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疫给世界的思考

中国抗疫给世界的思考（共7篇）

篇1：中国抗疫给世界的思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一理想追求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人类所追求的公正合理世界秩序的价值目标是共通的。这次疫情防控中，中国与各国的守望相助、“投桃报李”令人印象深刻。在日本捐赠给武汉抗疫物资的纸箱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无锡回赠给日本丰川市的口罩包装箱上，写着“一衣带水，源远流长”……这场疫情防控，让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了更加深刻的感知，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更加闪亮。

多难兴邦，是中国人对灾难的一种辩证观。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坐标下，这场疫情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历程中经历的又一个风浪。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中华民族，再一次展现出了战胜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放眼未来，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14亿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信心更加坚定，更有力量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风云中坚毅前行，努力实现既定发展目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篇2：中国抗疫给世界的思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作出的阐释。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大力倡导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将其运用于治国理政。习近平主席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与定位，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并化为应对国内外重大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

篇3：中国抗疫给世界的思考

1 中国大学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性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各国的奋斗目标, 教育发达国家也在进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如欧共体的《波罗尼亚宣言》, 其目标不仅仅是推进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 更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包含其中, 日本近年的改革, 就包含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可见各个国家都将教育放在国家核心发展地位, 中国想要中国梦, 就更不能忽视教育的力量。

2 中国大学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存在的问题

(一) 学校方面的问题

1995年, 清华大学还曾明确提出过最早在2012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设想。北大更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参照美国模式进行教授聘任制度的改革, 但仍然没有实现根本的飞跃。

问题便是大学在模仿西方高校的办学模式没有考虑到本国的国情, 中国高等教育要想引领世界潮流, 绝不能简单地以美国或欧洲模式为榜样, 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动态存在的, 不是一成不变,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一流大学办学模式与理念。

(二) 教师方面的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其校舍和人数, 而在于它一代一代教师的质量'。"[1]而我国的大学教师, 在科研衡量上, 只注重"量"忽视"精"和"质"的最求, 教师考核中看中教师的科研数量, 但是创新型的精品科研课题是"十年磨一剑", 片面的考核制度只能成为教师创新的桎梏。

再者教师倾向于对科研的重心不免会忽视教学, 目前存在大学教师认为教学是附属产品, 自然便存在了忽视教学的现象, 当教师的主要精力放到争项目, 出论著, 晋职称, 那有几分是留给学生?

(三) 学生方面的问题

学生是这个学校名声的直接创造者, 但在中国精英学校的学生存在了致命的弱点。中国的精英学校以北大, 清华为例, 其在招生方面仍然存在区域保护政策, 生源便存在了局限性。

中国的精英大学应该面对世界招生, 这是创建一流大学的重要准则, 得到世界的认可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 就像美国的哈佛, 在美国你要上大学很简单, 只要你想学习, 美国的很多大学都会接纳你, 但你想上美国的一流大学, 那便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因为哈佛向世界招生。所以中国的精英大学也应该像全国乃至全世界开放, 吸收优秀的生源, 才是制胜的关键。

3 中国高校建设国家一流大学的建议

(一) 国家方面

国家是高等教育办学的指南, 虽然强调大学的独立自由, 但中国的国情要求, 大学更需要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 但大学存在忘本的现象, 大学的考核多是在科研数量而不是在教学成绩, 这是国家导向也存在问题, 国家应及时修正, 国家衡量一个大学的标准也应该多元化, 不能单以科研量为主, 引导高等向更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 学校方面

学校想成为一流大学一定要有自己特色的办学理念, 特色的专业, 更要拥有大师级的教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到现在教师不足千人, 学生数量不足万人, 依然是人民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 可见世界一流大学更看重的是教师队伍中大师级人物的多少和已毕业多年的学生中涌现出来的社会各界杰出人物的多少更为重要。所以国内精英学校不能一味的跟风扩张, 更要重视学生的质量和教师中大师级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中国高等学校发展更要结合中国的国情, 融入本土文化特色,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 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中国更应该在学习世界一流高校的同时学会利用本民族的教育经验创新。

