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管理思想

法家管理思想（共6篇）

篇1：法家管理思想

浅谈法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关键字：法家 企业管理 传统文化

摘要：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内外面临种种挑战。本文研究了法家的古典管理思想，从中寻找企业从内部管理上应对这些挑战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内外面临种种挑战。外部面临激烈市场竞争，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内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极易产生严重的内耗，甚至拖垮一个企业。为解决这些问题，各种管理思想层出不穷，多如过江之鲫，让人无所适从。

这些复杂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侯国争相称霸，国家间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进行着多方位的较量；诸侯国内部，随着井田制的解体，社会阶层的流动，原有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满足要求，然而元老贵族阶层不愿意放弃特权，竭力反对新政，各阶层之间相互角力，甚至相互掣肘。这些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君面临的难题，与当今企业遇到的问题何其相似。最终，秦国借助法家思想，实行彻底的变法，富国强兵，最终统一了天下。因此，研究法家思想，或许会为我们解决当今企业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一、法家思想简介

在西周的奴隶制社会中，社会管理的主要形式是分封制。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分封给士大夫，以维系贵族集团的稳定。在这

种情况下，对贵族和对民众的管理方式是不一样的。贵族的关系主要靠“礼”来协调，民众的治理主要靠“刑”来约束，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到了东周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此时，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各诸侯国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法家学派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这一基础出发，强调君主在掌握权力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完备的法律，奖赏有功，惩罚有过，重赏厚罚，从而使人奋勇耕战，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二、法家的核心思想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的作用，即主张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即控制臣下的权术最为重要；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即认为法律与规章制度是法治重点。

韩非子将这三派的思想融合起来，认为这三者缺一不可。势是法治的基础，君主只有拥有了权势和权威，才能令行禁止，法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法是法治的核心，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制定出严格的、赏罚分明的法律，并且法律对所有人必须一视同仁，才能使人民对法

律有应有的敬畏；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技巧，既要充分发挥下属的才能，推进法的实施，又要防止下属谋权篡位，保证势的权威。

三、“法”与制度化管理

“法”，就是法律制度，就是用法律制度来进行管理。对于当今的企业，就是制度化管理。法家认为，用儒家鼓吹的仁政、墨家的兼爱非攻都不能强国，只有使用法律治理国家，才能实现“民安而国治”，“兵强而敌弱”（《韩非子 有度》）。

法能强国，是因为人们都喜欢奖赏，害怕惩罚，因此法治能起到防范作恶，鼓励先进的作用。韩非子举了个例子：几尺的布，一般人都会去拿；融化的黄金，就算有几百两，盗跖（传说中盗贼的祖先）也不会动手。一般人会拿几尺布，是因为肯定没有坏处；没人会碰融化的几百两黄金，是因为一定伤害手。（“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韩非子〃五蠹》）。用法治去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他们做了错事的惩罚远高于得到的好处，人们就不会作恶。同时，法治也能起到奖励先进的作用。在赏罚分明的前提下，“有功无功相事也”（《韩非子 初见秦》），有功和无功有大的差别，就能“听说打仗，就跺脚赤膊，迎着利刃，踏着炭火，上前拼死的大有人在”（“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韩非子 初见秦》）。

在说明了“法”的作用之后，法家提出了制度化管理的几

个要点：

1.制度要公之于众。要让所有人都能知道并了解制度的内容。“宪令著于官府”，然后才能“刑罚必于民心”，使奖惩措施深入人心，使人们时刻谨记，制度才可能发挥作用。(《韩非子.定法》)2.制度规定的目标要能够达到，不能达到的标准不但没有激励作用，如果“立难为而罪不及”，以此为依据来惩罚下属，还容易造成“私怨生”，影响整体目标。(《韩非子 用人》)3.制度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号令数下者，可亡也。”（《韩非子 亡徵》）。但是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制度也要随势而动，不能一成不变。“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八经》），用以前的制度来应对变化了的形势，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4.制度要厚赏重罚，同时要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是因为，只有立功的人有获得奖赏的预期，知道必然得到奖赏，并且奖赏够多，人们才会争相理工。只有犯错的人知道必然得到惩罚，并且处罚非常重，人们才会对犯错有足够的害怕，制度才会起作用。（“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韩非.八经》）。

四、“术”与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企业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对人力资源的获取

（选人）、开发（育人）、保持（留人）和利用（用人）等方面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等一系列活动，最终达到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一种管理行为。法家思想中，将人力资源管理归于“术”的范畴，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考核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对于人才的选拔，法家认为，领导者不可能亲自发现和选拔人才，“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时间、精力都不够，而且很可能受蒙蔽。而如果靠下属的举荐，”则臣离上而下比周”,容易造成下属结党营私。因此，法家提出，“有贤不肖而无爱恶，有愚智而无非誉”，人贤和不贤是实际存在的，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判断。愚和智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根据别人的诽谤或赞美来确定。要依靠制度选拔人才，尽量减少选拔中的主观因素。（《韩非子 有度》）

对于人才的使用，法家承袭了道家的管理思想。作为管理者，应该“无为而无不为”。“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作为管理者，应该让下属去做其职责范围内的事，任命聪明的下属去考虑，任命贤能的下属去发挥才能，管理者只需要起到监督考核的作用，不用直接干涉下属的事务。（《韩非子 主道》）

