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边塞诗研究述评

20世纪边塞诗研究述评（通用6篇）

篇1：20世纪边塞诗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语言学者在引进、介绍语法化理论的同时,也从语法化演变途径、语法化机制、语法化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析等几个方面,对汉语语法化现象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研究视角与方法从语言孤立现象到语言系统的宏观背景、从汉语的语法结构到语用功能、从汉语本体到语言的`普遍性研究有了全面的更新.但是汉语语法化现象与印欧语语法相比,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作 者：胡晓慧 HU Xiao-hui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27刊 名：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年，卷(期)：9(3)分类号：H04关键词：语法化 历时演变 共时分析 语法化机制

篇2：20世纪边塞诗研究述评

2013年03月28日 09:33:42 《西域研究》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末的古代印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孔雀王朝阿育王大力弘扬佛教，佛教始自印度向境外传播。西域是佛教北传过程中的必由之地，在佛教传播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西域佛教史本身也是中国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地名的“西域”，在概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本文所谓“西域”指狭义概念，大致与今新疆相当；叙述的对象是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的研究和译介成果。主要涉及早期佛教东渐问题、西域佛教的兴衰、西域等地的佛教艺术、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以及西域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等内容。

一、关于早期佛教东渐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重点是佛教传入中国汉地的时间、所经由的途径与地区等。目前，有关佛教传入中国汉地所经由的路径的观点有陆路传入说、海路传入说和川滇缅印道传入说三种。与本文相关的是陆路传入说，即印度佛教最早经中亚陆路向中国传播，在当时中亚诸国人口稀少、不足以支持佛教寺院存在的情况下，遂假途而过，继续向东传入人口相对密集的汉地，并生根、发展。这是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

在有关中国佛教史的诸多论著中，都有对这一问题的看法。20世纪早年较重要的成果如下：黄文弼在《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输入问题》[1]一文中，对佛教传入疏勒、于阗等广大西域地区的年代进行了考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佛教与西域》、《又佛教与西域》三篇文章中[2]，对佛教在西域诸国的传播、发展状况进行考证，否定了西域陆路传播说，提出佛教是从海路传入中国内地的。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对佛教入华诸传说、永平求法的传说、《四十二章经》进行考证，认为佛教东渐首先经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3]季羡林在《浮屠与佛》[4]一文中，提出佛教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而直接从印度传入中国，但并未明确指出传入路径为陆路还是海道。后来在《再谈浮屠与佛》[5]一文中他对自己以前所持观点进行修订，认为印度佛教分两阶段，经由大夏（大月支）和中亚新疆小国传入中国。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20年，中国佛教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时期较重要的佛教史著作有吕徵《中国佛学源流略讲》[6]、《印度佛学源流略讲》[7]、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一、二、三卷）[8]，以及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9]和《中国佛教简史》[10]等，这些著作均持佛教最早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观点。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域开展历史、语言、民族、宗教、艺术、考古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以来，早期佛教东渐问题的研究又取得新的进展。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11]一书，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论述了佛教的传入，其论文《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12]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论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佛教最初在西域只是“过路”，并未停留，至少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后，佛教才逐渐扎根。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宋肃瀛，他在《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始传》[13]一文中，从文献角度进行论证。陈戈在其文《汉唐时期新疆佛教流行情况述略》[14]中探讨了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佛教在新疆的流行情况、新疆各地流行不同教派及其原因等问题。陈恩志在《佛教自有秦传入中国说》[15]一文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说法，主张印度佛教文化的东渐，至迟到了秦代就已经发生，对佛教传入中国之标准、印度佛教东渐的时代背景、佛教在塔里木盆地的兴起，佛教自新疆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途径诸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朱锡强在《印度佛教的传播对古代亚洲国际交往的影响》[16]一文中，探讨了印度佛教的传播对古代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陈世良在《关于佛教初传龟兹》[17]一文中，认为佛教初传龟兹应在汉武帝在位期间。刘欣如在其文《贵霜时期东渐佛教的特色》[18]中，谈及佛教向中国的早期移植问题，简述早期佛教的传播方式和变异形态，同时着重分析促使佛的故国的传法人克服千难万险东来传法的动力，试图从一个侧面了解和分析在佛教东传这个宏伟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奇特现象。晁华山在《从古代遗存看贵霜王朝佛教放射状外传的四重环带——兼论中国早期佛教遗存》[19]一文中，结合古代遗存特点，论证了贵霜王朝时期佛教呈放射状向周围传播的“四重环带说”，即以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为中心，按照传播地区的远近形成了同心圆式的四重佛教文化环带，处于不同佛教文化环带的地区的佛教文化呈现一定的差异，本文对中国早期佛教遗存亦有论及。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译文有：R.E.埃墨利克著、殷睛译的《中亚的佛教》[20]；[德]弗兰兹·伯恩哈德著、姚崇新译的《犍陀罗语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21]

二、西域佛教的兴衰

西域佛教史不易理清，如贺昌群在《西域之佛教·译者序》中所说：“西域诸国和古代印度一样，都没有什么历史记载遗留下来，只有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文献中有些记录，中国正史的外国传和汉、晋、南北朝、唐、宋的西行求法僧徒的游记，这些正史记载和僧徒记行与近百年来在印度、中亚和新疆一带新发现的资料和遗物互相参证，古代西域史以及西域的佛教活动，才得渐次明了。”[22]20世纪早期中国学术界有关西域佛教史的研究成果较少，远远不及日本学术界。主要成果是译介日本的两部研究专著，其一为贺昌群译、羽溪了谛著《西域之佛教》[23]，其二为钱稻孙译、羽田亨著《西域文明概论》[24]。前者着力从史地角度论述佛教在中亚和新疆的传播与发展，涉及到教理方面的内容非常少；后者对西域佛教的发展状况有精辟论述。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深入，作为中国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域佛教史的研究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前文提到的《中国佛教史》、《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著作和《隋唐佛教史稿》[25]中，均有相当篇幅论及西域佛教兴衰以及西域等地的佛教艺术，对西域佛教不同于汉地佛教的特点，受域外诸种文化因素影响，以及以独特状貌流传下来的西域佛教艺术均发表各自的见解。进入90年代，西域佛教史研究专著开始问世。杨富学的《回鹘之佛教》[26]探讨了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特点、回鹘佛典的翻译、回鹘佛教的功德思想、寺庙的兴建、佛教寺院经济、佛教对回鹘文化的影响等内容。魏长洪等著《西域佛教史》[27]着重阐述了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与发展，侧重考察西域佛教自身的内在变动，即西域佛教在不同的时代和民族中的特点及其消亡状况，以及所形成的多中心、多层次的布局和结构。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28]一书的第三章“西域佛教文化的传播及其发展”，主要论述了贵霜王朝、大月氏人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利用中外文献，对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佛教的兴衰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考述。

有关西域佛教史方面的论文，有侧重于佛教传播的，也有关注佛教自身发展情况的。耿世民在《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29]一文中，论述了佛教在新疆和古代维吾尔人中的传播、兴衰以及回鹘文佛经的保存状况，他认为佛教早在贵霜王朝丘就却在位时期即已传入南疆和田地区。孟凡人在《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30]一文中，认为高昌回鹘始信佛教当在9世纪晚期至10世纪左右，佛教随着高昌回鹘的兴亡而兴衰，并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中叶左右，高昌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其佛教文化在深受内地佛教文化影响的同时，还受到其他许多地区的影响。宫静在《五至七世纪中叶西域佛教之变迁》[31]一文中，对5至7世纪中叶西域佛教变迁状况及原因进行了概括分析。羊毅勇在《佛教在新疆南部传播路线之管见》[32]一文中，就当时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结合文献特别是唐代前后来往于中国与印度的佛教徒行记，对唐以前和唐宋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新疆的路线问题进行了阐述。

三、西域、中亚等地的佛教艺术遗存

佛教艺术随着佛教的传播传入西域，西域绘画、雕刻、建筑、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西域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本土特点，逐渐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国学术界对西域、中亚等地的佛教艺术研究关注的重点：佛教寺庙、石窟建筑、佛像、雕刻、壁画等佛教艺术遗存及其与印度、犍陀罗、希腊、伊朗乃至中国中原等地区诸文化的关系。20世纪早期成果很少，到80年代出现了一批专著。常任侠的《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33]、李涛的《佛教与佛教艺术》[34]都涉及西域佛教艺术。韩翔、朱英荣在《龟兹石窟》[35]中探讨了龟兹石窟的诞生、形成的历史条件、分期以及龟兹石窟建筑、雕塑、绘画和文字等内容，对龟兹石窟与中原、希腊、伊朗、犍陀罗、印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吴焯在《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中，对中国佛教艺术特别是西域佛教艺术的研究循着佛教的产生、演变、逐渐东渐以及最终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主线展开论述，并介绍了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印度佛教思想和艺术流派、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与印度及佛教传播路线上其他外来文化的联系等内容。全书资料丰富，论证充分，对一些论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撰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36]主要介绍中国石窟寺考古状况，对中国新疆、陕甘宁、华北与中原、南方地区的石窟进行概述；对印度佛教的起源、早期佛教建筑与浮雕、佛像的产生、佛教的兴盛、密教的寺院与造像，以及中亚犍陀罗佛寺与造像、巴米扬石窟、克什米尔的佛教岩画与题记、阿姆河以北的佛教遗址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温玉成的《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37]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石窟艺术，其中也有西域石窟建筑、雕塑、绘画等内容。常书鸿在《新疆石窟艺术》[38]一书中，探讨了龟兹、焉耆、高昌石窟的分布情况、创造的年代以及艺术特点等问题。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39]是关于印度和中亚佛寺与造像的专著，该书以佛教发展史为纲，叙述各历史时期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的特点。

20世纪我国有关西域、中亚等地佛教艺术方面的论文很多，其中大多为80年代以后的成果。杨瑞琳的《中国佛教艺术演变略谈》[40]，从雕刻、绘画和建筑等方面谈印度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其中对西域佛教艺术有所涉及。朱英荣的《龟兹文化与犍陀罗文化》[41]一文，就中外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龟兹佛教文化的性质进行探讨。作者通过对龟兹文化和犍陀罗文化的比较，指出虽然龟兹文化曾受到犍陀罗文化的影响，其许多艺术观念、风格、技巧、艺术处理方法来自犍陀罗，但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将其融合、改造，并与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与艺术风格结合起来，从而造就了一种新的具有龟兹特色的文化。他的另一篇论文《龟兹石窟综述》[42]，主要对克孜尔石窟的内容、特点、兴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宁强在《从印度到中国——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的比较》[43]一文中，对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在印度和新疆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指出一种艺术类型无论影响有多大，都会在其传播伸展过程中，受当地自然条件限制、被当地文化传统改造，逐步走向本地化。朱云宝的《丝绸之路上的佛塔》[44]，论及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佛塔的形制及功用的演变，从中可见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欧阳友徽在他的论文《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目连传说的演变》[45]中，对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流传到西域及中原地区的印度目连传说的演变进行探讨。陈传席在《中国早期佛教艺术样式的四次变革及其原因》[46]一文中，认为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艺术都是天竺式的，并将其按时间顺序分成四个阶段，分析了其变革的原因。侯灿在他的论文《新疆在汉魏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几个问题》[47]中，着重就丝绸之路开通后汉魏时期帕米尔以西的文化在新疆绿洲地区的传播、影响以及发展状况作了论述，涉及贵霜时期佉卢文的影响、婆罗迷文的东传及其发展、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与传播等内容。邱陵的《新疆米兰佛寺壁画：“有翼天使”》对于新疆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的发现与再发现，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成画年代及人文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希腊化的佛教艺术通过贵霜人传入塔里木盆地，集中反映了古代塔里木盆地的人文荟萃现象，对于研究古希腊、罗马、南亚与中亚文化艺术交流有所裨益。[48]段文杰在《敦煌石窟艺术的特点》[49]一文中，认为敦煌石窟艺术传自印度，途经中亚、西域，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多种因素和风格特点，对其十大特点进行概述。樊锦诗在其《简谈佛教故事画的民族特色》[50]一文中，探讨了佛教故事画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一步步走向民族化的过程。刘永增的《敦煌莫高窟隋代涅槃变相图与古代印度、中亚涅槃图像之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分析、比较古代印度、中亚以及隋代莫高窟涅槃图的特点，指出莫高窟隋代的涅槃图的基本形式继承了犍陀罗以及中亚地区的基本特征。[51]黄文昆在《佛教初传与早期中国佛教艺术》一文里，认为佛教初传中国大体在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时期，经由攀越葱岭的沙碛之路，以月氏、安息等国为中介，还就早期中国佛教艺术在各地呈现不同的特点进行了描述。[52]羊毅勇的《尼雅遗址所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一文，探讨了尼雅所受到的汉文化的影响、尼雅遗址反映的西域土著文化、尼雅遗址反映的佛教文化等三方面内容。[53] 《丝绸之路造型艺术》、《丝绸之路乐舞艺术》[54]和谷苞的《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55]，周菁葆的《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56]和《丝绸之路艺术研究》[57]，霍旭初的《龟兹艺术研究》[58]也论及了西域佛教艺术，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书中，收录多篇西域佛教艺术方面的论文。

