思想教学

儒家以“中和”为核心。“中和”不仅能使个人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也会提高集体凝聚力。“中和”强掉个人思想素质的提升, “君子之争, 以和为贵”即为我们进行体育教学的其中一种思想。要让学生们在强健体魄的同时更加团结, 增强个人素质, 创造出更加和谐的教育学, 真正做到文明体育, 和谐体育。

四、小结

儒家体育思想对于指导今天的体育生活、体育教育以及发展体育事业均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了解儒家学说中的精华, 对处于一线教学队伍中的教师而言有着不可或缺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傅佩荣:《儒家与现代人生》, 业强出版社, 1991年。

篇4：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之浅谈

【关键词】 教学方法 教学导入 主体参与 人本观念 良好习惯 

新课程改革是时代的需要。课改前的中学思想品德课的主要弊端在于传统的教学方法基本属于填鸭式的"满堂灌"。教师滔滔不绝地讲四十五分钟，不留给学生充分的主动学习时间。实质上具有重教师主导作用、轻视学生主体作用；注重知识灌输、轻视养成教育；注重课堂教育、轻视社会实践；注重学校教育、轻视社会教育等诸多特征。而现行的初中思想政治新课程力求倡导课堂教育的实践性，提倡教师要构筑新的教育理念，突破旧有的封闭、单一、机械的教学模式，在教学环境和教学方式上要大胆革新，创新方法，达到真正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实现提高课堂效率的目的。 

作为一名初中思想政治教师，我在教学实践中做了一些尝试，在创新教学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借此谈谈自己的想法。 

一、思想品德课堂应当积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方法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日益普及的同时也推动着教学方式的变革，现在初中各学校都建有微机室或电教室，互联网络高效、敏锐的信息获取；方便、快捷的操作方式，都为多媒体教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因多媒体教学能把声音、图像等生动地展示给学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提高课堂的学习效率。为此，我们的思想品德课教师要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创新教学方式，加强学习，特别是学习现代教育技术，掌握计算机运用的基础知识和课件的制作方法，着力推进教学手段的现代化。

二、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教学导入的情境化，重视前奏

教学中，新课导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教师谱写一首优美教学乐章的前奏，是师生间情感共鸣的第一个音符，也是师生心灵沟通的第一座桥梁。精炼、贴切、感人的情境或其他形式的导入，可以使学生分散的注意力集中起来，激发其思维和求知欲，还可以借此交给学生一把打开新课大门的钥匙，使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它在整个教学中起着诱发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兴趣乃至激情的作用。为此，我们教师要注意教学导入的情境化，重视教学前奏。

在新课进行前，教师可以编拟符合学生认知水平，富有启发性的情境，引导学生回忆、联想或渗透本课学习目标、研究的主题。当然，导入设计要符合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符合学生实际和课型的需要，力求做到短小精悍，形式多种多样。诸如： 

1.多媒体演示导入法。

在讲授七年级思想品德教材中《珍惜生命》这一课时，就现在初中生非常强烈的自尊心下无法承受一些小的压力和挫折，极易导致对生命的轻贱，毫无珍惜和责任意识的问题，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强对生命的感性认识，教师可以用多媒体向学生播放殷雪梅教师为救几名学生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事迹的视频材料，学生可从视频材料中受到强烈的情感震撼和情绪感染，诱发对"珍惜生命"知识的认识，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这样的视频导入就能切入主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多媒体导入应根据教学内容的设计，可以引用诗歌诵、歌曲等形式，达到引人入胜、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效果。 

2.引用故事导入法。

中学生都爱听故事，教师可根据思想品德教材内容的特点和需要，選讲他们熟悉的或与其生活联系紧密的故事片断给学生听，也能提升其兴致，进而导入新课。

3.列举学生身边事例导入法。

贴近学生生活的例子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有利于调动学生对身边人、事、物的关注。为此，导入时可设计引用身边事例。如讲身边某同学因学校及师生资助终返校读书一例，引入《维护受教育权》教学内容。 

三、教学过程中，还应重视学生主体，突出"主体参与"，要有"人本观念"

传统的思想品德课教学模式过分强调教师的教，忽视学生积极主动地学，学生的实践活动往往只限定在做练习、做作业这一环节上，而在其他教学环节，学生几乎是"无事可做"。因此，如何在实践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参与"、树立"人本观念"，是我们必须关注和解决的大问题。

