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学智慧对当代语文教学的启示

中国古代教学智慧对当代语文教学的启示（共6篇）

篇1：中国古代教学智慧对当代语文教学的启示

中国古代教学智慧对当代语文教学的启示

Implica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wisdom of contemporary teaching of language teaching

【摘 要】中国传统教学智慧是历经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最能够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其巨大适应性和优越性的文化成果。中国当代语文教学存在着一定的功利化、片面社会化和低效化，欲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教育问题，可以从古代传统教学中汲取经验，用以指导当代语文教学。

【关键词】教学；当代语文；传统教学；启示

【Abstract】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ere is a certain utilitarian, one-sided socialization and inefficient technology, we can solve these problems to seek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eaching.Chinese ancient traditional teaching in the various teaching ideas can give us inspiration in teaching.【Key words】teaching；contemporary language；traditional teaching；revelation

蔡元培先生就教育问题曾指出：“教育应该采用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① 在现代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欧美之长”已经入驻中国，形成了丰富的教学理论体系。但在百年的教学发展中，“孔墨教授之精神”却抛诸脑后。“孔墨教授精神”是蔡元培老先生对中国古代传统教学思想的一种代表性说法，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教学应该从中国古代教学中汲取优秀思想精华以指导现代教学的发展。但随着中国近代社会体制的落后和外来思想的冲击，以及随后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许多优秀的思想精华被排除在现代教学体制之外。伴随现代教育教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再次崛起，中国古代教学思想的优秀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国的语文教育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1949年至今的语文教育我习惯称之为当代语文教育。在现在我国多数省份私塾之风渐渐兴起，这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教学的部分缺失和中国传统教学中存在值得现代教学重新重视的内容。本文将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中提取智慧精华，启示当代语文教学，以建立全面和谐发展的教学观念。

一、中国当代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说，中国的教育事业绵延几千年，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稳定的活动。但是中国学生受教育后的综合素质在全世界排名的话，却无法得到一个靠前的位置。中国受教育的学生总人数在全世界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人均素质估计应该是排在全世界倒数的。自从解放以后到现在的六十多年时间，中国的素质教育，进步并不大。所以，中国的教育现状在某些方面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汉语是中国人的母语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基础，因此语文作为一门承载母语的学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当代教学中仍存在着一定问题。

（一）语文教学目的与教学原则功利化

所谓功利，就是说主体为满足自身需要并运用一定的手段所获取的物质利益。② 而这里所说的教学目的与教学原则功利化指教学所追求的是眼前的功效和利益。具体表现为教学过程中以应试教育为主，追求升学率，就业率，并以百分比的方式作为教学结果的表现方式。语文教学活动对比其他学科，应更加注重人文性，更倾向于对学生的人格进行正确培养。而功利化的表现使语文教学活动流向世俗，破坏了语文本身的人文精神。

（二）语文教学内容与师生观念片面社会化

社会化就是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是通过社会接触将自己的行为、准则向社会普遍标准靠拢，形成符合社会发展的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在教学开展的过程中，物质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产生不平衡的发展，使学生的社会化发展片面进行，表现为教学内容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偏向社会技术的传授，而在道德素质的培养上，因与社会物质生活接轨较少而被忽视。语文学科的内容是文本与精神相统一的，是主观与客观相 ①钱永生.孔墨教授之精神与大学教育[J].大学教育科学，2006，(4)，77.②杨光钦.大学的功利与功利的大学[J].辽宁教育研究，2004,(1)，18.结合的，是充满人文关怀的。但社会化是许多精神内被忽视，仅仅是对文本惊醒形式化的解读。

在师生观念上，当代社会师生观念受西方文化影响，认为师生关系应该是一种自由与平等的，认为教师所授不必全部接受，应有个人观念，但有时这种追求社会平等关系趋于片面，忽视了学生思想的不成熟性和社会的复杂性，使教学活动无法顺利展开。

（三）语文教学过程与教学结果低效化

效率指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数量。而这里所说的低效，就是指在教学单位时间内，即学生在校期间，由于教学过程不当导致所达到的教学水平无法满足社会一般需求。具体表现为教学过程中教师单方面灌输知识，学生被动接受，师生双向互动成为摆设，以及完成教学任务后学生高分低能、“仲永”现象①、博而不精、高学历犯罪形象、人才向外流失等。

二、中国古代教学智慧与当代语文教学

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欧美之长已进入中国百余年，其思想已经形成一定体系。取长补短固然是好，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其向外寻求，不如回归本源。

中华文化五千年，教育事业也同样发展了五千年，这五千年的发展同样提供给我们丰富的教学经验，只是被我们忽视了而已。欲解决当代语文教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经历重重考验的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其实已有了许多经验。即蔡元培老先生所说的“孔墨教授之精神”。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传统各家各派关于教学的思想浩如烟海，从中我们寻求智慧，用以对现代教学进行指导。

（一）教学目的——德才兼备

纵观中国历史，儒家的教学目的是“君子”，即“仁”“义”“礼”“智”“信”皆具的人；魏晋时期对教学目标的阐释是“得意忘言”、“穷理尽性”、“越名教而知自然”；南宋时期则有“培养德才兼备，文物相资，博学多才的人才”的说法。由此我们看出，尽管时代流派有所不同，但在教学目的上，都有一个共通之处，即“德才兼备”。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成为国之栋梁。

对比现代教学目的的功利化，中国古代教学目的不是短时间内的效益，而是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使受教者成为德才兼备的、对社会发展带来长久利益的贤才。

“德”在许慎的《说文解字》记载：“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心。”段玉裁进一步解释到：“内得于心，身心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才”，不仅指人所具有的知识和技能，更包括将这些知识和技能利用起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的能力。

《左传》中写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中国的伦理观点上,讲求“立德”、“立功”、“立言”，这里立德为首。《中庸》总纲中也提到“尊德性而道问 ① 具体内容参见王安石的作品《伤仲永》

学”。这都表现了中国传统教学以伦理道德为最高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决定了德才兼备应“以德为本，由才成德”，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道，一个人若能自处在仁义中，那就是获得了最高的美德若是不能达到仁的地步，那就不能说获得了智慧。在《八佾》中也认为，一个人没有仁的心，就算有礼的意识和奏乐的技能也是没用的。这都说明了以德为本的观点。同时，“未知，焉得仁”的观点又说明学生会在掌握广博的知识、智能良好发展后进一步够陶冶情操，提高道德品质。

事实上，我们无法准确分别德与才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但可以肯定的是，道德培养与才能提升在学校教学中不可有所偏颇，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了解，“德才”所展现出的教学目标，是古人对学生坚定的意志、勤学好问等非认知因素的培养和重视，以及将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的共同发展作为预期目标而前进。

由此可见，传统教学目标的索要培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是既具有丰富的到的认知，又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感，还具有完善的道德行为，并由德成才，由仁而知的人。这种教学目的观是人文性与功利性的完美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完美体现。语文教学更是需要确立德才兼备的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渗透德育思想，将学生培养成为思想积极向上的对社会有力的人。

（二）教学原则——讲求实用

教学原则是在教学活动中，根据一定的教育目的和教学任务，遵循教学过程的基本规律而制定的对教学的基本要求，是指导教学活动的一般原理。在现代教学追求就业率升学率的功利化教学原则下，许多教学原则被教育者忽略，造成学生的教学结果产生落差。重新把握教学原则是教学工作成功开展的重要条件。

中国传统的教育原则具有丰富性、形式多样，在教学活动中虽未明确提出教学原则这一明确概念，但就其发展表现过程，可以概括为“讲求实用”。其中，“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四大教学原则是我们最为值得借鉴的方面。

1.“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中国教育家孔老夫子在因材施教方面堪称楷模。孔子重“知人”，他根据学生所表现出的个性差异采取不同的教学措施。在《论语》中，孔子对不同的学生采取分科教学：对颜渊、闵子骞、冉伯牛等重视德行教育；宰我、子贡则注重语言口才方面的培养；子游、子夏着重向文学方面靠拢；对冉有和季路则注重仕途政事的说教。《学记》中总结“多、寡、易、止”①四种不良的学习心理，对此提出“长善而救失”，意思是说师者要能够发现学子的错误，并对学生的错误进行指导和纠正，重视因材施教，能将缺点转化为优点。②

