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鉴赏（共8篇）
篇1：鲁迅小说鉴赏
语言特点
作者对白话的运用，达到了非常娴熟的程度。比如“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它兜肚连肠的吐出。”从这短短的几十个字里，就可以看出作者文字功夫，其中有心理、有动作、有细节，用的都是标准的白话，自然朴实，却又处处生动形象，充满意趣。作品中还有一些警句式的词句，如“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等等，其概括的力度和含义的深度，都绝不亚于文言文。
鲁迅凭借其深厚的语言功力，成功将外国小说的形式与中国传统小说的优点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日记体”这样一种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深刻地表现了本民族的思想和生活。
创作方法
从创作方法上看，《狂人日记》主要采用的还是现实主义的方法。这表现在作品重视典型环境的描写、重视细节的真实性、重视人物性格的统一性等方面。读者在阅读时，如果把狂人的“错觉”加以矫正，就可以发现，无论是路人对他的态度，还是何先生对他的诊断，都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生活现象。而“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甚至于“去年城里钉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着血舐”(这个细节后来被作者用于他的另一篇小说《药》之中)，确实是“从来如此”。
表现手法
1.借实行虚，以虚证实。小说选取狂人作为主角是个十分精心的安排。鲁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
感受，通过狂人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存在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了惊心动魄的概括和揭露。
2.独特的心理描写。变态的心理，混乱的逻辑和虚妄的幻觉等狂人心理的描写和刻画。狂人见到所有的.人都是像要吃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状态;狂人由女人骂小孩推导出女人要吃人，由女人的要吃人推导出大哥、母亲和自己都吃了妹子的肉，这是典型的逻辑上的混乱。
3.采用了一些诸如象征、暗示、变态心理描绘等现代主义手段。第一节：“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暗示黑暗的长久;第二节“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比喻、暗示中国几千年不变的传统文明。而第六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象征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与凶险。读者通过作品中的这些关键性的词句所包含的象征、比喻、暗示的意义，可以体会到作品的实质内容。作者既把狂人写得完全象一个狂人，而作为体现作者意图的艺术手段，他使读者的理解完全超越于这个手段，不仅构思颇见新意，而且结合得又天衣无缝，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
4.作品还采用了对照的手法。正文前面的小序是用文言写成的，它简洁、明了而又清醒;而正文部分是用白话写成的，它抒情，具有很深的心理内涵。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充分显示了白话文学的表现能力，前面清晰的小序也反衬了狂人日记的思维的混乱。
篇2：鲁迅小说鉴赏
《狂人日记》是日记体小说，日记体采用第一人称作为行文的角度。作品借主人公的眼睛，观察了他周围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吃人。作者为此感到不解和愤怒：“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作品还写道：“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即狂人的大哥引者)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也会吃尽。”在作品的最后一日记里，作者深切地希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并具大声疾呼：“救救孩子……”这些都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写的。[10]
篇3：鲁迅小说人物研究
一、受尽压迫而竭力反抗的人物
鲁迅笔下描绘了一批饱受压迫但竭力反抗的人物形象, 例如祥林嫂、单四嫂子、子君、涓生、狂人、阿Q等等, 这些人物形象在塑造时也有个性和共性的差异。《明天》中单四嫂子看着宝儿纺着纱发出对明天的祈祷, 祥林嫂用自己的美好明天以及自己的儿子来安慰自己, 可以说这都是他们对旧社会压迫的反抗, 甚至阿Q的“精神胜利法”都是对这种压迫的无意识反抗。只不过这种欺软怕硬、夸耀过去、幻想未来的反抗手段是很不切实际的, 但是这种反抗在当时却具有普遍性。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 他们的反抗并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 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受迫害的本质, 他们更多的是用一种封建迷信的方法来对抗封建压迫, 这种反抗在当时社会虽然没有掀起大风大浪, 但也在潜移默化中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竭力反抗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就是狂人, 狂人是鲁迅笔下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 他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反复的思索, 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吃人的本质”, 狂人揭露了封建社会残害人的本质, 并发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抗议。还有子君和涓生, 他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 虽然最终他俩的反抗以失败告终, 但是他们这种主动反抗的精神是对反封建专制的强力宣言, 也对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二、饱受封建思想侵蚀的人物形象
被封建思想影响侵蚀的人物形象在鲁迅的小说中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例如阿Q、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阿Q几乎集封建礼教、迷信等于一身, 可以说他是一个封建思想的集合体。在文章的开头, 鲁迅就描写了一场因姓氏而引起的风波。旧社会姓氏是一个人身份的重要标志, 因此阿Q借着酒性要和赵家攀亲戚, 这反映了阿Q思想深处的封建迷信, 然后后来在在描写阿Q的恋爱时, 她的封建思想, 愚昧形象也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都是受过封建压迫的个性人物, 鲁迅通过这些人物展示出他们受封建思想摧残的不同侧面。例如孔乙己虽然穷困潦倒, 但是仍然不愿意代表自己读书人身份的长袍, 还把自己读书人的身份经常向别人炫耀, 这就体现了封建思想中的“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他心里的根深蒂固, 也是他受封建压迫的深刻表现。而祥林嫂在封建礼教、神权、族权以及夫权的压迫下, 始终抱着寡妇不能再嫁的观念, 当她被卖到贺家坳时, 她扯着嗓子嘶喊, 甚至撞香案来表示自己的清白, 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礼教对妇女思想的禁锢。封建思想除了在知识分子和小市民中明显存在外, 在农民之间也是存在的, 闰土就是这样的一个农民。
三、麻木愚昧不悟的人物形象
鲁迅的人物形象都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 但是由于封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极其严重, 因此在这多重的压力下, 他们又矛盾的显示出一种愚昧和麻木来。因此他们的反抗斗争也是愚昧的, 这就是这些人物的共性。但每个人物让人哭笑不得的斗争又反映了不同的麻木和愚昧, 这又展现了这些人物的个性。鲁迅描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个性化的愚昧不悟。第一种就是将革命等同于闹剧或者游戏的, 例如华老栓以及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 华老栓将革命者的牺牲完全忽略, 而看客对于革命者的牺牲采取的不是理解而是赏玩。第二种麻木就是将压迫作为说服自己的理由, 这种“变态”的心理把他们的愚昧无知表现的淋漓尽致。陈士成和孔乙己是这种类型下的典型人物。陈士成乡试十六回都没有成功, 于是在失魂落魄中想象着金钱落入水中而亡;孔乙己以读书为自己的骄傲, 还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教孩子们“回”字的四种写法, 他们痛苦一生也在不明不白中结束了。第三种描绘的就是思想被牵着鼻子走的迂腐的人。柳妈的到了阴间会被分成两半的言论深深的刺激了祥林嫂, 于是她拼死拼活筹钱捐门槛, 最终还是在寒风之夜死去。
参考文献
[1]伍海霞.论鲁迅小说对“看客心理”的批判[J].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04) .
[2]陈宝琳.鲁迅小说中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特质分析[J].文学教育 (上) , 2010, (02) .
