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被人们遗忘的垃圾筒作文

我是一个被人们遗忘的垃圾筒作文（精选3篇）

篇1：我是一个被人们遗忘的垃圾筒作文

建筑垃圾：被遗忘的风险

在北京呆了20年，徐福生已经因为“拆迁需要”搬了10几次“家”，“从四环被撵到了五环，又马上要被撵去六环。”

不过，每一次“被搬家”的时候，徐福生的心里却总会窃喜一番，“还要拆，还有生意做。”

徐福生现在的生意是建筑垃圾回收，平时，他最关心的“国家大事”就是“北京城的建设进度”，因为这将直接影响他的“事业发展”，好在，“最近几年，回收生意都处在旺季。”

不过，在徐福生眼里，建筑垃圾也是要分“三六九等的”，施工现场废弃的破旧门窗、泡沫板、铜铝铁，都是他眼里的“好东西”，而渣土、碎砖石则是“真正的垃圾”，“连我们‘捡破烂的’都不要，还有谁要？”

答案是土地。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地理系博士高世扬告诉记者，北京每年的建筑垃圾产生量高达4000万吨，其中，可以进行回收利用的部分还不到40%，而其余的建筑垃圾都要以填埋的方式进行处理。

而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北京每年700万吨的生活垃圾产出量。

换句话说，就在我们为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而焦头烂额之时，建筑垃圾，正如一头无人约束的猛兽一般，悄悄地吞噬我们的城市。

“无人约束。”高世扬再三强调这四个字。

经过近一年的实地考察，高世扬发现，在北京市，只有不到10%的建筑垃圾会被运往指定的消纳场所，而其余的建筑垃圾或被随意倾倒，或被运往非法运营的填埋地进行处理。

“真正要来围城的，恐怕是那些建筑垃圾。”

“每年都像是发生过一场大地震”

徐福生说自己是在 “7，8年前闻到商机的”，那一年，他发现建筑废品的产生量和需求量同时大增，于是，将自己的事业重点从生活垃圾转向了建筑垃圾。

后来，徐福生听说2003年正是围绕奥运会进行的城市建设启动年，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北京的建筑垃圾年产生量如芝麻开花般从3000万吨节节激增至了4000万吨，已经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一年的建筑垃圾产生量。

在一份由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崔素萍撰写的《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现状与资源化》报告中，记者发现，因老旧城区拆迁和市政工程动迁而产生的建筑垃圾约占总量的75%以上，而因意外原因造成建筑坍塌以及建筑装潢而产生的建筑垃圾约占总量的20%。

北京城市管理学会副秘书长刘欣葵教授认为，“城市化的大跃进是建筑垃圾产生的主要动因。” 北京的现状显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发言指出，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对于西方建筑的百年寿命，我国建筑的平均寿命往往只有25-30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建筑垃圾的产生是必然现象。”刘欣葵告诉记者，“但问题是，是否一定要以这么高的建筑垃圾产出量作为发展代价？”

刘欣葵指出，其实很多老旧城区的建筑并未到达50年的标准使用寿命，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内部改造的方式完成城市化所需要的功能置换，将其居住功能转化为商业功能。

事实上，改造还是重建，这样的手段选择将直接影响建筑垃圾的产生量，根据行业标准，在每万平米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500～600吨；而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产生7000～12000吨建筑垃圾。

也就是说，在这一加一减之间，通过改造而不是重建的方式完成建筑的功能置换，将有可能每万平方米减少10000吨左右的建筑垃圾。

“在技术上，已经100%可以做到，但在现实中，因为一些原因吧，很难实现。”刘欣葵说。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的周立军教授对此深有感触，他的研究团队曾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为一条历史街区进行改造方案设计，可以“不伤一兵一卒”地将住宅区转化为商业区，但最终，方案在开发商的手里夭折，历史街区变成了百货大楼。

“只剩下一面花了几百万保留下的古墙，他们说这代表了对街区的保护。”周立军回忆，“其他的都没有留下，其实，本可以什么都留下的。”