2.“启发诱导”的教学原则

孟子提出“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纵之”，表明教学活动中教师是启发教学成功的保证。朱熹提出“指引者，师之功也”，即教师的作用不是教而是导，①指在学习过程中贪多、求少、认为知识简单和半途而废

②代新杰.学记中的学生观发微.[J].《兰台世界》.辽宁教育研究所，2012,(3)，45.不是授而是引。①

3.“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

颜回赞孔子“循循然善诱人”，这里的“循循”就是循序而有步骤的施教。学记中用“学箕”、“学裘”等具体事例来说明学生应由浅到深、由易到难。孟子用水流比喻教学积渐而进的过程。朱熹总结前人，明确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概念。

4.“温故知新”的教学原则

所谓“温故”就是再次学习已经知道的知识。但是知道不等于理解,理解不一定会运用,因此在“温故”的过程中,会随着阅历的增加，再次理解，达到“知新”，即得到不曾体会到的新的知识。

语文教学具有灵活性，文本内容的深度与教师的授课是息息相关的。在授课中，教师应用切实而有效的教学原则使教学活动顺利展开。中国传统教学原则符合了学生的个性心理差异、思维发展心理，认知过程的客观规律。是从学生本身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是站在社会效率上思考。这种讲求实用的教学原则，并未将学生置于同一起跑线和同一终点线上，而是考虑了学生本身的实际情况，明确学生的个体差异，再确定符合学生发展的教学目标，为学生的长远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思索，保障学生有效地进行学习和发展。

（三）教学内容——事理结合

教学内容是学与教相互作用过程中有意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教学活动的承载部分。教学内容社会化会因社会生活的需要，偏向技术传授，忽视教学内容的整体性。中国悠久的教学历史孕育了丰富的关于教学内容的观点。《论语•述而》记载“四教”为“文”、“行”、“忠”、“信”，同时，孔子又根据分科设教原则，从伦理道德和知识文化方面设定教学内容，整理古代典籍，进行裁取改订，庄子称其为《六经》②，并成为此后社会教育的基本教材。中国古代教育家颜之推在教学内容上主张“德艺同厚”，“德”就是传统的道德教育。“艺”是社会生治中要学习的应用于实践的知识和技艺。因此为弟子开设了包括了百家、杂艺、农事等方面的课程。朱熹在设立“四书五经”的教材的同时，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征设“教之以事”的小学和“教之以礼”的大学。从以上的教育家的教学内容的设置来看，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教育内容的特点“事理结合”，这正是当代语文教学所缺乏的。

何为“事”，孔老夫子的“六书”可以称为“事”，颜之推的杂艺、农事等课程可以理解为“事”；何为“理”，“六书”可以称为“理”，颜之推开设的“百家”可以称为“理”。客观上看，“事”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外显的行为、操作，以实践为手段和目的的教学内容；“理”可以理解为内隐的理论、道理、规律，是以明自然规律和人心变化为目的的教学内容。

由此可见，“事理结合”这一教学内容观中事的内容和理的内容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在数量上相互均衡，地位上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在语文教学中，要将这种教学内容观 ①吴邵兰.从朱子读书法看朱熹的教学论思想及其借鉴价值.[J].韶关学院学报，2006,(7)，164.②具体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后《乐》失传，称“五经”

真正落实到教学实践中，语文教学也应该通过生活实践去体会“事”的存在，进而在课堂上更加深刻的理解“理”的教学内容。

（四）师生观念——教学相长

师生观是教师与学生的地位、任务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的总体看法和整体认知。上文所述的平等的师生观念并非予以否定，东子也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柳宗元更是提出了“教以为师”的观点，都说明了师生之间互为师友的观点，承认平等的师生关系，打这种平等绝非现代师生所讲的片面社会化的平等，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对此有着更准确的表述，即“教学相长”。

中国传统教学活动中，“教学相长”作为一种传统的师生观，有着其深刻的道理。在《礼记•学记》中明确提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是说教师在教的过程中发现不足，使教的过程成为学的过程，不断地学习、充实、完善、提高。在此之前，孔子在教学活动中便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为学生解答疑惑时，共同进行学问切磋，肯定“后生可畏”。鼓励学生“当仁不让于师”。

语文教学活动在所有教学活动中是最具交流性的，无论是学生与文本的交流，还是学生与教师的交流，都是通过互相“倾听”各自的思想，互相切磋，从而共同进步。因此这对从师者要求非常高，教师要有全面扎实的知识储备，又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尊重、热爱学生的意识，还要有利于启发诱导的教学语言，更重要的是要有“学而不厌”的自学精神。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凭借丰富的只是旁征博引，激发学生求知动机，使学生“亲其师”、“乐其学”、“信其道”。是学生积极配合，主动求教，进而发现学生的新奇思想，实现共同进步。

（五）教学过程——知行合一

教学过程，教师根据社会要求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在一定的教学条件下，指导学生的过程。①对比当代语文教学活动中的以课堂学习为主，一味灌输书本知识的教学过程，中国古代教育提倡的是“知行合一”的教学过程。“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尔奚以为？”表达了即使学的知识再多，不做亦无济于事。因此孔子主张的“学”是面向“用”的，以学获知，以用成行，达到“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行乎动静”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学的过程中，通过感官接受感性的认识，再通过思考得出一定规律，上升成为理性认识，但是仅仅有认识还不够，需要通过直接的实践活动是学以致用。

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文化，无一不是“知”的对象，这些内容，总的可以归纳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这些经验最后都要应用于实践，即“行”上，进而用“行”来检验知的理性。

对于学生来说，其认识虽然有一定的直接经验，但更多地表现为接受式的学习，接收和掌握书本知识和间接经验是学生学习的主要任务，因此是一个“知先行后”的教学过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但在知先行后的前提下，传统教育者便更加注重“行”的过 ①李朝辉.教学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67.5

程。

语文教学活动中，语文的人文性使得很多的教学活动停留在思想的体会上，而学生的直接经验又不足以深刻体味作家作品的思想内涵，这便需要师者透彻分析文本，创造合理情景，使学生在情境中体验“行”的乐趣，或者安排学生利用其它时间刻意的去感受一定的事件，在学生的心理中留下一定的亲身体会，再通过文本和作家思想进行升华，成为人生体悟。

（六）教学结果——成圣成贤

学生受到教育后最终是需要为社会服务，需要通过社会的选拔。在当代社会，人才是社会所需要的，看重的是学生的书面成绩，而中国古代人才选拔是不仅仅看成绩的优劣，更看重德行高低。无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中正制，乃至被批判的科举制，最后考察任用都需要观其品质，考察被任用者在生活所在地的日常表现。只有确定了人才的德行，确认了人才是贤才，才会委以重任。师者向社会举荐人才同样首重学生的人品，继而看才能。

三、结语

语文教学是学生接受古圣先贤优秀思想的捷径。语文课堂不应该仅仅注重形式知识，而是应该在思想上多下功夫，打下学生学习技能的道德基础，才能够为社会培养有德有才的栋梁。

中国传统教学智慧是在历经数代人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之后，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了其巨大适应性和优越性的文化成果。当前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素质教育”，其基本理念很多都是来自对传统教学智慧的继承和创新。这些传统教学智慧对当代语文教学的发展都深有启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说：“人类要发展，一方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吸取智慧。”①的确，教育也是同理，理想的教育应该是继承本国文化的教育，传统文化的智慧对重新寻回语文教育的自我是十分必要的。

①尤玉秋.在地理教学中实施国学教育[J].辽宁师专学报，2009，(9)，77.6

参 考 文 献

[1] 张传燧.中国教学论史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2] 李朝辉.教学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3] 夏凤琴.教育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4] 乔丙辰.中国古代学习思想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5] 张燕婴.中华经典藏书: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7

篇2：中国古代教学智慧对当代语文教学的启示

抚养后代，是出自人类的天性;而教育后代，则出自人类对教育价值的认识。中国上古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就提出和形成了关于婴幼儿教育的思想理论，历经数千年实践、创新、发展，催生了近现代系统的幼教思想体系。在今天看来，这种幼教思想对现在的幼儿教育仍具有指导意义。

一、中国古代“幼教”思想的本要义理

中国古代的“幼儿”与“幼儿教育”与现代的概念不同。现代的“幼儿教育”或者“学前教育”是由西方传入的概念，特指儿童在3岁以后直至入小学之前所受的教育，并且常指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中国古代从出生之时到外出就学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统称为“幼学”，也就是幼儿教育。

