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湖北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共7篇）

篇1：湖北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论文摘要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不断发展，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件时有发生。本文客观地分析了当前涉及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现状、分析了赡养纠纷案件的成因，比较全面地指出了当前赡养纠纷案件10个特点：

1、农村赡养问题突出；

2、物质赡养需求突出；

3、精神慰藉已成赡养内容；

4、因老人年轻时不孝、行为不轨引起；

5、不可忽视儿媳幕后“拒养指挥人”的作用；

6、老年人主动寻求诉讼保护的意识淡薄；

7、因受法律的威慑、社会舆论、亲情血缘关系的影响，调解、撤诉的比例不断增大；

8、只起诉个别赡养人的多，起诉女儿的极少；

9、暴力拒养现象影响诉讼；

10、因老人再婚引起赡养纠纷。针对这些特点，笔者提出了7个方面的建议：

1、推广公证赡养协议，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2、审理该类案件应注重精神安慰；

3、赋予法院根据赡养能力裁判赡养费用及增长比例；

4、赋予儿媳（女婿）法定赡养义务；

5、建立代位赡养制度；

6、加大调解工作力度；

7、适当加大对虐待、遗弃罪的刑罚力度。最后，笔者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建立以社会养老保障为主的制度。

关键词 老龄 赡养 纠纷 调查 法律制度

当今社会人口老龄化呈上升趋势，老年人口的比重和绝对量越来越大。在我国13亿人口中，近1.4亿是老年，随着法律制度的健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尊老、敬老、爱老已成社会风尚。大多数老年人受到国家、社会和家庭的重视，得到了较好的扶助和赡养。但是，也有一些人受不良风气的影响，尊老、爱老、助老观念淡薄，加上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保障机制的某些滞后，在我国广大农村和城市的少数地区以及家庭，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案件时有发生，有些甚至还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严重影响了三大文明的建设进程。我们有必要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做充分的研究。

一 当前涉及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现状

九十年代以前，我国无论城市和乡村，涉及老年人的诉讼案件很少，九六年我国颁布实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以来，此类案件呈上升趋势。笔者曾在安阳县人民法院做过调查：96年以前每年此类案件只占整个民事案件的2%左右。《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此类案件以年7%的速度直线上升。且涉案范围又由过去较单一的赡养纠纷发展到析产、收养、侵权、侮辱、继承、再婚、虐待等诉讼案件。在城镇，因企业改制和经营不善引起的劳保工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纠纷等，在众多涉老案件中，民事方面的案件占多数，而属于赡养纠纷的又占整个民事案件的绝大多数。据安阳县法院的统计：自1999年开始，每年受理涉老案件都分别在50、80、100起以上，到2002年分别上升到100、160、200多起，其中受理并审结的赡养纠纷案件已经占涉老案件的65%以上，上升趋势的范围的扩大令人担忧。

二 赡养纠纷案件的成因和特点

分析该类案件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和老年人法律意识的增强，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其次是社会老龄化人口的增加，扶养、赡养人口与被抚养、被赡养人口不成比例。还有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老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对赡养、扶助条件应当提高的欲望。

分析其特点：农村较城市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地方多；法律越健全此类案件越多；再者是传统观念、亲情血缘关系的掺杂，使得案件的审理和执行起来较棘手、繁琐反复。因此，我们

建议要把审理涉老案件的重心放在赡养纠纷案件的审理上，重点探索分析此类案件形成的原因和特点，从法律制度上去探究解决纠纷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三 对赡养纠纷案件的调查

（一）农村赡养问题突出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农村老年人赡养问题十分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

1、赡养人与被赡养人的人口不成比例。赡养人与被赡养人是农村人口的，分别占83%和95%。

2、绝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在丧失劳动能力后无自己的经济来源。

3、我国在90年代以前，没有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加之农村收入普遍较低，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并无多少积蓄，无法靠自己解决晚年的生活保障问题。

4、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广大农村摆脱贫困、解决温饱的时间还不长，特别是集体经济薄弱的乡村，依靠集体供养或集体辅助养老的途径难以得到落实。

5、“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不少人甚至被罚得倾家荡产，但仍坚持不生儿子，决不罢休，使得一些家庭抚养和赡养的负担显得十分沉重。以致“养儿无法防老”、“三个和尚没水喝”成为普遍现象。

6、农村分家析产的做法留下隐患多。农村家庭采取了分家析产方式的，几乎占绝大多数，从审理的案件反映的情况看，有分家析产的占95%以上，且大部分的分家析产是采取“化整为零”方式，父母的房产、积蓄、农具等几乎被子女分割殆尽，使老年人自我养老的能力几乎降到了零。而且财产分割上的绝对平等难以达到“公平”，极易造成子女（婿、媳）之间及子女（婿、媳）与父母之间的矛盾，为赡养纠纷的产生埋下了隐患。八成以上的案件中，赡养人都是以财产分割不公、父母处事不平等作为借口拒养父母的。

（二）物质赡养需求突出

多数被赡养人诉讼请求集中在要子女给付房屋、米面、油、燃煤、医疗费、生活费等生活资料方面，这与当前的生活条件相对较低不无关系，而提出要子女给予精神上慰藉的，几乎没有。大多数老年人实际上也很清楚，精神赡养执行谈何容易，与其提这些不切实际的要求，还不如缄口不言。不仅农村的情况如此，城镇老年人或原来有工作的老年人在这一问题上亦基本如此，多认为自己“老有所养”，赡养不赡养跟和自己关系不大，特别是在子女赡养问题上持放任态度，基本上全靠政府社会给自己的物质保障为主。

（三）精神慰藉已成赡养内容

随着社会发展、物质条件的丰富，不少老年人不但需要吃饱穿暖，还需要精神上有所慰藉，比如：叫儿女经常回来看看，陪自己聊天游玩，周末星期天子孙同堂就餐等等。

（四）因老人年轻时不孝、行为不轨引起

有些老年人，年轻时对自己父母不孝，或生活作风上行为不轨，使得子女耳濡目染，为其耻辱，长大后也不尽赡养义务，造成恶性循环，产生负面影响。如李某诉子女赡养一案中，李某的三个子女在庭审中众口一致，质问其父亲：“你在年轻时是昨对待爷爷奶奶的？”问得原告张口难辩，悔不当初。

（五）不可忽视儿媳幕后“拒养指挥人”的作用

调查中发现：在法院所审结的案件中，有50%以上的案件反映儿媳在赡养问题上“起决定作用”。儿媳参与、指使不赡养老人，甚至殴打被赡养人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案件被赡养人甚至直接起诉了儿媳，诉称儿媳打骂自己，要儿媳赔偿、赡养。因此，在赡养纠纷中，儿媳角色的作用不容忽视。

（六）老年人主动寻求诉讼保护的意识淡薄

对赡养问题不满意的多，而提起诉讼的却较少。城镇老年人的“牢骚”主要集中在子女对老人不关心、养老金不高、发放领取困难方面。农村老年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医疗和物质生活保障上。诉讼少的原因，一是当地基层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二是村（居）委会干部的工作方