篇4：鲁迅小说注记
《孔乙己》的故事完全是通过咸亨酒店一个小伙计的眼睛来观察，用他的口气来叙述的，他本人也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当然是一个次要的角色。
就用故事中一个角色来讲故事，先前虽然也曾有人试验过，但在当时还算是新的办法；中国小说历来的叙述者，要么是一个类乎代表官方、掌握全部情况的史官，要么是一个身在民间而无所不知的说书艺人——他们俯看庐山，全局在胸，指挥如意；现在却用一个此山中人来说话，所有的情况就全变化了。原来是怎么看都行的中国画，现在是定点透视的西洋画。
鲁迅的高妙之处在于，手法虽然全新，而仍然具有中国画的笔墨气韵，并没有让人不习惯的洋气。鲁迅早就说过，中国未来的文化应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坟·文化偏至论》），一篇《孔乙己》，就已经具体而微地把这样美妙的理想落实下来了。
《孔乙己》不仅充满中国的民族特色，而且带有绍兴的地方色彩。在小酒店里喝点老酒，来一碟茴香豆，这是绍兴啊。
故事的叙述者“我”是一个老实孩子，被推荐进咸亨酒店以后，掌柜以为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安排在外面当小伙计，然而“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来，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眼看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羼水也为难”。这小伙计不会在酒壶子里羼水，于是被安排去专门温酒，干最低级的工作。
“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这句话颇不容易理解，每次在舀酒之前先在壶子里放上水，岂不太露骨了吗？
这就得了解当年绍兴酒店里的一套操作过程，周作人有《谈酒》一文，说得最为清楚，他写道，当年绍兴人到酒店喝酒，“平常起码总是两碗，合一‘串筒’，价值似乎是六文一碗。串筒略如倒写的凸字，上下部如一与三之比，以洋铁为之，无盖无嘴，可倒而不可筛。据好酒家说，酒以倒为正宗，筛出来的不大好吃。唯酒保于量酒之前先‘荡’（置水于器内，摇荡而洗涤之谓）串筒，荡后往往将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内，客嫌酒淡，常起争执。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倌勿荡串筒，并监视其量好放在温酒架上。”原来羼水的奥妙在于荡串筒时留部分水在里面，这样酒就可以少舀一些还是满满的一筒，成本就降低了。
“串筒”一词地方色彩过浓，鲁迅改为比较普通的“壶子”，精明的顾客“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即指了解堂倌在荡串筒时有没有做手脚，以免吃亏。等到酒舀好了放到温酒架上去以后，酒店伙计就不好再捣鬼了。小说里的“我”太老实了，没有资格荡串筒舀酒，只能专事温酒这一种无聊的职务。
不会忽悠顾客的伙计在掌柜眼中不是好伙计，只能干些技术含量最低或完全没有这种含量的低级工作；然而就只这样的小家伙，也不大瞧得起孔乙己。
要彻底读通鲁迅小说，最好能更多地了解绍兴地方文化，在这方面，周作人提供的材料具有无可代替的重大价值。周作人的《谈酒》一文作于1926年6月20日，收入《泽泻集》（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版），后来又收入他的自选集《知堂文存》（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版）。
《一件小事》
《一件小事》大约取材于鲁迅自己的经历。据孙席珍先生回忆说，鲁迅曾在课堂上说过“我写《一件小事》……是真的遇见了那件事，当时没想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洋车夫，竟有那样崇高的品德，他确实使我受了深刻的教育，才写那篇东西的”（《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作品中的“S门”很可能就是顺治门亦即宣武门，为鲁迅上下班的必经之地。
不过这篇小说仍然不能看成是完全的实录，作品中的“我”也不能等同于鲁迅本人。鲁迅说过，他的小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完全发表我的意见为止”（《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不写现在之所谓“纪实小说”，不专门用某一个人做模特儿。
鲁迅还有一个深刻的论点：“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鲁迅没有用过这种办法，而即使用此法，优秀小说中的人物还是一个艺术形象，具有独立的生命，而不必同那曾经实有的人、确有的事等量齐观。读小说而致力于索隐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可惜索隐派至今顽健如昔，在《红楼梦》研究中尤为猖獗，在鲁迅研究中也远未绝迹。
《故乡》
《故乡》也部分地取材于鲁迅自己的经历，但也并非完全的实录。《故乡》结尾处（倒数第三自然段）有一通著名的议论：
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他们为了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未经生活过的。
早在《故乡》发表之初（《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1921年5月），茅盾就曾指出，这一段乃是作者的点题之笔（详见《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8期，1921年8月），此意后来颇有人加以发挥。这里的问题在于，“辛苦辗转”、“辛苦麻木”这两种生活所指比较明确；而“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则所指不甚分明，一种流行的意见说，这里的“辛苦”是反语，“恣睢”则是放纵、凶暴的意思，指的是压迫者、剥削者，他们作恶多端，因此遭到鲁迅的坚决反对云云。
这样的理解好像有点奇怪，前两个“辛苦”不是反语，到第三个忽然成了反语，修辞中似无此格，以鲁迅行文之谨严，恐怕不能这样鹘突。而“恣睢”一词本是放纵无拘束的意思，《史记·李斯列传》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司马贞《索隐》云：“恣睢犹放纵也，谓肆情纵恣也”；《现代汉语词典》将“恣睢”解释为“任意胡为”。在《故乡》中肆情纵恣的是谁？只有一个人，她就是如今外形有似圆规的杨二嫂。
杨二嫂也很辛苦，早年她家开豆腐店，用现在的话说是个体户，做的是很辛苦的小买卖，所以她自称“小户人家”——根本不是什么压迫者、剥削者。那时她三十多岁，擦着白粉终日在里面坐着，化装售货，还是安分守己的，并未任意胡为。
可是到二十年后，她就“恣睢”起来了。说话信口开河，尖酸刻薄，而说来说去无非想占点小便宜，打那些木器家具的主意，未能如愿后行为就有些不轨——
“啊呀啊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后来她又无中生有地告发闰土在灰堆里埋着十多个碗碟，“自以为很有功，便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这样的人能当面为盗贼，岂不正是“任意胡为”或“恣睢”么？这个女人品行不大好；她顺手牵去的都是不值钱而很实用的小东西，煞费苦心地着眼于此其实也正表现了她的可怜。如果不是生活非常辛苦又何至于如此？当年她一心一意卖豆腐，并没有这样恣睢啊。
艰难的生活逼得“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辗转四方，不遑宁处；闰土这样忠厚老实的农民则变为麻木，一味苦熬苦受；而小市民杨二嫂则变成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不惜任意胡为的可怜虫，失去了做人的尊严。麻木和恣睢都是不觉悟，只是表现形态不同而已。“我”和母亲对杨二嫂的言行都未加追究，甚至连一句明白批评的话也没有说，这样的处理流露了作者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作品对杨二嫂当然是不以为然的，但问题主要不在她个人的品质，而在逼人向下的社会。麻木和放纵均为作者所不取，他希望青年一代能同这种扭曲的生活决裂，过上新的生活。
与人性扭曲共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二十年前，“我”与闰土是关系亲密的朋友，“我”的一家与斜对门的杨二嫂豆腐铺也是和睦的邻居，那时的人际关系还不像现在这样隔膜和猜忌。痛感人性的异化和人际关系的恶化，呼唤人性的复归，寄希望于社会的进步，就是《故乡》的主题所在。
从艺术构思上来说，作者塑造辛苦恣睢的杨二嫂这一形象，不仅可以拿来衬托辛苦麻木的闰土，拓宽社会生活面，也便于稍稍打断“我”与闰土之关系史这条主线，然后再把它连起来。情节展开的线索如果过于单一，容易显得单薄乏味，一泻无余；只有断而复续，穿插有致，才能引人入胜，具有更好的效果。
《故乡》的主线表现的是人性的异化和人际关系的恶化，而杨二嫂这条副线所表现的则是另一种形态的人性异化和人际关系恶化，主题集中，而又富于立体感，颇合于艺术的辩证法。
杨二嫂关于“一毫不肯放松”与“有钱”之关系的感慨，用在“我”身上固然不确，但确为明通之论。用非正面形象的议论来揭露社会的黑暗，是许多小说中都用过的妙法，例如《金瓶梅》中的帮闲应伯爵、巴尔扎克笔下的大盗伏脱冷，都说过一些暴露世态与心态的至理名言，肆无忌惮的小人也自有其深刻之处。