“留下的是无人问津的建筑垃圾山！”高世扬略带愤怒地展示他拍摄到的照片，被随意倾倒的碎砖石堆成了小山，就像一座刚刚化为废墟的微型城市。

“就像汶川。”高世扬面露无奈地告诉记者，在一次实地勘探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他们在拍地震中救人的画面，将拍摄地点选在了这里。”的确，如果按照建筑垃圾的产生量计算，北京每年都像是发生过一场大地震，1995年的日本神户大地震产生建筑垃圾1850万吨，1999年的台湾921大地震产生建筑垃圾2000万吨，唯一“无法比拟”的是产生了1.7亿吨建筑垃圾的汶川大地震。

“再加上广州上海，就差不了多少了吧！”高世扬开了个小玩笑，但随即便绷紧了面孔，“其实，它们都是灾难。”

“一条黑色的建筑垃圾消纳链”

偷运建筑垃圾是秦伟每天的工作。

每天白天，秦伟都要和工地的工头们谈好价格，“看运距远近，一般一车200，熟人便宜20。”一入夜，那辆他花4万块钱买的二手卡车就要奔驰在五环路上，往返于工地和填埋场之间，顺利的话，一夜能“倒三车”。

“万一被城管逮到了，一个月的收入就泡汤了，不过别的地方都还好，就东五环的城管查的严点，不过他们就要钱，不要那些东西。”秦伟朝着身边的工地方向努了努嘴。

秦伟说，“跑车的”全都是私人，那些填埋场也都是当地村民承包的，消纳程序很简单，“倒进坑里就得了”。

实际上，早在2004年，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加强城乡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通告》，对于工地建筑垃圾的消纳工作，《通告》也早已明确原则：建筑垃圾产生单位要到工地所在区的渣土管理部门办理渣土消纳手续，并申报车辆，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指定的路线把渣土运输到指定的消纳场，然后进行填埋等处理。

在调查中，高世扬发现，垃圾渣土管理处渣土办公室却一共只有5名工作人员，“这是5个人和4000万吨建筑垃圾的战斗啊，怎么打！”

到底有多少建筑垃圾是通过私人车辆运输到五环外的私人填埋场倾倒掉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陈家珑教授给出了一个“很保守的估计”——“90%以上”。

一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曾经告诉过陈家珑“行里的潜规则”，由于承载力有限，那些北京市指定的20多家正规消纳场也“不愿意消纳建筑垃圾”，但是由于“上面规定大工地一定要与指定消纳场签署合同”，所以双方在底下达成了默契，“合同照签，但是消纳场只收很少的消纳费，交换条件就是工地自行消纳。”

于是，一条黑色的建筑垃圾消纳链就此形成，至于“到底有多少建筑垃圾被随意倾倒在五环外，又有多少私人承包的野填埋场”，陈家珑忧虑地表示“根本无法统计”。

连秦伟都觉得“垃圾真不少”，他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坑都要排号等着”，甚至那些填埋场都不再填埋，而是雇车将这些建筑垃圾“运到更远的地方”。

“这些建筑垃圾，就像定时炸弹一样。”曾经主持过《首都环境建设规划》项目的刘欣葵表达了她的担心。

实际上，建筑垃圾填埋带来的危害性并不亚于生活垃圾，由于缺乏有效分类，建筑垃圾中的建筑用胶、涂料、油漆不仅是难以生物降解的高分子聚合物材料，还含有有害的重金属元素，长埋底下会造成地下水的污染，还会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地表沉降。

而最大的风险则在于其占用了大量土地，根据陈家珑教授的计算，每一万吨建筑废物将占地2.5亩，而在未来20年，中国的建筑垃圾增长会进入高峰期，将直接加剧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地冲突。

“城市化是一个外扩的过程，有朝一日，当我们需要在被建筑垃圾填埋的土地上进行建设的时候，建筑成本将大大提高。”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副总工程师刘航认为，如果缺乏事先的规划，被填埋的建筑垃圾根本无法作为地基使用，还要面临建筑垃圾再转移的问题。

“这些建筑垃圾，好像只要埋了，就不再是垃圾了，就没人知道了。”高世扬一遍遍地重复这句话。刘欣葵教授则告诉记者，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体系中，建筑垃圾的产生成本并没有很好地纳入城市运行成本的计算，“建房是住建委的事儿，而建筑垃圾却是市政市容委的事儿。”

“连分管的市长都不一样了。”

“正确的路，我们走过，只是忘记了”

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陈家珑教授看来，95%以上的建筑垃圾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循环利用，只是，100%的难以实现。