思想品德课的实践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意识，突出"主体参与"，要有"人本观念"。 

"人本观念"应用在教学中，就是各项教学活动都应把学生放在首位，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和途径，使每一位学生都成为课堂组织管理的参与者，都能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事学习，全身心地为实现课堂学习目标而努力。由此可见，"人本观念"的要求就是要在一切教学管理中解决好人的问题，即解决好人的思想、认识、情感以及知识、技能等问题。所以，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应当大胆尝试实践教学，改变以往"教师为主导"的模式，努力唤醒、激励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与教师共同参与教学活动。我们每一个教师都应树立"以学生为本"、"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的教学意识和教学观念。 

所谓"主体参与"，是指不仅把学生作为学的主体，而且要看作教学过程的主体，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教学的全过程，发挥其主动性、能动性，达到锻炼学生能力、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传统教学模式中大多把教学目标定位在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实行灌输式教学，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地记和听。而素质教育则是把教学目标定位在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提高上，即把学生视为具有多方面发展需要和发展可能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人。思想品德课的实践教学，就是从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方式出发，鼓励学生大胆思考，积极参与，更好地发挥其主体作用。比如，在课堂上，笔者鼓励学生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当众提出来，然后发动同学们一起"会诊"，从课本中寻找"良方"，运用心理品质的有关知识解决学生实际生活中的许多烦恼，诸如人际关系、考试焦虑、心理障碍等。学到的法律知识也能帮同学们解决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纠纷和问题，诸如消费纠纷、维权方式等。同学们放弃往日对思想品德课枯燥无味的偏见，认为学习这门课很实际、很有用，能解决许多生活中的问题，能为人生指明正确的航向，也就使他们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起来。 

四、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思想品德课素质教育的最终目的

传统的教学认为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即可，事实上这是远远不够的。俗语讲，"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严格来说，学生除了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外，还应掌握运用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技巧。思想品德课必须改变单向灌输，以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因为这种教学模式不仅没有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活动中，还严重地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压制了学生创造能力的开发，助长了学生的学习依赖性，阻碍了学生素质的提高。

教学中，我们应努力探索师生互动，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主。也就是做到，在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把"备"的重点放在对学生的了解和分析上，把"教"的重点放在学生学习方法指导上，放在对学生分层要求、分类提高上，把"导"的重点放在学生心理、思维的疏导上，把"考"的重点放在学生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上。而培养创新能力正是素质教育的重点。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应启发、引导学生善于把不同知识重新组合解决问题；善于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分析问题，开拓思维，大胆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等。如按照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八荣八耻"的判断准则，随时注意自我约束和自我不良行为的矫正，规范自身言行，并懂得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去分析阐释各种社会现象。

我在教学中，始终坚持把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作为思想品德课教学的最终目的，力求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力提高所产生的最实际的效应就是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政治的积极主动性，保质保量的完成课堂任务，提高课堂效率。 

篇5：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浅谈如何理解儒家的中庸思想

云南大学

韩扬文

众所周知，“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的重要观点之一。《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将“中庸”作为至高的道德，因此后代的儒家还专门写了《中庸》，来阐发这种至德。《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西汉时被收入《礼记》，后来朱熹又将这篇文章抽取出来，独立为《四书》之一。可见，对于历代儒家以及儒学研究者而言，“中庸”都是一个重要的范畴。

“中庸”，郑玄训为“中用”，大概的意思是折中、用中，无过，也无不及。这种思想反对极端主义，认为凡事做得不到位或者过了头都有危险之虞。《中庸》进一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说为政要善于把握对立的两端，在两端之间找出一个可用的正确之点。（中者，正也。也有正确、适宜的意思。）这种“执两用中”的说法，更明确地提出了“用中”的前提——“执两”。“执两”是指要“把握两端”，也就是说，在“用中”之前，对于该事物的正反两极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且能够掌握它们。这样，才可以找到其中的正确之点。否则，这个“中”就是抽象的，先验的，是不可把握的。

在“执两”之前，还有一个隐藏的前提之前提，就是对事物要有反思，如果没有反思，就去盲目实践，必定无法找到正确之点。《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儒家的这种勤于反省的精神是他们得出一切结论的根源，是他们能够审察时弊、提出治国之术的前提。那么，“执两用中”之所依靠的也就是这种内省的精神。