法主要是说服、教育性的，不容易伤害亲情、感情，老年人大都害怕法院会采取强制措施，“打官司把亲情打没了”；三是村委会做工作随时、随地优势，而法庭（法院）来去一趟不容易，执行又比较困难，加之陈旧观念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打官司丢脸”的想法。因此，近八成以上的老人表示：“有了赡养纠纷要先由村（居）委会干部解决”，“不去打官司”。这也是大量的纠纷在法院立案后，老人不愿出庭，自动放弃通过诉讼解决问题的原因。

（七）因受法律的威慑、社会舆论、亲情血缘关系的影响，调解、撤诉的比例不断增大。

（八）只起诉个别赡养人的多，起诉女儿的极少。从审理的案件看，赡养人在三人以上的占95%以上，但被赡养人只起诉一、二个人的占90%以上（律师代写诉状的除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多在于赡养纠纷往往是一、二个子女不尽义务而引起，导致其他赡养人攀比仿效，因此，被赡养人“逼迫”无奈，只有起诉不尽赡养义务的少数子女。被赡养人之所以不起诉女儿，原因仍是旧观念影响较深，认为女儿未分家产，出嫁后可不承担赡养义务，这一点我省大部分农村地区尤甚，有的老人甚至认为：“女儿没有赡养义务”。

（九）暴力拒养现象影响诉讼。

从审结的案件中可以看出，近15%左右的老年人反映赡养人有暴力拒养现象。而事实上还高于这个比例。出现这类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的，赡养纠纷案件撤诉或起诉后不愿出庭现象之所以较多，与此不无关系。有几宗案件在法院立案、调查甚至开庭后，被赡养人还找法官申请撤诉，原因就是赡养人威胁“越告越要打”。故暴力拒养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十）因老人再婚引起赡养纠纷。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择偶、婚姻观念也在不断革新。许多离退休老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利用自己的知识、技术优势为社会发挥余热，经济物质条件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变，老年婚变或年老续贤情况的不断出现，不少子女则因老人再婚后将来继承父母遗产或分割家产时对自己不利，而干涉老人再婚拒绝赡养。

四 实现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鉴于当前涉及老年人合法权益案件的上升和扩大趋势，笔者谨从法律角度就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案件中的赡养纠纷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推广公正赡养协议，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签分家（管）协议是我国城乡民间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样的协议一般会涉及父母财产分割、赡养、安葬，具有遗嘱性质，对子女有一定约束力。有的乡（镇）政府也规定在领取结婚证明时，新婚夫妇须与父母签订赡养协议，或为父母投养老保险，希望通过类似的办法解决老年人赡养问题。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民间签订的协议，还是由政府介入签的公证协议，积极作用都不容置疑。履行协议的毕竟是大多数人，不守协议或以其它借口而推脱责任的往往是极少数人，通过诉讼后，这些人基本上也比较主动表示愿按协议履行赡养义务。问题是，虽然这样的协议实用，但法律效力不足，使得不少协议流于形式，不得不通过诉讼方式来解决，而审判结果最后又还是回到协议上。因此，我们建议民间的分家（管）协议要逐渐过渡到公证协议上来，让政府机构从法律角度、履行现实性、合法性方面把关。同时，立法机关可根据这种协议的实际操作性，赋予公证赡养协议书强制执行效力。只要这种协议订立的程序、内容合法，当事人可以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免于繁琐的诉讼程序，以最经济的方式解决问题。

（二）审理赡养纠纷案件应注重精神安慰

在司法实践中，实现对赡养纠纷当事人的精神安慰，可促进纠纷解决，我认为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确立赡养纠纷案件调解必经制度。鉴于赡养问题辐射的社会面广，加之赡养纠纷愈来愈

多的现实，我们认为以多做调解为宜，不能简单地将“一步到庭”庭审模式适用于赡养纠纷案件。增加调解程序，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各方的对立情绪，减轻各方的精神负担，对被赡养人有利无害；

2、加强诉讼中宣传、教育工作。凡有虐待行为的赡养人，法庭应当首先对其进行教育，宣传法律规定，同时，根据民法通则中有关制裁民事违法行为的规定，责令赡养人具结悔过，当庭向被赡养人道歉，并书面保证以诚恳的态度履行赡养义务。在赡养纠纷案件中，一般不宜对赡养人采取罚款等强制措施，以免产生逆反、对抗心理，报复被赡养人，导致被赡养人受到更严重的精神伤害。

3、对有数名赡养人的赡养案件，法院在判决时，应根据当事人的平时表现，在一个判决中采取给付不同等数额赡养费办法，对有能力而拒养者，应允许判决其多出赡养费，不应当保持赡养费给付上的均等。对于与被赡养人关系相对融洽，主动提出与被赡养人生活的，可适当少量承担赡养费，以弥补赡养人精神上的付出。

4、加大并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利用精神需求物质补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给予被赡养人精神上的安慰。

5、建立赡养纠纷案件减免诉讼费、巡回审理、律师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及基层组织协助执行制度，实现赡养纠纷案诉讼渠道彻底畅通。

（三）赋予法院据赡养能力裁判赡养费用及增长比例

赡养人的赡养义务是否均等，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现实生活中，子女在赡养父母上做到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既然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那么法院的权力只是强制当事人履行义务，而义务应当是平等的，是否愿意多付出那是当事人的权利。据笔者调查的安阳县人民法院在办案过程中就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当事人不仅对法院裁决不同等赡养费提出上诉，甚至向办案人员诘问：“哪条法律规定我就该多承担义务？你找到法律根据我就服判”。当事人的不解和不服，易导致执行上的困难，致被赡养人陷入比起诉前更困难的境地。因此，从立法上规定法院对不同当事人可以作出不同等数额的赡养费给付义务，是必要的。其次，社会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一定期间内是确实存在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消费水平，大多数情况下是逐年有所提高的，而裁判的特点之一是它的“稳定性”。如何以稳定性裁判来反映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在审理案件中，有的纠纷就是为追加赡养费数额而提起的诉讼。笔者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允许法院参照当地一定时期内统计资料载明的生活消费增长比例，确定赡养费给付增长比例。一可最大程度减少追加赡养费诉讼的出现，减少诉累；二能消除老年人生活长期原地不变，甚至倒退，而与社会整体生活水平日益进步的矛盾现象。至少，可以缩小两者之间差别。

（四）建议赋予儿媳（女婿）法定赡养义务

现行婚姻法第十五条三款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或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继承法第十条一款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第二顺序人不继承。第十二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从法条规定可见，儿媳（女婿）对公婆（岳父母）没有法定赡养义务；同时儿媳（女婿）对公婆（岳父母）也无继承权，或者说继承权是受严格限制的。上述规定合理性值得探讨。第一，与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不相谐。现行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因此，夫妻任何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无疑属夫妻共同财产。而司法实践中，界定夫妻共同债务、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因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因生产经营所负的债务、夫妻双方或一方因治疗疾病所负债务、抚养子女所负的债务、赡养父母所负的债务等。从这