吴建民就是最好的证明人。

可以说，他的商业眼光远比徐福生“高明”，当徐福生还在琢磨收建筑垃圾能不能赚钱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进行建筑垃圾再生利用项目的研发了。

2003年，做沙石生意起家的吴建民投资6000万人民币，建成了北京市首家建筑垃圾处理厂，并建成了年消化100万吨建筑垃圾的生产线。

让吴建民措手不及的是，原料来源成了最大的问题，由于厂子建在6环外，很少有运输车愿意承担过高的运费，而更习惯将建筑垃圾就近填埋，如果厂子自主承担运费，“赔得就更多了”。

7年来，吴建民已亏损上千万，工厂也已经停产。唯一能让他心里一振的事情，就是新闻联播“还在宣传循环经济”，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希望。”

陈家珑表示，在全国范围内，类似的建筑垃圾处理企业还有20多家，但大部分的企业都面临类似困境，“相比于韩国、日本90%以上的建筑垃圾资源化率，我国的建筑垃圾资源化率还不到5%”。

另一个数据是，目前我国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约为3亿吨，而50-100年后，每年将出现26亿吨的建筑垃圾。

陈家珑说他永远都记得韩国在推行《建设废弃物再生促进法》时，一位专家和他开过的玩笑：“再不强制推行建筑垃圾资源化，这三千里锦绣江山，就要变成三千里垃圾江山了。”

“其实，正确的路，我们走过，只是忘记了。”在调研过程中，高世扬发现，在1978年以前，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拆除下的城砖由规划局分配，首先要拨给有建设需要的单位进行再利用。

“那时候，它们被称为拆除旧料，而不是建筑垃圾。”高世扬坚持认为，是1988年土地市场的成立，让“建筑垃圾”变成了“市政市容问题”，而土地开发则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中心”。

“建筑垃圾就是钱的问题！”徐福生掰着手指头计算着，“能生钱的就要重视，不能生钱的，当然没人管了。”

还有2个月，徐福生又要搬“家”了，他住的地方被划入了“50个即将拆迁的城中村”范围，这也意味着，他生意的旺季“又要来了”，只是这次，徐福生有点喜忧参半。

“再撵就有点远了，废品的运费又该提高了。”

篇2：我是一个被人们遗忘的垃圾筒作文

然而电影《一九四二》中的白修德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正如影片所反映的那样, 历史上的白修德也曾不顾个人安危、不惧生命危险, 深入河南重灾区, 实地采访当地的受灾情况。而且在所有人都不愿、也不敢讲真话的情况下, 将河南大饥荒饿殍遍地、野狗食人、哀鸿千里的真相带到了蒋介石的面前。也正是在白修德的极力奔走下, 在他对真相的无情揭露下, 蒋介石政府才开始对河南救灾。 尽管只争取到了电影《一九四二》里的“八千万斤粮食”,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的“八千万元”救济款, 而且其中一大部分还被不良政客、唯利商人剥夺, 但是他却起到了当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没有起到的作用, 那就是勇敢地直面真相、揭露真相。而对于当时的其他人来讲, 宋美龄访美、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都是比河南三千万灾民受灾更加重要的事情。因此历史不该忘记、中国人民不该忘记、河南人民尤其不该忘记这样一个曾为中国人民四处奔走的美国人。正如作家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写道的“: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灾荒, 已经没有人关心。当时的领袖不关心, 政府不关心, 各级官员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 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 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 也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这时, 唯有一个外国人,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3]455

然而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 辗转在权力云集的庙堂, 历史只记住了蒋介石、宋美龄、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陈布雷……, 却唯独遗忘了白修德。在《一九四二》上映之前, 恐怕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曾记得在河南大饥荒的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曾为中国人民“吃的问题”操心的美国记者。即使在看完《一九四二》之后, 观众也只是认为他不过就是一个小说和电影虚构的人物。所以在 《一九四二》尚未淡出人们的视线之前, 笔者试图借助电影《一九四二》这场东风, 吹走掩埋历史记忆的黄沙, 再一次重温历史上的白修德, 并让值得被记住的人不被历史湮没。

