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点法律案件

最近热点法律案件（共6篇）

篇1：最近热点法律案件

最近3起典型案件

近日，广州市纪委对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党委书记、局长梁建清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鉴于梁建清涉嫌构成犯罪，已将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同时，市纪委还通报了此前查处的番禺区副区长龚汉坤，广州燃料集团前董事长、总经理程樵佳的基本案情。

市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梅河清指出，2014年以来，市纪委坚持突出主业，严肃查处了一批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继续收受财物的领导干部，上述三起案件就很典型。除梁建清外，龚汉坤、程樵佳也已移送司法机关进一步处理。

梁建清

2011年曾因涉违法占地案被记大过

据通报，2003年4月至2011年2月，梁建清在担任从化市市长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为私营企业老板谋取利益，并先后收受他人贿送的巨额现金。直至2014年春节期间，仍2次收受广州市某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林某贿送的现金，还收受广州某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某贿送的现金。据市质监局网站显示，梁建清生于1961年10月，东莞人。华南工学院毕业，本科学历。曾先后任从化市政府副秘书长、副市长，从化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11年2月，梁建清被任命为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党委书记、局长。

公开渠道可查的梁建清最后一次露面是今年4月2日，接待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调研组一行。

记者了解到，梁建清曾在“土地”问题上栽过跟头。据新华社报道，2011年7月11日，国土部通报了当年一季度挂牌督办案件处理情况。其中，在广州流溪香雪国际企业有限公司违法占地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案中，广州流溪香雪国际企业有限公司违法占地，违反国务院办公厅有关规定建设高尔夫球场。当时，广州市纪检监察机关给予从化市政府原市长梁建清行政记大过处分。

龚汉坤（原番禺区副区长）

通过“土地”受贿 加油卡也收

据通报，2002年至2013年，龚汉坤在担任番禺镇、街领导，以及番禺区副区长、大学城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取得土地所有权、改变土地性质及容积率、工作调动等提供帮助，并收受他人巨额贿赂。直至2014年初，龚汉坤为广州某企业陈某经商办企业提供帮助，仍收受企业老板陈某贿送的加油卡。

据公开信息显示，龚汉坤生于1966年3月，广州番禺人，大学毕业，1984年11月参加工作。曾先后任番禺石碁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市桥街道党工委书记，番禺区委委员、副区长，广州大学城管理委员会主任，小谷围街道党工委书记。

程樵佳（广州燃料集团原董事长）为人煤炭购销行方便收巨额款物

据通报，2005年年初至2012年10月间，程樵佳在担任广州市煤建公司总经理、广州市燃料集团常务副总经理、董事长、总经理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所请托的物业租赁和煤炭购销提供帮助，先后多次伙同亲戚收受他人贿送的巨额款物。直至2014年春节期间，程樵佳伙同亲戚，仍2次收受燃料集团所属物业承租人叶某所送的现金。

据广州燃料集团官网资料显示，程樵佳生于1952年10月，研究生学历。在燃料集团主管过生产、经营、财务、监察审计、劳资、人事、企管、行政等工作。

篇2：最近热点法律案件

关键词：新闻热点,法学教育,社会参与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各种即时讯息传播途径的兴起和普及, 使得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更为便捷和迅速。在这一过程中, 具有开阔思维和鲜明个性的大学生正成为互联网重要的受众对象和参与主体譹) , 特别是伴随着高校网络建设的推进和手机的普及, 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部分。[1]

一、时事新闻的特性及其对法学教育的作用

所谓时事新闻, 简言之即社会新近发生之事。就特点来看, 时事新闻具有公开性、真实性、及时性和交互性的特性。随着新闻媒介传播途径的发展, 时事新闻正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 一些案件经过新闻媒体的传播能迅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并被进一步转发和评论, 成为社会热点案件。如发生在西安的药家鑫案、云南的李昌奎案、湖南的唐慧案等。现代网络裂变式的传播模式使得新闻热点案件出现的频率、影响的范围大大提高。高校法学专业学生也表现出了对新闻热点案件较强的专业敏感性和关注度, 并尝试以已知理论联系实际, 成为传播和评论新闻热点案件的重要参与者。

新闻热点案件的课堂嵌入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传统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 “教师讲什么, 学生听什么, 并以学生是否全盘接受课堂书本知识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水平的主要标准。”[2]可以说, 书本就是传统教学的中心, 而抽象、枯燥的书本内容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 有的学者围绕教材编辑出版了专门的案例教材, 也有的学者将案例编入课本, 但无论是专门的案例教材还是编入案例的课本, 为了追求案例与所授内容的针对性, 都不免囿于案例内容单一性和陈旧性, 有的甚至是抽象编写案例, 使得案例失真。因此, 以传统案例引入法学教学仍然不能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基于此, 以学生实际关心的时事案例入手拉近了学生与法学理论的距离, 能迅速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并在学习法学理论的同时, 联系实践进行分析, 进而熟练掌握相关知识。

