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权力腐败的必然性及其遏制

论行政权力腐败的必然性及其遏制（通用6篇）

篇1：论行政权力腐败的必然性及其遏制

论行政权力腐败的必然性及其遏制

[内容提要] 遏制与治理日益严重的行政腐败问题，是我国法治国建设的要求。通过行政程序法的规范，行政权力的腐败是会得到有效治理的。我国行政程序价值理念和法律机制的缺失或者说严重不足是不容乐观的问题。行政程序法律化是世界各国法治建设的趋势，我国也在积极研究行政程序的原理与机制，并以控制行政权为价值取向，设计符合我国实际的权力制约运行机制，做到行政行为事前、事中、事后都有监控，防止自由裁量权的膨胀，以免诱发更多的行政腐败。

[关键词] 自由裁量权 行政腐败 行政程序规范

1、行政权力及其异化

人们对权力的崇尚，自古至今未有稍减。权力是容易被滥用的东西，行政权力更是如此。我们对行政权力的理解，是从分权角度，把它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行政权是1种职权，是由最高权力所委任、所体现或由法律制裁所支持的权力。宪法赋予行政机关极其广泛的权力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复杂性为行政权创造了广阔空间，事实上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中最为活跃的权力。行政权1般包括行政立法权、行政命令权、行政决定权、行政监察监督权、行政制裁权、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裁判权等。

行政权在1个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19世纪西方国家大多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信奉“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1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几乎可能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而度过他的1生”。此时的行政权的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只从事于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维护，好似“无为而治”。进入20世纪，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行政权大为扩张，已扩展到对经济、教育、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管理，出现了经济行政、社会安全行政、文化教育行政、卫生行政、交通行政等，行政权干预和规制经济活动，调控国内国际贸易，兴办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管理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开发和利用资源，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人类生活、生态环境，监控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管理城市规划和乡镇建设等等。而且，行政权向立法权、司法权渗透，行政立法（委任立法）和行政司法（委任司法）的兴起，突破了严格的3权分立的格局，而且由于行政权有着更大的实权来控制社会经济事务，行政权很快超过了立法权。另外，行政权扩张表现在行政人员的增加和行政机构的膨胀，导致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同样造成行政权的异化、腐化。

行政权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物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以后，它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物品”。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人运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取金钱、财物，甚至美色。他们本来是人民的“公仆”，但却以权力把自己塑造成“主人”，将行政相对人作为自己任意驱使的对象，他们可以对相对人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乱定规章制度、乱发号施令，相对人若不服从，他们即对之予以强制或制裁，甚至实施肉体和精神折磨。行政权力的异化，原因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明示授权或消极默许的范围内，基于行政目的，自由斟

酌、自主选择而作出1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法律法规无法预测1切将来发生的事件，只能规定1些原则，行政机关据此可以有选择地采取相应措施。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大范围存在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是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根据，许多行政官员对此权力有特别的钟爱，就是因为其快捷高效的功效。客观滥用表现为与宪法原则和有关的法律原则相背离，而主观滥用则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实施的非法的自由裁量。

现代行政事务繁多，行政组织系统庞大，效率问题就尤为突出。特别是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为维护国家的整体竞争实力，行政效率原则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尚未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作为事后对行政行为的救济尽管是1个较大的进步，但这种滞后性的救济还有不足，所以对行政程序法的探索和呼吁在目前就更为热点。公民的权利行使过程就是法治的过程，就是行政机关法治行政（而不是依法行政）的过程，也是限制行政权肆意行使的过程。

2、行政权力腐败的必然性

腐败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国内外学术界大多认为，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是腐败行为，通俗叫以权谋私。根据这1定义，腐败行为的构成要素有：腐败行为的主体通常是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动机或目的通常是追逐私人利益，腐败行为的手段通常是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腐败行为的方式通常是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腐败行为的后果通常是公共利益或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根据腐败发生的领域或部门，可以将腐败区分为政治腐败、行政腐败、经济腐败和社会腐败。我国腐败的控制现状1是腐败总量巨大，影响严重，社会承受能力受到严峻考验。腐败造成的恶性案件往往都引起了社会的巨大振动，对国家形象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在1定程度上旁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以及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2是腐败呈现结构化的趋势，控制活动面临严峻考验。从社会关系上看表现为社会性的结构化，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权力和利益的交易。从道德文化上看，表现为价值观的结构化，物质利益几乎成了人们的人生价值和外在诉求。道德物化和政治文化形成了同质性的契合。从制度运作上看，表现为体制内的结构化，官僚群体形成为1个本身具有特殊利益诉求的集团。从交往上看，表现为行为模式的结构化，行为具有固定的程序和规律。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胡鞍钢也曾呼吁我国应尽快建立以预防腐败为主、而以惩罚腐败为辅国家廉政体系。

我国对权力制约机制的严重欠缺导致腐败产生不可避免。有人说我们的权力制约严重形式化，事实上我们连形式化的程序都没有，根本就没有1个完善的形式机制，没有公正透明的程序法制。因此导致的专制横行，君权肆意，而官员腐败丛生在所难免。

任何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任何政府都可能腐化，所以分权、制衡和正当程序原理就是极为有效的防腐剂。不管是恶意腐化还是善意的滥用自由裁量权，都应受到控制。法治主义对权力滥用的治理，是依靠法的支配原理，行政程序法在其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假定人人都是可能或潜在的无赖，就只有从法律程序上予以完善，使其在这个程序中循规蹈矩，而不是肆意妄为。我们不是否定教育在反腐败中良性的积极的作用，但对于其效果，看看每天的新闻就知道了。所以对于重刑主义和道德修养教育，不能迷信其作用。[Page]

3、从行政程序法入手，遏制行政权力的腐败

有1个很精妙的比喻：在抓拍和打牌之前先把规矩说清楚、定下来，这样做无论结果是赢是输

所有玩家都能认可和接受。行政程序是行政法治化的先导。程序先于权利。我国从古到今程序法治观念历来淡薄，至今习惯于讲依法行政，而不善于讲法治行政，依然盛行法律工具论和治国运动论。但从另1个角度看，政府未尝不想整顿纲纪，监察机构已经叠床架屋而收效不著。人民未尝不想伸张权利，信访请愿已经泛滥成灾而解决不力。西方法治与我国专制的正负两方面历史经验表明，无程序即无权利，行政程序是法治社会建立的必然要件，程序权利不仅是实体权利的保证，而且还蕴含内在的独立价值。现代行政程序不是行政管理的附庸和工具，相对独立于行政管理，对行政权实施进行有效监控。通过现代行政程序，人民民主与国家权力、公正与效率、公民权利与行政权、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等国家管理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得到有机整合。现代行政程序具有3个功能：1是完善沟通，提高行政行为为社会可接受程度；2是建立和维系1个可持续性发展的稳定社会；3是确保行政实体法实施，并展示自身独立的法律价值。对于我国愈演愈烈的腐败行政程序自有特殊的疗效，主要体现为对强大的行政权予以控制和约束，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行政权不适当地侵犯公民权利，并向受到侵害的公民权利提供救济渠道。毋庸置疑，现代行政程序对于保障行政权沿着民主、法治、科学的轨道健康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行政程序法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赞同在立法规格上应以基本法的法律地位来制定。

行政公开原则，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及其社会公开与行政权有关事项的原则。我国1996年《行政处罚法》、1999年《行政复议法》将行政公开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公开原则是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最有效的武器”。行政公开1则强化民主行政，2则防止贪污腐化。行政公开也是监督行政的基本前提，没有行政公开就没有监督行政。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腐败等违法乱纪的事就不会得到遏制。所以说，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程序法的生命。