白修德原名西奥多·怀特 (Theodore White) , 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1938年怀特以最优异的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 并荣获谢尔登旅行奖金, 这笔奖金足以使他做一次环球旅行。1939年, 怀揣着奖金和推荐信的白修德来到中国, 并在国民政府宣传部找到了一份宣传员的工作。在写给家人的信中, 他这样谈论该工作“:他将负责确保重庆的外国记者不向日方泄露半点有用消息, 哪怕是不经意地。然而, 更为重要的是, 他将制造一些适宜的报道, 以便在所有与中国事关重大的圈子内激起预想中的反应……”[4]37从而扩大中国在美国的影响, 并引导美国民意, 争取更大的经济、政治和舆论支助。刚开始时, 白修德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别扭, 这是“一份奇特的差使”[4]37。他认为这种不实的宣传既违背了新闻工作人员客观、真实、公正的立场, 也损害了美国读者的利益。然而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进攻, 中国人民英勇、顽强的作战精神让这位初到中国的美国记者充满了同情。尤其是在亲眼目睹了日军针对平民的大轰炸后, 触目惊心的凄惨景象让白修德终身难忘,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四下所见只是一片火光……火势到处蔓延, 城内的小巷都被吞噬在火焰中。……其时人声嘈杂, 妇女在痛哭流涕, 男子在高声喊叫, 婴儿在呱呱啼哭。”[5]21日军野蛮的屠杀行为让白修德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中国人民这一边, 他甚至在一封家书中如此说道“:但愿我在临死之前能看到东京被炸毁。我想知道, 我在重庆见到的那些脑浆崩裂的婴孩能够以某种方式讨回这笔血债。我想让那些坐在东京郊外某座山上的日本记者看到成千上万的难民狂奔乱跑, 血流满地, 哭声震天。”[4]51在这样的情绪下, 他认为任何可能会损害中国政府形象的报道都会“危害民主和这个伟大民族受苦受难的亿万儿女”。尽管 “满心忧虑, 但他仍然赞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忽视他们明显的腐败无能。白修德坚信, 隐瞒这些真相有助于打败法西斯, 从而维护中美双方的利益”[4]11。

1939年6月, 幸运女神开始眷顾白修德, 《时代》杂志的远东编辑选中了白修德, 让他担任该杂志的兼职记者。至此, 白修德便开始了明星记者的成长之路。白修德带有“亲化倾向和中国式热情”[4]39的新闻报道得到《时代》创始人亨利·卢斯的欣赏。1941年5月, 卢斯夫妇抵达重庆, 在蒋介石夫妇的热情接待下, 白修德陪同卢斯进行了一次美好的返乡之旅, 通过这个旅程卢斯夫妇惊喜地看到“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政府———曾经是他的传教士父亲在本世纪的梦想———正在领导中国走向希望”[4]64。在重庆待了13天后卢斯返回纽约, 同他一起返回的还有已走上星光大道的白修德。然而纽约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 白修德在1942年又重返中国“, 当白修德回到重庆的时候, 他发现那儿的政治形势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蒋的国民党政府依旧无能、腐败和残忍”[4]69。尽管如此, 但白修德依然认为至少“蒋让中国在表面上形成了统一战线, 这对打败日本是非常关键的。……蒋总司令是中国惟一能够还击日军的力量”[4]69。

白修德的这一观念一直保持到1943年才有所改变, 河南大饥荒中人人相食、卖儿鬻女、哀鸿遍野的凄惨景象让白修德极为愤怒, 等不及返回重庆, 白修德就将新闻稿直接从洛阳发了出去, 消息首先发表在《时代》杂志上, 并迅速引起了美国报界的关注。白修德事后回忆道, 当时如果不是美国新闻界行动起来, 河南将仍作为无政府状态存在, 那么饿死的人将会更多“, 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5]122。刘震云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也感叹道“:美国人帮了我们大忙。当我们后来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时, 我想不应该忘记历史, 起码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这两年不要打倒。”[3]463

