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救济途径有哪些

法律救济途径有哪些（精选5篇）

篇1：法律救济途径有哪些

教师任用纠纷与法律救济途径概述

中小学教师与任用单位发生争议,应当通过何种法律救济途径去解决,首先要看教师的身份及教师与任用单位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于什么性质,是行政隶属关系、行政合同关系还是劳动合同关系?法律关系不同,发生纠纷后的法律救济途径也是不同的。合理的中小学教师任用制度,能减少任用纠纷的发生,而任用制度中的具体规则,则是国家机关处理中小学教师任用纠纷的依据。因此,有效解决中小学教师任用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必须在明确中小学教师身份,合理构建中小学教师任用制度的基础上,适当安排解决纠纷的救济手段。

由于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晡任用制度由教师资格、教师职务和教师聘任制度构成,因此在这三大任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也就会产生相应的争议。

1、在教师资格方面,可能出现的争议是,公民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而行政机关不予认定,行政机关对教师资格的限制如撤销教师资格等引起纠纷;

2、在教师职务评聘方面,可能出现的争议是,教师未能通过任职资格的评审,或取得任职资格却未能聘任相应职务而引起纠纷;

3、在教师聘任方面,可能出现的争议是,因聘任合同履行、解聘、辞聘、未聘安置等引起纠纷,在教师任命制向聘任制过渡的阶段,还可能有调动、辞职、辞退等纠纷。

这些任用纠纷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各有不同,依据我国中小学教师可利用的法律救济途径,其处理方式也是不同的,有些纠纷的法律关系性质至今尚未明确,因此相应的救济途径还不明朗。

所谓法律上的救济,是指国家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和途径裁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从而使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一方获得法律上的补救。当教师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某种侵害时,他们可以依法请求有关国家机关予以审查,使自己的正当权益获得补救。根据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教师用以请求救济的渠道和方式,主要包括行政申诉、行政复议、仲裁和诉讼四个方面。我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将我国教师法律救济问题分几个专题进行介绍，敬请关注。

上海律师胡燕来，二十年只做法律，被政府荣记个人三等功两次，擅长人事仲裁和企业法律顾问，手机***，邮箱hulvshi119@163.com。

篇2：法律救济途径有哪些

摘要：“过劳死”现象频发亟需法律规制，但目前我国关于该问题存在立法空白，大部分“过劳死”案件既无法走工伤保险程序，也难以提起民事侵权诉讼。本文在简要阐述立法现状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工伤说”和“侵权说”的合理之处及存在问题，并通过二者的比较得出民事侵权诉讼更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结论。在本文最后，笔者针对目前适用民事侵权诉讼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关键词：过劳死 侵权 救济 工伤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某媒体与知名企业联合举办了一项名为《关爱职场白领关注白领健康》的活动，统计结果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人，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平均下来，每天约超过1600人因劳累引发疾病离开这个世界。”这种严峻的现实除了引起人们的唏嘘感叹，法律界对“过劳死”的法律性质、认定程序、救济途径等相关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工作过度劳累已然成为众多劳动者生命的杀手，与我国《宪法》规定的劳动者享有休息权和尊重人权的理念相悖，但目前劳动保障相关法律对“过劳死”问题并无明文规定，使得众多“过劳死”情况诉诸无门。

一、法律现状及适用障碍

从我国现有法律体系来看，并不存在对“过劳死”现象的直接规定，“过劳死”既不属于《法定职业病目录》中规定的职业病种类，也不适用于大部分“工伤”情形。从《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列举的七种工伤情形来看，我国严格采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三要素原则作为判定工伤的标准，第14条列举的七种工伤情形并不包括“过劳死”。该条例第15条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是法律对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或对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所作的倾斜保护，其第一款规定虽然可以将48小时内死亡的“过劳死”事件涵盖进去，但无法适用大部分“过劳死”现象。从该规定可知，其适用具有多重限制。首先突发疾病时间应当是工作时间，发病地点应当是工作地点，或者由于工作原因突发疾病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48小时抢救无效死亡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为起算点，而在大量过劳死事件中，因疲劳诱发的基础性病因并不一定在初次感觉不适时就导致劳动者死亡，经常表现出隐蔽性、持续性的特点。其次，对于大量在48小时之外才发生的过劳死事件而言，被强制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哪怕48小时零一分钟也无法认定为工伤，并且以48小时作为认定界限并没有医学方面的合理性。