当然，“中庸”也好，“执两用中”也好，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一个“中”字，儒家试图以这种方法来寻求事物的正确、平衡之点。这个“中点”不是指数学中线段的“中点”，不是绝对居中的，而是可变动的，否则，“中庸”就有形而上学之嫌。但是，这种方法论说起来似乎简单清楚，但在理解上却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问题。

这些可能的问题包括：“执两用中”的“中”的活动范围究竟是什么？虽然我们已经说，“中”不一定在两端的正中间，但是它是在两端之间的某处呢，还是也可以在两端？如果可以包括两端，那么是仅仅在某一端呢，还是既可以在这一端，又可以在那一端？如果它既可以在这里，又可以在那里，那么这个“中”的存在又依靠什么来进行判断呢？还有，是只有儒家持这种中庸观念，还是其他哲学流派也有这种思想呢？如果另外的哲学流派也有中庸的思想，那么他们所指的“中”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如果不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另外，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中庸思想呢？

让我们分三种情况来讨论儒家的“执两用中”。第一种，正确之点不在两极而在中间某处的；第二种，正确之点在两极而可变动的；第三种，正确之点在两极且不可变动的。

第一种情况大致符合人们对于“执两用中”的一般理解，这种情况相对后两者最容易被接受。因为按照生活经验我们知道，生活并不总是太好，也不总是太坏，因此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则，在绝对P和绝对非P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行事方法，这是符合日常逻辑的。

如“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没有简单地说一切从简，而是赞同为政者存心要严肃庄重（存心不简），但行政要从简的方式；不同意存心简陋，行政也简陋的方式。可见，在简和不简中孔子所找到的正确之点是在两极中的某处，这就是“执两用中”比较容易理解的一种方式。在讨论第二种情况之前，我们要思考的是：“执两用中”，这个“中”可不可以落在两极上？如果可以，这种在两极上的正确之点是变动的，还是不动的呢？

孔子注意到一种情况：有的时候事情的两极看起来一端要优于另一端，但是实际上这种优势却不是绝对的，比如“智”和“愚”这两端。正常说来，肯定是前者优于后者，这是大家都懂得的道理，因此人们才积极学习，渴望从学习中获得智慧。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有一篇《卡尔弥德篇》，这篇文章讨论的就是“明智”的问题。这篇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虽然没有最终辨清什么是明智，但是在辩论中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出一种倾向，那就是双方都倾向于认为“明智是一件大好事。”这很符合我们的常识。

但是《论语·公冶长》却有这样一段话：“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孔子认为，从智还是从愚是要视情况而定的。他肯定宁武子在君主有道时显露出智慧，在君主无道时显露出愚蠢，这就是应时而变。而且，他认为懂得适时显露愚蠢要比时时显示智慧更高一筹。因为如果面对无道之君还一定要显示出智慧，那不仅不能够救世，反而会激怒暴君，丧失生命。我们所熟知的“魏晋风度”，很多装疯卖傻的士人，其实就是在适当的时候以愚蠢来伪装自己。当然，那些魏晋士人全身避祸的出发点和他们所持的哲学观点与儒家显然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暂且存而不论。

援引《公冶长》中的话是为了说明，儒家“执两用中”的第二种情况：事情的正确之点可以在两端，并且这个点还可以从这一端移动到另外一端。这并不是机会主义的说法，而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就像潮水有涨有落，涨潮时我们利用潮水发电；退潮时，我们利用潮水的力量捕鱼。如果，涨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捕鱼；退潮了以后却要用潮水发电，这就是违背自然规律，因此不能找到“正确之点”。这种“执两用中”的情况就说明，这个“两”并不是完全悖反的，而可以是相反相成的。这就好比在恶人看来，恶就是善；在善人看来则相反。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所做的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事，而会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好的。

因此，事情有时候会形成一个圆环：起点可以变化为终点，终点也可以变化为起点。以此形成一个循环。

从这样的方向思考下去，就自然会想到老子。他的辩证法就充满了这种不确定的意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大仁不仁”是他的辩证法中另一个重要的例子，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两端之间的循环变化，在这一点上，要比孔子的辨证思想更加彻底。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儒道两家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是对于“中庸”都是信奉的。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为而不恃”，“功遂身退”中都蕴含着中庸的思想。