20世纪这一领域译介国外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古代中亚艺术》[59]、《中亚古代艺术》[60]、《中亚佛教艺术》[61]，这三部关于中亚古代艺术的著作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造型艺术，它们从艺术考古角度论及东西文化对中亚艺术的形成、发展及流派、风格的影响，中亚艺术在不同阶段，先后移植和模仿过波斯、古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中原的艺术，但其结果是通过融会贯通，进入了创造的新阶段。之后，又经过双向交融与相互渗透，形成了文化上的所谓“双向回授”。《丝绸古道上的文化》[62]系统地介绍了古代丝绸之路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艺术状况，《犍陀罗佛教艺术》[63]探讨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形成、特点、对外传播及影响等方面内容。

除专著外，国内还翻译了许多国外研究者的专题论文，如台建群摘译了日本学者田边胜见的《犍陀罗佛和菩萨像起源于伊朗》[64]，作者认为贵霜人把印度（小乘）佛教变为波斯（大乘）佛教，并且第一次将佛教与希腊-罗马的雕塑技巧和肖像画法结合起来，创造了犍陀罗的佛和菩萨像。台建群还翻译了美国学者玛丽琳·M·爱丽的《5世纪中国佛像和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雕像的关系》[65]，此文就佛像的服饰衣纹与风格式样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四五世纪的塑像同中亚北印度、印度西北部（今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早期塑像相似，特别是5世纪北魏的塑像与中亚、马都拉、犍陀罗的塑像关系尤为密切。《克孜尔千佛洞佛教美术中的印度式风格》[66]、《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历史透视》[67]、《敦煌佛教艺术的多样性——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的中亚收藏品》[68]等也是我国西域佛教艺术领域有影响力的译文。

四、印度佛教史及印度佛教文化

西域佛教源于印度，因此，在对西域佛教及佛教艺术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究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印度佛教史及印度的佛教文化。

中国学者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以吕徵的成就最大，他著有《印度佛教史略》[69]、《佛教史表》[70]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71]。周叔迦有关印度佛教史的论著见于《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册）[72]。段晴的《戒日王的宗教政策》[73]、方广锠的《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研究的几个问题》[74]等都是从不同角度研究印度佛教的论文。此外，还应提到一部藏文汉译本印度佛教史，多罗那它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75]，本书成书于1603年，作者觉囊巴·多罗那它（1575-1634年）为西藏佛教觉囊派大德。此书自问世后一直被推崇为研究印度佛教历史的权威著作。20世纪我国关于印度佛教史的译著主要有：李荣熙译的《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册）[76]，该书对印度教与佛教的起源、发展、教义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对印度教与佛教之间的差别也作了客观的阐述。王世安译的《印度佛教史》[77]，对贵霜时期犍陀罗艺术有所涉及，书中提到在贵霜时期苏罗娑和犍陀罗两个学派之间已经追迹出来有些交互影响，但犍陀罗的艺术逐渐被吸收到印度的主流传统中，经过犍陀罗传播到中亚和中国。杨曾文、姚长寿等译的《印度佛教史概说》[78]，本书探讨了印度佛教的产生、传播、发展、灭亡的历史，对各历史阶段佛教的特点进行分析。

专门研究印度佛教艺术方面的论著很少，常任侠编著的《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79]，是对印度史前及上古艺术、古代和中世纪的佛教艺术等问题进行探讨。他与罗照辉合著的《从中国典籍看印度阿育王时期的艺术》[80]，运用有关汉文史料记载，对印度阿育王时期的佛教艺术及其特点等进行探讨。罗照辉的《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81]，从绘画、雕塑、发髻、崇尚莲花的佛教象征意义等方面探讨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张玉兰《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佛教文化古迹》[82]，对向以“佛教艺术殿堂”闻名于世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喀布尔河流域（古称犍陀罗）的佛教文化古迹及其所表现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王钺《印度造型艺术的外来因素问题》[83]，从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诞生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印度造型艺术的外来因素问题，其中包括巴比伦、波斯、希腊、塞人等在不同时期对其造成的影响，指出举世闻名的印度造型艺术尤其是佛教造型艺术渗透了大量的外来因素，其辉煌成就是亚欧大陆东西文化交流的硕果。王惠民《古代印度宾头卢信仰的产生及其东传》[84]，对释迦牟尼弟子之一宾头卢信仰在印度的产生及东传以及敦煌宾头卢信仰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彭树智《历史交往的丰厚馈赠——论阿富汗地区的犍陀罗艺术》[85]，着重从艺术性上来审视考察犍陀罗的希腊-印度佛教艺术，探讨历史交往在犍陀罗文化形态形成中的作用。

有关印度佛教艺术方面的译文主要有：[印]M.N.德什班德著、杨富学译《印度佛教石窟壁画的主要特征》[86]，[印]M.C.约什著、杨富学译《印度岩刻佛教建筑概观》[87]，[印]P.贝纳尔吉著、杨富学译《阿旃陀·巴米扬·吐鲁番与敦煌间的文化联系》[88]，[日]宫治昭著、顾虹译，蔡伟堂校《印度佛传美术的三种类型》[89]等，其中均有可资参考的内容。

五、西域佛教史重要人物研究

（一）对使臣王玄策的研究

20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对他的生平及史迹给予高度评价。早年的研究有柳诒徵的《王玄策事迹》[90]，冯承钧的《王玄策事辑》[91]，[法]列维著、冯承钧译的《王玄策使印度记》[92]等。50年代以后，国内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陆庆夫的《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93]和《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94]，莫任南的《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95]，阴松生的《王玄策出使印度、尼泊尔诸问题》[96]等。孙修身对王玄策的研究最为全面，著有《王玄策事迹钩沉》[97]一书，该书以时间为序，按照事件分类，对王玄策的事迹及其贡献进行详尽的考证、评价。他的《〈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研究》[98]一文，对1990年6月发现于西藏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了考释。林梅村结合考古材料和语言研究成果，对《大唐天竺使出铭》也进行了校释，著有《〈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一文[99]。

（二）对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的研究

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高僧鸠摩罗什，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宣扬般若三论的思想家。对于他的生平及贡献，许多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论著都有相当多的篇幅加以评述，如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100]、郭朋著的《隋唐佛教》[101]以及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02]等，郭朋还著有《鸠摩罗什评传》[103]一书。论文有胡戟的《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传》[104]，丁明夷的《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艺术》[105]、陈世良的《鸠摩罗什年表考略》[106]等。

（三）对法显、玄奘、义净等西行求法僧的研究

佛教初始时只是西域和印度僧人东来传法。魏晋以后，中国内地僧人西行求法者日众。从最初的朱士行至唐玄奘、义净，众多僧人前赴后继加入求法行列，蔚然成风。北宋初年，佛教一度复兴，传教求法一事又盛极一时。9世纪后，佛教在印度渐趋衰微，东来弘法和西行巡礼的僧侣人数日渐减少。对于这些情况，梁启超在《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107]中曾作过精辟论述，文章对魏晋以降中国西行求法僧侣的动机、经行路线、主要事迹、成就、著述进行考证。梁启超还撰写了《又佛教与西域》[108]一文，对东汉至隋唐东来传教的僧人的国籍等情况进行了研究。马雍在《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一文中结合《高僧传》中有关资料，对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热潮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对其中重要的佛教僧徒、商贾、贵族、游客等的生平和事迹略作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该时期中原、西域与南亚等地的文化交流状况。[109]在众多西行求法的僧人中，法显、玄奘、义净最为著名，贡献最大，他们是后世学人关注的重点，李山、过常宝主编的《历代高僧传》[110]，何兹全主编的《中国历代名僧》[111]，张力、黄修明主编的《中国历代高僧》[112]，陈作义著的《丝路取经人》[113]，马曼丽、樊保良著的《古代开拓家西行足迹》[114]等书中，均将他们作为重点人物进行研究。

1.对法显的研究

20世纪中国学术界比较重视对法显及其《佛国记》的研究。早年的研究有丁谦的《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115]和岑仲勉的《佛游天竺记考释》[116]；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17]一书，对法显的评价颇为精当。日本学者足六喜

六、张小柳、何健民还翻译了《法显传考证》[118]。80年代以来，法显及《佛国记》的研究取得新进展。章巽《法显传校注》[119]，依据的版本比较全，校核水平较高，其注释在参考中外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此外，季羡林《法显》[120]、靳生禾《旅行家法显》[121]、谢方《法显》[122]、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123]等，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2.对玄奘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玄奘及其《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涉及玄奘生平、佛学思想、哲学思想、西行取经译经活动，印度与西域等地历史地理、佛教发展状况等。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20世纪早期的有丁谦的《释辩机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五印度疆域风俗制度考略一卷》[124]及《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附录一卷、印度风俗总记一卷》[125]。70年代后出现的对《大唐西域记》的校译、导读及研究论著有：章巽校点的《大唐西域记》[126]，向达辑的《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127]，周连宽著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28]，章巽、芮传明著的《大唐西域记导读》[129]，季羡林等译注的《大唐西域记今译》[130]，芮传明译注的《大唐西域记全译》[131]，周国林注译的《大唐西域记》[132]等。季羡林等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133]在吸收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原著进行全面校勘，对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族名、典章、名物等进行了注释和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它是此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季羡林在《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对中印时代背景、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动机、在印度活动情况、归国后所从事译经弘法活动及其影响等方面作了全面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一书作了客观评价。玄奘的西行活动及其在印度的留学生活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20世纪早年孙毓修、苏渊雷、杨非、习之、赵宗桂等人对此均有研究。80年代后对玄奘的研究成果丰硕，有：马佩主编的《玄奘研究》[134]，黄珅著的《玄奘西行》[135]，黄心川、葛黔君主编的《玄奘研究文集》[136]，陈扬炯著的《玄奘评传》[137]，吴恩扬著的《玄奘》[138]等。杨廷福着力于玄奘生平事迹的研究，著有《唐僧取经》[139]、《玄奘》[140]、《玄奘论集》[141]和《玄奘年谱》[142]，其中《玄奘年谱》根据有关古籍将玄奘的生平事迹按年代列出，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详细考订，同时列出与玄奘有关的国内外大师、佛教诸流派、有关人物事迹等。