新闻热点案件的课堂嵌入能提升学生的法律技能。首先, 可以锻炼学生的法律思维技能。其通过典型案件的呈现, 使学生置身于真实的法律关系中, 通过拟制法律角色, 在分析、推理法律事实与证据的同时, 深化对法律精神、法律原则及刑法知识的理解。在这一过程, 学生“像律师一样思维”、“像法官一样思维”或“像检察官一样思维”的技能得到实践锻炼。其次, 可以锻炼学生的法律分析技能。在案例的分析过程中, 学生需要对案件的事实、情节进行详细了解, 对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整理, 在此基础上, 运用法律思维, 借助所学的法学理论知识, 对相关事实材料进行辨析, 并解决案件中的具体法律问题。最后, 可以锻炼学生的法律操作技能。通过案件的跟踪关注, 能够使学生更真切地了解法律运作的程序, 熟悉法律操作的方法, 并能锻炼法律用语的表达能力。

新闻热点案件的课堂嵌入能引导学生的理性参与。网络缩短了大学学生与社会的距离, 在面对社会热点案件时, 大学生有强烈的参与愿望和热情。然而, 囿于偏重理论化和学术化的课堂教学, 学生运用法学理论分析实际案例的能力缺乏锻炼, 使得青年人在参与评论和传播热点案件时, 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 愿望强烈而能力不足, 甚至会发表一些与随意、过激的言论。因此, 在课堂上引入社会热点案例, 加以教师的专业分析和理性引导, 既增强了学生的法学专业知识, 又强化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二、新闻热点案件嵌入法学课堂的原则

如上所述, 虽然新闻热点案件嵌入法学课堂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但面对信息社会纷繁多样的新闻热点, 如果不加选择的引入法学课堂势必会适得其反。结合刑事法课程的课堂教学, 本文认为在筛选新闻热点案件时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及时性。新闻热点案件引入法学课堂教学贵在其新, 能激起学生的求知欲。这便要求在信息化社会中, 面对日益接受各种各类最新信息的学生, 教师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而应当及时浏览各主要媒体的信息头条, 筛选适合教学的新闻热点, 及时引入课堂教学, 从而拉近法学和社会的距离, 强化了学生对法学实践功能的认知。如在犯罪心理学的教学过程中, 某报报道了北大法学院前学生会主席盗窃获刑的案件, 并被各大媒体转载传播, 引起了在校大学生和社会的极大关注。对此可及时引入课堂教学, 结合犯罪心理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案件当事人的经历进行分析, 加深学生对案件的认知和反思。

二是典型性。即要求所选取的新闻案件应具有代表性, 能引起一定的社会关注, 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教师将案件串入课堂教学, 既能反映所需讲授的法学理论知识, 并能由此及彼, 举一反三, 在学习讨论案例的过程, 还能促使学生的延伸思考。如发生在2013年的复旦投毒案, 在新闻报道后教师即可将此案件结合刑法学探讨故意杀人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区别, 结合犯罪学探讨大学生犯罪的现状及原因, 通过分析其犯罪心理, 使大学生在掌握法学理论知识的同时, 也为其以后行为提供反思和警醒。需要注意的是, 在选取典型案件时要避免一味地讲求新闻效应, 而去迎合学生的猎奇心理, 特别是对于某些新闻媒体对某些案件血腥的过度描写或者是未加证实的道听途说应当慎重选择。

三是适宜性。即要求选入课堂的热点案件应紧扣课堂教学的内容和形式, 适宜教师讲授和学生讨论。这便要求所选案件应紧密结合课堂教学内容, 案情恰当, 难度适宜, 简洁明了, 宜于介绍。对此, 教师应避免不切内容的一味追求新奇, 特别是进行不切合法学理论的空谈, 不仅不能增强学生学习法学的兴趣, 提升学生的法学知识水平, 反而会使学生产生厌烦心理, 对待案件产生非理性情绪。同时, 教师还要注意提炼新闻热点案例的主要案情、发展经过和社会反应, 避免介绍案情冗长繁杂, 浪费时间。

四是适度性。虽然新闻热点案件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但在课堂中过多的介绍案例同样会使学生产生听觉疲劳, 特别是过多同类案件的介绍, 必然会喧宾夺主, 影响对法学专业知识重点的突出和理解。因此, 在法学课堂教学中, 引入新闻热点案件一定要适度, 以便突出法学教学的重点, 且适度引入案件, 可以留出时间组织学生参与讨论和分析, 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 教师也能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 进而突破学生理解上的难点。