他们都看到事物的生成变化、流动不居，知道月盈而亏的道理，因此劝人要守持中道。这个正确之点尽管有时候会出现在事情的某一个端点上，但是他们也深深知道，这个端点是一定还会再向另外一面变化的。

至于儒道在中庸问题上为什么会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儒道两家都与农耕文明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作为农民，观察太阳、月亮的运行和四季的嬗替就是生产的必须。他们正是在这种观察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庸”的方法论。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佛教也主张“中道”。难道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也与农耕文明有着莫大的关联，因此劝人守持中道吗？

我认为，“中庸”这种方法论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周行变化无疑，但是与农耕文明恐怕没有很大的关联。佛陀在出家前是一个王子，他身份高贵，与其他身份比较低贱的种姓联系不是非常密切。他观察事物，乃是从自然规律出发的。在面对恒河的思考中，他发现人的生命无限短暂，只在呼吸之间；在数次游历中，他因见到人的生老病死而渴望得到解脱。传说，他在一次游历中，见到了许多结满果实的芒果树，心想：“等我回来的路上，一定要请侍从为我摘一些芒果。”没有想到他回来的时候竟然发现，所有的芒果已经都被去时的人群给打下来吃掉了，芒果树一片狼藉。只有一棵芒果树全然无事。他感到很奇怪，于是走近去看，原来那是一棵没有结果的芒果树。于是，他悟道：“我应该要做一棵无果之树啊。”人有生住异灭，物有成住坏空，空和灭在生成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想要不灭，唯有不生。这就是辩证的两端相互变化的例证。“大用无用”，这和《庄子》中的某些辩证思想何其相似呢！与其说，是农耕的传统孕育出中庸的思想，不如说中庸乃是“自然”，是“宇宙”传授给我们的真知。

还有第三种情况：儒家所说的“执两用中”中的正确之点有时被认为只在某一端上，而且孔子还认为选取这一端乃是不能商榷的，不像“智”和“愚”一样可以被打通。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这里，孔子显然认为，美和善是事物的正确之点，因此作为评价乐曲的标准。又如“礼”和“非礼”两端，孔子一定选取“礼”；“仁”和“不仁”两端，他则会认为正确之点一定在“仁”这一端。让孟子去选也是一样的，“仁义礼智信”一定都是他所选择的那一端；在“善”和“恶”中，他也一定选择“善”。这时，“执两用中”的第三种情况出现了——正确之点只在某一端之上，并且其选择正确之点的态度是坚决的。这就是中庸思想最难理解的一个地方。既然儒家知道大多情况下，中庸思想中的正确之点要么是在两端之间的某一点上，要么即使在两端也按照时殊世异可以转变，为什么在“仁义礼智信”等问题上，他们又认为没有其他的选择呢？

因为“仁”和“不仁”，“礼”和“非礼”这些问题乃是儒家思想主张的根本基点，就像信仰一样，是不可动摇的，至少对于儒家来说是这样。但如果是问老子，“仁”和“不仁”这两端就是可以移动的。进一步的，如果问老子，“善和不善”这两端正确的是那一端，“顺道和逆道”哪一样是正确的呢？他也一定会坚持“善”和“道”，尽管他深知“反者道之动”的道理。但是对于“道”这个基本范畴，他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一旦否定，《老子》的学说就会被完全推翻了。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一样的，道就是老子的信仰。在信仰的问题上，并没有转圜的余地。如果我们以此批判说，他们的辩证法都是不究竟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信仰的问题，是在一切哲学问题之上的。

更远一点看，如果我们问柏拉图，他根本就不会承认这个由主体选取正确之点的“中庸”之说。他会告诉我们说，在可感事物以外，还有一种事物，那就是“相”（或称“型”）。美的事物是因为分有美的相，因而是美的；桌子是因为分有桌子的相，因而成为桌子。他会认为正确之物之所以正确，乃是因为它们分有或摹仿正确的相。所以，那个正确本身根本就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而是存在于“相”的世界中。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分别呢？因为柏拉图的“相论”是向外在追问的，它看到的是主客的对立，看到的是“摹仿”的意义；而中庸的思想则是内省的，它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到那个“正确之点”。