对于人才的考核，法家认为，管理者首先要根据下属的言论判断其应该达到的目标，然后考核其实际是否达到该目标。“群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根据考核的结果，对其进行奖赏或惩罚。

这样，下属就不敢言过其实，立下不切实际的目标，而立下目标后也会竭尽全力的去完成。（《韩非子 主道》）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在考核的过程中，管理者本身要保持中立。“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辐凑，上不与构。”臵身事外，不参与争论，冷静观察，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韩非子 扬榷》）

五、“势”与领导艺术

法家思想的“势”，是指权势，权力。法家推崇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认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对于一个组织来讲，法家推崇的是直线制或直线职能制结构，强调身处中央的领导者要强势控制组织的运行。作为领导者本身来讲，要有足够的权威，要让下属对自己有足够的敬畏。法家认为，只有这样，领导者才能强力推行法治，才能达到法治应有的效果。（《韩非子 扬榷》）

六、法家思想的偏颇之处

法家思想推动秦国统一了华夏，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被历代帝王奉为密不外传的御民之术。但是，由于其所处时代的局限，其思想也有一定局限性。在研究法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作用时，我们既要看到法家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1.遏制人的创造力

法家强调法治，为维护法律（最终是维护君主）的权威，法家不准平民私自议论国事，进而禁止除法家外的诸子百家的存在，发展到极致就是后来的“焚书坑儒”。在刚从奴隶制社会跨入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国家只有耕种和作战两件大事，不需要平民思考太多，这种法律对秦国集中全国力量迅速壮大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在秦统一中国后，这种防民之口的法律阻碍了信息的流动，造成了矛盾的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

在现代企业中，人才是最大的资源，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企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再采取这种压抑人性的做法，势必影响员工的积极性，造成消极怠工、不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等情况出现，对企业发展是很不利的。2.忽略了人性的多样性

以现代管理学理论来看，法家看到了人性中经济人的一面，从而强调利益和惩罚对人的推动作用。但是，现代管理学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将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法家思想强调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没有看到其他层次的需求。这一方面容易造成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更高层次的需求无法满足，从而降低激励的作用；另一方面容易压抑其他层次的需求，进而导致人的逆反心理，起到相反的效果。这是在管理中应该极力避免的。

总的来说，法家思想秉承中国传统思想的系统性，从哲学

层面到实际操作层面为我们揭示了管理的许多核心问题，为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有很大借鉴意义。

篇2：法家管理思想

上海交通大学

陈昊闻

摘要：作为先秦时代的三大主要思想代表，儒家道家和法家在对管理的理解上有所不同。本文简要介绍了三家的思想内容及其在管理学上的体现，并横向进行比较，来探究先秦时期几种主流观点对管理学的理解。

关键词：儒家 道家 法家 管理思想

一．儒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儒家的根源可追溯到周朝，在先秦时期孔子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使其在几千年来不断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在儒家的思想中，其基本精神是人性本善论，儒家讲究以人为中心，讲究以德服人，讲究以教化为手段，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儒家思想强调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达到其目标： 1.政治与伦理合一的思想

儒家思想中，人不仅是根据个人行为利益最大化来制定决策，而是在复杂的2价值取向下进行综合的评判和抉择的个体，即人不仅仅是作为经济人，而更是作为社会人的存在。根据这一点，儒家曾数次被统治者奉为全社会共同文化的价值取向。统治者们希望通过儒家的这一思想的宣传，来创建一个全社会成员所共有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准则，来保证所统治的社会秩序稳定和正常运转。儒家也确实能做到这一点，大多数的官员以及知识分子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推动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平稳发展。2.礼的思想

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礼不仅仅代表了礼仪，典礼的意思，还代表了一种各得其所，秩序稳定的思想。孔子认为，庄重的礼仪会使人虔诚，有所敬畏，所以制定了包括祭天祭祖，节庆婚丧等各类活动的及其详尽的礼仪流程，来规范各个不同角色的行为，达到各得其所，秩序稳定的目的。从这一点来说，礼可以看作是儒家体现其核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贯彻其思想的一种工具。

3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儒家看来，平天下要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只有每个人修身养德，家庭才能和睦，社会才会有秩序，天下也才能长治久安。这个思想也体现了儒家认为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体现其对人的关注。儒家认为，构成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转需要从个人这个基本元素入手。只有使每个人都自发地遵守其制定的秩序，才能更深刻的在国家层面贯彻其理念，最终达到用儒家理念治国的目的。二，道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道家思想的主旨，基本上是以“道”为中心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道家所谓的道，其实就是一种支配世间一切事物活动的基本规律。道家认为应该自发的遵从这种规律，根据自身对道这个观念的理解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动。道家的思想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 1.无为而治

人们往往会误解道家“无为而治”的内涵，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无作为观点。其实道家无为而治的真正内涵，是不做出有违自然规律的事，在最大程度上主动顺应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这一角度来说，道家的无为而治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思想。2.戒除干涉的思想

道家认为，人与人有着差异性，所以很难有一种绝对的规范可以治理所有的人。因此治理过程中既不能施力过猛，又不能太过宽松，在对待任何事物时都应该顺应自然，顺应人情和天理，应戒除任何极端的举措。三，法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与儒家思想相反，法家强调的是人性本恶，法家讲究以“刑”为中心，来规范人的行为。法家重视建立制度，通过奖罚来树立权威，达到被管理者服从管理者的目的。法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体现在以下几点： 1.自利论的观点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人性自利，即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向着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的。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就会发生种种损害他人的行为，法家认为要避免这种行为的发生，就需要制定严格的法来制约。2.抱法处世则治