那么，什么年龄段为“幼儿”呢?《礼记・曲礼》中说:“人生十年曰幼，学。”汉郑玄注曰:“名曰幼时，始可学也。”把人从出生到10岁出外上学之前的年龄段视为“幼”。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曰:“人生八岁，则至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又把人从出生到8岁的年龄段视为“幼”。不论是把“幼儿”界定为10岁还是8岁，所指代的都是从出生到外出求学之前这段时间，“幼儿”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初始阶段的宽泛概念中国古代从出生之时到外出就学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统称为“幼学”，也就是幼儿教育。

中国古代就有“教儿婴孩，教妇初来”的幼教思想，民间也有“小树不剪不成材，小孩儿不教不成人”的俗语，反映了古人对“幼教”的深刻认知。孔圣人周游列国授经讲学，感悟出教习真谛“少成若天性，习惯自然成”的绝妙论断。汉代的贾谊则明确提出了“早谕教”的主张:婴幼儿心地纯洁，可塑性大，在婴幼儿纯洁的心境还未受到外界环境的熏染时就要及早教育，造就循规尊礼的言行规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其所著的《颜氏家训》中倡导:“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从事教育活动四十年之久，对“幼教”领悟颇深。他认为，幼童时“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只有使儿童“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才能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明末清初的理学家、教育家张履祥也特别重视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他认为:“幼稚之时，必见奋起之志，若举动无恒，即将事无一济矣。”“少年血气未定，善者固易流于不善，不善者亦易反而之善。”幼童时期，思维稚嫩，早以教育，生性不善者“亦易反而之善”，否则，“善者固易流于不善”。任何有所作为者，幼年时就确立了奋发向上之志，必定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中国古代的“幼教”主要是家庭教育。施教者一般是婴幼儿的父母尊长，注重根据幼童身心发展和认识水平的特点，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灵活机动、适时而教，感知知识、遇物而教，应幼儿的性情，引发幼童的兴趣，导幼童行为，讲究教育的方法。“能坐、能行则扶持之，勿使倾跌也”，教以幼童坐、卧、爬、行等肢体运动、戏耍锻炼;按照幼童生理发育的特点创设幼童感知知识、辨析事相、发展语言能力的环境;造就幼童勤于动手、生活自理、讲求卫生的行为养成;培育幼儿日常生活、接人待物、言行举止等礼仪修养;塑造幼童尊老爱幼、扶弱济困、积德行善的行事之道;确立幼童为人处世、谦卑恭敬、诚实正直的德性;还特别重视对幼童言行举止的垂范和影响作用，朱熹论定为:“指引者，师之功也……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尔。”

中国古代“幼教”的品德教育崇尚“孝、梯、忠、恕、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核心思想，并把其作为品德教育的“主旨”。汉代的王修教育自己的儿子，“未必读书，并学做人”。朱熹则倡导:“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钱穆在其《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一文中说: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意义“并不专为传授知识，更不专为训练职业，亦不专为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设”，教育的主要对像“乃为全社会，亦可说为全人类。不论幼年、青年、中年、老年，不论男女，不论任何职业，亦不论种族分别，都包括在此项教育精神与教育理想之内”。钱穆认为:儒家思想精髓，主要在教人如何为人，孝、梯、忠、恕、仁、义、礼、智、信都是为人的`条件，是人所遵守和具备的素养。幼童在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塑就长成难以改变。因此“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古代的“幼教”在立德遵礼、修身养性的铸塑上是成功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才成为了世世代代传承中华文明的火种。

二、古代的“幼教”对幼儿素质教育的借鉴

中国古代的“幼教”同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相比，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教育形式。古代教育家倡行的顺应幼儿成长特点和认知规律，顺导幼儿性情，鼓舞幼儿兴趣，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依据幼儿成长规律施行穿衣膳食、肢体运动、感知知识、辨析事相、礼仪规矩、德性品行的塑造养成的“幼教”理念，对于幼儿素质教育改革、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育是立国之本，幼儿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的根基，“以幼儿为本体，顺应幼儿的发展”，使幼儿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健康成长的条件和环境，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为幼儿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培养德、智、体等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推进幼儿素质教育根本的目标要求。

道德教育是素质教育本质特征的体现。要借鉴古代幼教以道德教育为主，把道德教育置于重要位置，渗透入幼儿的日常生活、行为培养、感知知识之中。克服幼儿教育为义务教育服务，重智育、轻德育，重识学、轻素质，重结果、轻过程的思想倾向，把道德教育贯穿于幼儿教育的全过程，全面提升幼儿素质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幼儿素质教育，体现对幼儿权利、权益的尊重，对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尊重;对幼儿个性、潜能、情趣的尊重，对幼儿认知、习学、天赋差异的尊重。把幼儿教育视作幼儿入小学做准备，漠视幼儿纯真、洁净、喜玩、快乐的天性，不顾幼儿的实际智力发展、能力所及，概以知识文化教授、肢体运动训炼、智力开发挖掘等为幼儿教育的规制，其实质是压抑幼儿潜在智力、能力的发挥和个性发展。幼儿素质教育的本质要求是要“以幼儿为本体，顺应幼儿的发展”，为幼儿创设有益于身心健康成长的条件和环境，促进幼儿天赋的凸显、潜能的释放、个性的发展，为幼儿一生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培养德、智、体、美等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篇3：中国古代教学智慧对当代语文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古代蒙学,教学方法,当代语文教学

语文本来应该是一门丰富多彩的课程, 学生应该有兴趣去学习的。事实却并非如此。要想真正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我们应秉承古为今用的原则, 向古代蒙学的教学方法取经, 在批判性地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1. 识字教学

蒙学识字教学内容是集中识字, 采用的方法是在儿童开始学习的时候, 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让他们认识两千个左右的汉字。在有一定识字量的基础上, 才开始教儿童读书。没有一定数量的积累, 便无法进行整句整段的阅读。而汉字又必须一个一个认, 所以集中识字显得尤为重要。反观现下, 我国识字阶段的语文教科书, 识字结果并不理想。集中识字比我们现在的识字效率高, 因此, 必须被吸纳进我们现在的教学改革中。在识字教学中, 我们可以突出字形, 采用归类法和带字法, 兼用部首识字, 形近字、近义词、反义词识字等, 教学生集中认识一批字, 再选编一批文质兼美的儿歌和儿童诗加强记忆, 巩固识字。

2. 习字教学

从理论上讲, 识字和写字教学似乎应该同时进行。而我们现代的语文教学也正是这么做的,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汉字笔画多且复杂, 结构复杂的特点, 汉字写起来要比识字难得多。因而, 古代蒙学教学是把识字和写字作为两个独立的教学系统, 分别进行教学。这样可以使两者同时进行, 写字不影响识字, 并进而不影响阅读, 还有利于书法教育。

写字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国当下的教育除了在小学阶段会大量练习写字, 以后的教学阶段都不重视。因而, 现在习字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 课堂上不再开设专门的书法课程。我们现在的教育太过重视学生的智育, 老师和学生只关注试卷上的成绩, 对潦草不堪的字置若罔闻。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是中华文明的符号, 是我们民族得以传承的媒介。因此, 书法教育应该被现在语文教学重视, 应该走进中小学的课堂, 成为语文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我们应该继承蒙学写字的固定的教学方法。遵循从易到难, 先纯体后合体的规律。按照先写大字再写小字的训练顺序;先在米字格中书写, 其次是田字格, 最后是没有字格的纸张。

3. 阅读教学

熟读、精思、博览是古代的读书方法。蒙学阶段只要求做到熟读。读书教学大都是蒙童立于老师案旁, 老师先读, 蒙童跟着读, 读之数遍至数十遍, 蒙童回到座位自读数百遍, 再到老师面前背诵。然后才可以开新课, 教新课前还需将数日或数月前所背之书, 再轮流背诵。对朗读也提出严格的要求, 不仅要读的声音响亮, 还不能少字、多字、误字, 强调熟读成诵。古代蒙学阶段会要求学生背诵大量的文章, 但对于其中的意思是不讲或少讲的, 偏重于个人的感悟和体会。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加以点拨, 或只是对某些词句略加解释。因为古人认为文章蕴含的内容是博大精深的, 讲出的远远不足以表达。听懂与读懂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通过老师的讲, 得到的相同的没有个性的答案, 这是不牢固, 而自己下功夫读懂的、感悟出来的东西才是牢固的可靠的。