就形象类型的角度说，杨二嫂是鲁迅笔下小市民形象系列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以外，鲁迅小说中小市民形象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狂人日记》中的大门外立着围观狂人的那一伙人、《孔乙己》中的诸酒客、《药》中的诸茶客都是些小市民，但都是群象，没有细写；华老栓是鲁迅笔下第一个具体的小市民，其特色在于辛苦、老实、迷信、落后；杨二嫂是第二个，辛苦而恣睢；此后还有《孤独者》中的大良、二良的祖母，特色在于深入骨髓的势利。比较起来，圆规杨二嫂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可以说是一个不朽的典型。
《故乡》的最后两个自然段写道：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两段和倒数第三自然段加起来构成《故乡》的结尾，而这三段本身恰恰形成一个“之”字形的格局。
倒数第三自然段提出一种希望，希望下一代过上新的有别于自己、闰土以及杨二嫂那样的生活；但是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希望呢，没有具体的办法，于是“我”又复怀疑以至嘲笑自己的希望，甚至说不过是一种新的偶像崇拜。这是深刻的反思，曲折地表现了鲁迅本人既相信进化论又怀疑进化论的思想矛盾。寄希望于以宏儿和水生为代表的下一代，相信青年必胜于老年，未来必胜于过去，而同时又觉得这样的希望相当渺茫。这样的矛盾在鲁迅的思想深处长期存在。
所以可以说，这倒数第二自然段否定了前面的倒数第三自然段。
既然进化论式的希望相当渺茫，那么放弃它另寻新途如何？可是一时还找不到，于是只好折回来，自我安慰道，只要大家都来奋斗，总会好起来的，路是走出来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就回到了倒数第三自然段。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故乡》结尾的这三段盘旋曲折，发人深思。这里最应注意的是否定之否定并非单纯地回到肯定，这里有着新的因素，那就是实现希望要靠实践，要靠大家都来向前走。“走的人多”，大家都觉悟了都行动起来了，自然就有路在脚下。
完全规划好的路线图是没有的，让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团结起来向着前方走吧。鲁迅的这个思想很深刻，现在看来尤其是如此。
《阿Ｑ正传》
《阿Ｑ正传》要写辛亥革命。未庄其实没有人懂革命是怎么回事，于是不约而同地跑到静修庵去“革命”。革命就是要打倒曾经神圣的东西——他们的这一理解不能说没有道理。
赵秀才和假洋鬼子采取了两项革命行动，一是砸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一是顺手牵走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
阿Ｑ也到静修庵去“革命”，但比较糊涂，还没有想到搞打砸抢；尽管他后来也在土谷祠里大做其美梦，要弄些具体的好处。
这就是所谓“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上）》评《金瓶梅》语）。中外小说中多见此种笔法，而鲁迅写来在有意无意之间，尤为高妙。
据许广平介绍，鲁迅曾有为《阿Ｑ正传》写续集的打算，思路是“从小Ｄ身上发展，但是他不像阿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计划。
为成功的作品写续集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鲁迅也终于没有写。
许广平的这一介绍见于她的《阿Ｑ的上演》一文，该文是为许幸之编导的《阿Ｑ正传》首次公演（1939年7月，上海辣斐花园剧场）的特刊而作，后收入《许广平忆鲁迅》和《许广平文集》。在那次演出中，王竹友饰阿Ｑ，乔奇、韩非、舒适等著名演员都参加了演出。
《社戏》
《社戏》前半用不少篇幅写当年北京剧场里的情形，然后写在故乡看社戏的往事，前后形成强烈的对比。
许多年前曾经有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北京戏园内外一片乌烟瘴气的景象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社会乃至整个中国黑暗社会的一个缩影。文章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丑恶现实，批判了辛亥革命‘后十年’的政治腐败，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的旧中国深恶痛绝”〔1〕。学术界诸如此类的意见甚多，所以便要拿来供中学老师在教学时参考。现在看来这样的分析当然会觉得很古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固然乌烟瘴气，他早年在故乡看社戏是清朝末年，那时就不是“黑暗的旧中国”吗？
《社戏》的前后对比不是从政治或社会的角度去对比，甚至主要也不是从戏剧方面作对比。早年在乡下看的那次社戏，戏本身并不精彩——老旦咿咿呀呀唱个没完没了，同去的小朋友们有的吁气，有的打呵欠，有的竟破口喃喃的骂，结果很快就回来了，一路上还骂那老旦。说那一夜的戏好，主要是怀念农家少年对自己的真挚情谊，怀念故乡农村美好的风光。归途中吃豆子一节，最能表明农民及其子弟的人情之美。而与此成为强烈对比的是北京的戏园里不但有“冬冬喤喤之灾”，而且拥挤不堪，长凳座位类乎私刑拷打的刑具，观众之间态度冷漠，令人觉得“这里不适于生存”。作品在这里还特别提到一位绅士，很看不起人，一面看戏一面吁吁地喘气；戏园外面有一堆人，“大概是看散戏之后出来的女人们的”。
离开作品的实际进行庸俗的大杀风景的政治社会分析，这不是哪一本书的问题，而是曾经流行过的一种常见病。这样的毛病甚至影响了某些外国学者，例如美国的威廉·莱尔也曾批评鲁迅“离开了社会问题”，而一味欣赏“简单淳朴的乡下人未被污染的善意”〔2〕。
《在酒楼上》
鲁迅小说中写景的成分甚少，而偶一涉笔却精彩绝伦，例如《在酒楼上》写“我”住在旅馆里，“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贴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彩，而且微雪飞舞起来了”；于是就走到“一石居”酒楼去——
楼上“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座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这废园大约是不属于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起来，却很值得惊异了：几树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着墨无多，境界全出，这一段曾得到评论家谢六逸先生的激赏，说“这一段描写，非懂得南画趣味的人写不出来。西欧的作品里面，很不容易看到这样的表现。这点足见作者艺术修养的湛深”。
所谓南画就是南宗文人画，这一派认为“意高则笔简；繁皴浓染，刻画形似，生气漓矣”（程正揆《青溪遗稿》卷二十二《题卧游图后》）。钱钟书先生则指出此派“以最省略的笔墨获取最深远的艺术效果，以削减笔墨来增加意境”。拿这些话来品题鲁迅这一段写景，亦复密合无间。
《孤独者》
《孤独者》写主人公魏连殳失业后的情状道：
有一天，我路过大街，偶然在旧书摊前停留，却不禁使我感到震悚，因为在那里陈列着的一部汲古阁初印本《史记索隐》正是连殳的书。他喜欢书，但不是藏书家，这种本子，在他是算作贵重的善本，非万不得已，不肯轻易出卖的。难道他刚失业才两三月，就一贫至此么？
这一个细节，取材于鲁迅本人类似的经历。鲁迅也喜欢书，历年来买得不少，却也卖过一次。他有一部祖传的明抄本《立斋闲录》，在他的藏书中算是比较珍贵的一种，但曾经打算将此书和另外几种也比较值钱的书卖了，来缓解经济危机。晚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其事道：
我家并不是藏书家，我真不解怎么会有这明抄本。这书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宫闺秘典》去卖给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又藏在北平的寓里；但久已没有人照管，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卖书救穷，原来也有他本人的经验。如果鲁迅自己不说，还真不知道他也有这等故事。《立斋闲录》四卷，明代宋端仪的一部杂著，记录了明太祖至英宗时若干朝野杂事；《宫闺秘典》全名《皇明宫闺秘典》，一名《酌中志》，凡二十四卷，明末刘若愚著。这两部书比较冷僻，所以到小说里就改用更有名更常见的书。
此所谓“迁想妙得”；也可见鲁迅本人“喜欢书，但不是藏书家，这种本子，在他是算作贵重的善本，非万不得已，不肯轻易出卖的”。而他终于没有卖掉。当时鲁迅并未失业，只是遭遇欠薪，就窘迫如此。
注释：
〔1〕《鲁迅作品教学问答》，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81页。
篇5：鲁迅小说研究 论文
究
09 语教3 王振华
浅谈鲁迅小说中的中国国民性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藤野先生》
这是鲁迅现在求学日本仙台时的事情，当时这件事情就此改变的鲁迅以医术救国的初念。鲁迅的父亲是是死于庸医之手，所以鲁迅从那时起便立下志愿，学医救人，不再让庸医误人性命。但是在看电影时，鲁迅发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是愚昧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只有改变国民的精神，中国才有希望。