法家观点认为，应该用法度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与思想。韩非子把法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面，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例外，否则法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损害。所谓”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就是在强调这一点。四，儒家道家法家管理思想的区别

通过前面论述可以看出，在思想方面儒家和道家思想相对来说比较接近，都是站在人性本善的角度来实行管理。儒家讲究通过礼和教化来激发人心中的善，使其行为得到规范，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道家讲究无为而治，认为社会秩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稳定，无需做过多的事来加固或改变这种稳定，所谓管理只是约束越过这种稳定的少数人，即无为而治。法家则与上述两类观点相反，认为人性本恶，人的行为是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这种行为又会妨碍到别人的利益，所以应该用严厉的法度来规范人的行为，从而避免损人利己的行为，达到社会的正常运转。

参考文献 【1】《道家儒家法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王芳华 高松

《上海管理科学》2004年05期 【2】《儒家法家道家管理思想浅析》 刘洪华

篇3：法家管理思想

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范畴。工具理性, 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 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 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因此, 持工具理性的人, 不是看重所选行为本身的价值, 而是看重所选行为能否作为达到目的之有效手段。更确切地讲, 所选手段能否是最有效率、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

相对照, 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 不管是否取得成就。”换言之, 价值理性由某种纯粹的信仰来确定行为的价值, 行为本身便是价值的所在;而不是由结果来衡量行为的价值。

在西方文化环境下, 管理是“既有效率又有效果地把工作做好的过程”。管理关注既定目标的实现情况, 这是效果;在既定的投入下, 如何获得最高的产出, 这是效率。对效果和效率的追求是管理的本质价值。在西方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中, 无论是人文视角下的人际关系学派, 还是组织视角下的管理过程学派, 尽管它们的视角有所区别, 但对于上述管理本质的认识是高度统一的。这是西方文化“工具理性”的典型体现, 在西方文化下, 无论是人际关系学派还是柔性管理、柔性组织, 其目标都服从于“效果”和“效率”这一物质目标。因此, 管理的本质乃是一种工具理性, 管理是由其结果——效果和效率来定义的。

在《商君书》和《韩非子》这两部法家经典中, “功”字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其中《商君书》53次, 《韩非子》达260次。可见, “事功”或者说效果确属商、韩的基本论点, 并且围绕事功主题在其著述中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思想系统。

法家的这种工具理性, 就是注重实践效果, 并以此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检验标准, “夫言行者, 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 (《韩非子.问辩》) 。”任何言论和行为, 如果施行后能够产生预期的功效, 那才是有价值的。“夫砥砺, 杀矢, 而以妄发, 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 然而不可谓善射者, 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 引十步之远, 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 有常仪的也。故有常, 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 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集中表达了目的的重要性。“凡功者, 其入多, 其出小, 乃可谓功 (《韩非子.南面》) ”, 这是说效率的重要性。但施政行事难免利弊并存, “无难之法, 无害之功, 天下无有也 (《韩非子.八说》) ”, 此时就必须“出其小害, 计其大利 (《韩非子.八说》) ”, “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 (《韩非子.八说》) ”。

二、法家管理思想的特点

秦自商鞅变法之后, 历代君主均崇法家之说, 经过数世的经营, 秦果然“富厚轻诸侯”。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攻齐, 虏齐王建, 于是六国尽亡, 秦国统一天下。从管理学的视角看, “效果与效率”并重的工具理性是法家所以成功的根本。这一工具理性的管理体系可以展开:

1. 合理的人性假设。

韩非子说:“人莫不欲富贵全寿, 而未有能免于贫贱死夭之祸也, 心欲富贵全寿, 而今贫贱死夭, 是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 (《韩非子.解老》) 。”“富贵全寿”是所有人都想要得到而害怕失去的, 而现实生活中又经常失去, 这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矛盾。

从这一假设出发, 韩非进一步指出了人们行动的利益导向:“夫卖庸而播耕者, 主人费家而美食, 调布而求易钱者, 非爱庸客也, 曰:如是耕者且深, 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 尽巧而正畦陌畴者, 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羮且美, 钱布且易云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从合理的人性假设出发, “顺民心、从民意”构成了法家的核心理论基础。

2. 赏罚并用的激励措施。

现今的管理学理论一般认为管理者工作有: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唯一对上述四个方面都有系统论述的学派。例如, 针对组织形式, 法家提出了中央集权的思想, 这一思想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相应于现代管理过程中的计划部分, 法家确立了“富国强兵”的明确战略目标和“耕战”等具体措施。法家尤为系统的理论体现在管理过程中的激励与控制部分。