行政公正原则，是行政民主化的必然结果，是法律正义观的核心。自然公正原则包括两点，1是听取对方的意见，保证当事人享有3项权利：相对人有在合理时间前得到通知的权利，相对人有了解行政机关和法院论点和根据的权利，相对人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2是不能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合理公正的行使权利是产生政府权威的源泉，公民服从和认同行政权是基于行政机关的公正执法，在目前社会这点非常重要。相较行政公开原则，行政公正是1项主观性原则，具有伦理性，不仅包含结果，也包含过程的可接受性。

行政效率，即在保障相对人基本人权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行政效率。中国传统的行政就是过分讲究效率而忽视了行政程序中的民主和公正。“行政官员往往把法律工作者发明的程序看成是效率的障碍,这是自然而然的。确实,自然正义规则限制了行政活动的自由,遵循这些规则须花费1定的时间与金钱。但如果减少了政府机器的磨擦,时间与金钱似乎用得其所。正因为它们主要是维持公正的原则,可减少苦怨,所以可以说自然正义原则促进效率而不是阻碍效率。” 在公正与效率之间要掌握1个度是很关键的。

关于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模式选择，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很充分。可资借鉴的立法模式与成功范式很多。我国宜采用程序与实体并存型，即在行政程序法中既有程序规定又有实体规定，像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模式，而程序型（在行政程序中仅有程序规定，不包括实体规定，如美国、瑞士、日本、韩国）似不适合我国的传统。而且，我国行政程序法以规定与相对人直接相关的外部程序为主，同时也应规定与相对人没有直接关系的内部程序。

总之，行政程序的立法意义重大，特别关系到我国对行政权，对可能或者必须要发生的行政腐败，从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方位程序控制。当然，制定行政程序法典要经历1个较长的时期，是1项艰巨的工作。在这个相当长的缓冲期内，程序正义和法治行政的理念培养应是现实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姜明安：《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

2.吴敬琏：《中国腐败的治理》，载《战略与管理》，2003.2。

3.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

4.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2003年版。

篇2：论行政权力腐败的必然性及其遏制

内容提要：警惕和防止行政权力腐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中，现代化建设给我们带来多方面利好的同时，由于一些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少数唯利是图的不法分子利用可乘之机，拉拢腐蚀、诱惑一些官员，造成一些抵制或防范意识不强的官员，不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培育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给廉政文化造成了侵蚀，甚至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从现代化进程中行政权力腐败的词义界定，分析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揭示其危害性、影响性，最后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如何遏制。

关键词：现代化 行政权力 腐败 监督

引 言：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古已有之的,不是哪些国家或哪类国家特有的。2001年5月28日至31日,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届全球反腐倡廉大会”的主题十分明确:“提高公民意识,研讨反腐策略。”会议共有142个国家和100多个政府非政府组织近2000人到会,可见治理腐败是全人类的大事。从根本上讲,腐败现象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物,其实质是以权谋私。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不是根本制度性腐败。

在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我国社会正处转型期，市场机制不完善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给行政权力拥有者或使用者，有着滥用行政权力的可趁之机，造成行政权力腐败的滋生、蔓延，甚至影响执政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为此，行政权 1 力腐败给国家与社会造成一定影响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行政权力腐败问题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时指出在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的同时，依然存在“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辩证的语言充分把脉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腐败情况。据刊载 “在1999年前十年间查处的腐败案件仅占全部案例14%左右；在2000年至今不到9年间查处的案例占到全部500个案例的约85%。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腐败大案要案显著上升。”又如2011年3月11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表示，检察院去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含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中有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等），同比增加2%。加大查办行贿犯罪力度，立案侦查行贿犯罪嫌疑人3969人，同比增加24.3%。这腐败案件数据统计表明，大规模、大声势地查处腐败犯罪，产生的震慑和遏制效果有限，新的腐败犯罪仍在不断大量发生，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边反腐边腐败”或者“边腐败边反腐”。如原内蒙古赤峰市市长徐国元在6年内，利用职务

21便利涉嫌受贿总数约3200万元3。又如新华网统计2010年5月31日-6月5日期间，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涉嫌经济问题被刑拘、海南东方市发改局原副局长受贿150万被起诉、广东高院执行局原局长受贿1000万一审获无期、河南安监局原局长李九成涉嫌受贿超2000万等。因此，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呈多发之势，影响比较恶劣，警惕和防止行政权力腐败，是要采取有效措施，整治这个世界性的“顽疾”，是需要不留死角地布下反腐倡廉的“天罗地网”，真正起到震慑和“刹车”作用，才可以使国家行政机关高效运转，节约行政成本，促进政府以良好秩序运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良好外在形象，也才能使国家行政机关真正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日夜警察”。

一、行政权力腐败的涵义

在汉语中，腐败一词有腐烂；（思想）陈旧、（行为）堕落；（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用于社会领域，则是指人们出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而不断追求私人利益，从而破坏社会秩序，造成一定混乱、黑暗。诸如教育腐败、医疗腐败、学术腐败、科技腐败、商业腐败等多种类型的腐败，我们称之为社会腐败。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的腐败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本部门或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政府腐败。这里的政府是广义上的政府，既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也包括党、人大、政协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等部门。但是，权力的主体是十分广泛的，腐败还包括本文中我们讨论和研 究的腐败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因公共权力的运用而产生的公共行政权力腐败，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权力腐败关注的重点。

公共权力是所有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而行政权力无疑是公共权力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国家强制力执行国家法律、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相对地，行政权力腐败是指拥有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共权力过程中，违背公共行政权力的性质和运行原则，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特权化、商品化，为本部门或个人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其实质是公共行政权力的滥用。从上述腐败定义及类型可看出，腐败特征具有：一是滥用公共权力；二是利己损他性；三是腐败分子的贪婪性；四是反社会正常规律性；五是影响广泛性、长期性和顽固性；六是可治理性。

二、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世界各国以最先进地发展要素来调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以最快的速度向先进水平迈进，从而达到动态平衡升迁的过程。在此改革创新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由于经济飞跃发展，各种体制和机制正完善或改革之中，自身素质不够过硬的行政权力掌控者，经不住诱惑，钻国家政策空间滥用行政权力，以达中饱私囊或牟取局部小团体利益。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4（一）、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与经济关联

4有些观点引用了李惠平的《论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及其遏制对策》文中观点，文章发表于2006-10-25； 现代化进程带来巨额效益(尤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实体对与之相适应的利益的渴求，同时为了克服官僚机构的缺陷或政府官员的人为“设租”，取得经济调整时期的非生产性租金，在这种利己的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框架下，腐败行为导致的后果由国家及全民承担。对处于社会巨变和市场化进程中的我国经济来说，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舍弃的因素，甚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寻租行为就是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博弈的结果。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特点是旧制度的胚胎中孕育新的制度，在旧体制与新体制此消彼长的渐进中，又给旧制度的利益集团以缓冲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寻租行为就充斥着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有时候制度的制定者和被约束者是合为一体的，更增加了新制度发展过程中腐败的可能性。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机制转换时的“间隙紊乱”带来的高回报、低风险的腐败活动。由于存在短暂的制度空隙与信息的不对称，腐败现象也就难以避免。

在腐败行为没有被查处和惩治的情况下，腐败的收益往往大于成本，而真正受到损害的是国家、集体和其他个人的利益。因此，新旧体制共生共存的局面，既会产生一定的磨擦，又会在管理上造成新的空隙，使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呈现暂时的无序状态，成为某些有权的人利用权力追逐金钱的肥沃土壤，大量行政权力腐败便由此而产生。