三、新闻热点案件嵌入法学课堂的应用

恰当的新闻热点案件仅是激发学生兴趣的链接点, 真正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需要对热点案件的深入分析, 需要对案例课堂教学的良好设计。一般而言, 在组织课堂时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案件的呈现阶段, 即教师通过各种途径将案例呈现给学生, 以使学生更充分地了解案情, 准备资料。如教师可以事先将案情简介材料分发给学生, 或者是在课堂上通过口述向学生简介案情, 或者是在教学中通过多媒体、音像等向学生播放案例等。其次是围绕案件的分析、讨论阶段。对于案例中的疑难理论问题, 学生可以各抒己见, 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或者可以评价其他学生的观点, 或者可以就某一问题展开辩论, 以明辨思维、深化认识。再次是总结评述阶段。针对学生的讨论内容, 教师应及时进行评述, 总结相关的讨论要点, 评述讨论过程中的亮点及不足之处, 以引导学生进一步的理论升华。在此过程中, 应注意以下几点:

教师引导与学生自主相结合。在开展案例教学前, 教师应及时收集最新发生的社会热点案件的资料, 包括案件起因、案情经过、司法进展、社会反应等, 把握案件的全面情况, 以便学生对案件有一个全面认知。但是, 教师应避免越俎代庖, 直接给案件下结论。而应围绕案件, 调动学生的参与, 让学生各抒己见, 充分讨论, 使学生成为案例学习的主体, 既使学生法律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得到锻炼, 也使教师发现学生认识上的困惑与不足, 进而更好地进行引导。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除了要指导学生掌握法学理论知识, 还要引导学生进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动态跟踪与全面贯通相结合。基于选取的新闻热点案件可能尚未审理或尚未判决, 教师在对案件进行分析时只能是基于现有或者假设的信息。因此, 为了使学生更全面的了解和分析某案件, 教师应坚持对案件的跟踪关注, 并及时传达给学生, 包括案件当事人的最新诉求、社会公众的反应、司法程序的进展等, 使案件成为一个“活”的案例。[3]通过对案件的动态跟进和深入讨论, 能加深学生对法学理论的理解, 提高理论知识的运用水平, 并养成法律人逻辑思维和理性参与的职业素养。同时, 以社会热点案件为原点, 教师在深化学生对本课程知识认识的同时, 还应注重引导学生学会融会贯通, 由此及彼。如上述北大法学院前学生会主席盗窃获刑案在引入课堂时, 教师可组织学生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刑法教学可探讨其犯罪构成, 犯罪学可深挖其犯罪原因, 犯罪心理学可解析其犯罪心理形成, 但教师不宜孤立地割裂学科讨论, 而应贯通起来多角度对案件认识进行引导, 以点带面, 全面分析。这样既深化了学生对法学理论知识的体系认识, 也有利于对学生的品德教育和人格养成。

课堂教学与课外互动相结合。课堂是开展教学、讲授知识的主要阵地, 教师应充分把握好课堂时间, 总体掌控课堂安排, 选择合适时间引入案例, 并有序地组织学生参与和讨论, 进而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理论。在此过程中, 教师可结合案件开展情境教学, 组织学生分饰不同的职业角色, 如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等, 通过情境加角色使学生从平面、纸面接触法律转向立体运用法律去解决社会问题, 在巩固法学知识的同时, 提升了法学职业素养。[4]同时, 基于网络时代信息和沟通渠道的多样化, 以及社会热点案件动态发展的特性, 教师还应充分重视与学生课下的互动。教师可通过QQ、微博、微信等沟通平台, 向学生及时提供案件发展的最新信息, 组织学生进行课下的互动交流, 并就学生存在的疑问进行解答, 以期加深学生的理解。

参考文献

[1]肖立新, 陈新亮, 张晓星.大学生网络素养现状及其培育途径[J].教育与职业.2014 (3) :178.

[2]郭成伟.法学教育的现状与未来[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55.

[3]黄娅莉.法学专业教育引入社会热点案件刍议[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2 (6) :183.

篇3：最近热点法律案件

这一事件可以说是当时一种存在已久的社会矛盾的爆发，因此迅速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产生了“极其尖锐并且经常是情绪激昂的评论”，“每个人都对戈茨枪击的是与非有一番高见”。有些人对地铁中经常发生的黑人混混滋事早有不满，把戈茨奉为“地铁义警”，对他开枪表示理解和支持，也有人反对戈茨的暴力行为。

戈茨于案发后第9天向警局自首，法律审判迅速主导了对此事件的评价，并成为各方关注的中心议题。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刑法学教授弗莱切(Fletcher)所著的《A Crime of Self-defense》(中译本《地铁里的枪声：正当防卫还是持枪杀人》，陈绪刚、范文洁译，北京大学诎版社2007年6月版，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页码)作为一份关于此事件的重要法律分析文献，给对美国司法制度有兴趣的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

这本书主要是弗莱切根据自己参与庭审的过程，并结合将近1万页的法庭记录写出的，详细讨论了可能对戈茨定罪与否造成影响的各个相关的法律要点。本案判决对美国刑法正当防卫标准的演化有着深远影响，这里笔者主要想说说对美国的司法制度“冷静”处理这样一个高度吸引眼球、民情鼎沸的案件的感想。