鲁迅在他的《呐喊 小序》中说过“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自此，鲁迅走上新文学、民主革命的道路，为唤醒中国国民的精神，奋斗不息，鞠躬尽瘁，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应的自己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一生写过众多小说、著作，其根本目的不过是在于描写国民性问题，在于唤醒深藏国民心中那中华民族深深的骄傲、自强不息的精神。
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国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毒害，造成民众的愚昧、麻木和冷漠。鲁迅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可以说，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和探索非常深广，他从现实人生的精神病态出发，对国民精神上的各种痼疾进行具体解剖，国民身上的种种精神病症无不在他的笔下暴露无遗。国民的愚昧、怯懦在鲁迅的文章小说中体现无遗。
一、愚昧。在鲁迅的笔下，国民的愚昧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小说《药》突出地描写了群众的愚昧，主人公华老栓愚蠢地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极端的冷漠，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深受封建礼教的毒害，愚昧迷信，节烈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如果她没有再嫁的罪恶感，对鬼神的恐惧就不会那么强烈。因为有了这样的罪恶感，她一直想摆脱，想赎罪。她捐了门槛，自以为摆脱了罪孽，却不被社会认可，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此外，闰土的迷信，阿Q的浑浑噩噩，单四嫂子的不知主宰命运，七斤的“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和皇帝坐了龙庭之类，赵七爷的夸耀张翼德的丈八蛇矛，七大人的玩“屁塞”……真是愚不可及。
二、卑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里的“愚”就是愚昧，“弱”就是卑怯。鲁迅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这些现象都是卑怯的表现。鲁迅还指出，欺软怕硬也是卑怯，他说：“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古传，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华盖集·忽然想到
（七）》）阿Q的“精神胜利法”里也有“卑怯”的体现。他说自己是虫豸，“儿子打老子”，“君子动口不动手”，他的癞疮疤别人“还不配”，以及他的“忘却”、他的“怒目主义”，他从赌场回家打自己的嘴巴，他对小尼姑的肆意戏弄，他和小D的“龙虎斗”等等，全是卑怯的曲折表现。此外，还有鲁迅常常进行针砭的中庸、调和、敷衍、苟活、爱面子等等，其内核实质也是卑怯。
三、冷漠。鲁迅认为中华民族中最缺乏的是“爱”，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这种麻木冷漠的现象，在鲁迅的小说里比比皆是。小说《药》中的夏瑜被斩首示众时，那些赶来鉴赏这杀人盛举的看客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兴致很高，“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夏瑜牺牲后，那些茶馆里的茶客不但不动一点恻隐之心，反而把夏瑜的遇害当作有趣的故事津津乐道。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其人生悲剧之所以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周围民众的冷漠、无情甚至残忍。对于祥林嫂的再嫁，人们采取的是奚落、不屑的态度。对于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掉，鲁镇的男人毫无同情心，听了这悲惨的事，“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倒是“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这分明是拿祥林嫂的伤心事当她们无聊生活的调剂罢了；当阿毛的故事不再新鲜时，她们就“厌烦得头痛”了。对于祥林嫂头上的疤，鲁镇的人们“发生了新趣味”，当人们厌弃了阿毛的故事后，从柳妈处传来的这一新的故事，无疑又成了他们新的生活调剂。对于祥林嫂的死，鲁四老爷咒骂她是“一个谬种”；家里的短工很“淡然”；“我”开始有些“惊惶”，随即“心地已经渐渐轻松”；“活得有趣的”众人，“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祥林嫂所处的人文环境真的让她窒息无以生存。类似的还有孔乙己、单四嫂子、阿Q、七斤周围的那些群众，他们同样都冷漠无情，同样拿他人的痛苦作赏玩。
四、贪婪。鲁迅曾经指出，在外国人那里，“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中国却“单有我，单想取彼”。其目的就是要得到“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并认为，“威福、子女、玉帛”这三样，“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阿Q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曾经穷到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但他的理想却是很高的。当革命到来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也是“威福、子女、玉帛”，他幻想作威作福，想杀谁就杀谁；他财迷心窍，要把元宝、洋钱、洋纱衫、宁式床搬到土谷祠；他还想妻妾成群，拥有女婢男仆为他所用。鲁迅通过阿Q这一形象，写尽了国民的贪婪自私。其他的还有康大叔、夏三爷、阿义、杨二嫂等等，也都是以贪婪自私的形象出现于鲁迅的小说中的。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以笔为刀，解剖国民的灵魂，对民族精神中的消极方面给予了彻底的暴露和批判，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说了这么多，那国民性到底是什么呢？ 国民性，一般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的概念和体现；二是指国民群体人格的特性。和国民全体的个性化特性相对应而言，“国民性”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群体性特征。从结构上看，国民性具有系统性，一般的讲，涉及结构的几个层面，即行为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
由“国民性”一说，发展成“国民性剖析”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严复、梁启超、胡适等思想家从社会文化、人文意识等层面，对中国“国民性”问题进行反省、批判，以革新国民人格、提高民族精神品格的体现。他们沉痛地思考过关于国民精神中存在的瘤弊，以及国民思想文化素质如何才一有可能提高的问题，这些无疑都是属于对“国民性”问题的一种探讨，鲁迅继承前人，并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等维度，对“国民性”做出了深刻剖析。祖国危亡的现实、前代思想家与国外“国民性”思想的浸润、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等因子，促成鲁迅“国民性剖析”思想的发展：早期，倡导“立人”，呼唤人格独立；中期，反思传统，对国民劣根性展开社会的、文化的批判，疗救病态的国民人格；后期，采用阶级分析法，剖析不同阶层的国民性，以铸造新的“民族魂”。
对鲁迅来说，“国民性剖析”既是个思想概念，又是他反思、批判传统的武器与手段。这促使鲁迅的“国民性剖析”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思想的尖锐性。鲁迅披露“瞒和骗”、“卑与怯”等国民性的外在表现，探究其得以孕育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注重对其中间层次----社会心理进行分析，并由此展开反省、剖析与批判。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将文学艺术与哲学思想融为一体。“艺术作品如果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提供现实生活发展的趋势、可能性，那么这种作品就是富于智慧的，有助于真理的认识。在大作家的作品中，艺术境界和哲理境界可以达到统一。”