除工伤救济途径外，劳动者直接起诉用人单位侵权也无明确规定，只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侵权条款。因为“过劳死”发生与工作因素紧密相关，因此法院通常认定其为劳动争议应先经过劳动仲裁，但根据上述我国《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工伤的苛刻规定极有可能无法认定工伤，如此一来，死者家属无法得到任何救济。并且即使法院受理了侵权诉讼，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条款，劳动者家属需在用人单位占据显著信息资料优势的情况下承担大量的举证责任，尤其对于因果关系的举证难度较大，很可能产生败诉风险。至今，我国没有出现过因过劳死亡而获得赔偿的案件，且因过度劳累导致死亡而提起诉讼的案例少之又少。

除了《工伤保险条例》15条视同工伤的规定外，《劳动法》第四章第36条到44条规定了工作时间及休息休假制度，第六章52条到65条规定了劳动安全卫生制度，第十二章89条到92条规定了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延长工作时间、不符合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些规定对认定是否“过劳”具有一定意义，但由于过于较轻的违法成本，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通常并不受牵制。

二、法律性质界定及评析

由于前述我国“过劳死”现象频发以及法律对“过劳死”问题存在的立法空白等情况，对“过劳死”进行法律性质研究就愈发迫切，法律性质的.选择决定了不同的救济模式。

关于“过劳死”的法律性质，国内学者对其有不同看法，大体有职业病说、工伤说、侵权说，工伤侵权竞合说。其中职业病说是主张将“过劳死”视为一种法定的职业病种类，按照工伤保险制度赔偿，因此总体上属于工伤说的一个分支，只是在认定程序上更为简化，暂不做细说。而工伤侵权竞合说是主张将两种学说融合，其基础还是“工伤说”和“侵权说”。因此本文重点探讨“工伤说”及“侵权说”的合理之处及存在问题，并进行优劣比较，为后文救济途径的选择奠定理论基础。

(一)侵权说

主张侵权说的理论依据是用人单位侵犯了宪法赋予劳动者的休息权或人身权中的生命权、健康权，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保障劳动者在工作中的健康安全的义务，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属于一种侵犯劳动者绝对权的行为。其责任承担主体应是用人单位，其适用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为基础，不同于一般的侵权行为，应进行有利于劳动者的特殊利益保护，规定特殊侵权条款予以规制。由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并不是平等主体，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用人单位负责保管劳动者生前的个人档案、记录工作时长、分配工作任务等，在因果关系的举证上负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因此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用人单位举证劳动者死亡与“过劳”无因果关系。“过劳死”侵权应满足侵权的四个要件，分别为用人单位的行为违法、过劳事实的客观存在、劳动者死亡的损害结果、过度劳累与死亡结果有直接或推定的因果关系。行为违法是指用人单位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规范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直接或间接强迫劳动者超时、超强度或在不符合标准的工作环境中劳动。根据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过劳死”特殊侵权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如果无论用人单位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都要承担劳动者因为用人单位的利益而过度劳累死亡的民事责任，企业负担过重，把社会保障应当分担的责任过分加重在企业身上，不利于经济发展，并且可能会造成劳资关系更加紧张，不利于社会和谐。

“侵权说”的优势在于救济范围的完全性、重视个体差异、责任承担明确，而不利之处在于诉讼程序繁琐、成本较高，并且劳动者承担一定的败诉风险。其次还有执行难的问题。

(二)工伤说

有些学者主张将“过劳死”纳入到工伤保险制度中，其理由是“过劳死”的共同特点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以致精疲力竭，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而丧命，主要是由于工作原因促发疾病死亡。而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认定的工伤包括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因素三个要件，“过劳死”至少符合工伤的一个或多个特征，应作为视同工伤的一种特殊形式。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险的一种，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死者家属采用工伤认定程序得到快捷的补偿，同时也有利于隔离用人单位的风险。在立法实践上，日本将“过劳死”纳入职业灾害(概念外延大于工伤)中，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彭光华、华东政法大学董保华以及全国人大代表黄席樾极力主张将“过劳死”作为一种特殊工伤纳入到工伤保险制度中，比照工伤保险进行补偿。

“工伤说”优点在于工伤保险申请的快速直接，并且转嫁了用人单位的风险，有利于劳动者获得补偿。但其不利之处在于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存在众多局限，“过劳死”适用工伤保险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及不适宜之处，并且其赔偿数额是固定的，忽略了个案差异，有可能无法完全弥补损害。

三、救济途径及立法建议

纵观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将“过劳死”视为一种侵权或特殊工伤，都具有一定道理，但选择侵权救济方式更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实现，同时也符合在现有条件下对于“过劳死”认定标准并不清晰这一现实状况。通过对“侵权说”与“工伤说”、“竞合说”相比较，可以总结出“侵权说”在“过劳死”法律救济上更具有优势。