法律问题的分解、具体化和案件处理的非情绪化、非主观化

有些法律知识的人大都能判断，该案关键在于戈茨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人杀人。但如何做出这个判断，则要比很多人预期的复杂得多。例如，戈茨之前曾遭遇过抢劫的经历对他的心理造成了何等影响，那些黑人青年对他说的两遍“给我5美元”应如何理解，戈茨开的第5枪和前4枪之间有无停顿，开第5枪之前是否对中枪者说过什么，那个中枪者当时是站着还是坐着等等，都对庭审中判断戈茨有罪与否有重要影响。而且这里的“有罪”和“无罪”也不是一个笼统的定性。在美国的刑事审判中，一名被告被控诉的罪名通常很多，因为如果陪审团认为重罪不成立，就必须继续考虑轻罪是否成立。戈茨案陪审团最后要回答戈茨是否构成13种重罪名加5种轻罪名的问题(第216页)。也就是说，法律不是在抽象地问这个人是不是坏人，做没做坏事，而是把被考量的行为对照着一张复杂的坐标图进行仔细的比较。对事件的评论被具体化为一个细致的技术问题，每一个维度都需要用法律的游标卡尺慢慢测量。在这里，重要的是如何按照既定、统一，因而显得有些冷冰冰的技术性的法律规则推导出结论。在此过程中，每一个有血有肉的参与者固然都会有自己的看法甚至偏见，但当他们参与做出作为社会整体的、正式的评价即法律评价时，每个参与法律流程的操作和决定的人：法官、公诉人、律师、陪审团成员，都必须压抑、克制自己的情感，只是依据规则办事。

这里值得多讲几句的是非法律职业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在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的本意是让陪审团作为社会公众常识的代表，来确认诉讼一方提供的证据是否已经足以支持他们所提出的主张。因此，通常陪审团被认为有很大自由来决定作出判断，甚至有所谓可以“不遵守法律”的权利，即罔顾案情和法律规定，而宣布被告有罪或无罪(对此的分析详见183页以下)。但实际上，陪审团仍然是存在于法律的“枷锁”中。

首先，控辩双方都有权在候选人中排除若干对案情有强烈倾向人，以尽可能地挑选出双方都认可的、立场公正的陪审员。候选陪审员如果隐瞒自己的观点倾向，则类似于作伪证，属违法行为(详见第5章)。

其次，在审理过程中，陪审员不一定会看到所有证据，例如有的证据与案情相关性甚小，又刺激性较大(如当事人在别的场合做过骇人听闻的事情)，如果提供给陪审团，则很容易导致这些普通人在感情冲动之下做出不当判断。故而在庭审中，陪审团时常会被请出庭外，而由公诉人、律师在法官主持下，通过辩论来决定这部分证据是否可以或有必要出示给陪审团(详见第8章)。

再次，在审理过程中，陪审员不得通过读报、看电视等途径了解外界对案情的评判，也不得彼此讨论案情。在最后的陪审团讨论和裁决阶段中，他们也会被隔离，直到最后达成判断。

最后，法官会按照法律，对陪审团做出各种详细和复杂的指示，诸如在对被告的各项指控中，区分罪与非罪的法律标准是什么。也就是说，虽然陪审团的原理是让普通人依靠常理来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越界，但如何在法律疆域内认清这个“界”的位置还是要由法官来指引。如果初审法院法官由于智识不足、疏忽或私心等方面的原因而指示不当，陪审团的裁决结果可能会被上诉法院驳回。

总之，陪审员被要求扮演的是一个理性的、客观的对具体的案件事情和法律标准作出认辨的角色。在审判中，法律的解剖刀会把任何一起使人血脉贲张，贩夫走卒有口皆评的案件，分化为一个个各自分离的“问题”，再让人们用法律的显微镜来分别进行观察。这使得善与恶的影像在很大程度上能被分解、淡化，让人更多地经过大脑思维，而非在肾上腺素激发下给出答案。

但与此同时，被法律解剖刀割开独立操作的问题仍然是经脉相连的。当它们被一一解决后，仍然能通过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论证过程，组合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参与诉讼活动的各方在一次次交锋中，使论争点逐渐明确，从而为得出最后结论打下基础。在这样的运作中，各方都很难用含混其词的办法，笼统地“走过场”之后给出早就预定的结论。而司法者没有了“葫芦僧断判葫芦案”的空间，公众也就把注意力从被告的亲属是否是高官等背景问题上转移出来。

对案件进行具体解剖的环境要件

当然，要把一起持枪击伤四个人，并且似乎关涉种族冲突的血案解构为一个个冷静的法律问题，并不容易，这需要必要的社会环境条件。

首先要有能充分容纳各方张力的法庭秩序。

和不少电影表现的法庭论战中的潇洒轻松不同，大部分真实法律诉讼对各方都是一个极为艰苦的智力和体力劳作过程。1984年年底，戈茨就已经归案。但一直到1987年6月，本案才得以判决。将近1万页的法庭笔录记录了公诉人和律师之间进行的无数次攻防。控辩双方走马灯似地传唤有利于己方观点的各色证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编织构筑纷繁复杂的论证体系；向对方传唤的证人百般盘问诘难；并就何种证据可以出示给陪审团，应该以何种措辞向陪审团说明某个法律问题等，进行了数百次口干舌燥、筋疲力尽的论战。