鲁迅正是通过小说、杂文、散文等文学样式，从思想、文化等层面刻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人”的历史发展轨迹，启发、引导人们认识自身处境，反思国民性与民族危亡的关联，以求国民人格与民族精神趋向完善。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的，狂人的所见所闻其实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狂人日记》中，揭露了经书的本质是“吃人”，而“吃人”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奴役。“从来如此，便对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正是对几千年的奴隶史的一种质疑，是对“以礼杀人”的批判。因此，“狂人”正是革命意义上的正常人。“狂人”的狂放，是行为上对传统奴性群众的反叛;“狂人”的颠狂，是精神心理上对奴性的颠覆。鲁迅塑造的“狂人”人格的批判意义和革命价值在于:奴性群众被“正常化”了，就要有非正常的心志使其摆脱奴性意识。小说《阿Q正传》在批判国民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精神胜利法和“革命”理想，以及总是摆“先前阔”和以丑为美的心理模式等。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本质是把现实的失败转化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这不等同于一般的心理安稳，他用攀附法讲自己的身份提高，用虚构法讲述自己过去的辉煌历史，还有假设法，调包法等等，总之他是想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面子与自尊。在阿Q身上确实有着革命的需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唯有革命才能翻身。阿Q参加革命想追求的，就是要权，要钱，要女人。那时的阿Q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有权就有一切”的思想还不是很明确，但他朦胧地懂得，参加革命就会有权，有权就八面威风，想杀谁就杀谁，有了权就会有钱，也会有女人。他的“革命梦”是做得很甜美的。但是，阿Q的革命存在着盲目性，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这样的革命还是在封建制度下进行的，对封建等级制度不会起到任何作用，所以阿Q到最后死了还是弄不出个所以然来。
从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一系列的“看/被看”的模式的小说，如《示众》、《药》、《狂人日记》、《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祝福》、《长明灯》、《铸剑》、《理水》、《采薇》等。“看 / 被看”模式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只有一个动作，就是看，只有一种人物关系，就是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在“好奇”的看客看和被看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看客的麻木和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另一类看/被看的对立发生在先驱者和群众之间，也就是启蒙者/被启蒙者之间，进而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也就具有了一种象征。
“看客”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与“无是非”观。虽然，“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然而又并非积极追求目标结果的行动之“为”。而是消极、避退、独善其身的旁观行为。道家主张的“无为”思想，以及“无是非”的相对主义是非观，为看客的“看”而不“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庸思想，也是其重要来源。几千年的奴役统治，主子阶层凶狠残暴，为奴隶者就会有两种极端结果:或受到严厉打击与压制，就勇敢反抗;或完全泯灭自我意识，失去自我人格，受制于主子。前一种选择要付出血的代价;后一种又过于压抑窒息。然而，“中国人也并非都走‘奴性十足’或‘敢于反抗’这两个极端，这时‘中庸之道’又发挥了作用”于是，“他们更多地选择了‘中性’的出路:做似乎万事与己无关的‘看客’。”洲鲁迅曾多次提到，“中庸”在中国极有影响。他说:“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l例“中国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防“看客”是无法用“性善”、“性恶”含括的中性范畴。这行为只是看，并不施行友善或“仁”于被看者;也不将“恶”施于被看者。它不以行动作用于善恶、是非等道德判断。本质上，它反映的是精神、思想深处的“无”，是意识与道德的缺失，而非人与人之间的融合。“看客”的“看”是人与人的隔膜与分裂，是导致麻木、冷漠、苟全、自私等精神状态的根源。鲁迅正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他本质上是一位思想家，热切而不懈地关注人，思考人类、人生、人性等普遍性问题。在他那里，人生探索与哲学思考一致，文学典型塑造与国民的共性反思并存。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3、阎晶明《鲁迅的文化视野》，昆仑出版社, 2001
4、张梦阳《悟性与奴性一一鲁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篇6：鲁迅小说的特色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风尘女子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篇7：鲁迅小说《祝福》赏析
[摘 要] 鲁迅既是文坛巨匠,又是一面民族旗帜。鲁迅先生短暂的一生,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近千万字的文化遗产。他的作品,他的为人,他的思想,影响并伴随着我们的一生。《祝福》是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犀利批判，同时表现了对他们的深沉的爱，代表了迄今为止文化启蒙的最高成就。这篇小说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祥林嫂是一个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毁灭的悲剧形象，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当祥林嫂带着对死的困惑，象草芥一样离开那个不平的世界时，她不仅为自己的生命划上一个句号，同时也为那个世界划了个巨大的问号。
[关键词] 祝福，鲁迅，批判主义，封建社会，祥林嫂
一、作家及作品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为周树人。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是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在这一生中他写了小说，散文，杂文100多篇。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其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后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从此弃医习文。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爆发，可是不久就失望了。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后，帝制政权虽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却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彻底摧毁，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在《祝福》里，深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二、作品中人物形象分析
《祝福》这篇小说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祥林嫂是一个受尽封建礼教压榨的穷苦农家妇女。丈夫死后，狠心的婆婆要将她出卖。她被逼出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虐待。很快她又被婆婆家抢走，卖到贺家成亲。贺老六是个纯朴忠厚的农民，很快又有了儿子阿毛，祥林嫂终于过上了安稳日子。然而命运多舛，贺老六受地主的身心摧残饮恨死去，不久，阿毛又被狼吃掉。经受双重打击的祥林嫂，丧魂落魄，犹如白痴，可是人们还说她改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不然到了“阴间”还要受苦。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后，她沿街乞讨，在除夕的鞭炮声中，惨死在街头。此文在如泣如诉的血泪控诉中，对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特别是对封建礼教，给予了强烈的鞭挞通过描写祥林嫂悲剧的一生，表现作者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无情揭露。
