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逃离作文初三

关于逃离作文初三（共2篇）

篇1：关于逃离作文初三

有时候我会感到生活异常的令人浮躁，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更加浮躁甚者有些浮夸的社会里，我们已经少有人再去关注自己内心的平静了。

我们走到哪儿都是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手机、平板电脑，各种各样的车水马龙，有那么多瞬间甚者是有很长时间我觉得自己焦躁不安，也有痛苦和一些纠结，甚者想消失在这嘈杂的世界里，倒不是因为恐惧于承担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而是我找不到自己内心的平静，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忙碌且依然勇气十足的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是因何而活着，好像我需要照顾任何人的任何感受，可是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仿佛突然间我唯独不能热爱自己了，这时无论有再多的看起来是享受的事情都变的毫无意义，我突然恍然若失了…

佛家总讲究清净，道家总说要无为。我都喜欢，也于这嘈杂中努力寻得一处静心之所。有时候还挺想问问修佛修道之人，所谓清净究竟是哪种清净，无为又究竟应有何为?是否随时都能坐地是禅，见之为道呢?寒山拾得之问总觉得多少有些让人觉得软弱无力之感，世人毁之谤之皆无所动，那世人若是杀你呢，难道还要感谢此人助你步入西天不成?再推而广之如若不仅杀你，还要杀尽天下人，那就算你成了佛又有何用呢?难道代价便是杀人者一人真地狱，死灭者尽皆尘土之代价么?那这佛还用参么?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什么才是无为呢，什么都不做就算是什么都做了，怎么听起来突然有种意淫之感呢?那修道到底是想真正得道吗，如果不想是不是就是想了，想了是不是跟没想一样?好像这些并不取决于自己的有为无为，反倒有点儿随波逐流之感。那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难道算是得道了么，这么说是不是安提斯泰尼、迪欧根尼便是道之始祖了，而老子的身在青山，心有余念仿佛还逊一筹，即使两者也许没有什么可比性……

说到底到底什么才是身心意，什么才是法自然，这应该只有自己知道，倘若把外在的迷惑都加诸于心性，我们的人生自然也变的糊里糊涂，我不敢说古代的哲人都有其局限性，只是在想：当我们信奉某种主义的时候我们当真见到真我和所谓的真主义了吗?这在另一个侧面看来会不会也是一种逃离的自我欺骗呢?

凡俗社会中我们是何等渺小的一个凡人，可即时能逃的青山不闻尘烟，谁又能逃得过自己的内心呢?

想来我是更无大志的人吧，越来越有种趋于平静之感，只是我没能找到完全的自我，而当年曹公的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自然是对我这种人的一种自嘲吧。

生活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我希望无论时事物质如何变迁，我们都能发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

--/09/16 Lion随笔杂记

篇2：关于逃离作文初三

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份“逃离”的甘露却意外地变成了苦果。

有毒害的空气、拥堵的交通、昂贵的物价、人满为患的公共运输系统、巨大的工作压力⋯⋯尽管“北上广”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也曾经有人被迫逃离了这里，但当他们回到自己长期生活的二三线城市，过慢的生活节奏、可怜的工资、复杂的人际关系，又让他们极度不适应。于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南下北上”风暴再次袭来，像当初逃离北上广一样，他们被迫“逃回”。

“逃离”还是“逃回”？这场关于“北上广”的纠结一直都在上演着⋯⋯

逃离派

回老家嫁人，过真正的生活

春节刚过，位于马甸的一家私营图书策划公司的程主管马上发现自己的几个员工集体“蒸发”了。倒不是发生了什么恶性群体事件，而是凑巧他们都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离开北京回老家。拿完年底双薪和年终分红奖金，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马芸芸是程主管手下的图书编辑，平时负责从浩瀚的互联网大海里挑选好书稿，与作者斗智斗勇把版权协议以一个较低的价格搞定，然后再帮助作者联系出版社，把书稿推向市场。

马芸芸2007年毕业于北京某高校中文系，满怀着希望和梦想，以及一份青年人的野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在号称“文化中心”的首都。首都并没有以同样的热情来迎接她，甚至天空都没有以往那么蓝，工业化的污染使空气质量日益恶化，灰蒙蒙的倒有点像“雾都”。程主管给马芸芸开了2000元的基本工资，如果每个月能签订一个书稿，她还能提1000元。半年之后，马芸芸建立了自己的固定作者群，月薪基本可以达到4000元。然而写书毕竟不像流水线生产那么容易，基于此，马芸芸的薪水也就很难再上一个台阶。

实习期的时候，她在北京住的是月租500元潮湿阴暗的地下室，如此廉价的蜗居，连独立的厨房和厕所也没有。拿到4000元月薪时，她赶紧换了一个房，在朝阳区跟别人合租一个50多平米的两居室，却依然连舒坦都说不上。那栋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破旧不堪，夏天楼道里弥漫着各种臭气，而冬天，全北的朝向令房间寒气逼人。如今已经回到武汉老家的马芸芸在QQ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房租1200元，伙食费500元左右，家里的固定电话加上网费100元多一点，手机费差不多100元，还有每个月200元的交通费，衣服在淘宝或者动物园批发市场买，加上零用和必要的交际费用要500多元。刨除各种费用之后，工资已所剩无几了。马芸芸时常陷入困窘之中，她自嘲道，每度电0.49元，每吨水4元，这些小账她都得算。