著名管理学者罗宾斯将激励定义为:激励使人们在满足部分个体需求的条件下, 为达成组织共同目标而愿意持续付出的高水准努力的意愿。不涉及人格尊严的赏罚至今仍是管理实践领域通用的激励手段, 而法家对赏罚阐述之具体, 诸子中无出于其右者。关于刑赏为何可行, 商鞅说:“好恶者赏罚之本也, 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法, 人君设二者以御民志, 而立所欲焉 (《商君书.错法》) 。”关于刑赏的作用, 商鞅说:“夫刑者所以禁邪也, 而赏者所以助禁也 (《商君书.算地》) 。”关于刑赏的原则, 商鞅说:“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 用必出于其劳, 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竟于功 (《商君书.错法》)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赏罚也, 赏随功, 罚随罪, 故论功察罪, 不可不审也 (《商君书.禁使》) 。”商鞅进一步指出, 有功, 虽疏远必赏;有罪, 虽亲近必刑。所谓“赏厚而利, 刑重而威, 必不失疏远, 不违亲近 (《商君书.修权》) 。”

3. 对管理与领导技巧的深入研究。

法家明确指出“用技”, 也就是采取各种计谋来提高管理水平。法家的“管理技巧”可以分为“势”、“术”、“法”三大类。在法家代表人物中, 慎道重“势”, 商鞅重“法”, 申不害重“术”。韩非则是上述法家思想的集成者。他说:“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 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 则是不可一无也, 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 而公孙鞅为法。术者, 因任而授官, 循名而责实, 操杀身之柄, 课群臣之能者, 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 宪令著于官府, 刑罚必于民心, 赏存乎慎法, 而罚加乎奸佞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 臣无法则乱于下, 此不可一无, 皆帝王之具也 (《韩非子.定法》) 。”依韩非的看法, “法”是由官府用文字公布出来, 以赏善罚恶为基本原则的律令, 是官员管理百姓的基本依据;“术”是由人君管理臣下的基本手段;“势”是君主的权力与威势。如上所言, 法家对于管理和领导技巧的这种深入阐发在先秦诸子中是仅见的。

三、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法家”与“新法家”

自秦速亡以后, 后世对法家思想讳莫如深,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治理国家的目的性与系统性方面, 先秦诸子无出其右者。秦后汉初, 董仲舒作《天人三策》, 对战国以来的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问题, 作了系统地阐述。其杂糅法家及阴阳五行的观点, 以神学论证皇权和专制秩序的永恒性。中国文化史家冯天瑜指出, 对比董仲舒与法家代表人物李斯, 可以发现:“ (董仲舒) 就对六艺之科的态度而言, 与李斯建议秦始皇焚烧《诗》、《书》截然相反, 但其思路却如同一辙:他们都力主禁绝异端、维护帝王一统意志。”这种经过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不如称为“新法家学说”, 由于法家管理思想的合理内核, 这一“新法家学说”不仅被武帝以下汉代君王所接受, 而且在此后的两千年间, 为历代王朝所重视。

法家的经典管理思想不断被历朝历代思想家所继承和更新。例如宋朝时李觏认为, 王与霸不过是统治者名位之不同, “皇帝王霸者, 其人之号, 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 天子号也”, “霸, 诸侯号也” (《常语下》) 。他推崇齐桓公“外襄戎狄, 内尊京师” (《寄上范参政书》) , 商鞅“明法术耕战, 国以富而兵以强” (《寄上范参政书》) 。以先秦的霸政参照今世, 他对北宋政府外输岁币, 内养冗兵的软弱腐败现象极为忧虑, 渴望大宋王朝也能“外襄戎狄”, 一扫积弊, 实现富国强兵。

至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沿袭千年的丞相制, 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清承明制, 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 这样的政治制度, 绝不是孔子等原始儒家的初衷, 而是法家思想的影响。

总之, 从先秦至明清, 法家和经过改造的“新法家”对中国管理思想始终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 过于注重工具理性, 使得法家在历来的政治或伦理思想史上地位甚低, 但从另外一方面看, 恰恰是它对工具理性的重视, 使得其思想核心与管理学不谋而合。由于秦的速亡, 秦后的法家思想大多隐去其真正思想渊源, 从而模糊了其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摘要：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法家所持的是一种“效果与效率”并重的工具理性。这一工具理性在管理中具体表现为:注重人们行动的利益导向、采用赏罚并用的激励措施和对管理与领导技巧的深入研究。由于法家管理思想具有合理内核, 并且从先秦至明清, 法家和经过改造的“新法家”对中国管理思想始终具有重要影响, 即使在今天, 也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管理思想史,工具理性,法家和新法家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2]斯蒂芬, 罗宾斯.管理学原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篇4：“令人不安”的法家思想

儒家讨论人性，因为他们认为，“源初的人性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关于人类之善这一伦理学问题。从孟子那里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一些思想家相信这一进路。

或许，他们误入歧途？如果真有“源初的”、前社会化的人性，我们又如何可能从经验上证实它的伦理性质？荀子哲学开始偏离这一进路。诚然，他宣称人性本恶，但是，他在强调儒家价值的同时还强调法。

荀子怀疑，能否依靠大众有序实现共同的善。在荀子看来，仁政本身不足以约束反社会的行为；因此，孟子错矣。荀子的关注点在于，要建立一个文明的、人性的社会，首先应使民众行为正当。

在不信任人性的道路上，荀子的學生韩非走得更远。他有兴趣追问的，不是人性的源初状态是什么，而是如何控制人的行为。韩非拒斥探讨人性的本体论问题，相反，他把关注点放在人的生存状态：

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韩非子·五蠹》）

墨子认为价值多元是社会失序的基本原因。与之不同，韩非把利益冲突归因于资源匮乏。他把争论从价值理论转到了社会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他的关注点较之儒墨的价值之争更加现实。冯友兰曾经从这个角度比较了法家与儒家：