自河南采访回到重庆后, 白修德便四处奔走、竭尽全力为灾荒中的河南人民寻求帮助。他对身边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讲述河南的灾情, 他还苦苦要求美国大使馆的官员给予帮助, 并恳求中国国防部长和立法机构的首脑给河南提供救济物资。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美国大使馆嫌白修德多管闲事, 国民政府则因为白修德揭露了他们不体面的疮疤而心怀暗恨, 一时间白修德成了整个重庆最不受欢迎的人。“我的上帝, 我还来不及反应, 全城就把我视为敌人。”[4]72无奈之下白修德只得写信求助宋庆龄, 恳求她在蒋介石面前说说情, 最后观众们就看到了电影《一九四二》中, 白修德与蒋介石面对面对质是否存在“人吃人”的那一幕。在白修德的努力下, 蒋介石政府开始了正式的救灾“, 满载粮食的列车开始抵达河南, 施粥所开始运作, 大量银元也从重庆流向灾区。但是国民政府同时也采取措施, 以确保将来不再有尴尬的报道外泄”[4]73。

河南灾荒成为白修德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转折点, 自此以后, 白修德便努力“纠正他过去在报道中国事务时存在的失误, 先是通过为《时代》周刊撰写的报道, 后来又借助于他的书《中国的惊雷》”[4]11。而他的这一思想转变, 也让他走到了蒋介石的忠实拥护者卢斯的对立面, 并最终引发了新闻史上著名的白修德决裂《时代》事件。1944年11月白修德访问延安, 在那儿他看到了代表中国未来希望的充满朝气的共产党人。然而他却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留下好印象, 由于他私下向美国特使赫尔利转达毛泽东不可能在他和蒋介石之间达成协议的意见, 而成了毛泽东眼中蓄意破坏团结的人。国民党不喜欢, 共产党不欢迎, 白修德最终黯然离开中国。

参考文献

[1]王博.从神父形象探析电影《一九四二》的美学突破[J].名作欣赏, 2013 (2) .

[2]张英.一九四二, 虚构与真实[N].南方周末, 2012-12-6 (E27) .

[3]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M].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4]乔伊斯·霍夫曼.新闻与幻象[M].胡友珍, 马碧英译.新华出版社, 2001.

篇3：别遗忘那些被时代列车落下的人们

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国度，每个人似乎都有与生俱来的落后恐惧症

在电脑上敲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差点哑然失笑。但我还是非常乐意来做这个由论坛命题的演讲。

所以差点失笑，是因为乍听之下，这个题目属于经济学家或工程技术专家，只有他们才心甘情愿把自己紧缚在隆隆前行的时代列车之上。这辆列车由技术与经济的力量推动，前行的速度越来越快。

而我这样的人，在这辆风驰电掣的列车上时却常常会产生失重之感——眩晕，不适，想半途下车，看清楚因为速度太快而从眼前一掠而过的那些景物与图像。更想看清楚是不是有人在铜管乐队高奏的进行曲声中，被前进不已的时代落下了。

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留在车上，即便偶尔在某个中途站点下车停留盘桓一阵，好像也不是为了离开，而是为了等待另一条路线上的列车疾驰而来。

之所以如此，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国度，一个曾经深受那些在某个历史时期走在了前面的国家或大公司所剥夺、所伤害的国度，每个人似乎都有与生俱来的落后恐惧症。这种恐惧症被总结成一句非常通俗的话：落后就要挨打。

中国人也将此理解为对个人境况的一种描述。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把国家这个词的构成调换一下位置，叫做“家国”。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是要强调先家后国，而是家在国中，家赖国存的意思。如此一来，社会的进步被视为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成长于这样一种文化中间，历史的经验也强化着这种差不多是与生俱来的观念。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作家，非但不会自外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且，会把自己所得到的种种发展机会，包括越来越充分的文学表达的可能性，视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个结果。

这个世界，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都有发展与进步的权力

作为一个中国的少数族裔作家，这种经验无疑更加牢固。

我们的父辈，或者再上一辈人，除了自己生存的那一方小小的土地，对广大的世界一无所知。就在五十多年前，我家乡深山中的一个部落首领，还问一个代表中央政府的官员：“中国大，还是我的领地大？”

这个部落首领不过统辖着一片两三千平方公里的山地，和这块山地中生活的几千个更加蒙昧的百姓。但他还是很骄傲地向中央政府的官员发问：“中国大，还是我的领地大？”在社会的闭锁没有松动以前，这个部落就是我的部落，这个人天生就是我们部落中最为英明、最为伟大、最为智慧的人。