3.对义净的研究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包括作者义净在内的唐初赴印度求法僧人的经历，反映了7世纪南亚、南海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情况，是研究佛教史、中国与南亚交通史的宝贵资料。《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义净写于归国途中的另一部作品，主要记述印度和南海诸国僧人的律仪，此书对于了解7世纪印度、南海等地的佛教状况以及印度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国内学者王邦维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和校注贡献最大。他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143]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144]对义净著的两部书进行了全面校勘、注释和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还著有《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145]及一系列相关论文，广泛参证古代佛教和非佛教典籍及近现代中外研究成果，对义净的籍贯、生平事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进行考述，并从社会史角度描述了古代印度佛教寺院的组织结构、经济活动、宗教生活、教育制度等，对义净及其著作的价值作了客观的评价。随着“丝绸之路”的空前兴盛，包括佛教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艺术东渐西传，不断交汇融合。自约公元前2世纪起的初传，至公元15世纪的衰败，西域佛教在长达1500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了传入、发展和没落的过程，成为佛教史上颇为独特的景观。西域佛教文化艺术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乃至世界文化艺术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在西域佛教史领域的成果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内容，为今后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不足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比如，研究视界的狭窄、研究方法的单一等，我们需要不断更新研究观念，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与手段，推动西域佛教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作者单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注释：

[1]原载于《罗布淖尔考古记》，后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0-260页。

[2]参见《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9-30页、第79-88页，第89-102页。

[3]参见该书上册“汉代之佛教”，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第1-83页。[4]《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23-336页。[5]《季羡林文集》第7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5-360页。[6]中华书局，1979年。

[7][7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88年。[9][141]齐鲁书社，1986年。[10]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12]《敦煌学辑刊》第8辑，1985年，第62-72页。

[13]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6-424页。

[14]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15]载《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16]载《南亚研究》1990年第1期。[17][82]载《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18]载《南亚研究》1993年第3期。

[19]四川联合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5-177页。

[20][44][45]载《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21]载《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

[22][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33年5月初版，1999年再版。

[23]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1956年重印，1999年再版。[24]泉寿丛书，1931年。[25]中华书局，1982年。

[26][97]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27]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年。[28]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29]载《新疆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30]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31]载《南亚研究》1990年第4期。[32]载《西北史地》1992年第3期。[33]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34]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35]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36]文物出版社，1993年。[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3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39]文物出版社，2001年。[40]载《南亚研究》1981年第1辑。

[41]载《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42]载《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43]载《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46]载《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

[47]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48]载《西域研究》1995年第3期。

[49][86][87][88]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50][51][52]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53]载《西域研究》1999年第2期。

[54]《新疆艺术》编辑部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55]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56]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57]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58]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59]斯塔维斯基著、路远译，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

[60]普加琴科娃、列穆佩著，陈继周、李琪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61]马里奥·布萨格里等著，许建英、何汉民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62][德]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63][英]约翰·马歇尔著，王冀青译，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64]载《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65]载《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

[66][日]上野照夫著，张元林译，载《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67][印]谭中著，包菁萍译、谭中校，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68][德]查雅·哈斯奈尔著，杨富学译，载《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69]商务印书馆，1924年。

[70]上海佛学书局铅印本，具体印刷年代不详。[72]中华书局，1991年。

[73]载《南亚研究》1992年第3期。[74]载《南亚研究》1994年第1期。[75]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76][英]埃利奥特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77][英]渥德尔著，商务印书馆，1987年。

[78][日]佐佐木教悟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79]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80]载《南亚研究》1984年第1期。[81]载《南亚研究》1984年第4期。[83]载《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84]载《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

[85]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20-40页。

篇3：20世纪边塞诗研究述评

关键词：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述评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是指我国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职教师资培养与培训机构、职业学校及教师个人围绕提高师资队伍水平所开展的各项工作。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状况是衡量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拥有一支良好的师资队伍是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职业教育的复苏, 我国许多专家、学者及职业教育工作者对于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成果颇丰。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法对1990~2007年间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 并从纵向 (时间) 、横向 (内容) 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总结。其中, 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相关论文2246篇, 通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检索到相关课题7项, 通过网络检索到相关著作7种。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成果的纵向回顾

事物的发展与其存在的背景密切相关。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发展轨迹同样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结合时代背景, 以时间为轴, 笔者就1990~2007年间发表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成果进行纵向回顾。根据成果数量及变化趋势, 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大体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探索期 (1990~1998年) 和发展期 (1998~2007年) 。见下图。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的探索阶段 (1990~199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职业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职教师资队伍建设逐渐受到重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 原教育部和国家教委先后在全国批准建立了10多所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为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师资。1989年后, 原国家教委又先后批准天津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同济大学、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等8所高等院校设立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或农村职教培训中心, 同时作为国家教委直接负责的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由此之后, 我国职业教育的师资数量不断扩大, 具有职教特色的师资队伍初步形成,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师资数量、质量仍有缺失;师资队伍建设措施较为单一;尚未形成完善的、成熟的职教师资培养培训体系。这个时期, 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成果较少, 尚处于起步阶段。每年的科研论文数量由最初的4篇增至88篇, 但增幅较小, 共计310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确立相关课题2项:《关于职技高师 (农科类) 课程体系优化方案的研究》和《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对策研究》。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承担世界银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改革课题, 并出版专著《职业技术教育师资培养模式研究》。此外, 原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现天津工程师范学院) “实行‘双证书’制, 培养‘一体化’职教师资”的教学成果于1997年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标志着我国职教师资培养在实践研究中获得重大突破。总体而言, 该时期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广大学者进行的有益探索为此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开辟了道路。但是, 刚起步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也处于亦步亦趋的境地, 成果少, 内容也略显单薄。尤其是科研论文, 多是对零星经验的介绍, 基本处于简单经验水平上, 尚未形成相应的研究体系。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的发展阶段 (1999~2007年) 1999年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 尤其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进一步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由此, 高等职业教育成为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肩负了双重使命, 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也同步快速发展。全国重点建设了50个职业教育专业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培训基地, 开展了中职教师培训项目, 各地方也加强了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建设。此时, 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也开始由探索步入深入发展的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 研究成果显著;科研论文数量从1999年起逐年增加, 到2007年关于职教师资的论文共计1936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先后批准立项《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策略体系国际比较研究》等课题四项。《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教育研究》等六部著作面世。同时, 职技高师院校继续对职教师资培养进行实践探索。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本科+技师”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项目再获国家教育成果一等奖。

综上所述, 我国这一时期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有了较为重大的突破。科研成果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密集增长的态势。研究所涉及的领域逐步拓宽, 内容不断丰富、深刻, 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如“双师型”等问题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思考。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成果的横向比较

随着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的发展, 其涵盖的领域不断拓宽, 内容日渐充实。通过对1990~2007年间的研究成果分析, 笔者认为, 该领域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几个方面: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研究、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国际比较研究、职教师资培养培训研究、职教师资管理研究及对职业教育教师个人素质能力等方面的研究。见下表。

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研究是指从不同的角度就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等级的职业教育或某一院校的师资队伍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基于现状, 找出问题, 提出对策。“现状研究”的论文在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论文中占有很大比重。1990~2007年间, 关于“现状研究”的论文占职教师资研究论文总数的24.7%。如《浙江省中职师资队伍现状分析》、《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探析》等。此外, 《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对策研究》、《中职学校师资队伍现状抽样调查及对策研究》两大课题对我国职教师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分析。简而言之, 这些研究较为清楚地概括了我国职教师资的现状, 准确地反映出其中的问题, 主要包括:教师数量的整体性、结构性缺乏;教师水平亟待提高;培养、培训、管理体系有待健全;师资法律保障尚不完善等。但是, 其中部分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内容空泛、雷同、缺乏实证等方面的问题。

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比较研究很多学者、专家纷纷把目光投向世界上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上, 以期借他山之石, 研究中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 进而产生了大量的关于国外职教师资研究的成果, 相关研究论文占论文总数的4.2%。其中包括《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策略体系国际比较研究》等课题和论文。国际比较研究反映出了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师资队伍建设的特点, 即准入制度严格;师资培养培训体系健全;管理体制灵活;职业教育法制体系完善等。这些成果为我国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与借鉴。但是, 我国职教师资的比较研究尚停留在简单经验水平上, 存在着将国外经验简单移植、研究缺乏连贯性和深入性等问题, 未完成由“外来化”到“本土化”的创新过程。

职教师资队伍的培养培训研究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相关研究论文数量占师资论文总量的20.3%。职技高师院校在培养具有专业特色的职教师资方面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如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凭借独具特色的“双证书、一体化”和“本科+技师”的人才培养方略两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标志着我国职教师资的培养在实践研究中获得重大突破。此外,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还编写了《教学相长 (高等职业教育教师基础知识读本) /银领工程系列》丛书。总体而言, 职教师资培养与培训的成果主要是对已有实践经验的总结, 对新方法、新模式的探索, 对于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职教师资队伍的管理研究我国的职教师资管理模式脱胎于普通教育师资管理模式, 职业教育特色不明显。广大职业教育工作者, 尤其是职业教育管理者从实际出发, 对职教师资管理进行了初步探讨, 相关研究论文数量占师资论文总量的9.8%。目前, 该领域尚无课题立项或专著出版, 科研论文的数量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这些研究论文从教师技能、绩效管理、职称评定、外籍教师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如《浅谈高职院校教师队伍技术技能管理》、《关于高校外籍教师管理工作的若干思考》等。研究反映出了我国职教师资管理体系中, 尤其是实训教师队伍建设方面, 存在人事管理制度僵化、分配制度相对滞后等问题。但是, 当前研究比较多的是对新的管理模式构建的理论论证及初步实践, 尚未形成独立的体系。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该领域研究会日渐深入, 职教师资管理体系也会朝着独立、灵活的方向迈进。

“双师型”教师研究“双师型”教师研究是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由上海学者王义澄首先提出。随后, 学界对“双师型”展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成果颇丰, 相关论文数量占师资论文总量的16.6%。其中, 包括《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教育研究》、《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两部著作, 大量的学术论文, 如《“双师型”教师职业能力分析》从理论上对“双师型”的内涵和外延等基本属性进行了探讨;《动手动脑并举———培养“一体化双师型”职教师资》是对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双师型”教师培养经验的总结。综上所述, “双师型”教师研究作为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的重点, 受到了广泛关注。各类职业学校及职教教师的培养与培训机构对于“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实践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与摸索,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该领域研究中仍有很大一部分局限于对于“双师型”教师的理论研究, 而止于实践探索。

职业教育教师研究教师作为职教师资队伍的主体, 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关于职教教师的研究成果内容涵盖较广, 相关论文数量占师资论文总量的24.3%, 主要包括对于职教师资素质、能力、教师专业化等问题的探讨。目前, 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仍主要表现为科研论文。除了对于职业教育师资素质、能力的探讨, 如《职业教育教师效能研究》、《论职教教师的职业属性》之外, 近年来关于职教师资专业化的思考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如《关于职教教师专业化问题的思考》、《推行工学结合呼唤专业化职教师资》等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职教师资专业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综上所述, 对于职业教育师资素质、能力的探讨, 正在催生着职业教育界关于职教师资内涵问题及师资队伍建设更深层次的思考。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成果评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的职业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 师资队伍日益壮大, 质量日益提高, 其中凝结了广大专家、学者的辛勤工作。纵览1990~2007年间对于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的成果, 可以看出, 在广大专家、学者以及各级职教师资培养与培训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已完成了由探索期步入发展期。主要表现在:对于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现状及面临的困难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对于发达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工作有了概括的了解;对于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培训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 取得了一定成绩;对于职业教育教师的能力和素质要求展开了广泛讨论, 并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些成果对于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 研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理论与实践的失衡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同样, 对其进行研究也不能脱离实践。而现有研究成果中, 不少学者难以逃脱一般理论研究的窠臼, 在研究中与实践脱节。体现在一味地依靠人文主义范式, 以单纯的思辨进行理论探讨;或以经验主义范式, 将出现在普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的问题加以简单改造, 冠以“职业教育”的名称。纸上谈兵地提出的问题自然名不副实, 依此提出的对策便难药到病除。笔者认为, 对于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研究应根植于实践, 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从实践探索出发, 以科学主义范式为指导, 辅以人文主义范式, 去发现和解决困难与问题。