(三) 教师方面

教师应该合理安排自己的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的基本使命, 妥善处理教学和科研的关系, 高校的首要使命是为社会建设和发展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这是高校的科研机构和其他科研机构最主要的不同, 高校的科研也必须围绕着人才培养。大学教师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也不光要得到国家, 社会认可, 更要得到学生的认可, 任何一所世界一流高校的教师, 都会将培养学生视作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因此教师更应该回归本心, 要知道自己的责任, 给学生正确的引导。

中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路还有很长, 需要不断地实践, 需要各界的支持与鼓励, 只要中国大学敢于改革和创新, 中国一定会有世界一流大学。

参考文献

篇4：关于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

关键词:一流大学 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875(2009)20-124-02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春天。不仅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有所进步。1990年,中国有了第一个工商管理硕士(MBA)的专业学位。1998年985工程启动。继而,211工程涵盖了中国100所高等院校,其中34所是研究型大学。985和211工程的学校得到了中央政府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方面的支持,显然已经成为了中国大学发展的新基点。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得到重视,教育成为全球化竞争中重要的一环。国家对于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渴望也愈发强烈。清华大学在1985年召开的学校第七次党代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1993年,国家教育部开始探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此后,中国首批进入国家985建设的9所大学相继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和规划。

一、关于重点建设目标和整体水平提升的矛盾问题

教育的重要性业已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之中,教育似乎仍处在中心之外的位置。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需要政治的开明,军事的强盛,经济的繁荣,这些也成为了教育存在与发展的推力器。于是,对于赶超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望就显得极为迫切,教育的昌盛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的相关系数逐渐上升。各界希望借助大学的力量发展社会事业的渴望也逐渐显露出来。

基于我国的国国情,国家提出了集中建设几所重点高校地计划。从上个世界末开始,接连推出了985工程和211工程计划。鼓励和扶持国内科教水平相对领先的几所高校迈开大步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样的重点建设计划确实给一些高校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也使得被扶持高校的科教水平得到了提高。可这并不代表着中国的高教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在以往,基本上每个部属或者省属高校都有自己的支柱学科和学科领军人物,但现在的学科带头人基本上都集中与几所著名高校当中。过去的人才培养是让专家以点带面,而现在则是把各个点集中起来堆金字塔,用金字塔的塔尖去靠近世界一流的门槛。很难讲,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中国出现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就代表着中国的高教整体水平有所提升。

在这种背景之下,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学的分化日趋白热化。虽说在我国。早有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之分,但自90年代兴起的大学排名的热门现象似乎已成为正常。从小处着眼,高考填报志愿家长会参照大学排名。甚至一所大学所获得的科研经费的也与其大学排名有关。

2008年中国大学前20名排名情况

校名 所在地区 学校参考类型

清华大学北京市 理科类研究1型

北京大学北京市 综合类研究1型

浙江大学浙江省 理科类研究1型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 工学类研究1型

南京大学江苏省 综合类研究1型

复旦大学上海市 综合类研究1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省 理科类研究1型

武汉大学湖北省 综合类研究1型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省 理科类研究2型

西安交通大学陕西省 综合类研究2型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网,教育在线http://gaokao.eol.cn/html/g/daxueph.shtml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东部地区的名校显然多余东西部地区,而这些学校又因为良好的声誉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投入,能够获得更多的优质生源。如此百年陷入了恶性循环,大学发展的马太效应就愈发明显了。第二,这排名前20位的高校均是985高校,985俨然成为了一个名牌大学的俱乐部。加入“985”就意味着更多的财力、物力,更好的学生,更大的发展。长期以来,985工程入选的学校并不会被除名,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只进不出的俱乐部会给其会员带来长久的收益。中国有句古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校的发展也是一样。如果加入到985工程就等于是入了保险箱的话,竞争压力减弱,斗志也会随之减弱。

第四,位列前十的大学均属于34所的行列。985,211开始成为好学校的代名词。

先做一个类比:当年马克思预计的社会主义,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并进行建设。但实际上,却出现在落后的封建主义国家。当年就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在封建主义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否可能。同样的道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否一定要在985高校呢?笔者认为,事物总处于不断地变化发展当中,目前看来属于一流行列的大学不能保证永远处于领先,当然各方面的支持会为其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也存在这其他院校的优势专业和优势学科,不排除后来者居上的可能。对于一流学校给以支持,同时对于其他院校也要重视,不能厚此薄彼。这就类似于一个生物循环系统,高级生物的存在,给需要低级生物的营养供给。某一方面的独大,会滋生很多的“不良反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竞争中谋发展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一方面,使得“吃皇粮”的学校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为其他学校提供了力争上游的机会,弱化“马太效应”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关于中国高校科研与世界一些国家的差距问题