(一)救济途径比较

1、立法目的及功能。“侵权说”中，“过劳死”适用的主要法律为《侵权责任法》，“工伤说”主要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从立法目的来说，笔者认为“过劳死”更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精神。因为工伤保险是一种社会保险，其注重的是社会利益，主要功能在于把劳动者因工作受到损害的风险及赔偿问题从企业转移上社会，实现双赢。而《侵权责任法》要实现的是矫正正义，主要在于弥补被侵权人的损害，其次还具有教育、惩罚等功能，其关注于劳动者的个体差异。因为“过劳死”事件在现实中可能呈现各种形态，虽然都是由于工作原因诱发其他疾病死亡，但劳动者本身因素、环境因素、工作因素等多种因素相作用共同促成死亡结果的发生，在认定上存在诸多困难，“过劳死”个案差异极大，不适合用严格的工伤标准认定，可能会标准设置过窄或过宽，都不利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侵权法恰恰关注于劳动者的个体差异，经过专家认定、法庭辩论等多个环节，可以有效认定用人单位过错大小及应当承担责任的程度。

篇3：不动产错误登记的法律救济途径

关键词：不动产,错误登记,法律救济

一、引言

完整、准确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但能够对不动产物权秩序进行有效的维护, 同时还能够确保不动产交易的快捷性与安全性。但是现阶段, 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还不够健全, 从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不动产错误登记情况的发生, 因此, 需要我们基于不动产错误登记的赔偿责任主体与责任形态, 来考虑其法律救济途径。

二、不动产错误登记的赔偿责任主体与责任形态分析

不动产登记产生错误的原因有两种, 一是由登记机关造成的, 二是由申请人自身因素造成的, 由此也产生了两个赔偿义务人, 即:登记机关与登记申请人。如果不动产错误登记的产生是由登记机关造成的, 那么毫无疑问, 赔偿责任由登记机关单独进行承担。如果不动产错误登记的产生是由登记申请人造成的, 其情况相对比较复杂, 一种情况是登记错误是登记申请人与登记机关恶意串通, 这种情况属于双方主观的共同侵权行为, 那么赔偿责任应由登记申请人与登记机关共同承担, 而双方的内部责任则依据双方的原因力与过错进行分配, 除此之外, 登记机关在履行赔偿责任之后, 还需要对进行恶意登记的工作人员行使追偿权。第二种情况是登记错误是由登记申请人过失或主观故意, 那么责任则由登记申请人自行承担。第三促情况是登记申请人与登记机关同时出现过失, 那么登记申请人与登记机关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现阶段, 在实际划分错误登记责任时, 我国司法实务往往采取的是先由登记申请人来负担赔偿责任, 对于登记申请人无法赔偿的范围, 则是由登记机关负责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登记机关主要负责的是补充责任。这就意味着, 只有当受害人穷尽其他救济, 且赔偿又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登记机关才负责赔偿, 这显然大大减轻了登记机关的责任, 增加了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障碍。从侵权行为构成来看, 虽然登记机关与登记申请人在主观上并非有联络的意思, 但是两者的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 这种关联性又成为导致损害发生的重要原因, 因此, 两者的行为在法律上构成了无意识联络共同加害。如果侵权行为发生, 登记机关与登记申请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共同针对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所以, 不动产错误登记受害人在寻求法律救济的过程中, 既可以直接起诉登记申请人, 也可以直接起诉登记机关, 二者并不存在先后的顺序, 这样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法律救济途径

(一) 民事诉讼

也许有些人认为, 不动产登记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 这就意味着受害人只能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权益, 而无法采用民事诉讼的方法来寻求法律救济。但是笔者认为, 不动产登记虽然是行政行为, 但这受害人依旧可以采用民事诉讼的方式来寻找司法救济, 而且现行法律中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 在登记机关并无过错时, 受害人即使选择了行政诉讼, 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种情况下, 受害人选择民事诉讼往往会更加对自己有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1条中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

执行职务中, 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条规定, 就表示国家机关同样能够成为民事责任的主体。而《物权法》第21条中规定“因登记错误,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通过对比这两项法律条文我们不难发现, 当发生不动产错误登记时, 受害人可以采用民事诉讼的方式作为法律救济的途径。

在某些情况下, 受害人选择民事诉讼往往会更有利。比如当受害人采用民事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 要求房产登记部门与提供虚假材料的申请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而放弃向国家申请赔偿时, 按照《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登记部门所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受害人不需要证明登记部门存在过错, 只须证明错误存在并且给自己造成了严重损害, 那么就可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赔偿责任。与此同时, 登记机构作为政府一个职能部门, 拥有着财力后盾, 能够保障受害人获得相应的赔偿。