整体与部分的割裂上述研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状况。但是, 显而易见, 这些研究都是基于职业教育师资自身的研究, 尚停留在“就职教师资论职教师资”的阶段, 几乎割裂了职教师资的建设与社会经济的关联。职教师资队伍建设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目前, 我国正处在一个非常规的、跳跃性的发展时期, 在职教事业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同时, 职教师资队伍建设自然承受了更大的发展压力。而脱离时代背景的职教师资研究犹如隔靴搔痒, 无法有效解决问题。作为研究者, 只有突破了其局限, 将其作为职业教育乃至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进行考察, 才能从源头上解决师资队伍建设中的具体问题。

此外, 我国目前对于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在选题中仍有对“热点”盲目追捧的现象, 研究深度仍需进一步发掘, 理论与经验的转化能力有待加强。综上所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进一步提高该领域的研究水平, 这将对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实践、职业教育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对策研究课题组.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对策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2]漆书青, 何齐宗, 万文涛.职业技术教育师资培养模式研究[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

[3]刘大立.高等职业教育国际比较研究的文献述评[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5, (2) .

[4]黄尧.在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协作会上的讲话[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2, (6) .

[5]黄尧.大力加强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职教师资队伍[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0, (10) .

篇4：20世纪边塞诗研究述评

关键词：张炎；词学思想；词源；论词标准；清空；音律

张炎是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及词学理论家，撰有《山中白云词》八卷、《词源》二卷。《词源》是张炎的词学理论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词学思想及词学审美标准。《词源》也是南宋词坛的著名词学理论著作，代表着南宋词学理论的成熟。对张炎词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对张炎研究的一个热点，清代的浙西词派就奉张炎的美学理想“清空”为词的最高标准。清末时对其词学思想的研究逐渐衰弱了下去。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张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年谱的勾勒，家世的考证以及对《词源》版本的考证，词学本位的研究相对较少。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炎词学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

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词源》的研究逐渐从外围研究转向了对文学本位的研究，出现了不少论文与专著。这些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张炎词学思想进行论述。一是张炎词学思想的形成及理论渊源，二是对张炎《词源》论词标准的探讨，三是对“清空”范畴的阐释，四是对《词源》上卷音律论的研究。

（一）关于张炎词学思想的形成及理论渊源的研究

对于张炎词学思想的形成及理论渊源的研究有助于理清张炎词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张少康先生所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指出张炎的文学思想与司空图、严羽相接近，可以把《词源》中的词学理论思想看作是司空图、严羽诗论思想的延伸。这里就提到了词学思想受到了诗学思想的影响，应该打破诗词界限，将诗词研究结合起来。韩经太先生的《诗学美论与诗词美境》之美境篇之六《“清空”词学观与宋人诗文化心理》一文中对此有独到见解，他认为理解张炎所标举的“清空”词学观念，要结合当时的诗坛的风气，引入诗文化心理这一概念。他指出诗词创作在文化心理上是有传承性的。他认为姜夔与张炎在诗文化心理上受到了杨万里的影响。“诗文化心理”这一概念的引进，为理解和丰富“清空”范畴打开了新的视角，也为研究张炎的词学审美提供了一条路径。杨海明先生的专著《张炎词研究》一书中则主要突出了张炎对前人创作方式及风格的继承，他指出张炎作词继承的是“婉约”派的传统，并具体指明了张炎词创作的师承。他认为，“张炎创作令曲，师法的是温、韦、冯式的小令，在长调的创作方面，他所学习的是秦观、周邦彦，特别是姜夔，”另外，他认为张炎也吸取了苏轼、辛弃疾词中“雅致”的一面。文中还指出张炎词的“直接词学渊源是他的家学和师友”，一是张枢，二是杨缵，三是周密，四是王沂孙、陈允平等人。杨海明先生对张炎词学的渊源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谢桃坊先生的《南宋雅词辨原》一文则梳理了宋词雅化进程，从词学发展的角度窥探张炎词学思想的形成。他指出，宋词的雅化现象在宋初柳永、晏殊等人的作品中已有端倪，随后苏轼改革词体则加速了雅化的进程，至南宋词坛发生了复雅运动，张炎等人对雅词进行了全面论述并确立了以姜夔、吴文英等人的雅词在词坛的正宗地位。

（二）《词源》论词标准的探讨

对《词源》论词标准的探讨是学术界非常重视的研究点。陶尔夫、刘敬圻的《南宋词史》中将张炎的评词标准与艺术鉴赏放到了一起，认为《词源》下卷在这两方面主要体现在“清空”、“意趣”以及“杂论”的有关内容之中，并指出这几点是《词源》的理论核心所在。夏承焘先生的《读张炎的<词源>》一文中指出，张炎的论词标准有三条，一是意趣高远，二是雅正，三是清空。但是这一看法却颇受后来学者质疑。杨佐义的《张炎〈词源〉论词标准初探》就认为这样的看法不合适，他认为张炎论词的最高标准就是雅正，而不是别的什么。并指出，虽然“雅正”是张炎论词的最高标准，但是清空与雅正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清空”是雅正之词的理想境界、风格，而意趣则是指雅正之词的思想感情。

大多数学者比较赞同张炎的词学标准是以“雅”为中心的，但是对“雅”的理解却有很大不同。杨海明先生的《张炎词研究》也认为“雅词”论是张炎论词的总纲，而“婉丽”“清空”则是词的风格论。而韩经太先生的《清真、白石词的异同与两宋诗风的递变》中则又有新的看法。他认为张炎对周邦彦“和雅”的词风并不满足，并对周邦彦部分词的“意趣不高”提出了批评，张炎对姜夔词的“骚雅”非常赞赏，认为姜夔不同于周邦彦的独特风神，正是“骚雅”。可见，如若把雅只理解为“雅正”，就失去了这一层意蕴。张炎的美学理想所在应该是“骚雅”。张秋娟《试论张炎对“类诗说”在思想内涵方面的接受和发展——张炎词学思想研究之一》也认为“骚雅”是张炎的论词标准，并指出张炎对词体的接受是从“本色说”和“类诗说”两个方面进行的。“本色说”即是重视词的音乐性，“类诗说”指的词作的“言志”内容，形式上要含蓄委婉，中正平和。在这两个的基础上，张炎提出了“骚雅”的论词标准。综上所述，对张炎的“雅”的词学思想的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其内容之雅，词向诗靠近的这一方面，而对张炎雅词所要求的形式之雅以及音乐之雅的探讨还是比较少的。对当时的“复雅运动”中的雅乐主张与词的创作之间存在的关系的探讨，这方面的论著较少。

（三）对“清空”范畴的阐释

对“清空”范畴的阐释历来是对张炎词学思想研究的重点，但众说纷纭，分歧也比较大。张少康先生《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则将“清空”与“质实”从不同角度来理解，他认为“清空”之词重视的是虚境的作用，能够激发读者的想象，并指出“清空”与“意趣”是不可分割的。韩经太先生在《姜夔词》一书中指出张炎《词源》“清空”的美学内涵是非常丰富的，说姜夔词风“清空”，并非是指其词的唯一风格，而是说他词风之基调、主调。韩经太先生还指出，张炎的审美理想都蕴涵着特定的诗词文化内涵，非泛泛阐释所能领会。

陶尔夫、刘敬圻在《南宋词史》中则把“清空”分拆开来理解，认为“清”指的是人品的高尚，“空”指的是境界的空灵。邱世友的《张炎论词的清空》反对将“清空”割裂开来理解。文中以咏物词作例，指出取神遗貌，才能凑清空之境，又指出清空的意境与用笔转折不可分开。孙克强的《词史上的清空论》认为可以结合姜夔词以求得对“清空”的认识，并指出“清空”范畴涵盖的方面很多，既是意境上的，也是语言章法上的，还涉及到词乐。李晓云的《析张炎的清空伦》指出张炎的“清空”和“质实”其实是两个层面的术语。“质实”侧重的是词的内容。

（四）对音律论的研究

张炎《词源》上卷音律论是张炎研究的难点。鉴于词与音乐之天然联系，若能对音律论形成突破，对研究张炎词学思想必然有很大的帮助，对此，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尝试，力图破解复杂的音律论。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中宋代部分对宋代的宫调体系作了简单的介绍，论述了宋代音高标准的变迁，指明了宋代时燕乐二十八调的音阶、音域等。指出姜夔与张炎所用到的宫调系统是“之调”式的。李玫的《<词源>中的音乐学雏形》对《词源》上卷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探讨。文中指出《词源》中的律吕思想是前代已经有了的，张炎不过是总结者，但其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张炎用俗字谱作十二律吕的补充符号，而且和《乐星图谱》上的有一些差异，文中对比了这些差异。文中还具体分析了一下“闰”的含义，指出闰是宫低一律的音，当是“变宫”无误，另外又对“律吕四犯”以及“结声正讹”中的一些犯调思想进行了分析。李玫的这篇论文对张炎《词源》上卷的问题论述的比较全面。

张炎《词源》上卷音律论中的所保留的律吕思想、宫调思想和字谱，在前人的文献中基本可以找到，并且大同小异。而“讴歌旨要”只见于《词源》，是宋代时的珍贵的歌诀。正如张炎自己所认为的那样，辨识宫位，审定音律，都不是什么难事，难在依律制谱。姜白石有自度曲传世，旁缀音谱，但我们还是难以将它译成现代音乐，这是因为古代的记谱法不科学，旋律和唱腔都没有保留下来，留下的是一些晦涩难懂的音乐术语，这些术语往往还含有多重意思，更加大了辨识的难度。对于“讴歌旨要”的解读，是还原宋声风貌的重要途经。也有不少学者和音乐专业人士对此进行了尝试。饶宗颐先生的《<玉田讴歌>八首字诂》引经据典对其中几个专业音乐术语进行了解释。如“掯”以及“靸中清”，对它们的用法进行了较为周密的考证，但是总得来说分析得还是较为简单，没有对“讴歌旨要”的所有内容进行分析阐释。赵尊岳先生的《玉田生<讴歌要旨>八首解笺》对一些宋时词乐术语进行了解释，并结合了昆曲艺术的实践来阐释“旨要”的内容，试图破解“讴歌要旨”。赵尊岳先生的论述较为详细，对“讴歌旨要”整体的分析已经可以让我们看到歌诀的全貌，但是在一些专业术语的阐释上，还是值得进一步推敲。蔡桢的《词源疏证》对《词源》上卷进行了全面的解读，保留了许多学者对“旨要”进行解释的资料，资料比较充分宝贵，但在很多问题的解释上都比较含糊。何昌林先生的《宋代音乐文献中的“歌诀”研究（下）——<词源·讴曲旨要>诀》中对“讴曲旨要”的分析，有很多和饶宗颐、赵尊岳先生差别很大，比如对于“靸中清”的解释，何昌林先生就认为是“上板入拍”的意思，这和饶宗颐先生的解释“鼓拍”相去甚远。诸如此类，很多地方都不一样。吉联抗先生的《<词源·讴曲旨要>试译》一文中也对“讴歌旨要”进行了全面地分析。他所参考的是邱琼荪先生的《白石道人歌曲统考》中的《词源讴曲旨要浅释》一文，对邱先生的《浅释》进行了再分析和再补充，主要还是基于一些曲家的音乐实践所进行地补充，非常简要。