注释:n.d表示未收集到数据;①每一百万中科学家的人数/人口;②被引用论文位列前1%的数量③单位:10亿美元④单位:美元⑤单位:千美元⑥引用率最高的论文平均要花费的研发经费(单位:百万美元)

转引自:世界一流大学: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

从表1我们看出,中国在与美英等核心国家相比之下,在研发方面的能力还有很大差距。研究型大学承担了对于科学领域的探索,知识的创新,传播,培养新一代的科学家和科研人才,产出科技成果的任务。但无论从科学家的数量和论文成果,以及支出方面,其差距都是显而易见的。使得人们产生怀疑的是,中国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大学。当我们以某两所我国高校为代表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他国人力资本培养的温室。大量的国内一流学生流入国外,出国热一年胜似一年。当国内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培养这些人才后,去出现了人才外流现象。接受这些人才的国家不花费一分一厘变为本国带来了丰厚的人力资本和潜在的巨大经济效益。当这些高、精、尖人才流入国外之时,无形之中,两国的人才贸易顺差形成了,又如何在科研方面实现对中心国家大步的追赶?所以,问题又回到教育的本意上来,只有一个人真正素质上的提高,其不仅在能力上得到发展,思想上也是进步发展的,才能看到对于他的实际的教育成果。

知识帝国的框架在不断充实和发展,作为科学全球化构成的关键之一,研究型大学将科学、学术和新的知识经济联系在一起,为社会培养新的劳动力,发展所需的科学新知识,同时还是全球合作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十分重要。因而,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大学大发展和一流大学的建设,但是真正意义上一流大学的建设不仅是上述各方面的绩效,还有社会文化的共融。大学产生的高深学问在科学界生产和传播,大学本身的文化无论是后的载物或是教人求真在社会范围内的共荣亦是一流大学应有的引领作用。

科研的差距和教育的差距是不能划等号的,教育的结果往往不直接体现在的成果上。也不能单单凭科研的成果来品评一个大学的好坏。否则,急切的功利思想只会带来高教的唯目的性,大学的人文素质缺失,以及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

三、关于建立中国一流大学的前景问题

虽然我们认识到建立中国一流大学与国外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仍应客观分析中国建设一流大学的前景。“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我们一定有成功的一天。

第一,中国有大量勤奋的学生,中国的孩子从小在传统文化重视读书学习的氛围下长大,拥有着很强烈的学习动机。但是中国大学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有明显的重科研而轻教学的倾向,加之扩招后教学质量明显下滑,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不占优势,甚至会成为缺口之一。显然这是对我国创建一流大学不利的。因此,改变现有的教学状况,抓教学质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也可以发掘出更多的人才,提高学校的整体水平。

第二,我国要建立起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提高科研的能力和水平。诺贝尔奖是世界重大科技成果的标志,据统计,世界上诺贝尔奖得主有70%在大学中,特别是在世界一流大学中。而我国真正本土意义上培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凤毛麟角。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必然是一名学术大家。我国目前可称得上为大家的人可说比上个世纪还要少了,20多年来,可说没有一个数学家可与华罗庚比肩,是我们的教育,科研,学术比前人还要落后吗?肯定不是。而是整个社会对教育、科研、学术的心态变了。

第三,要在我国建立起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建立起我国自己的质量评价体系。虽然,现在每年教育部都会对个高校进行评估。但是,却出现了很多的弊病。很多学校“大烧纸钱”,购地建房,名义上是迎评促建,实际却是表面工程。把钱用在教育所需的地方,用在更可以提高学校科教水平的地方,是现在中国高校领导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提高高校的软实力要比提高硬件要重要的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不是一两个月的评价就能看到结果,中国的高校要有不攀比,不炫耀,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安安心心做事业。而世界一流大学应是“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平和的心态,是成功的基础。

中国光辉灿烂的五千年文化,经历风雨沧桑,几起几落而繁盛不衰,其中是我们的教育一脉相承。在将来的岁月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时间问题,是努力问题,更是我们的心态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廷柱.我国高校推进战略规划的历程回顾[J].高等教育研究,2007,(1):60.