这里面有很多富于戏剧性的场景。例如庭审中，律师要求让陪审团参观作为案发现场的纽约地铁，并专门请人在

法庭中用带子框出地铁车厢大的范围，并找来五个人演示当时的场景(第152页)，从而有力地诠释了戈茨面对威胁时可能感受。而公诉人也曾在庭上穿着被枪击者的血衣展示给陪审团(第210～212页)。这既体现了控辩双方的巨大努力，同时也表明法官为了发现事实，给予当事人公正审判，给予了各方充分的论辩空间(想想国内不少法庭，往往律师想让屁股离开椅子都很难)，让人把所要表达的内容尽可能“讲个清楚?

另：外有趣的一点是，法庭记录还忠实地记下了公诉人对法官的抱怨和律师与法官的口角。尽管控辩双方都必须也确实对法官高度尊重，但基于职业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他们不会对法官唯唯诺诺，司法制度的公开透明也令他们不必担心法官的事后刁难。事实上，任何一个法庭指示都会在日后得到各界的评点和批判。

第二，需要陪审员对法治的信仰与责任。

这本书第10章中通过对陪审员的事后采访，展现了陪审员决案的过程，颇具研究价值。虽然没有电影《十二怒汉》那样曲折、惊心动魄，也有很强的可读性。例如对于一项并非庭审辩论热点的罪名指控，陪审员们通过严肃的讨论、推理，给出了出人意料的结论(第217～224页)。这实际上也是美国司法运作中的常态。正是作为普通公民的陪审员对法治的信仰与自觉，让怀疑者看起来摇摇欲坠的陪审制度始终能在英美法系国家得以始终挺立。

第三，需要人民对于法律思维的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是一个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但在庭审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超出枪击案本身的宏大叙事。如尽管戈茨本人的政治信念是公民可以自由持枪，但律师从来没有通过渲染这种观点为戈茨非法持枪辩护。又如公诉人在最后结词时说的，像戈茨这样遇到危险就要拔枪的人，应该搬出纽约等等，比较过分的话，由于“跨越了有关个人权利的心理分析和辩论的界限”而招致了一些陪审员的不满(第214～215页)。这与其说反映了个别人的行为偏好，不如说是社会成员对此类事件处理模式的基本态度。陪审团的设置原理和遴选机制确保了它能够代表一般民意，尽管陪审员的个人情感、律师公诉人的表述能力高下等随机因素仍然多少会发生一定的作用，但在这个案件中，陪审团就是依法行使权力：在法律流程中不作过分引申，特别是不作道德善恶之争，而是就事论事，看细节，看法律，尊重通过具体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

最后，要有完善发达的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体系。

普通人(包括对某特定法律领域而言的“外行律师”)评论案件，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训练，往往会忽视案情的细节，而是宏观上凭感觉和日常经验说谁好谁坏。但事实上，不同的案件“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当事人种种不经意的举动，实际上往往在法律解读中意味深长，既可能反映了当事人主观心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其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的不同。所以，能不能精确地观测、评估这些具体情节，是一国法律水平发达与否的表现。西谚有云，“法律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只有拥有丰富的词汇，才能对其中的差异做出精确区分，否则人们就只能回到运用模糊的道德话语的老路上去。例如，美国的非法持枪罪至少分四级，而在中国刑法中统统纳入一种，这自然使得对此问题的法律分析空间变得简陋。而此案中，“紧急避险”理论被用来当作对戈茨非法持枪的正当化理由，也超出了笔者大学时读的普通刑法教科书对该理论的论述深度。

中国也需要一本《地铁里的枪声》

虽然本文对此案的审理过程颇为推许，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就无比正确。本案中，由于戈茨被控的几项主要罪名被认为不成立，导致了黑人团体的抱怨。但刑事诉讼本身的对抗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令各方同时满意。本文主要想指出的是，相比之下，美国的这种处理方法还是值得借鉴的，“司法制度成功的把公众的激情从报复行为导入法律辩论的领域”(第260页)。

近年来，中国出现的一些成为社会热点的刑事案件，本来都不是不可破解的谜团，却往往只是以“正义与邪恶之战”的状态载入人们的记忆。而因此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当事人，还有法律和我们对社会秩序的信心与安全感。把进入司法流程的问题予以法律化、具体化、客观化、技术化，同时做到程序的公开、透明，是消除各种公众关注的敏感案件所可能造成的社会不安与猜疑的基本途径。如果中国也能出现类似《地铁里的枪声》这样的对社会热点案件进行冷静法律分析的书籍(特别是基于法庭笔录等权威官方文件做成的)，对社会的和谐与司法的公正一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地铁里的枪声：正当防卫还是持枪杀人》，[美]弗莱切著，陈绪刚、范文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26.00元)