二、张炎词学思想研究中的薄弱处与展望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炎词学思想研究呈现出了系统化、多角度的特点，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较为薄弱的环节，研究空间依旧很大。一、词学本位的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如前文所述，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张炎的论词标准是以“雅”为中心的，“雅”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雅正与清空、意趣之间的关系，并无定论，还可做进一步探讨。张炎《词源》中所提到的“骚雅”与“雅正”其实是两个有所区别的概念，以“雅”为中心的论词标准，究竟是哪个雅，也可做进一步探讨。论词标准应当是论词者基本词学观念的结晶，将论词标准与艺术鉴赏、审美理想割裂开来，也就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论词标准。“清空”范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美学范畴，内涵丰富，单从语言特色阐释，显然力度不够，将“清”与“空”强行分开阐释，造成意境的割裂，也就无法体会“清空”之境了。“清空”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包含着一定的音乐内涵，张炎的词作是如何体现他的美学理想的？张炎词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研究还比较薄弱，对词学思想的实践价值还挖掘不够，有待展开和深入。二、音律方面的研究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欠缺的，《词源》上下卷的结合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相比于《词源》下卷研究所取得的硕果，对上卷音律论的研究则相对冷清。一是词曲资料的缺乏，二是音乐与文学之间的天然隔阂，要打通二者，需要同时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与音乐素养。这些都为音律论的研究带来了相当的困难。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一来有待于更多词曲资料的发现，二来是对词曲“歌法”的重现，这一方面需要加大研究力度，在破解音乐术语的同时，通过对韵脚、停顿、节拍、旋律的探求，寻找到词曲原有的风貌。这固然是一项极复杂极艰难的工作，但探求张炎的音乐审美理想，还原宋声原貌，不仅对于研究张炎词学思想有莫大帮助，对宋词的研究也是一大突破。鉴于以上几点不足，张炎词学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都还未充分开拓，其词学思想的词史地位还有待重新评估。

注释：

张少康：《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6.

韩经太：《诗学美论与诗词美境》，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9：313.

《诗学美论与诗词美境》，第317页。

杨海明：《张炎词研究》， 齐鲁书社，1989：67.

《张炎词研究》，第68页。

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478.

杨佐义：《张炎〈词源〉论词标准初探》，《东北师大学报》，1989（6）.

张秋娟：《试论张炎对“类诗说”在思想内涵方面的接受和发展——张炎词学思想研究之一》，《中国韵文学刊》，2005（03.

韩经太：《姜夔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

《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17页。

邱世友：《张炎论词的清空》，《文学评论》，1990（1）.

孙克强：《词史上的清空论》，《文学遗产》，2009（1）.

李晓云：《析张炎的清空伦》，《鄂州大学学报》，2004（2）.

参考文献：

[1]杨荫浏.阴鲁法.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02（01）.

[2]词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3]杨海明.张炎词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9.

[4]韩经太.诗学美论与诗词美境[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9.

[5]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6]韩经太.姜夔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张少康.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吉联抗.<词源·讴曲旨要>试译[J].中国音乐，1983（3）.

[9]何昌林.宋代音乐文献中的“歌诀”研究（下）——<词源·讴曲旨要>诀[J].音乐艺术，1984（3）.

[10]杨佐义.张炎〈词源〉论词标准初探[J].东北师大学报，1989，（6）.

[11]邱世友.张炎论词的清空[J].文学评论，1990，（1）.

[12]李晓云.析张炎的清空伦[J].鄂州大学学报，2004（2）.

[13]张秋娟.试论张炎对“类诗说”在思想内涵方面的接受和发展——张炎词学思想研究之一[J].中国韵文学刊，2005（3）.

[14]孙克强.词史上的清空论[J].文学遗产，2009（1）.

[15]罗海燕.新世纪以来张炎<词源>研究述评[J].武陵学刊，2013（3）.

[16]董洋.张炎词学思想研究[D].海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3.

[17]吕丽红.张炎词学思想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

篇5：张震英：20年贾岛研究述评

关键词 贾岛 二十世纪 述评 唐诗研究

贾岛在唐诗史中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贾岛的个性与诗歌的特色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极大兴趣。千百年来学者就其中“郊寒岛瘦”、“岛不如郊”、“有句无篇”、“虫吟草间”、“枯寂气味”等诸多问题，以自己的兴趣或时代的风尚为依据，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使贾岛在诗史上未遭冷落。八十年代后，贾岛研究渐渐升温，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吴汝煜对李嘉言年谱的补正，胡中行、李知文关于贾岛的地位和评价的论辩，贺明秀、黄鹏关于贾岛对后世影响的探讨，景凯旋、房日晰关于贾岛与孟郊异同的论述，齐文榜对《长江集》的整理等，尹占华、许总、张宏生、刘宁等人则从不同角度将姚贾作为一体进行了阐释。总之，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贾岛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近二十年是贾岛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阶段，历史上一些争论不明的问题经学者的论辩而变得渐趋明晰，如“苦吟”的内涵、孟贾的区别、“郊寒岛瘦”的重新理解、长江集版本的源流、贾岛诗的重出与辨伪、贾岛在唐诗史中应有之地位等问题均得到了确实可信的解答。以下就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贾岛研究的主要成绩和问题略作评析。

一、生平事迹的考证

因贾岛一生贫困蹇蹙，诗名很大却仕途不显，所以便形成了正史对贾岛事迹的疏略和传奇野史对贾岛越传越奇的相反倾向，这也使得有关贾岛的资料芜杂难辨，在贾岛头上笼罩上了一个又一个的迷团，给后世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的不便。所以对贾岛的研究，必须首先从生平事迹的清理入手。建国后的三十年贾岛研究处于低潮，直到八十年代这一状况才得到了改观。“推敲”诗案是学者们表现出极大兴趣的一个话题，先后出现了《推敲诗案》[1]、《推敲诗人贾岛》[2]、《推敲诗的推敲》[3]、《从贾岛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谈起》[4]、《推敲故事真伪考》[5]、《推敲本事杂谈》[6]等众多文章，经过种种设想与推测，目前一般认为“推敲”和骑驴冲撞京兆尹的事或可存在，但若具体落实到韩愈和刘栖楚之上则显牵强，使我们今天对这一千古谜团基本取得了共识。此外，针对贾岛的原籍和墓地等问题，则有姚诚的《贾岛在四川的活动与遗迹》[7]、萧煜的《贾岛籍贯在何处》[8]、阎慰鹏的《关于贾岛的归葬问题》[9]、杨亦武的《贾岛原籍考》[10]、刘开扬《论贾岛和他的诗》[11]等文章，使得贾岛的籍贯、墓地等众说纷纭的问题也明晰起来，目前学者普遍认为，贾岛墓地当在普州，而且并未归葬，其他的墓或为衣冠冢或为纪念之用。在有关贾岛生平事迹的考证上，这一阶段比较突出的文章有吴汝煜的《李嘉言贾岛年谱补订》[12]和《唐才子传校笺》[13]、郭文镐的《姚合佐魏博幕及贾岛东游魏博考》[14]、房日晰的《贾岛考证二则》[15]、杜景华《贾岛生平故里丛考》[16]等文，吴汝煜对贾岛生平事迹的考证尤见功力，吴在李谱和岑仲勉辨析的基础上，对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均进行了翔实的考订，资料充实，论析详细，为新时期有关贾岛生平研究方面较为突出的一篇。郭文不仅根据姚合的诗作和有关史实考证出姚合佐魏博幕的时间为元和十二年冬末至元和十五年秋之间，而且结合姚合贾岛的交往诗作及贾岛《寄韩潮州愈》、《石门陂留辞从叔谟》等诗考证出贾岛东游魏博幕的时间为元和十三年春至秋，不仅弥补了历代史书和传记记载之失，而且重新考定了《石门陂留辞从叔谟》一诗的写作时间，也弥补了李谱有关的贾岛还俗应举时间的失误，总之，郭文能发前人所未发，颇具创意。房文依据《长江集》中《上邠宁刑司徒》一诗考证出贾岛于元和十四年春有州之行，诗题当为《上节度使刑国公程司空权》，也是对贾岛行迹的一个重要补正，但文中依据“边烽不过秦”一句便认定《暮过山村》一诗写于贾岛游邻期间，若联系贾岛诗歌一贯以意为主的作风，恐怕还需要另寻依据；文中所言“《长江集》中，尚有《代边将》、《代旧将》、《老将》诸作，或写于游邻州时。”也存在将唐人普遍的创作习气做实的嫌疑。杜文对有关贾岛生平事迹的许多问题综合前人之说进行了辨别，其新意有二；学者对韩愈与贾岛的初识一般有两种观点，一是李嘉言依据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推定二人相识于元和六年，二是岑仲勉依据贾岛《黄子陂上韩吏部》中“石楼云一别，二十二三春。”认为韩贾二人初识于贞元十七年前后，其中的焦点在于对“石楼”这一地名的确定，杜文别出新意对此诗作了全新的解释，“只能认为贾岛说的是他和自己的故乡石楼一别已经„二十二三春‟了。”并由此推出“我们推知贾岛在唐贞元十八年从他的故里石楼出发，后辗转到洛阳并见到了他所推崇的诗人韩愈，从此在韩愈的帮助下补习文章预备考取进士。”但杜所言的房山石楼的依据“按《房山县志》载一些人从山西石楼县移民过来，为怀念家乡边疆，他们居住的地方也叫做„石楼‟。”杜所言的移民是对何朝何时而言的，此说恐难以令人信服；结合贾岛上韩愈全诗的内容，于诗意上讲杜文的解释亦很牵强。杜文另一处。与目前达成一致的观点不同之处为对“大中墨制”的解读，“我以为，从贾岛在长江县做官的年限讲，这个时间如果也换成„大和八年九月七日‟，当是差不多的。”并依此推出“贾岛实际上在蜀做了十年小地方官。”对于贾岛被贬，李谱依据贾岛与令狐楚的诗作、令狐楚的卒年以及杨汝士任东川节度使的时间推断为文宗开成二年，有理有据，吴汝煜在《唐才子传校笺》中也持此说，尚未见疑义，杜文所据其实是将王远《跋大中墨制》和《野客丛书·贾岛事众说不同》中的怀疑落实，古人对此尚采取“今不敢辄改，以俟知者辨之。”的态度，杜文对此问题或恐失之轻率。