在现代的语文教育中, 学生的阅读量较古人是极其匮乏的。殊不知, 语文素养的形成正是在这点滴的阅读之中积累起来的。现在的语文教育改革欲要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 就必须向古人学习:规定学生多阅读经典性的文学作品, 突破“讲读”课文的模式。阅读训练应该将广度与深度相结合, 广度是从阅读范围来说, 不局限于古代的四书五经, 还包括现代的名家名作;不局限于中国, 也包括其他外国的作品。因此, 我们的阅读教学不仅应该给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提供一些推荐书目。还应该设置阅读课程, 以便指导学生阅读。在课堂上, 可以就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检查评定, 给学生提出阅读的建议, 介绍一些阅读方法和做读书笔记的方法等。

4. 写作教学

蒙学写作的教学内容包括属对、写诗和写文章。蒙学主张开始学习写作, 无论是属对, 还是为诗为文都应该抛开一切条条框框的限制, 大胆的写出来, 等积累了一些经验后, 再从语言、思想、写作技巧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逐步追求精练严谨。多写多改是古人习得优秀文章的不二法门。多写是从量上对写作的要求, 要求学生要进行大量的实践。多改是从质上对写作的要求, 要求学生要反复的修改一篇文章, 通过这一过程可以训练学生的思维和写作能力。在这种多写多改的反复实践中, 掌握了写作方法和技巧。

为了应对考试, 现在作文教学一味的教学生写作技巧, 忽视了写作的表情达意的作用。北京高考阅卷组组长漆永祥曾评价高考作文:“我看到大部分作文, 用八个字概括:不辨男女, 不说人话。”我们应该从古代蒙学的写作教学中汲取营养。首先, 要学习先放后收的写作方法。鼓励学生大胆地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不要被文章字数等原因限制, 等有了一定的基础在讲究文体语言。其次, 是学习多写多改的写作方法。现在的语文作文教学, 一般是两个星期一次作文课, 都是用来写新的作文了。很少有老师很让学生修改作文, 反复训练同一个题目。梁启超先生也曾提出反对学生每周作文, 每学期作文次数最多两三次, 少做的话则要把每一篇都做通。这种训练方法切实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还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古代蒙学识字、写字、阅读和写作教学等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可取之处。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 我们不仅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 还要向我们传统的蒙学教育取经, 以探求出更有效的教学方法, 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2.

[2]王慧敏.传统文化与教育中学语文[J].教学参考, 2005 (9) .

篇4：中国古代教学智慧对当代语文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古代；心理测量；心理研究

一、中国古代心理测量思想的研究意义

现代心理测量和测验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于19世纪的欧洲发展起来。科学心理学测验的起源，世界上一致认为1905年法国的心理学家比奈（Binet）和西蒙（Simon）共同编制的智力量表是心理测验历史上的第一个真正的测验。虽然近代心理学的故乡不在中国，但是有关心理测量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却是十分丰富的。从某个方面来讲，他们是近代心理测量理论和实践的发源之一。这一点，纵使许多西方学者也能够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来承认。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首先是一项爱国主义事业；其次可以学习古代学者探求真理与严谨治学的精神。所以，当前中国的心理测量研究领域就不能仅仅是关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还应该追根溯源，拿出足够的资源认真研究中国古代的心理测量思想。比起西方的各种理论和思想，它们更为适合中国独特的文化和国情，更为值得借鉴和推广，特别对于目前普遍关注的着力维护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社会更是如此。

二、中国古代心理测量思想的研究

在心理测量的思想基础方面，中国古代的哲人们早就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早在2500年前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就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所谓“习相远”就是认为人在后天的行为表现可能呈现出巨大的个体差异。同时还提出“上智”和“下愚”的概念，又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且不论以上观点本身正确与否，至少说明这些论述已经体现出人的智力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类别的分类思想，而这与现代测量学中的类别量表的见解是一致的。因此，著名的心理测量学家艾森克（Eysenck）就把“差异和分类”的思想直接溯源于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关于上述差异的可测量性，中国古代的先哲们也有着确切的论断。例如，同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就有“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的说法，明确指出心理能力和心理特征与物体一样可测量，这可能是关于心理能力和心理特征的可测量性最早的表述。

中国对心理测量和心理测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古代也出现了一些心理测验技术的萌芽。如董仲舒通过“一手画圆，一手画方”的实验证明学习与注意的关系。而中国古代产生的真正意义上的心理测量实践活动，则集中表现在对人才的评定和选拔上。从两汉到魏晋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王朝主要实行的人才选拔方法是举贤推荐制，以“贤、良、方、正”这四种品质为标准。虽然说这种举贤推荐的方式在“怎样测量”的操作化方面存在缺陷，但至少说明在“测量什么”，即在确定人才内容方面有着重大的贡献。特别是三国时期魏国刘劭所编著的《人物志》一书，非常详尽地描述了如何察举用人和品鉴人才。1937年，美国的施罗克（J.K.Shryock）曾将它翻译成《人类能力研究》在美国发表。书里所主张的“考课核实”方法，实际上遵循的就是内部心理与外部行为相一致的原则。从人的体貌、言语、行为等诸多方面的观察入手以便判定其“心志”大小，从而归于圣贤、豪志、傲荡、拘懦等不同类别。同时，他提出詳尽的“八观与五视”的观察方法，以尽可能地减少“考课”过程中的误差。②书中所提到的上述种种观察法，作为心理学中收集心理事实材料的方法迄今仍被沿用。在生理心理测量方面中国的古人们也有着突出的发现，例如：宋朝时期，通过对中风病人半身不遂和口眼歪斜症状的细致观察，王清任在《口眼歪斜辨》里提出了一个假设：“人左半身经络，上头面从右行，右半身经络，上头面从左行，有左右之互之义。”③王清任的这一观察结果，要比西方相关方面的专家所得到的类似实验结果早数百年。

中国古代最值得称道的心理测量的实践活动当属兴盛于隋唐时期，历经1300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这种人才的选拔方法不仅在诸多方面接近于近代心理测量的基本模式，而且具有相当的内容效度。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并且制度规范，内容完善，其考试形式有帖经、墨义、口义、策论和杂文（诗赋）等。另外，在具体测验方法和形式上也有颇多的创意。例如，其中的帖经，就近似于今天的填空题。还有一种对偶形式的题目，则与近代测验中的类比题极为相近。因此，一个普遍被认同的观点是：欧美各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直接移植于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

在中国古代的民间，自发的心理测量活动也是多种多样并且影响深远。特别是春秋战国末期孟轲的门生乐正克所编写的《学记》，可以说是第一部将教学与测验结合起来，论述学生的能力和个性特征个体差异的著作。另外，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七巧板益智拼图和九连环游戏也备受西方人们的推崇。七巧板被西方人称为“唐图”（Tangram），即：“中国的图板”之意。七巧板利用大小形状不同的七个小板块，能够组成上百种生物或实物的复杂图形。这种拼图任务现在几乎为当代多数智力测验和创造性测验所使用，并且已经发展为标准化的纸笔型测验。而著名的心理学家武德沃斯（Woodworth）则把九连环赞之为“中国式的迷津”，因为它的设计精巧性可以同现代的魔方和魔棍等操作性玩具相媲美，足见这个古老的游戏在世界心理学领域的特殊地位。

三、中国古代心理测量思想的启示

如今，心理测验已经深入到我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它不仅仅在教育界中被广泛使用，在医疗卫生、工矿企事业、家庭、社区无不有心理测验的踪影，甚至国家的重大决策都有心理测量的参与。④国内现在使用的量表以来源为依据可以划分为修订量表和自编量表。但是，修订的西方著名量表主要存在跨文化修订与翻译等问题，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应当谨慎引进。所以，多加研究中国古代的心理测量思想，对当今中国的心理测验应用领域，尤其是中国自己的心理量表和测验的编制有着重要的作用。与当前广为流行的西方心理测验思想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心理测验思想具有明显的东方特点：首先，它们都是描述性的，不定量的，其次，我国古代往往将心理特点（能力，人格，智力等）与道德观念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古代的测验思想是分类思想，即把个体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别，而每个类别里人们的评价中带有层次高低和好坏善恶等感情色彩。

中国的心理测量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先人不仅在关于个别差异和心理测量内容上有大量的理论论述，更在实践上做出了大量的贡献。这些宝贵的历史财富不容忽视，值得后人更好的重视和借鉴。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一要博采众长，吸取世界各国的优秀成果；二要立足本国现实心理问题的科学实验、调查与研究；三是弘扬祖国心理学思想遗产的精华，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融汇为一体。因此，根植于这些思想，去伪存真，发现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和理论，编制并创造拥有中国本土特色、并具有国际水平和影响力的心理测量量表和测验就是一件具有非凡战略意义的事情。

【注释】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9.