些相互关联的法条具体规定上，笔者认为有逻辑矛盾：一方面，儿媳（女婿）没有继承权，对公婆（岳父母）没有法定赡养义务，另一方面则又相反，有关共同财产取得规定上，无形中又赋予了她（他）们赡养义务和继承权。第二，现行的一些做法，如有的乡镇政府推行新婚夫妇与父母签订赡养协议、为父母投养老保险等，实际已经为儿媳附加了赡养公婆的义务，从法律角度上说这种做法是不合法的，因为儿媳没有赡养公婆的法定义务。第三、现实生活中，儿媳（女婿）在赡养问题上的作用非同小可。“一个女婿半个儿”，如此类的俗语，最为大众所接受。我们评价文明和睦家庭的标准，无疑婆媳、翁婿关系都是重要的砝码。而在赡养纠纷中，儿媳尽管站在幕后，但这个潜在的主角，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在笔者调查的安阳县人民法院所办的案件中，近四成反映儿媳会参与拒养、殴打公婆，是引起纠纷的主要责任者。多数人认，儿媳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笔者认为，赋予儿媳（女婿）对公婆（岳父母）财产继承权，并规定她（他）对公婆（岳父母）的法定赡养义务，符合我们长期以来的伦理道德观念及现行共同财产取得制度。在家庭仍是主要养老义务承担者的大环境下，有助于加强家庭亲属间的关心、爱护及亲合度，最大程度发挥家庭养老功能，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现象的承认。同时，独生女子即将登上赡养老人舞台后，这样的规定更能体现出社会经济生活、家庭关系的特点，更符合各方利益。

（五）建立代位赡养制度

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城乡卫生条件改善及生活环境好转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平均寿命有所提高。在审判实践中，发现了比较有特点的“以老养老”案例。即：赡养人与被赡养人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在这些案件中，被赡养人无法以自己也需别人赡养提出抗辩，这种抗辩显然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因履行赡养义务是法定的义务。但客观上又确实存在这样的难题：赡养人本身就是需要他人赡养者，如果强制性判决赡养人尽赡养义务，十分不尽情理，这样的判决无法得到履行。尽管目前此类现象还不甚太多，但这类现象将逐渐增多的可能却是无可争辩的。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赡养人年龄，即规定赡养人到一定的年龄阶段，可以免除他（她）的物质赡养义务，追加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代位赡养人，替其父母尽赡养义务。

（六）多调少判，加大调解工作力度

通过调查笔者认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老人是每个公民都明晓的义务。一旦老人状告法庭，子女难负重堪，心理上与父母形成强烈的对立情绪。判决败诉后，背上道义和法律上的双重负担，致使判决难以顺利执行，既便强制执行，原、被告双方也难以从心理上消除隔阂。不如以调解方式结案，双方互相谅解，和睦善待，重归于好。在庭审方式上要讲究灵活性。比如在田间地头、家庭等小范围内开庭，这样影响面较小，便于化解矛盾，社会效果更好。

（七）适当加大对虐待、遗弃罪的刑罚力度

现行刑法对虐待、遗弃罪的规定，基本上是沿袭了旧刑法的规定，并未作实质性变动。相反，一些规定如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的操作甚至倒退。以虐待罪为例，构成犯罪须情节恶劣，致人重伤死亡的，最高刑只有七年，而且告诉的才处理。与目前赡养问题严重性相比，这样的规定实在过于“软弱”，起不到威慑作用，特别是告诉的才处理，几乎把虐待、遗弃罪片面性比率降为零。近年来，披露的一些虐待、遗弃案件罪行之所以发展到令人发指程度，与刑法对这些罪行规定的刑罚过低不无关系。正因为如此，大多数老年人表示：不打官司，告了没有用。与此相反，我国古代历来无不将“不孝”列为重罪惩治。以唐律为例，唐律规定了十种不赦大罪，其中一项就是“不孝”。凡子女不能善事父母者，其罪行之严重与危害统治者统治地位、生死存亡的谋反、谋逆、谋叛等相提并论，为“常赦所不原”的大罪，并不得享有议、赎、减、免等特权。笔者提及于此，只想说明刑罚惩罚上确实存在不力的问题。另外，赡养裁判与一般民事给付判决不大一样，赡养裁判给付周期可能是10年、20年之久。

多数赡养人在法院下达裁判之初会主动按裁判执行，但时间一长，拒不履行的现象就多了，哪怕强制执行也难有成效。这是目前大多数法官最不愿意承办赡养纠纷案件的原因之一，而现行刑诉法将“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操作程序作了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执行难”的现象波及到了赡养纠纷执行上。因此，对与赡养相关的刑罚幅度适当提高，实有必要。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赡养问题，必须加快推进社会养老保障金制度。我县统计资料表明：在现有的10万人口中，91%生活在农村，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进、医疗卫生保障条件的改善和小城镇建设的加快、农村人员逐渐向城镇集中的20年后，城镇家庭中独生子女将达到95%，农村也将达到60%以上，独生子女将真正登上养老舞台。届时，一对夫妇赡养4位甚至6位老人的现象将大量出现，赡养问题将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问题。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为人们普遍认同，夫妇抚养子女的负担大大减轻，家庭收入中用于自身养老的投资作为一项固定支出项目必将为人们所重视，逐步由养儿防老转变为自已养老，实现养老问题的社会化。同时，国家也应从公民纳税收入和养老保险手续中拿出一部分完善公益性专业养老院和老年人康复护理服务机构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分工，减轻子女赡养压力，逐步形成养老社会化、专业化、产业化，实现子女以精神赡养为主、具体养老事宜由专业老年人服务机构承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最终彻底解决家庭赡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①《中国老年报》2003年5月17日第3版。

②《闪光的足迹》，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

（二）》。

⑤《中国法制史》，蒲坚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篇2：湖北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当前，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多，使维权护老成为新世纪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而在老年人群中，农村老人约占80％。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农村老人老有所养的问题，比城镇老人更为艰难。

一、生活特点

从**镇的实际情况看，农村很多老人的晚年呈现出不同于城镇老年人的生活特点。生活条件较差，生活方式单调，农村老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有四种，即三世同堂型、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三世同堂型即老人与子孙共同生活，生产生活中的事物主要由子女、儿媳决定，老人除干点家务活帮助照看孩子外，别无其他活动，生活比较单调；不分不离型是指老人与子女虽没有分家，但是不与子女一起居住，生活费用由子女供应，这种类型的老人在子女少的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分担赡养型主要集中在多子女的老人家庭中，子女按比例分担老人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及日用品，老人也不与子女一起生活；独自生活型是指单身老人或老年夫妇单独生活，生活费用由自己承担，责任田里的重体力活由亲朋好友或子女帮助，这种类型的老人既有孤寡老人也有多子女或单子女的老人。许多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的老人大多居住在村庄周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其生活条件普遍较差。老人生活要求低，渴望但不苛求精神赡养，与城镇老人呼吁精神赡养不同，农村老人虽然也希望儿女精神赡养，但相当一部分老人是只要生活有保障，不致挨饿受冻就很满足了，而不太注重营养保健、参加娱乐活动等。

生活来源单一，完全依赖子女 农村老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极少，他们中很多人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后，生活只能依赖子女，没有其他出路，这是农村老人与城镇老人的一个显著区别。