二、诗集整理和版本研究、作品真伪考辨

贾岛诗集版本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万曼《唐集叙录》[17]、齐文榜《长江集版本源流考述》[18]和蔡心妍《长江集版本源流》[19]。其中万曼在《唐集叙录》中首次对《长江集》的版本进行了考索，因限于条件，所列举的对象仅限于几种常见的版本，对各版本之间的承传关系也未暇作深入辨别，误陋之处也间有之，如谈宋本时便遗漏了北宋蜀刻本。齐因参与编撰《全唐五代诗》之便，对贾岛诗集的纂集及版本源流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清理，甄别考辨细致入微，基本上理清了历代版本的传承情况。蔡文考论祥实，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见，如贾岛入蜀后手订诗集的可能性和对《天仙集》名称的设想，对宋本传承的推断等，同时对齐文的一些细微的失误也有所补正。李嘉言《长江集新校》[20]是有关贾岛诗集整理方面的一本重要著作，该书以《全唐诗》为底本，分卷则按照《畿辅丛书》之《长江集》仍分为十卷，同时广参博征，择善而从，将贾岛诗集的整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该书的另一特点是对贾岛诗集中的可疑作品进行了初步的考定，对不能决者则存于附集以待考，该书同时又附录了贾岛年谱、关于贾岛年谱的讨论、贾岛年谱外记、贾岛交友考、贾岛诗之渊源及其影响等李氏有关贾岛研究的成果，虽显轮廓简单，但已经奠定了贾岛研究的基本格局，体现了建国后三十年贾岛研究的成就，为近二十年来贾岛研究的繁荣打下了基础。齐文榜《贾岛集校注》[21]则后出转精，该书详细梳理了贾岛版本渊源，“以毛抄本为底本，以黄校本改动正文，旨在得到一个准书棚本，以此为工作本，校以奉新本、丛刊本、汲古阁本、张抄本……等诸集参校，汇录异文，择善而从。”为目前考订最为精细完善的整理本。该书稍嫌不足之处或在于注释时长于资料但短于感悟发挥，亦有个别资料未注明原始出处，注解中疏漏之处亦复不少，如《重酬姚少府》注一：“穆宗长庆元年夏姚合官京兆长安县尉时，当有诗赠贾岛，故本集卷三有《酬姚少府》，此诗乃长庆元年冬岛的再酬之作。”[22]姚合任武功县主簿在长庆元年左右，三年后转任富平尉，旋为万年尉，姚合从未担任过长安县尉，该诗为姚合任万年县县尉时贾岛的酬答之作，时间当在长庆三年之后。又《题李凝幽居》辑评有：“《历代诗发》：脍炙人口久已，读之光彩如新。”其中《历代诗发》或恐为《历代诗话》之误等。在贾岛诗歌的真伪考辨上则有佟培基《贾岛诗重出辩证》[23]一文，佟文在《全唐诗》所载的405首贾岛诗作中，考出混入贾集中的伪作共计十四首之多，同时对过去一直存疑不定的诗作进行了合理的判定；齐文榜在整理贾岛诗集时基本继承佟说，此外，又考证出《落第东归逢僧伯阳》为项斯诗，至此，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对于贾岛诗作的归属问题已较好地得到了解决。

三、诗歌艺术研究方面的热点问题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贾岛研究逐渐升温，将之前三十年间仅停留在对少数名作进行赏析的阶段远远抛在后面，学者们普遍自觉不自觉地对反映贾岛个性和成就的几个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集中体现在对有关贾岛诗歌的渊源影响成就地位的探讨，对有关贾岛最具特色与成就的五言律诗的研究以及最能体现贾岛个性的“苦吟”及其相应的创作心态的分析之上。新时期以来，唐诗研究的学者普遍认识到将诗人回归其原本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其进行探讨和评价的重要性，再现历史真实，知人论世，便避免了以今人现实的评判标准肆意扭曲古人的不足，以此为基点，近二十年来在唐诗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许多不被人重视却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诗人得到了重新的评价和认识，通过学者的努力使人们了解到唐诗不仅仅只是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而是有着广阔的背景和深邃的内涵的，在开拓了视野和研究空间的基础上，同时也有利于对整个文化背景的探索和把握。关于贾岛诗歌的渊源影响成就地位的探讨。胡中行《略论贾岛在唐诗中的地位》[24]为较早的一篇评价贾岛地位和诗歌成就的文章，胡文指出：“在唐代诗人中，真正能够自成一家的并不多，而贾岛却是其中之一。”在论述了贾岛与韩孟的关系后，胡指出贾岛在元和长庆年间是以：“在白、韩两大势力之间，贾岛是以第三种力量出现的。”“他的五言律诗，在当时就负有盛名，……贾岛是有唐一代五律的大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元和、长庆的后期，在贾岛周围已经汇集起一批志趣相投的诗人，如姚合、喻凫、周贺、雍陶、沈亚之、顾非熊等人，他们的势力方兴未艾，已经显露出独擅晚唐的势头了。”胡文首次全面评价了贾岛在诗史中的地位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并初步分析了诗歌的风格及“苦吟”等问题，立论高远，有发轫之功。但胡文有急于立论之嫌，许多问题尚可商榷，如胡文称：“韩诗中雄浑的气势，古奥的文字，特别是„夫岂能必然‟之类散文化的句式，在贾诗中断不可见。”胡进一步指出：“由此看来，贾岛投身韩门主要是出于进身的需要，二人在诗歌创作上并没有什么师承关系。”其实若细读《长江集》，就会轻易地找到许多类似韩愈诗歌的散文化句式，而且贾岛在诗歌创作上对韩愈的继承远不止此。李知文《贾岛评价质疑》[25]一文针对胡文中有关贾岛地位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李对胡文中几乎所有的重要观点都提出了质疑。在贾与韩的关系问题上，李认同胡文贾在诗歌创作中与韩愈没有关系的论点，但李并不同意胡所言：“贾岛投身韩门主要是出于进身的需要”及“因为贾岛进京赴举，需要依附先达”的观点，李认为这与贾岛的性格与操守不符，李文言：“他（孟郊）穷困潦倒却清贫自恃，从不曾把写诗作为干谒的手段。贾岛也一样……贾岛又刚毅自强，富于进取精神”等，所以李认为“贾岛这样一个志操高尚、壮心不已、艰苦卓绝执行令人感奋的诗人，怎么会因„进身的需要‟为目的而投身韩门呢？”李文同时对胡文中对“郊寒岛瘦”的理解也提出质疑，李不满足于将“郊寒岛瘦”仅理解为二人诗歌风格的差别，所以对胡中行引明胡应麟《诗薮》的观点进行论证表示异议，认为贾岛与孟郊的诗风兼而具有寒、瘦，“贾岛„磬澄心以凝思，渺万虑而为言。‟„清奇僻苦‟，其诗亦必瘦中有寒。”对于“苦吟”，李对胡文所言：“贾岛以中人之材，能够跻身名家之林，正是得力于„苦吟‟，用„苦吟‟来弥补才力之不足，这是贾岛提供给后人的宝贵经验。”表示不满，认为“贾岛的„苦吟‟，含有诗格瘦涩，„词中多苦辛‟之意。”“构建了自己的艺术领域和审美模式，开创了诗歌史上一个以„苦吟‟为特征的新的流派。”；“„苦吟‟包括精巧构思和语言锤炼，乃是一切诗人做诗的一条不可或缺的艺术实践，而不是一块弥补才力之不足的补丁。”李不同意胡所言贾岛为“中人之才”，认为“贾岛具有非凡的诗才。”至于贾岛的追随者“他们也多才高名著”。同时李还认为“胡文对贾岛的美学理想不曾论及，对贾岛诗歌思想性的论述失之片面，对艺术成就的论述又嫌零碎肤浅。”李文见解独到，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给人以不少启发，但李文笔带情感，大有不容置疑的势态，对他人一些论点也存在有过于苛求和为贤者讳的嫌疑。如对韩与贾的关系，人品性格与进身依附之间是不是就是水火不容的矛盾；郊寒岛瘦，理解为风格存在某种的差异是否不可；至于“苦吟”，若抛下其最根本的意义而仅认为是一种诗格或审美追求是否合适？相对于李杜、韩孟、元白诸人，说贾岛及其追随者为中人之才，恐怕也并不为非，史载贾岛不善程式、诗思迟涩、有句无篇特征等是否应视而不见？另外，对于他人行文中一些细小的疏漏，李文言：“论断应与文意、观点谐和一致，而不应与之抵牾。然而胡文竟抵牾到令人惊愕的地步。”但仔细分析后，也不觉观点抵牾到什么程度。至于说胡文：“然而由于对贾岛及其流派缺乏深入研究，加以史料占有较少，随意评断，终至欲褒实贬。”的论断也嫌生硬，李文中“李频和钱起、顾况并称为„一时巨擘‟”则更令人不得其解。倒是李的《论贾岛在唐诗发展史的地位》[26]一文，能较为平和地对贾岛的地位进行评价，但总的来讲褒扬过当之处亦复不少。在贾岛的诗歌渊源和对后世影响的探讨上，主要有刘开扬《论贾岛的师承和影响》[27]、贺秀明《略论贾岛对后世的影响及原因》[28]、黄鹏《贾岛诗的渊源和影响》[29]、李小荣《贾岛对“咸通十哲”影响之探讨》[30]等文，关于贾岛诗歌的渊源，刘开扬指出贾岛诗歌有着广泛的师承，最早可上溯到陶潜，盛唐的李白、杜甫，中唐的韩愈、孟郊、张籍、王建、刘叉等人从不同方面均影响到了贾岛的诗风。黄文认为贾岛主要是师承张籍和孟郊，另外，王孟、杜甫和王昌龄等或多或少也对贾岛诗歌有一定的影响。二人罗列了历代诗评有关贾岛师承和渊源的各种说法，只可惜均未能深究。至于贾岛诗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几位学者的认识则较为一致，指出从晚唐五代到宋之九僧、四灵，明之钟谭诸人、清之同光千百年来流风不减，并对贾岛在历朝产生影响的原因做了或详或略地分析，凡此种种努力，对回过头来重新认识和深入把握贾岛诗歌的艺术内涵均有很大的帮助。

五言律诗的艺术特色。贾岛以五言律诗杰出于唐代诗坛，关于贾岛五言律诗的艺术特色，进入90年代以来，引起了学者的普遍关注，这标志着贾岛研究已开始向深微处发展。此间主要有张文利的《贾岛五律艺术特色探析》[31]和《贾岛选择物象的特点》[32]、祁晓明的《寒荒中的热烈，苍白中的绚丽——贾岛诗歌的艺术特色》[33]、黄鹏的《言归文字外，意出有无间——论贾岛诗歌的艺术特色》[34]等文。张《贾岛五律艺术特色探析》一文通过对贾岛诗作的具体分析总结出其五律创作：“文势开合起伏，既有感受的转换，又有时空的俯仰；对仗工稳，不主故常，自然有致；句势不拘一格，灵活多变。”等特色。张《贾岛选择物象的特点》一文通过对《长江集》出现频率较高的物象如蝉、鹤、鸿的分析，进而指出除了闻一多先生所讲的“释子生涯”以外，“悲剧的时代和凄凉的身世也是贾岛较多的选择凄冷、枯寂物象的原因。”同时张文指出作家的审美倾向和作家气质的差别也影响着对物象的选择和处理。张文感受细腻、分析入微，对贾岛五律特色的把握也很到位。黄文从贾岛作诗“用意深刻和用语自然两方面”入手指出“这是他针对中唐的中后期诗坛上出现了情感直露与追声逐色的倾向而做出的有个性的选择。”在论及用意深刻时说“浪仙诗立意为主，浪仙诗中很难发现通常的激情和沉醉，没有韩愈的盛气，没有孟郊的矫激，也没有元白的自怜；其中闻不到酒气，不涉男女私情，乃至于家庭之情”；“浪仙作诗，不是在同世界的沉浸中获得感受，而是从对世界的体认中获得感受（宋诗即是走的这条路）”；“贾岛则以表达体验为主，诗中淡到看不见情景，亦看不到人……这就是人在诗外的境界，大不同于情景交融的境界。宋诗与唐诗的分水岭，也就从这里开始。”黄文还对贾岛的“截断众流”、“涵盖乾坤”、“不主常故”三种立意方式进行了剖析；在用语自然方面，黄文指出了贾岛妙于开合、不对而对、多用变体、句式灵活及章法严谨等方面的特色，黄文深入细致地揭示了贾岛诗歌的艺术内涵，观点新颖，多前人所未发，而且论析妥帖，显示出对贾岛诗歌感受体悟的精深。祁文则通过对贾岛诗歌中矛盾而又统一的风格表现的剖析，展现了贾岛诗歌内蕴丰富的一面，即“寒荒中不乏热烈，苍白中不乏绚丽，凝涩中不乏流动，峭奇中不乏自然。”从而透过了传统观点的外衣，较为深入地挖掘出了贾岛诗歌的内在特质，同时也纠正了历来人们对贾岛诗歌的一些偏颇之见，（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大抵附寒涩方可置才。”；欧阳修《六一诗话》：“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陆时雍《诗镜总论》：“语虽佳而气韵枯寂”、“如寒齑小时有余酸荐齿”等。）使人们对贾岛诗歌艺术特色的认识更加深入。