[2]世界一流大学: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实践[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1:75

[3]菲利普·阿特巴赫.世界一流大学: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实践[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1

[4]菲利普·阿特巴赫 亚洲的大学历史与未来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5

[5]王伟廉.关于在中国建设一流大学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6)

[6]张小鹏.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要;张晓鹏.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05(1)

篇5：中国抗疫给世界的思考

中国出现的情况，正在让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相信重构全球经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国从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它的众多人口相结合，已经极大地增加了它的资源消耗。

几十年来，人们普遍关注：美国以占世界的5%的人口，消费2/3以上的世界资源。这是事实，但也成了历史。目前，中国在大多数基本资源的消费上，已经超过美国。

在食物领域的谷物和肉类、能源领域的石油和煤炭，以及工业领域的钢这五大类商品中，中国目前的消费量，除了石油，全都超过了美国。中国消费的肉类接近美国的两倍（6 700万吨对3 900万吨），钢则超过了两倍（2.58亿吨对1.04亿吨）。

中国的基本资源的消费总量已经令美国相形见拙，我们可以提出的下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与美国等量齐观，又将会出现何等的状况？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按每年8%的速度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将在2031年达到美国目前的水平。

如果到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资源消费量和当今的美国相同，那么，预测中的14.5亿人口，将要消费2/3的目前世界谷物产量; 中国的纸张消费量将2倍于目前的世界产量，全世界的森林将荡然无存。

如果有朝一日中国也按美国的方式，每4个人拥有3辆小汽车，那将拥有11亿辆小汽车，远超过目前全世界的8亿辆总数。为了给这支庞大的车队提供道路、高速公路和停车场，中国必须铺砌的土地面积会相当于它目前的稻田面积。它一天需要9 900万桶石油，可是目前世界的产量只有8 400万桶，而且不可能有更多的增长。

西方的经济模式——以化石燃料为基础、小汽车为中心、一次性产品泛滥的经济——显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如果它在中国行不通，在印度也将行不通，因为预测到2031年，印度的人口将比中国还多。它也不适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30亿同样在做着“美国梦”的人口。

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所有国家争取的都是有限的石油、谷物和钢铁，因此，现行的经济模式对于工业国家也同样行不通。中国正在帮助我们清楚地看到，老经济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21世纪初期全球文明的延续，当前取决于向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反复使用和再生利用经济以及多样化交通运输系统的转变。传统的经济模式——A模式——不能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未来。该是B模式登台、构建起新经济的时候了。

新经济的曙光已经闪现，那是西欧的风能发电场、日本的太阳能屋顶、美国快捷增长的油电复合车、韩国的山林再造，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友好街道。实际上，我们为了构建持续进步的经济所必须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已经在一个或者多个国家着手进行了。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并且在过去的1/4世纪中以超常的速度发展了经济，实际上压缩了历史的进程，帮助我们看到大量贫苦人民迅速富裕起来的前景。中国面临的挑战是领先从A模式——传统的经济模式——转向B模式，帮助构建一个新的经济和一个新的世界。

篇6：以世界视野思考中国外交方略

外交是内政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中国特殊的外交风格就源自其独特的内政逻辑。中国以往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成功，与其国内发展模式具有相似性，它鼓励遵循规则又保持了高度灵活性。在中国政治精英看来，其成功就同时来源于这两个方面。中国外交政策的设计，显然也得到此种模式可以获得成功的暗示和鼓励。但问题在于当代国际社会作为一个多边的认知和利益结构，包含了超国家、跨国、民族国家间以及民间外交的多维因素，这一多边网络结构很难容忍既融入其中又根据需要游离其外的暧昧态度，任何单边的善意实践都难以得到真正的理解，更不论采取任何反规则主义的取巧策略。特别是，迅速崛起的中国已给世界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此过程中，如果无法和外部世界形成有效的对话和协调，矛盾就会集中暴露出来。而伴随中国参与世界进程的深化，这些普遍的焦虑、委屈、对抗和敌对的情绪，就会不断在地缘政治层面制造摩擦和冲突。这需要一整套具有说服力的外交话语和战略予以化解。