但是每一个哲学流派，无论是多么彻底辩证的哲学，对于“正确”，一定在某一些问题上有自己信守不变的准则。而在这些不可变的正确之点上，我们可以寻找到的就是那个流派的信仰，这也是它得以成说的根本。

如果真有一种哲学，它游移到没有任何底线的程度，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浮萍一般的伪学问。

篇6：李白儒家思想之浅谈

杨新年

（西南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 自春秋战国开始，儒家和发家就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法做出不同的阐释，他们之间的对立冲突与合流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史，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礼仪，注重教化；法家思想看重法治，注重刑罚。两家思想曾经有过激烈的交锋，但最终又通过“引礼入法”、德主刑辅等方式实现了儒家与法家思想的合流，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因此，探究儒家与法家思想的合流对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与司法实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儒家思想

法家思想

儒法合流 中图分类号：D909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的解析

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自创立之初几乎就是从相互对立的立场来阐述各自的主张，而他们的合流也是自他们的对立开始。1.1 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以“兴经”为 理论经，以“仁义”作为理论核心，祖述尧舜，师孔孟，是注重道德教化的学派。其法律思想包含以下内容： 1.1.1 仁治

儒家以仁为核心，发展了“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思想”。仁者爱人则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家庭方面，父慈子孝；政治方面，君待臣以礼，臣侍君以忠；忠恕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小人则应“恭、宽、信、慧、敏”。

“仁”以爱人为中心，以孝悌为根本，以克己终诉为手段，以恢复完善礼治为目的。仁本身承认爱之不平等性与等级性，提倡宗法，由亲及疏，由己及人。1.1.2 礼治

儒家思想强调礼的作用——以礼治国，寓法于礼。礼的核心思想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具体的行为规范。因此礼治旨在维持尊卑等级秩序，其内容有：礼下庶人；举贤才，打破世卿世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以树立道德榜样。而礼的具体实施则包括：以法正名；礼乐军法自天子出；亲亲相隐以包庇犯罪；反对立乱法、乱立法。1.1.3 德治

“德”是个人修养的集中反映，尤其是君主的修养。主张以道德教化百姓，从心理上进行改造，认为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绝不是法律制裁所能办到的效果。其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在政治经济方面提倡“先富后教，先慧后使，先教后使”；其二，在法律上要“先 教后刑，宽猛相济，以德去刑”；其三，在德治方面，孔子有“有耻且格”的思想，孟子则持“以德服人”的观点，而荀子则主张教化思想以改变人性之恶。1.1.4 人治

人治的核心在于人，重视人的道德发展，尤其是对君主的德行树立了较高标准，“人存政举，身正令行”是人治思想的突出反映。孔子孟子认为治国应该坚持为政在人思想，主张圣贤之治，举贤才官吏，圣贤决定礼治。而荀子则提出“有人治，无法治”思想，认为“君子，法之源”，“法者，治之端”。

仁，礼，德，人治四方面系统的体现了儒家法律思想，其着眼点在于否定社会平等，肯定人有阶级，并根据自己所处地位行礼。这四方面的思想自成体系而不是单独成章，因此对于人的约束也是涉及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借以维持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稳固。1.2 法家法律思想

法家，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学派之一，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学派的建树者众多，如商鞅、李悝、韩非、李斯等，他们的法律思想具体体现在他们所实施的变法强国的实践上：李悝卫国变法，吴起蜀国变法，商鞅秦国变法…… 1.2.1 法家先驱的法律思想

在早期的法家思想里，维护君权统治是其主要目的，法家改革通常会保证君主绝对的至高权利，以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也应该是法家容易被各国所接受的原因。如商鞅认为君主应该要有驾驭臣民的 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制度；此外，韩非认为应该“君主集权，以法独制”。

法家的早期代表大多主张成文法，注重治国策略：前有管仲反对“刑不可知”，子产铸刑书，后有邓析著“竹刑”、教授人打官司。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着成文法，主张以明确的法律条文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以限制统治阶级在行使法时的任意性。1.2.2 商鞅之法治思想

商鞅的法律思想更加注重法律的实践效果，而不是法律本身的善恶。强调君主的权利和制度的结合，以实现“缘法而治”，主要有以下体现：

第一，强调法、信、权的结合。法是国家颁布的法令，是国之权衡；信指示法一旦颁布就不能朝令夕改，保持法的权威性；权是君主所独有的集所有权利于一身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刑，一教，一赏”理念，旨在用法律统一人们的行为，将人们的行为、思想纳入国家法治当中；此外还有“任法、重信”，即法的事实与适用要“君臣共操”。