（二）、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与政治关联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有参与者都会受到外界政治环境的熏陶，尤其政治心理与政治思想的建立，进而会进一步影响政治社会化变迁与政治制度生态。在受到冲击同时又有现代化带来新生 产要素进入市场、新管理行为的出现、新权力点的产生，这样在不成熟且缺乏严密的法制与规范的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中，则使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有充分的展现。众所皆知，政治体制调整往往滞后于经济建设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普遍现象，虽然***在促进共同目标利益及加速现代化有着主要作用，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带来利益主体多元，社会选择多样，造成对腐败的界定与惩治缺乏刚性准则，对集权与垄断无作为。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并不等于具体制度即政治体制完美无缺，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和环节存在着缺陷，这就给行政权力腐败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1.权力高度集中，相对造成权力失控。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实行了党政、政企分开制度，但在实际运行中，依然是党委或政府一把手说了算，尤其一些行政要职人员，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对下级及其他部门有较大的制约性，因而易于出现越权行为，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具有两面性，它对每一个掌权人既有锻炼与陶冶的作用，也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如果权无制约、官无监督，则不仅不可能使其超越自身利益而天然地为社会服务，而且还可能滥用权力以获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侵犯、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权益，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例如，云南省麻栗坡原县委书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收受了在麻栗坡县搞开发建设的20多位老板送给的包括“年节礼金”在内的400多万元贿赂款，并以购买个人用品开成公务开支发票报销的手段，贪污公款50多万元。其中2003年至2005 年王某为了取得市政建设、项目开发权先后向赵仕永贿赂105万元；2005年赵仕永利用其县委书记的核心权力决策作用，要求县林业局给予一家木业公司采伐指标照顾，收受该公司经理30.2万元贿赂；2005年在开发水电站时，赵仕永给云南某锌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林某打招呼，达到牵头开发并持有多数股份的权力，最终收受林某的贿赂30万元人民币和4000美元；2005年赵仕永为了给陈某、骆某合伙开办的咖啡发展公司的支持和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要求县扶贫办和农业局给该公司下达100万元的贴息贷款指标，先后收到好处费4.1万元人民币；2008年10月，赵仕永以要办事用钱为由，叫其驾驶员找县财政局长想办法提10万元给他，最终该局长召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以到州上看望老领导为名，从县财政局单位账户预支10万元交给了赵仕永。按理说，赵仕永手中的权力其实是极为有限的，然而，赵仕永却一一办到了。这不正说明了无形的权力高度集中便会造成权力的失控吗？诚如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2.我国对权力缺乏制约或制约不力。主要表现在：约束机制偏软，监督体系乏力。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或完善，但对干部权力的限制措施主要是“软约束”，即通过思想教育工作，启发人们内心的信念，提高思想觉悟，促使人们的道德自律和自省，从而对人们的行为形成些制约。不可否认，这种“软约束”机制对促进干部为政清廉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当前现代化经济大潮和不是良好的社会风气中，这种“软约 55摘自09.8.4《检察日报》 束”的作用有限，人们很容易挣脱软约束去捞取货真价实的财富。而目前的“硬约束”，即通过一定机构和制度等因素起作用的，还不够强大有力。虽然我国现在的监督机构已不算少，但由于这些机构大都处于附属地位而缺乏相对独立性，制约职权和手段不够强大，传统观念的作用，尤其是权力大于法的干预、关系网的阻挠，这些监督机构程度不等地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力量，执行不力，监督不到位和力度不够，未能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从以往情况看，他们虽查办了许多案件，清除了不少腐败分子，但还没真正做到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加之，受到官官相互、权大于法等传统因素以及电子信息化普及水平不高的影响，群众无意识或无机会参与监督，许多丑恶腐败现象未能及时检举揭发，对腐败分子未形成有威慑力的社会舆论压力，这就给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增加了难度。因此，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可以视为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在现阶段，行政权力腐败被查处的几率很少，腐败成本远远小于腐败收益，而腐败的预期收益远远大于不腐败的收入以及政府官员的薪水收入。这就使得政府官员有很大的腐败动机，甘于冒着被查处的危险进行腐败活动。同时，监督和监察部门要想获得相关的信息需要很高的成本，在监察过程中，很难获得完全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也降低了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

3.某些现行政策不完善、不配套，执行不力，监督不到位，诱发行政权力腐败。如在社会分配政策上，虽然几年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收入分配存在的“大锅饭”现象，但由于新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及手段尚未建立和健全，在制度上执行不力，突出表现为国家机关、事业性行政单位，少数干部职工从事第二职业现象，形成收入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党政干部的心理容易失衡，呈现出一种谋求工资收入以外的物质利益趋势。有的干部利用权力、门道熟、信息灵的优势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作“指导”，从中接受、索要“咨询费”、“回扣”，有的党政机关为提高职工的收入甚至利用职权隐蔽地经商办企业。这些做法，尽管明令禁止，但有的干部依然操起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规避策略，其结果必然是干扰了机关的正常工作，诱发了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等不廉洁行为和腐败现象，严重破坏了机关的风气。此外，现在我国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但“人治”和办事不公开、透明度低等等现象存在，使得群众和检察机关难以监督权力运行，易于滋生、蔓延腐败现象。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干部职工在工作单位内，不但不做事，而且小错常犯即小小受贿现象，造成很不好的社会影响，令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干部、行政人员深感不平衡，为此要打破这种“铁饭碗”现象，消除这种出人不出工的消极怠工、大错不犯小错常犯的现象。

4.干部人事选拔制度存在弊端和缺陷，政治透明度低，容易产生行政权力腐败。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出台了《公务员法》，无疑杜绝了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选拔方式，其结果避免了干部队伍的用人唯亲、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裙带风等腐败现象，年轻有为的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平庸无能之辈、甚至腐败险恶分子反而得以提拔。但在现实中这些法律制度制定的初衷是好的，但给一些有权者或有钻营利用，譬如 在选拔时，上级领导就可能为其提拔、熟悉的对象设置公示条件，这样选拔制度就不够普遍化、科学化，就会重蹈历史的足迹。

（三）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与拥有或行使行政权力者自身的关联

行政权力拥有者和行使者也是“经济人”，他们无法摆脱自身谋取利益的本性。加之思想道德“内约”机制松散，个人素质低下，一旦个人私欲膨胀就很容易最终导致行政权力腐败现象的产生。

1.受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尽管我们大力宣传，要摒弃过去传统思想影响，即“当官发财，一手抓权、一手抓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机捞一把等”，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但由于传统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原因，某些思想素质不高的公务人员依然利用政策空间进行腐败。这些封建流毒对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是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的一个原因。

2.错误的舆论导向及西方腐朽思想作风的侵入，也是导致腐败的又一意识原因。现代化建设中，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采取走出去、拿进来的学以致用的方法，但一些思想意识不坚定地党员干部会受外界宣传媒介宣扬不劳而获、或目睹外界享乐腐化、仰慕豪华奢侈等影响，在思想政治上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侵蚀，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追求个人名利、地位，一步步滑下去，利用特权进行违法犯罪，变成腐败分子，也是屡见不鲜的。

3.从主观意识方面来看，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既获得了更好为人民谋利益的条件，也存在一种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一些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本来就不够党员条件的人，他们或投机钻营，或骗取信任，混进执政党内捞取好处，把各种腐败风气带进党内，使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得以滋生、蔓延。即使在本质上比较好的党员，一旦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失去强有力的约束，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在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下，也会发生动摇，以致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

三、行政权力腐败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危害

行政权力腐败是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毒瘤，会影响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地位，给整个国家、社会带来了影响和危害。这些影响和危害主要有：