必须意识到，新世纪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塑造了一个以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主义国际格局，这种全球治理取代了过去的帝国主义和冷战体系，究其实质则是以西方的法治传统作为基础，通过坚持某种统一的多边规则体系，借助抽象的法理推演构筑出以透明性和公开性为核心原则的制度治理形态，而这种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就体现在它往往会要求即使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也要以不做变通的方式来坚持规则。

在今天，中国企业以及整个国家经济金融体系已迅速与各类跨国企业和经济金融组织成为密切的投资伙伴乃至战略共同体。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从最为现实的利益角度而言，当今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步伐，已与各个老牌的欧美国家保持同步，因而也需要普遍世界法权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安排。中国近二十年来的经济红利也正来自这种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的保障。因此，今天要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就必须在全球政治的高度上进行战略经营，在全球市场和世界政治的意义上设计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今天不再是应不应该“走出去”，而是必须“走出去”和如何“走出去”的问题。这需要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对自己的政治目标和价值理念，对自己的外交方略做出系统的界定与说明。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与世界体系的运作逻辑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对接，而避免从主观的利益和价值认知出发，希望用简单的物质援助和单向的诚意表达去解决问题。

中国今日的外交困局来自于种种复杂情势的结合。如何化解，则需要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之中国，而欲成为世界之中国，则需要以世界视野超越过去以中国来度量世界的格局。

《文化纵横》编辑部

篇7：中国抗疫给世界的思考

十几年前，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写了一本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就是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下中国人思考公共问题的思想预设是什么？中国人如何思考国家、历史和世界？

张汝伦：“我们如何思考什么？”这首先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对整体性问题的认识，是在这些基础上对一切的反思和批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可信的东西就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比方说人口问题怎么解决，交通问题怎么解决，对天文怎么理解，对地质怎么认识，对昆虫怎么认识，这是学问，大家会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然而，哲学的突破就在于彻底超越动物，跳脱当下的需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个世界。所以哲学实际上就是要整体性地把握世界，把握宇宙，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哲学体现了人的自由，他能够突破自己当下的需要，去追求一些对他有根本意义的东西。

人站在哲学高度上，考虑各种问题（的方式）就会不一样。但是今天中国人对于国家、历史和世界的认识，坦白来说，还没有进入到哲学的层面，为什么？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近代中国处于一种功利思维占压倒优势的思维状态。第二，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未能真正做到使哲学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哲学研究只满足于转述而不是消化和吸纳，使它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一百余年来我们的认识、理论水平不升反降。

我们现在的思想史研究，比较缺乏哲学的深度和理论涵养，我们不但没有卡西尔、伯林、福柯这样的思想史家，甚至连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的水准都达不到，当然也不可能出现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之所以让我们印象深刻，在我看来是有识有断，识是见识，断是判断。他对自己要处理的对象、问题有独到的体会和见解，这样的研究能打开我们的眼界。我可以不同意他对问题的看法，但是他对问题的揭示很独特，启发我们的思考，这就够了。一个人怎么做到有识有断？这就要多做哲学思考，研究思想史是反思自身思想状况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历史不是仅仅像我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历史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就活在历史中。既然这样，为什么可以把历史作为反思的对象呢？因为人有语言，语言可以把一切东西加以抽象化以后，再转化为自己反思的对象，可以让我们和自己所处的环境拉开距离，保持一种批判、反思的位置，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摆脱决定论的控制，才可以说我们有自由的思想，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存在物，人的自由思想的根本保证就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要从事思想史研究？至少对我来说，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来思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如何看待这个国家、历史，有一个反思，而不仅仅是把过去别人说过的话再来说一遍。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要求哲学进入了，但很可惜哲学没有进入现在的思想史研究，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教条的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现代性叙事的问题。认识中国近代的历史，包括思想史，实际上是一个要完成现代化的过程，无论是最初接受西方人讲的把中国近代历史理解为冲击和反应，还是后来讲的这是一个不断现代化的过程，还是时下流行的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等等，所有这些理解的共同特点，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外在事物的发展史，历史的发展方向只有一个，这是一种目的论。这种现代性的叙事，把中国近现代史看作一部历史，那样会隐去很多东西，但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除了社会、经济、制度、文化之外，还有人的主观历史。十九世纪在西方首先兴起对现代性的批判，我们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人的知情意主观被埋没之后提起的诉讼，是对把历史理解为一部人类的制度合理化、理性化的这种历史观的质疑和抗议。我们现在的思想史里边，恰恰缺的是这个部分。人类所有的历史就剩下一件事情，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于是很多的东西被淹没、简单化。