第二，重刑思想。重刑思想既是发挥刑罚的威慑力，对违法者施以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国治”之效。其思想基础是“性恶论”，即人性本恶，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因此可用刑赏统一人们行为的作用。故进而提出“轻刑重罚”的主张，如果很轻的罪都施以重罚的话就没有人犯罪了，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在法治实施过程中要刑主赏辅，借此减少施政成本，刑不善而不赏善。1.2.3 申不害的“术”治思想

申不害的法律思想主要集中在“术治”上。“术”指君主的治国之术，主要包含两方面：第一，“因任授官，循名责实”。既根据大臣的才能授予官职，并以其职责进行考评；第二，君主也应“藏于无事，以示天下无为”，即要求君主不将个人喜好示于众人，以免臣下揣测并从中渔利。

1.2.4 慎到之“势治”

势，指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定赏分财必由法，即以法作为赏罚的依据。其次，大君任法而佛躬为，即垂拱而治。最后，势位可以屈贤，权利是为服务国家、天下所设立的。

1.2.5 韩非之法律理论

韩非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总结前人之思想后，亦是提出部分新观点。总结前人变法的理论与实践，认为人性是“欲利自为”的，故提出了“人口论”，反对人民众而货财寡；另一方面总结了法的作用在于“禁奸，尊主，强国”，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此外主张唯法唯治，“一其宪令布之百姓”，在此基础之上继承前人重刑的思想，提出执法应该遵循“信”，并抱法处势而治。

法学理论里一大批的优秀法学家不断丰富、充实着法学理论，使得法理论成为一个时代的显学，他们功不可没。1.3 儒法思想的对立

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 序之行为规范，儒家以德教为维持礼之力量，法家以法律制度作为推行法律之力量，儒法之对抗，礼治、德治、法治之不两立，主要体现在礼与法，德与刑两方面。1.3.1 礼与法

儒家强调礼仪，礼之实质内涵为“异”，通过教化以伦理道德，以理服人来维持社会秩序，以实行王道。而法家强调法治，通过刑罚并施以制度法律，以力服人来维持社会秩序，以实行霸道。

首先，儒家之“礼”否定社会平等，提倡人有上下贵贱之分，各行各的礼，各司其职。此所谓“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贫富有度”。而礼之作用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名是非”。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去行礼，则国可治。而法家不否认也不反对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分别，法家注重的是法律政治秩序之维持，认为国治端在赏罚。他们也主张除国君外应该刑无等级，“不别亲疏，不梳贵贱，一断于法”，一以度量断之才可为治。

此外，在礼治，法治的具体实施上亦有明确的对立面：一方面，儒家主张亲亲相隐，以包庇罪；而法家实行连坐告奸之法，鼓励亲友间相互监督，举发。另一方面，儒家赞成以情断刑，即以犯人之社会地位判其罪行；而法家则推行行为等级，即使高官触发也要受罚。

总之，儒家注重“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并以具有差异性、因人而异的礼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而法家则欲以统一单纯的法律来约束百姓行为，主张法制 1.3.2 德与刑 一方面，儒法两家的立论基础有截然的差别：儒家实施德治之基础在于性善论，认为人人都可教化。并以为这一教化是使人心良善，是最根本的方法，知耻而后无奸邪之心。以德去刑是一种思想的治国方式，并认为德治为事前预防，是优于法之事后补救的方式的。法家的治国基础在于性恶论认为只有刑罚才可以约束人们不为恶。他们否认德化的力量可以治国，反对有人治而无法治、人亡政亡之法。法家追求一种长久治安的方法，并探索最快最有效之法来治理国家。

另一方面，儒家主张以德去刑，先教后行，以体现其仁；法家主张先刑后赏，以刑去刑，以立法之威严。

儒法之对立，除去上述礼与法、德与刑之间的对立外，还有体现在其他的方面：例如儒家思想之重要实施者为人，提倡人治，对统治者有圣贤和德礼之要求，以树立道德榜样。而法家则对统治者给与更多自由，对于统治者自身的素质要求也较低。再如，儒家主张教化，是一种智民政策；而法家主张“燔诗书，明法令”的愚民政策。如此这些都体现儒法家之间的对立，两极思想的交锋，促进了中国思想史的进步。