（一）、行政权力腐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权威，降低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破坏了党群关系和官民关系。“朝中有人好做官”、“官官相护”以及各种腐败现象，最能唤起人们高度愤慨的激情。现实告诉人们：不坚决制止腐败就会导致人亡政息，如果政府一旦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它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依据，也就无法正常进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

（二）、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使改革措施走样变形，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甚至难以出台。许多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从实际操作上看也是可行的，然而由于行政权力腐败作怪，在实施就走样变形。例如，在实行招投标方面，一些腐败者利用权力干预招投标，表面上按程序公开进行，实际流于形式，暗箱操作了；对于股份制，一些掌权者分文不出，而以“权力入股”；为 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国家倡导引进竞争机制，但是腐败分子却利用特权，破坏公平竞争的原则。

（三）、行政权力腐败使经济关系全面紧张，新的良好经济秩序难以形成。我国市场资源短缺是主要矛盾，腐败分子恰恰在此大作文章，中饱私囊，使本来短缺的资源愈加短缺。由于市场机制正完善和摸索之中，许多关系不顺，办事不规范，一些人则把送礼行贿当作经济运行的润滑剂；甚至，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通过实际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办事而获益。非正式制度是指在正式制度之外，另外存在的一套工作程序、方式、惯例和规则。它是一些利益相关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自觉形成的一套潜规则。在按照正式制度办事不成的情况下，按照实际起作用的非正式制度办事可能很顺利地办成，而且成本比正式制度下更低。虽然如此，但是行政权力腐败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这只是带来了短期的、局部的假象繁荣，却为长久的、全面的经济运行埋下了无秩序、无规则的祸根。

（四）、行政权力腐败使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关系难以建立。在“背景”、“权力”、“靠山”等因素的干扰下，分享社会资源只是少数人，带来社会分配不公，破坏了社会公正，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拉大贫富差距。这些都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危及社会稳定，从而分化国家的整合状态。

（五）、行政权力腐败带来政治领域的不公平。在政治领域，行政权力在腐败市场中发生深层次的异化，使政府制定的政策严重偏离公共利益，由服从公众利益转变为服从权力主体个人利益，导致权力的私有化，造成公共利益的大规模萎缩。权力拥有 者在社会中明显占据有利地位，手中的权力可以转化为经济上的利益。在选拔用人上，主要领导指定范围和标准，有意识地设置门槛为某一些人出现准备平台，这样就会出现任人唯亲、裙带风等腐败现象出现，年轻有为的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造成不公平竞争，脱离不了干部队伍难以优化的怪圈。

（六）、行政权力腐败大量消耗政府的效能，造成管理上的混乱，降低政府效率和效果，影响行政执行，使政府的服务能力下降。它的泛滥会进一步瓦解社会规范体系，不仅加强社会的“权力饥渴”，强化“官本位”意识，而且严重腐蚀人们的思想灵魂。使公众法律意识淡薄化，社会道德水准下降，逐步瓦解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和信心，侵蚀政府政治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削弱政府的权威性。特别是行政权力腐败会对后代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他们将接受和认同腐败以及其他许多错误的观念和思想，并在实践中运用不正当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许是行政权力腐败带给国家和社会的最深远的影响，这远比眼前利益的损失更严重。

四、针对行政权力腐败现象遏制对策

行政权力腐败的存在和蔓延，危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危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要深入地进行反腐败斗争，就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由于行政权力腐败的滋生、蔓延的原因和条件是复杂的、多元的，因而我们的遏制对策也应从多方面入手。

（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行政体制

1.尽快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克服“寻租现象”的根本出路。要铲除行政权力腐败的土壤，就必须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具体干预，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逐步建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企业制度。只有铲除多轨的弊端，完善市场平等竞争的秩序，才能有效消除以权经商、以权谋私等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当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必须把政府干预和行政管理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之内，在不能没有行政管制的领域，也要尽量引入市场机制。同时，把“寻租”的可能性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这样，政府便可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用司法和行政手段，对极少数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打击。

2.重视法律、法规制度的规划和措施配套跟上。长期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存在着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各种利益主体不能有效发挥的弊端，为了确保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有效协调，我们在制度上要重视：一是实体性制度建设与程序性制度建设并重的思想和规划；二是重视单体性制度与系统性制度相结合的制定，以形成制度统一和形成合力；三是法律法规制定与调整要与现行的经济发展相适应，要体现法律法规的时效性；四是配套措施要跟上。尽管我国的法律法规相对先进，但与现实生活中具体事项需求的配套措施可操作性有很大差距，使得一些人钻制度空间，图个人私利。如在国有、集体企业的重组改制中，从资产的清产核算、产权界定、资产评估到资产处置等各个环节，都存在因无具体可依据的配套制度而使大量资产在掌权者手中流入个人腰包的现象。3.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监督机制，实现依法行政，是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的关键。政治体制改革与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本身就是重要的廉政措施，而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的工作，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包括对权力的管理、控制，对权力行使的监督、约束。这样才能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失控，避免走向权力腐败。要制约权力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选好权力行使者。权力能正确行使，首先权力要掌握在德才兼备、综合素质较高的行政权力者手中。选好掌权人，就是要保证权力真正掌握在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手中。那么我们各级政府、部门在选人用人时就必须严格执行《公务员法》或参照执行，严禁不科学、不公开，或走形式。

（2）、规范权力行为，这是权力制约的核心。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必须对权力行为即权力实施、权力运行的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必须依靠法制建设来推进。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监督约束行政权力机制和各种法律制度体系。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a、合理设置权力机构，明确规定各种权力机构和人员的职责权限，使各权力主体内部各层次、各要素之间的权力行使既互相分工，又互相监督制约；b、明确规范权力行使的秩序和运行规范，包括必须遵循的原则、程序和具体制度，从而使一切权力行为法制化；c、建立和完善权力行为监督制度，形成一个对权力行使 过程全面监督的有效机制，保障依法行使权力，保证权力行使不脱离法制的轨道。

（二）、建立和执行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实行公开化 1.强化司法和执法监督。当前行政权力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固然有法制不完善、立法滞后的问题，但大量的还是有法不依的问题。近年来，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已通过有关惩治腐败方面的大量法律、决议、决定，同时全国已基本形成以人大、纪委、检察、监察为主体，包括各类内部监察机构的监督体系，但是以权谋私等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仍在继续蔓延，而且渗透到各个领域，尤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工程建设、房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国有资产管理处置等领域，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督不力。由于执法失之于宽，使法律的威慑力不能充分发挥，少数以权谋私者未受到党纪国法应有的追究。特别要引起重视的是，不少大案要案不仅产生在党政机关和管理部门，而且发生在执法和执法监督部门。因此，强化法制，不仅要加强对权力行使部门的监督，也要对司法、执法等部门加强监督，使各种权力（包括监督权）的行使都纳入法治的轨道，而不能与之相悖。

2.实行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加大对其审核。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按要求报告本人收入、住宅、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事项和移居国外境外的情况。要加大督察检查，如不按时或不如实上报，要严肃追查处理。