篇4：婚姻家庭案件法律实务

在讲案例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法院处理婚姻家庭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

1.宪法

2.民法通则

3.婚姻法

4.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一）、（二）、（三）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2001年12月27日施行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004年4月1日施行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2011年8月13日施行

5.继承法

6.收养法

7.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所属部门制定的有关规章

8.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有关规定

案例一：为结婚给付的彩礼和嫁妆能否要求返还？

彩礼，在一些地区又称聘礼，是指按照当地习俗，男方在婚前给予女方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财物，表示想与对方缔结婚姻的诚意。彩礼具有严格的针对性，必须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了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给付的，其具有明显的习俗性。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有婚前给付彩礼的风俗，且有的地方给付的数额较大，往往造成男方家庭生活困难，债台高筑，这也为婚后夫妻感情不合埋下了伏笔，也导致大量返还彩礼纠纷的出现。

嫁妆，在实践中一般认为是新娘带给婆家的钱财和物品的总称，这是由女方娘家支付的。这种配送嫁妆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赠与行为。

2004年8月，李某（女）和王某（男）经人介绍相识相恋，2004年11月举行了婚礼，2004年12月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两人婚后无子女，未取得共同财产。因婚后感情不合，男方于2005年4月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就女方家在办理婚礼时陪送的一辆小轿车如何处理以及男方在婚前给付的8万元彩礼是否应该返还达不成一致意见。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嫁妆小轿车归女方所有；男方给付的8万元彩礼不予返还。理由：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0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1）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2）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3）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本案中，当事人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且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给付彩礼是否导致男方生活困难，在实践中举证是非常难的，既要举证证明生活困难的事实，又要举证证明生活困难与给付彩礼之间有因果关系，法院一般都不予采信。故判决男方给付的8万元彩礼不予返还。

为什么嫁妆小轿车判决返还呢？因嫁妆属于赠与行为，在登记结婚前陪送的嫁妆应认定为女方家人对女方的婚前个人赠与。在登记结婚后陪送的嫁妆，女方家人未明确表示是对某方的个人赠与，则应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共同赠与，该嫁妆则应认定为夫妻的共同财产。本案赠与行为发生在登记结婚前，应认为是对女方的个人赠与。

案例二：婚前以一方名义购房，另一方全额出资，结婚不成时，房产应归谁所有？

2008年8月，张某（男）因工作关系认识了李某（女）。相处一段时间后，两人决定结婚，张某遂委托李某在柳州买房。2009年2月，李某看好了一套总价为90万元的新房，告知张某后，张某于2009年3月向李某账户汇入90万元房款。之后，由李某一人办理房屋买卖手续，房产证办在李某个人名下。后双方在此房中同居，并商议2009年10月结婚。后来，李某以性格不合将张某赶出家门，拒绝张某进入该房。张某无奈，于2009年9月起诉要求李某返还房屋。法院经审理判决，房屋归李某所有，由李某向张某返还90万元现金。理由：

本案中虽然张某在李某买房期间支付了全额房款，但房产证办在李某个人的名下，此种情况下，一般都以返还不当得利为由处理较为合适。如果该房在短时间内增值很大，张某也无法得到相应的增值部分，真可谓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因此建议大家，在恋爱期间准备买房的，如果是自己一方全额出资，最好自己亲自参与买房，将房产证办在自己的名下。

篇5：论民事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

关键词：遗赠；意思自治；法律适用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135-02

一、案情简介

本案被告蒋伦芳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某厂职工黄永斌系夫妻关系。但是妻子蒋一直没有生育，后来抱养一子。蒋伦芳因继承父母遗产取得一套房屋的所有权。后来，该房被拆迁，由拆迁单位将位于泸州市的一套住房作为补偿安置给了蒋伦芳，并以蒋个人名义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

1994年，黄认识了张学英，并且与张同居。黄的妻子蒋发现此情况后，加以劝告但无效。1996年底，黄和张租房公开同居，以“夫妻”名义生活，依靠黄的工资及奖金共同居住生活。2000年，黄永斌与蒋伦芳将蒋继承所得的补偿安置房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陈某。2001年2月，黄永斌到医院检查，确认自己是晚期肝癌。原告张学英，以“妻子”身份照顾黄生前的生活。

黄立下遗嘱：“我决定，将依法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一套住房售价的一半，以及手机一部遗留给我的朋友张学英一人所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其负责安葬。”该遗嘱在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得到公证。后来，黄因病去世。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遭到蒋的严厉拒绝。张以蒋侵害其财产权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伦芳按遗嘱履行。

纳溪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以张学英的行为不符合民法公序良俗原则驳回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旁听群众掌声雷动。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张学英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法理分析