二、造成农村老人生活艰难的原因

1、子女间非正常攀比，使老人生活无着落。从调查的情况看，多子女家庭互相推卸赡养责任的纠纷案件约占全部赡养纠纷案的80％以上。如***村78岁的张某有3个儿子，都已成家独自生活，老人自己则住在旧草棚里。原来兄弟3人商量好每家都拿出一定的粮食赡养老人，可后来老二以父亲在老三结婚时花的钱比给他的多为由拒绝赡养老人；老三媳妇则以结婚时老人怠慢了娘家人为由也不尽赡养义务。老大开始

按时给老人送去生活费和粮食，后见两个弟弟不尽义务，也停止供应。老人遂把3个儿子告上法庭，法庭判决老人胜诉后，儿媳们则以老人败坏他们名声为由，仍不尽义务，甚至发展到打骂老人，最终张某只能一人寄居在一间破屋内独自生活，靠乞讨为生。

2、农村社会养老体制不健全，养老方式单一落后。绝大部分老人至今仍靠子女扶养，他们年轻时扶养子女，为子女上学、结婚耗尽了全部积蓄，有的老人甚至把住房也全部让给了子女。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体制不健全，老人大多没有经济来源，到年老时在经济上便完全受制于子女，致使有的子女特别是个别儿媳视老人为负担，老人在家里经常受气。

3、部分子女道德伦丧，只知向老人索取，却不愿回报老人。有的儿媳视娘家人为自己人，公公、婆婆为外人，“内外”差别大，不赡养甚至虐待公婆，有的儿子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使父母饱受委屈。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以来**镇诉讼到法院的虐待老人案件达10件，而实际上没诉诸法律的虐待现象远大于这个数字，因为很多老人即使受到虐待也往往采取迁就忍让的态度，造成隐性虐待较多。

农村养老问题严重干扰了农村的正常生活秩序，影响了社会安宁与稳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因此必须正视这一问题。

三、处理农村赡养案件的具体做法

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老龄化程度已明显提高，赡养老人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只有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赡养纠纷的发生。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提倡农村青年为自己和老人参加养老保险，使农村老人减轻对子女的物质依赖程度。从长远的观点看，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使老人安度晚年，将是解决农村养老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加强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赡养纠纷案件在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此类案件涉及人身、财产、社会等方面的关系，应当引起重视。应广泛特别在农村大力开展法律宣传教育，使群众了解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认识到赡养父母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是法律规定的责任，子女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赡养老人。

三、搞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在全社会提倡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建立团结和谐的农村家庭关系。当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农

村，子女仍将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必须将敬老爱老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渗透到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四、充分发挥基层职能部门的作用，使赡养纠纷及时得到解决。村委会、调解委员会、司法、民政、妇联等组织要形成共识，深入基层，经常关心过问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引导教育老年人参加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主动帮助解决老年人的家庭矛盾纠纷，使老年人的赡养纠纷及时得到解决，为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提供更多的条件。**镇司法所积极介入协调处理老年人赡养问题，如：**村廖某70多岁，家中有一儿一女，根据农村习俗，老人多归儿子抚养，但其儿子在外地打工，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女儿就嫁在本村。因为观念，女儿家庭条件虽然不错，但是从来不过问老人的生活，甚至一斗米都从来不曾给过老人，致使老人在家无人问津，就是生病也没人知道。镇包村干部得知此事后，遂通知我所，我所干部立即介入此事，到老人家中，对其女儿进行思想教育：哥哥虽然每年定期有给父母亲寄钱，但是常年不在家中，家中的老人的起居还是必须由你照看一下，坐视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父母亲是你们兄妹的，赡养责任是大家共尽的义务。经过我们的说服教育，女儿态度得到了一定转变，老人现在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

五、依法养老。目前，关于保护老年人权益的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婚姻法、刑法、民法通则等法规中都有专门的条款，国家还专门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不尽赡养义务的人可以视情况追究其民事和刑事责任，从而为农村老人依法养老打下了法制基础。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让全社会了解保护老年人权益的重要性，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人更应学法懂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司法所积极为老人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服务、法律援助。

篇3：湖北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 加之独生子女的普遍化、家庭的微型化, 尊老、敬老的观念越来越淡漠, 爱老、养老的观念在逐渐弱化, 在一些家庭, 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 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影响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在这种新形势下运用法律手段加强老年人权益的保护, 减少乃至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已显得日趋紧迫。

1 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

1.1 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 我国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0年底, 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达到1.78亿, 占总人口的13.26%。据预测, 到202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2055年前后达到峰值4.87亿。

与此同时, 目前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超过2000万, 失能、半失能老人约3300多万, 困难老人数量增多, 对社会照料的需求日益增大。但现实情况是目前我国平均每个家庭只有3.1人, 家庭微型化加上人口流动性的增强, 使城乡“空巢老人”大幅增加, 家庭养老功能明显弱化。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家庭结构的变化, 使老年人权益保障显得尤为迫切。

1.2 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是减少侵害老年人权益事件的迫切需要

1.2.1 侵害老年人的财产权。

近年来, 直接或间接占有老年人的现金、房产、储蓄、债券、文物、抚恤金等, 已成为侵占老年人财产的一种趋势。在这些子女侵害老年人财产的案件中, 有的因老年人未向子女索要借据, 打官司时因手中没有借条而取证艰难;有的则是子女以赡养老人、照料生活为借口, 擅自变更产权, 从而攫取老人财产;有的则是威逼利诱老年人订立遗嘱, 侵占老年人的财产。

1.2.2 侵害老年人的人身权。

现实生活中侵害老年人生命健康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有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长期慢性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有子女不但对父母不闻不问, 更有甚者虐待他们, 甚至将他们遗弃, 直接侵害了他们的生命健康权。同时对于老年人再婚权, 子女不仅不支持, 更有甚者设置重重障碍阻止老年人再婚, 严重侵犯了老年人的婚姻自主权。

1.2.3 侵害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权”。

近年来, 老年人维权又出现了一些新鲜事:一是, 长期不探视老人。一些晚辈虽然付给老人一定的赡养费, 但是他们或者有意孤立老人, 或者由于生活工作压力导致长期不探视老人, 使老人处于孤独、凄惨的境地;二是, 对老年人实行人格歧视。有些老年人不仅在吃穿住用等方面受到低于其他家庭成员的待遇, 甚至在在言谈举止中受到贬低和指责, 感情交流上受到冷落和漠视, 等等这些都使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成为一句空话,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1.3 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是落实老年人权益保护规定的重要举措

我国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宪法》、《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及《刑法》等重要法律、法规。在这些法律、法规中, 都对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例如:

1.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禁止虐待老人”。

1.3.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条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 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1.3.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 情节恶劣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抚养, 情节恶劣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这些法律的规定为老年人权益的保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1.4 加强老年人权益保护是提高老年人法律保护意识的重要目的

老年人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 也是导致其权益受到侵害的重要原因。现实生活中, 侵害老人人身、财产权利的事情常有发生, 遗弃、虐待老人的违法行为也不时出现, 但是请求法律援助、司法救济的老人却占少数。究其原因, 一是, 法律意识淡薄, 自我保护意识差。有的老年人对法律知之甚少, 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 更谈不上去付诸法律维护其合法权益。二是, 思想观念陈旧, 拒绝诉诸法律。一些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他们往往不愿意诉诸法律, 因为怕家丑外扬而选择忍气吞声。因此, 提高老年人的法律保护意识, 有利于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2 加强老年人权益的法律保护