我们如果还按照现代性的叙事来看思想史的话，那么中国的历史存在相当一部分，也就是主观世界的部分是没有办法进入思想史的法眼的。比如我读《三十六画品》的时候，不是36种对中国国画的评价而是36种感官，感官世界的方式那么典雅、细腻、深奥，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思想深度吗？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问题的话，会觉得这个问题远比现在复杂，更不用说一部批判的现代思想史。

所以我们不但要看到现在的社会经济的世界，也要看到生活世界。这是现代思想史所忽略的，从生活世界的角度看古代，这里的古和今不是编年史的概念，而是历史哲学的概念，这是两种不同的对历史的理解。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处理思想史的时候，有一个更基础的层面，在那个基础的层面上古今问题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支撑，又形成一定的紧张关系？我们可不可以说，站在今天看古代，反过来又站在古代看今天？古今互看是超越文化和历史局限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在我看来，如果要达到超越古今对立的思维，如果要更有深度、更全面、更复杂地把握历史的话，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完整的突破。中国人如果在二十一世纪要有所作为的话，在哲学上一定要有一个起飞和突破，否则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会深刻思考自己当前问题的民族，我想是不会有未来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今天这个主题，中国人如何思考国家、历史和世界？我想，我们只有站在哲学的立场上，站在哲学的高度上，才能真正理解这样一个命题的意义。

丁耘：中国的思想史的写法，就我自己孤陋寡闻看到的可以分成三类：一种是史学类的写法，原来思想史是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一种是以汪晖先生《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为代表的，称为总体是社会科学的思想史的作品。张汝伦教授则代表哲学对思想史的写法，方向是开辟性的，值得大大表彰，也是值得遵循的。我读张汝伦教授的大作有两个心得，一个是撰写思想史的方法，一个是内容上。用精神状态的方式精准把握历史阶段的思想心态，张汝伦教授是我国解释说的开拓者。在《现代中国思想研究》这本书中，张汝伦教授研究了民主主义、历史主义、社会主义这三种思潮，还介绍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们。这三种思潮是建构现代中国思想基石性的东西，我们反省现在支撑着大家去思考关于国家历史、世界，政治、文化、经济等仍然是这三种东西，在历史上表现当然是思潮，但是更多是思想心态、观念心态。

张汝伦教授的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中国知识界、思想史研究界发生一些变化，有一些变化是张汝伦教授在书里预见到的，比如说康有为，迟早人们会发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十年前他说这个话回应的人寥寥，而现在有了“新康有为主义”。

张教授花很大的力气去处理历史主义。历史观的问题中，进步史观肯定是一种直线史观，但是退步史观也是直线史观。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里，不管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都是用康有为重新解释的儒家历史观，这是康有为对中国古代历史观的转化。但是循环的史观和直线的史观可不可以有一个协调？可以有的。我非常敬重张老师的一点，是他对黑格尔抱着不轻慢的态度，“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人的视野是直线的，但是回过头来看确实是循环的。

吴新文：对于张老师的这本书，我有一些新的感想：第一，现在有很多研究是所谓四平八稳，实证主义的，强调作者是超脱的，把思想史呈现给我们。而张老师的研究不是这样的，他是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浩然之气融入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这是非常有活力生命力的一本书。

另外，张老师的这本书，确实做到研究的深和透。对于一些权威的说法，他不是照搬过来就用了，而是带着思考的态度来看待原来的研究，所以很多时候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大家，他是抱着争辩的态度看待的。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围绕现代性这个问题的思考。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如何思考国家、历史、世界的问题，中华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之林，这是所有仁人志士都关心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样一种围绕这个问题的不同的呈现方式，我觉得是非常过瘾的思想史研究。

看完张老师的书以后，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这本书前面写思潮，后面写人物，第一版和余英时的讨论，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特别是围绕中国和西方相遇之后，中国所谓的现代化，围绕我们究竟如何看待现代性这样一个问题，当下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仍然争论得热火朝天。我记得张老师的书里面写到过，现代性有点像罗马神话里面的门神，是有光明和黑暗的两面性。