苦吟问题。苦吟是贾岛的一大特色，也是历代学者关注的焦点。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探讨贾岛之苦吟及其创作心态的论文主要有李知文《贾岛“苦吟”索解》[35]、吴淑钿《贾岛诗之艺术世界》[36]、李小荣《亦诗亦禅两艰难——贾岛创作心态简论》[37]、张春萍《贾岛“苦吟”创作的内涵及渊源解读》[38]等。对贾岛的“苦吟”历来褒贬不一，建国后三十年间由于受过分重视诗歌现实性的偏颇的影响，在此间的几部文学史中对贾岛的苦吟也颇有微词，李文指出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在于“对贾岛的„苦吟‟的内涵似因未作认真讨索，而不甚理解。”、“长期以来，唐诗研究者对贾岛的许多诗作，只是浮光略影地加以评析，未能联系诗人的创作心态、生活和思想作深入探索，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其意蕴。”李文进而对“苦吟”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李文认为：“贾岛的„苦吟‟，并非杨慎所说：雕章琢句，„彼之视诗道也狭矣‟；而是热爱生活，跟诗歌共着命运，从不辍笔停吟。”；“又含有诗歌瘦涩，„词中多苦辛‟之意。”“„苦吟‟更是他认真不苟，„心极神劳‟，刻意求工的表现。”李文通过总结和归纳，纠正了前人对贾岛“苦吟”的一些偏颇理解，起到了正名的作用。吴文则以贾岛“苦吟”为切入点，在总结了历代学者对“苦吟”的三种不同观点之后，并进一步指出“比起唐诗，宋诗风格的特征是具有深刻的理性精神，我们从贾岛的苦吟锻炼正好见此理性精神所在；锻炼的创作手段是对作品内部的理解的调整行为，是主观的情感投射在客观的景物上表现在诗歌中而获得和谐合理的审美效果，并尽可能达到最强的抒情功能。”“贾岛以苦吟著于中国诗坛，则他的锻炼必然是程度最深范围最广，换句话说，他的创作的过程中一直处于选择的状态。”“除了形式上及诗歌外部的理的锻炼外，描写事物内部的理态也有突出的表现，即《唐音癸签》所载方秋崖语„特与事物理态，毫忽体认‟是也。”通过以上的分析，吴文认为贾岛在创作中表现的是一个理事情兼综的艺术世界，这也使得贾岛成为宋人创作的一个典范，“但杜韩之外，贾诗是宋诗风格的另一始创者，从上面的重意重理的创作精神看来，实乃不谬之论。”吴文分析鞭辟入里，将贾岛苦吟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使人们对贾岛诗歌的艺术世界有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理解，为这一时期对“苦吟”这一概念阐释得较为深入的一篇。但吴文中“贾岛诗以雕琢景物的白描手法见称于世”的观点或尚可商榷。张文则综合众说对苦吟的内涵从创作过程、创作内容、创作方法、创作精神和创作内质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同时对贾岛“苦吟”的诗学渊源进行了追溯，指出贾岛之“苦吟”是与“发愤抒情”、“发愤著书”、“蚌病成珠、托诗以怨”、“不平则鸣”以及“文章不朽”等传统观点一脉相承的，而欧阳修“穷而后工”的理论则是其在宋代的流衍与发展；贾岛“苦吟”同时也是儒道释思想对其长期浸染的产物，而其内心世界充满的矛盾冲突，“实质上展现了中国古代文人苦苦挣扎于仕隐之间的心路历程，均是对传统人格理念的吸纳与容裁。”张文一定程度地突破了以往研究贾岛就事论事的格局，能够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对贾岛“苦吟”的内涵及渊源进行阐释，故能有所创新。

与同时代诗人的并称与比较研究。贾岛通常被人们认为是“韩孟诗派”的一员，所以在对韩孟诗派研究时往往会涉及到与其他成员的共性和差别，在中唐诗坛上，贾岛又因“苦吟”与孟郊齐名，并称为“孟贾”，因同擅长五律而与姚合并称为“姚贾”，同时贾岛又与后辈诗人喻凫同称为“贾喻”，凡此种种，均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其中尤其以贾岛与孟郊的比较研究最为集中。郊岛并称及异同。关于孟郊与贾岛比较研究的论文主要有：王明居《寒瘦——孟郊贾岛诗歌的风格美》[39]、房日晰《孟郊贾岛诗歌艺术比较》[40]、景凯旋《孟贾异同论》[41]、李军《贾岛孟郊诗歌比较研究》[42]、赵晓岚《孟郊与贾岛：寒士诗人两种迥然不同的范式——试论闻一多的中唐诗坛研究及其学术意义》[43]、陈文华《“郊寒岛瘦”是非论》[44]等。王文从诗歌风格的角度对“郊寒岛瘦”的评价进行了剖析，针对有的诗论家对贾岛与孟郊诗歌风格加以指责的事实，王文认为：“风格是作家的艺术个性在作品中的集中表现，是艺术独创性的标志，是作家的艺术才华的凝聚，也是作家艺术上成熟的标志。郊岛的寒与瘦，正体现了上述特点，因而作为艺术风格来说，是无可指责的。有的诗评家之所以指责郊岛的寒与瘦，是由于他们离开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离开了世人所处的典型环境，而一味地用他们所推崇的风格为标准，去机械地规范„寒瘦‟的缘故。”“况且，以甲种风格为尺度，去要求一种风格也要或多或少地向甲种风格看齐，其本身就不利于风格的发展。”王文以较为通达的眼光纠正了长期以来一些诗论者的偏狭视野，为研究者如何正确地评价一个诗人的风格提供了良好的启示。关于孟贾诗歌同异的研究，主要有三篇专文，房文指出“在艺术上苦心孤诣的锐意追求，是孟郊贾岛写诗时的共同特点。”“孟郊贾岛的苦吟，与他们视野的狭窄有着直接的关系。生活的单薄与内容的贫乏是他们诗歌的共同缺点。”是不错的，但房对孟贾二人的艺术要求则明显依照了诗歌要重视现实性和社会性的标准，房文言到：“在危机四伏的中唐时代，诗人感受不到生活浪涛的冲击，未能反映生活的本质与主流，反而舍本逐末，苦吟锤炼，只在文字表达上下功夫，这不仅导致诗意贫乏，诗境浅薄，而且在遣词造句上也往往捉襟见肘。”诗歌是否一定就应当反映生活的本质和主流，若非是否就不是好诗？此类问题或可再思考一二。对于孟贾之异，房文认为“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道路与处世态度”、“贾岛极力追求超然物外的飘逸的艺术世界”、“贾岛写诗，很少用重笔着力刻画”、“孟郊的是构思奇特，语言精警。”在创作上贾重五言律，孟则长于五古，“贾岛善写琐细之景，幽僻之境”、而“孟郊却善写壮阔之景，怪奇之境。”该文从外在的表现上对孟贾二人的差别作了简要的罗列，为以后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线索。景文将孟贾的共同特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悲愁寒苦的诗歌内容，二是清苦瘦硬的诗歌风格。”对于孟贾之异，景文指出“如果说孟郊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大历至贞元时期，那么贾岛则是在元和后期至开成年间于长安应试期间。如后所论，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从创作倾向上讲，孟郊擅长五古和贾岛专攻五律都是与各自时代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追求相一致的。所以景文认为“现代论者一般都将贾岛划归韩孟诗派，从他的古体看，是可以这样划分的，但若就他的主要创作五律而论，这观点就很难成立了。”在对二人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后，景文指出元和后期存在着诗歌创作由古体转为近体、由社会批判转为自我关注的文学倾向。“倘若以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界，孟郊的诗歌创作是结束于此前，贾岛的诗歌创作则是开始于此后，如前所论，这一时期正是中唐诗歌的递变时期。如果说孟诗是在风雅不兴，竞为近体的大历之后，以五古的形式继承陈子昂等人所倡导的诗统，贾诗则是在元和以后对政治普遍淡漠的时代氛围中，在五律方面近承大历的诗歌而变格入僻。一是崇古，一是趋新，都以各自的诗歌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孟郊的辞世和贾岛的崛起标志着唐代诗歌史上一个旧时期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论及孟贾二人对后世的影响时，该文认为“孟贾之别，实为中晚唐诗歌之别。而元和后期，可以说是中晚唐诗歌的交替时期。”景文进一步指出“历史的相似之处在于，北宋前期的诗坛惊人的同于孟郊所处的时代，都是以复古求变新，在政治上充满奋发与展望。而南宋后期的诗坛又同于贾岛所处的时代，对现实无所关怀而一味的追求着艺术形式之美。这似乎是元和前期与元和以后诗歌的两种延展与放大。”景文视野宽阔，论析深刻，对孟贾之别的诗歌史意义分析得颇为透彻，为研究孟贾同异方面的一篇力作。李文晚出，较为全面系统地归纳了学者关于孟贾同异方面的意见，持论平稳，不过创意之处稍少。关于姚贾并称与姚贾异同的研究状况，见拙作《二十世纪姚合研究述论》[45]。

四、对贾岛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总之，与古典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相一致，近二十年来可以说是贾岛研究颇具成果的阶段。建国后三十年，贾岛研究主要以介绍性和赏析性为主，可以说是贾岛研究的初始阶段。八十年代以来贾岛研究呈现出热点突出、论析渐趋深入的特点，为贾岛研究的初步探索阶段，期间针对贾岛的生平事迹的研究、地位影响的评价、苦吟问题的探讨等问题的研究富于成果，对这些特点问题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九十年代以来，贾岛研究趋于系统和精深，为贾岛研究的深入发展阶段。在系统总结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贾岛研究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绩，如在作品整理方面完成了对贾岛诗集的系统整理；在考证辨析方面则有别于以往的粗线条大轮廓的全面架构，而是将着眼点放在更加细微隐晦的一些细节之上，趋于精微，这是研究步入深入的一个表现；在艺术探讨方面，则有从宏观上寻求规律、在微观上更趋细腻的特点，视野有所开拓，立论及分析多具有宏观综论的特色，贾岛研究表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良好趋势。当然，贾岛研究远没有功德圆满，在二十一世纪，贾岛研究仍具有广阔的前景。通过近二十多年的努力，传统戴在贾岛头上的枷锁与光环都被渐渐破除，一个真实而又带有一丝陌生感的贾岛已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全新的视角、理性的思维重新对其加以剖析和审视，贾岛研究依然空间广阔、生机勃勃。在回顾了上一世纪贾岛研究的得失之后，对贾岛研究的前景或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第一，针对目前贾岛研究的论著重复过多、新意较少的状况，在以后的研究中充分正视已经取得的成果，在选题、立论及行文上尽量减少重复。第二，尽管历代学者对贾岛的各种记载与传闻进行过大量的辨别，但一些学者在资料运用上依然较为轻率，所以有必要对历代有关贾岛研究的资料进行系统的辨伪与甄别，日后研究的起点应建立在对贾岛历代纷繁复杂的资料进行彻底清理的基础上，对于真伪材料的利用应明确区分，应避免研究初始阶段时不加甄别的不足。第三，鉴于上世纪贾岛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夹杂个人主观情感的不足，日后对贾岛的研究应力求做到客观与公正，应尽量减少个人的爱憎倾向，在探讨其优点的同时，对其缺点和不足也应坦然接受，避免在诗人研究当中爱屋及乌和憎屋及乌的现象。第四，对古人评价的重新认识。因为贾岛性格的复杂和诗风的奇特，历代诗论者往往莫衷一是、众说纷纭，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资料的局限，真知与片面往往并存于一炉，所以一方面应做到能清醒地认识这些评论，知其原委；另一方面，则不能受制与古人，而影响对贾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最后，贾岛研究也应结合时代发展的特色，大量吸收新的文学思潮、观念方法以及研究手段，在将贾岛放在中唐、中晚唐之交、唐宋之渐的文学史背景中回归历史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其现实意义的探索和挖掘，毕竟，一个活生生的贾岛才是其真正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篇6：20世纪唐诗研究述略