（一）法理探讨及法律适用分析

法的三要素包括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概念，其中，法律原则是指法的精神及价值，法律原则是法律适用和法律修改的指导思想，也是进行法律解释的依据。法律的修改解释不得与法律原则相抵触，当具体法律规定与法律原则相冲突时，具体法律规定无效。从大量的司法实例中我们都已经感觉到一部法律的法律原则是多么的重要，当无具体法律依据或者具体法律规定存在问题时，法官援引法律原则依据法律精神进行判案就是一种司法的最高境界，违反原则当然就是违反法律；这是法律原则战胜法律规则的具体体现，尤其当具体规则和法律原则相矛盾的时候，可以用原则否定规则的运用。

但本文认为有原则就有例外，我们不能用原则一概地去否定与此相冲突的所有法律规定，必须结合具体的案情进行全面的权衡，尤其当这种矛盾无法调和时，用原则和具体法律规定都不能公平正义的解决问题时，此时，法官就不能拘泥于法律的规定，而应该充分地利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法律条文具有刚性的特点，所以赋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权是必要的，对于有法理精神的法官是不需要很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的，也不需要太多的法律原则、司法解释等等这些约束法官裁量权的条文[1]。法官仅仅严格执行法律是不能最合理地解决问题的，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有时还需要从道德、人性等其他方面综合考虑，在此基础上依靠法官的经验和智慧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据。法不容情的说法从法理学上来讲肯定是错误的，法官在适用法律的时候不能排除人的因素仅仅依靠法条来解决问题，必须融入人文的因素，但如果这种人的因素被滥用，则又是极其危险的[2]。

总之，成熟的法治一定规则之外有权威，法律应当尊重人情、人性、人伦、常识、常情、常理，法官判案必须是严格的规则之治和自由裁量的结合。

结合以上论述，对于本案，根据婚姻法、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就可以解决。但由于涉及“第三者”的问题，社会舆论对此案给予了高度关注，从而给司法活动带来了压力。最后，法官不得不动用自由裁量权，将民法通则中公序良俗原则拿出来，彻底地推翻了遗嘱的合法性，否定了“第三者”的遗赠人身份。虽然此做法引起了舆论的好评，但在法学界又引起争论，那就是公序良俗原则与遗嘱自由原则发生冲突时，哪一个优先适用的问题。也即是上文提到的两个法律原则问题。

“第三者”这个名词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第三者”被看做丑恶的人。其实，在本案中，通过理性的分析可以发现，真正触犯法律的是黄永彬本人，而并非“第三者”，正是由于他的违法行为，造成了他自身家庭问题和“第三者”的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三者”张学英也是受害者。她对黄永彬付出很多，在黄重病时予以守候和照顾，但由于黄自身的违法行为，无法获得黄提供给她的回报。可以说，整个案件中，最应该被批判的是黄永彬。但是，由于黄永彬已经死亡，所以人们将所有的错误都归集到第三者身上，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此时，似乎承认了黄永彬遗嘱的合法性，就等于承认了黄不道德的行为。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推翻其合法性。

但是，如果此逻辑成立，假设，黄永彬之所以出现了婚外恋，是因为其妻子蒋伦芳并未尽到夫妻间应尽到的义务，甚至对其进行了暴力、虐待。而由于种种原因，黄又无法与其离婚，故而出现了出轨的行为。他认识了张学英，张给予了黄比其与蒋在一起更好的生活，出于感激，黄将自己的遗产以遗赠的方式给了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够运用公序良俗原则来对此案进行审判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遗嘱人的意思自治与遗嘱自由该如何保证呢？

世界各国的立法都不存在绝对的遗嘱自由，我国关于遗嘱自由限制的第一条就是遗嘱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然而，当出现了无论将遗产判给任何一方，都是判给了违背了公序良俗的人的情况下，又该作何处理呢？

所以，面对此种司法困境时法官是不能当然地认为违反原则就是违反法律来断案，此时法官应从道德、人性等其他人文因素方面综合考虑，在此基础上依靠法官的经验和智慧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据[3]。对于此案，法官断案时一定要深入案情考虑到张在黄病重时给予的照顾，以及黄出于感激将其遗产遗赠与张的善良初衷，当事人诸如此类私权应当得到法律的充分尊重，最为关键的是不能仅仅因为张学英的“第三者”身份这一外在的形式就剥夺张在法律上接受遗赠的权利。因此，在处理“泸州遗赠案”时，适用公序良俗原则是不严谨的。此外，黄生前的行为虽然是违法的，不道德的，但不道德的行为是否就当然地得到法律的否定，本文认为黄与张非正常的关系并不能否定黄意思自治的遗赠行为，这是两码事，不能将道德和法律混为一谈。本案的判决结果，可以被认为公民的意思自治、遗嘱自由被法官以“公序良俗”原则加以限制和否定，这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极其危险的。

（二）启示

该案判决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但却被很多法律界人士评价为“原则与法条”“道德与法”、“情与法”的冲突，甚至认为这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做出的一起错案。立法者的原意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符合其他形式要件的前提下，遗嘱的内容即使是违反道德乃至违法，只要不涉及上述必须排除的情况，就应认其为合法有效。这种严格依据法条文义的解释对法官来说也是一种风险最小的选择，在一般情况下，法官都会以“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理做出这种选择，这样，即使判决原告胜诉，任何人都不会说这是一起错案。然而，当本案处在泸州民众、乃至全国民众众目睽睽的关注之下时，问题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由此可见，法院在审理此案中，不知要面对着多少当地民众的压力，一方面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民情，另一方面是政治意义上的稳定需要。