3.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网络，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1）、要慎重授权，对分别 下放、合并、分解和集中的权力，要防止利用、借用和滥用职权。要合理调整权力结构，特别是直接掌握人财物支配权的领导干部的权力要进行适当分解，避免某些权力过分集中于个别人手中。（2）、要强化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实行对领导干部的廉政谈话制度、诫勉制度和定期考核、考查制度，进一步深化领导干部个人的廉政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廉情公布制度，按照规定要求定期述职述廉，接受上级检查考核和群众评议监督。（3）、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评价标准，严格抓好领导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4）、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重大事项有集体研究决定，防止个人独断专行。（5）、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采取公布举报电话，设立举报箱，聘请群众监督员等方式，放手发动群众监督。（6）、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质询、听证制度和群众评议制度。（7）、纪检监察机构要加强对部门单位重要的、敏感的、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进行监督，对于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予以制止和纠正。（8）、要提高工作透明度，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开程序、内容、范围和层次。特别要增加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使领导干部权力行使情况始终能够得到有效地监督。

（三）严格执行惩罚制度，加大查处力度

大力查办和严厉惩戒腐败分子是预防、惩治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始终坚持发现、查处、执行并重，严肃党纪政纪条规，严厉惩处腐败分子，有问题必须彻底查清、不管涉及谁，只要发生问题，都必须及时查处。在加大惩戒力度上，要推行自由刑、罚金刑并可制度。对贪污受贿的非法所得应予彻底追缴，已经挥霍的，应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诉请人民法院判令犯罪分子赔偿；对于贪污受贿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应判处没收其全部或一部分，剥夺其继续犯罪的物质基础，以此对其他潜在的贪污者产生强大的威慑。严格执纪执法，加强对执纪执法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有令不行、有法不依、顶风违纪、压案不查的要坚决予以纠正和查处，切实维护法纪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本领域、本环节或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隐瞒不报，以及所在领域和环节屡屡发生腐败问题的，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坚决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四）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宣教工作 各级政府要按照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要求，将其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程，加强领导，强化责任，狠抓落实，要以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负总责，敢抓敢管，分管领导专抓专管，一定会取得成效。同时我们要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宣教工作，切实加强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是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保证。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不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不仅是严重失职，而且也是对干部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要把惩治和预防腐败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归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各级纪委要动员各方力量做好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细化工作规则，落实工作责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

（五）努力提高行政监察、检察队伍素质和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建设

加强行政监察、检察队伍的建设，完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引进和运用一系列先进的管理体制，提高队伍本身的整体素质。要按照“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大力引进人才，在总体数量上保证面对比较复杂的监察、检察任务时有足够能力应付。改变以往被动办理案件的局面，加强对违规、违纪对象的主动查处力度。二，优化行政监察、检察机关内部结构。一方面从年龄结构上逐步向年轻化调整并保留适量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把最新的知识和正确的经验相结合。另一方面，充分协调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遵循全面与突出并重的原则，保证最大限度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三，引进现代先进的管理机制。如，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培训机制等，增强工作人员的能动性和归属感以及该机构的活力和稳定性。另外，还要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执法队伍人员的素质，重点要对这个特殊群体进行普遍伦理、法制教育。这是行政权力腐败得以根除的最根本的措施，但同时也是最困难的，最需要时间过程的。

篇3：论行政权力腐败的必然性及其遏制

1.1 教育效果不突出

一是教育对象的重点不突出。往往忽视岗位业务特点、个体的思想差异及国家建设项目领域高发区反腐教育, 不分层次搞“一锅煮”、“一刀切”, 针对性不强。二是教育内容针对性不够。大而空的东西多, 联系实际内容不够, 缺乏新的时代内涵, 吸引力和感染力不强。三是教育形式单一、手段落后。教育效果不显著。四是重过程轻效果。尤其是舆论宣传和廉政文化建设的力度不够, 反腐倡廉的社会氛围不浓。

1.2 制度落实不彻底

据有关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31%的人认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薄弱, 51%的人认为缺乏落实制度的配套措施, 69%的人认为惩治力度不够。一是制度存在漏洞和缺陷。实体性的规定多、程序性的规定少, 规范性的要求多、惩戒性的措施少, 单体性制度多、系统性的制度少, 规范制约权力的功能不强。二是制度的宣传教育不够。干部执行制度不力, 群众了解制度不够, 没有真正形成良好的制度监督环境。三是对制度落实的监督检查力度不大。一些规避制度、违反制度的行为得不到及时查处, 削弱了制度的权威性。

1.3 监督机制不完善

一是监督缺乏激励机制。把监督希望于政治自觉性, 忽视运用激励机制来推动监督工作的开展, 群众缺乏监督的积极性。二是监督缺乏透明机制。一些地方和单位为了逃避监督, 公开制度不落实, 公开办法措施不力, 导致群众信息渠道不畅, 无法监督。三是监督缺乏保障机制。对举报人缺乏保护有效措施, 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班子成员对班长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形同虚设。四是监督缺乏协调配合机制。各监督主体协调配合的工作运行机制不完善, 没有形成监督制约的合力, 存在监督的空白点和盲区。

1.4 遏制腐败形势严峻

一是统一思想认识难。不少人不能辩证地认识惩治和预防的关系, 认识上有两种倾斜, 一种认为纪检监察机关的主要职责是查办案件, 抓预防是软任务, 忽视预防工作;另一种认为查办案件得罪人, 抓预防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主观上放松惩治工作。对反腐倡廉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上出现差异, 直接影响有关工作的开展。二是对“一把手”的监督难。一方面由于监督体制和机制的不完善, 难以形成监督合力, 监督的整体效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由于“一把手”的权力直接影响下属干部升迁、生活待遇等利益, 致使干部群众心存顾虑, 不敢和不愿监督。三是体制机制创新难。目前, 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 许多改革涉及到部门和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身的利益, 它们相互交织, 与多方面相互牵连, 有的还涉及到法律法规的调整, 有的与市场中介机构发育不健全有关, 如招投标体制、机制导致腐败行为, 因素比较复杂, 牵一发而动全身, 改革的难度较大, 成为改革创新的障碍。四是查办案件突破难。随着惩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 腐败分子作案的手段更加隐蔽, 作案方式不断变化, 尤其是贿赂案件的行贿方与受贿方成为利益共同体, 导致案件发现难、调查取证难和定性处理难。另加上基层的办案力量不足、办案手段落后和办案人员综合素质不够, 导致一些案件不能及时突破。

2 腐败涉及面广, 对社会危害严重

2.1 人权、财权和审批权等问题成为腐败集中高发区

一是行政审批监管不力。导致行政审批领域中出现的权力商品化、权力私有化、权力官僚化、权力特殊化。二是行政审批缺乏应有的规范和监督。行政审批是行政权力的直接载体, 审批权对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腐蚀作用显得十分突出。审批者手中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凸现出目前行政审批的弊端。三是腐败现象隐蔽性增强, 侦破难度加大。腐败分子对我国现行的有关政策、法规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了如指掌, 通过钻空子、打“擦边球”、巧立名目、假传“圣旨”、曲解国家 (地方) 法规, 既捞取利益, 又逃避惩罚。四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滞后滋生腐败。干部人事工作中的跑官、骗官、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 选用干部知识检测、民主推荐测评、组织考察缺乏长效规章、各占权重的科学性和有效监管。公务员队伍纵横流动、轮岗长效机制不畅, 为掌权者利用手中权力在干部录用、职务任免、岗位变动等留下腐败的机会。五是财政预算外资金及项目资金监管不力。因市级财政加大了对财政预算内资金的统一监管, 存在部分单位和个人利用国家部委每年给市级部门下达的工作经费, 用来大吃大喝、奢侈腐败及不合法开支等现象存在;在项目资金审批中, 因项目申报审批缺乏规范制度建设、民主监督、阳光操作、效果考核、责任追究等机制, 给项目管理者留下巨大的行政审批活动空间, 成为掌控行政审批项目核心人物滋生腐败的温床。