20世纪唐诗研究述略

大致说来，20世纪初期，传统的学术形态仍有所衍流，而新型的唐诗观已然发端。属于前一类型的，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王ｋǎｉ＠①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老人论诗册子》《王志论诗》及其选批的《唐诗选》（订补本）、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宋育仁《三唐诗品》、朱宝莹《诗式》、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光明甫《论文诗说》（未刊稿）等，不仅多还承袭以往的诗话、诗品、笔记、选批、论诗诗等形式来解说和品评唐诗，在思想见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樊篱，尽管具体论述中时有精义可参。但就在这个时候，某些新的观念已开始萌生。胡适于1915年发表《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和《读香山诗琐记》两文，以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即写实主义）的分派来解说唐诗，称白居易为实际派领袖，上承杜甫《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诸作的创作倾向，而与并时的李绅、元稹等同气相求，开了引西方文论入唐诗研究的新风气。同年9月起，吴宓在《清华周刊》上连续载出其《余生随笔》，其中多则论及唐诗，他以唐宋诗之变迁为贵族派向平民派之转移，杜甫正当交接之会，乃“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至白居易则已纯然平民派，这个观点不仅成为“五四”时期倡扬“平民文学”的先导，对后来的文学史家影响尤巨。至1922年，又有梁启超发表其讲演稿《情圣杜甫》，他把历来加于杜甫身上的“诗圣”徽号改作“情圣”，实际上反映着他不以“言志”、“载道”为依归，而认“诗为表情之具”（见《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的思想立场，在唐诗研究领域鲜明地树起了人本的旗帜。

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概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大东书局1926）、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陆晶清《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孙ｌｉáｎｇ＠②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或从整体概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此外，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亦皆有年谱、评传、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体现着进入现代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艺术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问题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撰《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钺、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虽不重理论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文献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开始，唐诗研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计划开展，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和研究资料的校点、诂笺、编年、集成被提上议事日程，作家传记、年谱、评论等撰著也获得了新的势头。像《唐人选唐诗》（十种）、《唐诗纪事》、《全唐诗》、《钱注杜诗》的校点行世，《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流布，研究资料汇编如《白居易卷》、《柳宗元卷》、《杜甫卷》（唐宋之部）的辑成，新著如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萧涤非《杜甫研究》（人民出版社1956）、傅庚生《杜甫诗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林庚《诗人李白》（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詹ｙīｎｇ＠③《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孙望《元次山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褚斌杰（白居易评传》（作家出版社195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订补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吴文治《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皆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成果。唐诗的普及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各种选本、译诗、鉴赏指导与知识读物的盛行。这类读物中亦有层次较高、能达到雅俗共赏水平的，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61）以及冯至等《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陈贻ｘìｎ＠④《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顾肇仓等《白居易诗选》（作家出版社1962），都能为学界人士提供参考。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还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唯物史观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关注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侧重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把握唐诗流变，并努力发掘作家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间的种种关联。这一新的观念在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包括断代专史、专论如周祖ｚｈｕàｎ＠⑤《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王士菁《唐代诗歌》（人民出版社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唐诗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刘开扬《唐诗论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里，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诸大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门，更突出地表明了这层关系。但是，由于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带有相当程度的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成份，如不适当地夸大经济、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略历史文化其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片面宣扬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贬抑人的多方面的审美需求，从而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化和评判标准上的唯政治功利化，连带累及一些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如有关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等探讨。待到十年**期间，形而上学的倾向越演越烈，以至用“儒法斗争”来贯穿整个文学史，让每个作家按线站队，人为地扬李抑杜、褒柳贬韩，完全脱离了学术规范，造成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唐诗研究的再度繁荣，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在这最近20来年间，思想的活跃、队伍的壮大、学会的组织、对外的开放，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向。

其一是资料建设的加强。资料及其考辨，是科学工作的基础，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新时期唐诗研究的首要位置，其成绩也最为显著。诗篇辑佚方面，继王重民于60年代辑成《补全唐诗》104首和《补全唐诗拾遗》127首，后有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收诗830首，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收诗1000余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60卷收诗4300余首，并经陈尚君统一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删繁订误，共得诗6300余首。诗集笺校方面，康金声等《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2）、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华忱之等《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等，都是具见功力的注本，而詹ｙīｎｇ＠③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和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9），更带有结集的性质。诗人诗作考订方面，除单个作家的年谱、传记外，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续编》（巴蜀书社1987）、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吴汝煜等《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都是把考证工作放到唐代历史文献参合比较的大范围里展开而有新的创获，特别是傅璇琮主编并有全国20多位学者专家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一书（中华书局1987-1995），对唐代近400余诗人的生平事迹加以系统爬罗梳理，称得上集大成之作。其余如书目、版本研究方面，有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陈伯海与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以及台湾学者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正续编（五南图书公司1996）等；研究资料集成方面，除中华书局续刊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李白、韩愈、李贺、李商隐数家外，另有傅璇琮等《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等。

其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针对以往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几个大诗人身上的不足，新时期唐诗研究有了全方位的拓展。大家续有深入，甚至像初唐宫廷诗人、大历诗人群、晚唐诗人群以及其他过去不被人注目的“小家”，亦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正逐步由单个作家向综合性课题转移，且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其中综论唐诗的，有陈贻ｘìｎ＠④《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房日晰《唐诗比较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邓仕梁《唐宋诗风》（台湾书店1998）等；集中考察一个时段的，有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1997）、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傅绍良《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与《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吕正惠《元和诗人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文所1983）、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分体论述的，有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周啸天《唐绝句史》（重庆出版社1987）、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孙琴安《唐代律诗探索》（西南交大出版社1998）、王锡九《唐代的七言古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张修容《中唐乐府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等；按题材及流派着眼的，有许总《唐诗体派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蔡石麟《晚唐社会诗研究》（台北复文出版社1986）、洪赞《唐代战争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冯艺超《唐诗中和亲主题研究》（台北天山出版社1994）、颜进雄《唐代游仙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王隆升《唐代登临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林香伶《唐代游侠诗歌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黄浴沂《唐代新乐府及其代表作品》（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等；追索唐诗与社会历史文化各部门之间关系的，除漓江出版社1996年刊行的系列丛书《唐诗与舞蹈》（张明非）、《唐诗与庄园文化》（林继中）、《唐诗与音乐》（朱易安）、《唐诗与绘画》（陶文鹏）、《唐诗与科举》（陈飞）、《唐诗与道教》（黄世中）之外，尚有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萧丽华《唐代诗歌与禅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查屏球《唐学与唐诗》（商务印书馆2000）等，其中最热闹的话题还是唐诗与音乐、与佛教的关系；另外，有关唐诗接受史的研究亦已展开，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1996）、蔡瑜《唐诗学探索》（台北里仁书局1997）、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乃至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等，皆已显示了初步的业绩。在这方方面面成果的基础上，遂有加以总结、提炼，以期对唐诗作一宏观、整体把握的需要，像刘开扬《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罗宗强《唐诗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张步云《唐代诗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许总《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都是新形势下的史学专著，给唐诗发展流程勾画出更翔实也更精细的脉络；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郭扬《唐诗学引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则带有横向归纳的性质，就唐诗的质性、渊源、流变、体类、流派、法式及学术史诸问题进行概括，试图为新一代唐诗学的理论建构开辟途径。

第三是艺术品评的深化。唐诗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本是50年代以来的基本趋势，到这个阶段越形发达，各类读本和辅助阅读、欣赏的文字风行，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加强，多种工具书的编纂，构成新时期学术园地的独特景观。选本中较有影响者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以其选诗风格多样化和作家小传中掺入艺术风格点评而被人看重，其后马茂元与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岳麓书社1985）、葛兆光《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唐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亦时有精到评议，富寿荪等《干首唐人绝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霍松林等《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则以收辑前人评语见长，而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三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选诗5000余首而又汇录大量历代论评资料，或具有集成的意义。鉴赏读物本时期由沈祖ｆēｎ＠⑥《唐人七绝诗浅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肇端，体贴深细，说解明白，深受读者欢迎，而后追随者甚众，按体、按类、按流派、按作家分别成书或综合编纂者层出不穷，而以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唐诗鉴赏辞典》（1983年版，解诗1000余首）为其顶峰。施蛰存所撰《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不以赏析为限，一题一议，广搜博考，切实有用，也为后学开了治唐诗的法门。这些书籍的印行，无疑对普及唐诗起到良好的作用。与此同时，唐诗艺术的理论性总结渐受重视，先后出版了陈铭《唐诗美学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王明居《唐诗风格美新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师长泰《唐诗艺术技巧》（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李浩《唐诗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与《唐诗的美学阐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诸作，有关唐诗意象、结构、语言和艺术风貌的专论更不在少数。至于大型工具书如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和周祖ｚｈｕàｎ＠⑤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成为查考和研究唐诗的必备工具书，而王洪等《唐诗百科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范之麟等《全唐诗典故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马东田等《唐诗分类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张忠纲等《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0），亦皆有助于唐诗的阅读与会通。

最后是理论方法的更新。80年代以来唐诗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跟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分不开的。一反“文革”以前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猖獗，新时期的学人普遍意识到要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评述历史。为此，不仅大力加强史料建设与实证工作，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论争，如李杜优劣、韩柳异同、白居易讽谕诗论、《长恨歌》的主题、李商隐《无题》与《锦瑟》诗的寄托、《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的关系，以及重加讨论的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唐代边塞诗评价、新乐府运动等，大都能避免极端、片面化的思想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和交换意见，有助于较全面的认识的形成。在此期间，人们还注意继承并发扬前辈学者讲求历史的整体联系和文史会通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尽力深入诗歌自身的流程，探索并抉发出唐诗流变中的各个构成环节，使一部诗歌史的演化轨迹能完整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力求超越就诗论诗的局限，尝试将唐诗与唐代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多重交会作一总体把握。这就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并推动各种综合性课题得以充分开发。80年代后期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日趋活跃，各种更新的思潮如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乃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纷涌而来，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研讨也正在热烈地展开，这对于唐诗领域的理论创新必将产生而且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当然，不同民族文学传统特别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理论方法并不能简单移植，要有一个根据所研究的对象加以逐步消化和改造的过程，其最终会开辟出怎样宽广的前景，我们且寄以厚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门里加岂

＠②原字亻加良

＠③原字钅加英

＠④原字火加欣

＠⑤原字讠加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