2.1 完善立法工作, 使老年人权益保护有法可依

各级立法部门要根据现实情况, 加快地方性法律立、改、废的工作步伐, 加快配套法规立法工作, 依法制定出台更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具体实施细则等, 尽快使《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所确立的各项法律法规具体化, 实现老年维权制度化和法律化。

同时要对现行刑法进行修改, 适当加大对虐待、遗弃罪等的刑罚力度, 加大刑法的保护力度。此类如虐待、打骂、遗弃等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 要允许其在一定的条件下转为公诉案件, 使公安、检察机关及时介入, 并提高此类犯罪的法定刑, 以使此类严重侵害老人人身权益的行为及时得到法律的有效惩处。

2.2 开展普法宣传, 营造尊老爱老的法治氛围

各级政府要把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宣传工作列入年度宣传工作计划, 充分利用市、镇 (街道) 、村 (社区) 三级法制宣传网络平台, 利用“12.4”全国法制宣传日、重阳节、中秋节、春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深入农村、社区、敬老院、老年公寓等, 积极与新闻媒体、广播电台联手, 通过以案说法、现场问答或法制图片展览等形式, 加大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民法》、《婚姻法》等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增强老年人的法律意识。

2.3 拓展法律服务, 多渠道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加强老年人权益的法律保护, 要进一步加大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法律服务力度。把市、县、镇 (村) 法律援助中心作为老年人三级维权网络, 围绕老年维权工作, 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 加强民间纠纷的集中排查调解工作, 对可能发生的涉老纠纷苗头, 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对已经发生的涉及老年人权益的婚姻、继承、赡养等纠纷及时进行调解。同时, 通过诉讼代理、非诉讼代理、解答法律咨询等工作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 多渠道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2.4 加强司法保护, 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要进一步加强老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各级法院在审理老年人权益纠纷案件之前, 要加强调解工作, 认真、细致、耐心地向双方讲解相关的法律法规,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使双方各让一步, 握手言和;即便对于不能在审理前达成调解协议的, 也尽量以调解方式结案, 最大程度降低各方的对立情绪, 减轻各方的精神负担, 使双方互相谅解, 和睦善待, 重归于好。同时在庭审方式上要讲究灵活性, 不必拘泥于严肃严格的审理方式, 可以选择在田间地头、家庭小院等小范围内开庭, 同时可以简化审理程序, 这样影响面较小, 双方心理压力小, 便于化解矛盾, 社会效果更好。

篇4：浅析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合适成年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一、采取以羁押为例外的合理强制措施

联合国《北京规则》规定，“未成年人羁押等待审判仅应当作为不得已的手段使用，而且时间尽可能短，如有可能，应采取其他方法。”根据办案实践，因为本地未成年人有监护条件，便于监督管理，只要其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就可适用，但对外地未成年人，哪怕其罪行轻微无逮捕必要但因无保证人或交不起保证金，或者异地帮教有困难，导致办案部门心有余悸，出于减少麻烦起见对外地未成年人干脆羁押了事，一般都采取逮捕措施，据不完全统计，过去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批捕的人数一般要占到移送起诉人数的95%以上，但逮捕后的未成年被告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法如拘役、单处罚金、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并适用缓刑的情形大量存在，而未成年人在羁押场所容易交叉感染，学习新的犯罪知识方法，狱后未成年犯易受到社会上的歧视，难找工作，对社会产生敌对情绪而重新犯罪，导致恶性循环。出于人道关怀、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同时有效控制重新犯罪，有必要审视检讨先前惯常做法，转变理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谨慎选择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合理采用取保候审措施，以不捕为常态，以逮捕为例外，尽量少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以应当适当、稳妥、谨慎地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率，兼顾对外地未成年嫌犯的平等保护尤显重要。具体是做好对未成年嫌犯的社会调查和建立风险评估和管理机制。对未成年嫌犯进行社会背景调查，综合调查家庭情况、个人成长学习经历、生活方式、性格特点、爱好、心理特点，广泛走访、听取家长、学校、居委会等的意见，确认该未成年人是否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大，是初犯偶犯，有认罪悔罪态度，监护人能有效管束他（她），能否脱离以往的不良社会环境，有无退赔退赃情节，并考虑其社会危险性，评估是否会重新犯罪，是否会有逃跑、隐匿罪证、干扰证人作证、翻供串供等妨碍诉讼的行为，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对未成年人尽量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二、建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规定》规定讯问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时，根据调查案件的需要，除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未成年人的家长或教师到场，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应规定是“可以”通知未成年人的家长或教师到场。两者部门规定不一致，参与人的范围也局限在父母、监护人和教师间。若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时未找到此成年人，那么对未成年人能否采取其他什么救济手段法律则无相应规定，且无配套的监督措施。在办案中此情形通常出现在外地未成年人身上。在涉案外地未成年人接受讯问时，由于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居住流动性大等客观原因，其父母、监护人和教师无法对其尽可能早地提供法律帮助。但我国加入的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公约》和《北京规则》里面，明确规定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入刑事诉讼的合适成年人的参与制度。调查发现，外地未成年人到案后往往对自己的年龄问题提出异议。因为户籍管理混乱、计划生育登记不规范、人员流动性大、取证困难等原因，未成年人的年龄难以查实。而通过合适成年人参与，例如通过其亲朋、工作单位负责人等的参与，排除人为伪证现象，司法机关可在最早的时间内，不偏不漏充分调取各种证据，确保查实每一个外地未成年人的年龄证明材料，避免在刑事责任年龄上出错案。

三、推行分案起诉制度和简约诉讼原则

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社会阅历等方面跟成年人存在着差异，有量的区别，更有质的区别。在共同犯罪中，成年人在主观恶性程度、作案动机、犯罪情节、手段等上往往比未成年人严重。若一并受审，虽一般为不公开审理，但法庭设置、庭审气氛比较庄严浓重，易造成未成年人心理负担；在法庭上成年人若对犯罪事实推委翻供，就公然教唆未成年人也跟风，影响未成年人本身的认罪悔罪态度；另外共同犯罪一般同案犯多、诉讼参与人如律师多，名义上为不公开审理，但实质变成变相公开或半公开审理，关于对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容易被扩散到社会上。以上不足处需要办案部门对此案件，从对未成年人贯彻彻底挽救、区别对待的角度出发，适用分案起诉制度。虽然此势必会加大承办人员的工作量，但这的确有利于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虽累但可为。为了防止诉讼期限过长，人为暂搁案卷，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诉讼成本，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时要快速结案，缩短诉讼期限，厉行简约诉讼原则。对未成年人不捕而直诉的案件，密切关注，要求公安机关尽早侦查后移送起诉，防止不必要的拖延。