“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因此之故，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

法家与儒家的人性观内在关联着它们各自对国家治理的性质及目标的看法以及归根到底对人类生活的看法。儒家与法家这两家学说截然对立。

民：普通民众的角色

孔子谨慎地指出，唯有那些具有恰当才能与知识的人才可以领导民众。（《论语·泰伯》第九章）墨家在讨论法的时候亦持同样的看法。但法家则对普通民众的不信任尤为突出。韩非说，民众的智力与小儿相当：“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韩非子·显学》）进而言之，如果君主以为民众会把他的利益放在心上，那就太不明智了：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韩非子·显学》）

从《去强》和《弱民》两篇文字不难看出，商鞅也持类似的态度。他还设计了控制民众的方案：敦促君主驱使民众干两种活，即农与战（《商君书·农战》）。能做到这一点则国强。组织绝大多数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则民“朴”。

法家蔑视民众，认为民众有三个特点：能力明显不足；不可靠；数量庞大。在法家看来，人口是一种必须加以考虑、加以对付的可怕力量。庞大的人口威胁着法家心目中的政治权威，这一威胁感在君主不信任民众的情况下尤其明显。按照商鞅与韩非的手腕，法的用处便是要针对民众和国家的矛盾。

韩非甚至设法吸收反对顺从权威的道家哲学来为压制民众辩护。韩非解《老子》第五十九章，辩说君主应当防止普通民众发展、运用批判性思维：

书之所谓治人者，适动静之节，省思虑之费也。所谓事天者，不极聪明之力，不尽智识之任。苟极尽则费神多，费神多则盲聋悖狂之祸至，是以啬之。（《韩非子·解老》）

在民众参与政治活动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法家较之儒家有更强的权威主义性格。史华慈述儒法之异曰：

我们看到，在儒家那里，活生生的个体的代理人（尽管只代表先进的精英分子）在塑造社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法家那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客观”的“行为”监控机制成为实现社会-政治的明显目标的自动工具。以此观之，我们可以说，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一股后来发展成人们称之为法家的潮流，而《论语》在某种程度上则代表了对这股潮流未雨绸缪的疑虑和反抗。

儒家的政治等级制度——尽管它所允许的普通民众的参与度非常有限—— 毕竟还是从仁政的角度出发承认国家治理与民众之间有着相依关系（《论语·为政》第二十一章）。法家的治国理论明显缺乏对民众地位的重视。

如上所述，法家哲学已被冠以“反革命”称号，因为它拒斥治国为民的公论。戴闻达考察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历史嬗变。战国时期的冲突与动乱促使某些人寻求强力：“这些君主首先感兴趣的，是实实在在的强力。强力成为他们权威的新源泉。”在法家思想中，国家利益等同于君主利益。

善人与善法

韩非认为，圣王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形势要求打破传统：

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韩非子·五蠹》）

这段文字把韩非思想其中一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治国问题必须用可以计算的、理性的进路来解决。有些人捍卫习俗与传统，以为有一种万世适用的进路应对社会-政治危机。韩非拒绝这种顽固不化的思路。他警告说，这样做不啻于守株待兔：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韩非子·五蠹》）

已经发生变化的新形势要求新的政治基础。《韩非子·难势》议论慎到思想（慎到，约前395年-前315年， 赵国人。战国时道家、法家思想家—— 编注），对政治权威的本质讲得最清楚。前面提到，慎到主张以势为政治基础建立君主的权威。韩非把君主的权威比作君主居于其上的云。云就是起支撑作用的势。即便君主是能力有限的“蚓”，也能够“乘云”。

韩非没有怀疑势的重要性。不过他进而澄清，势只有建立在法的基础上才足够牢靠：慎到愚蠢地认为，势能够自我保护。势的担保在于政治体系而非神采。商鞅与韩非已经注意到，神采作为政治手段是无效的。他们以强硬立场回应了孔子的主张。孔子强调，为政靠典范人格。孔子相信，实现共同的善需要培育民众的德性：“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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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从两个方面回应儒家的仁政说，一者关于个人能力，一者关于德性的影响力。他否定二者，同时主张立刑法：

故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商君书·画策》）

韩非则更加坚决地反对仁政，认为仁治最终会破坏刑法体系，从而威胁到国家的权力。仁治与法治根本相左。韩非设矛楯（盾）之喻以明之：

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韩非子·难势》）

此则寓言首先就是反对其师荀子的学说。荀子强调，治理好国家需要礼与法，二者为互补关系。诚如韩非所言，儒法二家根本不相容？不是龙能乘风而蚓不能乘风吗？维持政治权力或许离不开政治制度，但是，不也需要知道怎样才能建立政治制度吗？史华慈解释了韩非矛盾说背后的哲学问题：

如何让人数众多的民众听命于君主一人一直是权威的最大秘密。……在一个抹杀个体主动性、拒绝让其成为社会行为之源的制度中，任何东西都要依赖一个象征性的个人。……在法家系统中，权威应当是建立起来的权威，而不是“神采”式的权威，因为“神采”将会把我们引回到强调个人之殊出作用的错误做法。