儒家与法家都是当时社会思想的杰出代表，是塑造中华法系的重要力量。作为一种统治政策，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可以说是各有所长，又独具特色，儒家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差异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治国方略的不同路向,形成了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不同传统,并奠定了儒法互补的基本格局。2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合流的具体内容

2.1儒法合流的发展历程

自秦汉后就以儒家经典学说为指导进行立法和解释法律并形成“春秋决狱”——直接以儒家经典作为司法的根据，在这一时期，礼不断法律化，法不断道德化，儒家与法家的思想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合流。这一时期儒法合流大致有以下几个途径：第一，总结先秦的教训，为儒法合流制造舆论。如刘向在《说苑》中对德与刑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德者，养善而进阙者也；刑者，惩恶而禁后者也。”这一论述是针对如何建设长治久安的王朝而提出的。第二，通过注释法律和“春秋决狱”，融入儒家的法律观念。由于《春秋》的精神符合国家认可的法律意识，所以汉代盛行“春秋决狱”，根据《春秋》的精神解释法律，指导断罪量刑。董仲舒撰写的《春秋决事》受到当时执法者的普遍欢迎。大多数儒家的法律思想家和司法官员都持有“刑德两手并用”的主张，处理问题既诉诸道德的原则，同时又依靠具体的法律规范。

汉代所开辟的引礼入法等多种渠道，为儒家和法家法观念的合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后的魏晋南北朝处于战乱纷争的状态，统治者为了自存和进取，都加强了立法活动，注意发挥法律的治国作用，同时依然坚持“礼德为主，刑法为辅”的指导思想。以晋朝为例，晋朝是由东汉末年儒学大族司马氏创建的，因此在法制建设上尤其致力于儒家化。比如，根据“尊尊亲亲”的思想在新律中规定“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

儒法两家法观念的合流在唐律中得到最完善的体现：儒家倡导的“礼”指导着法律的制定，礼典、礼文直接入律，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礼和法这两个方面结合、互补，作为治国的原则，共同维护社会稳定。一直到1912年的辛亥革命，它们始终是历朝法典的两翼。这一合流使得中华法系独树一帜，深刻地影响着周边国家，在世界法制史上有着重大影响。

儒家法观念中的法是“潜在的法”，是尚未纳入法典体系之中的、作为人们公共行为的社会道德规范，而法家法观念中的法则是被概括为“实际的法”，也就是这种社会力量已被系统地纳入人们公共行为规范的法典体系中。当儒家倡导的“礼”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渐渐结合进法典中的时候，两种法观念也就合二为一了。2.2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合流的必然性

儒家与法家虽然在形成之初的许多思想都有很多差异，但他们却是用不同的方法在完成同一个目的——维持社会秩序，维持封建统治，所以在历史的行进中，相互借鉴，相互合流形成“内儒外法”的法治模式便成为了历史使然。

儒家主张的是“贤人治理”，法家的法律思想主张君主的权势，并且以法予以保障。儒家强调君主的个人修养，寻找道德支撑，而法家则忽视法、律是否有道德的支持。以至于，法家的法律思想很容易导致“恶法亦法”；儒家则注重“法”与“礼”的关系，要求法符合进行祭祀活动“礼”中的亲情和温情关系。儒家学说在道德上为君主统治留下了难 题和隐患：“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可见，法家和儒家的法律思想存在针锋相对的对立，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又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在统治国家的适用方面，儒法两家的主张也有很强的实用性，这是促进他们合流的直接原因。在和平时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非常需要儒家学说的支持，使得君主保持个人道德，也使国民修身养性，保证良好秩序，从而保证政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在征战时期，国家趋向统一和夺取政权的需求就可以从法家那里找到根据。对于本身就认为皇权至上的君主来说，在自己道德破败或者把道德抛弃时，法家的主张正好可以弥补统治方式上的空白。对于皇权来说，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正好可以满足其不同侧面的需要，正所谓，“威逼”与“安抚”相结合，服从于皇权的统治要求，维护君主的权威和统治，成为皇权社会统治者的思想文化工具，共同达到了“人治”的终极目标。也正是如此，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儒法互补，儒法交融，这才构成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理论。2.3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实现合流的可行性