四、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近年来，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时有发生，譬如对未成年人进行杀害、伤害、强奸、猥亵、抢劫等，此类犯罪严重影响了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健康。被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是弱势群体，应该比未成年嫌犯得到相同或更多的关爱和帮助，但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一直未受到实践界足够的重视。“重被告人轻被害人”的现象客观存在，尤其被害人的某些权利在诉讼中得不到应有的维护。因此在诉讼中对未成年被害人维护权益要更加注重。如在对未成年被害人询问时，尽量作到其法定代理人在场，消除心理压力；保证未成年被害人依法获得民事赔偿，及时解决医疗费用等经济困难；保护他们的隐私、名誉权，避免泄露到社会上；极力避免在诉讼过程中使被害幼女、少女受到第二次伤害；可能的话运用公力救济的方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在心理、学习、工作中做到“亲情”帮助，防止犯他们“恶逆变”，建立被害人及其家属对法律的信任等。

五、构建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各方面包括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应紧密结合检察职责，保持发扬好传统，集中精力，新辟预防的着力点。一是开办家长法制学校。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摇篮，父母是第一个启蒙老师。办案证明，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家庭环境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必要保障。通过学生、家长、检察官面对面的交谈、联系、反馈，有助于让家长们增强法制观念，知法、懂法、守法，督促家长加强自身素质修养，端正育儿观念，创造和睦的家庭氛围，注意跟孩子的交流沟通，并以身作则，使子女不违法犯罪。二是以独生子女为主体开展学校预防。未成年人的人格形成、品德培养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跟学校教育密切相关，学校预防很重要，学校预防要始终加强学校内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增加法律课程的比重，作好双差生的转化和问题学生的针对性教育工作，增强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培养求知欲，绝不把他们推向社会。三是净化学校周边的社会环境。鉴于学生被不法侵害的比例较高，学生爱上电子游戏厅、上网吧等文化娱乐场所，浏览不健康不文明网页的情况比比皆是，需要公安部门、文化管理部门对学校周边环境加强整治力度，尤其是对矛盾突出、家长反映强烈的网吧问题常化检查，以切实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和谐奋发的发展环境。

作者简介：

方卉，女，江苏扬州人，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市人民检察院。

篇5：湖北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2014年6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布《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其中，禁止“啃老”条款引起社会热议。有人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法律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用立法的方式来解决“啃老”缺乏现实操作性，禁止“啃老”入法不如入心。相关部门更应该从社会保障机制和关心关怀上下功夫，营造良好的赡养老人的社会氛围。同时，扶持和引导那些暂时不能够自力更生的成年子女，让他们能尽快摆脱“啃老”状态。

【标准表述】

[“啃老”现象具体表现]

一、父母主动“被啃老”

在少子老龄化、空巢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一些父母宁愿在经济上多付出点，不要成年但未婚的儿女交伙食费，也希望孩子能和自己同住，这种主动“被啃老”的行为背后却有空巢父母对亲情的渴望和成年儿女对父母的情感支持和精神慰藉。

二、迫于无奈的“啃老”

在现实生活中，啃老者未必愿意啃老，而是迫于无奈。例如，残疾人由于丧失了劳动能力被迫依靠父母生活，这种啃老实非当事人所愿。我国有8000多万残疾人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年残疾人口是不得不依靠他人、依靠父母的。

又如大学生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待业在家或者暂时失业了，也要靠一下父母。现实生活中，甚至一些留学归国的年轻人因为价值观的差别迟迟找不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只好暂在家中依靠父母。这段时间的“啃老”也是迫于无奈的，胸怀壮志的“海归”们也想有朝一日龙入大海、鹰击长空、一偿夙愿。这种“啃老”可以理解为父母对成年儿女不计较的经济支持。在父母之爱的支持下，儿女也许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做得更好。表面看是“儿啃老”，实质是“老助儿”。

三、恶意“啃老”

好吃懒做、饭来张口、蹉跎岁月的“恶意啃老”行为，这是道德上有缺陷的行为，是需要规劝、引导和教育的。这样没有志气的年轻人可能还不少，父母有苦难言。常见的是成年儿女自己不做饭不刷碗不扫地，到父母家蹭吃，儿女轻松父母累。将父母当“长期饭票”的做法一般不为父母所赞赏，甚至因此激化矛盾，亲子反目，这是经常“啃老”的成年儿女需要反思的。

[参考对策]

第一、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的扶助制度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将养老服务设施纳入城乡社区配套设施建设规划，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日间照料、疾病护理与康复等设施和网点，就近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第二、给失能特困老人发补贴

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应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无偿提供供养和护理服务;优先保障经济困难的失能、高龄等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对经济困难的孤寡、80周岁以上独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由当地政府逐步给予养老服务补贴。对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当地政府给予护理补贴。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建立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

第三、引导开发代际亲情住宅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统筹规划适宜老年人的生活、卫生、文化、体育、娱乐设施建设，完善老年服务设施建设标准。鼓励建设老年宜居社区，引导开发老年宜居住宅和代际亲情住宅，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

第四、老年人有权对“啃老族”说不

针对“啃老族”这一现象，修订草案也做出应对：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成年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无业或者其他理由索取老年人的财物。

另外，老年人自有或者承租的住房，任何人不得侵占，不得违法改变产权或者租赁关系。老年人与子女或者其他亲属共同出资购买、建造的住房或者共有的住房在调换、拆迁、改建后，老年人可以通过申请房屋登记以共有的形式实现所有权以及其他权利。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使用老年人房屋的，约定期满应当及时归还，不得无故拖延。

第五、扶持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养老机构及从业人员的政策、待遇是制约养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此，修订草案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实行就业创业扶持，逐步建立民办养老机构护理员特殊岗位补助制度，提高养老服务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吸纳就业困难群体就业，符合条件的，给予相关就业补贴。

[延伸阅读]

欧洲的“啃老族”

希腊：老年人成家庭中流砥柱

希腊民众的家庭观念很强，“啃老族”也不在少数，由老人支撑的家庭结构抗压能力强。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希腊社会的这一特性恰恰成了希腊人克服危机的主要因素，也是希腊平民生存下去的希望。

在希腊，老年人依然是社会中一股活跃的力量，尤其在维护家庭生活的稳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希腊传统家庭结构中，爷爷奶奶一直发挥着照看孙辈的顶梁柱作用。而对于没有结婚的人来说，他们常常吃住在父母家，房租和饭钱也就省下了，“啃老”也很自然。因此，尽管年轻人工资不高，还是有闲钱去咖啡馆消遣。(关注微信号：yy_offcn)

西班牙：欧洲最牛“啃老族”

传统上，西班牙人的家庭观念也很强，“啃老”在西班牙也是颇为普遍的现象。受经济衰退冲击最严重的年轻人能够临危不惧，也正是因为家庭给他们提供了一张安全网。但是，能啃老，也给西班牙年轻人的进取心带来了很大影响。

篇6：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中央领导同志又提出了“建设和谐社区”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的宗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区建设是基础。

近年来，在社区建设中，古城街道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大力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积极整合社区资源，健全服务网络，创新服务方式，拓宽服务领域，强化服务功能。尤其在基层老年维权工作、提高为老年人服务水平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05年4月29日，在市、区老龄部门指导和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西路南社区创建了全区第一个社区老年维权工作站。