2.2 国有资金建设项目招投标工作腐败现象严重

一是肢解工程规避招标。有些单位为了逃避招投标程序, 常把造价50万元以上的工程进行分拆或肢解, 从而达到指定施工单位的目的。而招投标管理部门在审核报建单位的工程造价时, 只根据报建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备案, 缺乏严格的审核监管。二是存在量身定做、暗中勾结的不公平竞争。有的建设单位为了使内定好的施工队伍顺利中标, 在招标文件上暗做手脚, 量身定做, 制定倾向性条款, 为意向的投标单位开绿灯;提高招标资格条件, 排斥潜在投标人, 保证其意向投标单位中标;暗中勾结, 泄露标底, 导致标底泄露现象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投标对象的公平竞争。三是假借资质、偷梁换柱参与竞争。在利益驱动下, 不按规定程序操作, 审核过程缺乏制约措施, 致使假借资质, 以他人名义报名的现象时有发生, 存在签订合同中偷梁换柱现象。如在借资质中标的情况下, 签订合同的乙方并不是中标时的单位;而在建设单位和中标单位串通的情况下, 合同的价格并不一定按中标价签订, 使得招投标工作仅仅流于形式。四是政府缺乏对招标机构建设及招标工作后续监管。政府部门对招投标机构职能职责、工作规范、年检考核、收费标准、群众评价等缺乏监督。

2.3 制度建设滞后, 滋生腐败蔓延

一是项目资金行政审批监管不力滋生腐败。全国各省 (市) 到国家各部委、各省 (市) 下属地 (州) 、区县 (自治县) 到省 (市) 级部门争取项目、资金请客送礼、进娱乐场所奢侈消费、发红包、行贿等腐败现象严重。二是经济特权滋生腐败。利用法律、制度未能限制的经济特许权, 违反市场公平竞争原则, 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和所谓“政绩”, 大搞保护主义, 成为腐败现象的保护伞。三是机构臃肿滋生腐败。造成部门林立、政出多门、职能交叉、行政效率低下, 机构重叠, 层次过多, 脱离基层, 疏远群众, 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 腐败行为向团伙、集体化发展。在“依法行政”中“人治”阴影没有彻底消除, 权力能否得到公正行使完全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素质。四是公务用车监管不力滋生腐败。因现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车辆管理混乱, 市级政府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公务用专车配备标准、使用范围、费用监管、违规处理等缺乏制度创新, 对干部用车中扩大配车人员范围、变通超标准配置、公车私用、私人车辆单位报销费用等现象的监管不力。

2.4 反腐创新乏力, 社会危害大

一是权力成为谋私的工具。腐败使权力不再服从公众利益, 而是效命于金钱, 蜕变成为掌权者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从而使权力的本质有了根本改变, 将权力逐步被私有化、商品化、资本化。二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腐败分子为了获取个人利益, 往往不是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收入。而是把大量的人、财、物力用于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上, 如获取政府的垄断许可、优惠物资、低息贷款、减免税收和无偿投资等。从经济学的观点看, 这些活动都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进步。三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制度的腐败并不创造财富和价值, 而是对既有的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 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支付, 使得部分掌握权力或与权力有机缘的人能够凭借特殊权力取得租金, 在短期暴富。四是丧失政府的合法领导。人类政治生活史表明, 无论哪种社会, 也无论哪种政府, 只要听任腐败泛滥, 必将导致政府合法性丧失殆尽, 最终丧失领导。

3 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

3.1 体制上的弊端是滋生腐败的土壤

我国当前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大多与行政体制的弊端有关, 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条件和土壤, 也是当前反腐败工作力度不断加大, 而形势依然严峻的根本原因。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转型期, 其政策、制度、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着漏洞。主要表现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 客观上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国家参与市场调节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分配不公是导致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 改革与管理措施不配套, 客观上给腐败的可乘之机。

3.2 制度上的缺陷给腐败提供了空间

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 虽然建立了制度, 但是部分领导干部对执行制度还有很大差距, 不愿按照制度落实, 给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空间。

3.3 法制的滞后缺乏反腐稳定性

目前我国尽管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 但由于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 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被打破, 而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又尚未建立健全和形成常态机制, 导致短时间内国家的管制出现新的空隙, 使腐败现象的泛滥有了可乘之机。

3.4 监督机制不健全为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

监督是制约腐败的关键。如果对掌权者不实行有效的监督, 就会导致掌权者的变质和腐败。我国目前行使监督权主要有党内监督、行政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但是, 由于监督机构分散, 重复交叉, 关系不顺, 往往是各自为政, 缺乏协调配合沟通, 未能形成合力, 存在对腐败现象监督软弱状况。尤其是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力度不够, 出现“虚监”、“弱监”现象, 导致“人治”、“官僚“现象突出。

4 遏制腐败的对策建议

4.1 筑牢反腐败防线, 加大对腐败预防惩治力度

一是加大预防惩治腐败力度。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 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 在继续保持惩治腐败强劲势头的同时, 不断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二是筑牢三条反腐防线。针对产生腐败行为发生所依赖的公共权力、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这三个必要条件, 建立健全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构筑起牢固的动机防线、权力防线和机会防线。三是落实防腐措施。根据新时期腐败行为的新情况, 突出重点, 着力当前, 立足长远建设, 不断增强反腐倡廉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前瞻性。四是加强反腐能力建设。根据新时期腐败行为隐蔽性、特殊性、复杂性, 加强反腐研究, 提高反腐编制, 加大经费投入, 建立反腐人才高地, 创新侦探手段, 引入“创先争优”激励机制, 推进能力建设, 提高遏制腐败效果。

4.2 加快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一是推进制度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界定政府、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责任, 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充分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二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能够依据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独立能办的事, 政府坚决退出;属于市场调节的事项, 政府要坚决放开;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事项, 要依法审批, 公开透明, 有效监督;理顺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关系, 坚持归口部门管理, 减少审批环节, 规范审批程序, 明确审批时限, 提高审批效率。三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预防职务腐败。对行政审批事项实行集中办理, 公开审批条件、程序、时限, 减少审批环节、方便人民群众、防止“暗箱操作”行为, 减少审批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加大对市级各部门下达项目资金的监管, 实现项目审批与实施监管分离, 建立项目实施的质量、效益、腐败行为终身追究制度, 提高对项目的选择、审批、效果、责任、监管等工作透明度, 保证项目及资金审批在阳光下进行, 从制度上遏制腐败。四是改革公务用车办法、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遏制公务用车的腐败, 遏制资金的乱用和腐败行为。

4.3 加快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遏制干部人事制度的腐败

一是建立和完善干部考核激励机制。对干部应具备的基本条件量化, 制定干部量化考核指标, 使定性考察与定量考核、平时考察与年度考核的有机结合, 制定出分类评选优秀等次, 通过公示、网络、媒体、服务对象等多渠道汇集、综合、体现民意的考核办法, 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干部履行岗位职责表现和工作实绩, 真正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淘汰机制, 不断激励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增强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二是创新选人用人机制。一方面加大干部的纵横交流力度, 通过新的环境, 新的起点, 激发干部创造热情。另一方面, 广开选拔人才渠道, 创造一个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工作机智, 使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三是规范选任干部程序和责任追究制度。按照“缺位公推、公招”的原则, 取消市级部门、区县 (自治县) 自主招收公务员、任用县处级干部制度, 统一将各级各部门招收公务员的指标集中由市人事局组织面向社会公招, 统一将各级各部门任用县处级干部的职位集中由市委组织部统一面向社会按干部任用程序和竞争上岗的办法选任。并建立追究提名人和考察组人员的相关责任, 减少对公务员招录、干部任用工作腐败环节。四是建立干部个人和家庭财产的申报监督制度。预防和惩治干部及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的腐败, 通过掌握干部个人和家庭财产收支情况, 家庭财产收入年度审计制度的约束, 预防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情况发生。