法家强调把制度作为政治基础。这种政治基础是善政之本，但它似乎没有在儒家学说里出现过。儒家似乎仅仅依靠圣王作为榜样的影响力。但是，法家的政治基础还是不够充分，因为它不允许对君主进行审查—— 就像在霍布斯那里，君主高居于社会契约之上。某些法家文献，尤其是那些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法家文獻（撰于汉代的《淮南子》即是一例），已经把君臣间的监察制度融入到政治基础设施。不过，这并非秦代法家统治的实情。我们接下来看看君臣关系。

臣：官吏体制

臣的职责很重要，它在法家政治基础设施中要完成两大主要功能。其一，任命有才能的人做官。当然，儒家主张还要符合另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官员还需有德。申不害讨论刑名时再加上一点，认为大臣的任命与绩效评估需要诉诸客观因素。其二，臣的任务之一是充当君与民的中介与桥梁。《论语》告诉我们，这项任务并不容易：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

很多儒家属于士（scholar- official）阶层，其中一些人身居官位，自然会考虑如何更好地实现自己的职责。相形之下，法家人物倾向于从君主的视角想问题，因为他们相信，为政治国最终是为了君主的利益。前面曾经详细提到申不害对臣压倒君的担忧疑虑。戴闻达认为，战国时期臣的权力不断增强，致使君主感到不得不强调绝对控制：

（君主）感到两面受制：受制于古老的习俗制度，亦受制于那些几乎无法羁缚的贵族的特权。所有这些都属于已经逝去的旧秩序。因此，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我们看到像商鞅这样一些强势的政治家据说已经开始剥夺贵族的特权。

商鞅的现实关怀在于，一旦支持贵族的特权，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贵族生活值得追求，再进一步，则是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农人弃农而求官爵。官员当然由国家所负担，商鞅蔑称之曰“游食者”（《商君书·农战》）。他们像“虱子”一样威胁着国家（《商君书·农战》、《去强》）。

申不害论君臣之相待：臣完全不能去猜度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他们。对于和臣下的关系，君主必须能够操弄以下几个方面：臣下的哪些建议可以采纳，拒绝采纳建议的时候应当如何应对，又如何掩藏对臣下的依赖。

申不害主张为官员任命设立客观准则，对于中国官吏体制发展来说这非常重要。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做官是可以量化的客观之事，这一点是关于官员作用的论争所留下来的持久遗产。中国为选拔高级官员而设置的国家考试制度从605年一直延续到1905年，长达1300年。摆脱世袭制，走出裙带关系，这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

但是，法家的官吏体制缺乏透明度与明确的职责界划，而这两点却是现代官僚制度的基本要素。韩非综合商鞅与申不害的学说，认为民与臣都对君主权力构成威胁（《韩非子·定法》）。君主居于臣民的对立面，他利用严酷的惩罚迫使臣民就范：“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壅主。”（《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法家推翻了客观性概念，以确保君主自由驱使臣下。我们看到，客观性准则的运用不过是为君主服务的工具。

隐密，权力与知识控制

通过客观的、公开发布的刑法来维持君主对于民众的权力，这一韬略本身则是秘而不宣的。法越是公开，术越是隐密，君主的权力越是安全。商鞅和申不害都相信，隐密是政治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韩非指出了法与术的相反比例：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

韩非描述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君主通过严密监视民众来加强权力：“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惟无为可以规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不仅要对民众屏蔽或封锁信息，同时还要严格监控学术。在商鞅看来，学术与讨论，尤其是围绕法的争论必须加以禁止：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商君书·赏刑》）

允许民众拥有评判国家事务的独立视角，这无疑是削弱国家。必须禁止那些与效忠君主相左的习俗或传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消除知识最彻底的办法莫过于限制学术。韩非子以冷酷的语调提请君主注意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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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戴闻达提到，史载秦王见《五蠹》之书而欲与作者游。他认为，秦始皇的焚书部分要归咎于法家哲学：“毫无疑问，正是法家的反文化教义已经让秦始皇决定做出招致千秋骂名的举措：公元前213年的焚书。”

治国与人文发展

法家思想在很多方面带有化约主义的特点。它将政治权力问题作为自己的基本关注点，与此同时，它化约掉了对人文、对人的潜在成就的关注。这样一来，民众只是国家权力的工具。

他们的基本功能有二：其一，生产粮食；其二，抵抗军事进攻或从事军事扩张。凡是与这两个基本功能相冲突的其他追求都遭到禁止。商人的私人财富积累遭到禁止。文化、传统、学术和德性诸方面也遭到禁止。高度重视关系的儒家德性更是法家哲学攻击的主要目标。

与刑法相随，诸如腰斩之类无情的肉刑被发明出来确保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家人物似乎无一善终，暴死成为他们命运的特征：商鞅被车裂；韩非遭到在秦为相的同学李斯的陷害，被迫自杀于狱中；而李斯本人，由于秦二世听信宦官赵高的谗言，被腰斩于市。

或许，法家哲学最糟糕之处在于，法家理论的很多方面在秦国及秦朝，尤其是秦始皇统治期间付诸实践。约稍晚于公元前300年，荀子过秦，他发现那里的百姓头脑简单，老实巴交，畏官吏，乖顺听话。至于官吏，也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从家宅到官署，从官署径直到家宅，没有任何私人兴趣。民众“深惧官吏而从之”。纯粹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力而用来对付老百姓的手段，其残酷程度无法用语言形容。