②金瑜.心理测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5.

③杨鑫辉.新编心理学史＼[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70.

④陈国鹏.心理测验与常用量表＼[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6：3.

⑤章竞思，王晓霞.中国古代心理测量学思想发展综述＼[J＼].教育探索与实践，2005，（5）：63—65.

【作者简介】

于雷（1981— ），男，哈尔滨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

篇5：中国古代教学智慧对当代语文教学的启示

糜艳蓓

小学语文教育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在一个人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发挥的是奠基性的作用，它发生在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语言范式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可以说，这个时候一个人掌握了什么样的词就会有什么样的观念，他会说什么样的话，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鲁迅先生曾说，现今十来岁的孩子如何，可以预料到二十年后的中国情况，儿童的教育问题，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良好的儿童教育不仅关系着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而且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昌盛。以识字教学为主，重视人文精神的古代蒙学教育的教学方法应该对我们小学语文教学有所启示。

一、识字教学

识字教学是蒙学教学的开端，也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识字教学的教材在明清时期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合称“

三、百、千”。识字教学的方法有指物识字、六书识字、卡片识字、圈列识字、拆字识字、带读识字等，实践中往往多种方法兼用。这些方法都注意得用汉字的特点，循序渐进，尽量通过对字形字义的分析来帮助学生认读；注意利用儿童心理特点，强调记忆在识字教学中的作用；不搞单纯的识字，力求把常用字编成有意义的韵语，并尽可能地把知识教育内容和道德教育内容糅合其中，使识字教学呈现出一种“文”与“意”结合的趋势；在识字教学中进行写字（习字、书法）训练。这些都是很值得借鉴的经验。

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的蒙师在识字教学中处理识、写、讲、用的关系上，是以识为主的，教会儿童识字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每个字怎样写和怎样讲，要求很低，而怎样用，几乎全无要求。这使儿童只会呆读死记，不知字意，更不能应用。这不利于儿童智力的发展。王筠在《教童子法》一书中曾批评说：“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这些，我们在教学中都应引以为戒。

二、重视写字

写字作为一种单独是基本训练，古代蒙学教育经过长期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教材和较为有效的训练原则、步骤和方法。

（一）关于教材，清初褚人获在《坚瓠集》中说：“小儿习字，必令书‘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天下同然，不知何起。”大概取其笔画稀少，易认易写。

（二）写字训练的原则是先大后小，先慢后快。王筠认为“写字不可学小字。”唐彪则主张大小并练，并提出：“蒙童初入学，止宜写两字，不得过多，两字端正，方可换字。若贪字多，便难成就矣。”

（三）写字教学有一大致步骤和方法，即先扶手润字，继而描红、描影、跳格，最后临帖，其中对扶手润字尤为重视。崔学古指出：“蒙童无知，与讲笔法，懵然未解，口教不如手教，轻重转折，粗略具体，方脱手自书。”这些经验显然与汉字的特点相合，是很值得注意的。

三、蒙学阅读教学训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识字教学，学童开始转入以读书为主的教学阶段。此时蒙童大约八、九、十来岁了，识字量二千字有左右，有了初步的阅读基础。王筠说：“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 在教法方面，蒙学阅读教学训练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最为重要的有如下三点：

其一，强调“晓文见意”。这条原则是理学家程颐提出来的。他说：“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意，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

为了使童子理解“文意“，崔学古提出“讲”“贯”结合的方法。讲者须逐字逐句点读明白，讲其字句章节的“实意”，参赛到“晓文见意”；贯者，贯通其“神理”，再以“理演文”，以作者的“宗旨”，复反其“文义”。讲解时，要同“说话一般”，通俗易懂。若用“深文奥理”，不但“童子理会不来”，反而会“滋其惑”。讲书可启发儿童的智慧，要讲得通俗易懂，同时不可讲得过多地深，要适合儿童的理解能力。这是蒙学教师应有的教学技巧。

其二，强调“熟读成诵”。办法是讲、读、背、温如环。

蒙童读书，先由蒙师讲认生书。讲书的形式有个别“口授”和“粗粗讲解”。“口授”是教师先教学生认字，带学生缓缓朗读，然后让学生自读。“粗粗讲解”时贵用“家话”（通俗话），要指实事说明，使儿童易懂。还要启发儿童思考，培养儿童智力的发展。

蒙师讲书以后，蒙童即可各自进行朗诵。自读课文时，先分段读，叫“分读”，等口熟了再“通读”，若有甚难的章句，则还要“特读”，目的是使省力省功。大一些的学生要求更高了，其诵读程序，有句读、朗读和背读，以至熟记不忘。”。古时教学，吟诗作文，均从讽诵入手，抑扬歌诵，其声音含有音乐之美，即谓“读书声出金石”。蒙师要求儿童读书须“眼到口到心又到”，高声朗诵，不许含糊。

蒙童读书所读之书必须熟背，以背书驱使学生勤奋用功，“以期所习永永不忘”。所以，蒙师对蒙童背书要求甚严，在背书时，教师也要“听差”，以纠正学生的读音、分句等。背书时，还有“提背”，提到哪里背到哪里，以检查学生熟记的程度。又有“初背”（背生书）和带背（背熟书）和按时“抽背”，最后读完一册还要“通背”。故学生必须时时读书，时时背书，因此又必须经常温书、理书。

在蒙学中，认书、读书、背书和温书四步曲，周而复始，日日如此，月月如斯。这对训练儿童的记忆力是有帮助的。同时也充分利用少年儿童记忆力强的特点。儿童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背熟了许多文词，这对以后的写作也大有帮助。不过儿童所溺爱的书，并不都懂，教师也不要求儿童全懂，“难者罕譬曲喻”，只好等儿童长大了才明白，现在只记住，到“后来受用”。

其三，提倡“精读”与“博览”结合。“读书要精，阅览要博”。这是一种传统经验。蒙童除精读要背诵的书外，还要求博览一些书。少儿即能与人言，壮时自有不得不博览之势，而学问自此可渐扩充。儿童从小接触许多图书，渐渐养成了一种独立的工作能力。历史上许多人的成长，都与这种学习环境、学习条件有关。

四、写作训练

以读书为主的阅读教学开始不久，蒙学开始对蒙童进行写作训练。写作训练在古代蒙学教学中一直是被重视的，也积累了不少丰富的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一）“词意合一，以意为主”。这是我国古代语文习作的一个传统。明清蒙学家一致认为作文（包括属对、作诗）都要立意在先，然后寻求恰当的形式去表现。写文章要“以写意为主，不许说空话”（王筠：《教童子法》）。要有思想内容，言之有物，词切意透。

（二）先“放”后“收”。这是就整个作文训练而言的，也是古代作文教学的一贯传统。所谓“放”，是先要鼓励学生放胆去想，去写。不要过多束缚和顾忌。所谓“收”，是要求构思严谨，思想纯正，用词切当，行文合“格”。明清蒙学作文训练实行先放后收、以放为主、以收为辅的方式。对学生这方面来说，要放胆写，驰骋思想，展开想象的翅膀发挥主体性和创造力。对教师这方面来说，则要小心地改，切忌大删大改，伤害学生作文的信心和兴趣。这是符合作文教学矛盾发展规律的，也是符合学童年龄特征和学习特点的。在八股文风盛行的明清时期，能作到这样，很不容易。

（三）多作多改。作文是知识应用，也是技能的训练。为了提高蒙童作文能力，明清蒙学非常重视培养蒙童多作多改的习惯。清代的蒙学家冯京第在其所著《蕈溪自得》中总结自己读书作文教学经验时说：“作文有一字诀，曰改。草本既成，宜粘著墙壁，时时就观改之，旬日后详定始脱草。”实际上明清蒙童作文训练的课业量是很大的，也确实培养了不少有写作水平的人才。