对于那些面对民情、政治而审理此案的法官们以及所有的人们，你们是否应当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自问：难道仅仅因为“婚外情”，就可以从法律上限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权利主体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仅仅因为“情妇”的身份，就可以从法律上剥夺其接受财产赠与的权利？法律的理性和现代法治的理念告诉我们民愤不应当主导非道德民事案件的判决，表面上看似不符合道德伦理的案件，必须要经过法官理性的法律梳理，而不是丢弃法律的判断而迎合舆论或者屈服政治压力，非道德的民事权益也应得到法律原则的尊重和保护，这一观念法官应当树立，公民社会也应当树立[4]。

三、结语

首先，通过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此案的结果很明确，即黄永彬遗嘱中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的相关内容无效，但是关于个人财产的相关内容应有效。所以，张学英是能够获得黄永彬遗嘱中属于他个人那一部分的遗产。

其次，法官在面对这样的适用法律的困境时，一定要尊重人情、人性、人伦、常识、常情、常理，法官判案必须是严格的规则之治和自由裁量的结合。法官不能在无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和原则冲突时就不加考虑地适用法律原则来判案。法律原则在解决问题时有很重要的作用，但一定要谨慎适用。

最后，法院在处理到此类有关道德民情的案子时，一方面，一定要正确看待社会舆论和群众意见在法院审判中的作用，对于一些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案子考虑群众的意见和社会后果是必须的，但如果让舆论的压力和群众的意见主导法院的审判则难以实现法律的理性，也会有损于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另一方面，一定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在道德和法律之间有一个理性的区分和权衡，并非所有的以不道德形式表现出来的行为，其背后的权利都要给予法律上的否定，法律原则不应否定所有一切非道德的权益。

参考文献：

[1]何怀弘.伦理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7.

[2]刘武俊.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之路[N].华夏时报，2002-11-13.

[3]郝铁川.道德的法律化[N].检察日报，1999-11-24.

篇6：婚姻家庭案件法律实务（二）

小王与妻子结婚七年，感情一直不是很好，后来他发现妻子与他人有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妻子为此写下保证书。看在孩子的份上，小王原谅了妻子，妻子却一直没有断绝与第三者的联系。后来两人协商离婚，但因房产的具体价格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今年4月，妻子趁小王出差，伪造了他的签名并让人冒充他与买受人签订了售房合同，并到房产局办理了过户手续。房子卖了124万多元，按照当时市价，房子价值130万元左右，小王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法院判决：我国《婚姻法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的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如果买受人为善意取得，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且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小王起诉到法院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法院一般不会支持这一诉讼请求，但小王可以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分割出售所得款项，如果小王妻子处分房屋给小王造成损失的，离婚时可提出赔偿请求，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案例二：一方擅自赠与夫妻共同房产，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小丽是个刚走出校门不久的“90后”女孩，在多次找工作无果的情况下，她意外地结识了有钱有房有车且有家室的50岁的钱先生，二人一见钟情，从此小丽过上了惬意的“小三”生活。半年后，小丽怀孕，钱先生非常高兴，买了一套150平米的房子送给小丽，房产证写了小丽的名字。钱先生的妻子知道后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赠与无效，要求小丽返还房产。

法院认为，钱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并取得该房屋，因此该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处分，判决赠与无效，小丽返还房产。

有人认为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丈夫有一半的权利，对房产的一半有处分权，他赠与小三的房产一半有效，一半无效。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夫妻对房产的共有不是按份共有，而是共同共有，未离婚前此共有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不能认为双方各有一半的权利。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家庭的稳定性越来越差，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当第三者出现的时候，女方应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案例三：夫妻对婚内财产约定的效力如何？

贾某和刘某原系夫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2010年5月，双方就离婚和财产问题进行协商。刘某书写字条一份，内容为“我与贾某由于买房和装修共花费18万元。若因感情不合离婚，我愿意付给对方10万元，两年内还清”。2011年1月，贾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在法院主持下双方同意离婚，但就婚内刘某书写的字条内容是否有效，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在婚内就财产作出约定，包括为以后离婚时财产的分割问题作出约定，只要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当属有效，遂判决刘某履行字条内容。

夫妻对婚内财产约定的效力分对内和对外两种。在对内效力方面，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因此，只要夫妻在财产约定中符合约定的一般条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就是有效的约定，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一经签订，不能轻易反悔。

在对外效力方面，婚姻法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夫妻一方对第三人知道该约定负有举证责任”。对第三人而言，如果婚姻关系当事人约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所得财产为一方个人财产，而第三人明知该约定的，夫妻有关财产的约定对第三人发生法律效力；否则夫妻双方的约定对第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