同样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力，秦统一之前的那种思想论争的丰富性与创造性遭到无情压制。或许，由于害怕下一代人的思想过于活跃，秦王朝下决心从中国文明中毁掉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著述。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传世的法家文献如此之少：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常常限于其他经典对法家的引述。

随着学者们从心理、思想上疏远法家，法家哲学一些有价值的洞见也遭到抛弃。例如，黄老学派可能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代表体系：圣人无为守静，臣下则有为治事。再者，在当代中国，人们用同一个“法”字来指称法律体系。不幸的是，这可能意味着，法家之法的残留痕迹—— 作为政府与民众对抗的标志—— 很难擦除。最后，与中国的法家统治相伴随的阴森之气可能已经成为说明民众接受以下看法的工具：儒家思想—— 一种许诺共同之善的文明观—— 是理想的乌托邦。

陈村：

她常常笑着，灿烂又本分地笑着。有了她的笑，那个凝重的50岁的史铁生再没有装扮殉道者的理由和必要了。生活就是这样，一会儿笑盈盈一会儿沉甸甸。

《让“死”活下去》

陈希米 著

湖南文艺出版

2013年1月版

张明扬：

将视角延伸到了“另一种转型”——中东欧、中亚、南美的“第三波民主化国家”。

《观念的“水位”》

刘瑜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1月版

金融时报：

它用汤恩比式的写作方法，为那些热爱历史的普通读者除去了错综复杂的琐碎信息，并引导他们关注那些最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大国的兴衰》

【英】保罗·肯尼迪 著

王保存 等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1月版

陈志武：

作为中国人，應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导师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为我们指明那些本该明了、却被不断搅浑的道理。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茅于轼 著

群言出版社

2013年2月版

篇5：法家管理思想

主讲：蔡毅臣

“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管理的起源并不在西方国家，而在于我国战国时期。早在2300年前韩非就做了精彩的论述，韩非子的主道，指明了国君治国治人的方向，明确了奖罚原则，对于今天来说，这就是治理企业、进行有效管理的原则。

韩非被称作帝王之师，是君主中心论者，他的理论是给领导者读的，韩非的成就不仅在法家中是最高的，就其理论本身的严密性、统一性以及深刻性而言，即使在先秦诸子中也是最高的。包括“因能授官”、“循名责实”、“叁五之道”、“防微杜渐”等管理原则和方法，完全可以移植到现代企业管理领域，开阔我们的思路，丰富我们的实践。

商业领袖张瑞敏讲到：用孔子的思想做事，用老子的思想做人，用韩非子的思想做企业管理。在出任“赢在中国”总评委时，张瑞敏点评时说了一段话，语出《韩非子 八经》：“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尽己之能者自操事，尽人之力者自计虑，尽人之智者不自计虑，不自操事。”可见张瑞敏对《韩非子》的熟读。

美国哈佛大学把《韩非子》全部翻为英文，在他们的法学研究所努力的研究。为何美国、日本、韩国乃至全世界都对《韩非子》视为珍宝，并以此为指导极大的提升了企业管理水平，而我们却视而不见、见而不理、理而不用?

传统文化是我们所独具的也是最宝贵的资源，传承其精髓是每个华夏子孙的责任，将其精粹与今日的企业管理相对接，是最好的继承方式。本课将以如何将《韩非子》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为方向，展开探讨。

【课程收益】

通过学习《韩非子》，构建中国现代企业团队管理理论框架;

通过学习掌握如何制订可行的、高效的管理制度;

通过学习掌握如何带领一个组织的内涵与策略;

理解并运用打造高绩效组织的关键技巧;

学习领悟《韩非子》的重要思想，将《韩非子》灵活运用到管理实践。

【课程特色】

国学智慧和现代管理有效结合，以道驭术;汇师经纪http://

引领培训行业的规范性、我们一直在努力。管理理论与工作实践结合，学以致用;

教练技术贯穿课程始终，教学相长。

【培训时间】：二天(12H)

【课程大纲】

关于学习的探讨

一、法家思想简介

春秋中期管仲：微管子，吾其被发而左衽矣

春秋末期子产：铸刑鼎 以宽服民 以猛服民

战国初期吴起：徙木立信

战国中期：商鞅、慎到、申不害

战国末期：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刚性管理

二、法家的核心思想

因道全法

二柄：赏罚者，邦之利器也

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

誉辅其赏，毁随其罚

“制度化”与“人性化”的辩证统一

三、法家思想与制度化建设

以“法”治企

管理者责任与定位

示众明法

汇师经纪http://

引领培训行业的规范性、我们一直在努力。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的思考

率先垂范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公正执法

以积怒而御积怨，两危矣

法家思想的要义：信赏必罚

赏小取信 罚上立威

宽严有度

四、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热炉效应的思考

组织执行力三层次

“错误指令”该如何执行?