4.4 加大对招投标领域的监管, 遏制国有资金流失

篇4：论行政权力腐败的必然性及其遏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建设廉洁政治就要实现政府清廉，要规范权力运行。因此，通过权力层面来遏制腐败，对于反腐倡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限制公权力的滥用，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发源地

公权，也叫公共权力，是基于某一特定的社会共同成员共同同意或以某种方式的认可并为管理其中的公共事务，以支配、影响和调控该共同体而形成的一种公共权威力量[1]。公权是用来管理公共事务和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其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公共性和社会服务性。而私权利主要指普通公民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后者却没有，并容易被架空和受到损害。可见，公权力一旦运用不当或被扭曲，如：公权力过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公权力私有化了，变成个人的私有财产；公权力的扩张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公共性能的弱化，管理服务职能消失；等等，都可能对私权利产生实质的侵犯和危害。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的十八大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要求还权于民，把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回归于人民，把公权力的使用过程作为为人民服务的过程。所以，要遏制腐败，就必须规范和限制公权力的使用，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发源地。具体应做到：

1.依法限权，防止权力的扩张。法无明文规定的权力不得行使。权力来源于权利，但却常常侵犯权利。所以，相对于私权利的“法无明文规定皆可行”，公权力应当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党的十八大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力用到极限方可休止”[2]。他的这条“经验论”给我们以启示，权力不仅具有强烈的自我扩张性，而且这种扩张性难以得到外力有效的遏制，不控制就是一剂毒药。为此，需要通过法治进行控制。“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控制权力扩张的有效方式。

2.有效地配置权力，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其控制的社会资源也就过多，导致制约机制乏力，导致各种监督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为此，必须科学地配置权力，正如十八大所说的：“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从而达到大量削减领导干部的权力，把大量本该是私权的还原成私权的目的。

3.强化公权力的社会功能，防止权力滥用。只要有国家存在，权力是不会消失的，但权力本身并不等于腐败。公共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它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但是，公共权力一旦私有化，就会使国家财产悄悄地、源源不断地变为私有财产。政治上的公权私用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公财私有，这条规律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公权私用→公权私有→公财私有。腐败不是权力本身造成的，而是官员滥用权力的结果。反腐败不是反对权力本身，而是要反对滥用权力，也强化权力的公共事务管理和为人民服务的功能。

总之，公权的扩张、集中、私用造成的腐败，已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它将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如果任其泛滥，甚至会导致执政党的消亡和国家根基的动摇。

二、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破坏腐败发展的“安全网”

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发展的一个新动向，就是腐败的主体趋于群体（集体）化。群体性腐败是指拥有一定公共权力的某政府机构中的一些人甚至全体成员合谋违纪违法、中饱私囊的腐败行为。它是相对于单个个体的腐败而言的，其腐败主体不再是“单兵作战”的个人，而是“利益均沾”的集合体。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有：用公款以组织的名义向有关领导送礼行贿；集体浪费，奢靡挥霍，铺张浪费；集体截流，私设账外“小金库”；集体卖官，权力出租；等等。

为此，各级部门在反腐败问题上开过不少会、发过不少文件，反腐败的措施也不可谓不果断、不细致。但是，反腐败措施真正落实的不多，虎头蛇尾的现象司空见惯。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对和惩治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实践证明：建立社会主义的权力监督机制，是遏制腐败尤其是集体腐败的关键。

1.要完善现行的监督体制。现行的监督体制从形式上看，有人大监督、党内监督（纪委）、行政监督（监察、审计）、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还有法律监督等等，门类不可谓之少。但这些监督都是横向监督，使监督处在不敢、不能、不便的情形之下。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健全纪检监察体制，完善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更好发挥巡视制度监督作用”，使监督机构实行垂直领导体制，确保监督的实效。

2.推行政务公开，完善民主机制。民主是最有效的纠错机制。然而，在群体性腐败面前，民主机制却产生了变异，“集体决定”这一体现民主集中制的党纪要求，却成为一些组织集体违法乱纪的通道。列宁在谈到民主集中制理念时，强调两个要素，即“行动一致”与“讨论批评自由”[3]。但在一些组织的“集体决定”中，民主机制消失了，民主成了满足小团体的利益偏好和嗜好并确保“行动一致”的庸俗工具。公开才能公正，为此，必须按十八大报告所说的“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制度”，使权力行使在阳光下运行。这样，才能达到有效遏制群体性腐败的目的。

3.强化公众参与。根据治理理论，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为此，首先要强化人民监督。公众正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教育而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4]。党的十八大强调要“严格规范权力行使，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大量的事实也证明，公众的力量往往是使腐败分子原形毕露，走向灭顶之灾的力量。其次，要让公众知晓信息。每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只有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公民才能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

三、加大法律惩罚力度，斩断腐败升级的利益链

回首反贪成果，可谓成绩斐然。但让人费解的是，反腐力度在不断加强，可腐败分子还在不断地冒出来，贪腐金额屡破纪录，贪腐手段也不断翻新，贪腐猖獗程度触目惊心，呈现不断升级之势。具体表现在：腐败的主体级别、层次在上升；腐败金额在上升；造成的危害在升级。

哲学家柏拉图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管理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得到诸神的保佑和赐福。”[5]所以，要遏制腐败升级，就必须借助于法律手段，对腐败分子予以严厉打击和惩罚，使腐败分子不再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

1.强化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性。要通过立法，规定公权公共职责和法律责任。目前，关于违法行使权力的责任条款却是少之又少，这种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的立法方式，造成了权力主体责任小，权力大。权力违法行使的成本变低，导致权力滥用也就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所以党的十八大指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权力的产生必须附带有责任，否则就会有滥用职权的现象产生，导致腐败不断升级。

2.重刑严惩腐败分子。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不断升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惩办不力，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历史证明，严惩是打击腐败分子嚣张气焰的有效办法。毛泽东下了决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6]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时说：经济犯罪特别严重的，为什么不可以依法判死刑？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7]。党的十八大也强调：“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腐败的发生。

3.重罚腐败分子，让腐败者倾家荡产。一个人成了腐败分子，他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然而，有些腐败分子尽管政治上身败名裂，生活上却十分逍遥。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杜绝此现象，贪污犯罪分子所有的家产必须充公；司法机关在追缴犯罪分子财产的时候，不受时效限制；贪多少就罚多少，使他们身败名裂、倾家荡产。只有这样，才能提醒贪官污吏的家人自觉履行监督责任，才能让潜在的贪官污吏心生恐惧，让远在海外的犯罪分子不敢恣意横行。

总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虽然腐败的发展趋势仍然严重，愈加隐蔽，但是，随着我国防治腐败的体系不断完善，打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反腐倡廉工作将与时俱进，腐败分子也将无处可遁，任何腐败分子都将最终得到严惩。

参考文献：

[1]杨汉亮.公共权力的行使和监督[J].东方企业文化，2010，（6）.

[2][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54.

[3]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84.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

[5]柏拉图.法律篇[M]//何勒华.西方法学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7.

[6]毛泽东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0-195.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3.