(二) 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是常见的不动产错误登记的法律救济途径之一, 下面笔者就这一方面展开论述。前文笔者已经说明, 产生不动产错误登记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登记申请人过错;二是登记机关过错。按照现行的行政法规与《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 由登记机关过错所造成的损失, 受害人可以向国家提出赔偿。由登记申请人过错造成的损失, 登记机关则可以按照“非登记机关过错或违规, 不属于国家赔偿责任, 应由施害的第三方负责”提出抗辩, 在这种情况下, 受害人就无法使用行政诉讼来维护自身权益了。而且, 就因登记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而使受害人蒙受损失, 受害人向法院提出民事赔偿的情况, 在生活中多数的案例也由于登记申请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使受害人虽然赢了官司, 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 那么损失也自然由受害人自己承担。

四、结论

综上所述, 我国颁布《物权法》之后, 虽然对不动产错误登记的赔偿相关问题进行了法律界定, 但在细节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许多规定或者不够清晰, 或者执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除此之外, 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还需要国家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使法律工作者在实践中做到有法可依, 从而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付东年, 朱宝丽, 马运全.不动产登记赔偿的法律思考[J].聊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03) .

[2]杨解君, 才凤敏.不动产物权登记中的混合侵权及其责任——公私法的双重视野[J].江苏社会科学, 2010 (03) .

篇4：法律与道德有哪些不同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含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二）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道德与法律都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都具有规范性、强制性和有效性。道德与法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区别主要有：

（1）.法律既规定了权利，又规定义务；而道德只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

（2）.法律的实施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以国家机器为后盾；而道德的实施，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传统力量以及人们的自觉维护。因此，道德的强制更似一种精神上的强制。

篇5：法律救济途径有哪些

因三聚氰胺污染致使全国多个省份出现群体性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的三鹿奶粉事件，已成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而被广泛关注。随着公众的追问以及相关部门调查的深入，更多的“问题奶粉”浮出水面，引发了乳制品行业的信任危机。人们期待真相的进一步发掘以及相关人员和企业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追究，更期待知晓维权索赔的法律依据和途径。因此，依据法律规定对三鹿奶粉事件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解析十分重要和紧迫。

在法律关系上，购买奶粉行为形成了消费者与商家的买卖合同关系。按照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商家应当保证标的物符合质量要求，否则要承担违约责任。就三鹿奶粉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奶粉质量存在严重问题，商家显然已经构成合同违约。商家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首先应当依据消费者和商家的约定或者商家的承诺来确定。但从实际生活来看，一些日常必需品的小宗交易基本上都是通过向超市或其他市场的购买行为而成立合同关系，不大可能也没必要单独与商家明确约定合同内容及违约责任。因此，消费者依据违约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通常只能采取退货等形式要求商家承担违约责任。因问题奶粉而造成其他损失的，消费者还可以依法要求商家赔偿“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损失，但该损失不得超过商家“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此外，在商家明知奶粉存在问题而在销售时存在欺诈行为的，消费者还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商家承担商品价格的双倍赔偿责任。

从三鹿奶粉事件的严重后果来看，“问题奶粉”给不少食用者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人身损害，这在法律上已经构成了产品责任侵权行为。按照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受害者可以选择向厂家或商家请求赔偿，产品代言明星存在过错的，也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根据受害程度，侵害人应当承担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费用。此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受害者还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在奶粉问题已被披露的情况下，未遭受人身损害的消费者凭购物小票等有效证明要求商家以退货的形式承担违约责任，是比较方便快捷的选择。在造成人身损害的情形下，受害者可以选择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产品侵权责任。一般而言，由于厂家和商家承担产品侵权的连带赔偿责任，受害者既可以向厂家也可以向商家索赔，有利于就近选择赔偿以及赔偿责任的实现，而且产品侵权责任对生产者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对销售者实行过错推定原则，不需要合同关系的证明，赔偿范围也比较广，因此，选择侵权之诉维权，更有利于保障和维护受害人的利益。

由于三鹿奶粉事件受害者数目较大，分布范围广，而且选择法律途径需要付出成本和时间，因此，即便是通过集团诉讼的方式来维权，也只能是解决问题的最后途径而不是首选的最佳途径。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商家和厂家应当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和社会责任感，积极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抚慰受害者的创伤。三鹿奶粉事件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政府同样负有责任。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在信息公开、对受害者免费体检及治疗等方面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效。我们期待以此为契机，能够促成政府先期赔偿垫付制度的确立，这不仅为受害者提供了最顺畅便利的救济渠道，也有利于政府强化监管职责，快速有效化解食品安全领域的公共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