但也不否认，蒙学教学重背诵不重理解，重训练不重兴趣的现象比较普遍，在水平不高的蒙师那里更是如此。同时，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八股取士之制束缚着几乎所有的读书人，包括蒙童。在蒙学的高级阶段，读枯燥的经典，练呆板的股文，成为“少长”蒙童的主要功课。这种呆板的程式化的训练方法，追求形式，束缚思想，弊害极大，这是传统语文教学留给后人的沉痛教训。

篇6：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林莺

1988年，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首巴黎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时，曾得出结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到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我个人理解，这个孔子，他其实是个泛指，并不单单是孔子这个人，或者是孔子的思想，而是我们中国古代绵延几千年的传统和文明，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其中，就包含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中国古代家训智慧。

那么，先来简单了解下，什么是家训？家训的训，指的是教导，训诫，家训，就是一个家族或一个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家族的长辈教育子弟或家族成员，父母教育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家训的内容十分宽泛，包括言行举止、修身、处世、交友、家庭生活、乃至出仕从政、建功立业等等。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的、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是西周初年周公的《戒子伯禽》。周公殷殷告诫代其治理封地鲁国的儿子伯禽说：“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周公的意思是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助天子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可是,我还(常常)洗一次头发,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接待宾客,还惟恐(因怠慢)失去人才.他说这个的意思是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告诫儿子，到了鲁国后，一定不能因为自己是国君，就慢待了士人和民众，要像自己一样爱才、惜才、尊重人才。

同样，还有个父亲教育孩子的故事，这个父亲也很有名，大家一般将他当老师，当圣人，但他同时也是个父亲，这位父亲就是我们常说的“万世师表”——孔圣人。孔子对学生很和蔼，对儿子很严肃。他儿子也很有名，孔鲤，字伯鱼，因为出生时，鲁君送了一条大鲤鱼来作为贺礼，所以叫孔鲤，字伯鱼。孔子对这个儿子很严格，《论语》里记载，有一天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趋而过庭”，什么叫“趋”呢，“趋”就是小步快走，是表示恭敬的动作，在上级面前、在长辈面前你走路要“趋”，低着头，很快很快地这样走过去，这叫“趋”。那么孔鲤看见父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着头“趋”，孔子说：“站住，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你怎么能正确的说话）？”“是”，“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站住，学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怎么能在社会立足）”“是”，“退而学礼。”这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对孔鲤的教育，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这段记载也被视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则成了古代早期家训的典型内容。

但“家训”这两个字正式得名并被后世广泛认可并流传下来是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写了《颜氏家训》，“家训”才正式得名。

以后，大量以家训为主要内容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帝范》、司马光的《家范》等，都是标准的家训作品。还有许多家书、尺牍，里边涉及有教育子女家人内容的，学术界也一概将其视作“家训”。

中国家训，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教育智慧，也承载着华夏文明独特的历史智慧和人生智慧。

这些浩如烟海的家训，我们当然不可能尽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精华，以求窥一斑而见全豹。

首先来看看《颜氏家训》。《颜氏家训》可以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被称为“古今家1 训的鼻祖”。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人，出生于江苏南京，是魏晋南北朝儒家文化尤其是家训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后人，也出了许多大家，比如唐代大学者颜师古就是他的孙子，后代还有个非常有名的颜真卿，大书法家。

《颜氏家训》中关于修身、处世、治家、勉学、为官等方面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还有许多在当时看来非常有远见的观点。比如说，《颜氏家训》认为：第一，教育要从小抓起，颜之推特别提到要重视胎教。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对胎教都比较重视，但大家想，颜之推，那是魏晋南北朝，公元531年，差不多1500年前的古人啊，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太不容易了！第二，颜之推提倡“礼为教本”，要以忠孝仁义作为人生准则，为人不能贪慕名利，要做实事。他还用一句话告诫后代：“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这个对我们现代家庭教育，我个人觉得具有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遗子千金，不如教子一技。”父母长辈，留给子女、后代再多金钱财富，而不教会他们通过正当途径赚取金钱的本领，就等于给了孩子一个漏筐，所有留下的好东西都会从筐的缝隙中溜走，最后等待他们的就是无尽的慌张，甚至是慢慢走向犯罪的机会。我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败家高帅富，挎爱马仕包打劫超市”，说的是一个富二代，因为生意败落，妻子离婚，又迷上赌博，败光了所有家产，只好在成都街头流浪。在饥饿难耐，走投无路时，心一横抢劫了超市。被捕后警察发现其身上穿戴的奢侈品均为正品，但就是这样一个身穿高档品牌的25岁青年，面对生活的坎坷，脱离了富裕的生活便失去生活方向，连最基本的糊口都不能自给自足，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我们要告诉孩子，父母总有离去的一天，人生，最终只有靠自己。作为父母，不能认为留足够的财富给孩子就够了，一定要教子一技，教他真正实用的本领，好为他在将来自立于世、自求发展打好基础，那才是真正的爱。

再来看看皇族的家训，唐太宗的《帝范》。《帝范》共十二篇，是唐太宗亲自写了，赐给太子李治的。

《帝范》第一篇先讲《君体》，主要包括为君之德性。其中写道“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民”，意思是君王没有威信和德行，就不能使远方四夷之人归附；君王没有仁慈的胸怀和宽厚的品质，就不能使百姓感受到恩典，治理天下，必须威德并用。

这句话既是对皇子治国的教导，其实也是一个为人处世的方法，同时，对我们家长教育孩子、老师教育学生也有启示。

这里也有个故事，唐太宗时期，有个功臣，尉迟恭，不但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还几次对太宗有救命之恩。特别是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的坐骑受到了惊吓，带着李世民奔入玄武门旁边的树林，李世民又被林中的树枝挂住，从马上摔下，倒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他的对手，也是兄弟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来，准备勒死李世民，就在这时尉迟恭跃马奔来大声一喝，把李元吉吓得赶紧放手逃跑，但尉迟恭快马追上他，放箭将他射死了。要不是尉迟恭这一喝，李世民可能当场毙命，历史就要改写了。所以，对尉迟恭，唐太宗自然是给了格外的恩宠。但这样一来，这个尉迟恭呢，就有点张扬、膨胀起来。一次，唐太宗举行宴会，请了些老臣和宗室至亲，因为有个人坐在他的上头，尉迟恭就很不服气，认为此人功劳不及自己，没资格坐在自己上面。坐在尉迟恭下头的任城王李道宗出来好意劝解，没想到尉迟恭不领情，抡起拳头对着李道宗一顿狂扁，不一会就把李道宗打得满脸乌青，最严重的是，眼睛都几乎被揍瞎了。这个李道宗也不是闲人，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他还有个女儿，特别有名，就是文成公主。李世民当然很不高兴。把尉迟恭叫去，说，我昨晚读史书，看到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的事，原来我以为高祖不对，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今天想想，我觉得韩信，彭越，他们也有该死之处啊”这话，说的尉迟恭腿直打斗，史书记载，此后，他天天在家里练仙丹打坐，安享晚年，再也不闹事了。这个就是宽严有度，恩威兼施。

此外，唐太宗还告诫皇子们要多读史书，以史为鉴，并且要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学2 会判断是非、得到启示。唐太宗本人也正是这么做的——

有一天，唐太宗就与大臣们聊，说是昨晚挑灯夜读，读到《晋书》，里面有一则晋武帝和大臣何曾的故事。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开国皇帝，前期能厉行节俭，虚心纳谏，用人唯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后期，则热衷于安逸享乐，生活上极尽奢华，大臣何曾看出了其中的危机，有一天下朝后就神色忧虑。儿子何劭看到后很纳闷，就问父亲，怎么回事？何曾就将自己对皇上的担忧告诉了儿子并对他说，你呢，还可以免于杀身之祸，但是，他指指孙儿辈，像他们这代恐怕就危险了。果然，西晋王朝只延续了短短几十年，先是“八王之乱”，然后“五胡乱华”，国家陷入了长时期的动荡和战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何曾的孙子果然跟他预言的那样在乱世中遭酷刑所杀。

唐太宗说完此事，让大家议论，发表看法。大家都纷纷夸何曾有远见，是个聪明人。但唐太宗却脸色一沉：我觉得何曾是个不忠不孝的罪人！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