老年维权站成立两年多来，坚持以普法宣传为先导，以切实帮助老年人解忧烦为宗旨，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区为目标，先后成功解决涉老侵权案例6起。这项工作的开展，搭建了司法、公安和律师部门参与社区老年维权工作的平台，加大了社区老年维权工作力度，提高了居民群众依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识，营造了社区尊老敬老氛围，促进了地区法制化建设，受到老年人的好评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肯定。

一、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把老年维权工作纳入社区工作重要日程

维护老年人权益是社区老龄工作的内容之一，也是工作的难点之一，在党和国家大力加强老龄工作，积极倡导尊老、敬老、爱老、养老社会风尚的情况下，广大老年人在家庭的照顾和社会的关怀下，生活快乐幸福。

古城街道西路南社区有居民964户，1918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323人，占社区总人口的17%。在社区里，一些老人因丧偶、子女下岗等原因，日常生活困难；一些老人遇到了只图老人财产不尽赡养义务的不孝之子，晚年生活凄惨；还有的老人碰上了不懂礼貌的邻居，争吵纠纷不断。随着社区老年人日益增多，面对侵害老年人利益情况时有发生而老年人又普遍缺乏维权意识的情况，社区居委会感到维护老年权益是社区的责任，但又苦于居委会人员少，法律知识也不足，对于一般涉老纠纷只能是以和为贵，对双方加以劝解，遇到混不讲理的，还常常挨骂，因此，老年维权工作力度薄弱。2003年，市老年维权中心组织有关部门来到西路南社区开展送法进社区活动，专业司法人员通俗易懂的讲解，打开了老年人郁闷的心扉，也给了居委会干部极大的启发，就是请司法部门协助，消除社区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提高社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水平，满足老年人维权服务需求。

二、积极争取司法部门参与，努力构建社区老年维权服

务体系

加强社区老年维权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究竟要采取什么形式？制定哪些制度？怎样开展活动？在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做法可借鉴的情况下，西路南社区经过认真筹划准备，确定建立“社区老年维权工作站”。

1、求真务实，构建切实可行的工作模式。老年维权站在社区党委和居委会的领导下，实行以社区老龄干部主管，社区老年人协会参与，北京王玉梅律师事务所、街道司法所、派出所参加的社区老年维权工作模式。明确了各单位的工作任务和责任，老年维权站下设老年维权监督队、涉老纠纷调解队、法律咨询服务队、法律援助服务队四支队伍。老年维权监督队由社区法律维权志愿者担任，负责了解掌握社区维权工作信息，以便早发现早处理。涉老纠纷调解队由社区民调委员和社区老年协会组成，负责调解涉老纠纷，使老年人的事情及时有人管。法律咨询服务队以王玉梅律师事务所为主，根据老年人的具体事由，义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法律援助服务队由街道司法所、古城派出所承担，负责对有困难的老人提供法律援助和维护老年人人身财产安全。

2、建立工作制度。老年维权站制定了六项工作制度：

1、老年人来信来访和基本情况登记制度；

2、利用社区板报、橱窗，开展经常性老年法律知识宣传制度；

3、组织尊老互助活动制度；

4、协助司法部门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制度；

5、与空巢老人亲属的联系和陪伴服务制度；

6、特困老人生活救助制度。

3、公开工作承诺。老年维权站首先开设了一条社区老年维权服务热线电话，做到老年人有问必答，态度热情；其次，为每位老人制作一个法律爱心联系卡，公开老年维权站的服务内容和联系方法，并请老年人和社区群众监督；第三，对空巢、孤寡、低保、行动不便的老人实行专人负责、定期上门服务。

三、以开展法律宣传为基础，增强老年人自我维权意识，促进社区居民学法、知法、懂法、守法

1、广泛开展法律学习和咨询服务活动。维权站定期开设法律课堂，开展法律知识讲座咨询活动，宣传老年法律法规。如：请社区志愿者、首都师范大学法律专业学生为社区的老年人讲解《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赡养与抚养，财产继承等问题；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离休干部刘敬之以现实生活中的案例，结合法律知识，指导老年人要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同时，先后两次邀请北京王玉梅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在社区内举办了法律咨询服务活动，律师面对面与社区老年人座谈，解答老年人提出的侵权问题，并发放法律宣传资料180多份。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会人数200余人，咨询案例30多件。通过这些活动，使居民们学到了法律知识，提高了维权意识。

2、加强老年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为做好老年维权站工作，在社区内建立了3个固定宣传橱窗，每个楼门都设有宣传栏，利用这些宣传阵地定期张贴宣传材料，为老年人和社区居民学习法律知识创造方便条件。同时还举办形式多样的学习宣传活动，比如每季度组织一次维权站工作人员法律知识培训，提高大家做好维权工作的能力。举办社区老年法律知识竞赛，活跃老年人生活并营造社区学法氛围。邀请区消协、区工商局的同志到社区举办“消费者谈维权”活动，讲解如何辨别假冒伪劣商品，为老人免费测试食盐的质量等项目。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同时也提高了社区老年维权站的信誉。

3、积极开展“睦邻友好工程”和评选敬老先进家庭活动。在广泛开展老年法律宣传的基础上，在社区大力提倡“睦邻友好工程”。即由社区干部包楼、楼门组长包楼门，社区党员、志愿服务人员包户，让困难老人和“空巢”家庭老人户户有人管，事事有人帮。通过这些工作，居委会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老年人的维权需求和生活情况，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社区的关心和温暖。同时，在社区居民中开展“尊老敬老好儿女、好儿媳”评比活动，经楼门组长推荐，社区居民代表会审议，对评选出的“尊老敬老好儿女、好儿媳”进行表扬鼓励，给他们戴红花、照光荣照，并在社区宣传栏展示，在社区树立尊老敬老为荣的理念。

四、以切实帮助老年人解决问题为重点，不断提高社区老年维权服务水平

西路南老年维权站以“居民利益无小事，老年人的事情争朝夕”为座右铭，不辞辛苦，不怕麻烦，千方百计帮助老年人解决问题。2005年5月，社区的李大妈反映楼前的洗浴中心每天凌晨常从烟囱里冒出黑烟，气味难闻，老人无法开窗通风。老年维权站的工作人员得知后立刻找到洗浴中心，并在城管部门的监督下加高了烟囱，可是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维权站又反映到区环保局，在区环保局的干预下，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事后，李大妈再次来到维权站，高兴地说“现在有替我们做主的地方了”。