《祝福》是鲁迅写得最好的小说。他用“我”的眼光，把祥林嫂这个人物活生生地表现出来，把世态的苍凉，封建社会的黑暗暴露无遗。无论是从选事，还是从写作方法上来看，《祝福》都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在我看《祝福》以前，我一直以为，鲁迅只是一个思想前卫，语言犀利的作家。他的出名只是因为他的杂文和他的思想，但是在看了《祝福》后，我对他的看法改观，觉得他是一个凭着真本事而屹立在中国文坛上的。《祝福》一开始用一种很悲凉的手法渲染气氛，写那满天飘舞的雪花，让人们满目疮痍，感到荒凉和痛苦。然后鲁迅慢慢地用祥林嫂的死引出她的一生的悲剧。鲁迅的叙述很自然，把祥林嫂由逃走——打工——被绑走——再嫁——失夫失儿子——再打工——遭唾弃这些遭遇很完整地表达出来，没有丝毫的拘束。鲁迅没有在文中对祥林嫂表示同情，但是却能在叙述中紧紧地抓住读者的心，使大家同情祥林嫂，这表现他的深刻的文学造诣，我想这种文章写作方法是我们最难学习但是又是最需要学习的。我觉得文章最精彩之处是文章的题目“祝福”，文章为什么不叫“祥林嫂之死”呢？文章写的是悲剧，但是却用了一个很有希望的题目，这正是鲁迅最高明的地方，简单的“祝福”两个字，把悲愤和希望都表现出来，引人深省。文章是表现生活的。而鲁迅的《祝福》是揭示生活，把当时的社会的黑暗愚昧展示给读者。祥林嫂第二个丈夫死了后，她回到鲁家打工，主人并没有关心她，而是在意她的表现比不上以前了，而且还认为她是个克星，在祭祀的时候不让她碰供品。祥林嫂用自己一年的工资去捐了条门槛，但是却仍然没有法子改变大家对她的看法，而她自己也过不了自己一关，迅速衰老，自己首先在精神上把自己杀死了。祥林嫂死在大年夜，但是却没有人把她当人看待，只是说她死的不是时候。我看完这篇文章时，觉得很压抑，好像要把那愚昧的社会推翻才能松一口气似的，我想，这就是鲁迅的精神力量吧。鲁迅用笔和黑暗作斗争，用文章来解放人们的思想，鲁迅堪称中国精神领域界的教父。鲁迅在文章中设计了一个麻木的祥林嫂，当她在面对别人的嬉笑时，眼睛呆呆地望着前方。我想，这也表达了鲁迅那当他面对愚弱的国人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吧。有人说，鲁迅已经离我们远去，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仅仅就是从《祝福》上面说来，鲁迅还是离我们很近的。离我们远的只是那封建社会和那愚昧的人们。
对于祥林嫂之死,围绕在她周围的每一个人———信奉理学的鲁四老爷、善女人柳妈等等都脱不了干系。这些曾经充满同情心的人们为什么最终使祥林嫂陷入绝境？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所致：
（一）、氏族社会遗留的婚俗，注定祥林嫂一生坎坷。早婚、买卖婚、抢婚，这就构成了当时鲁镇一带的婚俗，这些氏族社会遗留的婚俗，注定祥林嫂一生坎坷，为她的悲剧人生埋下伏笔。
（二）、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信仰习俗，成为祥林嫂巨大的精神枷锁。封建社会“从一而终”的贞节习俗使祥林嫂已无存活的条件，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祥林嫂最终在人们的唾弃与漠视中死去。
（三）、封建社会最隆重的祭祀习俗，最终将祥林嫂逼入绝境。鲁迅以其深邃的眼光，把笔触伸向民间文化的积淀层，把祥林嫂纳入婚俗、信仰民俗和祭祀习俗的网络之中，并让她在这些民间陋习的网络中无挣扎的力量，从而展示小说结局的必然性，道出作品的批判意蕴。
三、作品的艺术性 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一）、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真实。鲁迅先生主张文学创作用“白描”的手法，也就是主张文字简练单纯，不加渲染烘托。但这里的简练并不代表简单，而是用一条条细线勾勒出事情和事物的真实面貌。比如说在《祝福》中，小说一开头写“送灶的爆竹”，这既是点了“祝福”的题，同时也表现了鲁镇当时浓厚的节日气氛。这几句话也借自然环境写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揭示了当时的中国农村依然充溢着迷信的思想。接着，作者又进一步比较简要地写了一下“福礼”的过程：“拜的却只限于男人”、“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也自然如此”。这些描写充分说明了在“祝福”中充斥着封建礼教、“三纲五常”的内容，还点明了封建迷信在农村的流毒之久，影响之深，以至于在辛亥革命成功多年之后，还“家家如此”。最后，作者还对“祝福”的现场作了几笔描述“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这寥寥几笔的环境描写，既渲染了浓烈的“祝福”气氛，也和下文中祥林嫂凄凉悲惨的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反衬了祥林嫂的悲剧命运。鲁迅先生曾说，作文章要有真情，去粉饰，少做作，勿买弄。而在其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生活场景、水乡风情、民俗风貌、城镇景致、人物的言行姿态，确实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自然、使人犹如身临其境。
（二）、鲁迅先生也十分擅长于发掘蕴涵深刻社会意义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来集中突出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并没有对人物的生平作过详细的描绘，甚至不注意故事情节的完整性。通常在人物出场的时候来一段外貌描写，像《孔已己》中的“孔已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带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寥寥数笔，就使读者对孔已己有了一种大致的印象。接着通过情节的发展使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与原先的印象相互叠加。于是乎一个生动的人物就诞生了。我们从孔已己的破烂长衫，接着联系到他的所谓“君子固穷”，以及知道“回”的四种写法，可以清晰地看出孔已己是个穷酸迂腐的落第秀才，而这使人们对孔已己最后的“大约的确死了”没有太大的意外。又如《故乡》中也没有对闰土的具体生活状态作出过详细的描写，而是通过闰土少年时“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了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和闰土长大后的“灰黄的圆脸，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很薄的棉衣”作对比。闰土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在海边种田，终日劳苦的人，这很明显地写出了闰土的近况不佳，从而使他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也写出了但是的社会背景是十分严峻的。鲁迅小说的这个艺术特点，使这些短小的篇目得以展现出更加丰富的社会内涵，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给予人们强烈的艺术感受。
（三）、鲁迅先生擅长用“画龙点睛”的手法描写人物形象，运用具有特征性的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像《药》中用夏瑜被狱卒打了嘴巴反而说打人者可怜的细节，突出了革命者夏瑜大义凛然的品格。又如《阿Q正传》用阿Q被闲人们打了，说是“儿子打老子”或是认为“自己是能自轻自贱的第一人，除去这„自轻自贱‟便是„第一人‟了”等等细节描写，鲜明地表现了阿Q自欺欺人的性格特征。再如《**》中的九斤老太一次又一次地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来反映出辛亥革命后农民的愚昧无知没有发生改变，又说明了辛亥革命的妥协性，没有联合起真正受苦受难的底层百姓。鲁迅先生用“画龙点睛”的艺术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使小说的内涵更加明白无误，令人难以忘怀。
（四）、鲁迅先生是现代文学语言大师，他的文学语言纯净、简洁、生动，富有感染力。他善于根据作品的内容，调整语言色调，营造艺术氛围，增强作品的感染力。有的作品鲁迅先生运用抒情的笔调。像《社戏》中“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地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这段优美的环境描写是为了写出孩子们当时轻松的心情，与下文中难以看下去的社戏作对比，也写出了孩子们的天真无邪。而在《故乡》中，作者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描绘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破败的图景。少年时天真活泼的闰土，经过十多年生活磨难，变成了麻木的人。作者通过对闰土少年时期和成年后生活和精神的变化描写，揭示了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折磨和封建观念的侵蚀下承受的深重灾难和人格的伤害。有的作品鲁迅先生运用冷骏的笔调。用来批判当时的封建思想和黑暗的社会。像《狂人日记》从头至尾就是写“我”自思有人要吃自己，把“我”对生活的感受和心理幻觉杂糅一体，用人物自叙的方式“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狂人出身于封建世大夫家庭，身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造成了对社会的恐惧。狂人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封建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半夜查看历史，看见“满本都是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对吃人社会发出了勇敢的挑战。《狂人日记》通篇是以一种冷骏的笔调写成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本质，是号召人们反对封建制度的利器。有的作品鲁迅先生运用了诙谐风趣的笔调，用来反映出当事人的愚昧无知，也使小说更吸引人，让小说的现实意义更大。《阿Q正传》中的阿Q一无所有，靠打短工度日。但社会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使他时时处于生存的危机，受尽欺凌。他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十分精彩的描写。通过这些风趣的描写，将阿Q的自我安慰、自欺欺人、自轻自贱写得淋漓尽致，令人称快。