“作为臣子，对君主要恪尽忠心，时时刻刻为国家安危和发展考虑，匡正君主的恶行，协力治理好国家。何曾作为朝廷要员，地位高，责任重，既然看到了问题，理应据实相告，直言规劝。可他呢，怕得罪君王，退朝回家发发议论，实在是不忠不孝。”说到这里，唐太宗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们有些人在背后议论魏征，说他提意见出风头，我看他不是。他敢于直谏，那是帮助我防微杜渐，不至于让国家发展误入歧途，是真正的良臣！”

从此后，再也没有人在背后议论魏征了，更多地大臣也像魏征一样，发现问题，也向唐太宗直言劝谏。也正是在魏征等一大批忠臣、直臣、贤臣的帮助下，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唐太宗从史书中读出了智慧，所以，他也教育自己的孩子多读史书，还要多思考。

再来看看五代十国时期的《钱氏家训》这部家训是钱氏的先祖吴越国王钱镠（liú）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里边有句话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当年，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时，曾引述过。

江南钱氏，堪称千年望族，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很多状元，无数进士。宋末画家钱选，明代学者钱德洪、画家钱谷、诗人钱谦益，清代藏书家钱曾、学者钱塘、训诂学家钱大昭、画家钱杜、篆刻家钱松均系钱门。近现代更是人才“井喷”，出了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其琛、钱文钟，钱永健等“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钱氏家训》分个人篇、家庭篇、社会篇和国家篇。个人篇开篇即语：“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认为人是天地之间的产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要堂堂正正无愧于天地，言行举止要符合圣贤的标准。家族篇开篇即语：“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让我们看到家庭的细节对于优良人格的形成有多重要。家长把家里打理得次序井然，后辈自然会从小养成做事有条理的习惯，最终才能有办大事的基本能力。社会篇开篇即言：“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在社会交往中，诚信是第一要务。在乡邻问题的处理上，谦让与人方便是首先要做到的。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更要负起责任，有能力就要带头抚恤。国家篇开篇即言：“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 [dù]如仇。”在国家层面，普通人更多的是在集体层面上，我们要懂得用严明律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懂得社会的准则，洁身自好。爱民（对优秀的员工要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于社会（集体）的蛀虫（蠹），则要坚决剔除。由此可见，《钱氏家训》主张忠孝传家，爱国恤民，化家为国。它不只是钱氏后人的行为准则，更是留给每个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是我们每一3 个中国家庭都应该认真学习的成长训言。

包拯，包青天，大家很熟悉。包拯一生，身居高位，廉洁无私，痛恨贪官污吏，到了晚年，担心后人会出不肖之徒，于是在家中立了一块石碑，镌刻着著名的《诫廉家训》，严厉警戒后人：凡是包氏后代子孙有贪污受贿者，活着不得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祖坟。不遵从此训令者，一概不是包氏子孙。如此言简意重的包公家训让人肃然起敬，发人深省。事实证明，包拯的子孙确实没有违背如此严厉的训诫，历代未听闻有贪污犯法之人。

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个人觉得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精辟、也是我个人觉得最优秀最有借鉴意义的一本家训读物：《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我们以前在教科书中学到的是“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事实上，林则徐虽然睁眼看了世界，但他对西方依然有许多的误解与偏见。比如，林则徐认为西方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因为西方人穿的高筒皮靴，他就以为西方人的膝盖是不能弯曲的，只能依靠坚船利炮，在海上作战，一上岸，就会倒地，束手就擒。他还认为，西方人喜欢中国的茶叶，那是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吃牛羊肉或牛羊肉磨的粉，如果不喝茶，就会便秘而死。

曾国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林则徐这些前辈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他不但是看了世界，还进行了实践，眼到心到，行动到。其直接结果，就是其洋务意识的产生。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曾国藩还说过一句话：“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 就是说不论艰难险阻，都要亲身体验，亲自品尝。有“行”有“知”，方为知行合一！比如他要搞洋务运动，要向西方科技文明学习，就要首先了解西方社会的状况。但限于时代的原因，曾国藩很难做到实地考察，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著名的替身--号称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在西方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生，他的巨幅画像至今还被供放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史陈列室里。容闳毕业后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与环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国内，力图教育救国。他跟曾国藩初次见面，两人都被对方的精神、信仰与气质所打动。曾国藩对所谓的美利坚知之甚少，却在一面之缘之后即掏出68000两白银之巨资交给容闳，请他帮忙到美国走一趟，替自己考察现代军工企业的设置情况，并委托容闳全权购买能建立完整军工企业所需的原生机械。此前，清政府从未派人去过美国，绝大多数国人也并不知道美国在哪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曾国藩就是这么信任容闳，亲自把容闳送到江边码头，亲自把容闳送上船，然后看着孤帆远影碧空尽，就好像自己亲自踏上了远赴美国的航程。历时整整两年之后，容闳费尽千辛万苦，带着他从美国购买的100台能够生产机器的原生机械回来了。就是在这100台机器的基础上，曾国藩着手组建了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标准的近代化企业--江南制造局。

曾国藩家书中，我重点想讲讲“诚信”，他在《交友》篇中，告诫儿子：“凡与人交际，当求其诚信之素孚。”这里，是将诚信这个品格作为择友和与朋友相交的一个首要条件和准则。交朋友，要交诚信的人，与朋友交往，也要做到诚信。诚实守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季札，春秋时代吴国的公子，博学多才，品行高尚。一次，他奉国君的旨意出使各诸侯国，途径徐国时，受到徐国国君的热情款待。两人谈古论今，意气相投。宴席上，品着美酒佳肴，听着优雅的音乐，季札一时性起，就起身抽出佩剑以助酒兴，并对徐国国君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

这把佩剑非比寻常，剑鞘上雕刻着蛟龙戏珠的图案，镶嵌有上等的宝石，灯光下闪烁着4 夺目的光芒。剑锋则是用上好的钢打磨而成，寒光闪闪，格外锋利。在季札手中，剑被挥得银光万道，威力无穷。徐国的国君被这把佩剑深深地吸引住了，却不好意思表达出来，只是不住地朝它观望。季札心知其意，无奈出使诸国，宝剑是身份的象征之一，不能相赠，于是就在内心暗想道：等我完成了出使的任务之后，一定要回来将这把佩剑送给徐国国君。

怎料世事无常，等到季札出使返回，又经过徐国时，徐国国君却在不久前暴病身亡了。

季札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徐国国君的墓前，内心有说不出的悲戚与感伤。他望着苍凉的天空，把那把长长的剑，挂在了树上，心中默默地祷念着：“我知道您喜欢这把佩剑，只是当时不便相赠，如今我出使归来，任务完成，可以将它赠予您了。”跟在一旁的随从非常疑惑地问他：“徐国国君已经过世了，您将这把剑悬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季札说：“徐君非常喜欢这把剑，在离开徐国之前，我曾在心里许下诺言，回来时要将这把剑送给他。君子讲求的是诚信与道义，怎么能够因为他的过世，而背弃为人应有的信与义呢？”后人为纪念此事，在季札挂剑处修建了 “季子挂剑台”。

司马光，大家都听过他小时候砸缸的故事，非常聪明。那是他六岁时的故事。司马光七岁，还有件事，有一天他跟姐姐在父亲的书房里玩。玩着玩着，开始砸核桃来吃，砸开了硬壳，取出里面的核桃仁，放到嘴里，可是刚嚼了几下，就觉得核桃仁又苦又涩，于是吐了出来。姐姐对他说：“你瞧，核桃仁外面有一层薄皮，把这层薄皮剥掉，就不苦了。”司马光点了点头，就照姐姐说的去剥皮，谁知怎么也剥不下来。姐姐帮了一阵忙，也没剥下来，正好有个小伙伴来叫，就走开了。这时候，有个使唤丫头来给主人加开水，看到司马光正干着急，就叫司马光把核桃仁放在茶杯里，倒上开水泡一会儿再剥。果然，很容易就把核桃仁的皮剥掉了。过了一会儿，姐姐回来了，看到桌上放着白白的核桃仁，很惊奇，就问司马光：“小弟，这怎么剥出来的？是谁想的好办法？”司马光挺得意地说：“我！”还把用开水泡核桃仁的方法告诉了姐姐。姐姐很开心，这小弟太聪明了，去年砸缸救人，今年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剥核桃仁，真是神童啊。这时候，司马光的父亲走过来了，十分严厉地对司马光说：“这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吗？明明不是你，为什么要说谎？你这么小就不老实，以后还有人相信你吗？” 司马光挨了批评，知道撒谎是坏事，老老实实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再也不撒谎。后来，宋史中记载，司马光最大的品行就是诚，被人推崇，被青史记载。