有人认为中国当下需要资本主义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是也有人说，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有很多灾难性的问题现在都表现出来了，所以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思潮面前，整个思想界的倾向是大家火气都很盛，都是义气用事，贴标签。在中国当下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对这两个东西及其复杂关联有一个更深的理解，然后暗示中国思想者未来思考的方向？这是这个问题的第一面。

书里面讲到近现代西方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深深融合在一起，独立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都是不存在的，西方的文化已经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思考中国当下的思想，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意识？说得更高一点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趣味来看待这样的东西？我们究竟如何能够避免简单化的选边，又能够有一个方向性明确的思考？这是我要向张老师请教的问题。

洪涛：张老师的这本书刚出版时，我非常认真读了。我觉得这本书在当时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当然也许今天我们再来读这本书，可能会获得更全面更新更深入的把握。

研究思想史，尤其是研究近现代思想史，大体上有三个意图。第一种是传统的研究理论，研究资产阶级思想家、封建思想家，可能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思想道路，或者他们指出的中国未来所走的道路是不正确的，而现在我们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种近代思想史的写法，我把它叫做政治的写法。

第二种是出于历史的新奇，研究一百年前或者是几十年前，在清末民初，思想家在干什么？这种历史取向的思想史研究，在近代思想史研究当中占据了主导，是一个主流。

我刚才注意到张汝伦教授在发言的时候反复提到哲学，他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思想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张汝伦教授正好是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还有更深入的原因，正是他强调从哲学的角度来关照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从当下来看，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中国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这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中国人生存在这个民主国家当中，拥有这样的历史，我们从这两个视角来考虑中国人当下的生活和过去的生活，根本是为了什么？根本还是为了未来，而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未来，也不仅是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的未来，而是中华文明以及中国人充分参与其中的这样一个世界的未来。国家本身是政治视角的，中华文明是未来视角，这个民族、这个文明共同参与创造人类的未来，这是一个哲学视角。因为张老师讲的哲学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概念，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下我们是谁，我们的位置在哪里，知道这些可能就知道未来要往什么方向走。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是哲学的起点和归宿。

我想今天从哲学的角度，可能会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四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到现在，曾经经过一个重大的转折或者变化，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场变局是从春秋后期一直到西汉中期才基本完成。中国文明面临的第二次千年之变，这在十九世纪中期，当时很多先者已经意识到这个情况，所以今天我们恰恰处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千年变局当中。要应对这样的变局，我们必须要有高远的哲学智慧，这是张老师反复提到的哲学根源。但凡面临这样变局的时候，都是哲学智慧大爆发的时代。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必须要考虑最根本的问题。从清末到现在的伟大思想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或者我们和他们共同思考、面对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这是需要哲学智慧的。张汝伦教授的这本书，主要就是从哲学的角度考虑在这场变局当中，中国先贤对中国历史思想的考虑。

我们现在必须要发挥创造性的智慧，用对得起未来子孙的方式，创造出今天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心态，尤其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今天的责任。

张汝伦：刚才吴新文教授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现代性的问题，我个人的理解，现代性、现代化是一个概念，用来特指一种文明形态。既然是一种概念的话，就是可以突破、修正、质疑的。所以有时候讨论问题时，概念是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的工具。反过来，当我们对生活现状不满的时候，也有权利重新批判、修正、否定、颠覆这个概念。我们绝不能把现代性理解成是人类的天命，人类曾经对现代文明形态有这样的理解，但是现在这样的理解不断受到质疑，不断受到批判，也不断得到修正。

我们中国人可不可以讲现代？可以，我们并没有一定要把现代和现代性打扮成妖魔鬼怪，但是对于种种方式存在质疑，有些东西没有答案。比如《秋菊打官司》，按照现在的法律程序，你伤了我的丈夫，你得要给我一个说法，这个官司一定要打赢，要赔礼道歉，但是秋菊官司打赢以后成为全村的公敌，这里面就有一个“情”，秋菊自己都非常的纠结和痛苦。这并不是像是我们想的，现代好，传统坏，西方的东西好，中国的东西坏，法律是无情的，讲情就是反动，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以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