如果这种闭锁的社会没有被打破，那么，我今天最大的可能就是世袭了这位首领位置，放牧一群羊。我所熟悉的就是我父辈们也非常熟悉的几座雪山，一条河流，和这些雪峰与河流之间的那些高山牧场。如果我运气再好一些，可能出家成为某一个寺院里的喇嘛，因为不必出汗劳作而产生出一种高贵之感。

所以，我肯定是一个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抱持着赞赏态度的人。

前些年，我的一本书在美国出版。不久后，出版社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对这本书感到失望，不止是失望，简直就是愤怒。因为他看到一个在过去时代里长期固化的文化标本产生了变化。而作为这个标本中一个微小的构成的人，非但没有对此强烈抗议，而竟然对这样的变化表示了赞许。

我的回应很简单。我希望持这种论调的人复苏一个人最基本的“理解的同情”。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两个人互换一下位置。这个人来做我，我来做他。如果他如我一样来自于一个蒙昧已久的社会，而到这一代人时，他们面前终于出现了种种新的可能性，我会为他庆幸。或者，让我的儿子去美国做教授，让他的儿子到西藏来放羊。

这个世界，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都有发展与进步的权利。而不能基于某种叫做“文化”的理由，让一些人与国家时时进步，而要让另外一些人与社会停滞不动，成为一种标本式的存在，来满足进步社会中那些人对所谓“文化多样性”的观感。

从纯理论的角度出发，我也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拥护者，也非常强烈地希望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传统的文化能受到更多珍视与传承。可是，发韧于西方并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并不只是一场跨国跨洲跨文化的经济洪流，同时，它也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

全球在同一种经济规则与政治规则下总体运行的构想，就来自于一种对进步与发展高度迷恋的文化。这种文化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人敢停下脚步，包括创造了这种文化的文化中的那些人。这种取得了种种优势，包括道德优势的文化来势凶猛，迫使所有文化都来参与“对话”。这种对话，结果很可能是弱势的文化被“说服”。

今天在这里，我也是来“对话”的，但我的意见会真正被倾听吗？当先行的文化给这个世界规定了统一的标准，还能有文化能真正自外于“进步”，而遗世独立吗？

无论是个人还是文化，都应该被珍视，被“同情的理解”所观照

近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作家都在呼吁，赞许社会的进步。还有相当多的人身体力行，传播社会进步的思想，积极参与推动社会的进步。其中，创造了新的白话文学的最优秀的那些作家，大多数都是先在西方接受了教育，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在西方接受的种种思想观念来观察中国这个停滞已久的社会。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支持社会的变革，渴望社会的进步。作为他们的后辈，我们这一代作家身上自然流淌着他们的热血。

如果说我们和前辈有所不同，那就是当中国在政治上获得了真正的独立，经济上也取得了超乎寻常的发展之后，我们不会再一味呼唤与期待进步，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在这个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

从历史来看，自“哥伦布们”开始的大航海时代以来，这个世界上一些国家与族群的进步与繁荣的前提，是另一些国家与族群被剥夺与牺牲。同样地，即便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在其社会的内部，大致相同的情况还会上演，那就是国家以大多数人利益的理由，而忽视一些个人的权益。

进步的时代，也会有悲剧产生，那是个人的悲剧——没有搭上飞速前进的时代列车的人的悲剧，或者是不能适应高速运行速度的个人的悲剧。有些时候，这样的悲剧甚至是群体性的，一些少数族裔，一些特殊的社群，一些地区，都可能被作为进步的“代价”，被忽略，被遗忘。我的长篇小说《空山》，就表现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破碎与牺牲。这种破碎是伦理的、文化的、环境的，更是关于人心的、情感的。在社会进步的同时，失去稳定的社会，人们情感的荒芜，以及对个人命运失去自主，都让我们不再对社会进步一味保持乐观肯定的看法。

作为作家，有责任提醒这个社会，真正的进步是所有人共同的进步与发展；也有责任使公众注意，真正的进步不止是经济与技术的，更应该是政治与文化的。历史地看，假进步与发展之名，一些国家与民族被剥夺；现实地看，一个民族与国家的进步，并没有充分地从历史中获得经验，继续以进步与发展的名义，牺牲环境，牺牲一些特定的人群。

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后发国家的作家，在赞同并参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同时，有责任用自己的写作提醒这个社会，进步与发展，不能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胜利。无论是个人还是文化，都应该被珍视，被“同情的理解”所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