国外，对这个诚信更加看重，有个德国留学生，成绩很好，在德国读到了研究生毕业，然后就想留在德国就业，找工作。但是找了很多企业、公司，都不要他。于是，退而求其次，找了中等企业去应聘，谁知人家也不要他。德国，大家知道，很多都是技工，他是研究生，高学历啊？难道是因为中国国籍受到歧视吗？不是的！后来，有个企业老板跟他说了实话：“年轻人啊，你知道吗？信用记录显示，你曾经有三次坐公共交通没有买票！”

所以，这个诚信非常重要。曾国藩将这个写进家书，作为家训，教导自己的孩子！另外，曾国藩对于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取向的态度，也有值得我们现代家长借鉴的地方。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一生快不快乐，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赚多少钱，而在于你有没有找到心灵的归宿。所以他多次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曾国藩本人是个标准的儒生，和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是通过科举考试出头的。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纪泽，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领军人物；二儿子曾纪鸿，出色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可惜后来英年早逝。这两个孩子，从小也是学的经史子集，当时的封建社会，儒生要施展抱负只有“华山一条路”，即参加科举考试。但曾纪泽，第一次进城赶考就落榜了。老爹曾国藩得知后，打算写信勉励他，不要灰心，继续努力。谁知，老家传来消息，说曾纪泽打算从此放弃科学考试。族中长辈对此都甚觉惊奇，觉得这孩子疯了，大家都认为曾国藩要是知道这个消息肯定要气坏了。哪知，曾国藩却很平静，写信问儿子，为什么要放弃科举考试，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曾纪泽跟父亲说，科举考试内容僵化，都是在故纸5 堆中自欺欺人，不如学点实实在在有用的东西将来可以报效国家。现在西方列强入侵，国家饱受内忧外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摒弃夜郎自大的心理，承认差距，奋起直追，我想学点西方社会学与语言学。对儿子如此清晰的思路与远见卓识，曾国藩大加赞赏并全力支持。不仅同意儿子放弃科举考试，还亲自为曾纪泽找老师，请当时一些了解西方文化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来教育他。后来，曾纪泽终成晚清著名外交家，跟郭嵩焘两个人成了中国外交史上开风气之先河者，出任英法大使期间，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得到了西方各国的交口称赞。俄国侵占我国新疆伊犁时，在已经签订前期卖国条约的情况下，他孤身一人愤然请缨，在彼得堡跟俄国人唇枪舌剑斗智斗勇，终于凭借高超的外交智慧将伊犁要了回来。此事，被世界各国评论者称为“人类外交史上的奇迹”.次子曾纪鸿，紧跟哥哥，他当时还小，还没到参加考试的年龄，却也学哥哥的样，跟父亲说：我也不考了，我要学物理学、数学。这些学科，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曾国藩自己也不了解，但他还是支持儿子的兴趣。曾纪鸿后来成了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他将圆周率值计算到了100位的数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曾国藩家书中还说：“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孔子教育弟子，其中最要紧的是仁，仁，莫过于“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几句话。曾国藩也是这样说并这样做的，他的家训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吸收中国古代家训智慧，用于现代的教育，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能做到立德为先、修身齐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幸福生活！

从传统再回到现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孩子成了现代中国家庭的中心。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家庭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青春期，是身体和思想迅速成长和定型的时期，这个时期，教育和引导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孩子的人生。

那么，这个敏感时期的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帮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追求。

人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什么东西才能真正支撑我们走一辈子呢？钞票？不行！钱可以买到床，但买不到睡眠；可以买到婚姻，却买不到爱情；可以解决物质问题，但不能解决精神问题。朋友圈？也不行！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被取消关注了。亲情？友情？爱情？当然这些很好，但没有人可以陪你走一辈子，而且也没有人可以替你走你的人生路。能支撑我们走一辈子的东西唯有一样，它就叫做“价值追求”。

现在的孩子心理普遍很脆弱，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哪里哪里的学校，这其中有中学也有大学，有个学生跳楼了。回想下中国古代，何曾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古代的年轻人、知识分子绝不会这样，基本上就没有自杀的，绝不会动不动就去自杀。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质疑，屈原，第一个就是自杀的，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端午长假！请问屈原怎么死的？”“自杀的。”“怎么自杀的？”“跳水自杀的。”“跳的什么水？”“跳的汨罗江。”“汨罗江在哪里？”“湖南。”“屈原哪里人？”“湖北人。”问题来了，湖北人要死，为什么要跑到湖南去跳江呢？湖北没有江吗？湖北号称“千湖之国”，要死不死在自个家门口，死到别人家门口，恶心人家去吗？那么屈原为什么要跳江呢？原因很简单，郢都被攻破了，楚国灭国了，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之际，写完《哀郢》与《怀沙》后才沉江以明志。这叫6 什么？这叫“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这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去死。不要说屈原了，“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田横在秦末自立为齐王.刘邦统一中国后,田横带领五百多人逃入海岛.刘邦招降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耳.田横来到离洛阳三十里处,终觉向刘邦称臣为耻,自刎而死.岛上五百人,听说田横已死,也都自杀.五百人可以集体横刀自刎。大宋亡后，崖山之役，十万可以集体跳海自尽。更不要说大明亡后，江南一城一城的知识分子集体自尽殉国。这叫什么？这叫为了一个价值追求，为了一个价值观而舍身取义！

但是，在个人生活中，面对再大的坎坷，再大的磨难，屈原怎么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孟子怎么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庄子怎么说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些都是古人的名言，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说更容易理解，那就是——“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内心有强大的价值支撑。这种价值支撑什么时候最容易获得呢？无数的仁人志士告诉我们，它在青春期最容易获得。

整整一百多年前，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他叫蒋志清，考进了宁波的箭金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叫做顾清廉的老师。在这里他跟着顾老师读到三本书，他后来在日记里提到，这三本书奠定了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追求。第一本书，邹容的《革命军》，树立了他的革命理想；第二本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从此他就变成了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谓“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第三本书，王阳明的《传奇录》，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终身理想。这个17岁的年轻人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蒋中正。

在蒋志清同学之后，又有一个比他小5岁的年轻人，叫毛学任，字咏芝，考入了长沙第一师范学堂，遇到了著名的杨昌济老师。杨老师问他：“你这名字，不错哦，谁取的？”毛学任说：“我自己取的，因为我崇拜的偶像是国学大师梁任公，梁启超。”杨老师听了点头说：“梁任公确乎一代楷模，但我们湖南也有先贤值得你学习啊！”于是就送了两本书给这个年轻的毛学任同学。一本《曾文正公文集》，一本《胡文忠公文集》，作者是晚清实学的两位大师——曾国藩与胡林翼，也都是湖南人。后来毛学任太喜欢这两个人了，说了一句名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另外，则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了，不叫字咏芝了，因为胡林翼字润芝，他就把自己字改成了“润之”，后来大家都叫他毛润之。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发现大多都发生在十七八岁，十八九岁。比如说，两千四百年前，有一个叫仲由的同学。据司马迁描述，他大概原来是混黑社会的，性格比较冲动。但在十八岁的时候拜在孔仲尼老师的门下，从此他脱胎换骨，由仲由变成了孔门大弟子——子路。

同时，在西方，在雅典，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名叫阿里斯托勒斯，因为听了一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师的演讲，感觉太深刻了，深刻到苏格拉没有底儿了！于是他决定放弃自己摔跤手的生涯，请注意，他原来是一个体育特长生啊，他当时在摔跤界已经有个外号叫“宽”，说明已经闯出了名头。可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职业生涯，拜入苏格拉底老师门下。这个决定对于他个人来说还不算巨大，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说才是意义极其重大，因为“阿宽”的绰号只是意译，它的音译叫做“柏拉图”。

还有一位梁卓如同学，十七岁的时候高中举人，有着大好前程，可十八岁的时候，因为来到一所学校，听了一位叫康南海老师的课，便毅然放弃了科举考试，拜入了康南海门下。后来这对师生以“康梁”并称，这个梁卓如同学就是后来的国学大师梁启超。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不难看出，青春期是一个人性格定型和人生观世界观树立的关键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更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时期更关键，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