（五）、鲁迅先生创作小说意在描写“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这些作品真实地描绘了当时是；社会的生活状况，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封建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的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而鲁迅先生写作的手法和艺术特点都为其小说反映他要表达的东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就是鲁迅小说的绝好写照。因为，鲁迅小说的语言特点，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令人常读常新。鲁迅的作品自然有其独特之处，凌然绝世，卓而不群。但斐然的“风骨”之外，似乎缺少些“肌质”，即艺术上的丰满。使观赏者在厚实凝重中感到滞涩如鲠在喉一样，文学表现手法也过于冷峻而缺乏美感，不可否认，情感的力度和情感的质量都应该是艺术作品所追求的。如《祝福》中的祥林嫂，感情创伤也寓言式的凝成一个疤痕，几个例子，去控诉封建礼教的罪恶。没有那皮肉翻裂时流血的感觉，没有具体的情感流程，没有冬天的冷，夏天的热。这种“寓热于冷”的风格中，作者冷静理性地把读者和小说中的人物隔开，人为地加上一个叙述人，给读者一个现实理智的平面。《祝福》中本该有的极伤惘的悲剧情调成了作者深入挖掘提纯的悲剧根由，其中区别虽微妙，但读者感觉得出。由于鲁迅对于中国社会的深恶痛绝，并认真探研过各种弊害，小说中无论哪个人物，都在周围的生活中找不出可以使人兴奋、可以活下去的理由。没有亲情友情，只有沉重的生活生计，在一种古旧的固执的身世感中，摆脱不了宿命地走向失望和绝望，使生活缺乏生动，使生命丧失活力。在当时情况下，这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思维。但作为作家，不仅要善于侦视到人间的欠缺与不足，还需引导读者去发现世界的美丽（至少是希望），生命的光芒；善意的用自己的体验去感染美化生活（哪怕是未来的生活），创造爱，不仅仅制造恨。伟大而沉重的思想是鲁迅艺术稍显单薄的根本原因，也是鲁迅对中国文化的牺牲和奉献。鲁迅思想的伟大丰富在文学史上是颇为浓重的一笔，但也不应完全等同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和批判方式，就是说，对于伟大人物的作品，也不应以思想性的影响及高度去缝合艺术性的欠缺与不足。
四、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思想“和“文学“都有专名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叛“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的意义，是独特的精神和语言存在。他是传统文化和人性的勘探者，是现代思想的建筑师。他的思想与文学、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都是一体的，他创造了现代社会精神文化，并成为其重要的一环或结构，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由传统向现代思想和文学的转变过程中，鲁迅是一座界碑，他的启蒙思想和立意“深切”、格式“特别“的文学具有现代思想和文学的革命的原型的意义。他关注人的思想的觉醒和社会、民族的解放，大胆实践和推动中国文学的意义和文体形式变革，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反思、批判中国历史的“非人道“现象和传统文化的惰性力量，提倡思想的“立人“和“致人性于全“主张，认为思想启蒙和社会的变革“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的根本，“尊个性而张精神“，“掊物质而张灵敏，任个性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才是社会变革的当务之急。“立人“即要实现人的意识觉醒相精神的独立，释放人的生命能量，怀疑和反叛一切制约人的生命和思想的意识观念和社会制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而不是社会的工具，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人所创造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背离这一点，多么高深的文明和高级的社会形式都有不合理性，都值得怀疑和改造。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现代主义思想给了鲁迅以启示，只不过它们是以反叛神权和宗教，建立世俗社会和人的思想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套以“官本位“和“礼“文化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价值系统，人要么是“官“的奴隶，要么是“礼“和“理“的物化对象，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所以，现代思想启蒙就是以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争得做人的地位和价值为目标。鲁迅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先觉者和建设着，他以“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反叛思维和战斗精神建筑了现代思想文化大厦，把“先行着“的悲剧性和荒诞性体验提升到生命存在的价值高度，为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贡献了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品格。
鲁迅的文学是精神的“反抗”与生命“挣扎“的文学，是为了争取做人的资格：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反叛“，对生命体验的“彷徨”、“孤独“和“绝望“的“挣扎“。它所显示出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正是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魅力所在，也是区别他人具其独特价值的地方。他在文学中所表现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和“绝望的抗战“体验也是2O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最有价值深度的母题之一。要“立人“，就要进行思想的启蒙，就要反叛“非人“的思想和“吃人“的社会制度，就要揭露“吃人者“的把戏和“被吃者“的人性弱点。鲁迅对传统思想和礼教制度，从汉语表达的方式到伦理道德的面具，从人的潜意识到社会制度都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对沉默的国民灵魂也进行了真实的去蔽。鲁迅的三大精神：
（一）、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伟志向。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便更加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他对敌人毫不留情，对祖国和人民怀着真挚的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广为传诵的名句，正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人格的生动写照。
（二）、鲁迅韧的战斗精神。鲁迅骨头最硬，斗争最坚决。他主张韧的战斗。“韧”就是百折不挠，就是锲而不舍。鲁迅清醒地看到，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挫折、失败和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革命目标，“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