财产继承问题是老年维权案例中最多的问题。社区76岁的刘大妈和刘大爷14年前再婚，老两口多年来相依为命。2004年8月刘大爷去世后不久，刘大爷的儿子找上门来将刘大妈的东西从屋内扔出并和老人发生争执，老人只得另租房安身。无奈之下，刘大妈找到社区老年维权站，诉说自己的遭遇，希望得到帮助。维权站的同志通过调查走访，得知刘大爷和刘大妈再婚后一直居住在此，刘大爷的儿女既不在身边又没有尽赡养和慰籍的义务。于是维权站的工作人员向她讲解《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告诉她：“老年人有依法继承配偶的遗产和接受遗赠的权力。老年人承租的房屋，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挤占，不得擅自改变租赁关系。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房，不得强迫老年人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刘大妈的心里有了底。后来，社区民警和调解员又多次上门做工作，可刘大爷的儿子不仅不听劝诫反而变本加厉，气得刘大妈经常有家不能回，独自一人在外一坐就是一整天。为了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老年维权站工作人员帮助刘大妈向法院提起诉讼，2005年6月法院判老人胜诉。刘大妈重新搬回居住了十多年的住处后，激动地说：“是社区老年维权站给我指明了路，为我撑了腰。”维权站成立以后解决了类似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6起，各种纠纷20多件，分别在北京晚报、石景山周刊、新城区等报纸刊登。其他社区的老年人闻讯也前来咨询，老年维权站都热情接待并给与了积极的帮助。

“空巢”老人郭文英身体不好，因病致贫，生活拮据，老年维权站感到按照国家《老年法》的规定，郭文英老人需要得到社会的保障和帮助，便把她的情况反映给居委会。居委会又及时向街道民政部门汇报，为老年人报销药费1286元。老人住院期间，维权站的工作人员也经常前去看望，老人拉着大家的手，热泪盈眶地说：“你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古城街道西路南社区老年维权站成立两年多以来，争取了司法、公安、律师部门的支持，探索了社区老年维权工作社会化、网络化发展的途径，改变了过去社区老年维权工作人员少、力度小的状况，增强了社区干部做好老年维权工作的信心。同时，社区老年维权站用诚心、爱心和热心维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用真情温暖了社区老人和居民群众的心，用实际行动为老年人解除了忧烦，也为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和法制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篇7：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关键词：完善平等人性维权

摘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十七大报告要求“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又对建设和谐劳动关系做出更多部署。由此可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格局中，保持健康、稳定、平等的劳动关系是我们实现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但是，怎样以法律的效益来更好的保护我们多达9.36亿劳动人口（此处指16~59周岁的适龄劳动人口数）的权益，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是广大劳动者正当利益真正得到实现的社会，也一定是劳动关系双方都能够共赢共荣的社会。没有健康和谐的劳动关系，整个社会的和谐就失去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建设和谐劳动关系不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更是促进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坚实保证。所以，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不仅要求建立完备的市场法律法规、社会信用体系、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合理的实现和安排。更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巩固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劳动用工机制，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增强就业稳定性和提高就业质量，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落实。这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94年7月5日，我国《劳动法》正式实施就是落实法律保护劳动关系的有力体现。此次颁布的《劳动法》共分为十三章，除第一章总则和最后一章附则之外，其余十一章都分别对就业、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工资、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劳动争议、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一一做出了详细的解释。J就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言，我国《劳动法》首先对“劳动者下了定义”：劳动者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得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依据法律或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的自然人（并不是所有自然人都是合法的劳动者，要成为合法的劳动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并取得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称之为“劳动者”。

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一直为紧绷着的劳动关系保驾护航，但劳动者权益的流失、破坏劳动关系发展、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因素却一直存在。家住江西的老张在南昌市一家工业园区企业当门卫，但并没有和企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03年1月，老张突然被辞退，且没有结算工资。老张多次找老板理论未果，因此只得向有关部门投诉。劳动监察部门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但企业矢口否认老张是其员工，老张也拿不出劳动合同和其他书面证据证明他与该企业存在劳动关系。老张对申诉结果非常不满意，但是证据的缺失，也致使即使法律有心保护，却也无心出力的结果。劳动者作为劳动关系一方合法权益屡遭侵犯，由于天生弱势群体的地位，使劳动者在面临自身合法权益每每受到侵犯时往往无能为力、或为了保住工作而不得不忍气吞声。

劳动者的权益在只有空洞的“保护伞”而缺少细致的“保护网”式的法律庇护下，是不能完全得到维护的。让我们忧虑的不只是劳动者自身维权条件的不足，还有相关机构职能的错位及其他与《劳动保护法》相关保障机制的缺失。所以，完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势在必行。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国的劳动合同制度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2008年1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有了《合同法》的实施，像老张一样的劳动者再也不用担心因没有劳动合同而带来的各种问题了。从农村来江苏打工的小王被机械厂录用，双方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一年后，机械厂以双方不是事实劳动关系为由，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小王终止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并不付与其最后一个月工资。与老张有相似经历的小王却并没有因劳动合同而无故被解雇。法院基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这意味着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一年内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即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非因法定事由，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同时，用人单位还要每月支付劳动者二倍的工资。小王因此维护了自己该有的权益。在实践中，大量的用人单位为了逃避社会保险等负担，降低用工成本，规避法律义务，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但从小王这个案件上来看，《劳动法》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保护显然是不全面、不充分的。而实践也证明：劳动合同制度的确立，对于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从《劳动合同法》颁布到实施的几年时间里，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不时传出有的企业强迫员工“自愿”辞职重签劳动合同的消息，有的用薪资待议、工龄归零、劳务派遣取代劳动合同等方式来规避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这些现象的发生，表明一些用人单位出于利益考虑，对《劳动合同法》还存在着误解误读或者阳奉阴违的态度。比如，有的人认为《劳动合同法》过分保护劳动者而有伤企业经营者权益。其实，这部法律以保护劳动者为出发点，目的是构建一个和谐、稳定、持续的劳动关系，实现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使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它在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保护了企业的长远利益。更有人认为《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无固定期限合同是养“懒人”的“铁饭碗”。其实，这是鼓励和引导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长期劳动合同，培养企业对员工的责任感和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而不是搞终身制。在许多国家，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已成为普遍的合同形式。如果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只要这些规章制度属于法律认可的范畴，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旗帜鲜明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具体内容中加大了对劳动者保护的力度，这在目前劳动者权益还得不到充分尊重的情况下，对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和增强劳动者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具有积极的意义，为构建与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劳动合同法》也为守法企业也创造了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促进企业长远健康发展，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方式提出了更高的法制要求，这是一个提高我国企业劳动生产率、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契机，也更加有助于企业把过去以低劳动成本为基本竞争手段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高创新能力为基本手段的发展模式。

近几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加快，企业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企业形式和劳动关系日趋多样化，劳动用工制度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关系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一些地区、行业和单位甚至相当严重，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有：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出现劳动争议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劳动合同短期化，劳动关系不稳定；用人单位利用自己在劳动关系中的强势地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劳动争议案件和因劳动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不断上升趋势。据资料显示，1995—2006年劳动争议案件从3.3万件增加到31.7万

件，增加了9.6倍。劳动关系领域出现的这种不和谐态势，不仅影响着劳动者权益的实现，也影响到企业的发展，给社会稳定带来风险和隐患。因此，无论是从法律自身完善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规范和协调现实劳动关系的角度来看，都迫切要求在劳动关系建立伊始，就从源头上把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纳入更严格规范的法律架构之中，以更大的力度矫正劳动关系的失衡失范，从根本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现今，我国除《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之外，《宪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工会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工伤保险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劳动者的平等和选择职业权、获取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劳动安全卫生权、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权、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权、依法参加工会和民主管理权、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等相关权利也进行了规定，为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提供了更多的法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