纵然儒家与法家的法律思想有许多的对立之处，但他们的对立并不能阻碍他们的合流，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许多相通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儒家与法家的核心思想皆来源于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正是由于儒法思想同根同源，才为秦汉以后儒法合流形成“外儒内法”提供了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荀子之“沟通礼法，德刑并重”思想起到桥梁作用，而荀子的俩徒弟李斯、韩非成为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绝非偶然。

（2）儒法两家均主张君权集中制

儒家认为以礼之等级维护社会秩序是上策，君主处于等级金字塔的顶端，自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法家亦主张“势”治，认为只有君主拥有强权才可以实施法治，且法治的目的之一也在于“尊主”。

（3）儒法两家都提倡富民政策

孔子的德治是先富后教的重民思想，孟子认为“民有恒产而有恒心”；在这一方面法家代表商鞅在变法中鼓励耕作，开阡陌、废井田、平赋税等一系列政策以保民生。除此之外，韩非的“人口论”反对“人口众而财富寡”，也意在增加百姓的社会财富。

（4）儒法两家都是赞成成文法的

在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中，从未否定法之作用，孔子反对乱立法和立乱法，却不反对成文法；荀子则提出应该确定成为法，并严格执法。在法家思想中，不论是商鞅的“一刑”思想，还是其他的“唯法唯治”思想，都是以成文法为前提的，更有子产“铸刑于鼎”、邓析“刻刑于竹”表达了对于成文法的拥护。

自汉以后，儒法合流形成“外儒内法”的法制度在中国一直延续至清末从未改变，对中国的影响深刻而久远。3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合流的现实意义

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合流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中华法律的独有特色，而思想观念具有传承性，即使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明显在法制中感受得到儒家与法家带来的深刻影响，也必将渗透到未来。

在儒家与法家思想的合流过程中，出现了法律通过以身试法者来维护道德义务的规则制度，同时也受独特的农耕文化的影响，使得系统的民事法规几乎不可能存在，而过于强调统治的封建文化就更加青睐刑罚，借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法律只是用于维护秩序的残酷手段，因此凡是与法律有交涉的人都有道德问题，这一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有了人们不愿提起诉讼的现象，也为建设法治社会增加了一定难度。

同时，在漫长的封建制度里，长期以来的“德刑并举”、“德主刑辅”的传统使得“德本刑用”、“内儒外法”的社会关系调整机制从始至终都是有效而稳固的。以礼入法，使法律道德化；以礼入法，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移民心于隐藏，以法彰显善恶于明显；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儒法合流是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传统。

儒家道德与法家法律的合流也为我们今天创设了一个经典的话题——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封建社会法律即道德，只要做有违道德的事就是违反法律，就应该受到刑罚处罚。判决是人与情的结合，法律符合礼仪，顺应人情，进而演化为立法精神和司法原则。直至今日，法与道德也不能做很好的区分。

自秦汉时的儒法合流、以礼入法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模式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社会结构之下，它的发生和存在有着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价值；而在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的进入和传播以及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迅猛发展，如何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儒学与法学合流的产物无疑为这一探索过程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儒法思想已经影响着中华民主的思维数千年，所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抛弃这些思想。

放眼到今日，儒家与法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中还是有很强的实践性。儒家主道德，法家主法规，而道德与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与维护具有互补性：外在与内在，刚性与柔韧……正是这种互补性决定了在我国法治国建设过程中结合两者的必要性。虽然衍生于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礼治”和“法治”与现代意义的“礼治”和“法治”有本质不同，但却与我们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着内在的联系。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强大思想保障，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与制度化的具体体现。德治与礼治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他们相互作用可更好的完成治理国家的任务，加快我国法制化、民主化的进程。放在今天，我们更应该借鉴古人的思想精髓，将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法律相结合，更好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完善。儒法合流与中国传统法律演进的历史，是我们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面镜子。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推行社会法治法治早已成为时代 的呼声。但是在调整社会结构的时候也应该重视人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和突出，将儒家与法家的思想精髓作为调节，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一种恰当的社会控制方式。

儒家与法家的思想曾影响着一代王朝的兴衰，并在而今，他们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幻，礼不断法律化，法不断道德化，儒家与法家思想合流的一大特色。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建设的今天仍然有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