讲求方法：五步骤解决问题

结果导向与因果思维

DASE执行系统解决方案

执行系统解决工具：成功标志设定与检查报告

五、法家思想的“术”与领导艺术

用人之术：不显好恶 以法择人 量功授官

听言之术：听无门户 叁伍之验 督其用课其功

形名之术：言大功小者罚，言小功大者亦罚

激励之术：智不足以便知物，因物以治物 汇师经纪http://

引领培训行业的规范性、我们一直在努力。激励的效果 激励的技巧 激励的实施

做会激励的管理者：派发政策 自下而上 两个维度

激励的差异性与统一性

激励实操方法：如何定政策 如何定工资 如何发奖金

管理激励机制的建立

六、组织决策：世易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决策的信息原则

效益原则 可行原则 优化原则 系统原则

决策的机会成本

正确决策：明察与预见性

正确决策：识大局谋远虑

正确决策：把握根本问题

六龙御天——不同阶段如何决策?

竞争中的组织战略定位：合纵 连横 博弈

如何应对不正当竞争：只做不说 尽量少说 桌面出牌

工具：决策矩阵运用

七、法家思想的偏颇之处

管理权威的合法性

法律万能还是君主万能

虚静以待还是率先垂范

汇师经纪http://

引领培训行业的规范性、我们一直在努力。课程回顾与问答

篇6：法家管理思想

摘要：法家管理思想是我国古代众多管理思想中重要的一支。它是先秦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先驱可以追溯到管仲，李斯。它形成于战国，衰落于西汉时期。经过2500多年的荣辱兴衰，法家思想依然一起持久的生命力影响着后人，它在国家管理，公司经营，企业管理等方面依然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并和我国古代其它学派的管理思想一起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时至今日，它依然对我们的管理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其思想的优缺点也被我们所认识，所改进。本文就将从一个初学者的角度浅谈一下对法家思想与当代管理学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法家思想，管理思想，应用价值，优缺点

正文：

1、法家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先秦法家管理思想体系以价值论，历史论，人性论，知识论这四大支点为基石。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强国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他们主张使用客观的，具体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罚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它以提倡愚民政策，强调雷厉风行的作风和严肃无情，激烈强制的手段，在这种管理思想的指导下，法家的管理核心是：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来实现其社会理想。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法家管理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他们认为，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

2、以担保公司中为例，看法家管理思想的积极意义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以担保公司为例，从企业目标、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等方面，来详细阐述法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担保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将“以诚实守信的作风取信于金融机构，以积极扎实的工作当好“桥梁”和“纽带”，共建社会信用体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作为组织的远景目标，同时，每一个战略，公司都会制定出一个详细的经营目标，目标涵盖存量指标、新增担保金额指标、成本控制指标、员工收入指标、文化建设指标等各个方面。正如法家所言：治强才是管理的目标，企业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强大，这只是企业的短期目标，只有强大、更强大才能逐步实现组织的远期目标。

担保公司成立之初考虑到在业务开展过程中所需要的职能部门，特设立五大部门即综合管理部、计划财务部、担保业务一部、担保业务二部、风险管理部。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司所要经营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宽泛，完善的组织架构是现代企业管理所必须的。担保公司通过上述五个部门之间的密切的配合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在法家看来，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全局的组织结构，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的组织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与管理的根本条件。企业的运营，仅有目标和组织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完善的制度是基本的保障。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度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制度同样如法律一般。诸葛亮治蜀时曾说过：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组织，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是根本无法开展任何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的。担保公司在成立之初就设立了详细的规章制度，如财务制度、风险管理制度、员工守则、评审会制度、岗位职责、内部管理制度等。在发展过程中还提出了建立“四化”企业的管理思想：即建立法制化、规范化、流程化、人性化的现代企业。

3、法家管理思想中存在的弊端

法家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以及对人的管理，在许多方面，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西方的某些管理思想相吻合的。因此，有些学者主认为，如果中国不是以儒家为其正统文化而是以法家为正统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有可能在13世纪就进入了工业革命的时期。一方面法家主张用客观的、具体的、铁定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惩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确保每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都必须达到最高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甚至是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惩罚。管理的核心：以奖惩赏罚的强制手段来求得公平这一社会理想，赏罚的公正来源于可观的可靠的资料。法家管理思想存在的问题：远古时代信息的不发达，难以获得可靠的资料；在高压作用下，没有任何的人情味。长期会对人的心理和身体都可能产生麻木不仁的结果。

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遏制了人的创造力。法家强调法治，为维护法律（最终是维护君主）的权威，法家不准平民私自议论国事，进而禁止除法家外的诸子百家的存在，发展到极致就是后来的“焚书坑儒”。在刚从奴隶制社会跨入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国家只有耕种和作战两件大事，不需要平民思考太多，这种法律对秦国集中全国力量迅速壮大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在秦统一中国后，这种防民之口的法律阻碍了信息的流动，造成了矛盾的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在现代企业中，人才是最大的资源，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企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再采取这种压抑人性的做法，势必影响员工的积极性，造成消极怠工、不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等情况出现，对企业发展是很不利的。

因此，法家的管理思想在短期内能取得较好的管理效果，但长期实行，或实行得不彻底，反面的效果会逐渐暴露，而且可能是破坏性的。历史上最著名的商鞅变化可供研究。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法家是有相当地位的，“用儒家的心肠，法家的手段”来进行管理被认为是管理的最优状态。

所以，要想让法家思想在当代管理中发挥更着重要的作用，就要以实际为出发点，将法家思想与其它管理思想有机结合，最终找出适用于自己的发展方略。管理不仅需要制度支撑，更需要以人为本、以德治企，两者并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真正做好管理。

参考文献：

1、《管理学》 周三多

2、《东方的管理智慧》

黎红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