篇5：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泰戈尔说：“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同此逻辑，当家猫将自己看作仓鼠时，它会比仓鼠更贪婪无耻。王西平、赵威等“白加黑局长”，走向暴富之路，确实比正宗的黑社会还黑。（“大学白读论”不是遮羞布

2009-09-14 13:53:05来源:新华网 手机读新闻

近日，应届本科毕业生连峰（化名）“回炉”读技校，感叹“我的大学真是白读了”的报道引起了舆论热议。

本科生回炉，并非在今年就业艰难的背景下才有，在此之前，就有不少大学生跳出自己的专业，从事与自己所学专业毫不

相干的工作，其实，这也是本科生回炉的一种体现。具体而言，在笔者所供职的平面媒体中，就有五六个编辑与记者的专业是机电工程，但专业并没有影响他们在平面媒体工作。具体到武汉这名回炉改造的大学生，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当下计算机的普通人才已经严重过剩。

或许，这些被迫去技校回炉的大学生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几乎每个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实际上都可能面临着回炉的过程，而且大学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所从事的工作与自己的专业没有任何关联，之所以这些人依然能干得非常出色，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个人的后天努力与重新学习。从这一点而言，本科生回炉其实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而非个别的小众化的问题。

至于大学白读论，怎么看都像是一块遮羞布。诚然，决定一个人能否就业的因素非常多，但也与个人的能力和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能完全归咎于大学教育。

尽管目前大学教育体系并非尽善尽美，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即大学是让学生学会心智健全地认知世界，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与判断能力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学什么专业就必须终身从事这一专业的地方，如果大学生意识不到这一点，则令人遗憾。

毕竟，专业受到了限制，但人是可以活学活用的，不论什么情况，倘若都拿出大学白读论来为自己辩护，那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更是这些学生没有意识到为何找不到工作的真正原因的体现。大学白读论，本来就不该是块人人适用的遮羞布。★

政协委员吃盒饭本不该是新闻

2009-09-14 13:54:51来源:新华网 手机读新闻

协委员吃盒饭了，竟也成了新闻，不免让人汗颜。这些年，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参加学生论文答辩的时候，哪一次中午不是吃盒饭。为何教授吃盒饭、农民工吃盒饭、工人吃盒饭„„不能成为新闻，而政协委员吃盒饭就能成为新闻呢？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政协委员吃盒饭本不是新闻，吃的人少了，也便成了新闻。按照“惯例”，广州市政协应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培训，吃的都是“大餐”，中午还能开房睡午觉。即便是这样，平常还是有一些委员会在附近酒店“加餐”。我们无从得知“大餐”是什么样的标准，也无法知道“加餐”会加到什么水平，我们只知道，政协委员吃盒饭确实并不多见。

“大餐”与“加餐”成了“惯例”，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但这个“惯例”肯定不会是传统，因为我们党和政府的传统应该是“艰苦朴素、廉洁勤政”。当铺张浪费成了“惯例”，于是乎，政协委员吃盒饭，也就成了新闻。

篇6：试论权力腐败及其控制

一、权力腐败的界定

权力腐败指权力职能的蜕变, 即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 获取个人私利, 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在我国, 所谓特定意义上的腐败分子是指党和国家机关中少数人为达到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私利的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 严重违反党纪国法, 抛弃共产主义理想, 背离党的宗旨和社会道德, 丧失共产党员条件的人。从范围上看, 腐败现象不仅发生在政府机关, 还发生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等。以权谋私, 这是我国权力腐败的突出特征之一。

二、权力腐败的状况分析

权力腐败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腐败的国家, 也没有任何国家不反腐败。我国社会中存在的权力腐败不仅严重地腐蚀了国家的肌体和人们的灵魂, 而且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侵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权益。随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等一系列条例的颁布实施, 中国历经数年的反腐败斗争出现重大意义上的战略变化, 一个“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反腐倡廉机制正在形成。党的十七大对我国多年来的反腐败工作有一个基本判断。总的看, 在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继往开来, 积极创新, 取得了新的明显成效, 呈现出纵深发展的良好态势。但当前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一系列重大腐败案件还大量存在, 反腐倡廉形势仍然严峻。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充分肯定现阶段反腐败取得的成果的同时, 也对反腐败的形势有客观冷静的分析, 报告指出“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 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 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呈易发多发态势, 极少数高、中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影响恶劣。反腐倡廉的形势依然严峻。”我们必须居安思危, 增强忧患意识, 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三、权力腐败的成因分析

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封建思想残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官本位观念、宗法思想、裙带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 对人们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现在,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以权代法”、“权钱交易”等现象, 都十分明显地打着封建社会的烙印。这些都是直接形成一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腐化变质的思想根源。

二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严重扭曲, 精神支柱倾斜, 消极思想恶性膨胀, 是导致腐败分子走上严重违法道路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同时, 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随之而来, 金钱和物欲的诱惑一点一点地侵蚀着干部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 他们的法制纪律观念越来越淡薄, 经受不住商品经济的冲击和物质利益的诱惑, 动摇了理想信念, 淡忘了党的宗旨, 降低了自己的党性要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好。思想上的蜕化变质, 必然发展到行为上的不廉洁以至贪腐。

三是目无党纪国法、肆意践踏民主集中制, 凌驾于组织之上, 不受监督制约, 是导致权力腐败的重要因素。一些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 个人权力欲恶性膨胀, 严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骄横跋扈, 失去监督和制约, 必然要导致腐败。

四是对党政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认识不到位, “两手抓”意识不强, “潜规则”盛行, 执行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流于形式。一些干部在不良风气的长久浸染下, 逐渐丧失了是非鉴别力, 不但不能抵制, 更认为这是“时尚”。一些干部就是从“小节”问题开始, 逐步走向腐化堕落, 最终变成严重的腐败分子。

五是干部人事制度缺乏公开、透明、民主、竞争机制, 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提供了机会, 同时又成为派生其它腐败的源头。

六是法制法规建设严重滞后, 不够健全完善, 执法不严, 惩治不力, 是目前许多腐败分子铤而走险, 气焰嚣张的直接原因。

四、权力腐败的控制措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关系应依靠法律来调节和约束。但我国法制建设尚不完备, 有关反腐败的法律、法规、制度很不健全, 这使腐败分子寻到了可乘之机, 给腐败的产生打开了方便之门。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权力失控的程度, 往往可以反映腐败的严重程度。在权力腐败犯罪日益“组织化”、“网络化”的新形势下, 通过制度建设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是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重中之重。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发表讲话中强调在反腐败实践中, 要“从我国实际出发, 借鉴国外有益做法, 创新工作思路, 完善工作机制, 破解工作难题, 更加科学有效地预防腐败”。根据我们党的执政模式、性质、理念、社会基础,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如何控制权力腐败的发生, 大致措施如下:

第一, 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优化环境。认真做好“三个围绕”:一是围绕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能贯彻落实, 保证国家的政令畅通。二是围绕当地党委、政府重大部署和决策贯彻落实情况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 确保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三是围绕改革发展的重点工作落实情况,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优化经济环境, 确保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 继续解决好改善民生问题, 积极促进社会和谐。要以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侵害群众的不正之风为切入点, 深入开展以教育乱收费、医药采购和医疗服务、食品药品安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方面出现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的专项治理, 坚决查处与民争利和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 继续深入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 进一步促进党员领导干部作风的转变。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 加大对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问题的监督制约, 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

第四, 继续强化制度建设, 创新体制机制, 夯实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进一步完善巡视制度, 在原来开展党风集中巡视、重点巡视、专项巡视的基础上, 开展交叉巡视工作, 进一步解决好对权力部门的有效监督问题。

第五, 继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领域, 最大限度地减少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机制, 以科学发展的思路、改革的办法、法治的方式、科学的规范、体系的功能、技术的手段, 把防治腐败工作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 推进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

第六, 继续加大查办案件的力度, 充分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作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对党员干部违反廉洁自律规定, 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违法违纪案件, 要坚决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