对于已经25岁的马芸芸来说，考虑得最现实的问题是找个好老公，俗话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个有车有房的老公直接步入小康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可这个嫁人计划貌似比找一个好工作还难多了。2010年初北京一连串的新政抬高了北漂人的生存门槛：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房市限购令，车市限购令，“以纳满税五年”为条件，摇号另算。在北京找一个有房有车的男友谈何容易！如今一套房动辄需要300万，有几个孩子不靠父母支持而能凑得出首付3成这笔巨款？而买车摇号中签概率是四十分之一，梦想什么时候才能照进现实？同样的择偶条件如果放到湖北老家的县城里，要实现起来就不是难事了。老家的房子2000元/平米，30万就可以买一个大房子。到底留在北京继续打拼寻找渺茫的希望，还是趁自己大好青春回老家找个家底殷实的人家嫁过去相夫教子过真正的生活？马芸芸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想清楚了这个问题。拿到年终奖之后，她果断撤退，把行李分包托运回湖北，一些简易衣柜鞋柜之类的小家具慷慨送给合租的邻居了。她的逃离北京很快就引起了群体性效仿，私营图书策划公司也就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员工集体蒸发。

为了逃离，卖掉北京的房

出生于1980年的于龙属于比较幸运的那种孩子，这个长相憨厚可掬的80后习惯接受父母的安排。2005年在成都读完大学来到北京之后，先后换的两份工作以及租的房都是依靠父母的关系找到的，连女友都是父母托人介绍的。有父母的帮助，于龙很快在北京有了自己的窝。2007年底父母出20万首付在南三环边买了一处70平米的两居现房。2008年初装修完入住，并闪电般与相识不久的女友结婚。2009年10月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于龙的同事感叹：真是眼看着他短短4年间就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3件事：买房、结婚、生子。

按理说，于龙在北京已经扎下了根。换了别的北漂族，有了房子之后恐怕很难再逃离这个城市。于龙在北三环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税后月薪4000元，起早贪黑地工作也没换来加薪，反而是越来越多的工作压过来。每天花3个小时在通勤的路上，工作10～11个小时，为了节省在外面就餐的费用，每晚回到家都是9点之后才吃上家人做的晚饭，吃完洗洗就睡，长期这样竟然有了轻度浅表性胃炎。于龙夫妻收入加起来每月才6000块钱，成为房奴之后，需要负担的费用为：房贷3000元、两人吃饭1000元、车费200多元，再加上通信费以及家里其他一些生活开销1000多元。于龙夫妻基本上都是“月光族”，稍不小心还可能成“负翁”，很多时候甚至需要父母拿出养老金接济他们。

为了尽量节省，于龙夫妻从来不打车，平常出门或上下班都是先坐公共汽车，然后再倒乘地铁，实在需要打车也是尽可能先走一段路。

不过，于龙也坦承：“如果精打细算还是可以再省一些，比如买菜多去农贸市场讲讲价，多在家里做饭吃等等。”可是现在毕竟是讲究生活质量的时代啊，对于8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不能再继续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啊，况且吃饭也并不是花费的大头，关键还是住房成本太高了。

在北京有家有房还有了可爱的儿子，原本没有想过逃离北京。但是新闻连篇累牍地报道“逃离北上广”，渐渐地于龙真有些动心了。

尤其是北京的房价从2007年开始一路狂奔，于龙在2007年底花1.1万/平米的单价买来的房，到2010年时已经涨到了2.3万/平米。如果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回老家成都，还能换两套房呢！最重要的是，真要卖掉北京的房子，贷款就此还清。他把这个想法跟父母说了之后，三人很快达成一致，接下来则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说服妻子。

于妻是北方人，足迹从未踏入过南方，要她接受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谈何容易。然而，现实摆在眼前，两种生活拿来比较，到底在北京做苦逼的房奴还是回成都做幸福的包租婆？选择就变得不那么困难了。于妻在半年后终于松口，主动对于龙说：“卖房的事情你去操持吧。”

得到赦令的于龙大喜，赶紧把卖房的信息挂到赶集网，头一天手机就被各大房产中介公司打爆了。接下来那个月的周末日程都被中介安排爆满，一拨又一拨买房人来来回回地涌入他家看房、杀价。喧闹声让人不胜其烦。幸运的是，第5拨人中有一个北京男很有诚意地想买于龙的房。其貌不扬的小伙子一掷千金，130万房款一次性就给付清了。于龙跟买主约定好3个月后交房，留出时间好去成都买房。

于龙卖房的时间掐得特别巧，刚成交，政府突然全国范围内启动限购政策。于龙北京的房子如果晚几天挂出售卖信息，很可能受限购影响就不好卖了。这样一来岂不是影响他的回归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