（三）、鲁迅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鲁迅不仅具有坚定的立场，而且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开阔的视野；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者，而且是致力于创新的改革家。他用犀利的笔，鞭笞过损害和背弃祖国利益的洋奴买办，同时又坚决反对国粹主义和故步自封；他和全盘西化的倾向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又大力主张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一切长处，赞赏“汉唐气魄”，提倡“拿来主义”。在他的全部文化遗产中，翻译作品约占三分之一。他始终不倦地介绍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并且特别注意反映弱小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压迫的斗争的作品。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是的，我们民族要全面实现现代化，鲁迅将是不可淡忘的一面精神旗帜，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黄侯兴先生所说：“鲁迅精神必将进一步激发全民族的觉醒与崛起，使这个古老的民族从此更加振作起来，在强手如林的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尚可以有为’的民族。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总的说来，祥林嫂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是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把祥林嫂由人世推向地狱，由人变为非人，成为封建时代劳动妇女人生悲剧的缩影。我个人认为这是对人性的扼杀和毁灭，是因为很久以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都是人不在场的，更不用说什么人间的真情和觉悟。人本身是不同与动物的，但人的愚昧和邪念让人几乎成了与动物无疑的生物。我们生存不是为了追求更高意义的价值，而是仅仅为了生而活。我们的民族没有信仰和宗教情结，缺乏控制力和抑制力。所以善良的人更善良，邪恶的人更邪恶。
参考文献
[1] 《鲁迅全集》1、2、3、4、5、6、7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 [2] 《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中国出版社·1996年。[3] 《鲁迅的当代意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4] 《伟大的灵魂探秘——解读鲁迅》.(《名作欣赏》2001年5期,总第126期)。
[5] 《鲁迅文化思想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6] 《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7]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
篇8：鲁迅小说《祝福》研究综述
一、文化学视域下的《祝福》
1、宗教民俗:被社会学遮蔽的言说
长久以来, 《祝福》被认为是艺术地诠释了阶级斗争的典范之作。我们对祥林嫂的死因也进行了多样的解读:文化吃人说、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说等。这样的观点自然是符合常理的, 但它们的长时间存在遮蔽了这部小说的民俗和宗教意味, 同时, 也遮蔽了鲁迅生命观中某些值得探讨分析的所在。近年来, 一些学者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梳理分析, 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魏韶华在其论著《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中, 概述了文化人类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化人类学已构成了现代文学的强大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新文学作家关注到了国民素质的变革之难和历史“遗留物”的负担之重, 从而将斗争的锋芒深入到了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这样, 我们就可以以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祥林嫂的死因进行探询, 而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学。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造成祥林嫂死亡的是整个鲁镇的民俗习惯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教信仰。这是真正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所谓“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的理解才能落到实处。
肖尚明在《民间信仰文化与鲁迅、周作人的文学书写》一文中, 关注了颇具民间信仰的庸众中缺乏“人”性的众生相——“鬼”的形象, 特别是“女鬼”的形象。他试图探询“女鬼”的形成机制, 即宗教信仰是怎样把一个女性由人变成鬼的。按照旧俗, 寡妇再婚再寡, 是双重不节不烈。所以, 死在当时的祥林嫂在鲁镇人眼中更是不吉利的恶鬼了。死对她来说是唯一彻底的解脱。
2、人物形象新解
(1) 永远“鲜活”的祥林嫂
“眼珠间或一转, 还可以表示她是个活物” (《鲁迅全集·第二卷·<彷徨>》) 的祥林嫂在研究者眼中却是永远“鲜活”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 我们渐渐摆脱了政治语境的规约和束缚, 对祥林嫂这个人物的解读向着更为深广的文化层面迈进, 而不是局限在受封建礼教迫害的农村妇女这一观点之上。
王冰在《反讽的信仰悖论——<祝福>新解》中, 认为祥林嫂这个最不吉利、最卑微的寡妇才是鲁镇中最真诚的信仰践行者和探索者。宗教只是浮在世俗生活表面的虚饰存在, 祥林嫂才是最谨慎的遵守诫命的那一个人。神圣和卑微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她的身上聚合。
(2) “我”到底是谁
鲁迅小说中常常出现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者的作品。对于《祝福》中的“我”到底在这个悲剧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 李欧梵的观点, 他认为“我”是“与庸众并无区别的, 也是一个消极的‘看客’。”罗刚甚至认为“我”“最后变成了无名杀人团的一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是与鲁镇格格不入的, 是启蒙主义知识分子, 对祥林嫂怀着悲悯之情。从文本细读的角度来说, 后一种观点更符合文本提供的事实。但是笔者认为判断出“我”是一个对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的知识分子是不够的, 我们还应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探询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弱点和他们的精神困境。
二、叙事学视域下的《祝福》
哈雷特·米尔斯在《鲁迅:文学与革命——从摩罗到马克思》中这样评价鲁迅的小说, 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成熟典范, 它们达到的高度也许至今无人企及。”自新时期以来, 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鲁迅小说的叙事研究。王富仁在《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一文中认为汪晖的研究是“最成功地运用了叙事学……是通过对鲁迅小说的叙事方式分析研究鲁迅的内在精神结构, 而不是通过分析研究鲁迅的内在精神结构揭示鲁迅小说的叙事模式。”这段话对于运用叙事学研究鲁迅小说具有方法论意义, 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研究者们的研究方式。
吴康在《鲁迅小说叙事方式的存在论视域》中, 对叙述者的分析颇有新意并试图从其中窥探到鲁迅心中的郁结。他认为, 《祝福》标志着鲁迅小说完全的第一人称叙事的深入, 向生存深度的扩展。现身于小说中的“我”不再是一个童年生活的追忆者, 而是直面民族历史生存的沉思者。
时间是叙事学中的一个经典概念。吴翔宇、陈国恩在《论鲁迅小说的时间意识》中探讨了《祝福》中“现在”时间缺席这一现象。由于时间具有了“寓言性”:具体时间的背景就有了抽象性和模糊性, 具体的历史背景被剥离, 命题上升为普遍的抽象层次。祥林嫂问“我”的三个问题也是逃离“现在”的时间, 欲将自己的将来许以鬼神但依然有疑惑的分裂者的表现。
三、考证学视域下的《祝福》
有学者认为在《祝福》中存在着一个被嵌入其叙述结构内部的佛经的故事, 即《贤愚经》。祥林嫂和微妙比尼的人生境遇十分相似。对于这样的说法, 甘智纲做了考证。他在《<祝福>故事考源》一文中, 提到鲁迅于1914年7月4日在北京购买了《贤愚姻缘经》, 后赠与周作人。这就说明鲁迅对这个佛教故事是熟悉的, 可以认定《祝福》与《贤愚经》这两个文本之间存在互文性。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